蘭州曆史文化：表演藝術

第二十章 千年絕調重彈時

　　1982年秋天，《絲路花雨》赴巴黎演出。看過演出的法國敦煌學家在和劇組人員的一次座談中，以為我們已經掌握了《絲》劇音樂舞蹈與敦煌樂譜舞譜的關係，以崇敬而謙卑的口吻請教這方麵的問題時，其實我們並沒有多少東西可以告訴人家。當時國內對這一學術課題的研究，因“文革”的破壞而停滯，隻有上海音樂學院的葉棟先生在釋解敦煌樂譜上取得了一定突破。說者無意，聽者有心，法國學者對敦煌樂譜、舞譜的關注，點燃了一位出席會議的笛子演奏員心中潛藏已久的決心要複活敦煌古樂的弘願——這個人就是席臻貫先生，甘肅省歌舞團更名為敦煌藝術劇院後曾擔任首任院長。

　　《絲路花雨》在巴黎演出間隙，在同事們盡情飽覽浪漫的巴黎風光時，席臻貫先生同另外一個同事迫不及待地來到巴黎國家圖書館查閱被喻為“天書”的唐五代寫卷——“敦煌舞譜”。席臻貫先生後來回憶，曾對“原卷勘磨數度，並將清晰的照片帶回以作進一步玩味。當時並不結識水原先生，也與北京舞蹈研究機構無任何聯係，處於一種‘個體戶’的研究狀態。”（見《絲路音樂暨敦煌舞譜譯叢》）。這次讓他大喜過望的是法國國立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吳其昱博士給他搜集複印了水原渭江先生1976年至1982年中發表的十篇有關敦煌舞譜的論文。

　　從此，席臻貫開始了如醉如癡的十年漫長的求索苦研之路。為了深入了解和掌握國外的研究動向和成果，尤其是日本學者有關敦煌樂舞藝術的研究水平和狀況。席臻貫在不惑之年一邊苦學日語，一邊利用出國或出差的機會搜集相關資料進行研讀。

　　1983年至1984年訪問日本時，中國音樂學研究的巨擘、日本著名學者岸邊成雄贈送近著《古絲綢之路音樂》，席臻貫先生如獲至寶，用他自己的話說：“當時一氣舒卷，即有如登寶山，如獲筌蹄之感。”並認為岸邊成雄“在絲綢之路音樂研究方麵繼往開來，將田邊高雄、林謙三、神田喜一郎之研究成果又推向一個新的高度”。當他獲得岸邊成雄另一部裹挾著巨大學術分量的巨著《唐代音樂史的研究》後，慨歎道：“一位日本學者，對於中國音樂史的研究能如此畢生孜孜不倦，案牘勞形，在吾輩本是神州子孫，含愧之餘，難道不應視為策勵乎？”他一邊向國內學界翻譯介紹岸邊成雄、水原渭江的論文著述，一邊開始了自己相關課題的學術研究。

　　從1987年開始，席臻貫先生厚積薄發，陸續拋出一批有關敦煌舞譜交叉研究的係列論文九篇，分別載於《中國音樂學》、《黃鍾》、《西北民院學報》、《敦煌學輯刊》等刊，在海內外學界得到關注與好評。《中國音樂年鑒》謂：“具有一定開拓性的考證文章。”香港饒宗頤教授稱：“注意句讀及字義訓詁方麵，頗異於一般徒比附於舞台而乏深入探究之作。”水原渭江先生也認為：“的確是真摯的研究……在今後的舞譜解讀上，該文是個好資料。”

　　1990年，對參加國際敦煌學學術研討會的席臻貫先生來說，是其學術研究上的一大飛躍和轉折點。“過去在音樂學的研究中，筆者（席臻貫）雖亦注意到學科的‘滲透研究’，但其思路囿於一定的領域，故總感在某些問題上說來多不瑩徹、影響更深的開掘。”他也為此苦惱，深感在學術研究領域突破哪怕一絲一毫，實比撼山更難。這次國際敦煌學學術討論會不料成為一種“頓悟”之契機。席臻貫宣讀的論文《敦煌舞譜序列原型探幽——敦煌舞譜交叉研究之九》，引起了與會的孫宜生教授和來自馬來西亞的學者鍾正山及新加坡學者魏維賢的極大興趣，認為彼此“對東方神秘文化的破譯有共鳴”。通過會上會下進一步拊掌縱談，覺得有必要對中國藝術的核心——意象及其研究現狀做深入而係統的探討。孫宜生教授當時正在主持國家科研項目意象藝術研究係列論著，因敬佩席臻貫先生對樂舞藝術的深邃識力和精湛見解，當即約定為該項目撰寫專著名曰《中國樂舞意象邏輯》一書。

　　樂舞意象的研究，對於席臻貫來說具有“吹盡狂沙始揀金”的意味，所有過去近十年分散研究積累的東西，像被靈感擊中了似的，豁然貫通，成為支撐中國樂舞意象邏輯理論觀點的有力依據。“1991年，由於出版時間突然提前，隻能以每天四五千字的速度匆匆成稿。原來預計該書為15萬字，不料一動筆欲罷不能，16萬字才完成了一半，作為上冊先行付樣，下冊有五章，目前正在撰中。”讀書自泛論“意象”諸家之言的汪洋大海中起，縱橫於意象中的“意”、“象”的論述闡釋，力圖使傳統樂舞意象邏輯漸顯本象，對中國傳統藝術意象中形象思維與邏輯思維不容分割的美學特征做了初步的分析，尤其在探討具體的樂舞意象時，結合“唐五代敦煌舞譜表象譜字序列結構中所反映的八卦、星緯、原型的極其複雜、嚴謹而又千變萬化的意象邏輯，作層層剝離的剖析”。正當人們期待著看到有更多理論建樹的《中國樂舞意象邏輯》（下編）時，席臻貫先生竟於1994年被病魔奪去生命，成為學術界無法彌補的一大損失。

　　雖如此，但席臻貫先生經過十多年的上下求索，探幽燭微，在敦煌樂舞藝術領域積累的豐富的研究經驗和深厚的學養識見，已具備了偷盜天火向更高境界攀登的能力，那就是要實現他破譯25首敦煌樂譜的弘願。應該說這是世界現存最古老的音樂語言，其藝術價值和曆史價值世所罕見。這部像天書一樣深奧難懂的曲譜經過半個世紀幾代專家學人的探討研究考釋，雖取得一定成就，但對樂譜的研究未獲得滿意的結果。席臻貫先生受命撰寫《中國樂舞意象邏輯》一書的過程中，再次對中國上下五千年幾乎所有的音樂文獻和有關詩詞歌賦做了係統的梳理和研究，確立了唐代的音樂、舞蹈、詩歌三位一體的樂舞意象原則，認為音樂的節拍必須符合舞蹈的節拍和詩歌的節拍，因為中國古代的“樂”實際關係著辭、樂、歌、舞四事，是典型的綜合藝術。據此思路，席臻貫先生如得神助似的將他的主要精力用在25首唐代曲譜的破譯上，這或許是《中國樂舞意象邏輯》（下編）一書未能在生前麵世的主要原因。

　　1992年初，當席臻貫先生將自己破譯的《敦煌古樂》送給著名舞蹈家、《絲路花雨》編導之一許琪時，將信將疑的許琪這樣記述自己當時的感受：“讀後深感不安，覺得自己有小看人之嫌。回想起來平日裏他匆匆忙忙早出晚歸的身影，注意到他兩鬢漸白的發絲，才恍然大悟，他在做一件驚天動地的事。”據許琪同誌回憶，為了將古樂搬上舞台，“席先生作了幾件不為人知的工作，他在現存的敦煌曲子詞中，經過反複研究篩選，為解譯了的曲譜配上了相應的敦煌曲子詞，使其得以歌唱，又在大量史料中尋覓唐代樂器的資料和形象，吸收敦煌壁畫上的器樂圖像資料，親手繪製了樂器的製作圖，研製了一批仿唐樂器，其中尤以玉磬、玉石琵琶、玉蕭、玉笛、玉塤及已失傳的篳僳、方響等樂器十分珍貴。為了這些樂器的製作，他多方遊說，多處求援，使得這批樂器提前投入使用，保證了1993年初排時的使用。這些費盡心思吃盡苦頭的操作，便是使《敦煌古樂》得以堂皇登上舞台的根本。”

　　窮經皓首、廢寢忘食做學問的人，在別人的眼裏是了無情趣的，別人一般不會關心他的存在和生活方式。十年間，他沒有帶家人上過一次公園，整天泡在圖書館，據說僅他抄錄的資料卡片就達約500萬字，筆記百餘本。如有人送稿紙比送什麽都高興，那時沒有電腦，論著均為手稿，其工作之艱辛，非常人所能及。他原本有心髒病，又被膀胱癌奪去了生命，這完全是長期伏案，積勞成疾所致。

　　1993年初，《敦煌古樂》成立了以席臻貫和編導許琪、張聚芳、張強，指揮韓中才，舞美設計李明強，樂隊隊長呼延天助等人為主的排練小組。3月1日開始排第一場——“宴樂圖”時，席臻貫先生因身體不適入院檢查，發現膀胱有腫塊尿血，但他為了騰出半天時間在團裏堅持工作，拒絕了大夫要求開刀治療的建議。4月17日席先生帶病陪同香港市政署唐敏女士觀看並介紹正在排練中的《敦煌古樂》，唐敏女士當時決定該劇參加香港舉辦的絲綢之路節的演出。拖至5月11日，他在蘭州陸軍總院做了手術，在病榻上還不厭其煩地指導《敦煌古樂》的編排工作。

　　11月，席臻貫先生和劇組一行人如期赴港，以超人的毅力克服腹部導流管發炎的巨痛，參加各種新聞發布會、講座等活動。返回後，為了進一步加工修改，席臻貫談笑風生地給劇組成員講了一個禮拜，以提高大家對敦煌古樂的認識，誰能想到他是一個死神臨頭的人。對此，巴爾紮克認為，“一個支配著生命力的內在的人，至今科學還不能解釋這內在的力量，而它卻像物質力量一樣存在著。殉道者受酷刑時為什麽能英勇無畏，泰然自若，因為他們的內心的我此刻在別處。”偷盜天火的人隻有把自己燒成灰燼時，他的靈魂似乎才能乘著藝術的翅膀自由的飛翔。

　　《敦煌古樂》為參加第四屆中國藝術節進一步加工編排時，有了不同的意見，有人認為必須離開學術去創編，對此，席先生堅持保留原曲譜及唐代樂隊演奏風格。《敦煌古樂》是學術研究的成果，並不是隨意捏造的產物，必須尊重其學術的嚴肅性是創排的前提，盡可能鮮活而生動地逼近曆史原貌正是它的藝術價值所在。如果將它創排成另外一種東西，恐怕不能稱之為敦煌古樂。從曲譜所蘊含的豐富文化內涵中去追求形式與內容的完善，實踐證明原編創以樂為主，堅持在樂與舞的整體審美把握中以大度雍容的唐文化背景為依據，追求古樸中的華麗的創作思路是正確的。根據曲譜的演奏，反複合著音樂即興舞蹈，奇特的音樂節拍造就了奇特的舞姿。同樣的曲譜，由於節奏與技法的變化，會讓人產生文曲纏綿而奇妙、武曲雄健而激昂的別樣風格。有些曲譜旋律具有濃鬱的胡風，在樂與舞的配合中，就用敦煌壁畫中兩個窄袖飄舉的胡風女子妝束來造型，用符合人物身份帶棱角的快節奏變形舞姿突破敦煌舞S型的模式，證明敦煌樂舞是在不斷的探索中發展變化著的。

　　1994年8月19日，《敦煌古樂》作為第四屆中國藝術節的開篇節目接受中央領導同誌和廣大觀眾的檢閱。人們普遍認為席臻貫先生破譯的敦煌曲譜，旋律流暢，音韻典雅優美，在可聽性方麵達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病入膏肓的席臻貫與醫院簽了生死合同，坐在輪椅裏被抬上舞台接受廣大觀眾最崇高的敬意。李瑞環握著席臻貫的手說：“千年絕唱，功不可沒。這個戲搞好了，比《絲路花雨》的價值還高。”席臻貫先生已不能言。他帶著未了的心願和無盡的遺憾，於藝術節過後不久溘然長逝，化入永恒的藝術之中。

　　那一晚下著小雨，見證了這一幕的許琪後來撰文寫道：“那是慰藉辛勞者的雨，是弘揚可歌可泣的精神的雨。”街燈朦朧，遙望漆黑的夜空，那淅淅瀝瀝飛揚著的雨滴打濕了所有被感動的心靈。

　　席臻貫先生在藝術的祭壇上，毫不保留地用自己的激情、執著、赤誠，出色地扮演了一個殉道者的角色。在他專一地去完成作為一個學者的使命時，他自然無法滿足人們對他超出學者之外的許許多多的期望。在追悼會上，許多他生前不理解他的人流下了同情的熱淚。

　　1996年，《敦煌古樂》進京演出，獲第五屆“文華新劇目”獎和古典音樂探索獎。其後在香港、澳門及韓、日等國演出200多場，如今已成為該院演出的必備節目，席臻貫的藝術貢獻不但為越來越多的人所接受和理解，他的名字也將銘記在曆史的冊頁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