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通史

第五章 第三次技術革命

　　馮·諾伊曼開創計算機時代

　　“現代電子計算機之父”

　　馮·諾伊曼電子計算機的誕生是20世紀最偉大的發明創造之一。它快捷的工作效率，引起社會經濟結構、就業結構的深刻變化。電子計算機實際上是人腦的延伸，所以人們亦稱“電腦”。它替代了人類部分腦力勞動。匈牙利裔美國人馮·諾伊曼為計算機時代的開創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馮·諾伊曼自小有著過人的天資，驚人的記憶力、理解力、心算能力和語言表達能力。他3歲時就能把父親記帳本上的數字一個不漏地背下來；5歲時，他便能心算八位數除以八位數的複雜算題。10歲時，他已成為布達佩斯人人皆知的“神童”了。他的父親曾在一家報紙登廣告，重金聘請國內第一流的家庭教師，但沒有人來應聘，都怕在馮·諾伊曼麵前丟醜。父親隻好把他送到學校學習。

　　在學校裏，馮·諾依曼的天賦很快就顯露出來。他的數學老師最先意識到自己已經無力去教馮·諾依曼了，便推薦青年數學家費凱特教授對他進行課外輔導。中學時，馮·諾伊曼的數學水平就趕上了費凱特。

　　憑著自己的聰明才智，馮·諾伊曼在1925年獲得了瑞士蘇黎世聯邦工業大學化學工程師的資格。1926年，他又獲布達佩斯大學的博士學位。1929年，他受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的邀請，來到了剛剛誕生的世界科學中心。1930年，年僅27歲的馮·諾伊曼成了普林斯頓大學教授。1933年，他到了普林斯頓高等研究所，成了那裏為數不多的終身教授之一。

　　馮·諾伊曼的黃金時代由此拉開了序幕。他善於把實際問題轉化為數學問題，從而得到解決方法，因而被譽為普林斯頓的數學明星。在1944年，馮·諾伊曼開始參與電子計算機的研究，他提出了研製EDVAC型機的設計報告，確定計算機采用二進製和存儲程序。

　　研製計算機的活動始於20世紀30年代。在早期的探索者中，影響最大的是美國依阿華州學院的數學物理學教授阿塔納索夫。他提出了用電子技術製造計算機的構想，並製出樣機，但並未得到實際應用。在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莫爾學院，物理學家莫克利和研究生埃克特共同設計了電子計算機ENIAC。

　　此時的馮·諾伊曼正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到為戰爭服務的應用數學研究上。一個傍晚，馮·諾伊曼正坐在火車站的候車室裏，等候著開往費城的火車。他閉上雙眼，開始思考數學問題。腦海中盡是阿拉伯數字，數字在一塊碰撞著，馮·諾伊曼皺起了眉頭。正在這時，一個聲音在他的耳旁響起：“先生，我可以坐在這兒嗎？”

　　馮·諾伊曼依舊閉著雙眼，點了點頭。那個人坐在了他的身旁。過了一會，馮·諾伊曼睜開雙眼，瞅了瞅那個年輕人。年輕人顯得局促不安了，馮·諾依曼便衝他笑了笑。

　　那個年輕人也咧開了嘴，他低聲詢問道：“您是馮·諾伊曼教授吧？我聽過您的課。”馮·諾伊曼便和他攀談起來。原來這個年輕人也是位數學家，他在賓夕法尼亞大學莫爾學院工作。他向馮·諾伊曼講了自己學校、莫克利教授等人以及他們正在研究的計算機。頭腦靈活的馮·諾伊曼一下子就意識到計算機將是個劃時代的東西，其研製成功會把人類的科學技術向前推動一大步，並引起社會的巨大變革。他當即就決定把注意力轉移到計算機上來。

　　幾天後，在辦完手頭上的事後，馮·諾伊曼馬不停蹄地趕往賓夕法尼亞大學莫爾學院，與研製計算機的兩位教授進行了激烈的討論。此後，馮·諾伊曼像被磁鐵吸住了一樣，總愛往計算機研究中心跑。在他的幫助下，ENIAC研製成功。但這台機器體積龐大，使用不便，所以它並不是真正的通用計算機。

　　馮·諾伊曼的頭腦裏整天裝著計算機課題，甚至他晚上講夢話都與計算機有關。在經過幾個月的思考和研究後，馮·諾伊曼起草了一份新的報告，對EDVAC進行了多項切實可行的改造。這份長達一百零一頁的EDVAC設計報告了計算機發展史上劃時代的文獻，奠定了電子計算機結構的基礎。設計報告的成功讓馮·諾伊曼充滿了自信。他在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進行了“完全自動通用數字電子計算機”研製工作，5年後獲得成功。1951年，世界第一台通用機的原形，運算速度達到了百萬次以上。在馮·諾伊曼的帶動下，各種計算機如雨後春筍般出現，一個真正的計算機時代來臨了。

　　在短短的幾十年裏，計算機工業愈來愈興旺，計算機的技術更新換代十分迅速。70年代微型計算機出現後，計算機的運用更為廣泛。目前，電子計算機正向多媒體化、網絡化、智能化發展。

　　如今，電子計算機已經被應用於各行各業，滲透到了每個人的生活中。

　　李約瑟情係中國科技史

　　20世紀30年代後期，傑出的生物化學家、英國皇家學會會員、劍橋大學教授約瑟夫·尼達姆博士在與中國留學生的接觸中，得知中國的科學技術成就與西方相比毫不遜色。而隨後當一些對中國缺乏了解的西方學者對中國科技發表偏頗之詞時，約瑟夫便決意研究中國科技史。

　　約瑟夫於1900年出生於倫敦一個知識分子家庭。父親行醫，母親是作曲家，約瑟夫從小就受到科學和文化的熏陶。18歲時，他考入著名的劍橋大學，最初學醫，後受生物化學的創立者弗裏德裏克·高蘭·霍普金斯影響，轉攻生物化學。1924年獲得博士學位後留校工作。1931年他以《化學胚胎學》一書而成為這一學科的奠基人。隨後他相繼完成了《生物化學形態學》和《胚胎學史》，引起了國際學術界的注目。

　　強烈的使命感，促使約瑟夫告別輕車熟路的專業，而轉入一個極其陌生的領域。他從37歲起苦學漢語，由單字到語體文，再到古漢語，靠著信心與毅力過了一關又一關。由於推崇中國古代思想家老子李耳，他以李為姓起中文名字李約瑟。1939年他在中國科技史領域的第一篇論文問世。

　　1942年，李約瑟獲得了進一步了解中國的絕好機會。他作為皇家科學院院士，受英國政府委派來到中國，擔任英國駐華科學代表團團長、英國駐華使館科技參讚，從事科技交流與合作。在重慶，他結識了中國共產黨領導人周恩來、林伯渠等。他還與中國科學家廣交朋友、相互切磋，到許多地方訪問、考察、收集資料，並作了大量的學術筆記，從而為深入、係統地研究中國科技史打下了堅實基礎。

　　1946年，李約瑟赴法國巴黎任聯合國教育、科學及文化組織自然科學部主任。1948年回到英國後，他開始整理中國科技方麵的資料，擬定鴻篇巨製《中國科學技術史》的寫作方案——分成七卷，內容涉及數學、物理學、化學、天文學、地理學、氣象學、生物學、農學、醫學及科技思想、文化背景等。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李約瑟以飽滿的熱情組建了英中友好協會，並親任會長。1952年，他再來中國，受到周恩來總理的親切接見。此後又多次來訪。

　　1954年，《中國科學技術史》第一卷問世。兩年之後，第二卷出版。1959年，有關數學、天文學、氣象學、地學方麵的第三卷也與讀者見麵。此後，由於研究的深入和資料的劇增，篇幅和內容大大超過了原定計劃。因為出版合同所定的卷數無法更改，不得不從第四卷起采用分冊形式。至90年代中期，經李約瑟親自編定出版的書稿共計十六冊，已被翻譯成中、法、意、西、日等多種文字。每出一冊都曾引起強烈反響，獲得廣泛好評。英國《自然》雜誌曾評價說：“像這樣一部波瀾壯闊、令人震驚的作品，任何讚美都不會過譽。”法國《科學史評論雜誌》稱它是“劃時代的著作、知識界的必讀書”。

　　李約瑟將中國科技放在世界科學文化的坐標係中，進行縝密的比較研究。以大量的論據、有力地論證了中國科技的重要地位和世界意義，特別是公元3至13世紀中國的科技成就在世界獨占鼇頭，這些成就傳入歐洲後為其近代科技的誕生提供了條件。

　　在《中國科學技術史》一書的寫作過程中，李約瑟引用中文材料時，大都是親自翻譯，即使在已有譯本的情況下也要找出原文核對，從而糾正了西方學者著述中的許多錯誤。

　　李約瑟引經據典，卻不拘泥於正統的文字記載，大量尋常之物成了他的重要論據，如：北海公園的九龍壁成了天文曆法成就的一個佐證；一張防犬告示成了最早印刷品的證據。

　　由於在科技史領域的卓越成就，李約瑟在1968年第十二屆國際科學史和科學哲學聯合會上，獲喬治薩頓獎章，1972年又當選為科學史分會主席。1990年，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授予李約瑟“人民友好使者”的光榮稱號，中國科學院將紫金山天文台發現的一顆小行星命名為“李約瑟星”。1994年，他又進入中國科學院首批外籍院士行列。

　　1995年3月24日晚，李約瑟在劍橋大學的寓所永遠地閉上了眼睛。而當日白天，他還在堅持工作。第二天清晨，麥克弗森博士對聞訊趕來的中國記者說：“李約瑟先生忘我地工作，直至生命的最後一刻。他把生命的最後一刻獻給了中國。”當記者們表達哀痛時，麥克弗森博士緊緊地握住他們的手，說：“你們是第一批來吊唁的人。第一批來的中國人！”

　　3月31日，劍橋大學岡維爾—卡耶斯學院教堂響起了沉重的鍾聲，人們燃起白燭、唱著挽歌，以古老的風俗為李約瑟送行。然後，他的骨灰安葬在李約瑟研究所院內的一棵中國梧桐樹下。

　　青黴素的發現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人類在自然科學和技術方麵有三項重大發明，這就是原子彈、尼龍和青黴素。原子彈是一種毀滅性的新式武器，當時因為給人類帶來了災難而受到詛咒；尼龍在很大程度上解決了衣著問題，受到人們的歡迎；而青黴素，對於肺炎、猩紅熱、白喉、腦膜炎等多種疾病都有神奇的療效，挽救了無數的生命。由於它史無前例的成功，導致世界各地積極尋找別的抗生素，開辟了整個世界現代藥物治療的新時期。

　　其實，青黴素早在1928年就被英國細菌學家弗萊明發現。以後經過澳大利亞病理學家佛羅理和德國生物化學家錢恩的深入研究和提取成功，並廣泛應用於臨床，才使這項發現應用於人類，有了實際的應用價值。正因為如此，這三位科學家在1945年共同獲得了諾貝爾生理學及醫學獎金。

　　弗萊明童年時就愛好探問事情的究竟。有一次他跟母親到醫院去探望一位病人，見到醫生就一連串地問道：這病人生的是什麽病？怎麽會生這病的？怎樣進行治療？有些病為什麽醫不好？醫生見他非常聰明伶俐，便回答了他提出的問題，最後說道：“孩子，人們還沒有詳細研究過的病症多得很呢！”醫生最後說的這句話，給弗萊明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暗暗下定決心，長大了當醫學家，專門去對付那些沒有詳細研究過的病症。

　　弗萊明長大後，果然攻讀醫學。大學畢業後，他在倫敦大學附屬聖瑪麗醫院從事痘苗的治療研究。不久，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弗萊明服役當軍醫。由於醫術高明，他多次立功受獎，軍報上也不時地提到他的名字。

　　亞曆山大·弗萊明

　　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親友們都勸他到蘇格蘭去行醫，並且對他說，憑他的臨床經驗，掛牌後來就醫的人一定很多，可以名利雙收。但弗萊明並不這樣認為。他一直想著那些“還沒有詳細研究過的病症”，特別是其中的傳染病症，期望能找到一種殺滅病原菌的方法。經過再三考慮，他還是回到聖瑪麗醫院去研究細菌學。

　　1928年9月的一天早上，弗萊明像往常一樣，來到了他的實驗室。實驗室裏整整齊齊地排列著許多培養器皿，上麵分別貼著鏈狀球菌、葡萄狀球菌、炭疽菌、大腸杆菌等的標簽。他收集這些有毒的細菌，是為了尋找一種能把它們培養成無毒細菌的方法。對其中的葡萄狀球菌的培養，他特別予以重視，因為這種細菌存在很廣，危害很大，傷口所以感染化膿，主要是它在作祟。弗萊明試驗各種藥劑對它的作用，力圖找到一種能殺滅它的理想藥品，但是一直未能成功。

　　弗萊明進入實驗室後，先檢查培養器中的細菌有什麽變化。當檢查到靠近窗戶一隻培養器的時候，他忽然皺起了眉頭，自言自語地道：“唉，怎麽搞的，竟會變成這個樣子！”原來，這隻貼有葡萄狀球菌的培養器裏，所盛放的培養基發黴了，長出一團青色的黴花。

　　他的助手趕緊過來說：“這是被雜菌汙染了，別再使用它了，讓我倒掉吧。”

　　弗萊明沒有把這隻培養器交給助手，而是仔細觀察了一會。使他感到驚奇的是，在青色黴菌的周圍，呈現出一小圈空白的區域，原先生長的葡萄狀球菌消失了。看來很可能是這種青黴菌的分泌物把葡萄球菌殺滅的。生長的葡萄狀球菌殺滅的。想到這裏，弗萊明興奮地把它放在顯微鏡下進行觀察，結果發現，青黴菌附近的葡萄狀球菌已經全部死去，隻留下一點枯影。他立即決定，把青黴菌放進培養基中培養。

　　幾天後，青黴菌明顯地繁殖起來。於是，弗萊明進行了試驗：用一根線蘸上溶了水的葡萄狀球菌，放到青黴菌的培養器中，幾小時後，葡萄狀球菌全部死亡。接著，他分別把帶有白喉菌、肺炎菌、鏈狀球菌、炭疽菌的線放進去，這些細菌也很快死亡。但是放下帶有傷寒菌和大腸杆菌的線，這幾種細菌照常繁殖。

　　那麽，青黴菌殺滅葡萄狀球菌等的能力究竟有多大呢？弗萊明對此又進行了試驗：他將青黴菌培養液加水稀釋，先是一倍、兩倍，最後以八百倍稀釋，結果它對葡萄狀球菌和肺炎菌的殺滅能力依然存在，而稀釋一百倍，則對鏈狀球菌有殺滅能力。顯然，這是人類從發現殺菌藥物以來最強有力的一種殺菌物質了。

　　現在必須再進行試驗的是，這種青黴菌液體對動物是否有害。弗萊明小心地把它注射進兔子的血管，然後緊張地觀察它的反應。結果發現兔子安然無恙，沒有任何異常反應。這證明葡萄狀球菌液體沒有毒性。

　　1929年6月，弗萊明把它的發現寫成論文，發表在英國《實驗病理學》季刊上。他把這種青黴菌分泌的殺菌物稱為青黴素。

　　人們都向他祝賀。英國的一位顯貴，建議他申請製造青黴素的專利權。但弗萊明經過幾個月的考慮後，寫信婉言拒絕了那位顯貴的建議。他在信中寫道：“為了我自己和我一家的尊榮富貴，而無形中危害著無數人的生命，我不忍心！”

　　弗萊明發現青黴素，似乎是非常偶然的，但卻是他細心觀察的必然結果。令人遺憾的是，它沒有能馬上臨床應用。這是因為，青黴素培養液中所含的青黴素太少了，很難從中提取足夠的數量供醫療臨床使用。而如果直接用它的培養液來治病，那一次就得注射幾千至上萬毫升，在實際上無法辦到。因此，他隻好暫時停止對青黴素的培養和研究工作。但是他的發現，為後來的科學家開辟了道路。

　　佛羅理和錢恩，正是在弗萊明作的基礎上繼續研究，才使青黴素的提取獲得成功，並用來造福於人類的。

　　佛羅理在阿德萊德大學攻讀醫學時，就表現出非凡的才能。雖然玩的時間不比同學少，但每次大小考試都是名列第一。大學畢業後，他又去英國牛津大學深造。26歲那年，他取得了醫師的資格，但他沒有掛牌行醫，又到英、美兩國最有名的醫藥研究機構去做了三年多實驗工作。美國好幾個醫學院邀請他當教授，他都沒有去；後來，英國劍橋大學讓他去主持病理實驗講座，他欣然同意了。1935年後，他又去母校牛津大學主持病理研究工作。

　　1940年，佛羅理仔細閱讀了弗萊明關於青黴素的論文，對這種能殺滅多種病菌的物質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但是他知道，要提取這種物質，需要各方麵科學家的共同努力，因此邀請了一些生物學家、生物化學家和病理學家，組成一個聯合實驗組，一起進行研製。其中的生物化學家錢恩，是他最得力的助手。

　　錢恩曾在柏林德皇威廉大學入讀化學，成績優秀，對生理學也很有興趣。大學畢業後，他毛遂自薦，到當時設備最完善的伯林查德醫院附設的病理研究院理化實驗所工作，並很快成為一位病理化學專家。1929年，他又進入當時歐洲最著名的劍橋大學生物化學研究院工作。佛羅理知道他在生物化學方麵有傑出的才能，特別邀請他來研究用化學方法從培養青黴素的液體中提取和純化青黴素。

　　在佛羅理的領導下，聯合實驗組緊張地開展了青黴素的研製工作。細菌學家們每天要配製幾十噸培養液，並把它灌入一個個的培養瓶中，然後在裏麵接種青黴菌菌種，等它充分繁殖後，再把它裝在大罐裏，送給錢恩去提練。

　　提練工作非常繁重，但取得的成效卻很小：一大罐培養液隻能提煉出針尖大小的一點點青黴素。經過幾個月的辛勤工作，錢恩才從中提取出一小匙青黴素粉末。把它溶解在水中，用來殺滅葡萄狀球菌，效果良好，即使把這種溶液稀釋二百萬倍，還是具有殺滅力。

　　聯合實驗組選擇了50隻小白鼠來進行實驗。他們把每隻都注射了同樣數量的、足以致死的鏈狀球菌，然後對其中25隻注射青黴素，另外25隻不注射。不到24小時，25隻未注射青黴素的全部死亡，而注射青黴素的有24隻存活下來。

　　隨後就是醫療臨床試驗了，這是弗萊明沒有做過的事。佛羅理選擇的第一個病人，是一位已處於休克狀態的警察。醫生確診他患了嚴重的敗血症，雖然使用了大量磺胺藥，還是無法挽救他的生命。

　　佛羅理取來了半匙青黴素，囑咐護士用一定比例的蒸餾水溶解後，分次進行靜脈注射，注射後24小時，患者病情好轉；到第三天，意識轉入清楚；第五天，居然想吃東西了。佛羅理他們看在眼裏，喜在心裏。但是到了第六天，青黴素已經使用完，而再提煉來不及了。最後，病人還是死亡了。佛羅理他們再次緊張地提煉，終於獲得了一些青黴素，並選擇了第二個病人進行試驗。病人注射後，恢複了健康，但是一個月後，病情複發，而他們又拿不出足夠數量的青黴素，結果病人仍然死去。

　　他們隻得又開始提煉。經過10個月的緊張工作，才獲得能救活一個病人所需的青黴素。後來雖然救活了病人，證明了這種藥物的無比效能，但要廣泛地應用於臨床，必須改進設備，進行大規模的生產。這對聯合實驗組來說，是一件辦不到的事。再說，當時倫敦處於德國法西斯飛機頻繁的轟炸之下，即使要進行大規模生產，也是非常不安全的。

　　佛羅理認為，在當前的形勢下，隻有到不受戰火影響的美國去，才能安全地進行大規模的生產。但是錢恩認為，不能讓美國坐享其成。1941年6月，佛羅理不顧錢恩的反對，帶著青黴素樣品前往美國。

　　美國的科學家們也正在研製青黴素，佛羅理到那裏後，馬上與他們合作研製。他們首先要找到產量最高的菌種。在西瓜皮上，弗洛裏和錢恩找到產量最高的832綠黴菌種。後來經過大家的共同努力，終於製成了以玉米汁為培養基。在24℃的溫度下進行生產的設備。用它提煉出來的青黴素，純度高，產量大，從而能廣泛地應用於臨床，使一些傳染病的死亡率大大下降，無數人的生命得到了拯救。

　　瓦庫斯曼與鏈黴素

　　肺結核病在過去一直是困擾醫學界的頑症之一。患上肺結核的病人一般活不長久，我國曾把這種病叫“癆病”。1941年，英國醫生弗萊明發明了青黴素，挽救了無數細菌感染的病人。但是，青黴素對於肺結核這種病卻沒有多大療效，無數結核病患者盼望著靈丹妙藥的出現。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剛剛結束不久的1945年，美國的細菌學家瓦庫斯曼經過20多年的研究，終於發明了治療肺結核的良藥——鏈黴素。說起鏈黴素的發現，卻是與土壤有緣。

　　瓦庫斯曼1888年生於美國，在大學讀書時，他就專門從事土壤細菌學的研究。大學畢業後，他很快成了一名有成就的學乾，並創建了一個專門的細菌研究機構：瓦庫斯曼研究所。1924年的一天，他的研究所接受了結核病協會提出的一個科研任務——進入土壤中的結核菌到哪裏去了？

　　原來，這家結核病協會在試驗中突然發現，結核菌掉入泥土中，不長時間全都沒有了。人們對這一現象大惑不解。這一現象深深地吸引著瓦庫斯曼，他於是分配助手和學生進行試驗研究。經過3年實踐，他確認，結核菌進入泥土中，最終真的完全不存在了！

　　“土壤中的微生物和進入土壤中的結核菌是一種什麽關係？病菌進入土壤中完全被消滅，是否被土壤中的微生物殺死了呢？這些能殺死病菌的微生物是否能夠對人類的醫療事業起到一定的作用……”瓦庫斯曼給自己提出了一係列的問題。他下決心從土壤入手，尋找能殺死結核菌的物質。他知道，這是一項浩大的工程，但為了人類能夠戰勝結核病這個惡魔，他要一絲不苟地研究下去。

　　研究土壤中的微生物可是一項十分麻煩而又細致的工作。一小塊土壤常常有幾千種細菌存在，而它的存在條件又各不相同，研究人員必須先把它們一種一種地分離出來，再按它們生存的不同條件在培養基裏進行純粹培養，當取得分泌物之後，又必須在病原菌或其他細菌中進行殺菌效能檢查。實驗一天天，一月月，一年年地過去，篩選的細菌一百種、二百種、三百種……一直到1941年底，已經達到了5000種！這時，英國人發現了青黴素，人們在歡慶的同時，瓦庫斯曼及全體研究人員備受鼓舞。

　　1942年，瓦庫斯曼終於在土壤中成功地培養出一種藥物，通過動物實驗，取得了對青黴素無法治療的疾病的特殊效用，然而，不久，這些被試驗的動物又一個一個相繼死去了，說明這種藥物有毒。

　　艱難的試驗又在繼續，七千種，八千種……1943年，瓦庫斯曼在進行到一萬多種實驗之後，總算發現了他們認為理想的新藥物，並順利地通過了對動物的實驗和長期觀察，確認這種新的藥物對治療結核病有特效，並且對動物無害。

　　幾個月後，瓦庫斯曼發明的新藥開始對人類進行臨床試驗，療效極好。於是，他把這種藥定名為“鏈黴素”。不久，發現鏈黴素的消息傳到了世界各地，各地的有名醫院和研究所紛紛來信詢問或索要樣品。瓦庫斯曼因為發現使用這種藥後，個別人會出現耳聾的後遺症而不同意大範圍用於臨床。又經過兩年的使用和觀察，他終於摸清了鏈黴素的藥性，並找出了使用方法及注意事項。

　　1945年，瓦庫斯曼才正式撰文公開了自己的發現，至此，經過20多年艱難摸索、一萬多種試驗，鏈黴素抗生素產生了。20世紀初被宣布為不治之症的結核病有了特效藥。為了表彰瓦庫斯曼的貢獻，1952年12月，在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為他頒發了諾貝爾醫學獎。

　　朝鮮戰爭

　　朝鮮位於亞洲東北部的朝鮮半島上，東濱日本海，西臨黃海，南臨朝鮮海峽與日本國相望，北與我國東北接壤。朝鮮半島南北長800餘公裏，東西寬200公裏，全部麵積22萬平方公裏，境內多峻嶺江河，礦產豐富。朝鮮是帝國主義入侵亞洲的一塊跳板，其戰略地位十分重要。

　　日本法西斯戰敗投降後，美、蘇兩國在朝鮮半島以北緯38°線作為雙方的臨時分界線，這條軍事分界線簡稱“三八線”。朝鮮南北分治的局麵由此定了下來。

　　長期居住在美國的李承晚，1945年隨美軍返回南朝鮮。1948年8月15日，在美國的支持下成立“大韓民國”，李承晚就任“總統”。為回擊美國分裂朝鮮的陰謀，同年9月9日，北朝鮮成立了以金日成為首的朝鮮人民民主共和國。金日成將軍被當選為共和國內閣首相。1948年12月25日，蘇軍從朝鮮撤出。1949年6月，美國也從南朝鮮撤出。但美帝國主義積極鼓動李承晚武力占領平壤。

　　1950年6月25日，李承晚在美國軍事顧問團的支持下，對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發動戰爭，企圖以武力“統一”北方。實際上，朝鮮戰爭是美國為謀求在遠東的霸權而悍然發動的。

　　戰爭初期，金日成指揮的朝鮮人民軍頻頻告捷，把部分侵朝的美軍和李承晚的所謂“國軍”攻逼到了釜山地區。形勢對朝鮮人民軍非常有利。6月28日，朝鮮人民軍勢如破竹地攻下漢城。正當朝鮮人民軍準備乘勝前進、一舉殲滅敵人的時候，以美國為首的聯合國軍也正在醞釀實施反攻的計劃。

　　朝鮮半島上的戰爭本來是朝鮮南北雙方的一場內戰，但是美國要領導世界，所以朝鮮戰爭爆發不久，美國就糾集了15個國家組成聯合國部隊，由美國五星上將麥克阿瑟進行指揮。

　　聯合國軍總司令麥克阿瑟提出了一個在仁川登陸的大膽方案。登陸後，攻克漢城，切斷圍困釜山的朝鮮人民軍的供給線。

　　美國海軍對這個方案極不讚成。他們認為仁川港潮水漲落的平均差太大，一般在20.7英尺，最高時達到30餘英尺。潮水衝擊海港水道的速度達每小時60英裏。仁川港水道是飛魚海峽，狹窄而彎曲，很容易被朝鮮人民軍的炮火和水雷封鎖。所以，海軍的意見是選擇群山港為登陸地點，那裏與釜山遙遙相對，登陸後可立即解釜山之圍。

　　麥克阿瑟一向與海軍有宿怨，他和海軍五星上將尼米茲在關於對日反攻作戰的戰略方向上就有矛盾。二戰勝利後，他們又展開了一場“爭榮戰”。

　　1945年9月2日，日本外相重光葵的投降簽字儀式，本來確定在麥克阿瑟的盟軍總部所在地橫濱大飯店舉行。但是尼米茲憤憤不平，他向華盛頓指問：“是誰打贏了太平洋戰爭？是海軍！從瓜島到衝繩島，灑遍了海軍將士的鮮血。”杜魯門總統不得不重新決定：麥克阿瑟以盟軍最高司令的身份代表聯盟各國；尼米茲則代表美國分別在日本投降書上簽字。簽字儀式由麥克阿瑟主持，但簽字的地點則改定在美國海軍的“密蘇裏”號軍艦上舉行。這是杜魯門為解決陸海軍矛盾，把雙方擺平所采取的措施。

　　麥克阿瑟對海軍的反對不予理會。他選擇仁川登陸，正是因為仁川不適合登陸，可以麻痹敵軍。攻其不備，出奇製勝，這是兵家的常識。

　　為了掩飾仁川登陸計劃，他故意通過記者“泄露”仁川登陸計劃。同時，不加任何掩飾地對仁川進行空中偵察，進行各種演習。這些舉動反而造成了朝鮮人民軍的錯覺，他們認為這是“明修棧道，暗渡陳倉”之計，目的是轉移視線，以假亂真。

　　朝鮮人民軍判斷失誤，沒有加強仁川的防備，使美軍幾乎沒有遇到有威脅力的抵抗，僅用3天的時間便安然登陸。並按預定計劃攻克了漢城，隨後又北上攻占平壤和元山。仁川登陸成功後，形勢出現了逆轉，朝鮮人民軍處境越來越艱難，後來被迫退到中朝邊界鴨綠江邊。

　　彭德懷在視察戰場情況美國政府不顧中國政府的一再警告，把戰火引向了中國邊境，轟炸中國的安東（今丹東）等地。為了保衛剛剛誕生的新中國，中國組成了中國人民誌願軍，由司令員兼政委彭德懷率領，於1950年10月19日跨過鴨綠江，與朝鮮人民軍並肩作戰。

　　出奇製勝的仁川登陸，使麥克阿瑟風光一時。各地各方麵稱頌他“英明決策”的賀電紛紛發到盟軍司令部，他也因此更加不可一世了。他是著名的美國西點軍校高材生，他和二戰時美軍總參謀長馬歇爾同年入伍，都是參加過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元老。他比歐洲戰場盟軍司令艾森豪威爾大10歲，艾森豪威爾曾是他手下的一名少校參謀。麥克阿瑟、馬歇爾和艾森豪威爾都是因為在二戰中戰功卓著，被授予陸軍僅有的三員五星上將，麥克阿瑟根本沒把中朝軍隊看在眼裏。

　　中國人民誌願軍赴朝後，開始了同麥克阿瑟的較量。中朝軍隊以運動戰的形式，連續進行了四次戰役，麥克阿瑟連敗四仗。1950年12月31日，誌願軍突破津江、漢灘川防禦陣地，殲敵2萬人，再次解放漢城，美、李軍被迫退至“三七線”附近地區。這位美國名將之花威信直線下降，而且國際輿論也對麥克阿瑟提出了批評，甚至連美國國內的保守派也對他表示失望。

　　1951年4月6日，美國總統杜魯門召集國務卿艾奇遜、總統特別助理哈裏曼、國防部長馬歇爾、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布雷德利等人開會，會議決定處置麥克阿瑟，一致同意撤銷道格拉斯·麥克阿瑟盟軍總司令、聯合國軍總司令、遠東總司令等一切職務，由第八軍的副參謀長馬修·李奇微受命統率全部地麵部隊。

　　杜魯門為了打贏朝鮮戰爭，捍衛自己的總統寶座，不惜觸犯文官治軍的法律條款，任命德高望重的五星上將馬歇爾為國防部長。1776年，在《弗吉尼亞權利宣言》中就有明確規定：“平時常備軍對自由造成威脅，必須避免，在任時候，軍隊都要嚴格服從文官，無條件接受其領導。”二戰後，美國製訂的《國家安全法》又明文規定：“國防部長由文官擔任，在得到參議院推薦和批準後，由總統任命，但在過去十年中以軍官身份在常備軍中服過現役者，不得任命為國防部長。”馬歇爾當國防部長，在國會中引起激烈爭論。杜魯門解釋說，為了服從朝鮮戰爭緊迫形勢的需要，國會應該變通處理，采取特別立法措施。他表示“在該五星上將任國防部長退職後，不得再任命職業軍人。”

　　這就是職業軍官馬歇爾成為唯一的一位非文官國防部長的“理由”。杜魯門撤了麥克阿瑟的職，一年後，他也被趕下了台。李奇微是一位作風謹慎，熟諳軍事韜略的軍人。他充分利用美軍的良好運輸條件，將一大批老兵從美國本土、歐洲、日本補充在朝鮮戰場上的部隊中，又把美第10軍調入第一線作戰序列，然後突然向誌願軍發動進攻，誌願軍被迫後退。

　　1951年4月22日至5月21日，誌願軍和朝鮮人民軍發起反攻，中朝、美李雙方投入了80萬兵力，美李損失了46000餘人，後撤70公裏。此戰結束後，戰線穩定在三八線附近。迫使美國轉入戰略防禦。中朝軍隊又與敵人展開了近兩年艱苦的陣地戰，著名的上甘嶺戰役就是其中關鍵一仗。1952年10月8日，美軍發動“金化攻勢”，向堅守在金化東北上甘嶺地區的中朝軍隊發動進攻。企圖攻占上甘嶺兩側高地，奪取五聖山，迫使中朝軍隊後退。美軍先後動用18個炮兵營，出動3000多架次飛機和178輛坦克，投入兵力達6萬人，向上甘嶺輪番衝擊，僅3.7平方公裏的誌願軍陣地，美軍就投下了9000顆重磅炸彈，山頭被削低了3米。但是誌願軍在朝鮮人民的支援下，依據以坑道為主體的防禦陣地，打退了敵人數百次進攻，陣地數失而複得。經過43天的激戰，到11月25日，誌願軍共殲敵3.5萬人，取得了戰役的勝利。

　　1953年7月初，誌願軍發起抗美援朝戰爭中的最後一仗——錢城戰役，斃敵俘敵78000餘人，給美、李軍以沉重打擊，終於為板門店停戰鋪平了道路。

　　中朝人民軍隊經過3年的浴血奮戰，殲敵109萬人（其中包括美軍39萬餘人）。迫使美帝國主義不得不坐下來談判。1953年7月27日。金日成、彭德懷和“聯合國軍”總司令克拉克，在朝鮮板門店簽署了《朝鮮停戰協定》，重新確認三八線為臨時軍事分界線。至此，中朝人民取得了抗美戰爭的偉大勝利。

　　朝鮮戰爭向全世界宣告美國不可戰勝論的破產，使美國全球戰略嚴重受挫。正如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布雷德利所說：“這是在錯誤的時間，錯誤的地點，進行的一場錯誤的戰爭。”

　　“霧都”劫難

　　英國首都倫敦素有霧都之稱。每年的霧日可達80天左右，一到冬天，倫敦煙霧彌漫，一連幾天散不開，整個城市都被白霧所籠罩。霧天給人們日常生活帶來很大的不便，交通事故時有發生，有時甚至威脅到人們的生命。

　　1952年12月4日到8日，一場大霧籠罩在倫敦上空，一連5天不肯散去，倫敦市民有400多人因大霧窒息而死，從而造成了人類有史以來最為慘重的“煙霧”事件。史稱“霧都劫難”。

　　1952年12月3日，倫敦是一個陽光燦爛的日子，從北海吹來的風將倫敦上空的雲、煙吹得一幹二淨，中午時，氣溫達5.6℃，相對濕度約為70%。可是，到了4日，風向變了，風速越來越小，大西洋上空的一股暖流移到倫敦城的上空後便凝固了似的，裹足不前，在暖流的下麵則是一股潮濕的寒流，層層濃霧向地麵壓去。到了中午，氣溫降至3.3℃。

　　12月5日，倫敦氣象台的風速表測不出任何量度，即“無風”。實際上，當風速不超過每小時3公裏時，就會出現這種情況。倫敦城內煙囪林立，從千家萬戶和工廠、火車、泰晤士河上輪船排出的煤的未燃盡物——煤氣、煤煙和灰粒融入濃霧中，形成了名副其實的“煙霧”，空氣中彌漫刺鼻的煙味，較大的煙塵顆粒落到了樓頂、街道上、輪船上以及人們的帽子上、衣服上；較小的煙塵顆粒幾乎無孔不入，它們飄入房屋中，進入人們的喉嚨裏，鑽入人們的肺中……夾帶煙塵的霧氣撲麵襲來，下起了一場黑屑雨。

　　12月6日，昏黃的煙霧遮住了整個天空，倫敦的氣溫降至-2.2℃。為了禦寒，人們不停地向壁爐中加煤，把爐火燒得更旺，更多的煙塵升入空中，空氣汙染得更加嚴重。倫敦城的能見度僅為幾米，有的地方能見度僅在咫尺之內，所有飛機的飛行都取消了，火車隻能緩緩地向前開，救護車和消防車必須有人在前麵領路才敢動，人們隻能摸索著在戶外行走。在彌漫的煙霧中，死風狀態依舊。

　　12月7日和8日，空氣中散發著令人惡心的臭味，這是煤在燃燒後散發出的濃烈的煙和硫的氣味，汙濁的空氣使年輕人感到頭暈和不適，對於那些老年人和氣喘病患者，無疑是雪上加霜。

　　據測定，當時，倫敦城煙塵濃度最多時達4.46毫克/立方米，是平時的10倍；二氧化硫最高濃度達百分之五點三四，是平時的6倍。

　　從煙霧罩住倫敦城那一天起，城中的死亡人數急劇上升。倫敦醫院的工作人員發現，入院病人劇增；在煙霧最嚴重的一周時間左右，共有4703人死亡。還有成千上萬的人因大霧而誘發呼吸係統疾病，有成千上萬的患者病情加重。從死者的年齡看，在這場災難中，45歲以上的死者最多，其次是1歲以下的孩子，死亡人數分別是平時的3倍和2倍；從發病原因看，因支氣管死亡人數最多，其次是冠心病、肺結核、肺炎、肺癌、流感以及其他呼吸道病患者，前者死亡人數比平時高9.4倍，其他疾病患者死亡人數也比平時多一倍或幾倍。

　　倫敦市民並非唯一的受害者。大霧籠罩倫敦時，倫敦史密斯俱樂部傳統牲口展正在進行，一頭牛當場死亡，12頭牛被迫宰殺（其中有10頭牛的牛肉不能食用），160頭牛患病需要治療。倫敦動物園的許多動物也深受其害，其中許多猴子患上了肺病。

　　12月9日，從南方吹來的風為倫敦市民送來了潔淨的空氣，但昏黃的煙霧仍未散去。10日，一個強大的冷峰通過英格蘭，強勁的西風將籠罩在倫敦城上空的煙霧刮得無影無蹤，倫敦的825萬市民重新呼吸到了清新的空氣。

　　災難過去了，人們從噩夢中驚醒。英國政府在輿論的壓力下，成立了專門委員會對死難者的情況進行調查，試圖查明煙霧致人死亡的原因。這項工作直至1956年才宣告結束。原來，煤煙粉塵中含有三氧化二鐵，它能使空氣中的二氧化硫生成硫酸泡沫附在煙塵上或聚在霧點上。當硫酸泡沫隨空氣進入人的呼吸係統後，人的呼吸係統受到損傷，就會感到胸悶，並伴有喉痛、嘔吐等病症，使冠心病、肺炎、流感、肺癌的發病率和死亡率成倍增加。

　　科學家們說，煙塵與二氧化硫的危害不僅僅限於人類和其它動物，它們造成的環境汙染還會使世界經濟蒙受巨大損失。以英國為例，英國政府在1952年倫敦大霧事件後對全國器物腐蝕狀況作了一次全調查，結論是，每年因“煙霧”造成的損失達8億美元；英國的鐵軌有1/3是因大氣汙染而損壞的。

　　1956年，英國議會通過了空氣淨化法案，對排煙量嚴加控製。該法案還極力鼓勵企業和家庭放棄使用煤作燃料，而改用石油、天然氣等低硫燃料。自從實施該法案後，倫敦城的空氣能見度大幅度提高，大霧的頻率顯著減低，輕霧的情況也日益漸少。

　　人類首次征服珠峰

　　1953年5月29日11時30分，英國登山隊隊員埃得蒙·希拉裏和丹增·諾蓋登上了地球之巔——喜馬拉雅山珠穆朗瑪峰。為了這激動人心的一刻，英國人花費了32年時間，付出了犧牲9人的代價。

　　征服珠峰，這是英國人用幾代人熱血和生命鑄成的成功。

　　“喜馬拉雅”，梵文的意思是“雪的故鄉”。喜馬拉雅山脈雄踞於青藏高原的南緣，略呈弧形，連綿不斷，重重疊疊的山峰巍然屹立在我國西藏、尼泊爾、不丹和北印度的大部分地區。其中世界第一高峰——珠穆朗瑪峰聳立在中國、尼泊爾邊境的喜馬拉雅山山脈的中段。

　　“珠穆朗瑪”一詞最早見於清代乾隆十三年（公元1748年）出版的《乾隆內府輿論圖》中。在此之前的《康熙寶輿全覽圖》上，“珠穆朗瑪”被寫作“朱母朗瑪阿林”。“阿林”，滿語的意思是“山峰”。《康熙寶輿論全覽圖》出版於公元1721年。

　　在西藏的佛經中，珠穆朗瑪峰是一位女神，名叫珠穆朗桑瑪。珠穆是女神的意思，朗桑瑪是女神的名字，簡稱為珠穆朗瑪。在明代出版的藏文著作《米拉日馬詩歌集》中，珠穆朗瑪峰即是後妃神女《次仁瑪》。神女右手握一柄黃金九尖金鋼杵，左手捧著大長瓶，她全身白色，騎一頭威嚴的獅子，是政權和神權長存的象征。

　　關於神女次仁瑪的記述還可以在1346年成書的藏文名著《紅史》中看到。神女次仁瑪是藏族人民心中最敬畏、最聖潔的女神。

　　130多年後，英國人喬治·埃弗勒斯爵士指揮一支測繪隊闖入西藏喜馬拉雅山區，對其進行測繪，在1885年出版的英國地圖上，珠峰被標以“弗埃勒斯峰”，1950年，我國政府正式公布了“珠穆朗瑪峰”的本來名稱。

　　自從喬治·埃弗勒斯以自己的名字命名了珠峰，立刻轟動了西方世界，並把一批又一批的西方探險者引入東方，引導到喜馬拉雅山。英國人組成的探險隊首先涉足珠峰。

　　1921年5月，英國派出第一支登山隊在登山家喬治·瑪洛裏率領下，從北坡向珠峰挺進，此次登山證實了經北坳沿東北山脊向上是一條能夠登上珠峰的路線。

　　1922年，英國第二支登山隊登上了珠峰東北的山脊上海拔8225米處，但因7名舍巴人向導死於雪崩登山又告失敗。1924年，瑪洛裏率英國第三支登山隊向珠峰發起衝擊。瑪洛裏挑選了體力最好的歐文與他共同衝擊珠峰，在海拔8500米高度處，他們的氧氣裝置失靈，他們以生命為代價踏出一條從北坡東北山脊登上珠峰峰頂的道路。

　　此後，直到1933年，英國人組織了一支由16名優秀的登山家組成的登山隊，第四次遠征喜馬拉雅山。截至1938年，英國人又連續4次衝擊珠峰，但均以失敗告終，英國陸軍大尉米·威爾遜還葬身在東絨布衝川上方的海拔6000米雪峰上。後來，由於二戰影響，世界範圍內的登山活動終止了11年之久。

　　二戰結束後，世界各國的登山勇士再次掀起以攀登珠穆朗瑪峰為目標的登山熱。1950年6月3日，法國登山隊隊員埃爾佐格和拉什耐爾登上了海拔8091米的世界第10高峰——安納魯普峰，開創了人類首登8000米以上山峰的成功紀錄。於是，法國人雄心勃勃地向全世界宣布：一定要在1955年登上珠穆朗瑪峰。瑞士人不甘示弱，提出了在1954年登上珠峰的目標。

　　英國人為攀登珠峰付出巨大代價並進行了不懈的努力，他們不願看到首登地球之巔的榮譽被法國人或瑞士人奪走。英國探險家在1952年2月和10月兩次越過珠峰南坳，一度抵達海拔8540米處，因為氣候惡劣，運氣不佳，不得不下撤。

　　1953年，42歲的約翰·漢特上校被皇家地理學會和登山俱樂部任命為英國穆峰探險隊隊長。漢特在三十年代多次參加英國登山探險隊在喜馬拉雅和喀喇昆侖山等山脈探險，有豐富的登山經全和卓越的組織才能。在經過一年的技術和身體訓練後，英國登山界從100多名預備隊員中精選出8名隊員作為登山隊隊員。漢特又特地選中了三名外援，28歲的新西蘭人喬治·洛易、32歲的新西蘭人埃德蒙·希拉裏和39歲的喜馬拉雅山區雪巴族人丹增·諾蓋。

　　在精心挑選登山隊員的同時，英國人汲取了法國人成功經驗對裝備進行改進。漢特決定沿瑞士人在1952年開辟的由南坡登頂的路線前進。

　　1953年4月下旬，漢特率領登山隊員進入昆布衝川。昆布衝川的盡頭在珠峰的底部，長達六、七百米。登山隊員們使用繩梯登上尖塔一樣高的大衝塊，架起鋁製梯橋越過很寬的裂縫。登山隊又成功越過了兩峽穀。

　　在通往南山口的雪坡、冰瀑、冰穀中，漢特先後設置了8座補給營地。由於登山隊員們難以適應海拔8350米的氣候，漢特不得不把原計劃的六個人突擊組減少為登山家波提隆、醫生艾文斯、丹增·諾蓋、埃德蒙·希拉裏四人。5月26日，由波提隆和艾文斯組成的第一突擊小組，因所帶氧氣所剩無幾，在登上南高峰後，下撤回到第8營地。

　　28日上午8時45分，漢特首先派三名登山隊員為第二突擊小組的丹增和希拉裏開辟登上南高峰的道路，1小時後，兩人開始沿著同伴開出的路向頂峰推進。丹增和希拉裏接受了第一突擊小組的失敗教訓，兩人在海拔8500米處的一塊陡峭的岩壁下清理出一塊搭帳篷的平台，建立了第9號營地，在營地中過了一個寒冷的夜晚後，於29日上午6時30分離開營地，向南高峰登攀。

　　上午9時左右，希拉裏和丹增順利地登上了南高峰。隻剩下最後一道脊嶺了。脊嶺的左邊，冰雪像飛簷似地伸展開去，下麵是高達數千米的陡崖；脊嶺的左邊，萬仞石壁，深淵無底。脊嶺上的積雪堅硬，希拉裏在前，丹增在後，兩人一步接一步地往脊嶺上爬。一塊高約10多米的岩石擋在了他們麵前，岩石上結了一層冰，很難直接爬上去。

　　希拉裏和丹增小心地尋找越過岩石的道路，終於發現岩石的右邊，在岩石和雪簷之間有一條既深又窄的裂縫，僅容一人通過。希拉裏小心地把一隻腳踏入裂縫，慢慢地將重心移過去。然後，雙手抓牢可能找到的凹角成裂口，一步步向石壁上登去，終於登上了石壁。很快，脊嶺不再上升，而是下斜，希拉裏和丹增俯瞰山下，看到了北口和昆布冰川，仰頭看，則可看到一條狹小的雪嶺，直達積雪的絕頂。

　　希拉裏和丹增繼續向絕頂爬去，他們相隔2米遠，希拉裏首先登上絕頂，隨後，丹增也登了上去。這時是1953年5月29日上午11時30分。希拉裏和丹增熱烈握手、擁抱，他們在冰鎬上分別懸掛起聯合國、英國、印度和尼泊爾四麵旗幟，拍下了人類首次登上地球之巔的珍貴鏡頭。

　　從離開第9號營地到登上山頂，希拉裏和丹增一共用了5個小時，攀登路程為348米。希拉裏與丹增在珠峰頂停留了15分鍾。希拉裏在珠峰頂挖了個雪洞，埋入了一個小十字架，那是隊長漢特托他帶上頂峰的；丹增則挖了一個小雪洞，放進了巧克力、糖果和餅幹作為祭奠珠穆朗瑪女神的供品。

　　珠峰的南側是尼泊爾，山下有一座丹勃齊寺；珠峰的北側是中國西藏，山下也有一座名為絨布的寺廟，丹增是世界上第一位同時看到山南、山北兩座大寺廟的人。

　　萬隆會議

　　1955年4月18日，在印度尼西亞風光秀麗的曆史名城萬隆，來自亞非國家和地區的340名代表，邁著自信的步伐，走進了獨立廳，這是現代國際關係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創舉，第三世界國家的人民第一次在沒有西方殖民國家參加的情況下，自行召開了國際會議。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民族解放運動空前高漲，亞洲、非洲一係列國家衝破了帝國主義殖民體係的枷鎖，贏得了民族的獨立。但是殖民主義並不甘心在亞非的失敗，企圖以新的形式重新登台。戰後成為資本主義霸主的美國，更是加緊製造新的緊張局勢。亞非新興國家的安全與獨立受到嚴重威脅。因此，反對殖民主義、捍衛民族獨立、維護世界和平、促進相互間的友好合作成為亞非各國人民的共同願望和要求。

　　在1953年8月，印尼總理沙斯特羅阿米佐約就提出了召開亞非會議的設想。1954年初，中國總理周恩來出訪印度和緬甸，中印和中緬發表了聯合公報，提出了著名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即在國際關係中“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幹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平共處”。這五項原則道出了亞非各國人民要求建立國家間平等友好新關係的心聲。在此背景下，4至5月，南亞五國（錫蘭、印尼、印度、緬甸、巴基斯坦）總理會議在錫蘭首都科倫坡召開，討論了沙斯特羅阿米佐約的正式倡議如表示支持探討召開亞非會議的可能性。9月，沙斯特羅阿米佐約先後訪問印度、緬甸，就召開亞非會議一事與兩國總理達成共識。12月，南亞五國總理在印尼茂物舉行會議，決定聯合發起亞非會議。

　　周恩來總理抵達萬隆，受到各界隆重歡迎

　　亞非會議召開的決定在全世界引起了轟動，國際進步勢力為之歡呼雀躍。

　　中國對亞非會議的召開予以積極支持，並組成了以總理周恩來為首席代表的代表團。於4月11日取道香港先行的中國代表團部分工作人員在途中不幸遇難。經查，事故原因係啟德機場檢修人員周駒受國民黨特務收買，在中國代表團包租的印度“克什米爾公主號”飛機的機翼下放置了定時炸彈。但是亞非人民並沒有被反動勢力的卑劣行徑所嚇倒，會議如期舉行。中國代表團加強了防範。副總理陳毅對大家說：“人人都要做保衛工作。就是我，也是總理的警衛員。”盡管環境複雜、險惡，周恩來依然從容、沉著，為肩負的重大使命而不遺餘力。

　　由於帝國主義國家的政治拉攏和經濟引誘，一些與會國代表準備在會上同共產主義作鬥爭，會議存在偏離方向的危險。18日下午，大會發言開始。當天絕大多數代表發言指出會議應有助於促進世界和平、消除殖民主義，但最後發言的伊拉克代表賈馬利竟然指責共產主義給世界帶來了“新形式的殖民主義”，說什麽“非共產黨世界每個國家的領導人都要認真對待共產主義的威脅”。會議的氣氛驟然緊張。

　　第二天，中國代表本來被預定第一個發言，但周恩來並未先登講台，而是耐心地聽著各國代表的發言。絕大多數發言都表示憎恨殖民主義、向往和平友好，但上午會議臨近結束時又有人猛烈攻擊共產主義。周恩來立即決定將原先準備的發言稿改作書麵發言，而另外作一個補充發言。他當即在會場起草了一個詳細的發言提綱。中午他又根據提綱口述，由隨行人員記錄，完成了補充發言稿。當天下午，三個國家的代表發言過後，會議主席宣布：“現在，請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發言。”頓時，會場裏爆發出雷鳴般的掌聲，數以百計的記者湧進會場。

　　周恩來健步走上講台，開頭便說：“中國代表團是來求團結而不是來吵架的。我們共產黨人從不諱言我們相信共產主義和認為社會主義製度是好的。但是，在這個會議上用不著來宣傳個人的思想意識和各國的政治製度，雖然這種不同在我們中間顯然是存在的。”他說，“亞非絕大多數國家和人民自近代以來都曾經受過，並且現在仍在受著殖民主義所造成的災難和痛苦。”“從解除殖民主義痛苦和災難中找共同基礎，我們就很容易互相了解和尊重。互相同情和支持，而不是互相疑慮和恐懼、互相排斥和對立。”他建議會議“求同而存異”。針對少數代表對中國的誤解和指責，他一一闡明了中國政府的立場和政策。他說：“百聞不如一見。我們歡迎所有到會的各國代表到中國去參觀，你們什麽時候去都可以。我們沒有煙幕，倒是別人要在我們之間施放煙幕。”

　　最後，周恩來他激情地呼籲：“讓我們亞非國家團結起來，為亞非會議的成功努力吧！”會場上報以長時期的熱烈掌聲。記者們隨即了解各國代表團的反應，許多國家的總理和其他代表對周恩來不同凡響的發言給予高度稱讚。

　　從20日起，會議分成政治委員會、經濟委員會和文化委員會，分別舉行小會。在政治委員會21日下午會議臨近結束時，錫蘭總理科特拉瓦拉突然大談反對共產主義，並提到中國的威脅。周恩來立即表示不同意他的看法，並宣布將在次日就此發表意見。散會以後，周恩來立即單獨找科特拉瓦拉，說：“你把我們請來，你又來破壞會議，什麽意思？”科特拉瓦拉不得不退讓，第二天首先聲明他不打算作任何提案，而周恩來沒有像人們預料的那樣在會上與對方進行一場激烈論戰，隻是作了個簡短的說明，竟然使驚濤駭浪奇跡般地平靜下來。

　　周恩來撥正了會議的航向。“求同存異”終於使與會各國代表將注意力集中到會議主題。24日晚的最後一次全體會議，通過了《亞非會議最後公報》。各國代表在發言中盛讚會議的重大成就。沙斯特羅阿米佐約在閉幕詞中說：“讓我們在共同開創的道路上繼續前進，並願萬隆會議成為指導亞洲和非洲的進步前途的燈塔！”

　　萬隆會議具有重大的曆史意義，它標誌著第三世界的崛起，它所倡導的各國人民友好合作的精神稱為“萬隆精神”，永載史冊。

　　薩特和“存在主義”

　　戰爭給人們心靈與肉體造成的巨大創傷，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西方文學中反映得最為明顯。戰時在法國誕生的“存在主義文學”，戰後風靡西歐，影響擴展到全世界。存在主義的旗手是法國哲學家、作家讓·保爾·薩特。

　　1905年6月21日，薩特出生在巴黎一個知識分子家庭。他幼年喪父；隨母親住在當德語教師的外祖父家中。1924年，他考入有名的巴黎高等師範學校攻讀哲學，畢業後在一所高級中學當哲學教師。1933年，薩特到柏林的法蘭西學院進修哲學，拜現象學派創使人胡塞爾、德國存在主義創使人海德格爾為師，正式接受了存在主義哲學。1938年，薩特的哲學小說《厭惡》問世，這部作品同1942年加繆發表的第一部小說《局外人》奠定了存在主義文學的基礎。

　　《厭惡》是一部自敘體小說，主人公“我”——安東尼·洛根丁是一個單身漢小知識分子，夢想成為大作家。可是他寫不出東西，但仍天天上圖書館。整部小說沒有連貫的情節，以日記的形式記述“我”在圖書館的見聞及對人生的思考和對事物的看法，“我”對周圍的一切都感到“厭惡”，感到迷惘甚至恐懼。認為做任何事情都是沒有意義的。這是一部哲理性小說，表達的是存在主義哲學的觀念：“人的生存狀態”。

　　薩特的哲學認為人是孤獨的，荒謬的，他的短篇小說《牆》表達的就是這樣一個觀念。

　　1943年，薩特接連發表《蒼蠅》和《此路不通》兩個劇本、同年他發表本體論《存在與虛無》，係統地闡述了他的存在主義思想。1944年，他辭去教職，埋頭著述。薩特在政治上一直比較進步，他對資本主義製度有所揭露和批判。他認為“這個是不道德的，它不是為了人，而是為了利潤而建立的”，要求改變這個不合理的製度。從1951年起，薩特與共產黨人接近，他自稱是“同路人”，試圖在黨之外思考真理，並且希望黨能利用他思考出來的真理。1954年和1955年，薩特曾兩次訪問蘇聯。

　　1955年，薩特與妻子西蒙娜·德·波伏瓦一起訪問了中國，對中國人民的革命事業表示出同情和支持。薩特積極支持國際進步與和平事業。1952年和1955年，他出席了世界人民保衛和平大會和世界和平大會，被選為世界和平理事會理事。薩特堅決支援法國殖民地——阿爾及利亞人民的民族解放運動。1960年，薩特發表《辯證理性批判》，探討存在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的相互關係。薩特宣稱他“接受”馬克思主義，準備用存在主義來“補充”和“革新”馬克思主義。

　　薩特和加繆雖然認為世界荒謬，但是他們並不鼓吹法國現實主義小說的傳統寫法，積極探索一種新的小說創作手法。1964年，瑞典科學院授予薩特本年度的諾貝爾文學獎金。他拒絕接受這個榮譽。他說：“一切來自官方的榮譽我都不接受，我隻接受不受任何限製的自由”。

　　薩特堅決反對美國侵略越南的戰爭，並於1967年接受英國哲學家羅素的邀請，參加由各國人士組成的羅素國際戰犯法庭，擔任主席。該法庭在他的支持下，判定美國對越南有戰爭罪。1968年5月，法國爆發學生運動，薩特熱情支持極左派學生的活動，後來還從道義上、經濟上大力援助極左派出版的小報。他曾是無產階級革命共產黨人機關報《人民事業報》社長和《革命》月刊主編。但是，薩特並沒有放棄他的存在主義。他認為，當代馬克思主義者片麵強調曆史必然性對人的製約，沒有看到人可以在一定條件下創造曆史，由此導致馬克思主義僵化。存在主義可以在方法論上彌補馬克思主義的不足，使馬克思主義重新“發現人”，從而恢複它自身的活力。但薩特的存在主義實際上是把人的意識作為整個世界的基礎和決定者，從而陷入了主觀唯心主義的泥淖。

　　薩特的一生不斷探索，他的思想也不斷變化。到了晚年，他越來越認識到社會條件對人的製約，也企圖改變世界。1980年3月，薩特逝世前不久，在醫院的病房裏與他晚年的助手作過幾次長談。他這樣總結他的一生：“我不認為，我單槍匹馬，靠我的思想，就能改變世界。但是，我辯認出一些正在努力向前進的社會力量。我認為，我的位置是在它們中間的。”

　　這位執拗的思想家晚年處於半失明狀態，他不能像過去那樣從事繁忙的工作和社會活動，但他對當代一些重大政治事件仍舊非常關注。薩特遣責蘇聯出兵捷克斯洛伐克和入侵阿富汗。

　　1980年4月15日，薩特逝世。數萬巴黎人自發參加他的葬禮，對他表達了深深的敬意。

　　巴勃羅·聶魯達

　　巴勃羅·聶魯達，智利社會活動家和詩人，諾貝爾文學獎金獲得者。聶魯達是一位享譽世界的文學大師，他以無窮的人格魅力贏得了世界人民的尊敬。

　　1904年7月12日，聶魯達出生在智利利納雷斯省的小城帕拉爾一個鐵路工人家庭裏。他的父親是鐵路職工，母親是教員。少年時代就酷愛文學和詩歌。不滿13歲時，已在報上發表文章，14歲時發表詩作。1920年，聶魯達以《節日之歌》在特穆哥城賽詩會上獲得頭等獎，被選為該城學生文學協會主席。1921年，聶魯達離開偏僻的故鄉來到首都聖地亞哥，就讀於聖地亞哥師範學院，學習法文。1924年，聶魯達發表了成名之作《二十首詩和一支絕望的歌》。

　　聶魯達的詩作頗具特色，它內容新穎，摒棄了襲用的“天鵝”、“侯爵”、“仙女”一類的陳舊題材，而是描寫聖地亞哥的自然風光，河流和街道；詩作形式多樣，與大自然融為一體，比喻生動，聲調豐滿，別具一格。他的詩作一經發表就引起智利文學家的注視。

　　大學畢業後，聶魯達在聖地亞哥繼續從事詩歌創作活動，因詩歌出眾，頗有名望。他於1927年被智利政府任命為外交官員，先後派往印度、錫蘭（今斯裏蘭卡）、緬甸任領事，還到過日本、新加坡和印度支那。1933年任駐布宜諾斯艾利斯的領事。1935年到達西班牙首都馬德裏。

　　從1924年至1935年間，聶魯達在詩歌創作中最重要的成就是出版了《地球上的居所》（共三集）。比起早期的創作，這時他的視野更加開闊，詩中常常出現勞動群眾，並產生了和現實生活有關的形象與聯想。

　　到1936年，聶魯達的政治思想和創作生活開始發生重大轉變，這是同他在西班牙內戰中的那段不平常的經曆有關的。這年7月，西班牙內戰爆發，當時擔任智利駐西班牙使館領事的聶魯達，被圍困在馬德裏。在西班牙內戰的烽火中，聶魯達仗義執言，以憤慨的心情，寫下了著名的詩篇《西班牙在我心中》。他不僅怒斥叛軍和德、意法西斯的凶惡行徑，也意識到人民是不可戰勝的力量，對正義事業充滿勝利的信心：

　　已經一年多了，自從叛徒們跑來衝撞

　　這條堤岸。

　　馬德裏的血潮使他們膽戰心寒。

　　不管是火，是死，都不能把這座牆壁推翻！

　　聶魯達富有戰鬥激情的詩篇，曾由西班牙共和國東路軍事委員會印刷出版，在戰士們的手中廣泛流傳，成為鼓舞士氣的巨大精神力量。

　　1937年，聶魯達從馬德裏來到巴黎，繼續作詩，鼓舞西班牙人民的衛國鬥爭。由於聶魯達對西班牙反法西斯戰爭深表同情，智利政府免去了他的領事職務，令其回國。次年，智利共產黨等政黨聯合建立的人民陣線在競選中獲勝。聶魯達於1939年又抱病重返歐洲，出任智利駐西班牙流亡政府（設在巴黎）的使館領事。在任職期間，他克服重重困難，幫助西班牙流亡政府從法國總理達拉第所設的集中營中，營救出幾千名西班牙流亡者，送到智利。

　　1941至1944年，聶魯達任智利駐墨西哥領事。當時，蘇聯人民已開始偉大的反法西斯衛國戰爭。聶魯達以極其擔憂的心情注視著蘇聯人民的鬥爭，關注著蘇聯和世界人民的命運。戰爭剛爆發，他就發起組織並領導“戰時援蘇委員會”，從事支持蘇聯衛國戰爭的宣傳活動。1942年夏天，斯大林格勒保衛戰期間，聶魯達夜不能寢，情不自禁地寫下了著名的《致斯大林格勒的頌歌》：

　　夜間，勞動者睡了，醒過來，

　　把手臂揮到黑暗中去，詢問那黎明：

　　黎明啊，朝陽啊，快要來臨的光輝的白日光啊，

　　告訴我吧，是不是人民的聖潔的手依舊保衛著那光

　　榮的堡壘？

　　聶魯達這首詩在當時墨西哥人民中影響很大。他在工人集會上朗誦這首詩的當天晚上，墨西哥人民把它“像印戰事公報那樣印成了大幅貼”，在墨西哥城的大街上張貼了兩萬張。《西班牙在我心中》和《斯大林格勒的頌歌》是聶魯達的代表作，也是他政治思想和創作上臻於成熟的重要標誌。

　　1944年，聶魯達回到智利，次年被選為參議員，獲全國文學獎金。7月8日，他加入智利共產黨。1946年，代表地主資產階級利益的魏地拉政府上台，聶魯達開始從事反對魏地拉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