潯陽論陶

第十一節 陶淵明贈答詩與嵇康贈答詩藝術手法之比較

　　毛楠楠

　　毛楠楠，周口師範學院文學學士。

　　“贈答詩，顧名思義是兩個人之間的贈詩和答詩的統稱”，始於東漢末期，直到魏晉六朝時期，贈答詩才真正地勃興。嵇康和陶淵明同是寫作贈答詩的重要詩人，但是由於其生活年代和個人品性等的不同，呈現的藝術手法也各有特點，主要表現在意象和詩體的不同上。

　　一、意象的不同

　　意象是詩歌創作中不可缺少的因素。“意”，就是詩人的思想、情感、意念、感興或文化內涵。“象”，就是物象、形象。總體來說，意象就是客觀的物象、形象經過創作主體的思想或者情感活動等而創造出來的一種藝術形象。意象按不同的分類依據可以分析出不同的類型，在這裏我就按意象之“象”的不同來進行分類，可以分為自然景物類、動物類、人造物象類、行為類等。

　　魏晉時期，文人們都喜用鳥意象，一方麵是因為文人們深受古典詩歌傳統的影響，鳥的意象最早在《詩經》中就被大量的運用。如《詩經·燕燕》中的“燕燕於飛，差池其羽”。另一方麵，魏晉時期，政治混亂黑暗，而鳥具有高飛遠遊的自由特質，這正符合當時士人們的心理狀態，希望遠離世俗的羈絆，自由自在地生活。

　　以嵇康和陶淵明整體的詩歌為對象來分析，二人都常用鳥的意象，但是僅就二人的贈答詩來看，嵇康用鳥意象的地方更多，而陶淵明很少涉及。嵇康在其贈答詩中，多處用到鳥意象，並尤其喜用“鴛鴦”這一意象。如《贈秀才入軍十八首》之一、之二：

　　鴛鴦於飛，肅肅其羽。朝遊高原，夕宿蘭渚。邕邕和鳴，顧眄儔侶。俛仰慷慨，優遊容與。

　　鴛鴦於飛，嘯侶命儔。朝遊高原，夕宿中洲。交頸振翼，容與清流。咀嚼蘭蕙，俛仰優遊。

　　鴛鴦為雙鳥，且卓爾不群，現實中也較少見。以我們現在的思維來看，一提到“鴛鴦”，首先就會先想到男女之情，象征愛情，但是，在魏晉時期，“鴛鴦”則常象征兄弟、朋友之情。如曹植的《豫章行》中的“鴛鴦自用親，不若比翼連。他人雖同盟，骨肉性相連。”在這裏，“鴛鴦”就比喻同盟的朋友，“比翼連”比喻兄弟親情。而嵇康的這兩首裏的“鴛鴦”都是比喻自己和從軍的哥哥嵇喜，詩中的“鴛鴦”或是傍依雙飛，或是單飛苦鳴，表達了詩人對哥哥的深切思念以及詩人的孤獨與寂寞之情。詩人常用“鴛鴦”等意象還因為這些物象在現實中都是比較少見的，它們周圍的景物以及飛翔的姿態多來自於詩人的想象。除了鴛鴦單飛和一起嬉戲的場景現實中能見到，其他的都賦予了神話色彩，如“朝遊高原，夕宿中洲。交頸振翼，容與清流”，都好像是《莊子逍遙遊》展翅九萬裏的昆鵬。這些描繪基本都是詩人充分發揮自己的主觀想象而得到的虛幻的場景，體現出了詩人對老莊思想的推崇，希望遠離世俗，渴望遊仙生活，與自然融為一體。

　　陶淵明贈答詩與嵇康贈答詩藝術手法之比較從嵇康選用的意象就能看出，他本身也是卓爾不群的，由於個性的率直、剛烈，加之當時黑暗的社會狀況，如嵇康這樣能一直堅持自己原則的文人不多，嵇康少有知己好友，所以他常常感到孤獨與寂寞，他也最終因為無法改變的個性而與孤寂終生相伴，愈來愈濃。

　　陶淵明也曾有過孤獨，但與嵇康不同的是，他的孤獨主要不是與朋友的分離和追求的不同，而是無法適應當時主流的世俗生活，被束縛的心靈得不到自由，一旦棄官而歸田園，這種心情便會大大地改變。陶淵明對世俗的不滿表現得相對平和，所以陶淵明在其贈答詩中則多運用如風雨雲等田園生活中常見景象作為詩歌意象，以此來表達自己對世俗的厭棄，對田園閑適生活的喜愛。

　　風、雨、雲等是人們熟知的和天氣有關的意象，風雨雲作為普通的天氣現象進入詩歌領域後，被賦予了豐富的思想內涵和審美意趣，一旦與詩人的愁苦心境相遇，便成了淒涼惆悵、悲苦憂傷的代名詞，政治之險惡、生活之困苦、離別之傷痛等社會現象與情感也更增一層厚重、複雜。如陶淵明《歲暮和張常侍》以“向夕長風起，寒雲沒西山”來烘托一種悲涼傷感的氣氛。《和胡西曹示顧賊曹》中的“重雲蔽白日，閑雨紛微微”一句，以重雲蔽日、煙雨紛紛的意象表現了現實的動蕩不安。《答龐參軍並序》以“依依舊楚，邈邈西雲”來表達詩人與朋友的依依惜別之情。

　　二、詩體的不同

　　這裏是詩體即古體詩的詩歌題材，按照詩中一句的字數一般分為四言詩、五言詩、七言詩等。四言詩是古代產生最早的一種詩體，產生於先秦兩漢，盛行於西周，春秋時期以後，逐漸衰落，但仍有不少詩人寫作，如三國時期的曹操父子，魏末的嵇康等。陳延傑《詩品注》曰：“四言能名家者甚鮮，三百篇之後，惟曹操，嵇康，差可嗣響。”隋唐之來，雖間有四言佳作，但作為四言詩的時代已經一去不複返了。嵇康之後，多少意味著四言詩時代的結束，因此可以說他是文學史上最後一位四言詩大家。

　　五言詩產生較晚，大約起源於西漢而在東漢末年趨於成熟。相對於四言詩，五言詩可以容納更多的詞匯，從而擴展了詩歌的容量，能夠更靈活細致地抒情和敘事；在音節上，奇偶相配，也更富於音樂美。因此，它更為適應漢以後的社會生活，從而逐步取代了四言詩的正統地位，成為古典詩歌的主要形式之一。

　　嵇康和陶淵明均為魏晉重要詩人，並且四言詩、五言詩均有較大成就，但是比較而言，嵇康在四言詩方麵成就較大，而陶淵明在五言方麵成就較突出。這首先能從他們的贈答詩的數量分配上看出來，嵇康22首贈答詩中共有18首為四言詩，陶淵明17首贈答詩中五言詩則占到了13首。

　　嵇康的四言詩受《詩經》影響較大，如他很明顯學習了《詩經》中的比興手法，同時又能夠有自己的創新，這使得他的四言詩讀來語言舒暢、色彩明朗，呈現出新的麵貌。具體來說，他很善於用簡潔的四言勾畫出鮮明生動的畫麵。如上文提到的《四言十八首贈兄秀才入軍》之一、之二，嵇康這兩首詩，通篇描寫，讓我們一看到就很自然地在腦海中呈現出一對鴛鴦振翅飛翔、悠然自得的畫麵，這在傳統的四言詩中很少見。詩人全篇皆用比興手法，意象優美，情感豐沛，自成一格。

　　東晉時期，文壇基本被玄言詩所占據，文學與現實生活脫離。直到東晉末年陶淵明的出現才使這種局麵得到了改觀，五言詩也因此有了新的發展生機。正如鍾嶸所說：“五言居文詞之要，是眾作之有滋味者也”，因為這種詩歌體裁無論是在寫作內容還是表達情感方麵都比四言詩詳盡豐富。同時，五言詩的句子組合方式不斷變換，得以與感情的起伏轉折相應，因而能適應多種感情的表達需要。所以陶淵明的贈答五言詩相比較嵇康的四言贈答詩更能細致詳盡地表現詩人的情感，對景物的刻畫也更清晰。如《贈羊長史並序》就采用了五言的形式，念古傷今，顯示出作者對當時局勢的觀感和政治立場，也表現了“君子贈人以言”的古訓。在這裏詩人對友人進行諷示、忠告，與普通的應酬敷衍、傷感惜別的作品有很大區別。並且因采用五言詩體，使得全詩的語言通俗易懂，感情也比較真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