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林探賾（第3輯）

第六章 中囯商業史研究概述

　　⊙吳凱雷

　　一、商業史研究與曆史學、經濟學的關係

　　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學習商業已成為熱門。在這種大好形勢下，商業史的研究工作也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視。如何在資料的基礎上，總結經驗，探索規律，“述往事，思來者”，從過去的成敗得失中尋找曆史借鑒，為當前的實際工作服務，這是擺在商業史研究工作者麵前的重大任務，也是所應發揮的重要作用。應該說商業史研究工作隨著客觀的需要，已爭得一定的地位。那麽，在社會科學的領域裏，商業史到底該占什麽樣的地位呢？

　　中國商業史，從曆史科學的角度看，是中國史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是中國史研究的分支和深入。在這方麵材料和觀點的充實，將有利於豐富中國史研究的內容。如果說史學研究總的部署現在應注意專史的研究，則作為專史中的商業史，其研究工作的開展與加強也理應提到日程上來。

　　中國商業史是一門邊緣學科，既與曆史學有關，又與經濟學有關，是兩者的交叉。從經濟學的角度看，商業經濟學是其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而中國商業史是以闡述商業經濟的理論、範疇、規律為任務的商業經濟學的重要“夥伴”。商業史所要研究的是曆史上商品流通、商業發展的過程及其發展的規律性在各具體曆史階段的具體表現。它著眼於過去，注意具體的曆史現象、事件、人物和製度；但由於時過境遷和資料等方麵的局限性。對商品流通的各個業務環節就隻能作大略的、有重點的、可能範圍內的探討。商業經濟學則著眼於現實，需提到理論高度作一般的、綜合性的概括；但其內容又籠括商品流通業務的各個環節，可以對之做比較深入的研究。可以這樣說，商業史著重觀察不同曆史時期商品流通、商業發展的縱斷麵；商業經濟學則著重研究一定曆史時期商品流通、商業發展的橫斷麵。商業史重在曆史事實，研究問題是用曆史分析的方式，有它的具體性；商業經濟學貴在邏輯體係，用的是邏輯分析的方式，以科學的抽象為其特色。商業史為現實的服務一般是間接的；商業經濟學為現實的服務一般是直接的。兩者各有其相對的獨立性，但兩者又是相輔相成、互為補充、不可分離的。

　　二、中國商業史的研究對象

　　中國商業史的研究對象是什麽？其實前麵已有所表述，這裏再點明一下，就是中國商業史是運用曆史資料，去研究、闡明商品流通發展的具體曆史過程和它的發展規律性的一門學科。其內涵有兩點還需作些具體說明。

　　第一，中國商業史是以整個商品流通的曆史現象為研究範圍，而不僅限於對以從事商品流通為專業的商業人員的買賣行為的研究；非商業的商品交換——生產者自己出售產品，也應包括在研究範圍之內。農民貿易，即使是生產者之間或生產者與消費者之間的直接貿易，在商業史的研究中同樣要對其加以關注。手工業者的自銷更應這樣對待，甚至土地、房屋的買賣也有必要進行論述。可以說一部商業史是廣義的商業史，而不是如有些人所理解的狹義的商人（官、私商）史。

　　第二，中國商業史是以曆史上的整個商品流通領域為自己所要開拓的園地，而不僅限於對從事消費品國內貿易的商業部門的活動的研究；對外貿易、生產資料（鐵、木、礦產等）貿易、對市場和商業的管理等也都應包括在商業史的研究視野之內。從這個意義上說，商業史也是廣義的大商業史觀念的商業史。

　　以上是從總體上來說的，實際上由於範圍、角度不同，商業史的研究對象有寬窄、大小之分，不一定每個人都非得以研究總的商業史為目的。在總的商業史的主幹之上，可隨研究目的之不同而產生許多分支。大體說來，商業史，連同主幹和分支，可包括以下10個部分：

　　一是商業通史。商業史以此為主幹。這是按照曆史進程、順序（時期、朝代）分述，而又連接、貫通之，以表明商品流通、商業發展的脈絡和各階段發展的特點的商業史，如中國古代商業史、近代商業史、新中國商業史、包括各時期的全麵的商業通史即是。

　　二是商業史論。按照問題分類，在各個問題下再按照曆史階段，順序展開的“紀事本末體”的寫法；這和前者先分階段，在各階段下再分寫各個問題是兩種不同的體例，一是先縱後橫，一是先橫後縱。

　　三是斷代商業史。其主要表現在古代商業中的進一步劃細上麵，如先秦商業史、秦漢商業史、隋唐商業史、宋代商業史、遼金元商業史、明代商業史、清代可按清王朝（不分前後期）寫一部完整的清代商業史，近代可寫民國商業史。其內容應比通史的各朝代更為深入細致。

　　四是專業史。如國內貿易史、對外貿易史、物資流通史、工商行政管理史、資本主義商業發展史。

　　五是專題史。大如包括各個曆史時期、前後貫穿的，對某一大的或比較大問題的專門性的研究，如商業政策史（還可分細為糧食政策史、鹽政史等）、商業行會史等；對某一曆史時期、某一具體課題、個案的曆史分析，如清代官商、宋代的鈔鹽法的研究、近代的商會史研究等。這是對商業史研究的進一步細劃。專題史與上述的商業史論不同。後者是把作為整體的商業史的若幹問題集中起來，各自按時間次序先後貫穿下去，以從幾個方麵描述商業曆史發展縱的過程的全貌或主要麵貌，而不是隻就一個問題、一個方麵來進行範圍較窄的專題研究。

　　六是民族貿易史。把各地少數民族合起來作為一個總體進行研究，也可以分而細之，對各民族分別進行考察。

　　七是地方商業史。研究一個地區（如蘇鬆杭嘉湖地區、廣東地區、福建地區等）商品經濟、商業發展的曆史，也可以就一個城市（如漢口市等）、一些市鎮（如盛澤鎮等）的商業發展曆史進行研究。

　　八是商幫史。其主要研究封建社會末期（明、清）引人注目的地方性商人集團興衰的曆史，如徽商、山西商、陝西商、山東商、兩湖商、江西商、寧波龍遊商、洞庭商、閩商、廣東商等。商幫史與地方商業史角度不同，一個商幫的足跡可以遍布許多地區，而在一個地區經商的則可包括幾個商幫，兩者應各自進行研究。

　　九是行業史、商品史。在近代商業史中，可做到分行業研究的深細程度，如研究棉布業、百貨業等新興行業的發展曆史；在古代有糧食業、鹽業、茶業、酒業，資料較多（國家管得多），有條件進行某種商品史的單獨的研究。

　　十是企業史。其主要是在近代和當代進行這樣的研究，可以一個企業為研究對象，也可以把同類型的許多企業集中在一起進行考察，研究其經營史上的共同性和各自的經營特色。

　　這10個部分差不多包括了商業史研究的所有對象。由此可見商業史的研究對象不是絕對的、單一的，而是相對的，像一個大圓中間套了許多小圓。開展這10個方麵的全方位、廣角度的係列研究，就把商業史的研究廣度和深度大大拓展了。要繁榮學術研究、發揮商業史學科多方麵的作用，有必要把它的研究對象或是擴大，或是分細，這是一項開拓性的工作。

　　三、商業史研究本身的內容問題

　　從總體上來說，商業史的內容不是狹隘的，應該是“多層次”的。我們一直主張商業史的內容應包括商業發展、商人階層、商業政策和商業思想四個層次，這是從經濟基礎到上層建築研究的一級一級地升華，也可以說，一部商業史實際上是商業發展史、商人史、商業政策史、商業思想史的“四合一”的商業曆史全書。

　　在商業史研究中，對商業發展的研究是最基礎的，舉凡商業發展的水平，商業在城市、鄉村、地區間的發展狀況（及其不平衡性），商業組織的演變（邸店、牙行、貨棧、坐莊、流動商業、大零售商號、行會的產生、商幫的形成、市場形製的變化），對外貿易和民族貿易等，都包羅在這層次之內。

　　商業、商品流通，在不同曆史時期的發展表現了不同的特點：

　　（1）和曆史上整個經濟重心轉移相適應，商業的重心也逐漸南移。這一過程，三國南朝始見先兆，唐後期加快發展，到宋代乃告完成。（2）商業活動先主要在城市中進行，後來農村集市貿易逐漸發展，唐時加快，明清時突出，出現了專業性的市集（如絲市、葉市、豬市等），以至逐漸形成了新興的市鎮（有的更是專業性集散市鎮）；而不是先有農村商業，而後才有城市商業的發展。（3）商業開始時以販運、交流地區間的土特產品，經營統治階級所需要的奢侈品為主要內容，以後隨著商品貨幣經濟的發展，市場商品種類增多，行業分細，為一般人所需要的主要農副產品以及城市手工業所生產的大小商品在整個流通領域地位提高。這種情況的發展在宋代已經顯現。（4）商品交換在農村開始隻是為數不多的、小區域、短距離、產銷直接見麵的餘缺調劑，主要商品遠銷於農村的隻是少數（如鹽、鐵），後來才有較多種類的商品銷往農村市場。糧食也加入長距離的流轉。到明清時，農村商業也由零星的農副業產品越來越多地轉為專業化的商品生產的大宗貿易，供手工業使用的農產原料（如棉花、絲等）也進入到遠途貿易的行列。（5）商業開始時一般局限於流通領域（且不論役使奴隸進行生產的鹽鐵主），到封建末期（明清時）才逐漸與生產、與自由的雇傭勞動相結合，商人資本以多種形式參與生產過程，如向小生產者預購、訂貨、貸款、當包買商、搞前店後廠，以至投資開廠、開設手工業作坊等。以上所說的這些特點都反映了商業聯係城鄉經濟、聯係生產與消費、促進生產發展的客觀作用在日益增強，並在質的方麵出現了部分變化。

　　商業史首先是要標明商品流通發展的曆史軌跡。如果不能揭示商品流通如何發展的曆史長過程、各發展階段的特點和發展規律性的具體表現，那麽，即使對商業的活躍、市場的繁盛描述得再細也隻是對現象的羅列，對事物的本質認識幫助不大。

　　商品流通主要通過專業商人完成，因此，商人是商業史研究的第二個重要內容，是屬於“生產關係”範疇裏的內容。在奴隸製時代，“工商食官”，商業主要由大貴族以官府的名義壟斷。春秋後期開始，下級貴族和非貴族出身的自由商人興起，與新興地主一起反對舊製度，“工商食官”的壟斷局麵被突破，私商抬頭以至占了上風，許多自由經營的大商人擠入統治階級的行列。隨著時間的推移，經濟實力日盛的富商大賈盤剝農民，兼並土地，投機倒把，放債取利，在侵蝕農業、爭奪農民的問題上與封建國家發生矛盾，因此有的時候也受到官府的一些抑製。但更多的時候他們是與官府勾結，或亦官亦商，“官商分利”。官僚、地主、商人、高利貸者沆瀣一氣，加重了對勞動人民的剝削。商業通有無、調餘缺的重要功能主要由中小商人和商業勞動者擔任。他們是被統治階級，既受富商大賈欺淩，又受封建官府壓迫。封建社會末期，富商大賈中熱衷投資於土地，並依托腐朽的封建政權取得某些經營上的特權，其封建性、寄生性日益濃厚；而另一些大商人則逐漸與生產相結合，直接從事手工業和商品性農業的經營，孕育了資本主義萌芽。在中國商業史中，應該把商人的構成分化、地位轉化、作用變化等情況加以必要的敘述和分析。

　　流通領域裏出現了官民並行的局麵後，官府和商人關係錯綜複雜，在商業利潤的分割上或是相互爭奪，或是相互依傍，這從封建政府采取的政策措施中不時有所體現。有的朝代，官府為解決與商人的矛盾、緩和農民與商人的矛盾，曾對主要商品的流通和生產加強了管理，實行商品的專賣政策，有的還由官府自己經營商業，推行均輸、平準、常平、市易等措施，抑製或打擊了富商大賈的兼並勢力。在不加重農民負擔的情況下增加了財政收入，收入主要用於國家的統一和防禦外患、興修水利等上麵，有利於當時的經濟恢複和增長。特定意義下的抑商政策並不輕視商業的作用，也並不阻礙商業的發展。但有些政治腐敗的曆史時期，舉辦官營商業的目的是從聚斂出發，為統治階級的奢侈浪費和維持其腐朽的統治地位服務，富商大賈備受保護，中小商人的正當營業橫遭限製，消費者負擔加重，生產遭到打擊。由於生產、經濟的發展蒙受不良影響，商業發展受到限製。類型有異，情況各殊。不能認為凡是商業官營都不好，商業私營都好；也不能認為國家一有幹預就不好，一搞經濟自由放任就好，要根據具體情況作具體分析，不可一刀切。

　　商業史把各個時期的商業政策、製度、措施作為一個重要內容研究，對之作曆史的具體分析，指出實行這些政策措施的背景和目的、作用和影響。要“通古今之變”，首先須研究曆史上重要的製度、政策，明其是非，辨其利害。

　　商業政策是一定思想支配下的產物，因此，研究商業史必然觸及商業思想。在曆史上有所謂重農抑商或重本抑末思想。這種思想起源於戰國中後期。當時的用意有兩個：一是要求抑製富商大賈勢力過分膨脹，把經濟收入集中於封建國家；二是要求抑製中小商人，限製工商業從業人員過多增加，阻遏棄農經商傾向片麵的發展。抑商思想在決策機構所曾占過的主導地位不是一成不變的。在西漢桑弘羊時，重農抑商思想其實已經變成農商並重、本末俱利的思想；東漢時思想界的王符認為農商之中都各有本末；宋以後反對重本抑末的思想家漸多，認為工商皆本；明代的張居正宣傳“厚商”、“資商”，這與商品經濟發展、資本主義萌芽形成的情況是相適應的。在商業史中，應該把抑商思想的起源、演變和轉化過程交代清楚。

　　抑商思想屬經濟幹涉主義思想範圍，要采取各種經濟幹預措施抑製富商大賈（如實行商品專賣，舉辦均輸、平準等官營商業）。與之相對立的是為富商大賈立言、與封建國家爭奪工商山澤之利的經濟放任思想。在封建社會前期，有成就的政治家、理財家都以經濟幹涉主義思想為指導，主張國家對社會經濟進行調節和管理；這種思想有利於封建社會的經濟發展，在一定程度上抑製了商人的投機、兼並活動，有其曆史的進步性。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順應曆史潮流的政治家日漸主張在國家幹預為主的前提下逐步放鬆貿易的自由，利用市場機製，發揮商人作用，以利於商品的生產與流通的順暢發展。

　　總之，商業史的內容很豐富，覆蓋麵是很寬的。

　　四、商業史研究與其他學科的橫向聯係問題

　　研究、編寫中國商業史，我們的目光還不能僅僅局限於商品流通本身。商品流通不是孤立的，它與各個經濟現象以至社會現象是相互依存、相互製約的，不從全麵聯係中用整體、係統的觀念來對曆史進行考察，習慣於單向性的思維方式，僅就流通而論流通，許多問題無法說清，認識無法深化。因此，在商業史的研究中還必須以網絡型的思維方式解決與其他有關學科的橫向聯係問題，這樣才能進一步提高我們研究和教學工作的質量。

　　第一，要聯係生產力發展的曆史來研究商品流通的發展史，不要狹窄地拘泥於純流通範圍之內。

　　商品流通以商品為對象，一些主要商品生產發展的曆史，如紙的發明、茶的推廣、糖的製作、陶瓷的改進等，什麽時候發展到什麽水平，雖然是技術史範圍內的事，但在商業史中論及市場新商品的出台時，必須把它交代清楚。有些生產技術的改進，表麵上看似與商品流通的發展無直接關係，實際上卻是後者得以發展或發展受到阻礙的客觀條件，商業史研究中應闡明其間的聯係。最重要的例子是農具的改進與商品流通的關係。此外，氣候因素影響對農業生產，進而對商品流通產生影響。

　　第二，要聯係各經濟部門的曆史來研究商業史，不要局限在商業圈子之內。

　　商業是與各個方麵廣泛聯係的部門，經濟領域其他部門發展情況如何，影響著商業發展的曆史進程，關係特別密切的是財政、賦稅、貨幣和金融。如專賣製度既是商業的問題，也是財政的問題。作為理財措施的商品專賣，其效果好壞取決於財政的目的、方式、征收的程度和由此而得的財政收入如何支配，不能離開財政而談商品的專賣。再如，貨幣製度的健全與否是商業能否順利發展的條件，幣製紊亂，貨值低落，就談不到正常的商品流通。又如資金的借貸融通，往往與商業結合（預購、賒銷），若利息過高，操於私人之手，就會損及生產，使商業產生消極方麵的作用，商業本身也得不到健康的發展。此外，匯兌方式的采用、金融機構的演進也對商品流通的發展起到了促進作用。所有上列有關問題應在研究商業史時加以論述；需要作尤為細致考察的是賦役製度的演變與商業的關係。在曆史上，賦役製度的更替與商品流通的進退呈現著同步變化的趨勢，這是一種有規則的表現。在商業史中揭示這一相關現象的聯係規律是一個十分重要的研究課題。

　　第三，要聯係上層建築研究商業史中的經濟關係，不能就經濟關係來談經濟關係。

　　經濟思想是一定的經濟關係的反映，反過來又對經濟起著反作用。前已提到兩種不同的經濟思想（幹預與放任）通過經濟政策的製定對商業發生著不同的作用。這裏須加說明的是前已點到的商人與政治的關係。

　　在封建社會裏，地主、高利貸者、大商人複合成為“三位一體”者，他們往往是一種保守勢力，與統治集團中的腐朽勢力相結納，參加後者所操縱的政治派別鬥爭。從曆朝曆代的政潮起伏中幾乎都能看到商人的推波助瀾。單看經濟剝削，而不聯係政治鬥爭，就不能把曆史上的商人看透、寫活。

　　對中小商販也要聯係政治來進行考察。中小商販正當貿易的權利在苛煩的商品管理製度之下受到限製，他們不得不起而反抗，甚至舉行武裝反抗。他們參加了農民起義的行列，有的成為起義中的領袖人物。

　　商業政策如商品專賣的推行，其效果好壞也隨當時政治狀況而轉移，政治的清明與腐敗，左右了專賣政策的性質和結果。

　　第四，要聯係外國的曆史來研究中國的商業史，不要隻盯住國內，而不放眼世界。

　　在商業史中要講述對外貿易與對外交往，不了解不交代當時有關國家或地區的經濟、貿易情況，也就無法說明我們所要說明的問題。因此了解外國史並作有關的中西對比，是必要的工作，而不是節外生枝。近代商業史，從另一角度看，就是外國資本的經濟侵華史，其與外國經濟史、貿易史關係之密切，自不待言；就是古代商業史，也何嚐能夠作純內向的研究，在研究中應麵向域外。

　　從相關學科的橫向聯係中充實、發展中國商業史這門學科，絕不是好高騖遠。隻要有一點可能，為什麽不大膽嚐試，力使我們的研究向“博大精深”的目標一步步地行進呢？了解其他學科，有助於開闊眼界、打開思路，也有利於從中汲取營養，為我所用。

　　五、商業史研究的方法

　　在商業史研究中，有一些方法論上的問題需要解決。商業史作為一門曆史科學的分支，要以史料為依據，講究對史料的考訂和應用的方法，這是研究曆史的基本功。我們應該大量掌握材料，舉凡史籍、檔案、契約、方誌、文集、筆記等文字材料、口頭調查訪問材料和考古發現的實物材料、民族學的材料等都須盡可能多地掌握。要按照前後有序、大小無遺、新舊並蓄的要求搜集、排比史料，從宏觀著眼、微觀入手，把商業史的研究建立在紮實的基礎之上。但這尚屬曆史研究的共同性問題，在這裏不作進一步的展開，隻想著重說一下有關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的方法問題。

　　要在商業史研究中對一些重大問題進行定性分析，最基本的方法還是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和辯證法。

　　近期出現一種“階級分析過時論”，筆者對此不敢苟同。具體到商業史研究來說，隻要不搞模式化，階級分析的方法應該說仍然是十分有用的，前已述及，研究商業史必須研究商人，商人構成複雜。不作階級分析是不行的。在曆史轉折時期，商人有新興商人與維護舊製度的商人之分，兩者對社會變革的態度不同，曆史作用不同。在大轉變時代，商人中有一部分人起著推動曆史前進的積極作用。應該給予充分的評價，並不像有些人所斷言的那樣，商人一概都是心向舊製度——奴隸製、封建製的“商人奴隸主”或封建經濟的忠實“衛士”。即使在曆史發展的一般時期，對商人仍有詳加分析的必要。商品流通的發展固然取決於生產力的發展，但生產關係的變化，勞動者階級地位的提高，也是商品流通發展的重要原因。戰國時期商業發展出現了飛躍，究其原因，與當時的生產者由農奴變為身份比較自由的個體小農，由手工業奴隸變為獨立經營的個體小手工業者有密切的關係。

　　辯證法教導我們要“一分為二”地看待客觀事物，據此本人曾一再用“兩分法”來研究經濟史的範疇；具體到商業史的研究，同樣要運用馬克思主義這一基本分析方法。有不少生動的例子足以說明在商業史研究中運用“兩分法”可起到重大的認識作用。

　　第一，對商品流通這個最基本的概念的分析。商品流通可以分為兩種：一種是簡單的商品流通；另一種則可稱之為發展中的及發達的商品流通。研究商業史，必須對商品流通的性質、類型作出分析，這樣才能正確估計某一時期商品經濟發展的水平和性質，才能正確比較不同時期商品流通發展變化的特點和它的曆史局限性，不致因商品經濟表麵繁榮的文學語言而作出封建社會後期自然經濟已經解體，商業經濟已占主導地位，甚至漢唐時已有資本主義萌芽的錯誤論斷。

　　第二，對商人除作階級分析外，還要就其經營原則和社會作用作一分為二的分析，即可分為誠賈和奸賈兩種。

　　第三，對商人的走私要作實事求是的分析，不要一味讚揚，完全肯定。

　　第四，對商業政策也要一分為二。如同樣是商品專賣，作用有好有壞，不可一概而論。在我們的商業史研究中，要很好地對具體情況進行具體分析。曆史上商品專賣以至其他各種商業政策措施，在某一時期、某一條件下，到底是有利還是有害？在有利為主的情況下還有哪些弊病？本來有利的政策措施，當條件變化時又如何向害多利少轉化而必須加以變革？如果能多一點辯證法，少一點形而上學，我們對商業政策史研究的麵貌一定能大為改觀。下麵再略為談一下定量分析法。計量是經濟史也是商業史研究中一種重要方法。在經濟史中，由於涉及的方麵很多，可以建立一門計量經濟史的分支學科；在商業史的研究中，雖然涉及的方麵比較少，但還是應該充分地運用計量方法。如果論述商業的發展時隻是羅列一些現象，使用一些籠統的語言，如“較前發展”、“有很大的發展”、“長足進步”、“空前增長”等，而沒有相應的數量概念來加以證實，則這樣的曆史敘述是空洞無物、蒼白無力的。進行定性研究，拿出數據來，才能使研究精確化、具體化。沒有一個數字，怎能看出某一時期商業發展的水平，又怎能前後比較，看出流通規模的擴大及商品經濟在封建經濟體係中比重的增長。

　　要衡量商品流通規模的擴大，商業發展水平的提高，在商業史中匡算市場流通的商品總額以及其中最重要的商品——糧食的商品量是非常必要的；從目前掌握的資料，運用適當的方法，作比較有根據的估算，還是有可能的。這方麵的估算應該是商業史計量的最重要的基礎工作；當然，與之有關的經濟史計量中的土地、人口計量也必須加以高度重視，把有價值的研究成果應用於實踐。

　　在商業史研究中力求體現重視計量研究的特色，須廣泛搜集、挖掘資料，並盡可能地運用各種方法，進行核對比較，使估算多一點客觀根據，少一點主觀臆斷。因為度量衡是計算的標準，所以在計量前尚須通曉各朝各代各地的度量衡製及其數值，以避免產生不必要的失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