蘭州曆史文化：表演藝術

第九章 花兒本是心上的話

　　諺雲：“西安的亂彈，河州的少年。”

　　“花兒”也叫做“少年”，是一種以歌唱愛情為主要內容的民歌。“花兒”的歌唱采用獨唱、對唱、合唱等多種方式。除獨唱外，對唱、合唱常見於廟會、物資交流會等群眾集會場所，成為山區人民獨特的一種文化活動，人們在這裏訪親會友，結交新知，而愛情、婚姻也往往由此發芽、開花、結果。

　　“花兒”因其與流傳地區的密切聯係和演唱曲調的不同，分河州型“花兒”和洮岷型“花兒”兩種。河州型“花兒”最盛行的地區主要有甘肅的臨夏、東鄉、積石山、和政、永靖和青海的循化、化隆、民和、樂都等地。

　　蘭州雖非“花兒”的故鄉，但正如秦腔在蘭州的傳播一樣，“花兒”同樣與蘭州有著扯不清的千絲萬縷的關係。正如“花兒”研究專家郗慧民在《西北花兒學》中所論述的那樣：“一般地說，文化的影響總是以經濟的、政治的等方麵的影響為先導的”，“花兒”的流布也不例外。它是隨著最早歌唱“花兒”的各族人民基於經濟、政治等原因四處奔走的足跡，飄向西北各地的。

　　黃河上遊的兩大支流湟水與洮河流域是“花兒”的兩大類型河州型花兒和洮岷型花兒的發源地。生活在這裏的回、漢、撒拉、東鄉、保安等各族人民是“花兒”的創造者，在從事農業之餘，大多兼營小商、小販，其中從事筏子水上運輸和趕腳陸上運輸的較多。據《撒拉族簡史》：“撒拉人普遍從事副業生產，有大批農民從青海同仁、門源、互助、貴德和甘肅臨洮去伐木，或紮筏順黃河而下，往蘭州、包頭運送木頭、羊毛等。”正如“花兒”所唱：“放筏的阿哥們走包頭，尕妹哈扯的個蓋頭。”當時沿黃河經蘭州的水路有兩條，一是從蓮花—蘭州—寧夏；二是從循化—蓮花—蘭州—包頭。20世紀30年代，著名新聞記者範長江來西北采風，詳細記述了從蘭州前往內蒙的見聞：“蘭州以下黃河，在離城六七十裏以後，有長六十裏的大峽，險水最多，故普通水手不易通過，於是應運而產生一種專門駕馭大峽一段險水為職業的水手，名峽把式。”他說：“記者所乘之皮筏，乃由120個牛皮袋組成，筏子上載運著羊毛、水煙等貨物，一筏大可載數萬斤之多。”並記述了峽把式在漿聲搏擊浪濤之際，引吭高歌的“花兒”有遏雲響穀之妙，內容為“阿哥的肉呀，阿哥來時你沒有，手裏提的肥羊肉”。這半首花兒在當時的報紙上刊登了出來。

　　“花兒”在蘭州的傳播除了水路，陸路同樣是一個重要的傳播途徑。民國十四年（1925年），來甘肅各地進行地質勘探的袁複禮在北京大學《歌謠周刊》上介紹“花兒”時，涉及到它的流行範圍，“話兒（即‘花兒’）的散布很普遍，在東部平涼、固原，西北部涼州、甘州都聽見過，由蘭州至狄道，沿路所聞的尤多。此外，尚有西寧同河州商人，秦州、秦安的腳夫都會唱。”可見，“花兒”是它的創造者因經商謀生或因戰爭被迫遷徙等原因在向四麵八方傳播的。

　　蘭州作為西部的交通樞紐和古絲綢之路上的商埠重鎮，在曆史上一直扮演著西北貨物集散地的重要角色，就像一處眾水交溶的回水灣，三教九流，各色人等既是這兒的主人，又是這兒的過客，你來我往，熙攘不寧。曆史上蘭州曾經出現八次大規模的移民，是一個多民族繁衍生息之地，在相互的交流和認同中，形成了開放、包容的文化心態。在蘭州，大大小小的客棧中，常常會飛出高亢悠揚的“花兒”；街頭維吾爾族的民歌讓人流連忘返；土生土長的蘭州小曲舒緩綿長，隨處可聞；茶園戲樓中上演的秦腔聲震屋瓦，是那麽的痛快淋漓……這兒，所有西部民歌各具特色的曲調共同奏鳴，爭奇鬥豔。

　　民國二十七年（1938年）春天，來蘭宣傳抗日的王洛賓和他的戀人羅珊、作家肖軍、詩人塞克等一行人在寧夏六盤山下的大車店內，生平第一次聽到了當地歌手五朵梅所唱的“花兒”。它忽而高揚忽而下滑的旋律充溢著一種率真自然的山野氣息，挾帶著西北邊民生存的悲涼和惆悵，是那樣不加掩飾地透露出生存本真的價值和內涵，撞擊著王洛賓狂喜不已的心扉。王洛賓第一次把“花兒”用曲譜記錄下來。來到蘭州後，他在黃河岸邊又聽到了筏子客的即興演唱：

　　千萬年的黃河水不幹，

　　萬萬年不塌的青天。

　　口裏的山歌輩輩傳，

　　白勃鴿撲楞楞下到了岸邊。

　　至此，他完全被這一“勞人思婦衝口而出，殆天籟也”的民歌奪人心魄的異域情調和獨特韻味征服了。徹底改變了在北平藝術專科學校師從外籍教授學習西洋音樂對他的影響，改變了中國歌曲不抒情、表現力不強的錯誤認識。“花兒”給王洛賓帶來的震撼和巨大的衝擊力使他內心潛藏已久的創造力找到了一個突破口。住在蘭州炭市街民教館的王洛賓和他的戰友除了組織輔導業餘戲劇、音樂活動外，業餘時間在茶攤、煙攤和牛肉麵館裏，和下苦人混在一塊兒，了解各種各樣的民歌小調。王洛賓結識了許多流落在蘭州的新疆商販，從他們口中搜集了許多維吾爾族民歌，但他並不滿足依葫蘆畫瓢，他整理的民歌既保留著原生態的特質和音樂元素，又充溢著個性的色彩，使其更清新活潑易於傳唱。膾炙人口的《達板城的姑娘》、《掀起你的蓋頭來》兩首歌曲就是他在蘭州搜集整理而最後定型的，並由他的戀人羅珊第一個演唱，給他們單調、艱辛的羈旅生涯平添了幾許快樂和浪漫色彩。從此，王洛賓把他的心靈放逐在人類文化的曠原上盡情地遊弋，親身感受著天地之間往往被人們忽略但無法被時光淹沒的部分。雖然他的音樂生涯大部分從青海和新疆度過，但蘭州之行是他一生最重要的轉折點，是蘭州給他打開了一扇走向民間創造民族藝術珍品的大門，他走進去了，再也沒有回頭，曆經坎坷而無悔。

　　民國三十年（1941年），王洛賓從青海回到蘭州不久，因其在丁玲領導的西北戰地服務團的經曆被國民黨當局投入蘭州河北大沙溝秘密監獄。民國二十九年（1940年）6月，中共甘肅工委書記羅雲鵬的妻子樊桂英被捕，她帶著兩歲多的女兒力力，也被關押在這座監獄裏。有一天，在監獄內唯一能自由活動的力力學著看守向犯人訓話的口氣問：“你們說，世界上什麽東西最好吃？”大家“蘋果”、“牛奶”、“肉”地敷衍著孩子，力力搖搖頭尖聲尖氣訓道：“傻瓜！真笨，告訴你們——”說著從口袋裏摸出一顆蠶豆高舉著宣布：“看，是大豆！”力力的母親哭了，王洛賓激情難抑，當晚寫出一首《大豆謠》：

　　蠶豆杆，低又低，

　　結出的大豆鐵身體；

　　監獄裏的力力誇大豆，

　　世界上好吃數第一。

　　小力力，笑咪咪，

　　媽媽轉身淚如雨；

　　街頭叫賣著糖板栗，

　　牢房中大豆也稀奇。

　　小力力，有誌氣，

　　媽媽的哭聲莫忘記；

　　長大衝出鐵大門，

　　全世界的大豆屬於你。

　　王洛賓將“大豆謠”譜成濃鬱民歌風味的曲調，質樸自然，易於傳唱，並由他親自唱給全監獄的囚犯聽，鼓起了他們生活的希望和勇氣。他在給友人的信中寫道：“美的事物在醜惡的環境中，會顯得更美；醜惡的事物與美相比，會顯得更醜。一個藝術作品，應該渲染前者，對於後者，我不願拿它汙染人們的眼晴。”這一審美立場主宰了他此後半個世紀的音樂創作，對美的熾熱情懷和執著追求賦予他超越和升華苦難和醜惡的能力，就像出汙泥而不染的荷花，因此，他所創作的歌曲，抒情性極強，格調高雅迷人，動人心弦。在某種意義上他成為西部民歌的代言人。過了整整四年，直到民國三十四年（1945年），王洛賓在馬步芳的多方幹預下獲釋，從此踏上了探尋西部音樂的漫漫長路。

　　正是王洛賓在蘭州起步的藝術活動，為中國西部民歌獲得世界性的聲譽做出了巨大貢獻。民國三十七年（1948年）7月，我國著名女高音歌唱家喻宜萱，應西北軍政長官公署長官張治中將軍的邀請來蘭演出。為廣大市民舉行的一場獨唱音樂會，地點選在五泉山東龍口八卦亭上。據親曆者柴木蘭回憶：“某晚，當皋蘭山巔還在夕陽霞光輝映之時，群眾已開始湧向五泉山麓，萬頭攢動，摩肩接踵”。當晚，她除了唱西洋歌曲，最叫座、最受歡迎的還是經過重新處理而美化的各地民歌。其中就有王洛賓仿青海民歌創作的膾灸人口的《在那遙遠的地方》。新中國成立後，西部民歌進入了廣大藝術家的創作視野，其影響是不可低估的。蘭州舞台上出現的歌舞《花兒與少年》、大型歌劇《向陽川》、歌劇《牡丹月裏來》、京劇《夏王悲歌》等劇（節）目，在其音樂創作中成功地借鑒和吸收了“花兒”的音樂元素。因此，將王洛賓視為對西部民歌進行再創作的拓荒者和開路先鋒是當之無愧的。

　　當然，在這裏我們還不應忘記中國西北第一位係統收集研究“花兒”的人——張亞雄。是他，第一次把我國西北各族人民喜聞樂見的民間口頭文學變成了文字資料，為海內外“花兒”學研究奠定了基礎。

　　張亞雄，蘭州榆中人，民國十六年（1927年）在省城蘭州求學時，經甘肅早期共產黨員、同鄉張一悟的指點，開始了對“花兒”的搜集研究。民國十七年（1928年），他成為《甘肅民國日報》的一名記者後，利用業餘時間節衣縮食寫信征歌。據說參與張亞雄搜集“花兒”工作的有365人，其中有後來中國社科院民族問題研究所所長牙含章，土生土長的語言學家、學者謝潤甫、李白虹、張慎潮等。特別是出生在“花兒”家鄉臨潭的謝潤甫對張亞雄搜集的數百首“花兒”一一考證，將一些失傳的服飾、土話、民俗等發微鉤沉，逐一描述。民國十八年（1929年），張亞雄在北平私立平民大學新聞係求學期間，發表了第一篇論文《花兒序》。民國二十年（1931年）回到蘭州以後，因在報上征集宣揚不能登大雅之堂的“花兒”，張亞雄備受失業之苦，但他沒有放棄對“花兒”的搜集、整理，始終以一貫之，矢誌不移。

　　經過幾年堅持不懈的積累，民國二十八年（1939年），張亞雄懷揣著他搜集到的三千餘首《花兒集》手稿輾轉來到重慶，在時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辦公廳主任，曾任甘肅省主席賀耀祖的支持下，於民國二十九年（1940年），由重慶青年書店出版。

　　張亞雄編著該書時，正值民族神聖抗戰的大時代，用他自己的話說：“筆頭隨炸彈的爆破以塗鴉，墨色共烈焰之燒夷以渲染”，在“警報頻傳，文思正乙乙而若抽，案牘勞形”之際，他雖然不能“操縱戰機與敵機周旋於九霄碧落之間”，但他的一腔愛國熱忱，促使他依據“花兒”見景生情、即興演唱的特點，編創“抗日少年”十二首，在出版《花兒集》時，一並收錄其中，這裏選登幾首，以饗讀者。

　　飛將軍飛在了半雲端，

　　日本機打落在民間。

　　鋤田的尕妹站一站，

　　聽阿哥唱一個抗日的少年。

　　一個鐵鷹往上旋，

　　它帶著得勝的哨子。

　　一個衝鋒往上鑽，

　　阿哥是人裏的梢子。

　　鳳凰展翅的三萬裏，

　　神鷹兒飛到了東京。

　　日本的寡婦們上新墳，

　　孟薑女哭夫者在長城。

　　尕馬兒拉的血韁繩，

　　尕日本領的是敗兵。

　　帶信給尕妹者你放心，

　　阿哥們是三國的子龍。

　　《花兒集》的出版是“花兒”研究史上的大事，也奠定了張亞雄研究“花兒”第一人的地位。他本人好像完成了其人生使命似的，此後為名利所驅使，當上了國民黨的甘肅省新聞專員，學會了抽煙、喝酒、打麻將，新中國成立後在曆次運動中浮沉，誌難伸而意未平，鬱鬱而終。

　　《花兒集》全書342頁，分為上、下兩編。上編題為《西北山歌“花兒”集敘論》，是他關於“花兒”的介紹研究，共八萬餘字；下編為《“花兒”選》。上編選引“花兒”170首；下編選編483首，全書共匯集“花兒”作品653首，是一部提供了大量“花兒”作品和有關資料的內容豐富的著作。以曲子貞、郗慧民、柯揚、卜錫文為代表的一批專家學者無不從中吸取養料，取得了“花兒”研究的新成就。

　　新中國成立後，1953年，著名“花兒”歌手朱仲祿、王紹明、馬占祥先後被邀請進省、上京演唱，“花兒”登上了大雅之堂。1956年，“窮尕妹”丁如蘭、馬秀蘭、蔡發鴻、張生彩一起上省、進京演唱，使山野演唱的蓮花山的“花兒”第一次登上了正規的文藝舞台。1986年，被譽為“太子山下金嗩呐”的回族“花兒”歌手楊賽爾吉，在甘肅省舉辦的“花兒”歌手大獎賽中榮獲一等獎，他的音質圓潤、純淨，真假噪結合自如，演唱聲情並茂。1959年，撒拉族“花兒”歌手蘇平進入甘肅省民族歌舞團擔任歌唱演員以來，一直活躍在蘭州的舞台上。她演唱的“花兒”不僅從民族民間歌唱中汲取營養，而且從外國民歌中獲得靈感，逐漸形成了既含蓄細膩，又奔放激越的演唱風格。因此獲得了西北地區以外的廣大觀眾的欣賞和喜愛，而且在隨團出國訪問演出時，讓外國觀眾領略了“花兒”的魅力。

　　如今，“花兒”不僅在民間依然有著強大的生命力，而且常常是一些重大節會演出中讓人耳目一新的亮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