第二節 《紅樓夢》的美學價值
從美學的高度來評價《紅樓夢》，應該說是王國維在紅學史上獨創性貢獻。評論《紅樓夢》的人很多，王國維提出了新的問題：這部著作的美學價值何在？王國維的回答是：《紅樓夢》的悲劇美。
王國維從一開始就是一位深沉的學者，所以，應該認真地探討他的學術用心。王國維評論《紅樓夢》美學價值的出發點，十分清楚，是希望借推崇這部偉大小說，改變“吾國人之精神”。他指出：“吾國人之精神，世間的也，樂天的也，故代表其精神之戲曲小說，無往而不著此樂天之色彩：始於悲者終於歡，始於離者終於合，始於困者終於亨；非是而欲饜閱者之心，難矣！”他的論證分二步。第一步是說明諸如《牡丹亭》之返魂，《長生殿》之重圓，這是大團圓主義之作，就以《紅樓夢》而言，有《紅樓複夢》等續書，走大團圓之路，又有《兒女英雄傳》這樣的作品背離《紅樓夢》之精神。第二步，他指出“具有解脫之精神者，僅有《桃花扇》與《紅樓夢》耳”。可是《紅樓夢》與《桃花扇》相比，又高一籌。因為“桃花扇》之解脫，他律的也”。從《桃花扇》的結局看，雖然打破了傳統的大團圓的俗套：李香君與侯方域最後都逃到棲霞山，因清兵南下，明朝滅亡，兩人意外相會。正當互吐衷腸纏纏綿綿之時，張道士喝道：“嗬呸！兩個癡蟲，你看國在那裏，家在那裏，君在那裏，父在那裏，偏是這點花月情根，割他不斷麽？”於是，兩人“如夢忽醒”，拋卻塵緣，雙雙入道。王國維認為這樣的結局缺少藝術上的令人信服的力量。“桃花扇》之解脫，非真解脫也：滄桑之變，目擊之而身曆之，不能自悟，而悟於張道士之一言；且以曆數千裏，冒不測之險，投縲絏之中，所索之女子，才得一麵，而以道士之言，一朝而舍之，自非三尺童子，其誰信之哉？”所以，王國維認為這樣的安排是“他律的”。用現代的話來說，人物的主要行為，不能從性格發展上得到說明。賈寶玉遁入空門，卻是“自律的”，即為他整個性格發展所決定的。《桃花扇》有這樣“他律的”結局，尚為當時不少文人所不滿，所以就有大團圓結局的《南桃花扇》出現。我們從王國維將《紅樓夢》與《桃花扇》對比中，可以看出他對文學價值的追求。他認為：“桃花扇》，政治的也，國民的也，曆史的也；《紅樓夢》，哲學的也，宇宙的也，文學的也。”因為《桃花扇》“寫故國之感”，隻有《紅樓夢》“以描寫人生為事”。從此可見，王國維注意在文學曆史的發展中考察並確定《紅樓夢》的價值和地位。
《紅樓夢》的美學價值，在於它是“徹頭徹尾之悲劇也”。因為“此書中之人有與生活之欲相關係者，無不與苦痛相終始……”這個結論顯然受叔本華的影響。王國維在《叔本華與尼采》一文中引過叔本華《作為意誌和表象的世界》一書的結論：“今有一物焉，超乎一切變化關係之外，而為現象之內容，無以名之，名之曰‘實念’。問此實念之知識為何？曰：‘美術是已。’夫美術者，實以靜觀中所得之實念，寓諸一物焉而再現之。”據商務印書館1982年版由石衝白據德文本譯出的文字，王譯本的“實念”改譯成“理念”，王譯本的“美術”，改譯成“藝術”，王譯本的“靜觀”改成了“純粹觀審”。這裏的“靜觀”或“純粹觀審”，按叔本華的觀點，是天才的本領；按王國維以後的理論上的發展，與他主張的“無我之境”有聯係。叔本華說：“完全浸沉於對象的純粹觀審才能掌握理念，而天才的本質就在於進行這種觀審的卓越能力。這種觀審既要求完全忘記自己的本人和本人的關係，那麽，天才的性能就不是別的而是最完美的客觀性，也就是精神的客觀方向，和主觀的，指向本人亦即指向意誌的方向相反。因此，天才的性能就是立於純粹直觀地位的本領，在直觀中遺忘自己，而使原來服務於意誌的認識現在擺脫這種勞役，即是說完全不在自己的興趣，意欲和目的上著眼，從而一時完全撤銷了自己的人格，以便（在撤銷人格後）剩了為認識著的純粹主體，明亮的世界眼。”這一段話被王國維引用來說明如何讀《紅樓夢》，如何從理論上把握它的主旨，也可以說是王國維所遵循的理論原則。上麵引文中的“世界眼”，王國維譯為“天眼”，這也是他經常運用的概念。
在不同的藝術門類中，叔本華最推重悲劇。王國維論述《紅樓夢》的悲劇美，意味著推崇這部著作是具有最高美學價值的著作。總的說來，悲劇要寫出一種巨大的不幸。進一步說，由於悲劇中造成不幸的原因不同，可以分為過失的悲劇、命運的悲劇和人生的悲劇。人生的悲劇最有力量。因為，《紅樓夢》寫的是“通常之道德，通常之人情，通常之境遇”，所以讀者易於溝通，易於受到感染。這類悲劇“彼示人生最大之不幸，非例外之事，而人生之所固有故也”。命運的悲劇總有命中注定的趨向，過失的悲劇總有造成過失的偶然的因素，如《紅樓夢》那樣的人生的悲劇，“由普通之人物，普通之境遇，逼之不得不如是；彼等明知其害，交施之而交受之，各加以力而各不任其咎”。這裏將《紅樓夢》悲劇感染力的原因揭示出來了。王國維從分析具體作品出發，認為人們對不幸的愛情更容易產生同情心。因為，本來男女之間的愛情是存乎人們的本性之中的，而如今這樣的愛情卻受到封建倫理關係的扼殺，使主人公陷於更深的痛苦。讀者會由此產生大的同情，這樣的藝術感受，“凡稍有審美的嗜好者，無人不經驗之也”。
王國維藝術視野的開闊，還在於重視將《紅樓夢》與世界上的名著作比較。他著重將歌德的《浮士德》與《紅樓夢》進行比較研究。他認為，這兩部著作都具有深刻的悲劇美，堪稱東西方文學之冠。他說：“夫歐洲近世之文學中，所以推格代（現譯歌德——作者注）之《法斯德》（現譯《浮士德》——作者注）為第一者，以其描寫博士法斯德之苦痛，及其解脫之途徑，最為精切故也。”他進一步揭示了這兩本書又有不同的特色，“法斯德的苦痛，天才之苦痛；寶玉之苦痛，人人所有的苦痛也。其存於人之根柢者為獨深，而其希救濟也為尤切。”通過比較，他指出《紅樓夢》是著重描寫普通人痛苦的作品，易於引起更多的普通人的共鳴。
正是從這裏出發，他讚揚《紅樓夢》在寫普通人物方麵的成就，說明《紅樓夢》能“示人生之真相”，就能“感發人之情緒而高上之”。這種藝術的感染力，給人以美的享受，能起到藝術對人的精神世界的“淨化”作用。這是他根據亞裏斯多德《詩學》悲劇理論中提出的“淨化”說（王國維譯為“洗滌”說）提出來的。由此可以看出，王國維並不完全否定藝術應有社會作用。當然，他認為根本的作用是“解脫”，這又走入叔本華的圈子裏去了。
王國維從一開始就是一位深沉的學者，所以，應該認真地探討他的學術用心。王國維評論《紅樓夢》美學價值的出發點，十分清楚，是希望借推崇這部偉大小說，改變“吾國人之精神”。他指出：“吾國人之精神，世間的也，樂天的也，故代表其精神之戲曲小說，無往而不著此樂天之色彩：始於悲者終於歡，始於離者終於合，始於困者終於亨；非是而欲饜閱者之心，難矣！”他的論證分二步。第一步是說明諸如《牡丹亭》之返魂，《長生殿》之重圓，這是大團圓主義之作，就以《紅樓夢》而言，有《紅樓複夢》等續書，走大團圓之路，又有《兒女英雄傳》這樣的作品背離《紅樓夢》之精神。第二步，他指出“具有解脫之精神者，僅有《桃花扇》與《紅樓夢》耳”。可是《紅樓夢》與《桃花扇》相比，又高一籌。因為“桃花扇》之解脫，他律的也”。從《桃花扇》的結局看，雖然打破了傳統的大團圓的俗套：李香君與侯方域最後都逃到棲霞山，因清兵南下，明朝滅亡，兩人意外相會。正當互吐衷腸纏纏綿綿之時，張道士喝道：“嗬呸！兩個癡蟲，你看國在那裏，家在那裏，君在那裏，父在那裏，偏是這點花月情根，割他不斷麽？”於是，兩人“如夢忽醒”，拋卻塵緣，雙雙入道。王國維認為這樣的結局缺少藝術上的令人信服的力量。“桃花扇》之解脫，非真解脫也：滄桑之變，目擊之而身曆之，不能自悟，而悟於張道士之一言；且以曆數千裏，冒不測之險，投縲絏之中，所索之女子，才得一麵，而以道士之言，一朝而舍之，自非三尺童子，其誰信之哉？”所以，王國維認為這樣的安排是“他律的”。用現代的話來說，人物的主要行為，不能從性格發展上得到說明。賈寶玉遁入空門，卻是“自律的”，即為他整個性格發展所決定的。《桃花扇》有這樣“他律的”結局，尚為當時不少文人所不滿，所以就有大團圓結局的《南桃花扇》出現。我們從王國維將《紅樓夢》與《桃花扇》對比中，可以看出他對文學價值的追求。他認為：“桃花扇》，政治的也，國民的也，曆史的也；《紅樓夢》，哲學的也，宇宙的也，文學的也。”因為《桃花扇》“寫故國之感”，隻有《紅樓夢》“以描寫人生為事”。從此可見，王國維注意在文學曆史的發展中考察並確定《紅樓夢》的價值和地位。
《紅樓夢》的美學價值，在於它是“徹頭徹尾之悲劇也”。因為“此書中之人有與生活之欲相關係者，無不與苦痛相終始……”這個結論顯然受叔本華的影響。王國維在《叔本華與尼采》一文中引過叔本華《作為意誌和表象的世界》一書的結論：“今有一物焉，超乎一切變化關係之外，而為現象之內容，無以名之，名之曰‘實念’。問此實念之知識為何？曰：‘美術是已。’夫美術者，實以靜觀中所得之實念，寓諸一物焉而再現之。”據商務印書館1982年版由石衝白據德文本譯出的文字，王譯本的“實念”改譯成“理念”，王譯本的“美術”，改譯成“藝術”，王譯本的“靜觀”改成了“純粹觀審”。這裏的“靜觀”或“純粹觀審”，按叔本華的觀點，是天才的本領；按王國維以後的理論上的發展，與他主張的“無我之境”有聯係。叔本華說：“完全浸沉於對象的純粹觀審才能掌握理念，而天才的本質就在於進行這種觀審的卓越能力。這種觀審既要求完全忘記自己的本人和本人的關係，那麽，天才的性能就不是別的而是最完美的客觀性，也就是精神的客觀方向，和主觀的，指向本人亦即指向意誌的方向相反。因此，天才的性能就是立於純粹直觀地位的本領，在直觀中遺忘自己，而使原來服務於意誌的認識現在擺脫這種勞役，即是說完全不在自己的興趣，意欲和目的上著眼，從而一時完全撤銷了自己的人格，以便（在撤銷人格後）剩了為認識著的純粹主體，明亮的世界眼。”這一段話被王國維引用來說明如何讀《紅樓夢》，如何從理論上把握它的主旨，也可以說是王國維所遵循的理論原則。上麵引文中的“世界眼”，王國維譯為“天眼”，這也是他經常運用的概念。
在不同的藝術門類中，叔本華最推重悲劇。王國維論述《紅樓夢》的悲劇美，意味著推崇這部著作是具有最高美學價值的著作。總的說來，悲劇要寫出一種巨大的不幸。進一步說，由於悲劇中造成不幸的原因不同，可以分為過失的悲劇、命運的悲劇和人生的悲劇。人生的悲劇最有力量。因為，《紅樓夢》寫的是“通常之道德，通常之人情，通常之境遇”，所以讀者易於溝通，易於受到感染。這類悲劇“彼示人生最大之不幸，非例外之事，而人生之所固有故也”。命運的悲劇總有命中注定的趨向，過失的悲劇總有造成過失的偶然的因素，如《紅樓夢》那樣的人生的悲劇，“由普通之人物，普通之境遇，逼之不得不如是；彼等明知其害，交施之而交受之，各加以力而各不任其咎”。這裏將《紅樓夢》悲劇感染力的原因揭示出來了。王國維從分析具體作品出發，認為人們對不幸的愛情更容易產生同情心。因為，本來男女之間的愛情是存乎人們的本性之中的，而如今這樣的愛情卻受到封建倫理關係的扼殺，使主人公陷於更深的痛苦。讀者會由此產生大的同情，這樣的藝術感受，“凡稍有審美的嗜好者，無人不經驗之也”。
王國維藝術視野的開闊，還在於重視將《紅樓夢》與世界上的名著作比較。他著重將歌德的《浮士德》與《紅樓夢》進行比較研究。他認為，這兩部著作都具有深刻的悲劇美，堪稱東西方文學之冠。他說：“夫歐洲近世之文學中，所以推格代（現譯歌德——作者注）之《法斯德》（現譯《浮士德》——作者注）為第一者，以其描寫博士法斯德之苦痛，及其解脫之途徑，最為精切故也。”他進一步揭示了這兩本書又有不同的特色，“法斯德的苦痛，天才之苦痛；寶玉之苦痛，人人所有的苦痛也。其存於人之根柢者為獨深，而其希救濟也為尤切。”通過比較，他指出《紅樓夢》是著重描寫普通人痛苦的作品，易於引起更多的普通人的共鳴。
正是從這裏出發，他讚揚《紅樓夢》在寫普通人物方麵的成就，說明《紅樓夢》能“示人生之真相”，就能“感發人之情緒而高上之”。這種藝術的感染力，給人以美的享受，能起到藝術對人的精神世界的“淨化”作用。這是他根據亞裏斯多德《詩學》悲劇理論中提出的“淨化”說（王國維譯為“洗滌”說）提出來的。由此可以看出，王國維並不完全否定藝術應有社會作用。當然，他認為根本的作用是“解脫”，這又走入叔本華的圈子裏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