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觀止

第一節 祭公諫征犬戎

　　“原文”

　　（周語上《國語》）

　　穆王將征犬戎。祭公謀父諫曰：不可！先王耀德不觀兵……夫兵，戢而時動，動則威；觀則玩，玩則無震。是故周文公之《頌》曰：‘載戢幹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於時夏。允王保之。’先王之於民也，茂正其德，而厚其性；阜其財求，而利其器用；明利害之鄉，以文修之，使務利而避害，懷德而畏威。故能保世以滋大。

　　“昔我先世後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也，棄稷弗務。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竄於戎、翟之間。不敢怠業，時序其德，纂修其緒，修其訓典；朝夕恪勤，守以惇篤，奉以忠信；奕世載德，不忝前人。至於武王，昭前之光明，而加之以慈和，事神保民，莫不欣喜。商王帝辛，大惡於民，庶民弗忍，欣戴武王，以致戎於商牧。是先王非務武也，勤恤民隱而除其害也。”

　　“夫先王之製：邦內甸服，邦外侯服，侯、衛賓服，蠻、夷要服，戎、翟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賓服者享，要服者貢，荒服者王。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先王之訓也。有不祭則修意，有不祀則修言，有不享則修文，有不貢則修名，有不王則修德；序成而有不至，則修刑。於是乎有刑不祭，伐不祀，征不享，讓不貢，告不王。於是乎有刑罰之辟，有攻伐之兵，有征討之備，有威讓之令，有文告之辭。布令陳辭而又不至，則又增修於德，無勤民於遠。是以近無不聽，遠無不服。”

　　“今自大畢、伯仕之終也，犬戎氏以其職來王，天子曰：‘予必以不享征之，且觀之兵。’其無乃廢先王之訓，而王幾頓乎？吾聞夫犬戎樹惇能帥舊德而守終純固，其有以禦我矣！”

　　王不聽，遂征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荒服者不至。

　　“譯文”

　　周穆王打算征討犬戎，祭公謀公對他說：不行！

　　先王曆來隻發揚德政，而不炫耀武力。軍隊在平時聚集力量，必要時才動用，一動就能威風；炫耀等於玩弄，那就失去了威風。

　　所以周公的《頌》詩說：‘把幹戈收起來啊，把弓箭收藏好啊，我王施政求美德，要使恩惠遍中國，永遠保持無缺失。’先王對於百姓，總要鼓勵他們道德高尚，性情敦厚，財物豐裕，器具合用；以禮法教育他們，使他們明辨利害，務利而避害，懷念德政而畏懼刑威，因此王業就能世代相傳，發揚光大。

　　從前我周朝的祖先後稷，世代擔任農官，侍奉虞舜和夏禹。等到夏朝衰落，廢除農官，忽視農業，我先王不窋因此喪失官職，隻好遷居到戎狄之間。但他對農業仍不敢懈怠，時時宣揚後稷的德行，繼承後稷的事業，學習後稷的教導和典則，早晚勤勤懇懇，以篤實的態度保持它，以忠信的情懷奉行它，世世代代繼承先德，從不辱沒前人的光彩。到了武王，他能發揚前人的美德，加以慈愛和平，侍奉神靈，保護百姓，無不歡歡喜喜。那商紂暴虐，百姓不堪其苦，都樂於擁戴武王。因此武王才出兵牧野。可見先王並非崇尚武力，而是體恤人民的痛苦，為人民除害。

　　先王的製度：都城近郊是‘甸服’，郊外是‘侯服’，侯服以外是‘賓服’，夷蠻‘要服’，戎狄‘荒服’。甸服，須供應天子祭祖的用品；侯服須供應‘奉祀’高祖、曾祖的用品；賓服，須供應天子‘享祭’遠祖的用品；要服，須供應天子‘貢祭’神靈的用品；荒服，諸侯必須來朝拜天子。祭禮每天一次，祀禮每月一次，享禮每季一次，貢禮每年一次，朝拜終生一次，這是先王的遺訓。如果有不供應日祭的，天子就應檢查自己的思想；有不供應月祀的，就應檢查自己的言辭；有不供應季享的，就應檢查自己的法令；有不供應歲貢的，就應檢查自己的尊卑名份；有不來朝拜的，就應檢查自己的德行。依次檢查完了，還有不來的，這才檢查刑法，懲罰不祭的、征伐不祀的、討伐不享的、譴責不貢的、警告不朝的。因此才有用於懲罰的刑法，用於征伐的軍隊，用於討伐的武備，才有譴責的命令，曉諭的文辭。如果宣傳政令、發出文告，還有不來貢獻朝見的，那就再努力增進自己的德行，決不勞民遠征。這樣，近處的諸侯沒有不聽從的，遠處的諸侯沒有不信服的。

　　現在，自從大畢、伯仕去世以後，犬戎的君長已經盡了他‘荒服’的職責，前來朝拜天子。可是天子卻說：‘我定要按照賓服不享的罪名討伐他，還要向他炫耀軍威。’恐怕違反先王的遺訓，而您也難免挫敗！我聽說，犬戎的君長樹惇，能夠遵循先人的德行，保持朝拜的禮節，辦事認真，他有理由也有能力抵製我們。

　　穆王不聽，硬要去攻打犬戎。結果隻得到四隻白狼，四隻白鹿。從此，荒服的諸侯再也不來朝拜天子了。

　　“讀解”

　　這篇和以下十篇，選自《國語》。《國語》是春秋時期八個國家史料的匯編，以《晉語》最多，在二十一卷中占九卷。內容可與《左傳》參證，因此有《春秋外傳》之稱。《國語》的思想比較駁雜，文風也不一致，如清代學者崔述所說：“周魯多平衍，晉楚多尖穎，吳越多姿放。”

　　周穆王妄想自己的車轍馬跡遍天下，無緣無故要征伐犬戎。祭公從“耀德不觀兵”的觀點出發，引經據典，苦心勸阻。穆王不聽，硬要出兵。結果是犬戎從此不朝，穆王隻得到四隻白狼，四隻白鹿。這對窮兵黷武者來說，真是絕妙的諷刺。

　　本文把王畿內外為五服，《周禮》則有“王畿千裏，外有九服”之說。黃仁宇指出這種觀念，“其症結則是中國的中央權力，在技術尚未展開之際，就先要組織千萬軍民，所以隻好先造成理想的數學公式，向下籠罩著過去，很多地方依賴理解能力，不待詳細的實地經驗。”黃仁宇在評論戰國時期李悝“盡地力之教”時，又說：“李悝的設施，也創造了一種計劃經濟的原始風格。社會的發展，不由它自身作主摸索而成，乃是由政治家以鳥瞰的態度裁奪。”（《赫遜河畔談中國曆史李悝》）。原來這段很枯燥的文字，竟可以看出中國古代政治的症結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