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林探賾（第3輯）

第五章 宋代官府刻書

　　⊙真理

　　一、宋代官府刻書之時代背景

　　宋代祝穆在《方輿勝覽》一書中，把印書極多的建寧麻沙、崇化稱為“圖書之府”。其實，整個宋代，特別是南宋時期，圖書的刻印出版已遍及全國各地，就是當時被稱為煙瘴之地的廣東、廣西以及號稱天涯海角的海南島也都刊印過許多書籍。圖書已作為一種常見的商品在社會上廣泛流通，聽人購買。雕版印刷的發達導致了全國刻印出版中心的形成。兩宋首都河南的開封和浙江的杭州以及四川的成都、眉山，福建的福州、建陽，江西的撫州、吉安等都是當時刻印書籍最多的地方。現存1500餘種有地名可考的宋版書，百分之九十以上都產於以上諸地和它附近的地區。由此而形成的監本、京本、浙本、蜀本、建本、贛本等各種版本書籍，廣布於華夏大地的每一個角落，甚至飛躍國界，作為文明的象征，流傳於世界許多國家。

　　人們再仔細分析，又不難發現，以以上書林重鎮為中心，同時又自然地形成了宋代文化最發達的區域，在這些區域內，不僅是圖書事業如刻書、藏書、編書等方麵排在全國前列，而且像文學藝術、哲學宗教、史學甚至科學技術等方麵也在全國居於領先地位。因此，書籍生產的中心，其實就是中華文化能量集結和輻射的中心，作為知識淵藪的書籍，它既保存了千百年來我們祖先創造的文化成果，也記載了當時所創造的文化偉績，當豐富多彩的文化成就被馱負在書籍載體的時候，它猶如翩翩起飛的驚鴻，穿過漫漫時空，無論落在哪裏，停在何時，都要撒下一叢知識綠蔭，結出一片碩大的文化金果。

　　雕版印刷的昌盛，同時也導致了政府、書坊和私家三大刻印出版係統的形成。這三大係統，一直到封建社會終結之時，都是中國圖書刊行的主導潮流，宋代中國刻印出版的書籍數量之龐大，裝潢之精美，流傳之廣遠，在世界上是無與倫比的。直到明代以前，也是舉世無雙的。當世界上許多地方和國家，正在刀耕火種，茹毛飲血之際，宋代之中國就出版著精美無比的書籍，從而促使中國文明之花在世界民族之林中開放得愈加光輝燦爛。因此把宋代的中國稱為當時世界的“圖書之府”，是絲毫也不過分的稱譽。為此，筆者先論述宋代之官府刻書。

　　二、宋代國子監刻書

　　北宋景德二年（1005）五月的一天，那位鼓吹“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的真宗皇帝，對圖書刻印出版當然特別關心。在一班大臣近侍的簇擁下，來到國子監視察，他頗有興趣地檢閱了刻字工匠的工作，又瀏覽了國子監書庫，看到那堆積如山的群書版片，就向陪同在旁的國子監祭酒邢昺詢問：“今庫中所藏經書板片有幾何？”邢昺答道：“國初不及四千，今十餘萬，經、傳、正義皆具，臣少從師業儒，經具有疏者百無一二，蓋力不能傳寫。今板本大備，士庶家皆有之。斯及儒者逢辰之幸也。”

　　邢昺所言，並不是拍馬矯飾之詞。宋初，由於國宇剛定，統治者尚無暇顧及刻印出版經史圖書，所以刻書較少。蘇軾也說過：“予猶及見老儒先生，自言其少時，欲求《史記》《漢書》而不可得，幸而得之，皆手自書，日夜誦讀，惟恐不及。近歲市人轉相摹刻諸子百家之書，日傳萬紙，學者之於書多且易致。”到宋真宗時期，宋建國已40餘年，全國基本已統一，除北方和遼、西夏稍有摩擦外，四方基本無事。因此以文治國，以儒術統一人民的思想，就顯得更加重要了。直接為宣傳儒家思想服務的刻書事業也由此迅速發展起來。從宋建國的公元960年到宋真宗於公元1005年幸國子監，其間僅經曆了45年時間，國子監所藏經書版片就由四千猛增至十餘萬，共翻了25倍左右，這種速度是驚人的。以至於使國子監書庫顯得十分迫狹，再也無法裝放新的書版。真宗才命令把書庫擴大十步，以廣其所藏。

　　其實宋代政府所刻之書遠不止這些。各級地方政府如郡州縣等都有刻書，書版均藏於各級政府的書庫內。南宋初期，為恢複中央政府的圖書刻印出版業，曾調取大量各地政府的書版放置於國子監中，就是一個很好的證明。再者，僅中央政府的刻書，書版也並不都是放在國子監內。如太平興國六年（981）鏤版的《太平廣記》1000卷的墨板就全部藏於皇宮內的太清樓。在這之前的開寶四年（971），宋太祖曾命令在四川成都全部雕刻《漢文大藏經》，雕成後，又將版片全部送往汴京印經院印刷。《大藏經》共有13萬餘塊版片，僅此一部大型佛教叢書的版片就已經超過了宋真宗時國子監所藏。所以國子監所藏，應是國子監主持雕印書籍的版片，就是我們常說的“監本書”。因此，到宋真宗之時，宋代政府所刻之書，遠遠超過了國子監所刻之數量，可見宋政府刻書事業發展是多麽迅速。

　　國子監是宋代中央政府圖書刻印和出版管理的主要機構。它也是執掌全國教育的管理機構和兩宋最高學府。它的工作職能和權限，以及它所處的地位，決定了它所刻的國子監本，一向以嚴肅認真，校讎精審，裝幀精美，紙墨精良而著稱，也強烈地反映了統治階級思想，是讀書人統一標準讀本，具有權威性、規範性、準確性等特點。宋代國子監刻書承繼了五代優良傳統。後唐明宗時，雕版印刷技術作為一種新鮮事物，尚未引起統治者的足夠重視，市間流行的版刻圖書，多以日曆、通俗讀物和佛教經文為主，而儒家經籍未有一部刻印，還處於原始抄寫階段。於是宰相馮道等人奏請國子監雕印《九經》，得到批準後，那些國子監的博士儒徒們，廣泛搜集經書各種抄本，又依據唐代《開成石經》校勘《九經》，經過反複讎校後，又請書法極好之人以楷書端正抄寫，召集能工巧匠進行雕刻。於是從後唐長興三年（932）開始，至後周廣順三年（953），經曆了22年的時間，中國曆史上第一套以雕版印刷的儒家經典問世了。這也是國子監首次主持雕印書籍。這種深益廣教的創業之舉，得到宋王朝政府的認可，並且成為宋國子監一項主要工作內容。因此，國子監從單純的國家最高學府和教育管理機關，又成了國家級出版社。國子監中具體負責刻印出版圖書的機關，原稱作印書錢物所。淳化五年（994）判國子監李至認為，印書錢物所的名稱過於俗氣，有礙於崇尚和宣傳儒教的宗旨，於是向朝廷建議，改名為國子監書庫官，得到批準。於是，“始置書庫監官，以朝官充，掌印經史群書，以備朝廷宣索賜予之用，及出鬻而收其值，以上於官”。

　　宋代國子監刻書內容和選題範圍，雖然經史子集四部書都備，但主要的是刻印儒家經典和曆代正史，如九經、五經、三史、三禮、三傳等，因為這些書籍都是科舉考試的內容。在宋初的幾十年中，五代刻成的《九經》，一直成為國子監刻書楷模，原版再三印刷。雍熙二年（985）國子監已開始刊刻《五經》，接著在太宗端拱元年（988）三月，國子監司業孔維等奉命校勘《五經正義》180卷已成，在國子監相繼鏤版。當年十月，其書中的《易正義》已印刷成本。次年十月，《書正義》已刻成書版。《春秋》《詩》《禮記》正義，也分別在以後幾年雕刻成版。後又經過杜鎬、李沆等人反複校勘，直到鹹平二年（999）費時十餘年時間，《五經正義》一書才正式出版。次年三月，《七經疏義》也開始由國子祭酒邢昺等人校定。到第二年的十月，《七經疏義》165卷全部摹印頒行。宋真宗在位時，是經書刊刻的高潮時期，不但前麵所說的《五經正義》《七經疏義》是在他手下完成的，而且以前所刻印的群經，由於歲月過久，字體誤缺，也在此時重新另起爐灶刊刻，如《九經》《十三經傳注》以及經書釋文，都一再由國子監刊行。

　　在刊印出版儒家經典的同時，史書的校勘刻印工作亦在同步進行，編修刊印史書，在宋代統治者看來是“垂楷模於百代”，“正褒貶於一時”的重要工作。所以宋曆朝諸帝大都命國子監刊印史書。太宗淳化五年（994）曾命選官校正《三史》（《史記》、前《漢書》、後《漢書》），並送杭州鏤版，真宗鹹平三年，《三國誌》《晉書》《唐書》等校成之後也相繼鏤版。《南史》《北史》《隋書》也校刻於天聖年間。嘉祐年間，曾鞏等人為校刻好《宋書》《南齊書》《梁書》《陳書》《魏書》《北齊書》《後周書》七史，除參考館閣藏書以外，又征集了天下藏書家異本，如王安國曾上《北周書》，劉恕曾獻《後魏書》。校定之後，也送往杭州雕刻，人稱“嘉祐七史”。據上可知，宋以前曆代正史，在北宋時期，幾乎全部由國子監刊刻印行。除此外，當代人編纂的史書如歐陽修的《新五代史》、司馬光的《資治通鑒》也陸續付國子監刊行。

　　宋代國子監除鏤刻出版經史書籍之外，最重視對醫籍的刊印，因為這不僅關係到天子們龍體安康的問題，也關係到龍子龍孫、王公大臣以及細民百姓身體健康的問題，早在開寶四年（971）宋太祖就發出詔書，命令各地尋訪醫術精良者，並賜給他們以金錢和免費供給食物的優待。大約也在此一段時間內，國子監就刻印了《開寶新詳定本草》。後來，宋太宗在太平興國六年（981）專門發出詔書，征求醫書。他還為剛印刷而成一百卷的《聖惠方》醫書的發行專門作出指示。他認為：“醫藥之書，人命攸關”，所以“諸道州府各賜二本，仍本州醫術優長、治疾有效者一人，給牒補充醫博士，令專掌之。吏民願寫者並聽。”他又親自為《太平聖惠方》醫書作序，並命雕刻印版，遍施華夷。此外如《黃帝內經素問》《難經》《巢氏諸病源候論》《傷寒論》《脈經》《備急千金要方》《圖草本經》《神醫普求》等等古今醫書、醫典都先後在國子監刊行。尤值得指出的是，為使醫書能普及於民間，國子監曾屢次重複刊刻醫書，並將一些大字雕刻的醫書，陸續改成小字本，這樣成本顯著下降，在送往各地出賣時，又僅僅隻收紙墨工本費，如《傷寒論》等醫書曾於哲宗元祐三年（1088）在國子監別作小字雕印。原大字監本的《脈經》《千金翼方》《補注本草》《金匱要略》《圖經本草》五部醫書也於紹聖三年（1096）在國子監刻成小字本，宋代國子監重視醫籍的刊刻與出版，無疑對推進宋代醫療衛生事業和提高人民的身體素質具有重大的貢獻。

　　國子監所雕刻的書版都集中放置於監中書庫內，並設有專人保管。這無疑對書籍的出版、流傳和保存有著積極的一麵，但正因為它過於集中，也存在著致命的弱點，一旦遇上政治動亂、戰爭烽火或其他天災人禍，損失就更加嚴重。北宋國子監書版就遭如此慘禍。靖康之亂，金人攻陷汴京後，監中書庫版片連同館閣圖書全部被劫掠一空。南宋初年，國子監重建於杭州嶽飛舊宅時，圖書與書版可以說寥寥無幾，為盡快恢複國家刻印出版事業，南宋政府采取了多種措施。首先令各地政府尋找北宋監本，如紹興九年（1139）高宗發出詔書，令州郡索國子監原頒善本校對鏤版。二十一年五月，又詔令國子監訪尋《五經》及三館監舊本刻本。其次又在刻書較多、質量較高的地方，如臨安府、湖州、衢州、台州、四川等地，調取大量書版，放置在國子監中，作為監版，以備急用。第三，宋高宗又在紹興十四年下令開雕國子監所缺之書。並將大量書籍交給中央其他機關，如秘書監、司天監等和各地的中央直屬部門，如各路茶鹽司、轉運司以及地方各級政府去翻刻。國子監還專門派人去監督校版，然後送人監中印刷。因此，在全國上下的支援下，南宋國子監的圖書刻印出版事業也逐漸興旺起來。據統計，南宋監本書共有120餘種，這和北宋國子監所刻書約110餘種相較，還略勝一籌，可見南宋刻書事業有宋代最發達時期，僅中央政府其他機構刻書無論從數量或質量上都超過了北宋。書坊和私家刻書更加欣欣向榮。再說，南宋監本多取於地方所刊版片，又多依北宋舊監本重新刊印，自己創新或重加校勘的書籍較少。所以相對而言，南宋國子監刻書在逐漸走向式微，但南宋所藏國子監書版的命運，比北宋要幸運得多。它似乎未遭到宋元鼎革之變的危害，到元代幾乎全部保存下來。元代的杭州的西湖書院是由原南宋國子監改成的。內有書庫，藏有南宋全部監版，元泰定元年（1324）西湖書院山長陳柔《重整書目記》說：“西湖精舍因故宋國監為之，凡經、史、子、集，無慮二十餘萬，皆在焉。”其中經部51種，史部36種，子部11種，集部24種。這120餘種，凡20萬塊書版能流傳至元代，也是中國圖書出版史上一件幸事啊！

　　從上麵介紹中我們可以看出，國子監出版的書籍一般都把政治標準放在第一位。雖然國子監版片允許士人納紙墨錢自印，也定價出售，但營利不是目的，定價也頂多與工本費差不多。宋真宗就明確地指出，國子監出書不能言利，並且在天禧元年（1017）下達詔書，硬行規定：國子監出版書籍不準漲價！宋高宗也說得很清楚：“監中其他闕書，亦令次第鏤版，雖有重費，蓋不惜也。”所以監本書往往是作為皇帝的恩賜物，完全免費賜給王公大臣、書院學校的。翻開宋人的文集和有關宋代史料，這類記載往往觸目皆是。宋仁宗曾把監本獎賞給昌王趙宗晟，孝宗也將刻印的經史子書各一帙分賜給吳、益二王府，王禹偁曾兩次得到皇帝恩賜的監本《太平聖惠方》一書，都是用紫綾裝潢、黃絹作簽，顯得分外精致。至於宋代如白鹿洞、嶽麓、嵩陽等書院，曾屢次受到皇帝恩賜的監本《九經》及諸經釋文、義疏等書籍。最有意思的是宋大臣田錫的《謝賜九經書狀》所敘之事：田錫原已自辦紙墨就國子監印取《九經》，想放在他所治之州的州學，供人閱讀，此事被皇帝知道了，不但退還了全部紙張，並特宣賜《九經》和《釋文》，田錫被這浩蕩的皇恩感動得涕泣交流。所以對宋代監本來說，商品的價值規律和所謂的經濟效益是不起作用的。宋政府以雄厚的財力、物力和人力，不惜工本地支持著國子監的刻印出版事業，主要是想通過圖書這一最普及的印刷宣傳品，向治下臣民灌輸封建思想，從而達到維護封建秩序，強化封建統治的目的。

　　宋代的國子監不僅刻印出版書籍，而且又是全國出版的管理機構。它所編輯審定的書籍可以任意下交到全國各地的出版機構去雕印。北宋時，國子監在汴京，它的許多書籍就是在雕版印刷業極為發達的杭州刻印的。據王國維《兩浙古刊本考》一書統計，北宋的監本中的《七經正義》《史記》、前後《漢書》、南北朝七史、《唐書》及《資治通鑒》和多種醫書，總共有23種、1649卷都出自於杭州雕工之手。為了需要，國子監也可以調取各地的書版，如前所述，南宋初年曾調取臨安府、四川等地的書版作為國子監本，就是鮮明的例證。國子監對出版的管理，主要表現在對民間書籍的出版具有審批的權限和對已出版的違禁書籍有查封的權力。宋英宗治平年間以前，民間是禁止隨意刻書的，刻書必須向官府申請，得到同意後方可開雕。神宗熙寧年以後，此禁令雖然鬆弛，但並沒有取消。哲宗元祐五年（1090）隨著國內政治和邊疆軍事形勢的緊張，宋政府又規定：“凡議時政得失、邊事軍機文字，不得寫錄傳布；本朝會要、實錄不得雕印。違者徙三年，告者賞緡錢十萬。內國史、實錄仍不得傳寫；即其他書籍，欲雕印者，選官詳定，有益於學者方許鏤板……諸戲褻之文，不得雕印，違者一百。”這個規定，幾乎成了哲宗以後諸朝實行書籍管理的原則。而具體的執行者，在地方是各州縣的監司，在中央就是國子監。自此以後，各地查尋到違禁書籍，都要向國子監申報。所有書版或是立即毀劈，或是送國子監封存，而國子監所檢查出的違禁書籍，經過皇帝批準後，即下文各地政府查尋焚毀。如寧宗慶元二年（1196）國子監曾上奏說：“今搜尋到七先生《奧論發樞百煉真隱》、李元綱《文字》、劉子暈《十論》、潘浩然《子性理書》、江民表《心性說》，合性毀劈。乞許本監行下諸州及提舉司，將上件內書版當官劈毀。從之。”宋代國子監這種刻印出版又兼管理書籍的職能，幾乎成為一種模式，被以後曆代皇朝或多或少加以繼承。

　　宋代中央政府除國子監刻印出版圖書以外，其他許多機構亦多有刻書。如崇文院是皇朝政府藏書所在地，可以說是當時的國家圖書館，也刻印過《吳誌》《隋書》《律文》等書籍。秘書省經過元豐改製以後，成為刊寫貯存校讎典籍和修纂日曆、撰寫祝文之所。它根據自己的工作性質，雕印了眾多的曆書。德壽殿原是宋高宗退位後居住的地方，也刻印了劉球《錄韻》10卷。南宋淳熙四年（1177）左司廊局曾根據孝宗旨意，用棗木和椒紙刻印了《春秋經傳集解》《左傳》《國語》《史記》等書。其他中央機關如編敕所、進奏院、刑部、大理寺等又刻了不少詔令和律書。

　　說起律書，我們不能不回顧起宋代之初的刻書情況。宋建隆年（963）大理寺根據太祖的旨意，刻板摹印了《宋刑統》，並立即向全國頒行。這是我國第一部雕印出版的法典，也是宋代政府刻印的第一部書籍。它的意義並不僅僅在於標誌著宋代政府刻書的開始，而且也深刻地表明：作為圖書出版業，宋代統治階級一開始就始終把它作為駕馭萬民，加強思想控製的最有利的工具。按照這條線索去了解宋代政府的刻印出版業，有許多問題就可迎刃而解。建隆四年是太祖統一天下的第四個年頭，萬物待興何為首？加強中央集權，穩定當時的政治局麵當然是太祖首先要抓的一件事，但是天下甫定，典刑弛廢的現狀，又給那些犯上作亂的政治犯罪分子和各種刑事犯罪分子造成了可乘之機。而這些正是破壞政權穩定最致命的因素。宋太祖是深刻認識到這一點的。《宋刑統》刊印前一年，在他下達的《改竊盜贓計錢詔》中說：“王者禁人為非，莫先於法令。”這明顯地表達了他刻印《宋刑統》的底蘊所在。從此以後，有宋一代共編製了221部法典，這為維護兩宋三百餘年的統治，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按照以上的觀點，我們就很容易理解宋太祖為什麽在開寶四年（971），也就是宋建國第12個年頭，花費大量的錢財人力別出心裁地刻印佛教的《漢文大藏經》了。這並不是出於太祖的赤誠宗教熱忱。相反，他並不信仰佛教。他在位時，曾屢次下達限製佛教的詔書，如《放僧數目詔》《限數度僧尼詔》，特別是《禁以鐵鑄佛像詔》，將以鐵鑄佛稱為邀浮屠之富，空極勞費，競相誇誘的末俗迷習。《大藏經》的刻印完全出於一種政治需要，是宋太祖為了統一政權，安定人心的深思熟慮之舉。開寶四年之時，雖然已建立趙氏宋朝，但江南大部分領土，尚未納入宋王朝版圖，如南唐、吳越等國都是經濟富庶、人文興盛之地，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酣睡！對這些地方，宋太祖早已垂涎三尺，南唐、吳越以及剛平定的四川後蜀等國的君王臣民多信仰佛教。因此用刻印佛教典籍，以達到收買當地民心，一統天下大業的目的，是最明智之舉。於是，宋太祖於開寶四年命令高品和張眾信前往益州（今四川成都）監雕《大藏經》，這在中國圖書雕印出版史上具有裏程碑式的意義，它標誌著我國雕版印刷從此走向繁榮昌盛的階段，也由此而使四川成為全國刻書的中心。蜀本書也因此而聞名於世。

　　自《開寶藏》開印後的半個多世紀，即宋徽宗政和年間，中央政府又刻印堪與《開寶藏》相媲美的《政和萬壽道藏》。這是我國第一部道教總集，總計540函，5481卷，從數量上已超過了《開寶藏》。它是宋政府圖書刻印出版又一浩大工程。宋徽宗與宋太祖不同的是，他不僅把道教作為愚弄治下臣民的精神鴉片，自己也是一個道道地地的、如癡如醉的道君皇帝。他自稱為“大霄帝君”，連皇後娘娘也封上“金庭教主”、“華陽教主”的稱號。他到處大修道宮，幾乎各州都有金碧輝煌的神霄宮，連那曆來被儒教經典一統天下的科舉考試，也硬塞進了道教的內容。道士也可以通過科舉考試取得資格。這種政治上的需要，再加上失去理智的宗教迷狂，使一國君臣如病如癲，當然無疑使宋徽宗政府脫離了正常運行的軌道，踉踉蹌蹌地走向了毀滅的道路，但正因為徽宗對道教無與倫比的偏愛，卻意外地使道教經典得到一次全麵總結。《政和萬壽道藏》的刻印出版，就是在這畸形時代裏開放出的一朵奇葩。經過崇寧和政和年間兩次大規模搜訪和整理校刊道書以後，《萬壽道藏》被送往福州閩縣，命知州黃裳親自監督鏤版，大約在政和六年至七年間，經版全部雕刻完畢，又被送往汴京印刷出版。從《萬壽道藏》和《開寶藏》的刊印出版，我們不難發現宋代中央政府在刻書方麵的一個特點：由於政府有能力調動全國上下的人力、物力和財力，所以能夠使一些字數極多的鴻篇巨製得以刊印，這是其他刻書機構如私家、書坊刻書所不能比擬的，而正是因為這些大型書籍的刊印，一方麵使我國古代許多典籍得以安然無恙地保存至今；另一方麵經過這些大規模地刻印，培養了大批熟練工匠，豐富了印刷經驗，由此而推動了宋代圖書刻印出版事業的發展。

　　三、宋代其他官府刻書

　　宋代除中央政府刻書外，各地政府的大小官衙，各種教育機關也競相刻書。按照清人葉德輝《書林清話》和今人李致忠先生《宋代刻書述略》的統計，我們可以把地方政府的刻書分為以下幾大類：一是各路使司刻本，如兩浙東路和西路茶鹽司本、兩浙東路安撫使本、浙東庾司本、浙右漕司本、浙西提刑司本、福建轉運司本、潼州轉運使本、建安漕司本、福建漕司本、淮南東路轉運司本、荊湖北路安撫使本、廣西漕司本、江東倉台本、江西計台本、江西漕台本、江西提刑司本等等。二是各地州府縣官衙刻本，如杭州本、明州本、吉州本、嚴州本、臨安府本、紹興府本、平江府本、餘姚縣本、鹽官縣本等等。三是各地教育機關刻本。其中包括各地州、府、軍、縣學刻本，以及各地的郡齋、學宮、學舍、縣齋刻本，還包括各地官辦書院刻本。四是各地公使庫本，如蘇州公使庫本、吉州公使庫本、撫州公使庫本等等。這些各級地方官府往往都具有較雄厚的經濟實力，所刻之書皆支領公庫經費。書刻好之後又可出賣，再加之主持刻書的多是行家裏手，又請學有專長的文人進行校勘，所以地方政府的刻書大多質量精好，屬於宋版中的上品。

　　宋代地方官府刻書要數兩浙一帶最值人們稱道。所刻之書字體方整，刀法圓潤，用紙精良，校勘認真。王國維《兩浙古刊本考》序言中說：“自古刊本之盛，未有如吾浙者。”浙江的杭州自從北宋時就是全國三大刻書中心之一。南宋建都杭州，更使兩浙的刻書事業興旺發達起來。兩浙各級地方政府也依據鄰近首都之便，大力刻書。如浙西轉運司就刻印過《劉牧易數鉤隱圖》《中興百官提名》《臨川王先生文集》等近十種書籍。兩浙東路茶鹽司刻印了《外台秘要》《資治通鑒》等各種書籍。其中所刻的儒家經典《周易注疏》13卷、《尚書正義》20卷、《周禮疏》50卷等尤為著名。茶鹽司官吏在《禮記正義跋》中說：“本司舊刊《易》《書》《周禮》，正經注疏，萃見一書，便於披覽，他經獨闕。”這裏所說的“本司”，即為兩浙東路茶鹽司，“舊刊《易》《書》《周禮》”指的就是《周易注疏》《尚書正義》《周禮疏》。可見經書中經注義疏合刊於一本是兩浙東路茶鹽司的一個創舉，極為便利讀者查尋閱讀。由於三書所刊均半葉八行，人稱“八行注疏本”。紹熙三年（1192）黃唐又在茶鹽司刻印了《禮記正義》70卷，也采取以上八行注疏本規格，共召集了馬林、馬祖等近二百名刻字工人。可見茶鹽司財大氣粗，經濟實力雄厚。

　　地方政府刻書流傳極廣，版片保存最長的恐怕要數四川眉山刊行的《眉山七史》了。四川自從印刷術發明以來，一向是全國的刻書中心。特別是北宋刊刻了著名的《開寶藏》以來，蜀本就和杭本、建本一起名聞天下。眉山是繼成都之後四川刻書的集中地。這裏是宋三大文豪蘇洵、蘇軾、蘇轍父子的家鄉，文化氛圍極為濃厚。當時造紙業也極為發達，在這裏刊刻《眉山七史》就很自然了。“七史”指的是《宋書》《齊書》《梁書》《陳書》《魏書》《北齊書》和《周書》。在北宋嘉祐年間由曾鞏等一批文人學士經過幾十年的校勘整理，才刊印出版，頒發於各地學宮，但民間流傳甚少。後又遭靖康之亂，“七史”刊本大部分毀於戰火。時四川未遭兵亂，民間尚有“七史”殘本，為了使“七史”得以流傳，南宋紹興十四年（1144），當時任四川轉運使的井度向四川各地學宮征收北宋刊刻的“七史”，最後獨少《後魏書》十餘卷，又經過四處查訪，才得於宇文季蒙家，然後補綴輯錄，配齊了全套“七史”，在眉山刊行。此書半葉9行，每行18字，字大如錢，墨光如漆，分外疏朗悅目，又稱蜀大字本，被曆代藏書家所稱道。傅增湘有“眉山七史號精良，大版官刊十八行”詩句讚美之。

　　最值得慶幸的是，《眉山七史》版片經過無數次兵燹戰亂，卻奇跡般地保存了700年之久。南宋時它被收藏於國子監書庫，元代又存放於杭州西湖書院，明代又被調入南京國子監，至清代尚存江寧藩庫。嘉慶年間，藩庫失火，才毀於一旦。在這期間，曆代都以此版片印刷“七史”，印版遂致模糊，人又稱之“邋遢本”。由此可見，由四川漕司所刊的《眉山七史》為中國古代史籍的流傳，作出了傑出的貢獻。

　　宋代地方政府中還有一個極為特殊的刻書地方，名叫公使庫。公使庫類似我們今天各地政府的招待所。宋太祖時，有鑒於以前各地官吏在離赴任或出差途中，常敲詐百姓錢財，以供他們吃喝而造成百姓苦不堪言的狀況，因而出錢在各州縣等地設置了這個接待性的機構。公使庫有公使錢，主要用來宴請、饋贈官員赴任、罷官及往來京師費用，而“饋贈之厚薄，則隨其官品之高下，妻孥之多寡”來決定的。目的是“損有餘而補不足，周急不繼富”。這是宋代官吏一項特權，用我們今天的話來說，就是利用公款請客送禮，還順帶報銷路費。當然宋朝廷不可能統包統攬這筆經費，因此又允許各地公使庫自找門路，收取餘利。此口子一開，公使庫簡直成了政府官員貪贓枉法、送賂受賄的藏垢納汙之地。什麽開抵當、賣熟藥，釀公使庫酒，無所不為。甚至向百姓征收公使庫醋錢，小邑每年都不下千貫。政府官員卻在公使庫裏花天酒地，揮霍公款。僅揚州一郡的公使庫，每年用以饋送經費，僅在賬本記載的就有12萬緡。淳熙年間，尚書王仲行為平江守，赴任途中，一餐宴席，就用去公使錢千餘緡。這種揮霍鯨吞國家公款的行徑，已經到了令人瞠目結舌的地步。

　　公使庫也利用公使錢刻印書籍，一是為了附庸風雅，更主要是為賺錢。葉昌熾詩雲：“宋時諸州公使庫，刻書常有羨餘緡。”宋代刻書，利潤是相當可觀的。明人毛晉在《夢溪筆談跋》中曾記載了這麽一件事：宋嘉祐年間，王琪以知製誥守蘇郡，他要建一座規模宏大的政府“辦公大樓”，曾向省庫借了數千緡錢。辦公樓建好後，上級不給報銷。他就想到了利用公使錢刻書賺錢。當時人們素重杜甫詩歌，但坊間苦無全書。恰好王琪家藏有校讎精良的《杜甫全集》。於是命令公使庫鏤版，印成萬本，每部定價千錢出售。士人爭相購買，有些富室甚至一次買回40餘部。王琪不但還清了公款，而且還有剩餘，又把它作為公使庫宴請賓客的經費。

　　這個例子很好地說明了，為什麽像公使庫這樣一個和刻書行當風馬牛不相及的單位，會那麽起勁地刻書，由此而成為宋代刻書的重要機構。公使庫一般設在州衙內，庫內設有印書局，專管刻書。還有書版庫，專藏刻好的書版。公使庫由於巧取豪奪，經濟上相當富裕，所以鏤刻之書都很精良。如吉州公使庫曾刻有歐陽修的《六一居士集》，明州公使庫刻有《騎省徐公集》，台州公使庫刻有《顏氏家訓》《荀子》等書，鄂州公使庫刻有《花間集》。其他公使庫如蘇州、沅州、舒州、信州、泉州等地公使庫都刻有不同種類的書籍。尤為著名的是江西撫州公使庫所刻之書。淳熙四年（1177）撫州公使庫招募了兩浙和本地的高安國、高安道等30餘名雕刻良工，來刻印六經三傳。這是江西較早一次雕印大工程，所刻之書極為精審，被曆代藏書家稱為至寶。清代李盛鐸說：“雖殘圭斷璧，亦當圖球視之。”近代傅增湘也說：“為撫州原刊，無補版，初印精善，紙厚韌，墨色濃鬱，至可寶也。”之後過了近百年，至鹹淳九年（1273）黃震任撫州守，又對淳熙四年該公使庫刻印的《六經三傳》版片進行了整修補刊，並添刊了《論語》《孟子》《孝經》，以足成《九經》之數。而流傳至今的撫州公使庫刻印的上述之書，僅存《禮記》《周易》《公羊》《春秋左傳集解》的殘佚了。

　　總之，自從五代馮道等在國子監編刻《九經》以來，至宋代，政府的圖書刻印出版事業才從涓涓溪水變成滾滾洪流，由此而確立了它在全國圖書出版中心的主導地位。它所刻之書，以內容嚴肅、種類繁富、質量精良、數量眾多、刊布久遠，屢受後人稱羨。

　　參考資料

　　[1]邢昺傳，宋史：卷431.中華書局點校本，第37冊。

　　[2]蘇軾，蘇軾文集：卷11.李氏山房茂書記，中華書局，1986，第2冊。

　　[3]職官誌，宋史：卷165.中華書局點校本，第12冊。

　　[4]宋太祖，修五代史詔，全宋文：卷6.巴蜀書社，1986，第1冊。

　　[5]宋太宗，行惠方詔，全宋文：卷70.巴蜀書社，1988，第2冊。

　　[6]範鍇等，吳興藏書錄，中國曆史藏書論著讀本，四川大學出版社，1990.

　　[7]李心傳，叢書集成初編，建炎以來朝野雜記：甲集，卷4.

　　[8]刑法二，宋會要輯稿，中華書局，1987年影印本，第7冊。

　　[9]全宋文：卷2.巴蜀書社，1988年，第1冊。

　　[10]傅增湘，藏園群書經眼錄，卷1.中華書局，1983，第1冊。

　　[11]藏園群書題記，題宋本魏書，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12]王栐，燕翼詒謀錄，卷3.中華書局，1981，點校本。

　　[13]葉昌熾，藏書紀事詩，卷1.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