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高窟的記憶

第三章 莫高窟簷角的鐵馬響叮當——我在敦煌四十年

　　常書鴻

　　常書鴻（1904—1994）

　　浙江杭州人，滿族，1943年2月到敦煌籌建敦煌藝術研究所，先後任該所所長，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長，敦煌研究院名譽院長、研究員。1983年起任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顧問。論著有《敦煌藝術的源流與內容》、《敦煌壁畫中的曆代人民生活畫》、《敦煌莫高窟藝術》及《敦煌彩塑》等。在莫高窟臨摹壁畫多幅。1994年7月在北京逝世。

　　我在敦煌度過了悲歡離合與困難作鬥爭的少壯的前半生，現在以古稀垂暮之年，回顧過去，展望未來，讓我們的後來者了解過去，不要忘記過去，本是我的心願，也是我的責任。因此，我欣然執筆撰寫下麵這篇回憶錄。

　　一、在西子湖畔度過青少年時代

　　我於1904年出生在浙江省杭州市景色秀麗的西子湖畔，從小就喜歡藝術。父親是個信奉實業救國的人，他違反我的意願，執拗地把我送入工業學校讀書。可以想到我的學業成績會是怎樣的水平。在工業學校我有一個誌同道合的同學，他就是後來成為有名的劇作家的沈西苓（已故），當時他的名字是沈學誠。我們都因為不喜歡數學，共同選入染織科，因為這個科包含染色和織物圖案畫。我們十分欣賞我們染成漂亮的絲綢和繪製色彩絢爛的織物圖案。上課時，我們偷看文藝書籍，或沉溺於充滿色彩和幻想的世界裏；課餘時間，我們參加了由名畫家豐子愷等人組織的西湖畫會。我們還把當時在國內刊物上可能找到的泰西名畫進行臨摩，並且為人畫像，以得來的收入貼補家用。

　　1920年，我們從學校畢業了。我留在母校擔任染織彩繪工場管理和美術教員。沈的父親將西苓送往日本，進了東京美術學校。在那裏他接受了日本美術界的進步思潮，並開始對政治發生興趣，經常給我寄來書信和日本印得很講究的各種美術文藝理論書籍，對我的藝術和思想都產生了影響。我們在通訊中經常進行有關藝術和政治的各種有趣話題的討論。我從閱讀魯迅翻譯的廚川白村的《出了象牙之塔》一書得到教益，但我當時醉心於西歐的美術，所以主觀上認為不論藝術或政治思想，巴黎總要比東京學到的東西多。於是，我開始一邊學習法文，一邊積攢路費，想到法國半工半讀，專攻繪畫。當1927年大革命中，國民黨反動派突然對共產黨進行大規模的屠殺，其中有一個曾參加我們西湖畫會的馬君也無端被殺害。這對我思想震動很大，我痛恨國民黨反動派，在白色恐怖下決心盡快地離開杭州到法國去。經過半年的籌劃在朋友的資助下我遠涉重洋，投奔被認為是當代世界藝術中心的巴黎。

　　二、到巴黎“朝聖”

　　我終於來到多少年來夢寐以求的“藝術天堂”，但為了生活，我不得不在一家中國飯館做工。我把全部的業餘時間，用來學習法文和繪畫技術。後來我考取了裏昂中法大學公費生，並得以選進裏昂美術學校專攻美術。從那裏畢業後，我考取了裏昂市公費獎學金，得以轉到巴黎高等美術學校繼續深造。

　　時當20年代後期，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歐洲逐漸從痛苦的沉默中蘇醒過來，由富有的畫商經營的各式各樣的畫廊，加上大小博物館、美術館，展出各種流派作品的沙龍，使巴黎的確成為國際藝壇熱鬧非凡的中心。我這個盲目崇拜西洋藝術的東方青年，每天沉淪在五花八門的現代資產階級形式主義藝術流派的海洋中，感到眼花繚亂，無所適從，深深地透不過氣來。

　　我每天出入於各種藝術品薈萃的場所，幾乎達到廢寢忘餐，如醉如癡的程度。我深深地為羅佛爾宮所珍藏的歐洲中世紀和古典的美術作品，以及希臘、羅馬的古代藝術所征服，不自覺地把我學習的目標引向西洋古代美術史的路上去。我的勤奮開始取得了初步的收獲。1935年前後，我以巴黎沙龍展出的新作獲得金銀質獎狀。我畫的《靜物》被評論認為具有老子哲理一般耐人尋味的佳作。

　　三、首次發現敦煌石窟藝術的存在

　　就在這個時期，我個人生活的道路上突然發生了兩件決定我今後命運的初料未及的事件。第一件是一個偶然的機會我竟在異邦生平首次發現了敦煌石窟藝術的存在，第二件是由於日本軍國主義的進逼，祖國危亡的步步加深。

　　大概是1935年秋的某一天，我從羅聖堡公園回來，在巴黎塞納河畔一個舊書攤上，偶然看到由伯希和編輯的一部名為《敦煌圖錄》的畫冊。全書共分六冊，內含大約三四幅有關敦煌石窟的壁畫和塑像的圖片。圖片雖然是黑白的，製版也未見十分精巧，但這是一部從公元4世紀到14世紀長達千餘年的精美絕倫的圖解中國美術史赫然展現在我眼前，使我為之傾倒。我想把它買下來，但一問書價太貴，非我財力所能及，正在猶豫間，賣書人知道我是中國人後，便同情地告訴我，在離書攤不遠的巴黎奇美博物館還可以看到不少這樣精美的中國藝術品呢。

　　進了奇美博物館，迎麵就是一幅標榜伯希和——法國的漢學權威、法蘭西研究院院士——於1908年如何深入中國腹地，在甘肅敦煌花了三個月的時間從藏經洞盜竊了近萬件有明確紀年和重要內容的文獻、畫卷等稀世文物經過的“自供狀”。

　　一幅彩色絢麗、人馬風景栩栩如生的出自唐代無名畫工之手的立軸絹畫，令人驚羨不已的已經具備了高度寫實的技巧。這幅創作於公元7世紀的唐代繪畫，無論在遠近透視、人物動作等方麵，都已遠遠超過了意大利13世紀文藝複興時期代表作家喬多的壁畫。

　　對比之下，我乃恍然於自己過去那種言必稱希臘羅馬，卻對祖國民族藝術一無所知，采取極其錯誤的虛無主義態度的可笑和可恥！

　　但是，作為一個中國人，竟然看到祖國古代如此輝煌燦爛的藝術瑰寶受到外人掠奪和玷汙而無所作為，我內心又是感到多麽的歉疚和痛苦啊！到底是誰，竟然容許這個文化騙子在70年前（當時）明目張膽地跑到中國去進行這次觸目驚心的大掠奪，如同進入無人之境，而無人過問？像這樣的事不是還在一而再、再而三地重演嗎？……這一係列的問題，不能不引起我的深思。

　　四、“祖國啊，我要為你獻出我的一切”

　　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之後，日本軍國主義侵略者的鐵蹄蹂躪了東北整片遼闊肥沃的土地，接著又向關內步步進逼，民族和國家的命運正處在生死存亡的關頭。每一個具有愛國心的中國人都憂心如焚，不少人都在準備回國投身於抗戰救亡的工作。我畫了一幅《還鄉曲》的油畫，曾得到裏昂沙龍的獎章。1936年的一個秋日上班的早晨，我隨著上班的人流，走下蒙巴那斯地鐵道的站口，一股混合著人體和機器散發出來的渾濁的氣味如此強烈地向我衝來，將近十年了，我在這座世界文明之都的巴黎每天呼吸的都是這樣的氣味啊！帶著疲勞和厭倦的心情，一種難以排遣的濃烈的鄉思猛然襲擊我的心。我默默反複地對自己說：“祖國啊，在苦難中擁有稀世之珍的敦煌石窟藝術的祖國啊！我要為你獻出我的一切！”

　　不久，我就收拾起畫具和我的西方尋求“藝術之神”的幻滅的美夢，一個人匆匆踏上了歸國的旅程。當時，我在法國已經結婚，並有了一個女兒。妻從事雕塑，因她不願離開巴黎到兵荒馬亂的中國去，便與女兒暫時留在法國。

　　五、通往敦煌的艱難的路

　　30年代的中國，是怎樣的一個國度啊！內憂外患，滿目創傷。很少人知道和關心在西北荒涼的大沙漠中千百年來在這些小小的洞穴中塵封著如許古代的藝術寶藏，由於軍閥割據，戰亂災禍頻仍，加上關山阻隔，那年月要到陽關道上的敦煌去，真是比今天人類登上月球去還困難啊！

　　對我來說，首要必須解決的是工作和生活問題，到敦煌去隻能延遲到相當遙遠的將來才能加以考慮了。當我接受了北平藝專的教學工作覺察到不少學生經常不來上課，而是熱衷於參加各種抗日救國的宣傳活動：歌詠、繪畫、演出街頭劇……

　　我在藝專上的第一課的印象，至今還如此的鮮明的留在我的記憶中。學生們知道我是剛從巴黎歸國的人，便紛紛提問沿途的觀感。當我講述到乘巴黎通往北平的國際列車到達滿洲裏，受到當時侵占中國東北的日本帝國主義便衣警察和漢奸狗腿子的刁難和侮辱時，群情激憤，課堂裏的人爭先發言講述自己類似的親身經曆，後來發展成為一場對日本侵略軍的聲討和對國民黨賣國政府的控訴。這件事吸引了越來越多的學生參加進來，立刻轟動了全校。後來聽說導致受國民黨控製的北平藝專的訓導處，暗中對我的曆史進行調查，準備對一些進步學生加以迫害。

　　1937年“七七”盧溝橋事件爆發後，我在上海迎接自巴黎歸來的妻女。隨著日本侵略軍的進攻和國民黨軍隊的節節後退，我和藝專的師生開始了向後方長途跋涉的長達二年的逃難生活，先上了江西省長江南岸的廬山，接著又溯江而上，過洞庭湖，經湖南省會長沙，轉到湖南西部的陵沅，不久又與後我們而來的杭州藝專合並組成“國立”藝專，於1939年經貴州輾轉遷到雲南的省會昆明開學上課，兩年的流亡生活，曆盡艱辛。1938年冬路過貴州省會貴陽時，敵機的一次大轟炸，把我們學校的裝備和師生們的財物，包括我十餘年來用心血凝結成的創作、藏畫和藏書，除了隨身衣著外全部化為灰燼。

　　1939年冬，藝專又從昆明遷往四川重慶。這個被國民黨反動政府踞以苟安的並改名為“陪都”的山城，權貴如雲，醉生夢死，白天雖然頻遭敵機的殘酷轟炸，晚上仍然通宵達旦地過著酒紅燈綠的生活。目睹這個情況，不由得使我憶起宋人林升一首有名的《題臨安邸》的詩來：“山外青山樓外樓，西湖歌舞幾時休？暖風熏得遊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注：臨安即今杭州，乃宋代南遷後的臨時首都；汴州即今開封，乃宋的京城；邸，即客店。）

　　不久，我離開了國立藝專，在偽教育部所屬的美術教育委員會弄到一個閑差事，樂得有時間和幾個朋友從事油畫創作。這是我回國後的比較安定的一段生活，得以做了一二年油畫實踐。我很喜歡嘉陵江邊那種熙熙攘攘雜亂的市容，有時在碼頭上散步，看江水翻著憤怒的波浪，咆哮著匆匆向前流去。重慶山城的江岸很高，碼頭工人沿著“天梯”般的石階，肩負著沉重的貨物，或是抬著像豬羅一樣大腹便便的財主，嘴裏哼著號子，遍身淌著油汗，踏著艱難的緩慢的腳步，一步一步地登上走不完的石階。

　　這不由得我聯想到那個在祖國西北角的敦煌，那個使我萬裏迢迢從國外投奔祖國的敦煌石窟，轉眼間四年已經過去了，敦煌還是遠在天國，在黃沙蔽天的漠北可望而不可即。要登上石窟所在的三危山，我的麵前還橫亙著一條多麽漫長的難以攀登的嶙峋險阻的山路啊！

　　六、抓到一個去敦煌的機會

　　1942年6月，中國共產黨的機關報重慶《新華日報》發表了毛主席著名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這篇文章在重慶進步的文化界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毛主席在講話中對我特別有啟發的是下麵這樣一段話：“我們必須繼承一切優秀的文學藝術遺產，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東西，作為我們從此時此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學藝術原料創造作品時候的借鑒。”

　　當時，圍繞過去河南洛陽龍門浮雕被奸商盜賣的事情，重慶進步的文化界人士正在議論如何繼承民族文化遺產和文物保護問題。這塊巨大完美的石刻浮雕《皇後禮佛圖》，被人劈成無數碎片，然後分別包裝偷運出國。這是當地的反動派與奸商和外國帝國主義分子互相勾結、出賣祖國文物的又一次罪行。各進步報刊紛紛發表文章，對國民黨反動派諸如此類的罪行進行揭露和批判。與此相關，人們對敦煌石窟曆次的被大肆劫掠和破壞，也對反動政府提出了批評和建議，為了應付輿論，裝飾門麵，重慶政府被迫指令他的教育部著手籌備成立所謂的“國立敦煌藝術研究所”。

　　負責的人選是一個問題。反動派政府裏的官僚們隻會做官當老爺，決不肯離開安樂窩西出陽關擔當這份喝西北風的無名無利的苦差事，再說，他們中也的確沒有“懂行”的人，就隻好托人在文化界朋友中物色。

　　1942年秋季的一天，已故著名的古建築學者梁思成教授找到了我，問我願意不願意擔任擬議中的敦煌藝術研究所的工作。“到敦煌去”正是我求之不得的願望，於是我略加思索表示願意承擔這一工作。他笑笑對我說：“我知道你是不會放過這個機會的，如果我身體好，我也會去呢！祝賀你有誌者事竟成！”

　　在當年的環境和條件下，要到敦煌去，說起容易，做起來難上難。它肯定不是《天方夜譚》中的一個充滿浪漫色彩的故事，在中國悠久的曆史上有過不少出使“西域”的人物，漢代的張騫和唐代的玄奘便是其中著名的兩個。他們一步一個腳印，長途跋涉在荒無人煙的戈壁沙海中，經受了各種難以名狀的人間的和自然界的折磨和考驗，以自己的忠貞毅力，創建了千古傳頌的業績。我當然是不能和他們相比的。我隻有一個小小的心願，就是為保護和研究舉世罕見的敦煌石窟這個民族藝術寶庫，一輩子在那裏幹下去。

　　承擔這一艱巨任務，靠我一個人當然是不行的，必須組成一個必要的工作班子。由於工作的需要，我必須有幾位專長曆史考古和攝影臨摹工作的合作者。當我把這個要求向主管部門的偽教育部負責人提出來的時候，想不到他冷冷地對我說：“我不能給你找到這些人。看來你隻有在你誌同道合的朋友中去物色，或者幹脆到當地（甘肅蘭州）去解決可能更有希望些。”

　　總之，除了發給一筆非常有限的經費之外，偽教育部對我們再沒有任何其他實質性的支持和幫助。我甚至不得不將我在最近幾年創作的幾十幅油畫拿出來開個人畫展，用賣畫得來的錢籌辦我們的行裝和作安頓家庭的費用。

　　不願離開巴黎的妻，現在也不願離開重慶，這曾使我相當失望和苦惱，我本來認為她是會支持我的，因為她也是從事藝術的人，西北大沙漠中藝術寶藏的發掘將最終會贏得她的賞識和讚許。可惜事實並非如此。她長期生活於大都市，留戀市俗的安逸生活。我決心單身去打頭陣，讓她暫且留在重慶照看我的兩個年幼的兒女。我的前輩，已故中國的大畫家徐悲鴻卻給了我很大的鼓勵和支持。他對我說：“我們從事藝術工作的人，要學習唐代行腳僧玄奘的苦行精神，應該抱有‘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決心，把敦煌民族藝術寶庫的保護、整理和研究工作做到底。”我說：“我已決定摒棄一切、破釜沉舟地輕裝去敦煌。”並告訴他行前開展籌錢準備行裝的計劃，他極表讚成並熱情地為我的個人畫展寫了一個“序言”，為之介紹。在人民群眾，特別是當時重慶的進步文化界中，頗不乏支持我的熱心人。畫展上的40餘幅油畫展品，全部售出，這是我唯一得到的安慰和資助。

　　七、到敦煌花了整整七年的時間

　　1943年早春二月的一個清晨，我們籌備“敦煌藝術研究所”先遣人員一行6人像中世紀的苦行僧一樣，披著老羊皮大衣，冒著西北刺骨的冷風，沿著古代著名的“絲綢之路”，開始了最艱苦的最後一段敦煌之行。

　　最初我們被當作貨物一樣載在一輛早該報廢的老式的運載羊毛的敞篷卡車上，從甘肅的蘭州出發。早在耶穌降生以前，漢武帝（前157—前87年）為抵禦北方的遊牧民族匈奴建立了河西四郡，即涼州（今武威）、甘州（今張掖）、肅州（今酒泉）及沙州（今敦煌）。按照中國古代的交通驛站的標準距離，也是人獸可以完成的一日行程，兩站相距是70華裏，從蘭州到敦煌，按理說4天即可到達，但我們乘坐載運羊毛的卡車前後卻花了差不多一個月的時間，現代化的交通工具竟遠遠比不上原始的驢馬代步，卡車之破舊不堪與道路坎坷奔波之苦可想而知！

　　河西四郡是古代“絲綢之路”東段的重鎮，在漢、唐時代盛極一時，素有“銀武威”、“金張掖”之稱，但沿途所見，城市凋敝，村野荒涼，麵帶菜色的饑民，衣不蔽體的戰栗於料峭的寒風中，到處是一派不堪入目的貧窮困苦的景色。國民黨地方軍閥的軍隊卻照樣欺詐人民，盜掘地上地下豐富的文物寶藏以自肥。在荒城流沙草木具無的一角，赫然出現“建設大西北”大字的標語牌，這真是對國民黨反動當局的絕妙諷刺！

　　原始公路最遠通到安西，就折向西北奔新疆，到敦煌就必須乘坐被譽為“戈壁之舟”的駱駝了。經過一個星期的準備，我們雇得十頭碩大駱駝，作為使我們這些到敦煌朝聖的“苦行僧”完成這次全程大約300華裏“無邊苦海”的最後一站的“慈航普渡”。這是我有生以來與這種毛茸茸的龐然大物的第一次接觸，我很不自在地坐在駝峰之間，駱駝的緩慢的有節奏的步伐，隨著駝鈴平淡的聲音擺動著。我們隨駱駝在平整的流沙中打下的一個接一個的蓮花瓣般的蹄印前進著。

　　由10隻駱駝編成小隊，在長著小灌木的沙丘之間迂回前進。第一天走了30裏，午夜後才到達自古以盛產甜瓜而聞名的瓜州口。但如今連人畜的飲水也得用毛驢從20多裏外馱來，“瓜州”已成徒具虛名的荒地了。在昏黃的月光下，山溝裏隱約出現幾間土房，一個守屋的老漢。隻能提供半缸水，還不夠我們一行七人（連駱駝客——當地對拉駱駝人的俗稱）的飲用，我們和衣擠在屋中的土炕上過了戈壁灘上又饑又渴的一宵。

　　第二天也於黑夜投宿甜水井。甜水井，多麽悅耳的給人帶來歡樂和希望的地名！可是，從井裏吊上半桶水拾起路旁的獸糞生火煮開喝到嘴裏，卻是又苦又臭，難以下咽的鹹水。次晨，我們才發現井圈是由長年累月到井邊飲水的牲口大小便堆積而成的糞堆，人們卻美其名為甜水井！怎能不使我們搖頭歎息呢！駱駝客看到我們失望的表情，便不以為然地說：“從安西到敦煌140公裏的戈壁灘上就隻有這一口井，對我們趕牲口下苦人來說，真是一口救命的甘泉哩！”他的“真言”，不但提高了我們知難而進的勇氣，而且是使我們今後長期在工作崗位上飲用苦水而不怨苦的鎮定劑。

　　第三天到達疙瘩井，井而名疙瘩，當然是幹的了，也許在古代曾有過水源，但現在一片窪地上到處是沙丘疙瘩——長著幹癟的駱駝刺和紅柳的沙丘。這時從安西馱來的飲水已用光了，大家隻得吃上幾口幹糧，在又凍又硬的流沙上倒頭便睡，在戈壁灘上萬籟俱寂的長夜中，我久久不能成眠，想起唐代名僧玄奘在《慈恩傳》中所記：“夜則妖魑舉火，爛若繁星……頃間忽見有軍眾數百隊滿沙磧間，乍行乍息，皆裘褐駝馬之象及旌旗硝之形，易貌移質，倏忽千度，遙瞻極著，漸近而微；初睹謂為賊眾，漸近見滅……”這種類似的幻覺，確是行腳僧在孤獨的沙漠中可能出現的情景……有時是出自古墓朽骨的磷火。它們使我在回想中出現了八年前在巴黎奇美博物館看到伯希和的《敦煌圖錄》中的飛天夜叉、天神菩薩、樂伎梵女、行軍儀仗的形象，仿佛在我眼前紛至遝來……

　　計算著1936年回國到現在經過7年的歲月，再過一天，夢寐以求的“敦煌之行”就要到達目的地了。

　　八、到達“神聖的”綠洲

　　1943年3月27日，當一輪紅日從三危山嶙峋的主峰背後升起的時候，駱駝客用平淡的聲調指著日出的方向說：“喏，千佛洞（莫高窟的俗稱）就在太陽的西麵鳴沙山的腳下！”我們從他指點的方向望去，隻見戈壁和沙山延伸到一望無際的遠方，看不見一草一木或什麽寺廟人家。更沒有石窟綠洲的一絲影子。大家正焦急間，駱駝客卻慢悠悠地打趣說：“千佛洞是仙境，時隱時現，凡人的肉眼哪能一下子望見它的真身哩！不要慌，跟著我走就是了。”

　　在叮當叮當的駝鈴聲中，我們的駱駝隊還是用緩慢、平穩而有節奏的步伐前進著，在沙地上留下一個接一個蓮花瓣似的美麗的足印。當駝隊走下一個陡坡的時候，人們還來不及辨認眼前的單調的景色出現任何變化，我們每一個人坐下通常反應遲緩的駱駝，這時忽然得到什麽靈感似的，不約而同的迅速加快步子，爭先恐後地奔跑起來了。盡管駱駝客使勁揮動鞭子，大聲吆喝，還是無濟於事。“啊，真是豁然開朗，別有洞天！”我們中一位眼快的同事不禁大聲讚歎起來。這時，大家從沙丘的縫隙間發現，在不遠的峽穀中有一片鮮豔杏花混雜其間的嫩綠的樹林。

　　駱駝們的審美觀顯然與人們不同，它們的心全被繞林而流的一條清清的溪水拴住了。跑到溪邊，牲口們便迫不及待地俯首狂飲起來，不論人們怎麽催逼，也休想使它們移動半步，我們被擱置在駝背上隻得耐下心繼續飽覽眼前出現的不平凡的景色。

　　“真是名不虛傳的塞外江南呀！”我們中的一個說。

　　“你們看，”我指著白楊樹後麵崖壁上一片密如蜂房的洞窟說：“那裏才是勝過江南的值得我們驕傲的偉大的民族藝術寶庫的所在啊！”

　　這時，三危山上的太陽，透過白楊的柔枝嫩葉，照耀在洞窟中彩色絢麗的眾多的壁畫和彩塑上，產生出不可思議的動人心魄的宏光異彩。一陣按捺不住的發自內心深處對於偉大祖國民族藝術傳統的愛慕之情，像電流震撼了我的全身，使我長途跋涉的疲勞頓時一掃而光。在我幾十年從事藝術創作的生活中，這是一次罕見的“聖跡”出現了。

　　九、相見恨晚的初會

　　一下駱駝，行裝尚未安頓停當，我們不約而同地帶著極度的興奮和激動，對這神奇莫測的石窟群作了一次初次的巡禮探索。

　　斷崖殘壁，沙土堆積，危樓險閣……到處是一派遭人遺棄的劫後餘生的荒涼頹敗景象。盡管如此，但也磨滅和掩蓋不了這人類曆史上存留至今稀世之珍的風采和魅力。

　　半天的“飛行”瀏覽，相見恨晚的初次相逢，在危樓斷壁的石窟裏麵，寶藏著金碧輝煌的彩畫和彩塑，不盡嬌嬈把我們每一個人的心都俘虜了。我第一次瞻仰了從公元4世紀到14世紀千餘年間中國民族藝術傳統的全貌。中國無名的藝術家和無數的勞動人民創造出如此珍貴的文化遺產——如此絢麗多彩富於民族風格的壁畫彩塑和裝飾圖案。以漢代為標誌的中國民族藝術的傳統，貫穿在敦煌從4世紀的十六國、北魏、隋、唐、五代、宋、元各代的石窟藝術，經千餘年而不衰。

　　使我極度憤慨的是，20世紀初葉曾經一度震撼世界的敦煌石室秘藏被帝國主義分子一再劫奪，至今第十七窟已空無所有。隻有北壁上唐人所畫的供養仕女畫像二身，她們各自執掌扇，依然天真無邪地表現出侍奉窟上洪和尚的忠誠。她們是親身經曆千餘年來石窟內幕盛衰變化的曆史見證人。

　　遺憾的是她們不會說話。否則，她們一定會清楚地告訴我們：當宋仁宗景祐二年（1035年），是什麽人，為什麽，在什麽情況下，把數以萬計的經卷、文書、造像、畫軸等文物寶藏密封在這個洞子裏的？她們也一定會清楚地告訴我們：經過865年的密封，到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五月二十六日石室秘藏被道士王圓籙發現後，他是如何與斯坦因、伯希和等帝國主義“禦用學者”之流勾勾搭搭，狼狽為奸，大量盜竊石室的文物寶藏的？這一切是她們親目所睹的，但是她們作為壁畫畫像現在有口難言。

　　我默默地站在這個藏經洞中央，空蕩蕩的窟主造像的坐壇前，憤怒使我久久說不出話來。心想石室秘藏的發現已過去40多年了，敦煌文物一而再、再而三地被外人大肆盜劫，這樣的事今後決不允許再發生！此情此景，使我感到負在我們肩上的保護和研究工作的責任將會是多麽的艱巨而繁重啊！這時，忽地砰然一聲巨響使我從沉思中驚醒過來。原來這聲巨響來自三層上麵的第44窟五代造的危簷下崩落的一塊岩石，隨之而來的是一陣令人嗆塞的沙土飛揚。

　　這難道是對我們今後工作的艱巨性的一個及時的警告嗎？但我寧願把它看作是敦煌石窟為歡迎我們這批初來乍到的愛慕者發出的一聲見麵禮炮。

　　十、這裏曾經是國際交通線上的大都會

　　敦煌——古代絲綢之路的要隘重鎮是從漢代開始形成的。文獻上說，“敦，大也；煌，盛也”。可見早在公元前2世紀時敦煌在盛極一時的絲綢之路上，是中國與西域各國進行政治、經濟、文化交流的“咽喉之地”的一個大都會。

　　從印度傳入中國的佛教，到公元四五世紀的南北朝時期開始盛興起來。這是中國曆史上各族大遷移，戰爭極頻繁的時代。各族的統治者利用佛教所宣揚的消極出世，逆來順受的落後思想，以鞏固其統治地位，同時，廣大的人民群眾在當時的曆史條件下，無力擺脫強加於他們身上的民族壓迫和階級壓迫，也隻好把佛教當作一種精神上的安慰劑接受下來。因此，當時田園荒蕪，城市坍圮，莊嚴壯觀的佛寺卻到處興建起來。敦煌的莫高窟就是在這個時期開鑿的。

　　據現存敦煌文物研究所的一塊古碑記載，前秦建元二年（366年），有一個名叫樂僔的和尚，西遊到敦煌的三危山下。時近黃昏，正要尋地投宿，猛一抬頭，隻見山上一派耀眼的金光，好像其中有千萬個佛顯現。和尚認為這是塊聖地，便用化募來的錢雇人在這裏鑿下第一個石窟。不久，又有一個法良禪師從東方來到這裏，可能也是遇到類似的“神異”，發下願心，在樂僔窟的旁邊又開鑿了第二個石窟。從十六國到魏、隋，石窟就繼續不斷地修建起來。

　　到了唐代（618-907年），莫高窟的發展達到了高潮。這時開鑿的石窟數量最多，藝術的造詣也最高。根據現存唐代碑碣上的記載，當時有數以千計的石窟，窟前有木構的窟簷，並有棧道相接。山上建起一座座金碧輝煌的殿堂，雕簷畫棟，光彩奪目。據第148窟隴西李氏重修莫高窟碑所記，當大曆十一年（776年），該窟前還是“前流長河，波映重閣”。現時不但“重閣”已不複存在，就是那條“波映重閣”的“長河”，由於水源的幹涸也已變成拳頭那麽大小的一條涓涓細流了。經過一千數百年風沙雨雪的自然侵蝕，敦煌石窟已發生了“滄海桑田”的變遷。回憶往昔的光榮盛世，更顯得眼前的頹敗和淒涼。

　　我們在莫高窟的第一餐，是用當地生長的紅柳條作筷子，向上寺喇嘛借了鍋盆碗盞才能吃上飯的。就在我們來敦煌之前，這座小小的古城曾遭過國民黨匪軍的洗劫，城內商店關門罷市，路無行人，什麽東西也無法買到。莫高窟離城二十六公裏，為了購買柴米油鹽和工作上需用的紙筆顏料，或是為了治病求醫，無論白天黑夜，嚴冬酷暑，我們都必須靠自己的一雙腳奔走於城鄉之間的戈壁沙海之上。

　　我們生活和工作條件雖然非常簡陋清苦，但大家的情緒還是相當高的，來莫高窟的初期尤其如此。

　　十一、即使是無期徒刑也在所不辭

　　記得就在我們剛來敦煌石窟不久，當時在國民黨統治下很“吃得開”的畫家張大千正帶著家眷和子女以及他所雇用的幾個喇嘛畫工住在上寺，還雇了一大群駱駝，在三危山峽穀的石窟群中，從事他隨心所欲的所謂“深山探寶”的工作。雖然我們名義上是當時的教育部派來的，但因為經費缺少，生活供應方麵每天鹹菜幹饃，比他們有天淵之別。承他的好意，有時他還邀請我參加他們豐盛的家宴。有時甚至還可以吃到十分名貴的熊掌、鹿肉之類的山珍海味。

　　1943年6月他臨離開千佛洞的那天，我曾在中寺門口送他們的駱駝隊走了一段路。張大千半開玩笑地笑著對我說：“我們先走了，而你們卻要在這裏無窮無盡地研究保管下去，這是一個長期的——無期徒刑呀！”

　　“無期徒刑嗎？”我接著說：“如果認為在敦煌工作是‘徒刑’的話，那我一輩子‘無期’地幹下去也在所不辭。因為這是自覺自願沒有人強加於我的神聖工作。”

　　雖然是這樣回答了他，但每逢生活和工作上出現困難的關頭，我的心頭往往有一種灰溜溜的不祥的預感油然而生。那年月，在國民黨反動統治下的文教機構，是人們所冷落的“清水衙門”，欠薪欠經費的情況經常發生，上級官僚們隻管貪汙中飽，有誰來關心我們這遠處絕塞的一個區區的“敦煌藝術研究所”的死活呢？這研究所的成立原本就是一種裝潢門麵的勾當，教育部已有三個月不給經費了，誰知道今後是什麽命運會落在我們頭上呢？

　　十二、“初生之犢不畏虎”

　　在一定的含義下，張大千的話並沒有錯。從我們到達莫高窟的第一天起，我們就感到有一種遭遺棄的服“徒刑”的感覺壓在我們的心頭。而這種壓力正在與日俱增。剛來此的初期，我們這批熱愛祖國文物的青年人，真所謂“初生之犢不畏虎”，工作熱情是非常高的。在當時人口不到四萬人的敦煌這個邊遠小縣，憑著中央教育部這塊莫測高深的招牌，還能向政府暫時借到一些錢，作為展開工作的資金。

　　我們不顧一切困難，首先雇了一百多個民工，沿著千佛洞崖麵用夯土打了一堵長達八百公尺的保護石窟的圍牆。在沙漠中築牆，就需要動用很多人工到遠處去搬運黏土，加上打牆本身的勞動，這項工程總共就花了一萬多塊錢。接著，為了整理洞窟，第一步必須清除長年堆積在窟前甬道中的流沙。據工程師估計，堆積成山的流沙體積共超過十萬立方米。此外還要修補頹圮不堪的甬道、棧橋，修路植樹等等。這一切工作，我們從春到冬，整整大幹了十個月。當我們看到圍牆裏的幼樹，因為沒有人畜的破壞而長出青枝綠葉，越來越多的遊人在沒有危險的棧橋甬道上往來觀摩石窟的時候，我們的心裏真有說不出的高興。

　　但，我們因此而債台高築，經過再四向重慶教育部函電催促，如同石沉大海，未見分文寄來。挨到1943年年底，連經費和工資，我們共向敦煌縣政府挪借了五萬多塊錢。

　　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大家還是想盡辦法進行工作。如向來此遊覽的人們做工作，勸說他們捐錢為保護敦煌文物給石窟造門、造窗……做出各自可能的貢獻。作為酬謝，我們還以自己臨摹的“飛天”等繪畫，贈給他們作為紀念。我們還完成了石窟群全部石窟的編號，並編寫了一整套石窟內容的說明牌，使參觀的人們能對各個洞窟的時代和內容有所了解。此外，我們還和四川成都華西大學聯合集資編輯出版了一冊《供養人畫像題識》，借此擴大影響，以求得到社會人士的支援。

　　1944年秋，重慶教育部才正式批準成立“敦煌藝術研究所。”

　　然而到了1945年春天，在我們研究所正式成立不到一年的時間，重慶教育部竟又出爾反爾，忽然宣布解散“敦煌藝術研究所”，並勒令把所內全部工作移交給敦煌縣政府！

　　十三、家庭變故

　　我們的工作本來就是全憑自己的力量幹起來的，研究所的撤銷或不撤銷，實際上意義不大。對我個人來說，最大最致命的打擊還是隨之而來的家庭變故。

　　一直留戀大都市安逸生活的妻，在我的不斷鼓動下，於1944年秋也到敦煌莫高窟來了。雖然一路上叫苦連天，但當她看到這裏的洞窟裏珍藏著一千多尊別處無法看到的彩塑的時候，她愛好雕塑藝術的熱情又重新熾燃起來了。她認為不虛此行，立即參加我們臨摹複製的工作。但隨著沙漠中萬木凋枯的寒冬的來臨，她最初的興趣漸漸消失了，對生活的不滿和牢騷也漸漸多起來。一天，我結束了當天的工作，帶著疲勞而滿足的心情回到宿舍裏的時候，忽然發現妻不見了，哪裏也找不到她。我開始責備自己一味埋頭工作，平時對她關心太少了。看來她到這裏來隻是作一次短期的旅行，並沒有長期幹下去的思想準備。粗糲的飲食，單調、枯燥的生活環境，使她再也無法待下去。想不到，這個虛有其表靈魂腐朽的女人，竟然忍心丟下她的兩個兒女和藝術事業，追逐她個人的“幸福自由”去了。

　　這對我不啻是個晴天霹靂，開始我真不知該怎麽辦才好，我盡力找到各種可能找到的交通工具去追趕她，可是結果茫然。到頭來我從馬背上昏倒在途中，幸而遇見我們長期在戈壁灘堅持工作的老友地質學家沈建南（已故）和一位老工人救了我，把我護送回敦煌。

　　我麵臨著生活中第一次嚴峻的打擊和考驗。像一陣沙漠中的黑旋風那樣，遮蓋了我前進的光明大道！

　　記得那是一個月明星稀萬籟俱寂的漠北之夜，我從不眠的午夜中起來，耳邊響著九層樓上鐵馬鏗鏘的叮當聲，我朝夕與共的石窟裏的壁畫和彩塑，一件件地從我腦際閃過。

　　第220窟唐代貞觀十六年（642年）開鑿的初唐的代表作品，是1944年我們和老工人竇占彪一道從宋代重繪的泥壁上剝露出來的，色彩金碧輝煌，燦爛如新，東壁左右的《維摩變》中的維摩居士的畫像帶有晉代大畫家顧愷之“清羸”的畫風和神態。這是莫高窟所有五十餘幅《維摩變》中最好的一幅。這是前人，包括帝國主義分子伯希和、斯坦因、華爾納之流，以及張大千，所從未見識過的。

　　第285窟西魏大統五年（539年）的《得眼林故事》壁畫，（內容是表現五百個強盜皈依佛教改惡從善的故事，是帝國主義分子華爾納曾在1925年妄圖剝離盜走而未果的）充分表達了中國傳統繪畫氣韻生動的特點，它是敦煌石窟藝術寶中之寶。

　　另一幅著名的北魏壁畫，第254窟中的《薩垂那太子舍身飼虎圖》，他那粗獷的畫風與深刻的寓意，總是那麽強烈地使我感動。我想，薩垂那太子可以舍身飼虎，我為什麽不能舍棄一切侍奉藝術、侍奉這座偉大的藝術寶庫呢？在這個黑暗而動亂的時代，她多麽需要保護她，終生為她效力的人啊！何況我在人前早許下大願，即使是“無期徒刑”，也願意一輩子在這裏幹下去呢。

　　這時，我又想起就在前一天，一個國民黨軍隊的師長，在遊覽中想憑借他的勢力厚顏無恥地要拿走石窟中的一件北魏彩塑的事來，後來我費盡了口舌，並以一幅飛天的臨摹畫作交換，才把那個嬉皮笑臉的“大人物”送走了。

　　想到這一切，使我深深地感到，如果我放棄自己的責任退卻的話，就將意味著這個劫後餘生的民族藝術寶庫，很可能隨時隨地會再受到一次萬劫不複的洗劫。

　　不能走。決心下定以後，我在明月滿窗的靜夜安穩地沉入夢鄉。在夢中，我仿佛看到一個個“飛天”從洞窟中飛出來，天空散滿五彩繽紛的花朵，鐵馬的叮當聲奏出美妙的樂曲……

　　十四、第一次向社會發出呼籲

　　一覺醒來，正是一個藍天白雲的晴朗秋日的早晨。暴風雨過去了，生活又恢複了它的常態。我和同事們商議了一下，既然國民黨反動政府這樣倒行逆施，與我們割斷了一切聯係，“研究所”要想生存下去，隻有靠自己的努力，向社會發出呼籲了。我們決定派人把這幾年來精心臨摹複製出來的一二十幅壁畫作品帶到重慶展出，以顯示我們的決心和對國民黨反動當局的抗議。

　　開始時，我們這個小小的畫展隻在藝專的一間教室裏展出，除本校的師生外，參觀的人不多。後來我們遷移到重慶市內七星崗的中蘇友好協會展出，影響便漸漸地在社會上擴展開來，畫展獲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

　　一天，我們在觀眾中忽然發現了為當時重慶進步的文化界敬愛的周恩來和董必武等同誌（他們當時是中共中央駐重慶的代表），同時，郭沫若等著名人士也來觀看了我們的畫展。

　　周恩來同誌在參觀後的一席話對我們鼓舞很大。他對我們在艱苦的境遇中保護敦煌民族藝術寶庫的工作表示熱情的支持和讚揚，並對反動派的無理措施表示十分不滿。他叫我們不要屈服，要堅持鬥爭，把戈壁灘上這個重要藝術寶庫的保護和研究工作頑強地幹下去。

　　我們回到莫高窟後，以百倍的信心重新投入工作。在當時人少事多的條件下，我們著重抓了石窟的保護和臨摹工作。我們認識到，臨摹工作也就是保護工作。我們準備用三年的時間，克服一切困難臨摹出一套代表各個朝代不同風格的優秀壁畫和彩塑的摹本來。

　　1947年，由重慶和西安來了一群藝專畢業的男女青年美術工作者。在我們感到孤立無援的時候，這批生龍活虎般的生力軍的到來，使我們喜出望外，李承仙也在他們之中，她後來成了我得力助手和誌同道合的伴侶。

　　八年抗戰以日本軍國主義投降而勝利結束以後，國民黨反動政府一麵大發“劫收”財，一麵發動全麵內戰，置全國人民死活於不顧。當時，我們在人力、技術、物資各方自都極感缺乏。我們自力更生、刻苦鑽研，摸索出種種行之有效的辦法和代用品。因為當時能弄到的紙質不好，不能上重彩和烘染，我們每個人都學會了在紙上加礬裱褙的技術。我們還從工人那裏學會了製造毛筆和延長毛筆使用壽命的方法，最困難的是顏料的問題，我們在附近的幾個縣份，找到幾種經久不變的礦質顏料，在這方麵，創造最多成績最突出的是勤奮的有才能的藝專畢業生董希文。他想出一種方法，用我一直珍藏著的法國優質油畫顏料，加熱去油煉成水色，成為我們必要時點染摹本重要部位的起到畫龍點睛作用的顏色。他後來成了有名的油畫家，新中國成立後，曾創作出好幾幅受到人們讚賞的大作品，可惜他不幸先我早逝了！

　　當時我們的工作條件，現在說起來是難以令人置信的。例如在窟內臨摹的采光，就是一個很傷腦筋的問題。石窟一般隻有一個入口，窟門一律問東，有太陽的日子，每天上午11點鍾以前，陽光可以直射進洞窟，下午就沒有陽光了。用自然光在窟內臨摹的時間不長，要趕時間，就必須憑借油燈或燭光，日夜都是如此，我們常常一手執燈或燭，一手作畫，遇到大的畫麵，在梯子上爬上爬下，體力的消耗是不輕的。尤其是臨摹窟頂的藻井圖案，作畫的人必須像叩頭蟲一樣不停地抬頭低頭，不到一個時辰，就會弄得頭昏眼花，有的甚至惡心嘔吐，體力不支。臨摹采光的問題後來也得到了解決。在當時的條件下，我們想出了用鏡子的反光，使它照射到一幅白布上，加強洞中的光線，同樣用鏡子反照的作用，解決了摹寫窟頂藻井耗費體力的問題。

　　戈壁灘上的冬天特長，每年八九月即飛雪，到次年四五月才開春。一到冬天，洞窟又黑又凍，顏料凝結，手腳僵硬，一切臨摹工作隻得停止。這時，我們就改作各種專題資料的收集和整理，如洞窟時代的核定，供養人題記以及其他各種資料的整理和研究工作。

　　我們就是這樣齊心協力、夜以繼日地工作。不到三年的時間，初步完成了曆史壁畫代表作選、曆代藻井圖案選、曆代佛光圖案選、曆代蓮座圖案選、曆代邊飾圖案選、曆代山水人物選、曆代舟車選、曆代動物選、曆代建築資料選、曆代飛天選、曆代服飾選等十幾個專題選繪的摹本800餘幅。這些總麵積共達600多平方米的壁畫摹本，都是我們以忠實於原畫的風格和一絲不苟的精神所精心繪製出來的。

　　十五、度過黎明前最黑暗的時刻

　　1948年八九月間，為了繼續向社會呼籲，我們將3年來的工作成果，又一次在南京和上海先後公開展出，兩次展出都獲得了很大的成功，參觀人數的眾多，是事前沒有料到的。人們對敦煌壁畫的反應很強烈。上海幾家報紙對這次展出一致表示讚許，並對國民黨要停辦敦煌藝術研究所的行徑有所批評。

　　同時，我們還收到一些不具名的觀眾來信。一封信這樣寫到：“……現蔣家王朝末日已到，希望提高警惕，努力保護敦煌藝術寶庫，隻有共產黨能救中國，保護敦煌石窟藝術……”

　　有些熱心人還紛紛提出將這幾百幅展品製印成彩色的《敦煌藝術》專集的建議。當時上海的《大公報》還刊載了這個消息。我們根據群眾的這個要求，去電南京教育部請刊印這部畫冊。回電隻有二字：“不準。”人民群眾知道後，一方麵痛罵國民黨反動派隻知道發“劫收財”，卻置祖國文化遺產於不顧；另一方麵，有幾個熱心人願意私人投資出版。後來擔任文化部副部長的西諦先生（即鄭振鐸，已故）就是其中的一個。私人願意集資印行《敦煌藝術》彩色圖集的消息也在《大公報》上發表了。這一下，可觸動了心懷叵測的反動派的猜忌和懷疑。

　　有一天，一個自稱郯某的教育部的社會教育司的頭頭，突然來到我在上海的寓所，出示教育部部長朱家驊親筆簽署的指令，要我把敦煌壁畫摹本全部運往台灣展出。為了應付這一陰謀，我借辭說展品已在製版，等製版完畢後，再運去台灣不遲。當時，國民黨在大陸上的統治已瀕臨全部崩潰的前夕，上海金融市麵混亂，偽幣一日數漲，人心惶惶。郯某自顧不暇，隻對我虛張聲勢地恐嚇幾句，說什麽如不照辦，後果由我自負雲雲，便當晚乘飛機溜往廣州去了。

　　我一方麵看穿了反動派的狼狽相，另一方麵又不得不提防他們狗急跳牆，可能搞的陰謀暗算。我當夜便將全部摹本分藏親友處，三天後，在午夜也乘飛機離開了上海。

　　在國民黨反動派的大潰退、大混亂中，我從上海輾轉經蘭州、酒泉、安西，回到敦煌時，已是1948年11月的一個傍晚，塞外的苦寒已開始了。千佛洞前，白楊樹全裸露著禿枝，落葉和泡泡刺（一種沙漠植物的種子）在寒風中飛舞。我從小毛驢上下來時，中寺空寂無人，隻見一個老喇嘛迎麵走出來，見到我，便撥開圍到嘴邊的頭巾，雙手合十有禮貌的說了一聲：“所長辛苦了！”便口中念念有詞地走回上寺去了。

　　在中寺我們的辦公室裏，兩個年老的工作人員正圍著一堆燒柴烤火，見我來了，為我讓出位子，並為我倒了一杯熱茶。因為經費無著，幾年來與我患難與共的職工都紛紛攜眷東歸另謀生路。他們是留下來的少數人中的兩人。他們幫助我打掃住屋，生火、點燈。當他們走後，我感到周圍是那樣空虛與寂寞。真是“倦旅歸來，萬念俱滅”。我感到心胸悶塞得難受，下意識地把紙窗打開來，一股刺人的寒風，把油燈一下吹滅了。等我關上窗，重新點上油燈時，發現窗前桌上己留下一層細細的流沙。沙，這個可惡的得寸進尺的東西！我們在這裏與它鬥爭多年，如果我們退卻，它就會把我們連同這整個千佛洞全部吞沒！我猛然間想起三年前周恩來同誌在重慶鼓勵我們要堅持幹下去的話，於是我振作精神，抹去桌上的流沙，開始提筆寫一篇直接向人民大眾呼籲的文章。這就是後來刊登在同年12月14日上海《大公報》上的《從敦煌近事說到千佛洞的危機》一文。在文中，我提出了與流沙的鬥爭關係著中華民族文化能百萬世永存的問題。

　　後來，我們陸續收到寄自祖國各地的好心的讀者的來信，信中對我們千佛洞的工作表示熱情的慰問和支持。其中有一封署名揚來自上海的信，熱情地稱我們為同誌，說：“你們的艱苦工作我們不但知道而且經常在關注你們，望堅守崗位不屈不撓的繼續努力，堅持保護敦煌藝術寶庫的工作，直到即將來到的全國人民的大解放。”

　　鑒於我在上海受到恐嚇的經驗，為了防止國民黨隱藏的匪特與潰敗的車隊相勾結，破壞和劫持千佛洞文物，我們曾組織了一個保衛小組，日夜值班、放哨。我們還在石窟群最高的第130、156、159等窟內儲藏了幹糧、鹹菜和水，集中人力和幾支破舊的步槍，準備情況緊急時，堅守石窟，與敵人進行戰鬥。

　　十六、第一次見到解放軍

　　1949年8月28日，解放大軍解放敦煌縣的當天，城內萬人空巷，歡聲震天。我們也在千佛洞升起了紅旗，一時弄不到爆竹，有人便到大佛殿上去敲鍾擊鼓。鍾鼓聲和人的歡呼聲響徹了千年沉睡的峽穀，宣告這座近百年來受盡帝國主義劫奪和國內反動統治摧殘的民族藝術寶庫，終於回到了人民的懷抱。

　　第二天的早上，我們迎接了第一批打垮國民黨軍隊而來到這裏的解放軍官兵。一個個生龍活虎，而又和藹可親，真是名不虛傳的人民子弟兵。我們招待他們參觀洞窟。因為人多，便分成幾隊進行講解。

　　由我陪同的隊伍中，有一位騎兵師的張師長，他笑著對我說：“你看，我們是不是三頭六臂青麵獠牙像蔣匪幫所宣傳那樣的怪物呀？”

　　我禁不住也笑起來，回答說：“沒有人相信他們說的鬼話，他們自己才是十惡不赦、殺人放火的強盜呢！”我告訴他，就在解放敦煌的前幾天，他們到處殺人搶劫，還揚言要來千佛洞，我們為此不能不有所戒備。

　　我帶領他們參觀到130、158等窟高處用沙包臨時構築的工事，以及預藏的槍支彈藥、幹糧、水和鋪蓋，他不禁用讚歎的口氣說：“很好，很好。別看你們文質彬彬，到了緊要關頭還真有兩手哩……現在，我們來就是為了接你們的手。不用再擔心敦煌石窟藝術會遭到壞人的破壞了！”

　　張師長說罷，從口袋裏掏出一本小冊子來，那是北平（即今北京）解放後以郭沫若為首的北平文化界對全國文化工作者發出的宣言。文中說，隻有依靠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東思想文化工作者才有出路，呼籲人們在新的形勢下努力學習，加強自我改造。小冊子裏還刊登了郭氏到達北平是在火車站即席向新聞記者發表的激動人心的詩句：“多少人民的血，換得此和平！”

　　幾天後，我被敦煌縣人民政府邀請去參加全縣勝利解放的“軍民聯歡慶功大會”。一進城，不料這座一向死氣沉沉的沙漠中的孤城，現在忽地活躍異常：到處紅旗招展，鑼鼓喧天，人人笑逐顏開，萬家歡騰。

　　我正在人群中觀賞這種新氣象，冷不防一個解放軍戰士從街心裏竄出來把我拖進秧歌隊裏去。我從沒有跳過這種民間的舞蹈，但在那位戰士的幫助下，合著音樂的伴奏，我也模擬著人們的動作，笨拙地轉動著身子跳起秧歌舞來。這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深切感受到與自己的解放者和工農兵群眾一同慶祝解放的歡樂。

　　十七、周總理鼓勵我幹一輩子

　　第一個國慶節剛過，我們意外地接到發自北京的郭沫若先生的電報和西諦（即鄭振鐸）先生的信。郭先生在1945年曾與敬愛的周總理在重慶敦煌遺書展覽會上給過我們寶貴的支持；鄭先生是1948年《敦煌藝術》在上海展出時最大的讚助者之一。他們代表首都文化界分別對我們的工作給予充分的肯定和熱情的鼓勵。

　　無人過問，默默無聞地在邊遠的西北的荒漠中苦鬥了近八年的人們，今天忽然收到來自人民首都的慰問和關懷，其興奮和感激的心情是無法用筆墨形容的。

　　1950年冬，我接到文化部社會文化事業管理局鄭振鐸局長的指示，要我將我所曆年完成的壁畫摹本帶往北京展出。這是新生的人民中國對我們工作的第一次檢閱和召喚。莫高窟的人們莫不興高采烈地積極籌備。

　　這是一個大型的展覽會，是在文化部社會文化衛生事業管理局的直接領導下，由敦煌文物研究所在北京曆史博物館、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中央美術學院等有關單位的專家們的協助下進行籌備的。經過四個月的努力工作，於1951年4月下旬籌備就緒。

　　在展覽會開幕前一個星期天的下午，其他的工作人員正在休息，我和北京曆史博物館的張秘書正在故宮午門的城樓上對整個展覽做著最後的布置和檢查，忽然接到中南海打來的一個電話，說有一位中央首長來會場參觀，要我準備接待。

　　當天下著蒙蒙細雨，從天安門開進來一輛小轎車停在午門下，一位首長，在一位陪同人員的跟隨下，矯健地一逕登上設在午門城樓的展覽會場來，原來是我們敬愛的周總理。我迎上去緊緊地握著他的手，審視著他慈祥微笑的麵容，久久說不出話來。心想，總理日理萬機，居然會抽時間來關心我們的展覽會，怎麽不叫人感到激動和幸福呢！他那輕車簡從，平易近人的態度，使我馬上靜下心來，毫無顧慮地與總理攀談起來。這是解放後我第一次見到總理。從那次在重慶展出敦煌壁畫摹本以來，周恩來總理一直在鼓勵支持我們的工作。他問到我們在敦煌解放前後的工作和生活，以及敦煌藝術的曆史和這次展出的內容等等。然後，他逐個展覽室進行檢閱，對於一千數百年來我國曆代勞動人民在敦煌石窟所創造的藝術成就給以高度的評價。

　　當總理看到展出中有關近50年來帝國主義分子在敦煌石窟進行劫奪和破壞我國文物的罪證時，他說：“這很好，這些鐵一般的證據，雄辯地說明了帝國主義者如何用各式各樣巧取豪奪的方法破壞我國的文化，剝奪我們的財富，這就是我們的文化工作‘古為今用’，為革命的政治服務的一個重要方麵。”說到這裏，總理充分肯定了我們多年來在沙漠中艱苦的工作成績。他說，我們的工作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毛主席所希望的團結人民、教育人民、打擊敵人的作用。在詳盡地了解了我們在敦煌石窟的工作和生活情況以後，總理說，你們有什麽困難，可以向領導上提出設法解決，並鼓勵我們“決心做一輩子敦煌文物的保護和研究工作”。總理的每一句話，都深深地感染了我，我當時以激動的心情向總理作了要一輩子幹下去的保證。

　　十八、千佛洞成了全民的財富

　　當時，全國正在掀起抗美援朝群眾運動的熱潮。我們的展覽會對向廣大人民進行愛國主義教育和揭露帝國主義侵略本質方麵起了一定的作用。

　　敦煌文物展覽會於1951年4月到6月在故宮午門城樓上展出。每天，成千上萬的觀眾擁擠在各個展覽室裏，爭相瀏覽展出的1120件各個時代的壁畫和彩塑的摹本、實物、圖表和攝影等資料，並仔細聆聽工作人員進行講解。觀眾熱情的反應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這次建國以來最大的一次文物展覽會取得了很大的成功。首都各報刊紛紛撰文介紹，並對我們研究所的工作表示讚賞。6月初，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主持召開了一個發獎大會，給我們研究所的全體工作人員頒發了獎狀和獎金。當郭沫若副總理把一張4×2尺見方、用富麗堂皇的敦煌唐代圖案裝潢的獎狀交到我手裏的時候，幸福的淚水奪眶而出，我心頭思潮翻滾。

　　半個世紀以來令人痛心的往事一幕幕展現在我的眼前。大家知道，1900年5月26日敦煌石窟藏經洞的發現，是20世紀初期我國文物考古方麵震撼世界的偉大發現，它是我國中古時代自4世紀到14世紀千餘年間政治、經濟、軍事、天文、地理、曆史、文學、藝術、民族關係、宗教信仰等，以活生生的逼真的藝術造型和文字手卷公諸於世。

　　由於清代封建王朝的腐敗和孱弱，以及地方官吏的昏庸和無知，自1907年以來，聽任斯坦因（Sir。Aurel。Stein）、伯希和（Paul。Pelliot）、柯斯洛夫（P。K。Koziov）、勒哥克（A。Von。Lecoq）、格倫俄特（A。Grunwedel）和橘瑞超等帝國主義分子紛紛竄來敦煌千佛洞，對發現藏經洞的王道士采用利誘、誆騙、恐嚇、威脅等軟硬兼施的手段，先後盜走數以千計的經卷、文書、刻本、佛畫、絲織物等等珍貴文物。他們各自以其盜竊所得，據為己有，作為“善本”、“珍品”封閉在倫敦、巴黎、列寧格勒等地的博物館或圖書館中，不讓中國人過目、抄寫、拍照，並揚言“隻有他們才有資格和條件研究‘敦煌學’！”他們把自己打扮成所謂的“敦煌學”權威，並厚顏無恥地說，是他們發現了“敦煌學”，是他們救出了敦煌文物！……這真是強盜邏輯。

　　這樣的日子已一去不複返了。現在，敦煌石窟藝術文物已全部掌握在我們手中，成了全民的財富。那些被盜去的善本什麽的不管怎樣說也隻是敦煌文物的一部分而已，石窟藝術本身才是它的主體。今後，我們要永遠做它忠實的守護者。一個空前未有的保護和研究計劃即將逐步地全麵地展開。

　　十九、訪問印度和緬甸

　　1951年秋，應印度和緬甸兩國政府的邀請，我國派出了一個由30多位有關專家組成的文化代表團訪問了上述兩國。代表團由丁西林、鄭振鐸和李一氓率領，我也被列為成員之一。為了做好加強鄰邦之間文化聯係和友好交往的工作，我們在北京作了一段時間的準備和學習。在此期間，周恩來總理對我們作了多次親切的指導。有一天，他笑著對我說：“你這次帶了敦煌藝術去印、緬訪問，既要‘獻寶’，也要‘取經’。看來任務不會比唐代高僧玄奘西遊輕多少呀！”這話，給了我及時的啟發和鞭策。

　　從1951年10月到次年1月，我隨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代表團先後訪問了印度和緬甸。在這為時兩個多月的訪問中，我們參觀了這兩個國家的數以百計的文化古跡、藝術、科學、教育等單位。在幾個大城市舉辦了新中國建設成就展覽會和敦煌藝術展覽會，並舉行了有關學術性的座談會和報告會。

　　配合敦煌藝術展覽會，我作了一個有關的學術報告。印度觀眾對我國保存了如此完整的許多佛教藝術表示驚訝和欽佩。看到我們展出的第61窟宋人畫的從《燃燈佛授記》、《乘象入胎》、《樹下誕生》，一直到《涅槃》、《分舍利》等32幅佛教故事畫，認為是世界佛教藝術中罕見的珍貴的曆史畫。他們對畫裏的人物和服裝表現了宋代的民族特點，畫得如此生動而自然，特別表示讚賞。

　　在交談中，有些印度佛教徒頗有感觸地對我說，他們舉世聞名的阿旎陀29個石窟的壁畫，在英國統治時期，以保護為名，由於塗上了黃油，現在多已變成漆黑一團，畫麵上什麽也看不清楚了。我告訴他們，我們敦煌石窟壁畫也幾乎走上同樣可悲的命運。1942年，在我去敦煌之前，國民黨政府的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長吳俊升，曾命我采用英國人在阿旎陀塗黃油的辦法來保護敦煌壁畫，我當時認為沒有把握，後來沒有照辦。這說明了，保護民族藝術必須依靠自己的力量。如果仰仗外國人，任意受人擺布，是很危險的。

　　我是一個美術考古工作者，過去在歐洲看到過去不少希臘羅馬時代遺留下來的好的雕刻和繪畫，但那些陳列在巴黎、倫敦、柏林等地的美術雕刻，大都是帝國主義從殖民地上劫奪來的一些零星片斷。細部的造詣固然不錯，但卻看不到完整的藝術氣魄。幾千年來古代文明的曆史遺產，如埃及的金字塔、希臘的帕戴龍、印度的阿旎陀和愛羅拉、中國的敦煌和雲岡，沒有哪一件不是勞動人民智慧與毅力傑出的創造。很多是以整塊石山雕鑿出既是觀察入微生動自然的人物形象，又是互相組合統一完整氣勢磅礴的偉大整體。

　　這次出國訪問，對我們這個新生的人民共和國加強與鄰邦之間的文化交流和友誼聯係，做出了貢獻。對我個人來說，也打開了眼界，增加了很多有關東方佛教藝術的感性認識，對我今後研究祖國的佛教藝術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條件。

　　二十、更好地展開臨摹工作

　　自1951年起，敦煌文物研究所成了中央文化部文物局的直屬機構。從此，研究所的工作，不論人力、財力、物力，以及方針政策的指導各方麵，都大大的比以前加強了。我們在思想上開始明確了，對文化遺產的保護工作是我們國家經常性的文化建設的工作之一。中國長期封建社會中，創造了燦爛的古代文化。通過學習毛主席的著作，我們認識到，清理古代文化的發展過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精華，是發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條件，但是決不能無批判的兼收並蓄。對古代文物，應從批判它的封建性糟粕著手，才能吸收其民主性精華，才能對發展民族文化起到積極的借鑒作用，以達到古為今用的目的。

　　1953年文物局給我們的指示說：“敦煌藝術的臨摹工作是發揚工作也是研究工作。要了解壁畫遺產必須寓研究於臨摹之中，通過臨摹來熟悉古代藝術傳統，從而古為今用，推陳出新，才能進一步發揚優秀的藝術遺產。”從此，對藝術品的臨摹工作提到了更高的議事日程上來。

　　解放前，由於經費物資缺乏，我們的摹本，除少數代表作外一般都采取縮小臨摹的方法，用二分之一或四分之一，或更小的縮尺。1951年在北京展出時，曾受到一般觀眾和專家們的批評，他們要求對壁畫作原大原色的臨摹。

　　現在條件具備了，上級領導要求我們不但對千佛洞的重要作品作原大原色的嚴肅可觀的臨摹，而且還要做記錄性的全麵攝影。臨摹工作者通過臨摹不但要掌握壁畫藝術的技法、用色用筆、建築物和山水的布局，而且還要熟悉摹本的主題內容。這樣一來，一切有關美術史、佛教史、圖像學、哲學、社會學等等的學習和研究，就成為當務之急。為了滿足這一係列工作上的需要，在上級領導的大力支持下，我們在短期內，從國內外購置了一大批重要的圖書參考資料，開始成立了一個初具規模的圖書資料室。研究工作得以逐步順利地展開。

　　另一方麵，鑒於過去所用顏料質量低劣，摹本產生嚴重的變色退色現象，上級領導責成我們要研究敦煌古代壁畫顏料至今不變的原因，並提出，為了保證摹本質量，必要時可以采用石青、石綠、朱砂、赤金、白銀等過去我們不敢奢望的名貴的藥材。在這方麵，北京的故宮博物院支援了我們一批他們珍藏的石色顏料。一些地質勘探隊還為我們物色到朱砂等貴重顏料的礦石，供我們研製成品。為此，我們還添置了一套手工和電動兩用的球磨機。

　　從1952年開始，我們集中所內有多年臨摹經驗的人，開始整窟原大原色的臨摹工作，經過商討研究，大家選定首先臨摹第285窟，這是個保存完好的西魏時代的代表洞窟，具有大魏大統4年—5年（538—539年）題記，曆史和藝術價值都很高。1926年，美帝國主義分子華爾納曾在1924年得手以後，又第二次到千佛洞，企圖把這個洞的整窟壁畫剝離盜去，終因當地居民抗拒未能得逞。經過六個臨摹工作者夜以繼日的忘我勞動，用了整整兩年的時間，一幅5×12米見方的第285窟原大原色大壁畫的摹本終於順利繪成了。

　　這件大型作品，曾先後在北京、上海和日本的東京、京都等地展出，受到人們的普遍歡迎和讚揚，認為是壁畫臨摹工作的一個出色的成就。

　　為了進一步提高臨摹工作的效果，改善職工們的工作條件和生活條件，文化部於1954年撥了專款，為我們購置了一台中型發電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