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長征--長征中的毛澤東及三人軍事指揮小組

5.洋顧問在“獨立房子”內“圖上作業”，實行“乞丐與龍王比寶”的戰法，導致北線連連失利

　　1933年9月，中央蘇區紅都瑞金出現了一位身材高大、藍眼金發的洋人。

　　這位在瑞金出現的第一位外賓是何許人士呢？

　　這得從“左”傾中央進入中央蘇區講起。

　　1933年初，在上海已站不住腳的中共臨時中央由上海遷入中央蘇區。1932年底蔣介石調集30餘萬大軍，向中央蘇區發動了第四次“圍剿”。“左”傾中央直接幹預戰事，增加了第四次反“圍剿”戰爭的困難。1933 年1 月，博古以蘇區中央局的名義，向前方發出《關於作戰新計劃之指示》，要求紅一方麵軍集中主力，轉移到撫河西岸，攻占敵軍重兵駐防的南豐和南城，要前方指揮員和中央局“站在一致的戰線上執行”這一計劃，並“電告執行之結果”。

　　但是周恩來和朱德堅持毛澤東前三次反“圍剿”中大見成效的戰術原則，以及毛澤東為粉碎敵人第四次“圍剿”製定的戰略方針，對中央局這一不切實際的所謂“新計劃”表示了不同意見，多次致電中央和中央局，強調必須實行運動戰，詳細說明攻擊堅城的不利，並分析了攻城奪地與消滅敵人有生力量的辯證關係。他們的意見遭到中央和中央局的拒絕。周恩來堅持認為在“敵情地形有變”或“我牽製敵人兵力不奏效，敵以增援隊三四師由馬路並進”的情況下，則須放棄強攻南豐的計劃，而改攻宜黃或樂安去調動敵人，於山地運動戰中解決敵人。“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周恩來、朱德在連續攻打南豐進展不順時，采用一種“佯攻”戰術，謹慎行動，目的在於調動敵人，便於我在運動中消滅敵軍。所以一麵雖在“強襲”，一麵卻加緊對敵情的偵察。當得知敵中路軍陳誠主力馳援南豐的準確情報以後，紅軍乃立即撤圍南豐，並終於捕到了戰機，於2月27日和3月21日，先後在黃陂和草台岡地區，取得了兩次大兵團伏擊戰的大勝利，殲滅敵人3 個精銳師，俘敵萬餘，繳槍萬餘枝，勝利地粉碎了敵人的“圍剿”，給了敵人以沉重打擊。蔣介石在給陳誠的手諭中悲哀地承認：“惟此次挫失，慘淒異常，實有生以來唯一之隱痛。”陳誠在接到蔣介石的手諭後也寫下“誠雖不敏，獨生為羞”等語，足見紅軍的勝利，在敵人營壘中引起了極大的震動。

　　同毛澤東幾次交手失敗後，蔣介石總結教訓，開始第五次“圍剿”的組織準備工作。他向各帝國主義列強大量借款，購買飛機和大批軍火，他聘請德國前國防軍總司令賽克特為首的軍事顧問團，參與擬定“圍剿”紅軍的作戰計劃。他在廬山開辦“軍官訓練團”，自任團長，聘請德、意、美等國的軍事教官，分批對他的軍官實行法西斯的軍事、政治訓練。在作戰方針上，蔣介石也采用洋顧問為他製定的“堡壘政策”。經過半年時間的準備，蔣介石調集50 萬兵力，自任總司令，對中央根據地進行第五次“圍剿”。其部署是：北路軍，以顧祝同為總司令，指揮33 個師加3 個旅和1 個稅警團，擔任主攻任務；西路軍，以何鍵為總司令，指揮9 個師加3 個旅；南路軍，以陳濟棠為總司令，指揮11 個師加1 個旅；東路軍，以蔣鼎文為總司令，指揮蔡廷鍇的3 個師。這次“圍剿”，蔣介石一改過去“長驅直入”、“分進合擊”的打法，采取持久作戰，“步步為營，堡壘推進”的新戰略，在根據地周圍構築大堡，包圍圈平均每天推進兩三裏，甚至幾百米。一麵前進，一麵築碉堡，步步向中央蘇區進逼，以便達到他們“抽幹塘中水，捉住塘中魚”，一舉消滅紅軍和摧毀中央根據地之目的。這是敵我間的又一次生死較量。

　　這時，中央根據地已與閩浙贛根據地連成—片，擁有300萬人口，紅軍兵力近10 萬人，比過去有很大增長，群眾武裝力量也有很大發展。應該說，雖然麵臨的形勢是嚴峻的，但粉碎敵人“圍剿”的條件還是存在的。就是說中央蘇區300萬人民和近10萬紅軍能否戰勝敵人以保存自己，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中共中央的決策與方針。

　　要組織一場真正的革命戰爭，以武裝的革命對抗武裝的反革命，這對新上任的中共臨時中央的負責人——24歲的博古來說，無疑是無法勝任的。他雖然熟悉馬克思主義理論，但沒有直接接觸過武裝鬥爭，對軍事工作基本上是個門外漢。於是，在博古進中央蘇區前夕，要求共產國際遠東局把一個名叫奧托·布勞恩的人送往中央蘇區，做臨時中央的“高參”。

　　奧托·布勞恩出生在德國慕尼黑附近的一個小鎮，是共產黨員，參加過第一次世界大戰和創建巴伐利亞共和國的戰鬥，並參加過德國中部的工人武裝起義。1924年，他在德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從事情報工作，並跟奧爾加·貝納裏奧結婚。1926年9月20日，他和妻子雙雙被捕。妻子3個月後獲釋，他也在1年以後越獄逃往莫斯科，在蘇聯紅軍中工作。據考證，布勞恩在蘇軍中擔任的最高職務是團長。1929年春，布勞恩進入蘇聯伏龍芝軍事學院，係統學習軍事理論。3年後，他畢業分配到蘇軍總參謀部工作。布勞恩到任後接到的第一個任務是到中國送款。

　　共產國際遠東局秘書兼蘇軍總參謀部遠東情報局諜報人員牛蘭在上海英租界被捕，為營救牛蘭夫婦，蘇軍總參謀部派人經東北去上海送巨款。由於當時東北被日本占領，而日本與德國關係密切，從安全考慮，選擇了布勞恩去中國。可沒有想到的是，布勞恩被不懂軍事且病急亂投醫的博古緊緊抓住，留在了中國，並成為“共產國際派來的軍事顧問”，布勞恩也變成李德（即姓李的德國人），實現了來華身份的轉換。在博古看來，布勞恩有伏龍芝軍事學院的招牌，應該是一個懂軍事的內行，年紀僅比自己大十歲，又同是留蘇學生，在莫斯科曾相識，這是軍事顧問的最佳人選，可以輔助自己開展軍事工作。

　　布勞恩來華是奉蘇軍總參謀部之命，他不屬於共產國際係統，而在中國擔任顧問，作為德共黨員的布勞恩，必須取得共產國際的認可，否則，名不正言不順。所以，當共產國際遠東局負責人尤爾特就是否願意留在中國征求他的意見時，布勞恩僅表示請共產國際執委會發出一個相應的指示，使他在華使命有個合法依據。為此，尤爾特與博古分別幾次向莫斯科發電請示，而共產國際的正式回複卻是含混的：“奧托·布勞恩作為沒有指示權力的軍事顧問，受支配於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

　　共產國際的指示有兩層含意：其一，作為顧問，奧托·布勞恩“沒有指示權力”，僅僅具有建議權；其二，作為顧問，奧托·布勞恩並不受命於共產國際，而隻受命於中共中央。顯然，共產國際考慮到方方麵麵的關係，才以這種模糊的指示，讓中國共產黨自己去認可。

　　然而，現實需要勝過一切。一向對共產國際唯命是從的博古這回卻把共產國際的指示撂在一邊，把這位沒有指示權力的顧問奉為上賓，不僅給予非同尋常的待遇，為他配備了兩個專職翻譯，專門為他騰空了一座獨立的房子作為他生活和工作的專用場所，在物質極為匱乏的贛南山區想方設法地搜羅雪茄、咖啡一類極為罕見的西方舶來品供其享用，甚至為他物色一位中國姑娘做新娘，而且，更重要的是把紅軍的軍事指揮大權拱手讓給李德，使他成為紅軍的統帥，全權指揮紅軍，這是一種極不正常的現象。

　　當布勞恩進入中央蘇區時，博古在歡迎他的會議上說：

　　同誌們，我們在這裏召開一個特別會議，熱烈歡迎我們盼望已久的共產國際派駐我黨中央的軍事顧問奧托·布勞恩同誌，為了保密和顧問同誌的安全，會後對他的稱呼一律用中文的“李德”，不得泄露他的身份和原名。

　　李德同誌是位卓越的布爾什維克軍事家，又是位具有豐富鬥爭經驗的國際主義戰士，他來到中國，體現了共產國際對我們黨和軍隊以及中國革命的深切關懷和巨大支援，也體現了這位老革命家和軍事家國際主義精神和獻身世界革命的崇高感情。

　　由於博古的先聲奪人，加之廣大黨員幹部不明真相且出自對國際人士的尊重，布勞恩遂以李德的名義，名正言順地成為共產國際派駐中國共產黨的軍事顧問，並列席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會議，參與中國共產黨對紅軍各項方針決策的研究與製定，特別是對戰爭、戰役和戰術，負有領導和監督的重任。為此，博古指示：

　　前方來的電報，都要先送到李德住處，查明電報所述地點的確切方位並完成翻譯後，繪成簡圖由李德批閱，批閱完畢提出相應的處理意見，再譯成中文送給軍委副主席周恩來。

　　可見，李德在博古的支持下，已完全超越了軍事顧問的權限，成為可以直接指揮紅軍的“太上皇”。

　　博古信任與重用李德，除了自己不懂軍事、必須倚重李德外，更重要的是因為兩人“左”傾思想基礎有著一致性，對中國革命實踐缺乏正確的認識，照搬馬克思主義的經典論述，特別是博古從“左”傾路線出發，不注意團結黨內堅持真理的同誌，排斥有著豐富鬥爭實踐經驗的同誌，任人唯親，以樹立“左”傾領導人的個人威望。這些舉措，無疑為李德的“左”傾軍事路線提供了生存與發展的合適氣候和土壤。

　　關於毛澤東，李德也給予了特別的關注。李德後來在《中國紀事》中這樣記述他對毛澤東最初的印象：

　　給我印象最深的當然是毛澤東。他是一個身材修長的，幾乎可以說是很瘦削的四十來歲的中年人。他給我的最初印象，與其說是一個政治家和軍人，不如說是一個思想家和詩人。在很少的幾個慶祝會上，我們見麵時很隨便。在這種場合，他總是保持一種威嚴而又謹慎的態度，總是鼓勵別人喝酒、說話和唱歌，他自己則在談話中插進一些格言，這些格言聽起來好像是無關緊要的，但總有一定的含義，有時還有一種惡意的暗示。很長時間我都吃不慣味道很厚的菜，像油炸辣椒，這種菜在中國南方，尤其在毛的故鄉湖南是很普遍的。這就引起了毛的譏諷，他說：真正革命者的食糧是紅辣椒，誰不吃紅辣椒，誰就不能戰鬥。

　　李德一進蘇區，第五次反“圍剿”就開始了，博古把紅軍的軍事大權交給了這個既不懂中國國情又毫無中國革命實踐經驗的外國人。由於李德的出現，毛澤東的處境更加艱難，他的思想和主張，特別是在軍事戰略戰術方麵麵臨著更加嚴重的挑戰。中央蘇區“風卷紅旗過大關”的場景從此不再，紅軍和根據地的命運罩上了陰影。

　　在博古的支持與縱容下，使“左”傾軍事路線在軍事領域得以全麵實施，並推向頂峰。在第五次反“圍剿”戰爭中，李德和博古等人徹底推翻了毛澤東在幾次反“圍剿”中行之有效的積極防禦方針，完全照搬照抄蘇聯紅軍的模式和正規戰爭的經驗，按蘇聯軍事教程，在一張粗糙且比例錯誤的地圖上想當然地設計作戰路線，提出諸如“陣地戰”、“以堡壘對堡壘”、“短促突擊”一類根本脫離戰場實際的戰略戰術。

　　1933 年9 月下旬，敵人大舉進攻，在人力、物力上占了絕對優勢，而紅軍則處於暫時的劣勢，但是，紅軍是在勝利的情況下，有依托、有群眾基礎的，因此爭取主動和勝利的條件依然存在，可是由於王明“左”傾冒險主義者的錯誤領導，不去極力爭取優勢和劣勢的轉變，一次一次地喪失了機會。

　　毛澤東向來認為在敵強我弱情況下應保持戰術上的主動性，應在敵人的外部交通線上或在蘇區內部給敵人以殲滅性打擊。這就是說，毛澤東主張要麽跳到敵人包圍圈以外，在外部交通線上給敵人以致命的打擊；要麽留在蘇區內部，繼續實行過去的“誘敵深入”的戰術，在運動中創造有利條件殲滅敵人。毛澤東尤其主張利用蘇區的有利條件運用誘敵深入的策略打擊敵人。

　　李德完全放棄毛澤東的一套正確辦法，充分利用了博古賦予他的特殊權力，實踐他的正規戰戰略戰術。

　　一開始，李德就要求“禦敵於國門之外”，命令紅軍主力北上迎敵，並實行“兩個拳頭打人”，采取“分離作戰”的方針，把紅軍分成中央軍與東方軍兩個集團。結果，東方軍打得十分疲勞；中央軍則找不到戰機，無用武之地。

　　敵顧祝同指揮第八縱隊的4 個師，由南城經硝石，首先向黎川紅七軍發起進攻。28 日敵占該城，“左”傾冒險主義者開始盲目輕敵，後又震驚於一城之失，根據“不放棄一寸土地”的冒險主義方針，命令紅軍不惜一切代價，奪回失去的黎川縣城。命令東方軍立即從福建回師江西，北上就敵，命紅三、五軍團硬行進攻敵堅固工事，去打得不償失的陣地戰，企圖逼退黎川之敵。根據這項命令，紅軍主力不顧一切地向國民黨密集的堡壘地區攻擊，結果打了5天不僅毫無收獲，而且陷入了強敵包圍之中，險象環生。在黎川附近的硝石、資溪橋、滸灣等地亦連戰皆敗北，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損失。

　　麵對蜂窩一般的國民黨碉堡群，李德極力推銷被他稱之為“短促突出”的戰術。這種戰術就是設法讓敵人離開賴以掩蔽的碉堡，“一旦敵人離開碉堡區，就鉗製敵人於主要作戰區內，給敵人以直接的反擊”。紅三、五、七軍團輾轉尋戰於敵堡壘和主力之間，完全陷入了被動挨打的困境。正如毛澤東所說：第五次反“圍剿”“開腳一步就喪失了主動權，真是最蠢最壞的打法”。

　　在反“圍剿”的第二階段裏，紅軍又接連三次喪失主動權，被動挨打。

　　其一，1933年11月，李濟深、陳銘樞和蔣光鼐、蔡廷鍇領導的第十九路軍，在福州揭起了“抗日反蔣”的大旗，宣布脫離蔣介石政府，建立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顯然，第十九路軍在事實上成為了紅軍反對蔣介石的同盟軍。在發動福建事變之前，十九路軍已同紅軍達成協議，在中央蘇區的東部戰場閩西、閩北一線實行停戰，互派代表，開通邊界貿易。

　　這是解除中央蘇區和紅軍四麵受敵之圍、擊破蔣介石第五次“圍剿”的絕好機會。特別是當十九路軍在福州南校場上升起革命政府的旗幟之後，蔣介石立刻下令從圍攻中央蘇區的北線主戰場上以及江蘇、浙江一帶，抽調十幾個師開赴福建，企圖一舉撲滅這支異己力量。因此中央蘇區的危機明顯得到了緩解，而作為蔣介石戰略後方的江浙一帶卻變得空虛起來。

　　蔣介石很清楚，曾經在一·二八淞滬抗戰中聲名顯赫的第十九路軍的反叛，對他很可能是致命的一擊，如果第十九路軍的7萬名官兵與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近10萬中央紅軍聯合起來，這種危險就更大。因此，在最初一些日子裏，蔣介石極其緊張和惶恐。

　　但博古和李德他們視福建人民革命政府為“比蔣介石更加危險的敵人”，對群眾有更大的“欺騙性”，絕對不能予以援助。結果是坐失良機，於是，蔣介石從容消滅十九路軍後，騰出手來集中打擊中央紅軍。1934 年初春時節，蔣介石重新布置了在東、西、南、北四麵更大的圍攻，造成紅軍處境的更加困難。

　　其二，以主力對主力的廣昌保衛戰，使紅軍再次陷入被動。廣昌是中央蘇區北大門，4月14日，敵北線羅卓英率11個師、近15萬人的兵力沿盱江向廣昌進攻，敵人一麵修壕築堡，一麵逐步推進，企圖首先占領廣昌，直搗根據地中心——瑞金。

　　紅三軍團總指揮彭德懷再三向李德、博古陳明利害，認為廣昌不能固守，否則紅一、三軍團將全軍覆滅。臨時中央領導人卻在“拒敵於國門之外”、“決不放棄蘇區一寸土地”、“不是勝利、就是死亡”的口號下，命令紅一、三、五、九軍團共9 個師采取“以堡壘對堡壘”的打法“死守”廣昌，同敵“決戰”。可是敵我雙方的碉堡是不同的：賽克特的碉堡是鋼筋水泥澆鑄的，而李德的碉堡卻是用木架子和上泥土搭成的，這無異於乞丐與龍王比寶。

　　“決戰”從4 月10 日開始。那天一大早，國民黨軍隊的炸彈便雨點般地朝廣昌北大門的甘竹傾瀉。紅軍的土堡壘哪經得起炸？頃刻便被夷為平地，一下子就炸死、炸傷幾百名紅軍。

　　炮彈轟炸以後，國民黨軍隊便以營方陣組成集團衝鋒隊形，大片大片地向紅軍壓過來。紅軍英勇反擊，但彈藥又接濟不上，打得異常艱苦，犧牲了許多。

　　打了18天，敵人雖受到了沉重打擊，但紅軍以傷亡5500多人的慘重代價結束戰鬥，廣昌亦失守。

　　麵對紅軍的慘敗，彭德懷再也憋不住了，當麵斥罵李德“崽賣爺田心不痛”，“下流無恥！”

　　其三，“六路分兵”，被動“挨打”。6 月中旬，敵人依托堡壘五裏一推、十裏一營步步進逼，於7月上旬，從六個方向向紅軍開始了新的進攻。臨時中央領導人不懂得隻有集中兵力、殲滅敵人的有生力量，才有可能扭轉戰局，變劣勢為優勢，變被動為主動，竟然“六路分兵”。

　　紅軍在北線進攻作戰幾經挫折後，博古、李德便由軍事冒險主義轉變為軍事保守主義，采取消極防禦的戰略方針。他們既不敢誘敵人深入，也不敢突破封鎖線到敵人後方作戰，而是處處設防，節節防禦，實行陣地防禦戰，“實施短促突擊”，同敵人“拚消耗”。

　　紅色政權危在旦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