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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7章 九州同愾討國賊！英烈血沃天安門(9)
在西齋和北京大學第二院大門口以及人行道兩旁，貼滿了紅紅綠綠的標語。如：“堅決拒絕八國最後通牒！”“廢除不平等條約！”“廢除辛醜條約！”“打倒帝國主義！”等等。
當時北大同學，除了極少數受了個別教授的影響，主張專門讀書以外，大部分同學有的接受了中國共產黨的教育，有的雖不十分關心政治，但從這次最後通牒事件看到個人不能安心讀書，國家前途異常危險，也想通過遊行請願伸張民氣，所以當這一遊行請願的決議傳播以後，絕大多數同學都興奮異常，積極準備參加。
我看到通告以後，心裏非常激動，決定第二天去參加集會請願。隨即到西齋閱報室去看報，想從報紙上得到更多的消息。在閱報室遇到李家珍同學，便邀他到我的寢室談談。
李家珍是湖南醴陵人，21歲，和我同在預科讀書。他個子瘦長，說話帶著一口醴陵腔，態度活潑和藹。
我說：“明天請願，我們一塊兒去。”李家珍說：“你身體不好，不要去吧，要走很遠的路。”同屋的張常春同學也勸我：“春天了，不要太累，怕吐血病複發。”我想了一會，堅決地說：“不要緊，明天一定去。”李家珍沉痛地說：“帝國主義實在欺人太甚！在這個緊要關頭，參加遊行請願，當然是應該的！”張常春接著說：“在家裏也是坐不住的，明天我們一塊兒去！”
談了一會，李家珍起身要走，我陪他走到房外。宿舍的人行道上三五成群，有的手裏拿著小旗，有的口裏唱著歌曲，都在為第二天遊行請願作準備。人行道兩旁的標語增多了，如：“實行對日經濟絕交！”“反對帝國主義挑撥中國內戰！”等等。
我回到寢室，和張常春約好，早睡早起。但睡下以後，心裏卻在翻騰。想著國家前途危險，或許政府可能接受群眾要求，拒絕最後通牒，那末，自己就算盡了一個公民的責任。想起看到的許多標語，便又起床穿衣，拿了一張白紙寫上兩條“讀書不忘救國”的標語。
第二天，天蒙蒙亮，我就起床了。東方一片紅，沒有風。我洗完臉，就拿著標語到西齋傳達室要了一些漿糊，貼了一張在西齋大門口。走到第二院，紅門上已經貼滿了，我隻好把我寫的標語貼在大禮堂外麵的柱上。
吃完早飯，我便和張常春一道去找李家珍。李家珍說：“我們去買幾個麵包帶著，請願可能要到下午才能結束。”我們買了麵包，便一同走向第一院操場。沿途遇到好幾群同學，都是到第一院操場去集合的。
操場上已經站了很多人。紅豔豔的太陽，照在紅樓的玻璃窗上，閃閃發光。等了一會，同學們幾乎到齊了，郭春濤代表學生自治會講話。他說：“請願是愛國的行動，愛國是青年的義務，也是青年的權利。中國有句古話：‘皮之不存，毛將焉附？’‘覆巢之下無完卵’，個人離開國家，是不可能生存的。”他勉勵大家聽指揮，守秩序；要堅持到底，不要單獨行動。然後在一個同學的領導下，把那天的口號喊了一遍。一個個拳頭向上高舉，一雙雙眼睛表達了無比的憤怒。在國旗和校旗的引導下，隊伍浩浩蕩蕩地向天安門進發。
天安門廣場北麵，臨時搭了一座主席台。中間掛著孫中山先生的遺像，交叉著兩麵國旗。旁邊是孫中山撰書的對聯：“革命尚未成功，同誌仍須努力。”台前橫掛著一幅紅布，上麵寫著“北京各界堅決反對八國最後通牒示威大會”。北京大學的隊伍站在最前排。不一會，工會、商會和學校的隊伍陸續到齊。會場上萬頭攢動，旗幟招展，大家麵對著古老的天安門城樓，精神煥發，情緒激昂。
主席台上宣布開會。首先由中俄大學校長徐謙講話。他報告了集會的意義，接著說：“八國最後通牒支援奉係軍閥，助長中國內亂。它借口維護《辛醜條約》，但它的苛刻程度，又遠遠超過《辛醜條約》。它要求雙方停止戰事和撤除障礙，實際上就是要我們打開大門，讓日本帝國主義把奉係軍閥引了進來，並且隻許他們打人，不許我們還手，《辛醜條約》哪有這樣的規定！我們要求政府堅決拒絕最後通牒，還要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他的話音剛落，就響起了“打倒帝國主義！”“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等驚天動地的口號聲。
接著由北京大學教務長顧兆熊和北京大學教授李大釗同誌講話。李大釗同誌分析了日、英等帝國主義者提出最後通牒的卑鄙目的，然後說：“現在和《辛醜條約》時代已經截然不同，中華民族是有英勇抵抗外患曆史的民族，帝國主義者永遠不能滅亡中國。但是，我們要救中國，就要奮鬥，要革命。”在他們講話以後，震耳欲聾的口號聲經久不息。
出發請願了。在示威大會旗幟引導下，北京大學學生走在最前列。其次是師範大學、女子師範大學、清華大學、中俄大學、中法大學、北京法政大學、北京工業大學、北京農業大學等等。後麵有北京市總工會和北京市總商會的旗幟。北京各私立大學，如朝陽、民國、中國、平民等大學以及各中等學校的學生緊跟在後麵。浩浩蕩蕩的隊伍，邁著整齊的步伐，從天安門沿東長安街東進，到東單牌樓折向北行。沿途有人散發全國總工會和全國學生聯合會的傳單。“打倒帝國主義”等口號聲高響入雲，前後呼應。除了唱《國際歌》外，還唱著當時流行的一首歌曲《打倒列強》：“打倒列強！打倒列強！除軍閥！除軍閥！國民革命成功！國民革命成功！除漢奸！除漢奸！”歌聲雄壯，與口號聲互相配合，此起彼落。鐵臂高舉，旌旗蔽空。當隊伍經過扶桑館（當時的日本僑民宿舍）門口時，大家走得特別慢，幾乎是停了下來。“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對日經濟絕交！”口號聲像巨雷一樣隆隆不斷。
大隊到了鐵獅子胡同執政府門前，遠遠望見那並排三座紅漆大門都已緊閉，全副武裝的衛士分作十餘層排列在大門外。李家珍紅著臉說：“奇怪！難道不讓我們進去，還把我們當敵人嗎？”這時大隊繼續前進，從執政府東麵鐵門進去，走到執政府大門外操場上停下來，和衛士們麵對麵站著。後麵的隊伍操場容不下，就停在鐵門外大街上。
大會主席團向衛士長交涉，要他們開門讓我們的隊伍進去，並請段祺瑞和賈德耀出來跟群眾見麵。回答是：“段執政和賈總理都因公到天津去了。大家都回去，明天派代表來。”這時群眾情緒異常激昂。李家珍急得頓腳說：“豈有此理，真是老奸巨猾！”突然有人高聲喊了一句，“見不到段祺瑞，大家回去不回去？”雷一般的聲音回答：“堅決不回去！”“段祺瑞快出來！”
忽然哨聲響了，接著響起了槍聲。有人喊：“不要怕，是空槍！”李家珍也說：“不怕，不敢打人！”但我們還是跟著大家一起向後轉，旁邊一個男青年忽然倒下了，一看子彈從頸項穿過，鮮血直流！這時槍聲很緊，李大釗同誌站在人叢中間，雙手向兩旁揮動，口裏大聲喊：“趕快走開！快到操場外麵去！”我和張常春、李家珍一道往大門對麵（即操場南麵）的房子裏跑（後來才知道這裏是馬圈），人們擁擠，簡直是被抬著走的。我的一隻鞋被人踏脫了，蹲下去拔鞋，起身後被人擠到一邊，張常春和李家珍兩人都不見了。越過門廊，南麵有幾條巷道，我被擠著往中間一條巷道走去。轉了一個彎，靠牆站了許多人，張常春也在那裏，跑過來握著我的手，要我靠牆蹲下。我問他：“李家珍呢？”他說：“不知道，一擠就不見了！”那時，巷道裏已經擠滿了人，後麵還有許多人陸續擠進來，我隻好和張常春一起蹲下。槍聲仍然很緊，子彈打在瓦上，和雨點一般，叮當作響。我想：“今天不知死傷多少人！”又掛念李家珍，心裏非常難過。
過了一會，槍聲停了。我們正準備出去，忽然闖進來一隊衛士，端著安上刺刀的槍，指向我們，喝問：“你們來幹什麽？”沒有人回答。一個衛士收了槍，從我身旁走過去，在一個中年人麵前停下，又把槍指向他，喝問：“你是幹什麽的？”那中年人回答：“來看熱鬧的。”那衛士收了槍，一個嘴巴打過去，口裏說：“把皮帽子摘下來！”“把眼鏡取下來！”就這樣，那一隊衛士各找穿著較好的人要東西，我和張常春跟著其他一些人，便趁這個機會，跑出馬圈。走過門廊時，又有十幾個衛士，掮著槍，手拿木棍，排列成行，攔住去路，用木棍向跑過的人群亂打。群眾魚貫而出，跑得很快，我的頭部被打了一棍，張常春的右手被打了一棍。走過操場時，看到橫著幾具屍體，卻都不認識。
通過操場，跑到鐵門邊，被一道六七尺高，一丈多寬的人牆攔住了。我睜開眼向人牆一看，裏麵橫七豎八地躺著一些男、女青年和小孩，最底層還有自行車。有的人還在掙紮，有的人已經不能動彈了。呻吟、喊叫的聲音從裏麵斷斷續續地傳了出來，慘不忍聞。有人像登山一樣，從人牆上爬過去，氣力小的，還沒有爬出這道人牆，腳踩在人縫裏，拔不出來，就被人壓倒在下麵了。我望望張常春說：“出不了這個門，索性等一會再說。”這時，我校一個愛好足球的黃某（忘記了他的名字），忽然跑過來對我說：“來，我拉你出去。”他跳在人牆上，用手把我和張常春先後拉了出去。
鐵門外大街上橫躺著幾具屍體，鮮血一攤一攤的，行人絕跡。我們三人急急忙忙步行回校。到了第二院門口，看見圍了一堆人，正在談論什麽事，他們聽說我們受了傷，都走攏來問長問短。我問：“李家珍回來沒有？”大家都說沒有看見。
我無精打采地走回寢室，和衣倒在床上。一個同學給我送來紅藥水，我起來搽了一點。張常春邀我去吃飯，我也無心去吃，似睡非睡地躺了許久。大約下午5點鍾時，張常春匆匆忙忙從外麵進來，把我叫醒，說：“這次死傷好幾百人，我校也死了三個同學，聽說有李家珍！屍體抬回來了，放在第三院！”
這真是晴天霹靂！李家珍果真犧牲了嗎？我將信將疑，拉著張常春就往第三院跑。在第三院大禮堂裏，站了許多人，我擠向前一看，果然並排停放著三具屍體，左麵一具就是李家珍。他的臉色慘白，眼睛閉著，手握著拳頭；胸前長袍上穿了一個洞，旁邊的棉花都燒焦了！我一陣心酸，不覺流下了眼淚。
慘案發生後的第二天，天陰沉沉的，從上午10點鍾起飄起了雪花，整個北京城為一片陰森悲慘的氣氛所籠罩。學校無形中停課，同學們彼此見麵，所談的都是慘案經過和死者的善後問題。有的說，這次慘案是段祺瑞、賈德耀等事先策劃的，死傷的都是純潔無辜的青年群眾。有一個小學生周正銘，隻14歲，被打得爛醬如泥。女師大的劉和珍、楊德群相繼被殺，張靜淑也中了四彈。楊德群中彈後還能坐起來，竟被一個衛士在她的頭部及胸部猛擊兩棍，當即死掉！有的說，有的屍體當天晚上衣服都被衛士剝光了。
‘三一八’慘案死難烈士追悼大會在北大舉行，會開得特別莊嚴壯烈。因有他校師生及工人、市民前來參加，便在大禮堂邊操場上臨時搭了一座禮台。各界送來大批挽聯、花圈，禮台的前後左右及禮堂四周、整個大院所有高高低低的牆上都掛滿了，但還掛不下，又在第一院操場四周牆上掛滿了，總數約達一萬餘副。各式各樣的傳單和標語遍貼校內和校外，除了慘案前用過的口號，標語外，又添了“鏟除貪官汙吏！”“鏟除賣國軍閥！”“槍斃‘三一八’慘案禍首！”“為三一八死難烈士報仇！”“三一八死難烈士永垂不朽！”等等。
出席追悼大會的人非常多，還不到開會時間，操場上就擠滿了密密麻麻的人群，沒有座位，大家都站著等候開會。當報告慘案經過和宣讀祭文時，有人號啕大哭，有人掩麵而泣！最後喊口號時，全場情緒激昂，引吭高呼，聲震屋瓦！
除北京大學外，其他大學和一部分中等學校也都先後舉行了追悼大會。反動政府畏於群情激憤，隻好裝聾作啞了。
魯迅一段未見諸文字的談話
1926年“三一八”慘案後，北京先後在段祺瑞、張作霖的血腥統治下。各大學學生紛紛離京南下參加北伐軍事活動。我們擔任國民黨北京市黨部工作的一部分同誌，奉北京執行部領導人李大釗（守常）同誌的命令，遷往東交民巷俄國大使館舊兵營，繼續轉入地下活動。5月25日黎明，大釗同誌從俄國大使館住所輕輕走進我們打地鋪的大房間，招呼我跟他去談話。大概是在使館人員住房的樓下小房間裏，電燈未熄。桌上擺著一疊疊的文件。看來他可能徹夜工作，並未休息。他以親切而沉重的語氣說：“世軍同誌，奉軍進駐北京，情況更壞，我們為了保全革命力量，擴大工作範圍，大部分同誌已分散到外地工作。你最遲在今晚或明晨要離開北京，繞道太原、陝北、去蘭州，按照‘二大’會議的指派，成立省級黨組織。”並口頭介紹在蘭州馮玉祥部隊工作的中共黨員宣俠父、錢清泉同誌，要我們密切合作，同時又叮嚀說西安劉鎮華正在圍城，不能通過，必須從北邊繞道。關於成立省級黨組織的人選也作了決定。談話很簡單，送我出門時又說你最好設法在離校（北師大）前，再去仔細檢查有無遺漏的同誌名冊及文件，我告訴他早已檢查銷毀無遺。在離京前，我惟一的希望是去看望魯迅老師，並把打算向他提出的請求和建議也大略告訴了大釗同誌。他同意了，並一再叮嚀注意安全。天已大明，正好下大雨，我借了一把雨傘，遮住頭部，從靠緊營房的烏利洋行後門，避開偵緝人的監視，飛快地鑽進停在門前一輛帶篷的人力車，直奔阜成門內西三條胡同十二號先生住所。我早已考慮好如何應付門前的偵緝隊。下車時雨已停了，我仍然張著傘，隻見門房裏坐著穿灰色大褂的兩個彪形大漢。看大門的工友站在門口，我故意使個眼色大聲問：“劉××在家嗎？”（其實並無此人）因我經常去看望魯迅老師，他明白我的意思，便應聲說：“在家，可能還在房裏，你自己到各房間找找看。”我在正院各房門口東繞西繞，來到西側小院門口，一個箭步跨進魯迅先生的住院。雨後的早晨，小院顯得格外幽靜。我看見魯迅老師（是我在北師大的老師）立在窗前石階上，以慈祥寧靜的神態正凝望著什麽。他經常在寫文章休息時，喜歡站在簷前一株石榴樹下，觀察枝頭的蜘蛛網。我還未來得及落下雨傘，他閃電般的眼睛，已經看到我了。他頭一句話就問我：“你為什麽還沒有走？”我跟他邊往房裏走，他邊問幾個師大和北大同誌的情況。我告以多數都離京南下了，隻有少數幾個和我一同遷往俄國大使館。他顯然流露出不放心的神情。進屋後，他坐在平時寫文章的那隻舊藤椅上，手指著他旁邊的木椅，要我坐下。先生接見我們時多不先說話，隻是凝思默坐。我首先將李大釗同誌安排我們遷往俄國大使館舊兵營及派一部分同誌去外地工作的情況約略匯報了幾句，他注意地問：“守常住在哪裏？”我告以住在俄國大使館的樓內，經常和我們談話，聽同誌們的匯報。他日夜工作，身體稍稍瘦了些。先生麵部出現了不大放心的表情說：“俄國大使館並不安全啊！要他注意。”
當時北大同學，除了極少數受了個別教授的影響，主張專門讀書以外，大部分同學有的接受了中國共產黨的教育，有的雖不十分關心政治，但從這次最後通牒事件看到個人不能安心讀書，國家前途異常危險，也想通過遊行請願伸張民氣，所以當這一遊行請願的決議傳播以後，絕大多數同學都興奮異常，積極準備參加。
我看到通告以後，心裏非常激動，決定第二天去參加集會請願。隨即到西齋閱報室去看報，想從報紙上得到更多的消息。在閱報室遇到李家珍同學，便邀他到我的寢室談談。
李家珍是湖南醴陵人，21歲，和我同在預科讀書。他個子瘦長，說話帶著一口醴陵腔，態度活潑和藹。
我說：“明天請願，我們一塊兒去。”李家珍說：“你身體不好，不要去吧，要走很遠的路。”同屋的張常春同學也勸我：“春天了，不要太累，怕吐血病複發。”我想了一會，堅決地說：“不要緊，明天一定去。”李家珍沉痛地說：“帝國主義實在欺人太甚！在這個緊要關頭，參加遊行請願，當然是應該的！”張常春接著說：“在家裏也是坐不住的，明天我們一塊兒去！”
談了一會，李家珍起身要走，我陪他走到房外。宿舍的人行道上三五成群，有的手裏拿著小旗，有的口裏唱著歌曲，都在為第二天遊行請願作準備。人行道兩旁的標語增多了，如：“實行對日經濟絕交！”“反對帝國主義挑撥中國內戰！”等等。
我回到寢室，和張常春約好，早睡早起。但睡下以後，心裏卻在翻騰。想著國家前途危險，或許政府可能接受群眾要求，拒絕最後通牒，那末，自己就算盡了一個公民的責任。想起看到的許多標語，便又起床穿衣，拿了一張白紙寫上兩條“讀書不忘救國”的標語。
第二天，天蒙蒙亮，我就起床了。東方一片紅，沒有風。我洗完臉，就拿著標語到西齋傳達室要了一些漿糊，貼了一張在西齋大門口。走到第二院，紅門上已經貼滿了，我隻好把我寫的標語貼在大禮堂外麵的柱上。
吃完早飯，我便和張常春一道去找李家珍。李家珍說：“我們去買幾個麵包帶著，請願可能要到下午才能結束。”我們買了麵包，便一同走向第一院操場。沿途遇到好幾群同學，都是到第一院操場去集合的。
操場上已經站了很多人。紅豔豔的太陽，照在紅樓的玻璃窗上，閃閃發光。等了一會，同學們幾乎到齊了，郭春濤代表學生自治會講話。他說：“請願是愛國的行動，愛國是青年的義務，也是青年的權利。中國有句古話：‘皮之不存，毛將焉附？’‘覆巢之下無完卵’，個人離開國家，是不可能生存的。”他勉勵大家聽指揮，守秩序；要堅持到底，不要單獨行動。然後在一個同學的領導下，把那天的口號喊了一遍。一個個拳頭向上高舉，一雙雙眼睛表達了無比的憤怒。在國旗和校旗的引導下，隊伍浩浩蕩蕩地向天安門進發。
天安門廣場北麵，臨時搭了一座主席台。中間掛著孫中山先生的遺像，交叉著兩麵國旗。旁邊是孫中山撰書的對聯：“革命尚未成功，同誌仍須努力。”台前橫掛著一幅紅布，上麵寫著“北京各界堅決反對八國最後通牒示威大會”。北京大學的隊伍站在最前排。不一會，工會、商會和學校的隊伍陸續到齊。會場上萬頭攢動，旗幟招展，大家麵對著古老的天安門城樓，精神煥發，情緒激昂。
主席台上宣布開會。首先由中俄大學校長徐謙講話。他報告了集會的意義，接著說：“八國最後通牒支援奉係軍閥，助長中國內亂。它借口維護《辛醜條約》，但它的苛刻程度，又遠遠超過《辛醜條約》。它要求雙方停止戰事和撤除障礙，實際上就是要我們打開大門，讓日本帝國主義把奉係軍閥引了進來，並且隻許他們打人，不許我們還手，《辛醜條約》哪有這樣的規定！我們要求政府堅決拒絕最後通牒，還要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他的話音剛落，就響起了“打倒帝國主義！”“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等驚天動地的口號聲。
接著由北京大學教務長顧兆熊和北京大學教授李大釗同誌講話。李大釗同誌分析了日、英等帝國主義者提出最後通牒的卑鄙目的，然後說：“現在和《辛醜條約》時代已經截然不同，中華民族是有英勇抵抗外患曆史的民族，帝國主義者永遠不能滅亡中國。但是，我們要救中國，就要奮鬥，要革命。”在他們講話以後，震耳欲聾的口號聲經久不息。
出發請願了。在示威大會旗幟引導下，北京大學學生走在最前列。其次是師範大學、女子師範大學、清華大學、中俄大學、中法大學、北京法政大學、北京工業大學、北京農業大學等等。後麵有北京市總工會和北京市總商會的旗幟。北京各私立大學，如朝陽、民國、中國、平民等大學以及各中等學校的學生緊跟在後麵。浩浩蕩蕩的隊伍，邁著整齊的步伐，從天安門沿東長安街東進，到東單牌樓折向北行。沿途有人散發全國總工會和全國學生聯合會的傳單。“打倒帝國主義”等口號聲高響入雲，前後呼應。除了唱《國際歌》外，還唱著當時流行的一首歌曲《打倒列強》：“打倒列強！打倒列強！除軍閥！除軍閥！國民革命成功！國民革命成功！除漢奸！除漢奸！”歌聲雄壯，與口號聲互相配合，此起彼落。鐵臂高舉，旌旗蔽空。當隊伍經過扶桑館（當時的日本僑民宿舍）門口時，大家走得特別慢，幾乎是停了下來。“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對日經濟絕交！”口號聲像巨雷一樣隆隆不斷。
大隊到了鐵獅子胡同執政府門前，遠遠望見那並排三座紅漆大門都已緊閉，全副武裝的衛士分作十餘層排列在大門外。李家珍紅著臉說：“奇怪！難道不讓我們進去，還把我們當敵人嗎？”這時大隊繼續前進，從執政府東麵鐵門進去，走到執政府大門外操場上停下來，和衛士們麵對麵站著。後麵的隊伍操場容不下，就停在鐵門外大街上。
大會主席團向衛士長交涉，要他們開門讓我們的隊伍進去，並請段祺瑞和賈德耀出來跟群眾見麵。回答是：“段執政和賈總理都因公到天津去了。大家都回去，明天派代表來。”這時群眾情緒異常激昂。李家珍急得頓腳說：“豈有此理，真是老奸巨猾！”突然有人高聲喊了一句，“見不到段祺瑞，大家回去不回去？”雷一般的聲音回答：“堅決不回去！”“段祺瑞快出來！”
忽然哨聲響了，接著響起了槍聲。有人喊：“不要怕，是空槍！”李家珍也說：“不怕，不敢打人！”但我們還是跟著大家一起向後轉，旁邊一個男青年忽然倒下了，一看子彈從頸項穿過，鮮血直流！這時槍聲很緊，李大釗同誌站在人叢中間，雙手向兩旁揮動，口裏大聲喊：“趕快走開！快到操場外麵去！”我和張常春、李家珍一道往大門對麵（即操場南麵）的房子裏跑（後來才知道這裏是馬圈），人們擁擠，簡直是被抬著走的。我的一隻鞋被人踏脫了，蹲下去拔鞋，起身後被人擠到一邊，張常春和李家珍兩人都不見了。越過門廊，南麵有幾條巷道，我被擠著往中間一條巷道走去。轉了一個彎，靠牆站了許多人，張常春也在那裏，跑過來握著我的手，要我靠牆蹲下。我問他：“李家珍呢？”他說：“不知道，一擠就不見了！”那時，巷道裏已經擠滿了人，後麵還有許多人陸續擠進來，我隻好和張常春一起蹲下。槍聲仍然很緊，子彈打在瓦上，和雨點一般，叮當作響。我想：“今天不知死傷多少人！”又掛念李家珍，心裏非常難過。
過了一會，槍聲停了。我們正準備出去，忽然闖進來一隊衛士，端著安上刺刀的槍，指向我們，喝問：“你們來幹什麽？”沒有人回答。一個衛士收了槍，從我身旁走過去，在一個中年人麵前停下，又把槍指向他，喝問：“你是幹什麽的？”那中年人回答：“來看熱鬧的。”那衛士收了槍，一個嘴巴打過去，口裏說：“把皮帽子摘下來！”“把眼鏡取下來！”就這樣，那一隊衛士各找穿著較好的人要東西，我和張常春跟著其他一些人，便趁這個機會，跑出馬圈。走過門廊時，又有十幾個衛士，掮著槍，手拿木棍，排列成行，攔住去路，用木棍向跑過的人群亂打。群眾魚貫而出，跑得很快，我的頭部被打了一棍，張常春的右手被打了一棍。走過操場時，看到橫著幾具屍體，卻都不認識。
通過操場，跑到鐵門邊，被一道六七尺高，一丈多寬的人牆攔住了。我睜開眼向人牆一看，裏麵橫七豎八地躺著一些男、女青年和小孩，最底層還有自行車。有的人還在掙紮，有的人已經不能動彈了。呻吟、喊叫的聲音從裏麵斷斷續續地傳了出來，慘不忍聞。有人像登山一樣，從人牆上爬過去，氣力小的，還沒有爬出這道人牆，腳踩在人縫裏，拔不出來，就被人壓倒在下麵了。我望望張常春說：“出不了這個門，索性等一會再說。”這時，我校一個愛好足球的黃某（忘記了他的名字），忽然跑過來對我說：“來，我拉你出去。”他跳在人牆上，用手把我和張常春先後拉了出去。
鐵門外大街上橫躺著幾具屍體，鮮血一攤一攤的，行人絕跡。我們三人急急忙忙步行回校。到了第二院門口，看見圍了一堆人，正在談論什麽事，他們聽說我們受了傷，都走攏來問長問短。我問：“李家珍回來沒有？”大家都說沒有看見。
我無精打采地走回寢室，和衣倒在床上。一個同學給我送來紅藥水，我起來搽了一點。張常春邀我去吃飯，我也無心去吃，似睡非睡地躺了許久。大約下午5點鍾時，張常春匆匆忙忙從外麵進來，把我叫醒，說：“這次死傷好幾百人，我校也死了三個同學，聽說有李家珍！屍體抬回來了，放在第三院！”
這真是晴天霹靂！李家珍果真犧牲了嗎？我將信將疑，拉著張常春就往第三院跑。在第三院大禮堂裏，站了許多人，我擠向前一看，果然並排停放著三具屍體，左麵一具就是李家珍。他的臉色慘白，眼睛閉著，手握著拳頭；胸前長袍上穿了一個洞，旁邊的棉花都燒焦了！我一陣心酸，不覺流下了眼淚。
慘案發生後的第二天，天陰沉沉的，從上午10點鍾起飄起了雪花，整個北京城為一片陰森悲慘的氣氛所籠罩。學校無形中停課，同學們彼此見麵，所談的都是慘案經過和死者的善後問題。有的說，這次慘案是段祺瑞、賈德耀等事先策劃的，死傷的都是純潔無辜的青年群眾。有一個小學生周正銘，隻14歲，被打得爛醬如泥。女師大的劉和珍、楊德群相繼被殺，張靜淑也中了四彈。楊德群中彈後還能坐起來，竟被一個衛士在她的頭部及胸部猛擊兩棍，當即死掉！有的說，有的屍體當天晚上衣服都被衛士剝光了。
‘三一八’慘案死難烈士追悼大會在北大舉行，會開得特別莊嚴壯烈。因有他校師生及工人、市民前來參加，便在大禮堂邊操場上臨時搭了一座禮台。各界送來大批挽聯、花圈，禮台的前後左右及禮堂四周、整個大院所有高高低低的牆上都掛滿了，但還掛不下，又在第一院操場四周牆上掛滿了，總數約達一萬餘副。各式各樣的傳單和標語遍貼校內和校外，除了慘案前用過的口號，標語外，又添了“鏟除貪官汙吏！”“鏟除賣國軍閥！”“槍斃‘三一八’慘案禍首！”“為三一八死難烈士報仇！”“三一八死難烈士永垂不朽！”等等。
出席追悼大會的人非常多，還不到開會時間，操場上就擠滿了密密麻麻的人群，沒有座位，大家都站著等候開會。當報告慘案經過和宣讀祭文時，有人號啕大哭，有人掩麵而泣！最後喊口號時，全場情緒激昂，引吭高呼，聲震屋瓦！
除北京大學外，其他大學和一部分中等學校也都先後舉行了追悼大會。反動政府畏於群情激憤，隻好裝聾作啞了。
魯迅一段未見諸文字的談話
1926年“三一八”慘案後，北京先後在段祺瑞、張作霖的血腥統治下。各大學學生紛紛離京南下參加北伐軍事活動。我們擔任國民黨北京市黨部工作的一部分同誌，奉北京執行部領導人李大釗（守常）同誌的命令，遷往東交民巷俄國大使館舊兵營，繼續轉入地下活動。5月25日黎明，大釗同誌從俄國大使館住所輕輕走進我們打地鋪的大房間，招呼我跟他去談話。大概是在使館人員住房的樓下小房間裏，電燈未熄。桌上擺著一疊疊的文件。看來他可能徹夜工作，並未休息。他以親切而沉重的語氣說：“世軍同誌，奉軍進駐北京，情況更壞，我們為了保全革命力量，擴大工作範圍，大部分同誌已分散到外地工作。你最遲在今晚或明晨要離開北京，繞道太原、陝北、去蘭州，按照‘二大’會議的指派，成立省級黨組織。”並口頭介紹在蘭州馮玉祥部隊工作的中共黨員宣俠父、錢清泉同誌，要我們密切合作，同時又叮嚀說西安劉鎮華正在圍城，不能通過，必須從北邊繞道。關於成立省級黨組織的人選也作了決定。談話很簡單，送我出門時又說你最好設法在離校（北師大）前，再去仔細檢查有無遺漏的同誌名冊及文件，我告訴他早已檢查銷毀無遺。在離京前，我惟一的希望是去看望魯迅老師，並把打算向他提出的請求和建議也大略告訴了大釗同誌。他同意了，並一再叮嚀注意安全。天已大明，正好下大雨，我借了一把雨傘，遮住頭部，從靠緊營房的烏利洋行後門，避開偵緝人的監視，飛快地鑽進停在門前一輛帶篷的人力車，直奔阜成門內西三條胡同十二號先生住所。我早已考慮好如何應付門前的偵緝隊。下車時雨已停了，我仍然張著傘，隻見門房裏坐著穿灰色大褂的兩個彪形大漢。看大門的工友站在門口，我故意使個眼色大聲問：“劉××在家嗎？”（其實並無此人）因我經常去看望魯迅老師，他明白我的意思，便應聲說：“在家，可能還在房裏，你自己到各房間找找看。”我在正院各房門口東繞西繞，來到西側小院門口，一個箭步跨進魯迅先生的住院。雨後的早晨，小院顯得格外幽靜。我看見魯迅老師（是我在北師大的老師）立在窗前石階上，以慈祥寧靜的神態正凝望著什麽。他經常在寫文章休息時，喜歡站在簷前一株石榴樹下，觀察枝頭的蜘蛛網。我還未來得及落下雨傘，他閃電般的眼睛，已經看到我了。他頭一句話就問我：“你為什麽還沒有走？”我跟他邊往房裏走，他邊問幾個師大和北大同誌的情況。我告以多數都離京南下了，隻有少數幾個和我一同遷往俄國大使館。他顯然流露出不放心的神情。進屋後，他坐在平時寫文章的那隻舊藤椅上，手指著他旁邊的木椅，要我坐下。先生接見我們時多不先說話，隻是凝思默坐。我首先將李大釗同誌安排我們遷往俄國大使館舊兵營及派一部分同誌去外地工作的情況約略匯報了幾句，他注意地問：“守常住在哪裏？”我告以住在俄國大使館的樓內，經常和我們談話，聽同誌們的匯報。他日夜工作，身體稍稍瘦了些。先生麵部出現了不大放心的表情說：“俄國大使館並不安全啊！要他注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