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林探賾（第3輯）

第七章 宋代江西史學興盛初探

　　⊙虞文霞

　　“華夏民族之文化，曆數千載之演進，造極於趙宋之世”，打開浩繁的卷帙，拂去曆史的塵埃，我們驚訝地發現，宋代是中國古代曆史上文化最繁榮的時期，不僅超越了唐代，而且也為元、明兩代所不及。這一時期的江西也是人文薈萃，盛況空前，文學泰鬥、史學名家、儒學大師層出不窮、各領風騷，贛文化成為宋代中華文化長河中的主流。學者們對宋代江西文學、儒學、理學等進行了大量研究，但有關宋代江西史學成就的文章相對較少。本文擬就贛地史學領域在兩宋時期的異軍突起之原因及成就作一初步探索。不足之處，敬請方家指正。

　　一宋代江西史學突飛猛進的發展，與崇尚重文輕武國策的宋代統治者的高度重視、與史學在整個宋代的全麵繁榮是密不可分的。

　　兩宋時期編撰了大量史學著作，“從《四庫全書》著錄的史部書籍來說，宋代學者編撰的史書占其總數的四分之一，有史著保存至今的宋代史家有一百三十餘人”，史書門類齊全，《宋史·藝文誌》中所載的宋代史籍共有13大類，後世所有的門類宋代已經齊備。史書編撰的體裁在傳統基礎上既有繼承，又有創新。《資治通鑒》使編年體史書重新複興，成為第一部編年體通史。《通誌》是又一部紀傳體通史巨著，其中的《二十略》在史學史和文獻學史上放出奇光異彩。袁樞和朱熹分別創立紀事本末體和綱目體，這兩種史書體裁對後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宋代立國時期，正是北方少數民族迅速崛起並強大的時期。與少數民族強大相對的卻是宋王朝的“積弱積貧”，嚴重的外患始終是宋代統治者的一塊心病。麵對內外交困的艱難時局，宋人紛紛尋找各種途徑來扭轉局麵，其中變法圖強是一條途徑，如北宋前期的“慶曆新政”、“王安石變法”。另一條途徑便是從曆史中尋找挽救頹勢的方法和規律。司馬光在《進〈資治通鑒〉表》中說：“專取關國家盛衰，係生民休戚，善可為法，惡可足戒者，為編年一書時賜省覽，鑒前世之興衰，考當今之得失？”明確提出自己修史是以資借鑒，試圖從曆史中尋找解決問題的規律和方法。靖康之難，宋室南渡。麵對國土淪喪、國勢日艱的局麵，許多愛國誌士紛紛編撰史學著作，以便從中尋找救亡興國的規律，如著名史學家鄭樵因抗金無門，便轉而著史，他著史提倡“會通”，“旨在經國濟世，所以他強調實學，反對浮虛”，《通誌·二十略》便是他自己主張的實踐。綜上所述，我們不難看出，內憂外患的艱難時局如同催化劑，促進了宋代史學的繁榮。

　　趙宋立國後，比較注意發展生產，恢複經濟，太祖乾德四年閏八月詔：“所在長吏，告諭百姓，有能廣植桑棗，開墾荒田者，並隻納舊租，永不通檢”。除鼓勵墾荒外，宋代統治者還注重輕徭薄賦，興修水利，改進耕作技術，推廣良種，加之宋夏、宋遼議和後，國內社會和平穩定，農業經濟很快複蘇，到仁宗時，全國已呈現出一派繁榮景象。南宋偏安江南，經濟發展比不上前朝，但自宋金和議後，農業生產也逐步恢複，到孝寧二宗時，南宋初年那種極為衰敗蕭條的局麵已有很大改觀。兩宋農業的迅速恢複與發展，解放了大量勞動生產力，這就使更多的人投身文化生產成為可能。蘇軾曾在《謝範舍人啟》中說：“釋耒而執筆硯者，十室而九。”話雖誇張，卻也反映宋代經濟發展後對人力的釋放和對文化的促進情況。

　　宋代造紙業與刊刻印刷業與前代相比也獲得了很大發展。造紙業的發達首先體現在原料的進一步多樣化：“麻，竹，桑皮，藤，苔，麥莖，稻稈，再加上楮，這就是宋紙的原料。”其次，“宋代已形成了有相當數量的專門製造紙的工匠和作坊。這是造成宋紙產量既多，質量又好的最為重要的因素或條件”。宋代造紙業的發達促使印刷業進一步發展。慶曆年間畢昇發明的活字印刷術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宋代雕版印刷業也因社會廣泛需要而空前地興盛起來。宋代雕版印書分官私兩種，其刻書之多之快之好，令後世讚歎不已。如宋元祐年間刊印的司馬光《通鑒考異》，清代乾隆帝評論說：“是書字體渾穆，具韓柳筆意，紙質薄如蟬翼，文理堅致，為宋代所製無疑。”宋代造紙與印刷業的發達，為宋代文化的傳播和發展提供了極為便利的媒介和工具，它們也為宋代史學繁榮提供了重要的物質基礎。

　　宋代以文官治天下，從中央到地方的一切要職均由科舉出身的文官擔任，這就要求宋王朝大力發展科舉，選拔大量文職人員充實各級政府機構。宋太祖及其後繼者針對唐代科舉的弊病，先後實行了“別頭”、“鎖院”、“彌封”、“謄錄”等製度，並於宋英宗治平三年正式規定每3年舉行一次科舉考試，使宋代的科舉製度更加嚴密，取士比唐代更為公正。宋代科舉取士的規模也明顯擴大。“宋代自太祖建隆元年至度宗十年，凡340年，舉行科舉考試190次，登科人數散見於《宋令要》等各種史料書中，據洪適《太宗登科記》所載，自太祖建隆元年至高宗紹興三十年，進士登科者共23600多人。又據李椿《中興登科小錄》，從高宗建炎二年至理宗嘉熙二年，進士登科者共15800多人。以上兩項共39400人，減去高宗時進士及第者3356人，加上理宗淳祐元年至度宗鹹淳十年登第進士5183人，整個宋代進士登科共有41227人，其中，還沒有把神宗以前其他各科殿試中第者包括在內”。從這些數據看來，宋代科舉取士的規模是非常巨大的。宋代教育之發達亦遠超前代，在中國教育史上占有突出的曆史地位。慶曆興學之後至北宋末年，經過三次大規模興學，逐步形成以中史太學、國子監為中心，諸多專科學校和地方州縣學配套的全國性官學係統。南宋官學與書院並存，使教育事業雙向發展，窮鄉僻壤的鄉校私學都很盛行。宋代科舉與教育的興盛，造就了大批文化人才，營造了良好的文化氛圍，使宋代史學得以繁榮。宋代的著名史家歐陽修、司馬光、李燾、朱熹等無一不是進士出身。南宋浙東史學繁榮，據初步統計，今浙江地區在南宋有史著的史學家有150人左右。與之相適應的是，“兩浙應試人數宋仁宗慶曆年間，蘇州應試者200人，南宋孝宗淳熙中，猛增至2000餘人，寧宗開禧三年溫州終場之士8000人，台州應試者，也由宋孝宗時的每次五六千人，增加至宋寧宗時的8000人”。教育以書院為例，“南宋書院就現今地區的分布而言，江西170所為最，浙江有164所，居第二位”。可見，南宋浙東史家人數之多是與浙東地區發達的科教事業分不開的。

　　宋代統治者為維護其統治的現實需要，非常重視修史工作，建立了一套完備的修史機構和嚴密的修史製度。宋承唐製，逐步形成了以史館為基地，起居院、中書時政記房、樞密時政記房、玉牒所、日曆所為常設分支機構，各修書局為編撰機構的修史體製。其中，國史院、實錄院、會要所為隨事而設的編撰機構。起居院、中書時政記房、樞密時政記房、玉牒所、日曆所為收集、整理原始檔案和史料的常設機構。除上述修史機構外，朝廷為撰集故實、寶訓、政錄、訓典一類書，常臨時選官置局，書成即廢。

　　宋代建立了完備的修史機構，也建立了嚴密的修史程序。以修實錄為例，修實錄之前，必先朝廟，然後擇日開實錄院編修，在編修實錄的過程中，由朝廷下令諸司，通知立傳者的親屬，限日供納其行狀、碑、誌赴實錄院，令諸州長吏躬親詢訪先朝宰執、侍從、台諫及其子孫，由其提供當時故實或文字資料，官府差人抄錄，點對，務要詳，然後經所在官司繳進；把有關宣敕、詔書、除日告詞等檔暫時調集到實錄院備用，實錄院開列相關事宜，由諸司“仔細檢尋，供報本院”。可見，其編修實錄時，征集史料的製度是嚴密而有組織的，所收資料範圍廣博，內容翔實。由於依據各級官府力量，一般效果較為顯著。在完備的修史機構和嚴密的修史程序下，宋代錄，有正史，有會要，有敕令，有禦集，又有百司專行指揮典故之類，三朝以上有寶訓，而“百家小說私史與士大夫行狀、誌銘之類，不可勝紀”。基於崇儒尚文的基本國策，宋代對私家修史一般也采取寬容態度。私人著史，呈獻朝廷，多遷官受獎。《資治通鑒》原係司馬光私家著述，《續資治通鑒長編》《建炎以來係年要錄》《三朝北盟會編》等史籍均係私家著述，撰述者皆受到獎勵。這種措施在一定程度上誘發、刺激了士人重名傳世的觀念，促使宋代士子重視治史，從而推動了史學的繁榮。

　　二兩宋時期，緊跟全國史學發展的步伐，江西史學領域可謂大師雲集、諸儒競學、蜚聲中外，構成了一道亮麗的風景線。宋代江西的史學成為一個碩果累累的文化園地，這一時期曆史學領域中江西史家之多、著作之富、成就之高可說是空前絕後。

　　大師雲集，名作迭出，開啟史學新篇章。宋代江西史學繁榮的首要表現是史家名作迭出。歐陽修不僅是一位文學大師，也是一位傑出的史學大家，歐陽修的廬陵史學，是宋代江西史學最傑出的代表，奠定歐陽修史學大家基礎的，是他編寫的《新唐書》與《新五代史》兩部重要史書。《新唐書》共計二百二十五卷，其中本紀十卷、誌五十卷、表十五卷、列傳一百五十卷。《新唐書》編纂優勢表現在唐代史料占有與選擇方麵，大大超過了《舊唐書》；編纂體例和編修內容方麵，也遠比《舊唐書》完備。《新五代史》總計七十四卷，是一部紀傳體史書，其中本紀十二卷，列傳四十五卷，考三卷，世家十卷，四夷附錄三卷，記載了自後梁開平元年（907）至後周顯德七年（960）凡五十三年曆史。

　　劉恕與劉攽不僅是當時著名史學家，著有《通鑒外紀》和《東漢書刊誤》等史學名著，而且積極參與《資治通鑒》的編修。《資治通鑒》是宋代最輝煌的編年史書。雖為山西夏縣人司馬光主編，但尤得力於三位副主編劉恕、劉頒、範祖禹，其中劉恕、劉頒都是江西人。可以這麽說，在《資治通鑒》的編修過程中，劉恕出力最多，貢獻最大，實際上成為該書的副主編，全祖望就說劉恕是“實係全局副手”。《資治通鑒》之所以能成為繼《史記》之後最為優秀的一部編年通史，與劉恕所付出的巨大勞動是分不開的。

　　劉恕除參與《資治通鑒》的編修和撰寫《通鑒外紀》外，他還撰寫過《十國紀年》四十二卷、《疑年譜》一卷、《年略譜》一卷等史書。特別是《十國紀年》，有史家讚美說：“是書蓋一世奇作，其敘事微而贍，簡而詳，疏而有旨，質而不蕪，廣博辭文，賢於國誌舊史遠甚。”黃庭堅稱讚劉恕是“以史學擅名一代”。劉頒除參加《資治通鑒》編修外，也有大量著作聞世，其中史學著作有《經史新義》七卷，是關於經學和史學的理論專著。劉頒尤精於漢史，著有《漢官儀》三卷，是有關漢代典製史的。另著有《彭城集》四十卷，《中山詩話》二卷，《芍藥譜》三卷，《孟子外書》注四卷等，又有類書《文選類林》十八卷。

　　宋代江西著名史作如下幾部：徐夢莘的編年類史書《三朝北盟會編》。在宋代如林的史著中，《三朝北盟會編》以獨特的編纂體例和廣闊的史學視野以及如淵似海的史料文獻集成，受到曆代史家高度重視。《四庫全書總目》稱該書“博贍淹通，南宋諸野史中，自李心傳《係年要錄》之外，未有能過之者”。

　　典製類史書有徐天麟的《西漢會要》《東漢會要》；考證類史書有劉頒的《東漢書刊誤》、劉辰翁的《班馬異同評》、洪邁的《訂正史記真本凡例》、熊方的《補後漢書年表》等；別史雜史的史書有羅必的《路史》、曾鞏的《隆平集》、洪皓的《鬆漠紀聞》等。其他像趙汝愚的《諸臣奏議》、樂史的《太平寰宇記》、周必大的《玉堂雜記》、許月卿的《百宮箴》、劉羲仲的《通鑒問疑》、龍袞的《江南野史》、陳彭年的《江南別錄》、李幼武的《皇朝名臣言行錄》《皇朝道學名臣言行錄》等都是成書於宋代的史學名著。

　　史學世家，薪火相傳，成就家族新輝煌。宋代江西史學取得豐碩成果的第二個表現是，當時不僅史家史作迭出，而且也體現出宋代江西文化家族群體性的特征，如筠州（今江西高安）人劉恕與其子劉羲仲都精於上古史的研究。新喻（今江西新餘）人劉敞與其子劉奉世、弟劉頒都精於漢代史的研究，著有《三劉漢書標注》六卷，史稱“新喻三劉”。《三朝北盟會編》的作者徐夢莘是清江（今江西樟樹市）人，其家族也是一個史學世家。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卷一八說：“其家長於史學”。徐夢莘弟徐得之著有《春秋左氏國紀》《史記年紀》《郴江誌》等史書，徐得之的長子徐筠有《漢宮考》《周禮微言》《姓氏源流考》《修水誌》等。徐得之次子徐天麟有《西漢會要》《東漢會要》《漢兵本末》《西漢地理疏》《山經》等，其中《西漢會要》七十卷、《東漢會要》四十卷流傳至今。

　　廬陵人羅泌，其祖孫四代為儒，侄孫、侄曾孫皆以文史飽享世名，所以清康熙年間江西布政使施閨章，曾奉朝廷之命，送“史學世家”金匾以表彰其族。其中羅泌祖父羅無竟一生以讀書藏書為樂，藏書竟達萬餘卷，除著有《清襟集》等詩文集外，尤長表《春秋》史學。這對羅氏後人長於史學影響至深。羅泌的父親羅良弼也是一位好古博雅的君子，一生著述頗豐，除著有《文集》三十卷、《欣會錄》十卷、《詩話》二十卷外，還著有《歐陽三蘇年譜》《聞書》等史書。羅泌子之羅莘，能傳其家學，曾為其父所作《路史》作注，《四庫全書總目》雲：“核其詞義，與泌書詳細相補，似出一手。”在羅氏家族中，尤以羅泌所著《路史》尤為著名，卓然成為一大史家，也由此奠定羅氏成為“史學世家”的基礎。

　　江西鄱陽的洪氏家族，不僅是一個文學大族，也是一個史學家族。洪皓（1088—1155）曾被扣留金國十五年，堅貞不屈，被人稱為“宋代之蘇武”。後歸宋後，以驚人的記憶追述而成《淞漠紀聞》三卷，這種以親身經曆寫成的有關金國政治、曆史、風俗的史書，具有很強的現實指導意義，是鮮得一見的史書，此書經長子洪適、次子洪遵的整理補增後行於世，立刻引起很大的反響，元代纂修遼、金二史時，《淞漠紀聞》成為重要的參考書。洪皓的兒子洪邁（1123—1202）也是一位著名史學家，其所著《訂正史記真本凡例》一書對研究司馬遷《史記》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而他的《客齋隨筆》五集和《夷堅誌》四百二十卷，不僅是著名的筆記小說，也是了解宋代和宋以前諸朝政治典章製度、曆史人物與事件、風俗掌故的史書。除此之外，洪邁還多次參與國史的編修工作，如《四朝國史》《欽宗實錄》等，而洪邁的兩位哥哥洪適（1117—1184）、洪遵（1120—1174）卻以所著的《隸釋》《隸續》共四十八卷、《泉誌》十五卷，是宋代金石學開創的奠基之作，其中《泉誌》還是現存最早的錢幣學專著。

　　宋代江西史學取得豐碩成果的第三個表現是，在史學理論方法、史學體裁門類的創新方麵取得了巨大成就，在兩宋史學思想與方法的發展途徑中，歐陽修的廬陵史學無疑是開出一代嶄新的風氣。其所著的《新唐書》《新五代史》不僅使漢唐時期一度沉寂的編年體史書，此時又被重新激活，為以後《資治通鑒》和《續資治通鑒》煌煌史書的出現，奠定了基礎。歐陽修在史學編纂方法上強調“春秋筆法”，在史著編纂方麵，強調從曆史中尋求資政途徑，吸取經驗教訓，以尋求曆史盛衰規律，以獲得改變現實的方法，為治史與治世、曆史與現實之間找到一條分外相契的結合點。以人為鑒，可識善惡；以史為鑒，可明得失。史學的勸誡功能，成為宋代史學的一個主要思想。而朱熹通過編撰《通鑒綱目》史書，卻首次將新興義理思想貫徹於史學範疇，從而建構起天理本體與曆史事實相統一的嶄新的理學史觀，這種創新性的理學史觀，無疑對史籍編纂與史學的研究帶來振聾發聵的作用。

　　在史學門類創新方麵，宋代江西學者也作出了重大貢獻，朱熹通過《資治通鑒綱目》的編纂，開創了綱目體的史學編纂新體裁，又通過對《伊洛淵源錄》的編纂，創造了一種新學術史體裁的史書，從而開啟了後世學案體史書之先河。司馬光《資治通鑒》刊行後，在宋代學術界引起巨大反響。大量讚譽者多之，批評者也不乏其人。江西婺源籍哲學家朱熹就是批評最有力的一位。朱熹以《通鑒》史事為基礎，仿《春秋》簡嚴筆法，以理學思想解釋曆史，並且編纂內容上“通貫曉析，如指諸掌”便於閱讀，更便於教學和科舉應用的曆史教科書，這部書就是《通鑒綱目》。該書將朱熹理學思想貫徹於中，使之具有扶綱常、植名教、正人心的鮮明特點，所以受到了統治者的青睞。南宋以後由朱熹開創的綱目體裁，成為史籍編纂的主要形式，這無疑引導了中國曆史學的一個巨變，義理之學大踏步進入史學領域，不僅是學術觀點的更新，更是政治觀點的折光。

　　金石學是以古代金石器物作為研究對象的一門學科，也是近代考古學的前身。宋代金石學是宋人對中國文化史所建樹的一塊豐碑，其原創性與開拓性，充分顯示了這門年輕學科的重大曆史價值。金石學的開創者，是江西的二位著名學者臨江新喻人劉敞和廬陵人歐陽修。劉敞的《先秦古器記》與歐陽修的《集古錄》二書是宋代金石學的開創與奠基之作。《先秦古器記》對先秦十一件古器物進行研究考證，而且大部分都是青銅器。《集古錄》一千卷，所收的範圍從周代初年至五代末年，時間跨度數千年，不僅有青銅文獻，更有大量的石刻文獻。《先秦古器記》雖成書略早，成為金石學開創之作。但真正能使金石學這門新興學科樹立起來的奠基之作，卻非歐陽修的《集古錄》一書莫屬。

　　此後洪適、洪遵二兄弟又以《隸釋》《泉誌》成為金石學大家。《隸釋》二十七卷，所收錄的金石文獻上起東漢光武帝建武，下至魏明帝黃初、青龍年間，收錄的主要是漢魏石刻文字，是人們研究漢字流變、石刻碑拓與漢魏曆史的重要文獻和珍貴資料。洪遵的錢幣學專著《泉誌》是一部金石學專著。該書共收錄了上啟三代，下迄五代共數千年時間，計錢幣三百四十八品，其中包括洪遵本人新收集一百餘品錢幣。其中著錄了許多珍稀錢幣，如五代十國的“天成元寶”、“永平元寶”、“應天元寶”等。

　　三江西史學在兩宋的異軍突起，究其原因，可以說是天時、地利、人和兼而有之。

　　文化重心南移是宋代江西文化繁榮、史學興盛的重要原因之一。北民南遷，如晉室衣冠渡江、宋都南遷等，都為江西史學在宋代的崛起進行了文化儲備，帶來了發展機遇。文化重心南移延綿了數個世紀之久，漢晉以來三次大規模的北民南遷，即是文化重心南移的主要標誌。特別是發生在北宋末年的第三次大規模的北民南遷，此次是整個國家政權大搬遷，包括皇帝、文武百官、衣冠士族以及士兵軍卒、細民百姓。就此次北民南遷對江西文化和經濟的影響來說，均遠勝前二次人口大遷移。隨著南宋政權政治經濟重心的南移，偏於江南一隅較少受到戰火侵襲的江西人口大量增加，社會經濟迅速發展，百姓安居樂業，農業、手工業發達，“茗荈冶鑄，金帛秔稻之利，歲給縣官用度，蓋半天下之放焉”，從而為江西學術的發展、史學的興盛提供了雄厚的物質基礎，為史學家們聚徒講學、傳道解惑，維持日常起居用度，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其次，宋代江西文化的繁榮得益於江西地區暢通的交通。“襟三江而帶五湖，控蠻荊而引甌越”，王勃一言道盡了江西的區位優勢。江西位於長江中下遊地區南岸，襟帶長江，東連蘇滬，可出東海，西接湘鄂，過高峽，可直達滇川。南引甌越，出武夷，過梅關，與閩粵交鄰，北渡長江，可長驅中原。一條水路，一條陸路，將江西與全國的水陸交通緊密聯係在一起，形成了一條北入中原，中經鄱陽湖與贛江，翻過大庾嶺到嶺南，與珠江水係相連的，長達數千裏的，水陸相間而以水運為主的南北交通大動脈，從而促進了江西的內河航運和造船業的發展，江西所產的糧食、茶葉、瓷器、紙張、布匹等得以源源不斷地運往全國各地，九江、南昌、撫州、吉州、贛州都成為當時江西著名的港口和商業軍事重鎮，正如李綱所雲：“江西路環數千裏為郡十有一，為縣五十有三，控引荊湖襟帶吳越，為上流重要，去淮南京西，道理不遠，平時商旋，由獨木渡江白光蔡以趙汴都，最為徑捷，當六朝時，九江豫章皆重鎮，屯兵選帥，以臨之令，今朝延保據江，審察形勢，知此要害，故與江東，荊湖，皆置大使。付兵二萬，假以重權，錢糧優裕，贍養不闕，所以營屏翰之勢要為長久這第也”。

　　第三，江西地區文化底蘊深厚，學習風氣濃鬱。漢代有“徐孺下陳蕃之榻”的美談。曆三國魏晉南北朝而至隋唐五代，更是匯集了大批外來避難的士大夫家族，重學的社會風氣已經形成。據方誌材料記載，南昌府“市井多儒雅之風”，吉安府“環吉水百裏之鄉多業儒”，廣信府“下逮田野小民，達乎四境屬耳”，這種良好的文化生態環境，不僅有利於本土學者，南遷的北方移民多分布在南宋首都臨安地區，而緊鄰京畿之地的江西，也就成為接納南遷移民最多地區之一。出現了“流寓之人遍滿”的局麵。據《宋史·地理誌》統計，北宋崇寧元年（1102）江西人口戶數是1467289，到南宋紹興三十三年（1162）人口戶數是1891392，相隔60年就增加了四十三萬四千多戶。如果以每戶5口計算，那就是增加了210餘萬人。這其中有很大部分來自於南遷的北民。以元豐三年（1080）人口統計為例，全國總戶為14852684，東南地區點8448550戶，為全國總數的57%，江南西路（現江西大部分地區）有1365533戶，為全國總數的57%，僅次於兩浙，居東南地區第二位。

　　此外，宋代江西文化的興盛，還與宋代科舉製度普遍盛行息息相關，江西書院林立，為人才培養和成長打下了堅實的基礎，也為文化交流提供了平台；江西籍文化人才大批進入統治集團，兩宋時期，江西有16位宰執，其中北宋6位，南宋10位，這就為江西人才（自然包括史學人才）的脫穎而出提供了良好的發展機遇。

　　綜上所述，宋代江西史學的突出表現，對江西乃至中國、對當代及明清史學的發展都產生了重要而深遠的影響，其開創了一種全新的學術精神，促進了江西人文的大興盛和文化教育的大普及，同時為元明時期江西史學的持續發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還砥礪了民族氣節，使江西成為中國曆史上著名的文章節義之邦。宋代江西的史學家大多集學者、教育家、官員於一身，雖然學問有高下，影響有大小，但在他們身上，往往都體現著學問、氣節、事功的統一，歐陽修、洪皓等就是他們的代表。他們飽讀詩書、學識淵博，以“內聖外王”自期，道德文章垂範天下，成為名垂青史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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