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上下五千年

第八十三章 魏徵直言進諫

　　627年，唐改年號為貞觀，李世民即皇帝位，就是唐太宗。

　　唐太宗雖然出身於地主官僚家庭，但是他親眼目睹了隋朝的滅亡，看到了農民起義軍力量的強大，因此，時刻銘記著“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的道理。他認為人君即便是“聖哲”，也應當“虛己以受人”，這樣才能使有才能的人為他盡心盡力。

　　建國之後，太宗提拔魏徵為諫議大夫，讓他隨時隨刻指出自己治國之中的過失。有一次，他問大臣魏徵，君王怎樣才能“明”，怎樣才是“暗”？魏徵回答說：“兼聽則明，偏信則暗。”他非常讚成這個見解。因為他知道，自己並不是無所不知，無所不能。古時候，把統治者聽取不同意見，判斷是非，然後采納正確的意見，叫做“納諫”。唐太宗很注意納諫。他鼓勵大臣們大膽地表達自己的意見，隻要說得對他都認真的接受，哪怕是批評的意見。

　　626年，唐太宗派人征兵。有個大臣建議：隻要是身強體壯的男子都可以征。唐太宗同意了。但是詔書卻被魏徵扣住不發。唐太宗催了幾次，魏徵還是扣住不發。唐太宗說：“我已發布詔書，你為何遲遲不發？”魏徵不慌不忙地說：“我聽說，把湖水弄幹捉魚，雖能得到魚，但是到明年湖中就無魚可撈了；把樹林燒光捉野獸，也會捉到野獸，但是到明年就無獸可捉了。征兵同樣如此，如果按您的命令，國家的租稅雜役，又由誰來承擔呢？”唐太宗覺得魏徵說得有道理，可還是不能息怒。魏徵接著說：“陛下的詔書上清清楚楚地寫著征召十八歲以上的男子當兵，現在不到十八歲的男子也得應征，這能算講信用嗎？”唐太宗吃驚地問：“我什麽時候不講信用？”魏徵說：“陛下剛即位的時候，曾經下詔：拖欠官府東西的，一律免除，可是官吏們照樣催收，陛下曾明令規定：關中百姓免收租賦二年，關外百姓免除勞役一年。如今已經服了勞役或交了租賦的又被征為兵，陛下一向說要以誠信待人，豈能做出此等不講信用之事？”魏徵的一席話，說得唐太宗啞口無言。於是，又重新下了道詔書，免征不到十八歲的男子。這以後，唐太宗更加信任魏徵了，並且提升他擔任了太子老師這樣高級的官職。

　　還有一次，唐太宗到九成宮，不久，宰相李靖和王也來了。當地的有關官吏就把原住在官舍中的隨行宮女遷到別處，把官舍讓給李靖住。唐太宗知道這件事很生氣，準備下令懲罰這個縣令。魏徵說：“李靖、王都是朝廷大臣，而宮人不過是後宮服役的奴仆。朝廷大臣到地方上巡視，縣令要向他們請示公事；大臣回朝以後，陛下也要向大臣詢問民間疾苦。官舍應作為接待朝廷官員的處所，這是合情合理的事。至於宮人，他們除了辦理生活小事以外，根本不接待來訪的客人。如果因此懲罰縣令，將會引起天下人批評。”唐太宗聽了魏徵的話，認識到了自己的錯誤，就不再查辦縣令了。

　　唐太宗還鼓勵各級官吏有什麽說什麽，不要因為怕得罪皇帝而隱瞞真相。有一次，他詢問房玄齡：“自古以來君主都不能看本朝的曆史，這是為什麽呢？”房玄齡回答說：“一個好的史官會如實地記錄君主的功與過。而許多君主若看到自己的過錯被史官記錄下來，那麽史官就危險了，所以才有這一規定。”唐太宗堅持要看看本朝的曆史，房玄齡把有關高祖、太宗的兩部分曆史材料整理好，送給唐太宗看。唐太宗看到關於記載的玄武門之變有關殺死李建成、李元吉的情形敘述得十分含糊，便把編寫國史的史官叫來，細致地講了一遍當時的情況，並說誅殺李建成、李元吉一事不必隱諱，因為這是安定國家、有利於百姓的事情。

　　貞觀中期以後，唐朝經濟更加繁榮，政治也很安定，朝廷大臣都盡力歌頌太平盛世。而隻有魏徵仍然不斷地給予太宗正確的建議，不時地指出太宗的過失之處。

　　唐太宗不僅能納諫，而且還時常鼓勵大臣向自己納言諫行。太宗剛登基的時候，處事特別嚴肅，嚇得大臣都不敢發表意見。唐太宗發現這個問題以後，主動改變自己的行事作風，緩和氣氛，為大臣進諫創造條件。對敢於批評朝政大臣，給予賞賜。有一次，唐太宗準備把一個犯人判處死刑，大臣孫伏伽批評太宗說他對沒有犯重罪的人這樣做便是濫加酷刑。太宗接受了孫伏伽的批評，並且把價值一百萬的蘭陵公主園賞給他。有人評論說：“賞賜得過分優厚了。”唐太宗說：“我從登基以來，大臣沒有敢批評朝政的，這次厚賞孫伏伽，就是為了鼓勵大家關心朝政多提意見。”

　　為了給大臣創造批評朝政的條件，唐太宗建立了一種製度，即允許諫官史官參加政事堂會議。實行這種製度以後，諫官能及時了解朝廷內政，宰相不敢謊報政績。軍國大政如果有錯誤，諫官有權當麵指責。同時，史官參加政事堂會議，可以及時了解皇帝和宰相的言行，然後根據第一手材料編寫起居注，對於封建統治者是一種監督。

　　在唐太宗的倡導下，大臣們都敢於直言，甚至連一個小地方官也敢於說出自己的意見，自此，朝廷上下都形成了一種勸諫與納諫的風氣。

　　唐太宗說過這樣一句話：“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鏡，可以見興替；以人為鏡，可以知得失。”

　　643年魏徵死了，唐太宗十分悲痛，親自為他撰寫了墓碑的碑文，並說：“魏徵死了，我失去了一麵鏡子！”644年，也就是魏徵死的第二年，唐太宗遠征高麗，勞民傷財，損失慘重。回來的時候，唐太宗想起了魏徵，十分感歎地說：“假如魏徵在世，他一定不會讓我有這番舉動的！”

　　正因為唐太宗能納諫，大臣們都敢於直言進諫，所以他在位期間，唐朝的政治比較開明，經濟繁榮，唐太宗不愧是我國封建社會一位傑出的政治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