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高窟的記憶

第二章 敦煌考古漫記

　　夏鼐

　　夏鼐（1910—1985）

　　浙江溫州人，字作銘。1943年參加西北科學考察團，與向達等對敦煌等地區進行科學考察。撰有《新獲之敦煌漢簡》、《敦煌藏經洞封閉的年代》、《敦煌考古漫記》（1—3）、《另一件敦煌星圖寫本——〈敦煌星圖乙本〉》等，參與主編《敦煌莫高窟》，與宿白、金維諾等共同主編《中國石窟》；還著有《考古學和科技史》、《中國文明的起源》等。

　　一、敦煌的曆史和地理

　　西方的人，由現在的新疆，要越過一千五百裏以上的戈壁才抵敦煌。經過了快近二十天遇不到一個居民的戈壁旅行，自然覺得敦煌是一個非常豐腴的樂土。便是我們由東方來的人，由酒泉縣城經過九百多華裏的路程後，也覺得這是酒泉以西的人口最多麵積最廣的沃洲。所謂沃洲，是指沙漠中的可耕地，即英文的Oasis，可譯為水草田或綠洲。敦煌的全縣雖達六萬四千一百餘平方公裏，它的人口是27585人（1943年6月），這二萬七千多人卻幾乎全部集中於一個東西寬約二十四公裏，南北長約二十七公裏的沃洲中。它的可耕地內的人口密度，在關外三縣中最高。有些地理書上的人口密度，以全縣的麵積來計算，便顯得敦煌人口密度特別低。卻不知道敦煌南湖的一個保長的管轄區，便包括要走七天路程才達縣境界線的戈壁灘。

　　敦煌沃洲位於河西走廊的西端，是一個扇形的衝積地，由古代的黨河泛濫所造成的，這沃洲的周圍若不是鹽漬土，便是礫質戈壁或沙磧。這裏全年的總雨量雖不到五十毫米，從南山流來的黨河，卻給予沃洲內的土壤以充分的水量，使農田有豐富的收獲。斯坦因氏在1907年4月5日曾在敦煌城西門外觀測黨河的流水量，是每秒2100立方英尺。灌溉用的溝渠共有十渠，渠口在城的西南。人民在城的西南約四十裏的沙棗墩築壩攔水，然後分引渠道，陸續分出十渠，引至各鄉又分支溝，以資灌溉。像河西其他各縣一樣，敦煌渠道管理的製度，很是嚴密。我們曾經由地紳呂少卿（鍾）處，抄得一份《敦煌十渠水利規則》，裏麵規定由農民公舉渠正、十渠渠長和排水水利利人的方法。詳細規定各渠平口的尺寸，輪澆的次第，放水的時限，按照水勢大小及戶數多寡，以求分水能合理公平。又規定挖渠的時期，看守渠口的方法，違章的處罰。粗看去似覺過於煩瑣，但是下遊的農民不至於缺水，不至於與上遊起爭端，便靠這些水利規則？農作物以小麥、青稞、小米、高粱和棉花為最重要。瓜和果類出產也頗多，其中哈密瓜的佳者不下於原產地，而李廣杏（相傳是李廣攜來的），為本地的一種特產。

　　黨河由敦煌縣西南的渠口北流約五十公裏，注入疏勒河。下遊水少，在枯水的時期，全滲入地中，所以不適於農耕。疏勒河是我們在玉門縣便曾遇到過的。這河也發源於祁連山中，北行至玉門縣城的西北，折向西流，恰在公路的南側。經過安西縣繼續西流，在敦煌縣的北境，收容黨河的水。兩河匯合處的附近，敦煌人叫做北湖，安西人叫做西湖。疏勒河更向西流，最後在敦煌的西湖，儲蓄為黑海子，土名為哈喇諾爾。據斯坦因的調查，下遊於水大時尚可由黑海子向西延長九十來公裏，另儲成一小湖。從玉門以西的疏勒河在經濟上的價值很低，但是在軍事上的價值卻很大。其中安西縣城以東的那一段，因為河床低下，不便於灌溉，但是由南山北流注入疏勒河的小川，都可以分引渠道，所以河以南的村落頗多。至於安西以西，河道漸分流歧出，泛濫兩岸，變遷無常，下流形成沼澤和小湖；並且以流經長程的鹽漬土的關係，水中包含鹽質過多，所以完全無灌溉之利。靠近河的南岸沒有農村。疏勒河以北是缺乏水草的戈壁和沙磧，間有生長耐堿的草類和灌木的鹽漬土。漢時便利用疏勒河來布置國防線，敦煌以北的烽燧和邊牆是在河的南岸，利用疏勒河所形成的沼澤和鹽湖做抵禦住匈奴鐵騎的壕溝。由安西的小宛驛以東，這道防禦工事越過河去，築在河的北岸，以保護這段河麵較狹的疏勒河和緊靠河的南岸的農田和鄉村。

　　這些地理環境，形成了敦煌曆史的背景。漢武帝以前，敦煌沃洲曾是先後為烏孫、月氏和匈奴所居。漢武帝元狩二年（前121年）擊破匈奴，收河西走廊入版圖。十年後（元鼎六年）便將酒泉郡的西部，分置敦煌郡，即以敦煌為郡治。修水利，置屯軍，移民實邊，敦煌成為漢族經營西域的重要據點。軍事上成為西陲國防的最前線，是長城的西端起點，有玉門關和陽關兩要隘。交通上是中國和西域間的孔道。文化上是中原文化圈的邊緣，是西方文明輸入的門戶。敦煌維持了這由地理和曆史交織所造成的地位，達一千餘年之久。漢代匈奴的威脅解除後，安西哈密這一道交通線是開辟了，但是敦煌仍不失為中西交通孔道之一。佛教藝術由印度經中亞傳入中國的曆程中，敦煌占很重要的地位。

　　從漢武帝設置敦煌郡，一直到宋仁宗景祐二年（1035年）西夏取沙州，不管它的統治者是漢族或是異族，是統一的帝國或是地方政權，它的住民始終是以漢族為主，保持高度的漢族文化。晉時五胡亂華，中原混亂，文物蕩然。河西包括敦煌在內，在地方的政權下，反能安寧一時。漢代所移植過來的文化，不僅根深蒂固，並且開花結實了。敦煌人在《廿四史》上有傳的，絕大多數是生在兩晉南北朝時期。隋唐盛世，敦煌處在邊區，未能產生特殊的人物，但仍保持豐富的漢族文化。唐德宗建中二年（781年）後，敦煌雖陷於吐蕃，在異族的統治中達七十來年之久，但仍能保持原有文化。張義潮收複沙、瓜等州，敦煌成為地方政權的中心。張、曹二氏，繼續割據敦煌幾達二百年，竭力發展敦煌的資源，富力集中，所以非常繁榮。西夏攻取敦煌以後，統治了二百來年，統治權又轉入蒙古人的手裏。在西夏和元人的統治之下，敦煌似乎逐漸胡化。西夏人和蒙古人從仕或移民其地的，一定很多。但是便在至正十一年（1351年）的《重修皇慶寺碑》中，我們仍可以看出漢族在敦煌的勢力。不但碑記仍用漢文寫刻，並且碑陰施主名單中的老百姓，也有許多是漢人。到了明初放棄嘉峪關以西的地方，敦煌便成為夷人的耕牧地了。當地的一千四百多年的漢族文化傳統，便被斬斷一刀。此後經過了三百多年的長時期，到了清初雍正年間，才再築敦煌城，將關內的漢民移遷過來。他們是由甘肅各縣抽調來的，依照從前的縣籍居一處；即以原有的縣名叫村子為某某坊。他們抵達敦煌時，所見到的，除了一座新築的城垣外，大概是一片荒涼的廢墟。沒有一個土著的漢人，可以告訴他們以當地父老口說流傳的故事。現在當地所標榜的古跡，都是他們後來由考據或猜度所得到的。自然我們不能由他們的口裏獲得可靠的清代以前的傳說；除了文籍上的考據以外，隻有用考古學的方法，才能恢複他們已喪失掉的曆史。

　　在敦煌做考古工作最早和最有成績的，自然要推英人斯坦因（A。Stein，1862—1943年）。他在1907年3月到敦煌，工作了三個月。1914年舊地重臨，又工作了二十多天。所做的工作有兩點：一是在敦煌北境。確定了漢代玉門關是在小方盤城，由小方盤的附近起，向東追尋漢代的邊牆和烽燧，一直東抵金塔和鼎新，仔細研究漢代的邊防工程；又發掘得許多漢代的簡牘，便是所謂“流沙墜簡”，使我們對於漢代的邊塞製度和戍卒的生活，有很清楚的了解。二是在敦煌東南的千佛洞。把各洞所殘留的中古時代壁畫和塑像，選擇精品初次用攝影介紹於世；又把一批在千佛洞中發現的古代寫本，由一個愚昧的王道士手中買過來。這批寫本的時代包括西涼至宋初，內容以佛經為最多，其次為儒、道、小說諸家書籍，契據，狀牒等公私文件，以及地誌、曆書等，是宗教史、社會史、文學史各方麵的重要史料。又有絹本或紙本的佛畫，是與洞中的壁畫及塑像，同屬佛教藝術史上的珍品。

　　法國的伯希和（P。Pelliot，1878—1945年）在斯氏之後，於1908年正月也到敦煌來，在千佛洞工作了四個多月。除了由王道士手中購買了一批斯氏所餘下來的很重要的寫本以外，他又將洞中壁畫和塑像做了大規模的有係統的介紹，印出了六冊的《敦煌圖錄》。此後日本人、俄國人、美國人和瑞典人，都曾有到千佛洞做工作的。我國的人士也有跟著外人所組織的考察團來千佛洞觀光的。抗戰期中，因為開發大後方，西北的交通便利不少。內地人到千佛洞來遊覽或臨摹的頗多。有幾個考察團還包括有考古學家，到敦煌來工作。但是似乎都是限於對千佛洞和漢代兩關遺址。並且都沒有做過正式發掘工作。

　　我們想做點斯氏在敦煌所未曾做過的考古工作，我們想著重於古城古墓的發掘，以地下的材料來充實敦煌的曆史。後來根據考察的結果，知道這一帶的古城內遺存的建築遺跡不多，有些是被刮得僅剩下地麵上一些碎破古物，俗稱古董灘；有些尚剩點斷垣頹牆，俗稱破城子。須要大規模和長時間的工作，才能知道這廢城中街道、官署、住宅等的布置，才能有相當的收獲。我們這次的人力和財力都有限，決不容許我們這樣做。所以我們的發掘工作，隻能集中於古墓方麵。但是所掘開的墓中的情形和出土品，也能告訴我們關於古代敦煌人民的生活方麵的許多事情。

　　二、“中途島”的生活——佛爺廟工作站

　　我們到敦煌後，在城內籌備了十來天，便搬到佛爺廟工作站去。佛爺廟在城的東南約十五裏，是在荒磧中間，最近的鄉村也在五裏以外。它的位置恰在縣城和千佛洞的中途。向先生替它取名“中途島”，親筆題了三大字，貼在工作站門口的柱上。我們住在廟中的時候，往來千佛洞的人，都在這裏歇一歇腳。喝了我們的一杯清茶潤口止渴後，都滿口稱讚這“中途島”一名的恰當。

　　在城中籌備的時間，租下了張家大院的幾間房間做城中的住處和貯藏所，又到縣政府去接洽，希望能幫助我們雇工人和購糧食與柴草等事。因為在這小地方，客地來的人不容易辦這些事，並且請派兩名警察駐在工作站幫忙，由考察團供給膳宿。這些事頗費了我們許多的時間，因為那一位敦煌縣長很忙。除了一般的政務以外，還要到八蠟廟去祭神祈求不要降蟲災，又親到月牙泉去求雨，頭戴柳條帽，赤著兩腳，五步一拜，率領地紳去取水求降甘霖。他對於我們的工作似乎不大了解。但是因為有省政府的命令，總算勉強答應下來。等候了一個星期餘，中間又曾催促了好幾次，才派來兩名警察，並通知近城的鄉保派民夫來做工。我們恐怕地方人士不能了解我們的目的，或致引起無謂的糾紛，5月27日，假座玉關小學，宴請當地的官紳，由向先生站起來致辭，說明我們這考察團的緣起、組織和目的，希望當地各機關和法團的幫忙。因為向先生去年曾在千佛洞工作了一年，當地的人士對於他的道德和學問，都很欽佩。經過了他的這一解釋，後來對於我們的工作，都肯協助。

　　我們住在城中的時間，曾騎馬出城過兩次，一次是到月牙泉去看廟會，另一次是到千佛洞去觀光。生長在江南的我，還是第一次跨上馬鞍。幸得他們知道我不會騎，都揀選最馴良的馬給我。當我們一隊人馬在戈壁上奔馳的時候，我死拉住馬韁繩，雖沒有從馬上摔下去，但也嚇得汗流浹背。我們這次在千佛洞僅住一宿，後來暑天休工時又在那兒住上一個月。關於我們對於千佛洞的印象，留在下章一並敘述。月牙泉在城南十五裏，恰在佛爺廟工作站的西邊，我們後來也曾去過幾次。陰曆四月廿八是廟會的日子，前往進香的男女很多，雜亂喧聒，遠不及平常日子的幽靜閑逸，另有雅致。一泓清澈如鏡的碧波，藏在四周沙山的環繞中，泉水依照著沙山中的地勢作月牙形。泉的北麵是鳴沙山，山的南坡陡。如果好幾個人由山巔向下滑到月牙泉的北岸，沙粒隨著人體向下滾落，便會聽到轟轟的雷似的鳴聲。唐李吉甫《元和郡縣圖誌》卷四十說：“鳴沙山一名神沙山……四麵皆為沙，壟背有如刀刃。人登之即鳴，隨足頹落。經宿風吹，輒複如舊。有一泉水，名曰沙井，緜曆古今，沙填不滿，水極甘美。”當然便是指這地方。泉水的南岸有樹木，中有好幾座廟宇，以雷壇廟為大。廟旁一碑上題“漢渥窪池”四字。我們縱使能承認漢武帝時渥窪池產生天馬的神話，也不能確定渥窪地便在這月牙泉。但是坐在廟前小亭中，憑欄眺望著鳴沙山和月牙泉，這些附會上去的故事，也許可以增加“古之幽情”。

　　我們於5月22日赴千佛洞時，順便踏查佛爺廟附近的古代墓地。斯坦因於1907年來敦煌調查時，已經注意到在鎮番坊的西南和南湖的東北，戈壁灘上都有古代墓地的痕跡，外形和吐魯番附近的唐代墓地相似，每塚隆起，用石礫堆成一圓堆。有些塚似屬於一家或一族，好幾個墳塚成一組，周圍用石礫排設一方形欄界，欄界的一邊有缺口作為門道（Sesindia，pp。0692611）。向覺明先生1943年族居千佛洞時，也注意到在佛爺廟至千佛洞的中間，戈壁灘上也有這一種墓塚。他慫恿我將今年的發掘工作集中於這裏。我們這天的調查，除了親自細加考察外，還詢問當地的住民。知道在敦煌的東麵，由鳴沙山直達新店子戈壁灘上綿連不絕地分布著這種隆起的石礫堆。現下的居民是清初由關內移民來的，保持關內的風俗，他們的墓塋都是在村子中，不肯埋葬在戈壁灘上。他們對於這些遺跡已經不知道原來的用意，都說據父老相傳是古代的營盤。方形的石礫欄是營盤的界限，中間那些隆起的石礫堆是營盤中插旗杆用的。這傳說是不足置信的。那天我們所見到的墳塚，多作蝌蚪形，隆起頗高的圓堆像蟲身，拖著一條尾巴大概是墓道。墓道也是由石礫堆成，但隆起的痕跡沒有墓室上的墳堆那樣顯著。墓道和墓室相接的地方，都有凹入的痕跡。我指著這些凹痕對向先生說：“這是發丘中郎將和摸金校尉們進墓挖寶所留的痕跡，我們已是來晚了。”向先生說：“隻要他們沒有受過現代式考古學的訓練，一定不會一掃而光。他們所留下的東西很夠我們花一季的工夫來發掘。”我們決定了發掘地點後，接著便找尋設置工作站的地方，這戈壁灘上，沒有可做棲身之所的，附近一帶也隻有佛爺廟最是毗鄰。我們下馬進去一看，這廟雖是久無居人，但屋舍尚大致可用，僅稍須修理，並添做門扇。旁邊有一水井，也須要浚溝一番，廟前東首有一古廟殘跡，僅存四壁，還殘留有宋代式的壁畫。佛爺廟附近的土壤是衝積土，被風沙侵蝕成不規則的土堆，地麵上有些破陶片，還看到兩座被掘過的磚墓。那些陶片大概是盜掘墓中出來的。

　　佛爺廟工作站修好後，5月30日便由城中搬到廟裏來住。第二天便正式開工發掘，7月19日收工，一共工作了五十來天。7月30日搬到千佛洞去避暑。我們在佛爺廟整整地住了兩個月。當時川中友人問我佛爺廟的生活如何，我曾胡謅一首打油詩告訴他們：前生合曾披袈裟，野廟棲身便是家。靜參禪悅眠僧榻，閑觀題壁啜苦茶。欹枕聽風撼檉柳，憑窗觀月照流沙。卻憶當年寂照寺，挖罷蠻洞看山花。敦煌佛爺廟偶成（寂照寺在四川彭山縣，是民國三十年川康古跡考察團發掘漢代崖墓的工作站）。

　　雖然住在戈壁灘上，但是工作忙迫得一天到晚無停憩，又有向先生和閻述祖二人做伴，生活頗不寂寞。每天工作的時候，除了中午飯後的休息外，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我們所帶的表，因吹進沙塵而停擺了。敦煌全城找不出一個修表匠，幸得這裏工作的習慣原是這樣的，也並沒有覺得不方便。後來天氣火熱，我們將中午休息的時間拉長，還可以返佛爺廟睡午覺。這裏小地方，沒有可以雇做散工的產業預備軍，我們隻好請縣政府代為征工，輪流工作。每一班工作十天後便上另一班，我們十天休息一次。便是在這休息的一天，我還有測繪地圖，衝洗照相等事要做，忙得不可開交。不比在安陽發掘殷墟時，星期天可以返城好好地休息一天，中午還可以灌點酒來衝散一星期所積下的疲勞。

　　這些工人都是道地的西北農民，能夠吃苦耐勞，能夠做持久性的單調工作。但是並不機警，也不敏捷。鋤頭他們是用慣的但是從來未曾拿來挖古的。我們雖然告訴他們快要到底的時候要小心，並且刻刻監視著他們，但是偶一疏忽，他們便擊破剛露口頸的瓦罐。看見我們收拾那些發掘所得的破碎陶片，便用驚奇的眼光向我們發問道：“你們老遠到我這裏來花了大本錢挖地，原來便為著這些瓦渣子麽？難道你們東麵的地方連這些瓦渣子也沒有麽？”雇用工人最多時達二十來名，管理起來頗吃力。到緊要的關頭，我們都是自己來動手。除了這些輪班的短工以外，我們又雇了城裏姓王的兩個孩子做長工，訓練這兩個幫助我們在墓中剔取古物。大的叫做寇丁，年齡17歲，後來工作的頗不錯。關於工人的工資，除了每天每人發二斤麵粉外，另發工錢，十天一結算，都是直接發給他們，不經過保甲長討去一部分，因為普通經過縣政府的征工，不但不發工資，連夥食都要自備的。

　　縣政府派來的兩名警察，一個叫張玉庭，一個叫許霖，幫助我們監工，催民伕，進城購物和遞信。張警又瘦又黑，像是一個鴉片鬼。據他自己說，已經戒絕嗜好，因為敦煌從1935年起便嚴禁種植鴉片，煙價高貴得使他不能不割愛。他頗機警，辦事也很能幹，但不大可靠。許警是年富力強的小夥子，人很忠厚，但是有點傻氣。有一天，一口氣，便吃了兩個半西瓜，以致午飯也吃不下去。又有一次和張警吵嘴，竟打架來，把張警按在地上揍了一頓，把張警的一身黑製服都撕得稀爛。但是他老實得可愛，我們後來辭退了張警，仍留用著他。我們離開敦煌時，他還依依不舍地送我們上車，盼望我們能夠再度前來。

　　提到工作站的夥伴，自然不應該漏掉我們的廚子。在佛爺廟裏我們所雇的老趙，是屠戶出身。五十來歲，長得很胖，外表是笑嘻嘻一團和氣，骨子裏卻是一個貪吃懶做的家夥。我們工作站連警察、廚子在內也不過六個人的夥食，工人們由他們自己另行管夥，飯菜也很簡單，但是他每天要在廚房裏忙碌一個整天。有一天我們收工較早，驀然跑進廚房裏，看見他把我們從蘭州帶來的沱茶，滿滿地泡了一大杯，正在那裏悠然自得地坐著品茗。暑期後，換了一個姓袁的廚子，是河北省人。從前往來新疆做生意，被馬仲英拉去當兵。後來逃回敦煌，娶妻生子，成為敦煌的土著了。袁廚子有一天晚上和我們說：當初應雇到我們工作站時，曾私自跑去問過老趙，這幾位先生的胃口如何？喜歡哪幾樣菜？對於調味是否考究？老趙回答他道：“你喂過豬沒有？隻要給他們吃飽便算了。”向先生聽見跳起來說：“好罵！你告訴老趙，當心敲P股！”這位袁廚子在我們挖墓收工後便辭退。後來我們調查兩關返城時，聽說他得急病亡故了，據當地的人說，是因為他幫我們這些挖墓的人，所以被鬼捉去了。鬼的墳墓被挖，自然要複仇了。至於我們所以安然無恙，據說是因為我們是上頭派下來的，福氣大，所以不怕鬼。我們真覺得有點對不起袁廚子，連累了他做異鄉孤鬼。

　　“中途島”的動物，除了我們這一群人以外，還有廚子老趙帶來的一條狗，和羅寄梅先生離敦煌時送給我們的幾隻雞。在這荒涼的戈壁灘中，居然每天聽到雞鳴犬吠的聲音，頓形熱鬧。但是不久這幾隻雞都成為我們的腹中物，剩下的一條狗，顯得孤零可憐。有時候追逐著戈壁叫做“沙和尚”的小蜥蜴，或對著偶爾經過的行人、馬匹狂吠。

　　在這幾乎與人世間隔離的“中途島”上工作，有一個絕大的好處，便是可以安靜地專心工作。除了偶然有一兩個當地的士紳來參觀外，很少受外界的攪擾。不過有一次我們卻受窘了。在開工後十來天的一個星期日，我們發現畫磚墓的消息已經傳布到城中去。這天城中來參觀的人達六七十人，絡繹不絕。恰巧那天特別熱，室內溫度也達九十來度。他們出城走了十五裏路到佛像佛爺廟工作站，坐下來休息，便把我們為著工人所預備的幾桶開水都喝光了。由佛爺廟西行四五裏到我們工地來，為了好奇心所驅，東跑西跑，問長問短，妨礙我們的工作不少。幸得那天已露出的畫磚都已拆卸下來搬走，墓道為崩圮下來的土坯所堵塞，沒有什麽可觀。他們微覺得有點失望。回去後便不再來攪擾我們了。

　　人為的攪擾雖可避免掉，但是我們卻遭受過幾次天時的打擊。戈壁上的狂風，我們在金塔縣已經領教過的。在佛爺廟工作的五十天中，有八天狂風大作。第一次刮風是6月5日，飛沙走石，擊膚作痛。安置在工地上的帳篷，被風吹倒。已露出彩繪畫磚，被風沙所刮損。雖用布幔遮蓋住，仍是損失很大，隻好拆卸下來送到工作站中去保存。大風揚塵，連眼睛也不易張開。在工地中做繪圖及記錄的工作，困難可知。6月7日下午刮風更厲害，隻好提早收工。至於下雨的日子，敦煌本來很少。我們在佛爺廟工作時，適值雨季，並且大概由於縣長虔誠禱雨的緣故，這年雨水特多。六七兩月竟有五天下雨。但是多是幾陣細雨便了事，並不礙及工作。隻有6月27日那天開工後不久竟下了傾盆大雨。我們躲入帳篷中，但是連帳篷也漏水，隻好收工返佛爺廟。雨至午後才停息。這是敦煌罕有的大雨。廟舍的屋頂原來並不是防禦這種大雨的，塗在屋頂上的爛泥，隨著雨水從隙縫中漏到室內來，弄得桌子和床榻都是泥水。連忙將室內的器物搬到未漏水的一角。後來室外雖已雲開天霽，室內還在滴著雨水。

　　至於溫度，戈壁灘可代表大陸性氣候的極端，夏天白晝酷熱，冬日夜間嚴寒。7月13日的中午，室內是90度，露天已是122度了。19日將發掘工作結束後，我仍有些墓地的地圖要補測，在120度以上的熱戈壁中工作，汗出如注，很易疲勞。測繪時從望遠鏡中看過去，似乎戈壁地麵上有水蒸汽上升。再加細察，才知道是沙礫上受熱上升的空氣，震動成微風；細沙被風所吹，蕩漾於地麵上，很像水蒸汽上升。我們工作時，四顧無蔽蔭，烈日下曬，暑氣上蒸，令人有“無所逃於天地之間”的感覺。太陽下山後較為涼爽，但是黑暗得很快。26日我在鳴沙山北測繪完畢返站時，中途天已經黑了。兩旁那些侵蝕所餘留的土堆，兀立於星光之下，形狀奇離猙獰，頗為怖人。我幾乎迷路了。幸得向先生在廟前用手電筒一閃一閃照耀著，指示著我，才得很快地回到佛爺廟。7月30日將野地工作告一段落，便暫時移住千佛山逃暑去了。

　　原載《敦煌考古漫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