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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臧僖伯諫觀魚

  “題解”

  本文選自《左傳·隱公五年》。這一年(前718年)的春天,魯隱公要到棠地觀看漁民怎樣捕魚。魯國大夫臧僖伯從傳統的為君之道出發,認為國君的根本責任是管好國家大事,而且任何舉措都必須合乎“古製”和國君的行為規範,否則就會“亂政”,而屢屢“亂政”,國家就會敗亡。正是出於這麽一種認識,他從對國君和國家的責任感出發,進諫隱公,勸阻他到棠地觀魚。

  “一段”

  春,公將如棠觀魚者。

  “譯文”

  春天,隱公準備到棠地觀看漁民捕魚。

  “二段”

  臧僖伯諫曰:“凡物不足以講大事,其材不足以備器用,則君不舉焉。君,將納民於軌物者也。故講事以度軌量,謂之‘軌’;取材以章物采,謂之‘物’。不軌不物,謂之亂政。亂政亟行,所以敗也。故春蔸、夏苗、秋貅、冬狩,皆於農隙以講事也。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歸而飲至,以數軍實。昭文章,明貴賤,辨等列,順少長:習威儀也!鳥獸之肉不登於俎,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於器,則君不射,古之製也。若夫山林川澤之實,器用之資,皂隸之事,官司之守,非君所及也。”

  “譯文”

  臧僖伯進諫說:“凡是物品不能用到講習祭祀、軍事等大事上,或者所用材料不能製作禮器和兵器,那麽,國君就不要親自去接觸它。國君是把民眾引向社會規範和行為準則的人。所以,講習大事以法度為準則進行衡量,叫做‘軌’,選取材料製作器物以顯示它的文彩,叫做‘物’。事情不合乎軌、物,叫做亂政。屢屢亂政,這就是所以敗亡的原因了。所以,春、夏、秋、冬四季的狩獵活動,都是在農閑時節進行,並(借這個機會)講習軍事。每三年演練一次,回國都要對軍隊進行休整。並要到宗廟進行祭告,宴飲慶賀,清點軍用器物和獵獲物。(在進行這些活動的時候,)要(使車馬、服飾、旌旗等)文彩鮮豔,貴賤分明,等級井然,少長有序:這都是講習大事的威儀啊!鳥獸的肉不能拿來放到祭祀用的器具裏,皮革、牙齒、骨角和毛羽不能用來製作軍事器物,這樣的鳥獸,君主就不會去射它,這是自古以來的規矩啊!至於山林川澤的物產,一般器物的材料,這都是仆役們去忙活,有關官吏按職分去管理的事,而不是君主所應涉足的事。”

  “三段”

  公曰:“吾將略地焉。”遂往,陳魚而觀之。僖伯稱疾不從。

  “譯文”

  隱公說:“我準備到那裏去巡視。”於是就去了(棠地),讓漁民把各種漁具都擺出來捕魚,他在那裏觀賞。僖伯推說有病沒有隨同前往。

  “四段”

  書曰:“公矢魚於棠。”非禮也,且言遠地也。

  “譯文”

  《春秋》上說:“隱公在棠地陳設漁具。”(這是說他棠地觀魚這一行為)不合禮法啊,並且說他去的地方遠離國都。

  “評析”

  讀罷此文,讀者也許會提出這樣的問題:魯隱公作為一國之君,到棠地看看漁民怎樣捕魚,有什麽了不得,也值得這位臧大夫大驚小怪,還要苦口婆心、掰開揉碎地講那麽多大道理?難道國君連這點自由也沒有嗎?馬克思主義認為:分析、考察和認識任何一種曆史現象,都必須把該曆史現象放回到產生它的曆史環境中去。臧僖伯之所以諫阻隱公到棠地觀魚,是因為隱公這一活動,不符合那個時代一個國君應該遵循並身體力行的行為規範。不符合,就會“亂政”;而屢屢“亂政”,就會導致國家的敗亡。況且,隱公遠離國都,到棠地觀魚,並非為了體察民情,更不是與民同樂,而僅僅是他本人的一種遊樂活動。也正因為如此,他才不敢對臧僖伯的諫言說一個“不”字,最後不得不以“吾將略地焉”為借口,堅持到那裏尋樂去。

  這篇諫辭的最大特點,是緊緊圍繞著一個“禮”字展開勸諫,從觀點到為闡明觀點所舉述的諸多理由及作為論據的事物和行為,都沒有稍稍離開這個“禮”字。也就是說,沒有稍稍離開製約當時國君行為的規範和準則。另一個也很明顯的特點是,勸諫的緣起雖然是“公將如棠觀魚”,勸諫的直接目的也是阻止隱公“如棠觀魚”,但諫辭中對此事卻不著一語。這不單單是婉言法,更重要的是,這種表達法反映出進諫者進諫的著眼點,並不在於隱公“如棠觀魚”這一具體行為,而是當時的整個禮製。如果隱公聽了臧僖伯這番諫辭明白了“禮”對他的製約性,“如棠觀魚”這種“非禮”的事自然也就不會發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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