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洪荒

第22章 都市洪荒(1)

　　雙休日頭一天我起了個大早，打算趁院子裏的人還沒有蘇醒的時候溜出去。我這樣做主要是擔心單戀著我的吳冠生一夜失眠之後來找我攤牌。昨天下午上班，沒心沒肺的小同事戈彤開玩笑說我近日可能遭遇了愛情，吳冠生當下受不住，離開辦公室後一直沒有回來。我在忐忑不安裏度過了不眠之夜。

　　我之所以不安，是因為吳冠生他人不壞，我不願意傷害他。另一層原因，我是吳冠生主編的《大風歌》雜誌社的招聘人員，跟老板弄僵，就意味著卷鋪蓋走人。而我暫時不想要這個結局。為找到一份合適的工作，我曾經走遍祖國的大江南北，好不容易才將自己安頓下來，好不容易在老板和同事的眼裏積存了一點分量。最要命的是在近幾年艱苦卓絕的刊物大戰中，我跟《大風歌》結下了感情。就在前幾天，因為發現了一篇記敘北大動物學專家在秦嶺佛坪自然保護區數十年潛心研究大熊貓的文章，我興奮得一夜未睡，一大早就跟作者通了數十分鍾的長話。的確，三年來，我們為《大風歌》付出的心血實在太多太多了。

　　這個我們，指的是美術編輯戈彤、廣告部主任餘鈞、主編吳冠生，還有我。四個人裏邊，和餘鈞是打工的，吳冠生和戈彤有正兒八經的幹部身份。很自然，前者卑下，後者優越。但餘鈞是在吳冠生創業之初就投到其麾下的，有過白手起家、同舟共濟的患難情誼，屬吳冠生的鐵哥們兒，與我又有本質的不同。

　　我擔心的事情還是發生了。吳冠生吳主編他搶在了我的前麵。正在我收拾停當，背起小包準備開門的時候，我聽見了鑰匙插入鎖孔的聲音。

　　在這裏我有必要給大家介紹一下我們的編輯部。因為《大風歌》隻是市藝術研究院的一個業務部門，所以院裏隻給我們劃定了一間大辦公室。大房間裏邊套著兩個小間，一間掛著主編的牌子，一間是我的宿舍，平時大家辦公在大間裏，就是說每個人手裏都握有一把大間門上的鑰匙。

　　藝術研究院這地方說起來真是藏龍臥虎之地。西郊一片深深庭院，設立著市國畫院、雕塑院、藝術研究院，生活著許多頂尖級藝術家。所以，它盡管是名副其實的都市鄉村，卻始終同國際社會接通著軌道。就是現在，雙休日也常見金發碧眼的老外在庭院路邊選購雕塑作品。雕塑家們既實際又浪漫，他們不像畫家們那樣，須得把作品精美裱糊後懸掛在展廳裏銷售。他們將作品放在長滿荒草的小路邊，那些大理石打磨出來的生命，在草叢裏也熠熠閃光。

　　這使我在熱愛工作的同時，深深迷戀著這裏的藝術氛圍。

　　吳冠生一來，意味著我的美妙計劃要泡湯了。我原打算與我的情人汪工乙幽會。讓他用他那輛咣裏咣當的永久牌自行車，載我到南山下的油菜地裏去浪漫。自從他海盜式地劫掠了我的愛情，我就一直是被動服從，在庭院石子甬道的拐彎處被他劫來擄去。今天，我要提出一點兒要求。我要對我的海盜說，帶我到陽光下的油菜花地裏去。我們不能總在洞穴裏做愛。

　　我們應該曬曬四月的太陽。

　　四月的太陽實在太誘人了。它那透過春天的輕紗撒下來的柔光，足以讓地球角角落落的生命勃然怒放。

　　小草們，鮮花們。

　　還有我和汪工乙。

　　實事求是地說，吳冠生是個很不錯的老板。溫和謙恭，有業務能力也有領導水平，待屬下也不錯，尤其對打工仔身份的餘鈞和我，尊重而不歧視。隻是在他突然對我產生好感之後，這種平和的關係才發生了微妙的變化。我這方麵，失卻了往日的隨意大方。他那方麵，多了戒備和設防。他不願意我離開他的視線一步，雙休日也一樣。他總是布置下花樣翻新的工作，將我控製在他的視線之內。仿佛我是他的一隻兔，隻有在他的眼皮子底下活動他才放心。

　　當然，他隻有對打工仔身份的我才有這個權利。

　　吳冠生一進編輯部的門，就用紅赤赤的眼睛從鏡片後邊疑疑惑惑地盯著我，怎麽，你這麽早出去？

　　我的打扮實在太令人疑惑了。通常總穿夾克外套牛仔褲的我，今天穿了一件乳白色小高領羊絨衫和過膝短裙，配著茶色皮靴，還化了淡妝，整個兒一棵春天小草的模樣。尤其滿麵的春風，透露著擋不住的燦爛表情。我看見吳冠生像周身被刺痛似的微微抽搐著。

　　我像躲避雷電一樣地躲避著他的目光。一直以來，我就害怕他電閃雷鳴的目光。

　　生活中最尷尬的事，莫過於單相思了。一方走火入魔，一方無動於衷，整個一錯位狀態。當然，對於吳冠生的痛苦，我並不是完全無動於衷。相反，我內心充滿歉疚。真的，假如兩年前我不投奔到他的麾下，我又不那麽賣力地在刊物最困難的時候與他風雨同舟，他也許不會陷入情感的漩渦，我也不會陷入這種進退兩難的境地。

　　一般說來，打工仔和老板之間發生了這種事，那麽，擺在打工仔麵前的就隻屈從和走人兩條路。屈從當然不是我的選擇，同樣也不是吳冠生的選擇。吳冠生算得上是正人君子。他所希望的是他的愛得到呼應，而不是有任何附加條件的屈從。

　　說起來，吳冠生的日子也蠻彷惶。當初，他和妻子萬欣欣大學畢業，雙雙留在省城，一個分在市藝術研究院，一個分在了師大政教係，相約要在省城幹出些轟轟烈烈的大事業。吳冠生詩情昂揚，才華橫溢，學生時代就是備受世人矚目的才子。萬欣欣通兩門外語，精琴棋書畫，人又生得美豔。他們相愛時又因欣欣的父母堅決反對而衍出一些驚天動地的故事，他們的愛情因而更加著名，在省城文藝圈子裏號稱金童玉女。可是就在他們籠罩在幸福光環裏的時候，他們做出了一個錯誤的決定。錯誤很簡單，就是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末的出國熱潮裏，萬欣欣也頭腦發熱，丟下愛夫嬌女，遠渡重洋去了加拿大。這一去就是泥牛入海，雖然間或有些魚雁傳書，但牛是再也沒有露麵。

　　那年，他們的愛情果實才隻有三歲。吳冠生又當爹又當媽，過著有妻子的單幫日子。承包的雜誌《大風歌》又連連虧損，債主盈門，可謂內外交困，甚至可以說是饑寒交迫。我第一次去他家，他們父女就處在這樣一種狀態。那時我來編輯部已有一年多時間，跟主編吳冠生已有了許多風雨同舟的經曆，說話做事都比較隨便。有一天，吳冠生愁眉苦臉對正專心看稿的我歎說，女兒想吃媽媽做過的清蒸蛋皮蝦仁餃，可難死了他。他說他折騰了半天，就燙不好那個薄薄的蛋皮。我說這有何難，我會做。

　　這樣，我就去了他們那亂如狗窩的家。問題是，這一天我也犯了個錯誤。做清蒸蛋皮蝦仁餃也罷了，我不該像個媽媽那樣，吃完飯後，不僅清洗了鍋碗瓢盆，還幫他們收拾了屋子。我首先清理了雲子床上的玩具雜物，把她的小被子疊得整整齊齊，把撕爛了的童話書一頁頁貼好，又拖地，清理客廳、陽台、廚房，使那個狗窩還原成一個家的樣子。末了，教小雲子唱了首兒歌“小黃狗”。

　　一隻小黃狗

　　蹲在大門口

　　兩眼黑油油

　　想吃肉骨頭

　　汪汪汪——

　　大概因為我學小黃狗的叫聲惟妙惟肖，逗得小雲子咯咯笑個不停。小女孩忽然眨巴著亮晶晶的眼睛說，媽媽，再唱一個好不好。弄得我滿臉飛霞，頓時手足無措。

　　就在那一瞬間，吳冠生看我的目光帶了電。

　　這就破壞了我們之間的平衡。我深悔那天去他家做那頓清蒸蛋皮蝦仁餃。假如沒有那一次，一切該多麽好。遺憾的是，那一次卻不以我們的意誌為轉移地發生了。

　　對於我和主編吳冠生之間的微妙變化，鬼精靈戈彤差不多立即就感覺到了。戈彤新婚並且懷了孕，整個一個甜蜜蜜快樂天使，對誰都滿懷善意。她憂愁地說，嘉蘭姐，這可怎麽辦呢？你婉轉些啊，別傷了吳總的心啊。

　　姐聽你的。我在戈彤鼻子上刮了一下，做了個無可奈何的鬼臉。

　　說起來，我還真得感謝這個傻頭傻腦的小同事呢。在那些無處不在的尷尬裏，是她那天生的單純，化解了我們一次又一次的難堪。雖然吳冠生有時恨恨的，但我相信他同我一樣對戈彤心存感激。我們在多麽艱難的活著。身邊有這麽一個天上不醒地上不靈的傻小妹，使我們平添了多少歡樂！

　　可是，今天偏偏戈彤不在。她不可能在。休息日早晨8點，她說不定正枕著沈振邦健壯的臂彎做美夢呢。她怎麽會想得到我在吳冠生電閃雷鳴的目光注視下的惶惑與不安。

　　我差不多想說出汪工乙這個名字了。我想坦誠地告訴他我和汪工乙的糾葛。但是我沒有。向一個對你神魂顛倒的男人說出另一個男人的名字，那有些過於殘忍了。我說不出口。

　　忽然，奇跡出現了。仿佛受了神的詔示似的，戈彤風急火燎地出現在編輯部門口。吳冠生臉氣得煞白，罵道，鬼追你呀，總這麽瘋瘋張張地跑。戈彤說，他們去春遊呀，沈振邦借了朋友的奔馳，要帶她到南山深處兜風去，她到編輯部來取她的花花公子太陽鏡。她順便邀請我們同去。吳冠生說，樹還沒完全綠透，南山光禿禿的有什麽逛頭。我則得了救星一般，一迭聲說我去我去。

　　戈彤她真是我的救星。她就這樣從天而降般地常常救我於水火之中，讓我怎能不感激。可是，我不能因為感激而跟她去春遊，從而犧牲我生命裏的春天。這使戈彤不大高興。她撅起嘴說，咦，你怎麽騙我？我說，我不是急於擺脫吳冠生嘛，又不是存心謊你。戈彤仍不能釋懷，說出於什麽原因你都不該騙我，我最怕人騙我。我知道她心裏特盼我同去。她最樂意的事是在朋友們麵前炫耀沈振邦的優秀，尤其樂意讓我分享她的幸福。有我同行，她就可以過足對沈振邦頤指氣使的癮。

　　這就是戈彤式的單純和孩子氣。

　　作為丈夫，沈振邦確實不錯。他有著一米七八的個頭，膀闊腰圓，麵容慈和，心腸仁厚，是那種集丈夫、兄長、父親於一身的主兒。大學剛剛畢業的戈彤在省圖書館與他一見鍾情，繼而生米做成熟飯，繼而脅迫父母承認。她的父親是音樂家，母親是小學教師。他們本來盼望女兒嫁一個門當戶對的好後生，女兒卻選擇了從農村走出來的沈振邦，而且還是孤兒。那甚至都不能算選擇，準確地說是碰上。她碰上了沈振邦，一見鍾情，就這麽簡單。別說沈振邦在市政府的綜合處工作，就是還在農村，生活在詩裏畫裏的戈彤恐怕也會一頭紮進他懷抱裏不肯出來。

　　這個時代的人，要的就是感覺。那不是上輩人能夠理解的。但是戈彤的父母最後還是理解了女兒。他們心平氣和地接納了沈振邦，隻提出了一個小小的要求：希望沈振邦不要娶走他們的寶貝女兒，而是自己嫁過來，住進戈家。對此，沈振邦沒有異議。剛剛在省城站穩腳跟的農村後生，一沒房子二沒家底，一切都是白手起家，住進丈人丈母娘築好的巢裏，何樂而不為。年輕的沈振邦暫時還沒有太多的想法，他和戈彤一樣被愛情衝昏了頭腦。

　　我很遺憾地告訴戈彤我真的不能與他們同去南山。我說我有更重要的事，是那種不能告訴小孩子的秘密——有關生存。雖然我隻比戈彤大五歲，但我習慣上把她當做孩子。事實上也是，一顆飽經滄桑的心和一顆純潔如水晶的心比較起來，就算同齡，也會恍如隔代。

　　沈振邦寬厚地說，你忙你的去吧。這年頭，各有各的事兒。說完一踩油門，哧一聲躥入車流中去了。奔馳靛青色的光暈猶如一朵雲彩，轉眼間就飄逝不見蹤影。

　　堆在我臉上的微笑也不見了蹤影。

　　我就像在舞台上表演儺戲的人那樣，終於可以卸下沉重的麵具還本來麵目了。

　　我的本來麵目是憂愁且憂傷的。長期以來，我就像一隻受傷的鷹，總渴望躲在林子深處獨自舔舐傷口。可是很多的時候我們必須掛著擠出來的笑容走在喧嘩的大街上或坐在人事紛擾的辦公室裏。在城市裏，獨自待一會兒的想法，實際上是一種大奢侈。有時候，就算你獨自待著，你的神經也被城市的戰車牽絆著，難得安寧。

　　毋庸諱言，汪工乙的愛情給了我幸福，他讓我漂泊的心有了某種歸屬感。但也讓我恐懼和憂傷。我不是自由人。雖然我在這個城市裏像風箏那樣孤獨地飄飛了三年零一個月，但風箏的線卻攥在別人手裏——我的丈夫趙衛民，那個在我出差一個星期就讓另一個女人睡到我們婚床上的男人。我之所以久久地傷心是因為我們曾經相愛，並且青梅竹馬，有著同吃一眼泉水的經曆。我們本來相約，要在人們蜂擁南方淘金的大潮裏堅守住我們的伊甸園——巴山深處的青石寨小學。不料，誓言的熱浪還沒有散盡，大旗先倒了。

　　我是一言不發離開他的。我曾經漂泊珠海、深圳，也在上海逗留，最後還是回到了本省。那是因為我受不了南方的緊迫感。我的血脈裏流的是北方的血——緩慢、沉穩、從容不迫。隻有回到北方，我才有安全感。這是我最終選擇省城的原因。我不僅選擇了生活節奏相對較慢的省城，還選擇了都市裏的鄉村做我的棲息地。

　　我第一次來到市藝術研究院，就被她那庭院深深的高深莫測征服了。我好像在夢裏走過那綠蔭夾道的曲曲彎彎的石子甬道和靜靜的長滿丁香樹的小院。我相信這就是緣了。

　　一次次地被老板炒魷魚也炒老板的魷魚，我來到《大風歌》應聘的時候非常惶惑，對自己沒有信心。麵試時，吳冠生那藏在鏡片後的銳目反複地掃視我，我差點兒臨陣脫逃。他卻對助手餘鈞說，看了幾十個，就這個順眼，定下來吧。招人也是碰運氣，就看咱們有沒有運氣。

　　餘鈞提醒他，她隻是個師範生，沒發表過作品，沒有編輯經曆。

　　吳冠生說，別囉唆，就她了。

　　後來吳冠生告訴我，他是看中了我的安靜和認真勁兒。他說我回答他的提問時，始終平靜地看著他一點兒也不慌亂。他說我填的履曆表一絲不苟，沒有一個字地橫豎撇捺不到位。

　　他說做編輯要的就是這個。

　　編輯和教師做的都是燃燒自己照亮別人的工作。吳冠生伯樂識駿，使我產生了士為知己者死的想法。我知道《大風歌》的窘狀，在地攤上一元錢一本也銷不動，最後隻好當廢紙賣掉進紙漿廠。事實上它是份極有價值的人文科學雜誌。但她被淹沒在時代花花綠綠的地攤文學裏沒商量。

　　可以說，來這裏打工不算太明智的選擇。但為著我內心的某種意願，也為著吳冠生的相知，我決定應聘。

　　第一天上班我就跟吳冠生搭乘公共汽車到南郊迎豐村一家私營企業去拉讚助。那個私營企業的董事長實際上還是個沒脫殼的農民。吳冠生是聽了一個朋友天花亂墜地介紹慕名來訪的。《大風歌》本年度第二期因為拖欠印費至今壓在廠裏取不出來，他有點兒病急亂投醫。

　　我們宣傳了半天《大風歌》的辦刊宗旨，講了半天雜誌的困難處境和與企業聯姻的必要性，那個端著海碗吸溜吸溜吃撈麵的老農董事長說，我的企業同你們的事兒一樣剛剛起步非常艱難，很遺憾不能滿足你們的要求。但我要送給你們兩辮大蒜，地裏的大蒜剛剛收獲，我們這兒的大蒜營養價值高，在市場上很走俏。

　　我看見吳冠生的眼睛在鏡片後邊倏地紅了一下，但立即又換上了笑意。他握著老農董事長的手一個勁兒說謝謝，說企業若發展了請一定給《大風歌》打個電話，我們派高手給寫個重量級的報告文學好好宣傳一下。說著從上衣口袋抽出張名片恭恭敬敬遞到老農董事長的手上。

　　那個年代我們才剛剛學會使用名片，所以老農董事長久久地端詳著它並且默念出聲，問道，主編是個什麽職務？我說就跟企業的董事長差不多，說白了就跟你一樣是單位的頭唄。

　　老農董事長噢噢地點著頭。忽然，一輛哐當作響的奧托駛到我們麵前，老農董事長連說失陪了，說他要去參加一個重要的現場會，說完就鑽進車子，在我們眼皮下揚塵而去。

　　那是五月一個燥烘烘的日子。大地像天氣一樣毛毛草草。剛剛收獲過的土地就像剛剛生過孩子的女人那樣雜亂無章，疲憊而沒有光澤。我們坐在一條田埂上休息。吳冠生吃了一顆新鮮的大蒜。八瓣，有一層油浸浸的紫色外衣。他剝大蒜的時候很仔細，一層一層地去皮，吃的時候也很仔細，細嚼慢咽，就像品嚐美味佳肴。

　　吃罷，他站起來拍拍P股上的土，對我說，拉讚助就這樣，十家難得成一家，但切記不能冒火也不能把話說死。這是個充滿變數的時代，他今天不願出血，說不定明天就願意了。我們不會造錢我們要弄成事情我們就得求人就得忍耐，明白？

　　我點點頭。

　　大約從這時起，吳冠生每時每刻都在教導我。他總一副眾人皆醉我獨醒狀，使他周圍的人也跟著沉重跟著壓抑。餘鈞對此最為不屑，常常在他施教時溜號，使他大為惱火。

　　吳冠生對餘鈞是有大恩的，但餘鈞對他卻缺乏應有的尊重。據說當年餘鈞違抗父親的意願一意孤行投考音樂學院，被父親痛罵一頓後幹脆逃亡省城，但他花光了身上僅有的二百元錢卻根本無望進入省音樂學院。他也沒臉回去，踟躇街頭，找不到工作，眼見得就要乞討了，無意間，走過他身旁的吳冠生回眸間發現了他的與眾不同，主動上前詢問，當日就給他了一個飯碗。

　　餘鈞其貌不揚，根本說不上有什麽吸引人的地方。吳冠生就喜歡上了他，視做得意門生。餘鈞也還算是喜歡吳冠生，最起碼對他的事業忠心不二。刊物初創時，跑經費、拉稿件、跑印廠、搞發行、編輯校對都壓在餘鈞身上，餘鈞沒有生過半點怨言。

　　吳冠生說他感激餘鈞的不是這個，而是餘鈞的出現，使他有了伴兒。他因此對餘鈞言聽計從。餘鈞卻因而輕看他。

　　總而言之，編輯部是一個既穩定又不穩定結構。每個人都想活得高雅純粹又不能純粹，每天都麵對著拉讚助搞發行兩大難題。吳冠生常常用劣質酒將自己灌得酩酊大醉，餘鈞架著他回來時總叫囂要離開編輯部另謀出路。我心裏惶惶不安。隻戈彤一如既往快樂著。這是因為她的工作壓力扛在沈振邦肩上。

　　就是在那些想錢愁錢談錢尋錢的日子裏，我學會了每天擠出一點時間把自己交給純粹。我想，人不能被大蒜的味道和金錢的味道毀損了。我們得在商業社會的法則縫隙裏尋找一線光亮，讓精神得到暫時的休憩，否則就要斷弦了。我曾在幼年時看過李默然主演的《鄧世昌》，那一種琵琶斷弦的繃裂感至今讓我心驚肉跳。

　　我害怕那種感覺。

　　我開始頻繁地出現在丁香院裏。這差不多是個廢棄的園子。據說武鬥時做過造反派的司令部和武器庫，還吊死過一位受不了迫害尋短見的老雕塑家。因此院子裏的文化人對它深惡痛絕，連浪漫的丁香樹也冷落了。院內雜草叢生，亂石滾滾，屋簷下到處是灰塵和蛛網。

　　有一個人經年累月地坐在亂石裏敲敲打打。這個人穿一身風衣樣的藍色工作服，就像白居易筆下的賣炭翁那樣：滿麵蒼蒼十指黑。隻是目光如電，初見時嚇人一跳，會誤以為他是哪個監獄裏的逃犯，或是隱藏著的階級敵人。

　　一雙眼睛太居心叵測了，太包藏禍心了。它第一次向我掃射的時候，我渾身打了個冷戰。

　　這就是汪工乙。

　　要命的是我迷上了丁香院。不知是那些孤獨的丁香樹，還是那雜草那亂石，總之我抑製不住地一個人常常走去。這樣，我和汪工乙就有了無數次的目光遭遇。

　　但我們彼此不說話，像啞人那樣，隻用目光做匆匆交流。

　　吳冠生提醒我少去丁香院。他說汪工乙神經有點兒不正常。他父親吊死那年，他用石頭砸破過一個造反派的腦袋，因此蹲了七年監獄，出來就是這個神道道的樣子。他是雕塑院的人，院裏就買了足夠的大理石讓他打磨。一方麵，雕塑家的工作就是與大理石為伴，一方麵，也是為了讓汪工乙有個獨自工作的地方，免得發生意外。所以，實際上丁香院是汪工乙的野外工作室。

　　我實際上是闖入了汪工乙的精神領地。

　　我不知道那些看起來平凡的石頭竟然都是大理石。我一個又一個黃昏坐在草叢裏撫摸它們欣賞它們。我想起米開朗琪羅和羅丹，還有那位為愛而瘋狂的羅丹的情人——女雕塑家卡米爾。

　　一天又一天坐在丁香園草叢裏打磨石頭的汪工乙，他屬於哪類雕塑家？嚴謹的苦行僧式的米開朗琪羅，還是浪漫而缺乏責任心的羅丹，抑或是癡魔瘋迷的卡米爾？

　　就在我反複捉摸他觀察他的時候，他俘獲了我。

　　那天，我正在綠蔭幽幽的石子甬道上行走，心裏充滿剛剛完成一件工作的喜悅——獨立編完了本年度第二期稿件，不僅自己滿意，吳冠生也認為不錯。我雙手插在牛仔裙口袋裏，在三月的黃昏裏悠悠漫步，像所有城市流浪者在黃昏裏的表現那樣——目光遊移、漫不經心，胸中有點兒自由自在的甜蜜。我說過藝術研究院的甬道是曲曲彎彎十分幽深的。這天黃昏，就在幽深的轉彎拐角處，忽然洞開了一扇門。上帝，我在這曲曲彎彎的甬道上走了那麽多次竟然沒有注意到這兒有那麽神秘的一扇門。汪工乙站在門口，海盜般盯視著我，那神氣猶如獵人看著撞到槍口下的獵物。忽然，他大步走過來將我雙手托起，一閃就進了那扇門。

　　整個一聊齋故事。門在身後關上，世界被關在外麵。

　　那一刻，我的感覺一定是十六世紀法蘭德斯畫派大畫家魯本斯筆下加斯托兄弟“劫奪呂西普的女兒”，害怕但不恐懼，緊張但不擔憂，甚至還有種莫名其妙的甜蜜和興奮——被強大擄掠和占有的興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