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皇帝那些事兒

第六節 查冤案——道光辦案

　　清代官場，最黑暗之處要屬刑獄，酷吏勒索害人，貪官草菅人命，種種惡行，令人發指。清代地方官的公務主要有兩項，一是收稅，一是斷案。地方官自己不熟悉這兩項公務，需要另聘“錢穀師爺”，“刑名師爺”分別主辦，在縣衙裏，則隻有一名“刑錢師爺”，二者兼辦。師爺之下，還有許多差役，負責跑差辦事。府縣官員是從外省外地派來的，不了解當地情況，要依靠熟悉情況的書吏差役辦事，當地百姓有事也得求他們疏通辦理，因此，這些人即使在清官屬下，也敢作威作福，而遇到貪官，更相互勾結，肆無忌憚，在刑獄事務中尤甚。

　　清代監獄有內監、外監之分，內監囚禁死刑犯，外監囚禁徒刑犯和流放犯，此外有女監囚禁女犯。被判處徒刑以上的犯人要銬鎖監押，杖刑以下的暫時羈留，輕罪人犯及牽連人證等取保候審。所有這些犯人，已定罪的、未定罪的，常常遭到官吏的私刑虐待、敲詐勒索。犯人剛入獄時，要接受“見麵禮”，即遭受獄卒和舊犯人的毆打，然後要向獄吏交一筆“燒紙錢”，膽敢不給，就可能被打死，打死也白打死，報稱“病故”，就可了結。

　　為了逼供或敲詐，州縣衙門常對犯人施用酷刑。如把犯人關進一種特製的囚籠中，犯人隻能直挺挺站著，兩腿一點不能彎曲，這叫“站籠”。把犯人倒懸牆上鞭打，叫做“壁上琵琶”。用繩子拴住犯人的一個手指和一個腳趾，吊起來，叫作“魁星踢鬥”。用鐵釺抵住犯人咽喉，使犯人成盤踞狀，叫作“餓鬼吹簫”。甚至有將犯人扔入沸水中煮死的，種種酷刑慘不忍睹。

　　對於輕罪犯人，刑官獄吏也不放過，許多州縣衙門都私設有“班館”、“卡房”等名目的看守所，專門關押輕罪犯人、嫌犯人、證人等。被押犯人為了早日獲釋，不得不賄賂吏役。吏役也往往捏造案情，乘機敲詐，叫做“種鬆摘食”。僅廣東順德縣衙就私設班館八所，按次序標名為“一羈”、“二羈”直至“八羈”。湖南邵陽縣衙門設卡房三所，分別叫外班房、自新房、中公所，每年有許多犯人“病斃”其中。

　　在州縣衙門的大堂上，通常掛著“明鏡高懸”的匾額，但很少有幾個州縣官能夠公正斷案，心如明鏡的，相反製造出數不清的冤案。

　　從道光登極初年所發的有關諭旨來看，他對刑獄中的黑暗現象是很了解的，所要解決的問題也帶有普遍性。無奈積弊已深，酷吏貪狠成性。幾道諭旨很難解決問題。如果說道光在這方麵還有什麽成績的話，也隻是他親自處理了一些冤案。

　　道光四年，山西榆次縣人閻思虎強奸趙二姑，案發後，閻思虎請熟人卜尊周到衙門疏通，卜尊周賄賂了書吏、差役及縣官，將強奸判為合奸，趙二姑不承認，就用刑相逼，趙二姑熬刑不過，隻得屈招，後來激忿自殺。趙家親屬不服，赴京控告。道光諭令山西巡撫邱樹堂親自提審。邱樹堂草率從事，沒有親自提審，隻由下屬問案，太原知府等又官官相護，結果維持原判。禦史梁中靖聞知，上奏參劾。道光諭令將原案人證、卷宗提解刑部審訊，終於查清案情，並懲處所有製造冤案的官吏胥役，榆次知縣呂錫齡執法營私，發往伊犁充當苦力，太原知府沈琮維護下屬，發往烏魯木齊效力贖罪，忻州知州慶純、平定州知州賈亮采迎合上司，發往軍台效力贖罪，太原知縣含混填寫驗屍報告，著令革職，按察使盧元偉督審不力，著令革職，巡撫邱樹堂聽任下屬官員草率定案，降職為按察使。道光還針對這一案例，申諭各地督撫：“外省民人赴京控告之案，總是由於原審官員錯斷，小民負冤所致，但這類案件最終得以水落石出的，不到百分之一二，究其原因是因為複審官員徇私附和、官官相護。今後遇有京控案件，各督撫、將軍、都統等必須親自審斷，使冤抑得以伸張，不得延誤。”

　　道光對於奏報上來的案情，也總是細心審閱，往往能發現其中的問題。

　　有個叫潘三懷的，曾三次向鄰村的林東姐借錢，第四次借錢時，遭到林東姐拒絕，潘三懷懷恨在心，欲謀陷害林東姐。潘和他母親商量，由其母吞服毒草，然後到林東姐家，以圖訛詐，結果真死在林家了。道光批閱有關奏章時指出：潘三懷要他母親服毒，他母親怎麽就肯聽他的呢？而且，說他母親在去林家的路上采毒草吞服，當地毒草怎麽這樣多，路上隨手就可采到？作為皇帝，道光在日理萬機之中，能夠細心推敲案情，務求公正斷案，實屬難能可貴。這樣的具體案件，本不應由皇帝親自辦理，應由專門機構辦理。但清代沒有獨立係統的刑法部門。中央有刑部，省裏有提刑按察使司，這是主管司法刑獄的，但府州縣卻沒有相應的專職主管官員，由知府、知州、知縣兼管，即使他們是清廉的，也不能保證不斷錯案，案件實在太多，而且情節複雜。每年報到中央的案件就不知有多少，以致道光皇帝也很難件件查清，有時即使發現案情有疑問，也隻能以“業經辦結”為詞，以“無庸置議”了事，最多再申諭幾句，要各地官員引以為戒，悉心斷案，不可草率結案。皇帝的態度尚且如此，地方官更可想而知。

　　在官場的種種積弊中，最難辦的是官官相護。貪賄之風，酷吏之害，之所以難以整肅，往往由於官官相護。任何一個官員，無論職位高低，都處於一張有形無形的關係網中，對上司需巴結奉迎，對下屬要庇護照顧，否則就寸步難行，甚至連頭上的烏紗帽也保不住。在這張關係網中，上層官員無疑處於樞紐地位，起關鍵作用。道光對此很清楚，因此在整頓吏治中，他始終注意打擊徇私枉法的上層官員，特別防止出現權臣專擅。

　　道光七年，通州人王文弼呈遞封章，控告協辦大學士、理藩院尚書英和的家人張天成，說他依仗主人權勢，勾結地方官，私自抬高租息，欺壓無辜百姓。道光接到奏報後，認為封章中雖然沒有提到張天成的惡行與英和有什麽直接關係，但張天成所以敢胡作非為，其根在英和，因此在懲處張天成和有關地方官同時，也革除英和的職務，並“奪回紫韁”。“紫韁”是清代皇帝賞賜宗室和勳臣的紫色馬韁，是一種特殊榮譽標誌，“奪回紫韁”，就表示失去寵信，是很丟臉的。道光就此事還特別申說一番道理；“英和受三朝厚恩，應當懂得如何戒滿戒驕，卻不自加檢束，聲勢顯耀，非其所屬的州縣中也有存心討好的。這與明朝末年宦官專擅恣肆、招搖生事極為相似。從前（乾隆朝）和珅專擅，起初也不過一二無識之徒趨承依附，後漸漸自作威福，內外諸臣敢怒不敢言。今後滿漢大臣務必以此為戒，倍加謹慎，永保令名，如若不顧操守、違反製度，懲之無情。”

　　道光十五年，湖南湘潭縣知縣靈秀，聽說手下捕役有個女兒生得花容月貌，就起了歹心，用威脅利誘手段，娶作小妾，蹂躪之後，又輾轉售賣，獲取重利。案發後，道光大為震怒，諭令將靈秀革職，發往伊犁充當苦役，終生不許放還。此事本與省裏大員無關，但道光認為知縣膽敢為非作歹，是因為上司查審不力，甚至有意維護包庇，平日少不了有賄賂行為，因此，諭令將湖廣總督、湖南巡撫及布政使、按察使一並交刑部議處。

　　在以上兩個案例中，道光對英和和湖廣總督等的處理未必得當，但他的用意要打破官官相護的積習，收到“小懲大戒”的目的。

　　道光不僅懲處高官重臣，而且對違法的宗室親貴也不放過。豫親王裕興垂涎使女寅格的美貌，朝思暮想，無奈寅格不肯就範。嘉慶皇帝的棺木運回京城後，舉行大祭禮，各親王都帶著妻兒去磕頭致哀，裕興乘此機會，先溜回府中，強奸了寅格。寅格羞恨自縊。事情傳揚開，被宗人府得知，立刻參奏。道光覽奏，氣得發抖，立即傳諭：裕興竟敢在大孝期間淫亂，著即賜死。悙親王、瑞親王得知後，趕忙勸阻，他們以大孝期間不宜重典為由，請求從輕發落。道光接受勸告，革除裕興的王爵，交宗人府圈禁三年。道光三弟悙親王綿愷已過而立之年，膝下無子，夫妻不愉快，鬱鬱寡歡，宮中有一太監張明德與他很投合，兩人經常私相往來，這有違家法。道光很講孝悌，對兄弟很重感情，登極之初，封早已死去的兄弟為親王，以示懷念，幾個弟弟也封為親王。但在聽到有關綿愷的奏報後，立刻申諭嚴斥，把綿愷降為郡王，革除一切職務。綿愷此後有所改悔，又恢複親王銜。可是不知從什麽時候起，又故態複萌，不僅和宮中太監私相往來，並且私藏在王府中，終日狎昵。道光得知後，再次將綿愷降為郡王，革除一切職務，並罰俸三年。綿愷遭此打擊，心情鬱悶，不久撒手人寰。皇侄奕紀，一度受道光寵信，任戶部尚書、總管內務府大臣、禦前大臣兼管理藩院事務，顯赫一時，內外官員紛紛巴結，仰其鼻息。奕紀漸生驕橫之態。道光對此有所體察，決定借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設置旗傘一事，予以處罰。哲布尊丹巴是喀爾喀蒙古最大的活佛，統轄外蒙古。道光二十年春天，因設置旗傘與理藩院發生爭執，理藩院不許哲布尊丹巴設置旗傘，哲布尊丹巴援引乾隆年間設置旗傘成例，據理力爭。道光閱奏後，旨斥理藩院處置失當，著革去奕紀禦前大臣、戶部尚書、總管內務府大臣職，奪回紫韁，不再管理理藩院事務。不久，道光又查出奕紀在管理理藩院時收受外藩進貢銀兩，八天後才退還，決定重處，將他發往黑龍江充當苦役。

　　說實在話，綿愷和奕紀的過失並不算重，卻都遭到嚴懲，一個因而死去，一個在寒冷的黑龍江贖罪。道光的本意是通過懲處宗室貴族，使日益腐化的皇族有所振作，但震悚隻限一時，腐化不可逆轉。皇室中的王公貝子們，有的躺在尼姑庵裏吸食鴉片，有的帶著妓女在廟會上唱曲取樂，有的訛詐錢財，奸淫婦女，開室聚賭，有的擾亂衙署，幹預公務……道光發現一件，處理一件，有時氣憤得大罵“卑鄙無恥”、“滅盡天良”，有時又哀歎“綱紀敗壞”、“世風日下”，流露出無可奈何的心態。

　　道光是在整頓吏治方麵作出了極大的努力，但依然是治標不治本，無法進行真正有效的機構改革。在他執政的30年間，清王朝還是不可挽回地頹敗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