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長征--長征中的毛澤東及三人軍事指揮小組

4.毛澤東掉入政治生涯低穀，自嘲說當時的任務是吃飯、睡覺和拉屎

　　毛澤東在紅一方麵軍的領導職務雖然得到恢複，但他與“左”傾冒險主義之間的重大分歧並未消除，圍繞著紅軍某些重大軍事方針，仍會發生激烈衝突。

　　8 月，關於紅一方麵軍行動方向，經過爭論，前方最高軍事會議接受毛澤東的建議，決定紅一方麵軍主力在贛江東北作戰，“決心在宜（黃）、樂（安）、南豐之間以戰備姿勢布置目前的戰場”。這是一個符合前線實際情況的正確決策。

　　但蘇區中央局主張我主力不宜在南豐、南城、宜黃間久呆，提出襲取永豐，將敵西調的意見。

　　前方與後方各持己見互不相讓，期間，蘇區中央局又收到臨時中央7月21日長信和9月下旬要求在敵軍合圍前“擊破一麵”的指示電，就致電周、毛、朱、王：“我們認為這完全是離開了原則極危險的布置。中央局決定暫時停止行動，立即在前方開中央局全體會議。”

　　10月3日至8日，蘇區中央局全體會議在寧都小源召開，史稱寧都會議。出席會議的有在後方的任弼時、項英、顧作霖、鄧發，有在前方的周恩來、毛澤東、朱德、王稼祥，列席的有劉伯承。

　　會上展開了激烈的爭論。會議沒有留下記錄，用《蘇區中央局寧都會議經過簡報》上的話來說，是“開展了中央局從未有過的反傾向的鬥爭”。爭論的焦點是前線的作戰方針問題。毛澤東堅持9月26日訓令的觀點，不同意紅軍無條件地離開蘇區出擊強敵。中央局一些成員根據臨時中央曆次指示，批評前方“表現對革命勝利與紅軍力量估量不足”，“有以準備為中心的觀念，澤東表現最多”。會上指責毛澤東對“奪取中心城市”方針的“消極怠工”，是“上山主義”、“東北路線”，把他提出的“誘敵深入”方針，指責為“守株待兔”、“專去等待敵人進攻的右傾主要危險”，把他5 月3 日複電中對臨時中央的反批評斥為“不尊重黨領導機關與組織觀念的錯誤”。

　　會上有人提出把毛澤東召回後方，專負中央政府工作責任，由周恩來負戰爭領導的總責。

　　會上，毛澤東堅持自己的主張。而周恩來陷入了兩難境地。他不同意對毛澤東的過分批判與鬥爭，又難於抗拒臨時中央三令五申執行“進攻路線”的指示。他為此困擾，在為會議作總結時，承認前方確有以準備為中心觀念，有等待傾向，但指出後方對毛澤東的批評過分，不同意將毛澤東調回後方。為了讓毛澤東留在前方，他提出可供選擇的兩種方案：“一種是由我負主持戰爭全責，澤東仍留前方助理；另一種是澤東負指揮戰爭全責，我負監督行動方針的執行。”朱德、王稼祥也不同意毛澤東離開紅軍領導崗位。

　　但多數與會者認為毛澤東“承認與了解錯誤不夠，如他主持戰爭，在政治與行動上容易發生錯誤”。

　　毛澤東認為既然不能取得中央局的全權信任，留在前方沒有什麽意義，因此也並不讚同這種勉強的安排，要求暫請病假回後方去。

　　會議最後通過周恩來提議中的毛澤東“仍留前方助理”的意見，同時批準毛澤東“暫時請病假，必要時到前方”。

　　會後，毛澤東準備到長汀福音醫院療養。他對王稼祥說：“算了吧，我們是少數，還是服從多數吧！”對向他道別的周恩來表示，前方軍事急需，何時電召便何時來。

　　正當寧都會議期間，臨時中央常委會在10月6日開會討論蘇區中央局的問題。博古對毛澤東和周恩來一起點名批評：“分散工作的觀點，我是堅決反對的。在這裏澤東又表現他一貫的觀念，同時伍豪不能將自己正確路線與自己的權威與之作堅決鬥爭，而表示沒有辦法，又暴露一次調和以至投降的弱點。澤東的觀點是保守、退卻。”同時還強調，應該做堅決的鬥爭，但不一定指出澤東名字，“因為要估計到澤東在蘇區紅軍中的威信”。至於“伍豪……又暴露一次調和以至投降的弱點”，“伍豪”即周恩來，這是指1930 年共產國際派周恩來回國製止立三錯誤，周恩來謙讓，讓同行的瞿秋白主持工作，在1931年1月召開的中國共產黨六屆四中全會上，瞿秋白被趕下台，周恩來受到米夫指責：“恩來同誌自然應該打他的P股，但也不是要他滾蛋，而是在工作中糾正他，看他是否在工作中改正他的錯誤。”此時，臨時中央顯然對周恩來失望，再次批評。

　　蘇區中央局接到臨時中央這個指示電時，寧都會議已經結束，毛澤東已離開前線回後方。留在寧都的中央局委員繼續開會，根據臨時中央來電，決定毛澤東回後方主持臨時中央政府工作，紅一方麵軍總政治委員一職由周恩來代理。10月26日，臨時中央又正式任命周恩來兼任紅一方麵軍總政治委員。

　　執行“左”傾中央指示的後方中央局成員，對周恩來的態度是十分惱火的。寧都會議後，1 1月1 2日，後方中央局成員給上海黨中央發電，指責了周恩來三條所謂“錯誤”：

　　（1）不讚成中央的“積極進攻”路線，“表現對革命勝利與紅軍力量估量不足”，與毛澤東的“等待主義”、“以準備為中心”等的“右”傾錯誤，“沒有什麽明顯的不同”；

　　（2）在寧都會議上“沒有站在堅定的立場集中火力反對”毛澤東的“錯誤”，“不給澤東錯誤以明確的批評，反而有些地方替他解釋掩護”；

　　（3）指責周恩來所作的會議結論是“調和主義”，甚至說：“我們認為恩來同誌在鬥爭中不堅決，這是他個人最大的弱點，他應該深刻了解此弱點加以克服。”

　　周恩來表示不能同意這個批評，亦同時給中共中央寫了一個報告，明確說明了四個問題：

　　（1）隻承認在寧都會議上“對澤東同誌的批評是采取了溫和態度”，不同意是所謂“調和”。

　　（2）認為“後方同誌”對毛澤東有“過分批評”，而這些批評都不完全符合事實，並指出“後方同誌主張召回澤東，事前並未商量好，致會議中提出後，解決頗為困難”。

　　（3）堅持向中央說明留毛澤東在前方的理由：“澤東積年的經驗多偏於作戰，他的興趣亦在主持戰爭”，“如在前方則可吸引他貢獻不少意見，對戰爭有幫助”，同時對毛澤東本人也比較好。

　　（4）再次為毛澤東的態度作了一些辯護。周恩來向中央說明：寧都會議後他去探望毛澤東，毛澤東“答應前方何時電召便何時來，在情緒上還沒有看出他有什麽不積極的表示”。關於“請病假”，他也替毛澤東作了說明：“因為治病在他確是十分需要的”。周恩來此舉的用意，是希望爭取中央能同意毛澤東再回前方。但是，直到第五次反“圍剿”，“左”傾中央始終不讓毛澤東參與戰爭的領導。

　　1936年9月中旬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再次講到寧都會議，說撤掉軍職“是缺席裁判，並且不通知”，這完全是一種“高慢的宗派主義”。

　　寧都會議解除了毛澤東在紅軍中的領導職務，迫使他暫時離開紅軍。從此，毛澤東一直被排斥，時間達兩年零三個月，直到遵義會議複出。這不僅是對毛澤東的打擊，而且最後導致了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和中央革命根據地的喪失。

　　毛澤東請了病假，他確實需要休養和治療一段時間。連年的軍旅生活，同國民黨軍的反複廝殺，加以中國共產黨內的嚴酷鬥爭，使得這個清瘦的中年漢子心力交瘁。他真是想找個清靜的地方歇息一下，但哪裏是合適的療養地呢？毛澤東選擇了長汀城裏的福音醫院。

　　毛澤東在10月中旬抵達長汀福音醫院養病，在院長傅連璋安排下住進老古井醫院休養所一棟兩層的花園小樓房裏。

　　在福音醫院，毛澤東並不孤獨。14 天前，賀子珍在此為他生下一個男孩，有妻子和兒子相伴，鬱悶的毛澤東得到一絲慰藉。他親自為兒子取名“小毛”，大名叫“毛岸紅”。“岸”是輩分，“紅”則是寓意生在紅區，長大要當紅軍。可惜這個孩子在長征前寄放在老百姓家裏，革命勝利後再未找到，更不知道他有沒有當紅軍。

　　同他在一起療養的，還有中共福建省委代理書記羅明、江西省蘇維埃政府副主席陳正人和臨時中央政府機關報主編周以栗。他們同為毛澤東的老相識或老部下，可以談心聊天。

　　對“左”傾教條主義的做法毛澤東是不滿意的。據賀子珍回憶，毛澤東當時說：

　　“教條主義真害死人！他們不做實際工作，不接觸工人、農民，卻要指手畫腳，到處發號施令。同國民黨打仗，怎樣才能取勝？農民為什麽會革命？他們懂嗎？”

　　身在醫院的毛澤東，心裏卻仍時時惦記著前線，關心著紅軍的命運。羅明一直敬仰紅軍的締造者毛澤東，可是過去卻沒有直接聆聽毛澤東教導的機會。現在是天賜良機，兩人便攀談起來，而且談得非常投機。

　　羅明說，自從主力紅軍打下漳州後千裏回師贛南，眼下隻有剛成立的紅軍獨立第八師、第九師共3000人在閩西。毛澤東聽說這一情況，便建議羅明在閩西、閩南廣泛開展遊擊戰爭。毛澤東向羅明介紹了中央革命根據地三次反“圍剿”取得勝利的經驗，指出應加緊開展廣泛的地方遊擊戰爭，以配合主力紅軍的運動戰，使主力紅軍能集中優勢兵力，進行各個擊破，消滅敵人的有生力量，粉碎敵人的第四次“圍剿”。而在（上）杭、永（定）、（龍）岩老區開展遊擊戰爭，牽製和打擊漳州國民黨第十九路軍和廣東陳濟棠部隊的進攻，對於粉碎敵人的“圍剿”，保衛中央蘇區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聽了毛澤東的一席話，羅明茅塞頓開。第二天，他就急匆匆出院，回閩西召開省委會作了傳達。大家一致擁護毛澤東的意見，並決定羅明任省委特派員，去杭、永、岩進一步開展遊擊戰爭。羅明根據當地實際情況，於1933年1月下旬向省委寫了《對工作的幾點意見》、《關於杭永岩情形給閩粵贛省委的報告》，提出了廣泛發動赤衛軍、少先隊、遊擊隊開展遊擊戰爭，在擴大紅軍問題上，根據地的邊緣地區與鞏固地區政策應有所不同等意見。

　　沒想到，羅明的這些報告竟招來了橫禍！

　　剛剛走馬上任的臨時中央負責人博古“一手發現”了羅明的所謂“路線錯誤”，因為在《關於杭永岩情形給閩粵贛省委的報告》中有這樣一段話：“如果隻注意局部某一地方的轉變，不注意很好地配合起來，發展武裝鬥爭，那就請我們最好的領袖毛主席、項英主席、周恩來同誌、任弼時同誌，或者到蘇聯去請斯大林同誌，或者請列寧複活，一起到下溪南或者其他已受摧殘的地方，去對群眾大演講三天三夜，加強政治宣傳，我想也不能徹底轉變群眾鬥爭的情緒！”

　　這段話中最犯忌的就是把毛澤東稱為“最好的領袖”，並放在其他領袖的前頭。

　　博古質問羅明，誰說毛澤東是“我們最好的領袖”？怎麽能把毛澤東跟斯大林甚至跟列寧相提並論？

　　由於崇拜毛澤東、推行毛澤東的主張，羅明被戴上了“機會主義路線代表人物”的帽子，被撤銷了福建省委代理書記的職務，並在福建省委的批鬥會上，被整整鬥爭了三天三夜。

　　於是，反“羅明路線”的鬥爭迅速從上而下，從地方到部隊廣泛展開。福建省資格較老、地位較高的幹部，普遍受到了打擊，甚至沒有一個區、沒有一個連以上幹部沒有被鬥爭的。福建軍區司令員譚震林、省蘇維埃政府主席張鼎丞、省委常委兼組織部長劉曉、團省委書記陳榮等均受到批判，甚至被撤職。

　　l933年2月下旬開始，在江西也開展了反鄧（小平）、毛（澤覃）、謝（維俊）、古（柏）的“江西羅明路線”的鬥爭。

　　這些不懂中國國情的小夥子進入中央蘇區後批判福建的“羅明路線”、“江西羅明路線”、“湘贛的羅明路線”、“軍隊中的羅明路線”等等，打擊堅持毛澤東正確主張的廣大幹部，目的就是要徹底清除毛澤東的影響。

　　反“羅明路線”的鬥爭持續了很長時間，直到1934年10月中央紅軍長征前夕才停息下來。

　　反“羅明路線”的鬥爭造成了嚴重的惡果。當時領導這場鬥爭的中共中央負責人博古，後來在黨的七大上對此作了中肯的剖析：“蘇區中反對羅明路線，實際是反對毛主席在蘇區的正確路線和作風。這個鬥爭擴大到整個中央蘇區和周圍的各個蘇區……這時的情形可以說，‘教條有功，欽差彈冠相慶；正確有罪，右傾遍於國中’。”又說：“更沉痛的是由於路線的‘左’傾錯誤，宗派主義的幹部政策，再加一個錯誤的肅反政策，而使得許多同誌，在這個時期中，在這個肅反下麵被冤枉了、誣害了，犧牲了。這是無可補救的損失。”

　　反“羅明路線”對毛澤東個人也是一種很大的傷害。他已被剝奪了黨和軍隊的領導職務，1934年2月1日閉幕的第二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後又被免去人民委員會主席職務，由張聞天擔任，毛澤東成了徒有其名的政府首腦，被徹底架空。博古拍手稱快說：“老毛變成了加裏寧了，哈哈！”

　　不僅如此，博古等批“鄧、毛、謝、古”時追查所謂“小組織派別活動”。博古對江西省委負責人說：“毛澤覃、謝維俊還與毛澤東通信，他們心裏還不滿，這是派別活動。”這就使許多人有了顧忌，不敢接近毛澤東。為了不牽連或少牽連別人，毛澤東也很少再和別人談話。

　　他的親屬都因受株連而遭到打擊。長期管文件的賀子珍，改當收發。毛澤覃一直挨批，被撤職，要追查他的“反黨活動”，並以開除黨籍相威脅。賀子珍的哥哥賀敏學，被免去紅二十四師代理師長職務，到紅軍大學學習。賀子珍的妹妹、毛澤覃的愛人賀怡，被撤掉瑞金縣委組織部副部長的職務，到中央黨校接受批判。賀怡想不通，有時到賀子珍家裏來訴苦，說到傷心處，不禁淚下。靜靜地聽著的毛澤東傷感地說：“他們整你們，是因為我。你們是受了我的牽累呀。”

　　毛澤東後來對外國朋友說起過他這段異常艱難的處境：

　　他們迷信國際路線，迷信打大城市，迷信外國的政治、軍事、組織、文化的那一套政策。我們反對那套過“左”的政策。我們有一些馬克思主義，可是我們被孤立。我這個“菩薩”過去還靈，後頭就不靈了。他們把我這個木菩薩浸到糞坑裏，再拿出來，搞得臭得很。那時候，不但一個人也不上門，連一個鬼也不上門。我的任務是吃飯、睡覺和拉屎。還好，我的腦袋沒有被砍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