蘭州曆史文化：表演藝術

第十二章 激濁揚清氣象新

　　1949年8月26日，蘭州揭開了曆史上嶄新的一頁，這座僻居西北、破敗落後的曆史古城一下子沐浴在新中國的春光中，蘭州的天如同解放區的天一樣變得明朗起來。

　　為了迅速醫治戰爭創傷，恢複社會秩序，在蘭州市各級黨政軍領導的有效組織和指導下，蘭州市的各戲曲班社重整隊伍，掛牌恢複演出。演出的各項製度，包括練功、排戲、演出、按份分紅等仍沿襲舊例。而此時隨解放大軍進駐蘭州的省、市黨政軍各部門直接領導的革命文藝團體的活躍發展，給不知所措的舊戲班和舊的演出方式以很大衝擊，表明舊的演出製度和劇目內容不能適應已發生了巨大變化的社會要求。

　　1951年2月，“新光秦劇團”為配合土改運動，排演了新戲《一貫道》。著名秦腔演員楊金鳳首次在現代戲中扮演一貫道頭子張光璧的大老婆劉率真，演員逼真的演出，得到了領導和同行的高度評價。為迎接建黨30周年，蘭州秦劇實驗社排出了《劉胡蘭》，新光秦劇社排出了《窮人恨》，豫華劇社排出了《老媽翻身》，“文化”、“精誠”、“民生”等劇社積極排演革命現代戲和愛國曆史劇。

　　1951年5月，國務院頒布了《關於戲曲改革工作的指示》，針對表演團體存在的諸多問題，提出了“改人、改戲、改製”的三改政策。隨後蘭州市的戲曲界專家和藝人依據國務院戲改精神，倡議清除戲曲舞台醜惡形象，淨化舞台，更好地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

　　改人。解放初期，舊戲班的相當一部分藝人沾染上了吸食鴉片的惡習。當時的《秦劇評論》卷一第五期刊登文章，以辛辣的筆調譏刺這一不良現象：“……在某些劇院裏，吸大煙的人很多。不論文武場麵，拉前台的和一般演員都是個黑人。隻要往台上一看，個個麵黃肌瘦，如久病才起。但過足了癮，居然提袍甩袖，吹胡子瞪眼，管弦擊樂，一起頻作。人常把吸大煙的人叫‘煙鬼’，那麽煙鬼來演戲，不等於遊魂舞蹈嗎？帝國主義過去稱我們中國人為‘東亞病夫’，這個綽號今天還在‘人民藝術工作者’身上保存著，可謂之善保古董了……”

　　為了割除這一毒瘤，推動藝人的思想改造，重新塑造在觀眾心目中的良好形象。1952年10月，蘭州文藝界召開整風學習動員大會，開始了解放後甘肅省第一次文藝整風運動。在各級政府文化部門的領導下，在各藝術表演團體，特別是在舊的戲曲班社開展了“禁煙”、“禁賭”、“嚴肅風紀”的活動。當時，豫劇著名須生演員許樹雲應蘭州豫華劇團聘請，攜全家來蘭從事豫劇工作，在政府的關照下，他下決心戒煙，由此精力大振，創新表演技藝，成為建國後最受歡迎的主要演員之一。在黨的“團結、教育、改造”的政策感召下，廣大舊藝人表決心，亮思想，戒除不良嗜好，擺脫舊班社陳規陋習和封建性師徒關係，確立主人翁觀念，積極投身到新戲的排演中去。有些人上台是師表，下台當模範，成為黨所領導的文藝隊伍中的中堅力量。一些藝人當選為人民代表、政協委員，和工農兵一樣是國家的主人，共商治國之道。

　　麵對社會地位的這種變化，他們親身體會到，新中國的藝人，是教育人的演員，是人類靈魂的工程師。正如王曉玲在《秦音戀》一書中所感受到的那樣：“她終於清醒了過來，除了痛定思痛外，每時每刻都有大量新鮮事物湧現在她的身邊，她像隻蝴蝶，在百花叢中翩翩起舞，她像隻小鳥，在楊柳枝上歌唱，她由衷感激毛主席，感激共產黨。”道出了廣大藝人的共同心聲和感受。

　　1953年7月，甘肅省以“蘭州秦劇實驗社”和張掖“七一劇團”為主，並抽調“文化福利社”、“新光秦劇社”、“工人劇團”的個別演員，組成了“第二屆中國人民赴朝慰問團西北分團甘肅代表團”赴朝鮮慰問。這次活動集中體現了甘肅文藝界整風後嶄新的精神麵貌。

　　1954年，省文化局提出了“下定決心，長期打算，結合實踐，全麵培養”的方針，舉辦戲曲導演學習會，講授導演理論和新的排演方法。緊接著在1955年舉辦戲曲演員訓練班，使戲曲演員對如何分析劇本、深入角色及刻畫人物上有了新的理解。這兩次活動，不僅提高了全體演員的政治、文化和藝術修養，由此掀起的戲劇工作者求知和學習的風氣，成為改進劇團工作的推動力量。

　　改戲。早在1950年，甘肅省文學藝術工作者聯合會籌委員下設戲曲工作委員會，按照“百花齊放，推陳出新”的方針，加強戲曲對廣大人民群眾的思想教育，建立劇目上演製度，嚴格把好劇目關。對所有劇目按有益、無害、有害進行排隊。對有害劇目，提倡“以改代禁”，即經過修改，化腐朽為神奇，經審定後，方可演出。其次是淨化舞台形象，對各種野蠻的、恐懼的、猥褻的、醜化勞動人民的諸多醜惡形象加以清除。在條件好的劇團，建立了導演製度，重點劇目進行音樂設計和布景的配置，使演出劇目的整體效果邁上了一個新台階。

　　1953年，甘肅省流行劇目審定委員會的成立，標誌著以劇目建設為首的戲改工作進入了一個新階段，劇目建設同戲曲表演團體的藝術實踐緊密地結合起來。

　　從1953年開始，省流行劇目審定委員會發動全省的藝術工作者，利用三年的時間，收集了共計1800多個傳統劇目和大量的戲劇資料。在進行初步的研究分類、編輯劇目名單和內容簡介後，對那些具有地方戲曲特色、藝術性較好、在群眾中廣為流傳的劇目，可供劇團整理改編時參考的，組織新文藝工作者和老藝人合作。經整理加工上演的劇目有《黃河陣》、《進妲妃》、《一字獄》、《九件衣》、《打草鞋》等。通過整理改編傳統劇目，很快解決了建國初期上演劇目的缺乏和傳統劇目良莠相間的混亂現象。

　　改製。推進戲曲團體的體製改革是貫徹“百花齊放、推陳出新”方針的重要保證。戲改前，蘭州的各戲曲班社，在演出和分配製度上還帶有濃厚的封建迷信色彩和不合理因素。如“破台”、“祭台”、“祭莊王爺”、“跳加官”、“私刑體罰”、語言上的“三十六大緯”、“七十二小緯”，後台訂立的許多愚昧荒唐的陋規等。著名演員劉金榮解放初演關公戲，上場前還要燒黃表，當時具體負責戲曲改革和劇團管理的省文教廳幹部朱軍斷然批評這是迷信，不能在人民舞台上出現。

　　在分配上存在著諸如“老台飯”製度，即許多藝人家屬，不論人口多少全部寄生在劇團身上，給劇團造成了極大的經濟負擔，嚴重影響了劇團的藝術再生產和公共積累的增長，限製了藝術水平的提高和劇團的發展。當時，我省的國營劇團，有甘肅省文工團（1953年更名為甘肅省話劇團），蘭州秦劇實驗社（1953年更名為甘肅省秦劇團），以及1955年從西寧遷至蘭州的青海省“西蘭京劇院”第二隊（1956年正式改編為甘肅省京劇團）和1955年甘肅、寧夏兩省合並後成立的甘肅省歌舞團（後更名為甘肅歌劇團）等，根據國家文化部《關於整頓和加強全國國營劇團的指示》，率先朝著民族化、專業化、企業化方向邁進。對由個人或箱主經營的私有製舊班社，督促建立了民主管理製度和合理的經濟分配製度。對個人經營向集體所有製轉化的團、社，通過登記，加強了各級文化主管部門的領導，保障了合法權益，健全了學習和各種管理及業務製度，提高了表演藝術質量，樹立了為人民服務的思想。

　　1959年3月19日，蘭州市文化局正式將市屬民營公助劇團全部納入國營體製管理，計有蘭州市豫劇團（藝光豫劇團並入）、蘭州市秦劇團（文化社和新光社合並）、蘭州市越劇團（係1956年由上海遷蘭的上海春光越劇團）。1960年8月又組建了蘭州市評劇團。另外，永登、榆中也相繼建立了縣屬國營秦劇團。

　　戲曲改革工作所取得的豐碩成果，為創建新型的社會主義戲曲藝術事業，奠定了最初的具有決定意義的基礎。

　　1955年7月，全省第一屆戲曲觀摩演出大會在蘭州舉辦，共有1631名演職人員聚集蘭州，是甘肅戲曲界的盛大節日。在這次匯演中獲得一等獎的有：王庚寅、沈和中、王曉玲、陳素貞、許樹雲、丁醒民、靖正恭、劉金榮、王景雲、常香玲、王超民、袁新民、劉茂森、康正中、葉益民、屈效梅、祝慕民等17人。演員二等獎39人，演員三等獎56人。這次匯演中，除了話劇《在康爾布草原上》、歌劇《紅花渠畔》外，秦腔新編曆史劇《李秀成》和改編劇目《秦香蓮》獲得了重大突破。尤其是《李秀成》，從中國戲曲傳統中汲取營養，在詩歌以及舞台美術、音樂唱腔等各種表現方式及門類的高度統一上進行了有益的探索。服飾道具以及舞台布景的設計符合劇情需要，馬蹄聲、雷聲、水聲、槍炮聲與天幕呈現的閃電炮火在舞台時空中虛實交錯，構成藝術逼真的妙境。一些劇團對本劇種的優秀傳統曲調進行了新的改革和創造，共有17個劇目獲音樂獎，有5個劇目在舞台布景、道具、服裝、化妝等方麵有新的突破而獲得舞台美術獎。蘭州舞台上一時出現了“雜樹生花、群鶯亂飛”的喜人景象。

　　這次匯演在肯定成績的基礎上，及時地進行理論研討，使人們認識到戲劇遺產中蘊藏的人民性和現實主義優良傳統，隻有用科學方法加以提煉和升華，才能創造出新的形式，成為表現新內容的有力武器。

　　1957年6月1日，蘭州市文化局舉辦“蘭州市發掘遺產競賽月”，活動於7月19日結束，發掘傳統劇目43部，經過改編、整理後展演的劇目17本。對許樹雲、靖正恭、劉易平、劉金榮、尹樹春、傅榮啟、王清廉等7位老藝人頒發了榮譽證書。

　　就在廣大藝人甩開膀子準備大幹一場時，甘肅文藝界開始了聲勢浩大的反右派鬥爭，整個戲劇隊伍受到了“左”的幹擾。秦腔研究會和《秦劇評論》雜誌的負責人朱軍，因恃才傲物、出言不慎被錯劃為極右分子，送往酒泉夾邊溝勞動改造，淪為餓。

　　在“大躍進”的形勢下，絕大多數創作大搞無衝突論，錯誤地宣傳了共產風和浮誇風，對現實生活做了違背藝術規律的反映，出現了一大批粗製濫造的作品。可喜的是像《楓洛池》、《滾滾的白龍江》、《8·26前夜》、《大破天門陣》、《善士亭》等一批優秀作品，在不正常的政治氣候的夾縫中破土而出。

　　1962年1月，陳湧的文章《魯迅小說的思想力量和藝術力量》、《文藝與政治關係的幾個問題》先後在《甘肅文藝》第1期、第5期發表，兩文強調藝術規律，在國內引起良好反響。在中央“文藝八條”下達後，甘肅省宣傳文教係統開始對“反右傾”鬥爭中錯批的一批知識分子和幹部進行甄別平反。居住在蘭州的戲劇工作者忍辱負重，在山重水複中曲折前進，終於迎來了1964年全省第三屆現代戲會演的新高潮，湧現了《向陽川》、《遠方青年》、《教育新篇》、《新媳婦來了》、《絕不是小事》、《一串項鏈》、《草原初春》、《說書陣地》、《山鄉花紅》等一大批優秀劇目和較好的創作劇目。

　　從1957年反右鬥爭開始，在以現代戲為綱的寫中心、演中心、唱中心，人人寫戲、人人唱歌、人人畫畫、人人作詩的文藝路線的錯誤指導下，有些劇團甚至提出了每人每天寫一個劇本的荒唐要求。其間，大約有一二百台現代戲參加了各種匯演，在這種虛假繁榮的背後，耐人尋味的戲自然寥寥無幾。

　　有人反思“文革”時做了這樣一個形象的比喻：“當隻有一隻夜鶯在歌唱，別的夜鶯都被割掉舌頭的時候，這隻夜鶯的歌喉再美妙也是令人毛骨悚然的。”事實上早在“文革”前就出現所有的夜鶯同唱一首歌的情形，這無異於表明人人隻剩下歌唱的功能而喪失了歌唱的藝術了。如果有人膽敢不加入這個同聲歌唱的行到，就有被割掉舌頭的危險。

　　長期負責我省文藝工作的老領導曲子貞垂暮之年撰寫了《回憶解放初期的文藝界》一文，文章結尾寫下了這樣一段透出深深悔恨和自責的文字：“朱軍同誌，解放初期，在劇改上，他是位敢闖路子的人，後來調到省文化局的劇目工作室，在反右鬥爭的時候，是經過我的手，呈報給上級，才批成右派的。我預感到批成右派的結果，但隻覺得那還是思想領域中的問題，真沒想到後來竟把這些人劃成敵人，成了‘地、富、反、壞、右’了。曆史應該給我記上這筆恥辱賬的，這事不久，我也被撤下來了。”

　　1966年2月，省、市文藝界召開會議批判田漢的《謝瑤環》。6月份，“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開始。劉金榮先生演“啞劇”的資格也被剝奪了。傳統戲曲從此被徹底粗暴地打入冷宮，曆史上演了一場真正的“啞劇”。

　　1966年7月，甘肅思想文化界揪出一個所謂“阮吳黑幫集團”，還有“一百單八將”。蘭州市的文藝隊伍被打散，宣布了“不準練功”、“不準演出”等“七不準”規定。“黑線專政”論肆虐橫行，祖國的傳統文化陷入前所未有的災難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