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林探賾（第3輯）

第四章 宋應星著作考

　　⊙餘建紅

　　宋應星，漢族，字長庚，明代江西省南昌府奉新縣北鄉人，今為奉新縣宋埠鄉牌樓宋村。明代萬曆十五年（1587）生，大約清康熙五年（1666）卒。宋應星一生講求實學，對官府壓榨平民深為不滿，反對士大夫輕視生產的態度，對勞動人民懷有深刻的同情。宋應星是17世紀中國明代卓越的科學家和思想家，著作頗豐，學術研究涉及手工業技術、農學、物理學、化學、生物學、哲學、政治經濟學、文學等眾多領域。雖然《天工開物》是他的主要作品，代表其在科學技術方麵的最高成就，但是他在人文科學方麵所作的貢獻也十分重要，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社會的進步和發展。

　　一、時代背景和生平

　　科學文化史表明，每個卓越曆史人物的出現都有其時代的需要，並都是該時代的精神產物。16—17世紀明代科學的高漲和啟蒙思潮的湧現，也是與中國封建製的衰敗、商品經濟及資本主義萌芽的發展相伴隨的。封建製經兩千多年統治後，至明代已進入衰敗階段。當其發展至後期各種矛盾加劇而弊端百出之時，就要求進步思想家予以揭露和批判。隨著工農業生產水平的提高和曆代科學知識的積累，傳統科學技術至明代進入晚熟階段，需要科學家加以總結。這時資本主義在中國各地都有不同程度的萌發，雖然不在社會中占優勢地位，卻也同樣刺激了社會生產力和科學技術的發展。中國工商業主與比他們先行一步的西方工商資產者並無二致，出於同樣利益及目的，也要求迅速發展工農業生產和商品貿易，因之也求助於科學技術。他們與社會市民階層、農民和手工業者一樣，要求衝破封建製束縛。與上述要求相適應，在意識形態領域內也出現了新的思想啟蒙運動。參加這一運動的科學家和思想家對封建主義及其精神支柱佛教與道教的神學、中世紀儒學和各種蒙昧主義也展開了批判，宣揚科學與理性、民主與法治。明末和明清之際科學界和思想界的啟蒙運動有別於西方的文藝複興和後期文藝複興，但卻是同一曆史階段的產物，社會效果亦同，都推動了曆史的前進。

　　宋應星正好生活在16—17世紀的中國，經曆了明代後期的萬曆、天啟及崇禎三朝，晚年還趕上了清初的順治年間及康熙初年。他出身於書香世家，卻曆經滄桑。其曾祖宋景（1476—1547）是弘治十八年（1505）進士，曆任山東參政、山西左布政使、南京工部尚書轉兵部尚書，進京師都察院左都禦史（正二品），卒贈太子少保、吏部尚書，諡莊靖，是明代中期重要閣臣。他為官清廉，曾推行“一條鞭法”的改革政策，史稱其“有古大臣風”，對宋族後代有很大影響。宋應星祖父承慶（1522—1547）為宋景的第三子，少有大才，誌競進取，邑庠生（秀才），青年夭卒，未酬其誌。遺一孤子國霖（1547—1629），即宋應星之父。宋國霖少孤，在母親顧氏和叔父和慶（1524—1611）照養下成人，少補諸生，在庠40年，一生為秀才，未出仕。宋國霖有四子，長子應升（1578—1646）、次子應鼎（1582—1629）、三子應星、幼子應晶（1590—？）。其中應升與應星為魏氏（1555—1632）所生。自宋景至宋承慶時，宋家猶鼎盛，但至宋國霖時家境漸以蕭條。

　　奉新地處江西南昌府境內，明代這裏文風很盛。宋應星幼時與兄應升同在叔祖宋和慶開辦的家塾中就讀。宋和慶是隆慶三年（1569）進士，授浙江安吉州同知，進廣西柳州府通判，未幾辭官歸裏，在本鄉興辦教育事業。宋應星在家塾中初投師於族叔宋國祚，繼而就學於新建舉人鄧良知（1558—1638）。宋應星自幼聰明強記，“數歲能韻語”（作詩），有過目不忘之才，很得老師及長輩喜愛。稍長，考入本縣縣學為庠生，熟讀經史及諸子百家，他在程頤—程顥、周敦頤、朱熹及張載這宋代四大家中，獨推張載的關學，從中接受了唯物主義自然觀。他對天文學、聲學、農學及工藝製造之學有很大興趣，曾熟讀過李時珍的《本草綱目》（1596）等書。此外，還喜歡音樂、作詩。他常與同窗好友赴本縣風景名勝處郊遊，相互催詩，相互激勵，縱談天下事。萬曆四十三年（1615）宋應星與兄應升赴省城南昌參加乙卯科鄉試。在一萬多名考生中，28歲的宋應星考取全省第三名舉人，其兄名列第六。奉新諸生中隻有他們兄弟中舉，故稱“奉新二宋”。

　　鄉試的成功使宋氏弟兄受到鼓舞，當年秋天他們便前往京師（今北京）應次年丙辰科會試，但卻名落孫山。他們決定下次再試，為了作好應試準備，宋應升、宋應星等人前往江西九江府古老的白鹿洞書院進修，當時任洞主的是著名學者舒曰敬（1558—1636）。舒曰敬，字元直，號碣石，南昌人，萬曆二十年（1592）進士，是個有成就的教育家，“一時名公巨卿皆出其門下”。萬曆四十七年（1619）是神宗在位時最後一次會試之年，宋應星弟兄與江西其他考生齊會京師，但二兄弟仍未及第。此後，他們於天啟及崇禎初年再試，均告失敗，從此遂絕科舉之念。崇禎四年（1631）宋應升由吏部銓選任浙江桐鄉縣令，宋應星回鄉服侍老母。崇禎七年（1634），宋應星任江西省袁州府分宜縣學教諭，教授生員，是未入流的教職人員。該年其兄宋應升調任廣東肇慶府恩平縣令，因有政績，被誥封為文林郎。宋應星在分宜縣任教四年，這是他一生中的重要階段，因為所有主要著作都發表於此期間。

　　崇禎十一年（1638）宋應星在分宜任期滿，考列優等，旋升任福建汀州府推官（正八品），為省觀察使下的屬官，掌管一府刑獄，俗稱刑廳，亦稱司理。他任期未滿，於崇禎十三年（1640）辭官歸裏，十六年（1643）又出任南直隸鳳陽府亳州（今安徽阜陽地區）知州（正五品），然此時已值明亡前夕。宋應星赴任後，州內因戰亂破壞，連升堂處所都無，官員多出走。他幾經努力重建，使之初具規模，又捐資在城內建立書院。崇禎十七年甲申（1644）初，宋應星辭官返回奉新。當年三月，李自成大軍攻占京師，明亡。四月，清兵入關，建都北京，宋應星成為亡國之民。甲申年五月，福王在南京建立南明政權，為弘光元年。南明時，宋應星被薦授滁和兵巡道及南瑞兵巡道（是介於省及府州之間的地區長官），但宋應星均辭而不就。明亡前，宋應升已升任廣州知府，明亡後亦無意戀官，遂掛冠歸裏。

　　宋應星弟兄寄希望於南明，但此政權由閹奸阮大铖、馬士英把持，排斥忠良，政權迅即滅亡。清兵南下取江西，宋應升於1646年服毒殉國。清朝建立後，宋應星一直過著隱居生活，在貧困中度過晚年，拒不出仕，大約卒於康熙五年（1666），享年八十左右。卒後遺有二子，長子士慧字靜生，次子士意字誠生，二人均有文才，人稱“雙玉”。宋應星生前教導子孫，一不要科舉，二不要做官，子孫皆能奉父祖遺訓，在家鄉安心耕讀。至清嘉慶年（1796—1820），他的後代都成為貧苦農民。

　　宋應星一生適值明末亂世，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尖銳，明政權又相當腐敗，社會經濟狀況愈益惡化。他年輕時曾想通過科舉入仕途徑，施展其濟國濟民的政治抱負，但多次會試的失利，使他目睹考場與官場弊端叢生的黑暗現象，終與科舉決裂而轉向實學。他在會試途中，對南北各地的農業和手工業生產做了大規模科學考察，收集了豐富的科學資料。在這萬裏行程中，他還作了廣泛的社會調查，對明末社會作了深刻的剖析。這一切為他日後撰寫有關著作提供了素材。他雖然曆盡艱辛跋涉萬裏行程而未得中功名，但卻獲得了極其珍貴的科學技術知識和社會見聞。更重要的是，他在思想上的覺醒使他成為對封建主義和中世紀學術傳統持批判態度的思想家和科學家。

　　二、《天工開物》的刊行情況及其主要內容

　　在中國古代科學家中，宋應星是一位重要代表人物，其《天工開物》馳名中外，是中國古代有代表性的優秀科學技術典籍，也是一部世界科學名著。此書真實地反映了中國明代及明以前在農業和工業各個生產領域內所取得的技術成就，內容廣泛係統，文字簡潔明了，插圖生動活潑，深受海內外讀者的推崇。宋應星的科學業績也因此得到世界各國學術界的高度評價。

　　明崇禎七年至十年（1634—1637）間，宋應星任江西省分宜縣教諭，嚴於律己律人，敢於秉公奉職，決心從自身做起，抵製當時學政方麵的不正之風，並把他長期積累的生產技術等方麵知識加以總結整理，編著了《天工開物》一書，在崇禎十年（1637）由友人塗紹煃（字伯聚，約1582—1645）資助刊刻，稱之為塗本，也稱明刻本，現藏於北京圖書館。除了明末的《天工開物》第一版塗本外，迄今為止《天工開物》還出版過十幾個比較重要的版本。比較重要的版本有楊本和陶本。《天工開物》塗本出版後，很快便在福建由書商楊素卿於清初刊行第二版坊刻本，簡稱楊本，也藏於北京圖書館。1927年，陶湘把《天工開物》一書再次印刷發行，簡稱為陶本。

　　《天工開物》在康熙以後至乾隆年間還在社會流通，被人們引用。1725年，進士陳夢雷受命組織編撰，蔣廷錫等人續編的官刻大型著作《古今圖書集成》在食貨、考工等典籍中有很多地方取自《天工開物》，在引用時，對《天工開物》中的“北虜”等反清字樣改為“北邊”。1742年，翰林院掌院學士張廷玉（1672——1755）任總裁的大型官修農書《授時通考》，在第20、23、26等卷中，都引用了《天工開物》中《乃粒》《粹精》等章。18世紀後半葉，乾隆設四庫館修《四庫全書》時，在江西進獻書籍中，發現宋應星的哥哥宋應升的《方玉堂全集》、宋應星友人陳弘緒等人的一些著作存在反清思想，因此《四庫全書》沒有收入宋應星的《天工開物》。乾隆以後，也再沒有人刊刻此書，因此《天工開物》在清代沒有進一步流通。雖然《天工開物》因有反清思想而一度遭到厄運，但仍成為當時許多學者的參考書。

　　1840年，著名學者吳其浚在《滇南礦廠圖略》關於采礦冶金方麵的敘述中，參考了《天工開物》。1848年，吳其浚的《植物名實圖考》穀類等部分有很多地方引用了《天工開物》的《乃粒》。1870年，劉嶽雲（1849——1919）的《格物中法》中，幾乎把《天工開物》中的所有主要內容都逐條摘出，還進行了評論和注釋，他是中國第一個用近代科學眼光研究《天工開物》的人。1877年，岑毓英（1829——1889）撰修的《雲南通誌》的食貨礦政部分也詳細引用了《天工開物·五金》關於銅、銀等金屬冶煉技術的敘述。1899年，直隸候補道衛傑寫的《蠶桑萃編》有不少部分引用了《天工開物》中的《乃服》《彰施》等章。

　　《天工開物》問世後流傳至國外，在國際上引起強烈反響。17世紀末，《天工開物》傳入日本。1694年，日本著名本草學家見原益軒（1630——1714）在《花譜》和1704年成書的《菜譜》二書的參考書目中列舉了《天工開物》，這是日本提到《天工開物》的最早文字記載。1771年，日本書商柏原屋佐兵衛（即菅王堂主人），發行了和刻本《天工開物》，這是《天工開物》在日本的第一個翻刻本，也是第一個外國刻本。從此，《天工開物》成為江戶時代（1608——1868）日本各界廣為重視的讀物，刺激了18世紀時日本哲學界和經濟界“開物之學”的興起。1952年，日本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中國科技史研究班的學者們將《天工開物》全文譯成現代日本語，並加譯注、校注及標點，至今仍暢銷。

　　18世紀，《天工開物》還傳到朝鮮。1783年，朝鮮李朝（1392——1910）著名作家和思想家樸趾源（1737——1805）完成的遊記《熱河日記》中向朝鮮讀者推薦了《天工開物》，成為李朝後期實學派學者參引的著作。

　　1830年，法國著名漢學教授儒蓮（1797——1873）首次把《天工開物·丹青》章關於銀朱的部分譯成法文，題為《論中國的銀朱》。譯自中文並摘自名為《天工開物》的技術百科全書，發表於《新亞洲報》第5卷中。1832年，儒蓮的法文譯本又轉譯為英文，刊發於《孟加拉亞洲文會報》卷一中。1847年，儒蓮的另一篇法文譯文《銅合金·白銅·鑼鉦》（譯自《天工開物·五金》），在譯成英文後又被譯成德文刊於德國《應用化學雜誌》卷41.1837年——1840年，儒蓮在《桑蠶輯要》一書中引用的《天工開物》論桑蠶部分被摘譯為意、德、英、俄等國語言。

　　英國著名生物學家達爾文（1809——1882）在讀了儒蓮翻譯的《天工開物》中論桑蠶部分的譯本後，把它稱為“權威著作”。達爾文在他的《動物和植物在家養下的變異》（1868）卷一談到養蠶時寫道：“關於中國古代養蠶的情況，見於儒蓮的權威著作”。他把中國古代養蠶技術措施作為論證人工選擇和人工變異的例證之一。1869年，儒蓮和法國化學家商畢昂把《天工開物》有關工業各章的法文摘譯，集中收入在《中華帝國工業之今昔》一書中，在巴黎出版。1964年，德國學者蒂路把《天工開物》前4章《乃粒》《乃服》《彰施》及《粹精》譯成德文並加了注釋，題目是“宋應星著前四章”。1966年，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的任以都博士將《天工開物》全文譯成了英文，並加了譯注，題為《宋應星著，17世紀中國的技術書》，在倫敦和賓夕法尼亞兩地同時出版。這是《天工開物》的第一個歐洲全譯本。

　　宋應星的《天工開物》成為世界科學經典著作在各國流傳，並受到高度評價，如法國的儒蓮把《天工開物》稱為“技術百科全書”，英國的達爾文稱之為“權威著作”。日本學者三枝博音稱此書是“中國有代表性的技術書”，英國科學史學家李約瑟博士把《天工開物》作者宋應星稱為“中國的阿格裏科拉”和“中國的狄德羅”。可見這部書在世界科學史中占有重要地位。

　　宋應星在清康熙初年逝世後直到20世紀20年代，他的名字及學術地位較少為國人所重視。清末至民國初年，宋應星的著作《天工開物》才被中國學者所關注。特別是1927年陶本問世後，《天工開物》及其作者宋應星才成為國內學者研討和關注的對象。

　　《天工開物》是對中國古代農業和工業生產技術係統而全麵的總結，在科學史中首開先例，其所述範圍之廣為以往任何著作所不及。《天工開物》所述幾乎包括了社會全部生產領域，各章先後順序的安排是根據“貴五穀而賤金玉”的原則做出的。宋應星把與人民衣食有關的農業各章置於全書之首，其次是有關工業各章，而以不切國計民生的珠玉一章墊後，體現了作者重農、重工和注重實學的思想。《天工開物》共3卷18章，計有《乃粒》《乃服》《彰施》《粹精》《作鹹》《甘嗜》《陶埏》《冶鑄》《舟車》《錘鍛》《燔石》《膏液》《殺青》《五金》《佳兵》《丹青》《曲蘖》及《珠玉》等章，所敘述的內容涉及農業、工業近30個生產部門的技術。

　　上卷有6章，多與農業有關。《乃粒》主要論述稻、麥以及黍、稷、梁、粟、麻、菽（豆類）等糧食作物的種植、栽培技術及有關生產工具，包括各種水利灌溉機械，並對以江西為代表的南方水稻的栽培技術介紹得特別詳細。《乃服》包括養蠶、繅絲、絲織、棉紡、麻紡和毛紡等生產技術，以及工具、設備、操作要點，特別著重於浙江嘉興、湖州地區養蠶的先進技術及絲紡、棉紡，給出了大提花機的結構圖。《彰施》介紹各種植物染料和染色技術，詳於靛藍的種植和藍靛的提取以及從紅花提取染料的過程，還涉及諸色染料的配色及媒染方法。《粹精》敘述稻、麥等的收割、脫粒及磨粉等農作物加工技術及工具，偏重介紹稻穀加工所用的風車、水碓、石碾、土礱、木礱及製麵粉的磨、羅等。《作鹹》論述海鹽、池鹽、井鹽等鹽產地及製鹽技術，尤詳於海鹽及井鹽。《甘嗜》主要敘述甘蔗種植、製糖技術及工具，同時論及蜂蜜及飴餳（麥芽糖）。以上是上卷各章內容概要，每章所述內容不是平鋪並列，而是有主有次，選擇重要產品為研究重點，突出介紹先進地區的生產技術。因此全書每章各節都主次分明。

　　中卷有7章，多為工業技術。《陶埏》敘述房屋建築所用磚瓦及日常生活所用陶器、瓷器（白瓷、青瓷）的製造技術及工具，著重介紹江西景德鎮生產民用白瓷的技術，從原料配製、造坯、過釉到入窖燒結，都給以說明。《冶鑄》是論述中國傳統鑄造技術最詳細的記錄，著重敘述銅鍾、鐵鍋和銅錢的鑄造技術及設備，包括失蠟、實模及無模鑄造等三種基本方法。《舟車》首先用數據標明船舶和車輛結構構件及用材，同時說明各種船、車駕駛方法，詳細介紹了大運河上航行的運糧船“漕船”，是有關交通工具的專章。《錘鍛》係統敘述了鐵器和銅器鍛造工藝，從萬斤大鐵錨到纖細繡花針都在討論範圍之內，其中還有各種生產工具如斧、鑿、鋤、鋸等的製造，以及焊接、金屬熱處理等加工工藝。《燔石》論述燒製石灰、采煤、燒製礬石、硫黃及砒石的技術，對煤的分類、采掘、井下安全作業均有論述。《膏液》介紹16種油料植物籽實的產油率、油的性狀、用途，以及用壓榨法及水代法提製油脂的技術及工具，還談及桕皮油製法及用桕油製蠟燭的技術。《殺青》論述紙的種類、原料及用途，詳細論述了造竹紙及皮紙的全套工藝技術及設備。

　　下卷包括5章，也屬工業技術。《五金》論述金、銀、銅、鐵、錫、鉛、鋅等金屬礦的開采、洗選、冶煉和分離技術，還有灌鋼、各種銅合金的冶煉以及珍貴的生產設備圖。這一章記載了不少中國人民的創造發明，如以煤煉鐵、用活塞風箱鼓風、直接將生鐵炒成熟鐵、以生鐵與熟鐵合煉成鋼等等。《佳兵》涉及弓箭、弩、幹等冷武器及火藥、火器的製造技術，包括火炮、地雷、水雷、鳥銃和萬人敵（旋轉型火箭彈）等武器。《丹青》主要敘述了以鬆煙及油煙製墨及供作顏料用的銀朱（硫化汞）的製造技術，產品均為文房用具。《曲蘖》記述了酒母、藥用神曲及丹曲（紅曲）所用原料、配比、製造技術及產品用途，其中紅曲具有特殊性能，是宋朝之後才開始出現的新品種。《珠玉》則敘述在南海采珠，在新疆和田地區采玉，在井下采取寶石的方法以及加工技術，兼及瑪瑙、水晶及琉璃等。全書除文字敘述外，還有123幅插圖，展示工農業各有關生產過程。除個別章節引用前人著述外，書中絕大部分內容都是作者在南北各地科學調查的資料。在敘述生產過程具體技術的同時，作者還用“窮究試驗”的研究方法對所述技術給以理論上的解釋。這同一般的技術調查報告有所不同。

　　《天工開物》的可貴之處在於，書中記述了工農業生產中許多先進的科技成果，用技術數據給以定量的解說，同時提出一係列理論概念，這就使該書成為一部科學技術的完整著作。例如在農業方麵，《乃粒》章指出水稻育秧後30日即拔起分栽，一畝秧田可移栽25畝，即秧田與本田之比為1：25.又說早稻食水三鬥、晚稻食水五鬥，失水即枯。這些技術數據對農業生產有指導作用，是育秧、插秧、灌溉的理論基礎，在以前的農書中未曾有過記載。該章還論述作物與環境的關係，以及外界環境變遷對作物物種變異的影響，指出通過人工選擇可培育出抗旱的旱稻，並介紹了以砒霜為農藥拌種、以石灰中和酸性土壤等可貴的技術成就。《甘嗜》章主要介紹將水稻育秧法移植到甘蔗種植中，實行甘蔗移栽這種新技術。《粹精》章所述的江西水碓，以水力為能源，通過立式主軸帶動各機件，同時具有灌田、脫粒及磨麵3種功能，是17世紀世界上先進的農用機械。《乃服》章所介紹蠶的變異現象，與19世紀英國學者達爾文所述幾乎相同，他提出將一化性蠶與二化性蠶，黃繭蠶與白繭蠶人工雜交，可培育出具有雙親優點的雜種蠶，通過蠶浴、排除病蠶實行人工淘汰，可使健蠶發育成長等，這都符合科學原理。《五金》所述將煉鐵爐與炒鐵爐串聯使用，可實現從生鐵直接煉成熟鐵的連續生產過程。他改進的用生鐵及熟鐵合煉成鋼的設備原理，成為近代馬丁爐的始祖。他在論述金、銀、銅的單位體積內重量時，已有了比重的概念。他對金屬鋅（“倭鉛”）的冶煉工藝的論述，是世界上最早的。對銅、鋅以不同比例配合煉出具有不同性能的合金黃銅的論述，都具有世界性的生產指導意義。《燔石》章所論及的豎井采煤在井下安裝巨竹筒以排除瓦斯和巷道支護的技術，以及燒砒石時的安全措施，都值得稱道。

　　宋應星以“天工開物”命名其書，實際上是以此展現一種具有普遍意義的科學思想。它強調自然力（天工）與人工的配合、自然界的行為與人類活動的協調，通過技術從自然資源中開發產物，以顯出人的主觀能動性。《膏液》章指出：“草木之實，其中蘊藏膏液（油脂）而不能自流。假媒水火、憑借木石（木榨與石磨），而後傾注而出焉。此人巧聰明”，正體現了“天工開物”的思想內涵。簡言之，這一思想的核心意義是以“天工”補“人工”開萬物，或借助於自然力和人力的協調，通過技術從自然界中開發萬物。日本學者三枝博音（1892—1963）在解釋“天工開物”思想時寫道：“‘天工’是與人類行為對適的自然界的行為。‘開物’是根據人類生存利益將自然界中包含的種種物由人類加工出來。在歐洲人的技術書中，恐怕沒有這類書名的著作。技術確實是自然界與人類協調的產物，它是人類與自然界之間賴以溝通的橋梁。隻有很好地理解了技術，才能懂得利用‘天工’的同時再用‘人工’開物。”這種“天工開物”思想像紅線坐標那樣貫穿於宋應星的整部書中。

　　三、其他著作的流傳及主要內容

　　宋應星才大學博，研究領域涉及自然科學、人文科學的不同學科，是一位百科全書式的學者。除了《天工開物》一書之外，他還著述了大量的書籍。總的來說，他的著作可分為以下四大類：（1）屬於自然科學和技術科學方麵的有《天工開物》《觀象》《樂律》等；（2）屬於人文科學方麵的有《野議》《畫音歸正》《雜色文》《春秋戎狄解》等；（3）介於上述兩大領域之間的有《原耗》《卮言十種》等；（4）屬於文學創作的有《思憐詩》《美利箋》等，總共有十幾種。這些著作都成於明末或明清之際。由於社會動亂，再加上作者有強烈的反清思想，故為清朝統治者所不容，所以他的大部分作品已散佚。現在保留下來的有《天工開物》《野議》《思憐詩》《論氣》和《談天》5種，而後兩種可能是《卮言十種》的殘留部分。傳世的宋應星著作《野議》《思憐詩》《論氣》和《談天》四種明刊孤本，現藏於江西省圖書館。這四種明刊孤本是江西省教育家蔡敬襄（字蔚挺，1877—1952）在分宜縣獲得。1952年蔡氏卒後，這些書才歸藏江西省圖書館。1933—1934年周憲民等編纂《宋應星事略》時，曾從蔡氏借得四種，將其內容寫入該書中。《宋應星事略》於1935年由江西省教育廳鉛印成冊。可見五十多年前，《野議》等四種早已引起江西學者的注意。1976年該四種由上海人民出版社重行鉛印出版，從此廣為流傳。

　　《野議》是宋應星的另一代表作，寫於縣學官署之中，於《天工開物》刊行前一年即崇禎九年（1636）出版。這是他的一部政論集，集中反映了他的社會政治思想和經濟思想。全書萬言，分十二議，計有《世運》《進身》《民財》《士氣》《屯田》《催科》《軍餉》《練兵》《學政》《鹽政》《風俗》和《亂萌》等議，可以說幾乎談到了明末社會所麵臨的各種問題，因而宋應星提出了許多的社會、政治和經濟觀點。該書也是作者在南北各地作實地的社會調查之後寫的，因而其內容翔實可信，有史有論。作者寫此書的目的是為了挽救明末社會所麵臨的政治及經濟危機，提出了一係列改革措施，期望社會由亂而治，使國家轉危為安，從而體現了這位科學家關心國家前途和民族命運的愛國思想。這部作品也可看成是宋應星希望崇禎皇帝實行變法的萬言奏議。從各議內容來看，所述主要涉及以下5個方麵：（1）指出各級政權機構人事製度及國家教育事業的重要性。為加強國家政權建設，他揭露和批判了當時製度的弊端及官吏的腐敗，提出革新吏政及學政的方案。（2）鑒於當時“民窮財盡”的經濟局麵，他揭露了財政、稅收等經濟政策的失誤，提出革新方案及生財之道。（3）談用兵、練兵及籌措軍餉的方法，揭露了軍政上的弊病。（4）要求在社會上移風易俗，振作人的精神麵貌，提高官兵的士氣。（5）分析明末農民起義的經過和動因，指出了與安民政策有關的一些策略。總之，宋應星主張減免對人民的橫征暴斂，呼籲罷除軍界、政界中的貪官汙吏，代之以廉潔奉公、一心為國的清官，使工農能獲溫飽、商人能有利可圖，貧士有獲得科舉入仕的機會，各階層的人都能各安其業。然後，全麵發展農業、工業和商業，養兵練武，則國運或可有救。書中有許多精辟思想，如宋應星認為社會財富是勞動創造的，增加社會財富意味著要大力發展農業和工業，這樣才能生產出豐富的勞動產品。他的這一財富觀是對經濟學原理的天才貢獻。

　　《思憐詩》是宋應星於崇禎九年（1636）撰寫的一本詩集，也是作者的自選詩集。其中有《思美詩》10首，都是七律；有《憐愚詩》42首，都是七絕。共52首，取二者之首字“思”與“憐”，因名之為《思憐詩》。《思美詩》各首吟詠出一些詩人心目中的理想人物。《憐愚詩》各首則以詩的形式揭露、批判明末社會黑暗現象和歪風陋習，思想性較高，與《野議》一脈相承。該書主要反映了詩人的人生觀或人生哲學，以文學形式表達他對人生價值和意義等問題的看法。為此，他在詩中塑造了兩大類典型人物，分別予以褒美與譏諷。他繼承了唐代大詩人白居易（772—846）倡導的新樂府運動的詩論傳統，主張寫詩應揭露時政弊端、反映社會現實並給人以啟迪與教化。《思美詩》中塑造了應當效法的一些賢人的形象：（1）身處亂世而潔身自勵，不同流合汙；（2）精忠報國，以造福百姓為做人根本；（3）德才兼備而識時務，以其思想、著作及實際行動喚起世人覺醒；（4）不圖名利，一心為國盡忠、為民盡孝，必要時可犧牲一切。這樣的人雖難得，但必千古流芳。《憐愚詩》塑造了應當諷刺和鞭撻的一些愚人的形象：（1）爭權奪位，結黨營私，禍國殃民；（2）貪得無厭，聚斂財寶，剝削人民；（3）沽名釣譽，妄想世代富貴，死後還求美；（4）迷信神佛及巫術，不相信人是自己命運的主宰。宋應星在詩中用對比的方式展示人生追求的目標應當是什麽和怎樣做人的道理。他的詩既有藝術性，又有哲理性。

　　《論氣》是宋應星的一部有關自然哲學的著作，成書於崇禎十年（1637），分為《形氣》篇五章、《氣聲》篇九章、《水火》篇四章、《水塵》篇三章及《水風歸藏》篇及《寒熱》篇各一章，共6篇13章，取問答對話體裁。在這部書裏，宋應星試圖對日常生活和物質生產過程中遇到的一些現象，如燃燒、腐爛、蒸發、生物新陳代謝和金屬冶煉等，作出哲學上的概括，並對物質組成和變化給出了一般性的解釋，提出了有關萬物本原及本質的“形氣論”。同時還研究了一些物理學上的問題，主要是聲學問題，提出了聲音產生的原理。可見，他還是一位哲學家。

　　《談天》成書時間是在崇禎十年丁醜（1637），隻有《日說》一篇，共六章，是一部從哲學角度談論天文現象的作品。他認為日食是自然現象，與人世間君王的行為美惡、明暗沒有直接關係。他還在書中提出了“日日新”的學說。這些都體現了他的自然哲學思想。宋應星於崇禎九年（1636）著有《觀象》《樂律》二卷。前者與天文學有關，討論前人觀測記錄，再發表已見。後者可能是討論音樂理論的作品。可惜二卷已失傳。同年宋應星還著有《畫音歸正》，由其友人塗伯聚捐資刊行，但此書今亦失佚。從書名觀之，大約是討論音韻學的一部作品。這部書是他在分宜任教諭時寫的，是他在縣學內向諸生講課的內容之一。他的《雜色文》一書，顧名思義當是部政治、經濟學及哲學方麵的雜文集。

　　《卮言十種》是一部小型叢書，包括內容不同的十種單獨作品，是全麵反映作者思想的綜合性著作，從其中的《論氣》《談天》二種可見端倪。此書也是崇禎九至十年（1636—1637）刊行的，將十種合起來將是部較大的書，像是作者的思想庫。他的《原耗》是萬言書，全書內容以替國憂慮、建言獻策為主。此書也成於崇禎九至十年，還是他於分宜任教諭期間所寫。這部書是涉及政治、經濟與技術三者的內容緊湊的綜合性著作，總的說是為了貫徹作者的政治、經濟主張。該書已散佚。《美利箋》今已失傳，為宋氏晚年之作，可能是傳奇之類的文學作品，約成於甲申後南明時（1645）。該書很可能是他的十首《思美詩》的進一步發揮，將詩中理想人物品行集中化、形象化、戲劇化。他的《春秋戎狄解》是在甲申（1644）春寫成的，是一部曆史學著作。其主要內容是宋應星借考證《春秋左傳》中有關少數民族入居中原的史例，表達他抗清的思想。這部書因清初違禁，不久就散佚。

　　根據上麵的分析可以看到，宋應星作品雖多，但都是圍繞他基本的政治經濟思想、科學技術思想、哲學思想和文藝思想這四種思想而展開的。有些作品內容相互間有重複，如《雜色文》《原耗》與《野議》，《談天》與《觀象》；另有些作品相互間表述共同思想，如《野議》與《憐愚詩》《思美詩》與《美利箋》，《天工開物》與《野議》《論氣》等。之所以出現這些情況，是因為宋應星想通過不同著作反複陳述他的基本思想觀點。然而我們從他現傳世的五種著作中已能把握住他的基本思想，所以有些作品雖已失傳，也沒有造成太大的損失。唯一無法彌補的損失是他的《畫音歸正》及《樂律》都告散佚，我們無法了解他在這方麵的思想，不過《樂律》的部分內容可以從《論氣·氣聲》篇中查到。一言以蔽之，他的全部作品都是“與功名進取毫不相關”的可貴的實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