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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6章 九州同愾討國賊！英烈血沃天安門(8)
槍聲停止後，我等了四五分鍾，將門輕輕打開，向外衝了出去。隻見小院裏和廣場上橫七豎八地躺著許多被打死打傷的學生，那些士兵都在忙著搜取死者、傷者的錢包、手表、眼鏡，連氈帽、圍巾也在所不免。有兩個士兵由廣場上拖著一個學生屍體進入小院，一個拖著左腳，一個拖著右腳，可能也是為了“打財喜”。我由他們身旁跑過，他們也沒管我。
回到學校，知道同班的四川同學李如錦的腿被打斷了，被送進協和醫院。範士融一直沒有回來。學生會在死者名單中清查，打電話到收容受傷同學的各醫院詢問，也到有關的地方去找尋，忙了一整夜，仍查不到範士融的下落。第二天一早，天下起雪來。我和範士融的幾個同班同學到執政府停屍的場地尋找。幾十具棺材停放在東北角的院子裏（這院子和有馬廄的院子有些相似），有衛兵把守。棺木蓋上都用粉筆寫著死者的姓名。當時大學生中幾乎人人身上都帶有名片，死者的姓名也許就是根據名片寫下來的。我們把每具棺木都看過，仍找不到範士融的名字。後來在一口寫著別人姓名的棺蓋下，發現死者所穿長衫的衣角露在外麵，我們認出這是範士融所穿的衣服。我們再三說明理由，取得衛兵的同意後，揭開棺蓋一看，果然是範士融。他是被子彈擊中頭部死去的。
段祺瑞對無辜學生施行殘酷的大屠殺，是有預謀有計劃的，射殺學生也是有重點有目標的。比如，站在石獅子上傳話的那個同學，是個突出的目標，所以槍聲一響，他就被擊中。範士融站在北京師範大學隊伍的前麵，手執小旗，自然也就成了射擊的目標。當天參加遊行示威的女同學不少，而犧牲的數人都是有特點的。比如女師大的劉和珍，是剪了發辮的（當時剪去發辮的女同學為數不多），也就成了反動派射殺目標之一。
從我親身經曆的“三一八”慘案的現場情況看來，我認為《文史資料選輯》第三輯楚溪春寫的《“三一八”慘案親曆記》有以下幾點不符事實：
第一，那天參加請願的學生，不但都是赤手空拳，而且秩序很好，楚文轉述上尉軍械員邱霖所說“學生拿著帶鐵頭的木棒打士兵的頭”，顯然是捏造。
第二，我所照的那張衛隊和學生隊伍對峙的照片清楚地證明，麵對學生隊伍的衛隊，排排都是肩荷子彈帶、手持步槍，並不是如楚文所說的那樣，隻有“後幾排的士兵才許帶武器”。
第三，慘案中被打死的學生共47人，受傷的200餘人，這是有記載可查的，何以楚溪春在慘案發生後進入現場時隻看到“十幾個學生被打倒”，令人不解。
第四，當時共產黨的組織並沒有公開。楚文所說的“一大捆寫著‘中國共產黨北方執行委員會’的紙旗子”不可能是事實。據於樹德先生回憶，當時中國共產黨在北方的組織稱“中共中央北方區黨委”，國民黨在北京設“中央執行委員會北京執行部”，根本沒有“中國共產黨北方執行委員會”這個名稱。
一場預謀的屠殺
“三一八”慘案的曆史背景
“三一八”慘案發生於1926年3月18日北京鐵獅子胡同執政府門前，是段執政（祺瑞）對請願學生的一次大屠殺。它是五四運動以後無數次慘案中的一個。事情的起因和經過是這樣的。
1924年第二次直奉戰爭中，馮玉祥發動政變，與張作霖合作，共推安福係首領段祺瑞為執政，繼續軍閥統治。當時直係軍閥吳佩孚退居武漢，自稱十四省聯軍總司令，向馮玉祥所率領的國民軍大舉進攻。繼吳佩孚發動河南戰爭之後，奉係的直魯聯軍也發動了對直隸的進攻。國民軍經苦戰爭奪，穩定了天津的形勢。3月1日，馮軍下令封鎖大沽口，這時各國外交團在十日向段政府提出蠻橫的嚴重抗議，指馮軍封鎖海口為違反《辛醜條約》，要求立即撤除障礙，否則各國將自行采取行動，恢複海口交通。其實馮軍封鎖海口，是因為日本帝國主義的輪船經常為奉魯軍運兵運械，並經常掩護對方艦隊駛入港口，幫助進行內戰。此時，馮軍又提出外國輪船軍艦必須懸掛特種旗幟，通過時間限於白晝，並須接受當地駐軍的嚴密檢查。12日，日本驅逐艦兩艘從旅順開抵大沽口，掩護奉魯艦隊四艘駛入港口，炮台守軍用旗語阻止它們前進。日本軍艦不但置之不理，反向岸上開炮，炮台守軍不得已用步槍還擊，日本軍艦才被迫退往塘沽。在雙方互擊中，日軍、馮軍互有死傷。13日，英、美、法、意、日五國公使召開緊急會議，決定采取共同行動，對付中國。15日，參加《辛醜條約》的八國公使聯合提出最後通牒要求，要使外國船隻在中國海港肆意橫行。
通牒所提各項條件，限於18日正午給滿意之答複，否則各國海軍將采取必要行動。同一天，日本公使單獨提出最後通牒，要求中國政府向日本謝罪，嚴懲守軍軍官，並交付五萬元賠償“損失”。
當時，北京外交部接到通牒後，即開會討論，有的主張提交國際聯盟，有的主張接受。馮軍由於處境不利，希望和平解決，承認《辛醜條約》，撤除海口封鎖，但以遵守對中國內戰嚴守中立為條件。18日，北京外交部正式答複八國公使，表示“對於來文所開各條，已令軍事當局采取適當辦法，希望各國海軍代表與中國軍事當局協商”。
帝國主義公然幫助奉魯軍閥來進攻國民軍，並根據不平等條約，對中國進行武裝幹涉和聯合示威。這一恃強逞凶的舉動，激起了中國人民的極大憤怒。同時，北京段政府軟弱妥協的外交政策，亦引起人民的不滿。17日，北京大學學生開會，通過八項決議。同天，北京各界推舉代表赴執政府請願，要求駁斥八國通牒，勿為武力所屈服。當時請願代表曾與執政府衛隊發生衝突，代表被打傷多人，因此大家更加憤慨，決定於次日舉行大規模運動，把鬥爭堅持下去。下麵是我親身經曆的見聞。
天安門大會反對八國通牒
1926年3月17日夜，清華大學（當時稱清華學校）學生會召集全體學生在大禮堂開會，決定於18日全體進城，參加在北京天安門舉行的北京市民反對八國通牒國民大會。18日晨，清華學生300餘人由清華園車站搭火車進城，整隊前往天安門參加大會。大會在上午10時開始，開會後才知道要參加遊行並到執政衙門請願。因十七日段祺瑞的衛隊曾把前往請願的代表刺傷，開會時還拿出血衣叫大家看，因此參加會議的人更加憤慨。這時徐謙在天安門講台上講話，他大聲說：“不要怕，段執政的衛隊換了，今天在執政府把門的是國民軍，大家去吧！不要怕！”大會最後通過了幾項決議：
1.電促全國民眾一致反對提出最後通牒的八國；
2.電請全世界弱小民族一致反對帝國主義；
3.請段政府駁斥八國通牒；
4.驅逐八國公使出境；
5.督促國民軍為反對帝國主義而戰；
6.組織北京市民反帝大同盟。
遊行示威
通過決議之後，即整隊遊行，參加遊行示威的學生約2000人。浩浩蕩蕩，由東長安街向鐵獅子胡同執政府行進，沿途高呼“反對八國通牒！”“鞏固大沽國防！”“反對日艦援助奉軍上陸！”“打倒帝國主義！”“取消不平等條約”等口號，並高唱“打倒列強”的革命歌曲。我和清華同班同學黃瑞雲在行列中走了一段路程之後，因想看整個遊行隊伍而離開清華行列向前行進，直至走到遊行隊伍的最前麵。當時各校遊行學生所持的紙旗均係在細竹竿上，俄文專修學校（當時簡稱俄專）學生所持的標語旗子則係在相當粗的木棍上，還看到先一天（3月17日）被段執政衛隊所傷的請願代表的血衣挑在遊行隊伍的前麵。
遊行隊伍走近鐵獅子胡同時，逐漸分散了一些，最後（下午1時20分左右）由鐵獅子胡同東麵進入段執政衙門圍牆內的有三四百人。我和黃瑞雲同學因搶行在遊行隊伍前麵，因而最先進入圍牆之內，最先到段執政府的大門口。
衛隊慘殺請願學生
我剛進入圍牆，即見段執政府大門口站著一連衛隊，列成橫隊，一字兒排開，每排的排長站在排頭，連長站在全連中央前麵約五六步之處。該連士兵每人有三件武器，一為馬槍（短步槍），一為盒子炮，一為長二尺許、刃寬一寸多的劍。排、連長則隻帶軍刀、盒子炮，此外還各帶口哨一枚。
當衛隊看到遊行隊伍的頭一個人進入圍牆之後，連長即發出“注意”的口令，當時全連士兵即由稍息轉為立正姿勢，同時即將寬刃劍筆直地豎起來，並打開盒子炮的外殼，將槍插在腹前皮腰帶中。
我在進入圍牆之後，走到衛隊前麵，緊挨著士兵，再三觀察他們所持的三件武器。當時我覺得所有的衛隊人員的麵孔都繃得緊緊的，兩眼向前直觀，對進來的遊行隊伍像無動於衷，麵孔上毫無表情。
隨後進來的人越來越多。有一學生走到一排衛隊前麵，對著一個衛隊問道：“你們為什麽不到大沽口去援助國民軍？”回答說：“我們是衛隊，我們有我們的責任，怎麽能隨便到大沽去？”接著那個學生操著南方口音，大聲地斥責說：“你們是走狗的走狗！”那衛隊便繃著臉，不吭氣。
遊行隊伍都進入圍牆後，人們便聚集在執政府大門口東側的石獅子附近。當時群眾代表要求麵見段祺瑞，但衛隊緊閉大門，不許進入，也不準見段，於是群眾憤怒地高呼口號。忽然聽到衛隊連長下命令說：“準備！”衛隊士兵就一同端起馬槍，拉開槍栓，裝好子彈。連長一聲命令“放！”士兵便向圍牆內的群眾射擊。射擊的時候，連長不斷吹哨子，哨音一停，射擊便隨之停止，哨音再一響，便又射擊起來。這樣時停時放，進行了約十分鍾之久。
我在射擊開始的一刹那，還以為是放空槍，但是當我看到圍牆頂上的瓦片紛紛地被打下來，不少學生的衣服上染上鮮血的時候，才猛然省悟到這是實彈殺人了。這時我看到圍牆內的群眾已開始跑開，我發現圍牆的西麵有一門（通向鐵獅子胡同的西頭），便由該門向外跑。但當我跑到門口時，被奪門而走的群眾擠倒，不但我身下有人，而且身上也壓了許多人。經過極力掙紮，終於爬起來逃出門來。在逃出門後，我曾回頭向圍牆內瞅了一下，但見塵土飛揚，衛隊正手持木棒或衛劍向尚未脫險的群眾追逐砍殺。
我逃出圍牆西門，進入東西向的鐵獅子胡同時，本以為這就脫險了，孰料在該胡同內的海軍衙門和要人公館門口，已經預先築好半人高的射擊掩體，士兵憑借工事向通過的群眾射擊。群眾聽到槍聲，便倒伏在地上不動，等到射擊停止，不約而同地立起向前快跑。槍聲均來自胡同北麵，時斷時續。
我隨著群眾在胡同內跑時，不知此胡同它有多長，是死胡同還是活胡同，最後跑到胡同的西端，再往前走，便進入南北向的王府井大街了。
回校後才知道清華學生魏傑三被當場打死，同班同學丁緒淮重傷被送往協和醫院。經醫院檢查，子彈頭打入肺內，因他身體虛弱不能開刀取出。我們到協和醫院為他輸血的時候，又看到因重傷而死於醫院中的共六人。魏傑三烈士葬於清華大學工字廳北麵荷花池畔假山鬆林的西北隅，並由清華大學為之立大理石紀念碑一座，上書“魏傑三烈士之墓”，以資紀念。
段政府製造慘案的預謀
段祺瑞鎮壓學生愛國運動，竟歪曲真相，抵賴罪行。當天段執政的國務院發出通電，誣蔑請願者組織敢死隊衝鋒前進，擊死憲兵一人，傷警廳稽查及警察各一人、衛隊多名，當場奪獲手槍數枝。
3月19日，段又命令通緝李大釗、徐謙、李煜瀛、易培基、顧兆熊五人，誣稱“以共產黨執行委員名義，率領暴徒數百人，闖襲國務院，潑灌火油，拋擲炸彈，手持木棒，眾毆軍警”。
當年清華大學體育部國術教員李劍秋先生因國術關係，與當年段祺端衛隊中人有舊誼。他在慘案發生後進城時，曾親到他們那裏坐過。當時衛隊中人告知李先生有關慘殺學生的一些內部消息，就我記憶所及，敘述如下：
段祺端於3月17日將請願代表打傷之後，預料還會有更大的請願發生，因而連夜做好一切鎮壓請願學生的準備工作。
一、在鐵獅子胡同的各衙門和公館門口做好半人高的射擊掩體。
二、決定對前來請願的學生進行鎮壓：請願隊伍如在500人以下，則在大門口由衛隊連開步槍；如在2000人左右，則由中門開機關槍，並指定由該部隊中有名的機槍射手某連長擔任射擊。
三、內部規定，聽到連長哨音則開槍，哨音一停則射擊中止，哨音不斷地吹，則不斷地射擊。
李先生告訴我說：“當日進來的學生在500人以下，如果進來2000人，那就更慘了。”
“三一八”慘案中的北大學生
1926年（即民國15年）3月18日上午，北京市民和學生基於愛國熱情，到臨時執政府請願，要求政府維護國權，拒絕日、英等八國的最後通牒。執政段祺瑞等竟命令衛士槍殺請願群眾，死47人，傷150十餘人，這就是著名的“三一八”慘案。我當時正在北京大學讀書，也參加了那一次請願，被衛士棍傷頭部。同去的李家珍同學，則慘遭槍殺。現在就我的記憶所及，把我當時參加請願中身受、目睹和耳聞的事實經過寫出如下：
慘案起因
1926年春，馮玉祥係國民軍駐在北京和天津一帶，受南方革命勢力的影響，傾向革命。這是帝國主義者所不能容忍的。日本帝國主義者為了鞏固自己在東三省的地位，並把勢力伸進京、津一帶，便指使奉係軍閥張作霖、張宗昌等進攻國民軍。國民軍怕奉方利用渤海艦隊襲擊大沽口，因於3月8日晚起，在大沽口布雷封鎖，禁止通航。英、日兩國領事借口維護通商利益，即向國民軍提出抗議。國民軍允許外輪通航，並規定外輪出入辦法三項：
（1）外輪進口時，須有一引港船為前驅。此引港船行近炮台時，須吹哨為號，向國民軍示意。
（2）外輪出入，必須懸掛其本國國旗。
（3）入口外輪中的華人，須經國民軍檢查，方許通過。與此同時，北京外交使團也於3月10日由領袖公使荷蘭歐登科向北京外交部提出抗議。大沽口封銷交涉還沒有解決，日本帝國主義因張宗昌進攻著著失敗，決定武裝援助，及借口保護僑民，由旅順調遣“藤和”“吹雪”兩艦來津，駛經大沽口，守兵發空槍令其緩行，以備檢查。日艦不理，反以機關槍和大炮還擊。守兵疑係奉艦，因用實彈還擊，日艦乃退。日本公使芳澤竟於3月14日向北京外交部提書麵抗議，提出懲凶及賠償損失等無理要求。北京外交使團受日本公使的慫恿，突於3月16日下午4時由領袖公使歐登科代表英、美、法、日、意、荷、西、比八國，以維護“辛醜條約”為名，用最後通牒照會北京外交部，提出下列狂妄要求：
一、所有從大沽口至天津一帶的戰事，即須停止。
二、所有大沽口一帶的布雷及其他障礙物，立即撤除。
三、所有被拆除的航行標記，即須恢複。
四、國奉雙方交戰船隻，必須駐泊大沽口外，不得幹涉外國的航船。
五、除海員官吏外，應停止對於外國船隻的一切檢查。
倘於3月18日正午關於以上各點不得滿意答複，即采取其認為必要的手段以除去障礙。
慘案經過
八國政府向我國提出最後通牒的消息，當時北京的《京報》《世界日報》《晨報》以及天津的《大公報》等都以頭等重要新聞刊出。北京市總工會和各校、院學生聯合會召開緊急代表會議，討論對策。當時北京大學學生自治會的負責人郭春濤、段純、顏蔚圃等也出席了會議。郭春濤屬國民黨左派，段純、顏蔚圃是中國共產黨地下黨員。會議一致決議，召開市民大會並前往執政府請願，要求政府維護國權，堅決拒絕最後通牒。
當時我住在北京大學西齋（即第一寄宿舍）。3月17日晚飯後，在西齋大門口看到北京大學學生自治會的一張通告，內載：
英、日等八國向我國發出最後通牒，妄提無理要求，並限於3月18日午前答複；凡屬國人，莫不義憤填膺，切齒痛恨。業經呈請教務長批準於3月18日停課一日，前往天安門參加市民大會，並赴執政府請願，要求政府堅決拒絕最後通牒，反對帝國主義侵略，事關國家存亡，務希全體同學於是日上午8時在第一院操場集合，結隊前往，切勿遲誤為要！
回到學校，知道同班的四川同學李如錦的腿被打斷了，被送進協和醫院。範士融一直沒有回來。學生會在死者名單中清查，打電話到收容受傷同學的各醫院詢問，也到有關的地方去找尋，忙了一整夜，仍查不到範士融的下落。第二天一早，天下起雪來。我和範士融的幾個同班同學到執政府停屍的場地尋找。幾十具棺材停放在東北角的院子裏（這院子和有馬廄的院子有些相似），有衛兵把守。棺木蓋上都用粉筆寫著死者的姓名。當時大學生中幾乎人人身上都帶有名片，死者的姓名也許就是根據名片寫下來的。我們把每具棺木都看過，仍找不到範士融的名字。後來在一口寫著別人姓名的棺蓋下，發現死者所穿長衫的衣角露在外麵，我們認出這是範士融所穿的衣服。我們再三說明理由，取得衛兵的同意後，揭開棺蓋一看，果然是範士融。他是被子彈擊中頭部死去的。
段祺瑞對無辜學生施行殘酷的大屠殺，是有預謀有計劃的，射殺學生也是有重點有目標的。比如，站在石獅子上傳話的那個同學，是個突出的目標，所以槍聲一響，他就被擊中。範士融站在北京師範大學隊伍的前麵，手執小旗，自然也就成了射擊的目標。當天參加遊行示威的女同學不少，而犧牲的數人都是有特點的。比如女師大的劉和珍，是剪了發辮的（當時剪去發辮的女同學為數不多），也就成了反動派射殺目標之一。
從我親身經曆的“三一八”慘案的現場情況看來，我認為《文史資料選輯》第三輯楚溪春寫的《“三一八”慘案親曆記》有以下幾點不符事實：
第一，那天參加請願的學生，不但都是赤手空拳，而且秩序很好，楚文轉述上尉軍械員邱霖所說“學生拿著帶鐵頭的木棒打士兵的頭”，顯然是捏造。
第二，我所照的那張衛隊和學生隊伍對峙的照片清楚地證明，麵對學生隊伍的衛隊，排排都是肩荷子彈帶、手持步槍，並不是如楚文所說的那樣，隻有“後幾排的士兵才許帶武器”。
第三，慘案中被打死的學生共47人，受傷的200餘人，這是有記載可查的，何以楚溪春在慘案發生後進入現場時隻看到“十幾個學生被打倒”，令人不解。
第四，當時共產黨的組織並沒有公開。楚文所說的“一大捆寫著‘中國共產黨北方執行委員會’的紙旗子”不可能是事實。據於樹德先生回憶，當時中國共產黨在北方的組織稱“中共中央北方區黨委”，國民黨在北京設“中央執行委員會北京執行部”，根本沒有“中國共產黨北方執行委員會”這個名稱。
一場預謀的屠殺
“三一八”慘案的曆史背景
“三一八”慘案發生於1926年3月18日北京鐵獅子胡同執政府門前，是段執政（祺瑞）對請願學生的一次大屠殺。它是五四運動以後無數次慘案中的一個。事情的起因和經過是這樣的。
1924年第二次直奉戰爭中，馮玉祥發動政變，與張作霖合作，共推安福係首領段祺瑞為執政，繼續軍閥統治。當時直係軍閥吳佩孚退居武漢，自稱十四省聯軍總司令，向馮玉祥所率領的國民軍大舉進攻。繼吳佩孚發動河南戰爭之後，奉係的直魯聯軍也發動了對直隸的進攻。國民軍經苦戰爭奪，穩定了天津的形勢。3月1日，馮軍下令封鎖大沽口，這時各國外交團在十日向段政府提出蠻橫的嚴重抗議，指馮軍封鎖海口為違反《辛醜條約》，要求立即撤除障礙，否則各國將自行采取行動，恢複海口交通。其實馮軍封鎖海口，是因為日本帝國主義的輪船經常為奉魯軍運兵運械，並經常掩護對方艦隊駛入港口，幫助進行內戰。此時，馮軍又提出外國輪船軍艦必須懸掛特種旗幟，通過時間限於白晝，並須接受當地駐軍的嚴密檢查。12日，日本驅逐艦兩艘從旅順開抵大沽口，掩護奉魯艦隊四艘駛入港口，炮台守軍用旗語阻止它們前進。日本軍艦不但置之不理，反向岸上開炮，炮台守軍不得已用步槍還擊，日本軍艦才被迫退往塘沽。在雙方互擊中，日軍、馮軍互有死傷。13日，英、美、法、意、日五國公使召開緊急會議，決定采取共同行動，對付中國。15日，參加《辛醜條約》的八國公使聯合提出最後通牒要求，要使外國船隻在中國海港肆意橫行。
通牒所提各項條件，限於18日正午給滿意之答複，否則各國海軍將采取必要行動。同一天，日本公使單獨提出最後通牒，要求中國政府向日本謝罪，嚴懲守軍軍官，並交付五萬元賠償“損失”。
當時，北京外交部接到通牒後，即開會討論，有的主張提交國際聯盟，有的主張接受。馮軍由於處境不利，希望和平解決，承認《辛醜條約》，撤除海口封鎖，但以遵守對中國內戰嚴守中立為條件。18日，北京外交部正式答複八國公使，表示“對於來文所開各條，已令軍事當局采取適當辦法，希望各國海軍代表與中國軍事當局協商”。
帝國主義公然幫助奉魯軍閥來進攻國民軍，並根據不平等條約，對中國進行武裝幹涉和聯合示威。這一恃強逞凶的舉動，激起了中國人民的極大憤怒。同時，北京段政府軟弱妥協的外交政策，亦引起人民的不滿。17日，北京大學學生開會，通過八項決議。同天，北京各界推舉代表赴執政府請願，要求駁斥八國通牒，勿為武力所屈服。當時請願代表曾與執政府衛隊發生衝突，代表被打傷多人，因此大家更加憤慨，決定於次日舉行大規模運動，把鬥爭堅持下去。下麵是我親身經曆的見聞。
天安門大會反對八國通牒
1926年3月17日夜，清華大學（當時稱清華學校）學生會召集全體學生在大禮堂開會，決定於18日全體進城，參加在北京天安門舉行的北京市民反對八國通牒國民大會。18日晨，清華學生300餘人由清華園車站搭火車進城，整隊前往天安門參加大會。大會在上午10時開始，開會後才知道要參加遊行並到執政衙門請願。因十七日段祺瑞的衛隊曾把前往請願的代表刺傷，開會時還拿出血衣叫大家看，因此參加會議的人更加憤慨。這時徐謙在天安門講台上講話，他大聲說：“不要怕，段執政的衛隊換了，今天在執政府把門的是國民軍，大家去吧！不要怕！”大會最後通過了幾項決議：
1.電促全國民眾一致反對提出最後通牒的八國；
2.電請全世界弱小民族一致反對帝國主義；
3.請段政府駁斥八國通牒；
4.驅逐八國公使出境；
5.督促國民軍為反對帝國主義而戰；
6.組織北京市民反帝大同盟。
遊行示威
通過決議之後，即整隊遊行，參加遊行示威的學生約2000人。浩浩蕩蕩，由東長安街向鐵獅子胡同執政府行進，沿途高呼“反對八國通牒！”“鞏固大沽國防！”“反對日艦援助奉軍上陸！”“打倒帝國主義！”“取消不平等條約”等口號，並高唱“打倒列強”的革命歌曲。我和清華同班同學黃瑞雲在行列中走了一段路程之後，因想看整個遊行隊伍而離開清華行列向前行進，直至走到遊行隊伍的最前麵。當時各校遊行學生所持的紙旗均係在細竹竿上，俄文專修學校（當時簡稱俄專）學生所持的標語旗子則係在相當粗的木棍上，還看到先一天（3月17日）被段執政衛隊所傷的請願代表的血衣挑在遊行隊伍的前麵。
遊行隊伍走近鐵獅子胡同時，逐漸分散了一些，最後（下午1時20分左右）由鐵獅子胡同東麵進入段執政衙門圍牆內的有三四百人。我和黃瑞雲同學因搶行在遊行隊伍前麵，因而最先進入圍牆之內，最先到段執政府的大門口。
衛隊慘殺請願學生
我剛進入圍牆，即見段執政府大門口站著一連衛隊，列成橫隊，一字兒排開，每排的排長站在排頭，連長站在全連中央前麵約五六步之處。該連士兵每人有三件武器，一為馬槍（短步槍），一為盒子炮，一為長二尺許、刃寬一寸多的劍。排、連長則隻帶軍刀、盒子炮，此外還各帶口哨一枚。
當衛隊看到遊行隊伍的頭一個人進入圍牆之後，連長即發出“注意”的口令，當時全連士兵即由稍息轉為立正姿勢，同時即將寬刃劍筆直地豎起來，並打開盒子炮的外殼，將槍插在腹前皮腰帶中。
我在進入圍牆之後，走到衛隊前麵，緊挨著士兵，再三觀察他們所持的三件武器。當時我覺得所有的衛隊人員的麵孔都繃得緊緊的，兩眼向前直觀，對進來的遊行隊伍像無動於衷，麵孔上毫無表情。
隨後進來的人越來越多。有一學生走到一排衛隊前麵，對著一個衛隊問道：“你們為什麽不到大沽口去援助國民軍？”回答說：“我們是衛隊，我們有我們的責任，怎麽能隨便到大沽去？”接著那個學生操著南方口音，大聲地斥責說：“你們是走狗的走狗！”那衛隊便繃著臉，不吭氣。
遊行隊伍都進入圍牆後，人們便聚集在執政府大門口東側的石獅子附近。當時群眾代表要求麵見段祺瑞，但衛隊緊閉大門，不許進入，也不準見段，於是群眾憤怒地高呼口號。忽然聽到衛隊連長下命令說：“準備！”衛隊士兵就一同端起馬槍，拉開槍栓，裝好子彈。連長一聲命令“放！”士兵便向圍牆內的群眾射擊。射擊的時候，連長不斷吹哨子，哨音一停，射擊便隨之停止，哨音再一響，便又射擊起來。這樣時停時放，進行了約十分鍾之久。
我在射擊開始的一刹那，還以為是放空槍，但是當我看到圍牆頂上的瓦片紛紛地被打下來，不少學生的衣服上染上鮮血的時候，才猛然省悟到這是實彈殺人了。這時我看到圍牆內的群眾已開始跑開，我發現圍牆的西麵有一門（通向鐵獅子胡同的西頭），便由該門向外跑。但當我跑到門口時，被奪門而走的群眾擠倒，不但我身下有人，而且身上也壓了許多人。經過極力掙紮，終於爬起來逃出門來。在逃出門後，我曾回頭向圍牆內瞅了一下，但見塵土飛揚，衛隊正手持木棒或衛劍向尚未脫險的群眾追逐砍殺。
我逃出圍牆西門，進入東西向的鐵獅子胡同時，本以為這就脫險了，孰料在該胡同內的海軍衙門和要人公館門口，已經預先築好半人高的射擊掩體，士兵憑借工事向通過的群眾射擊。群眾聽到槍聲，便倒伏在地上不動，等到射擊停止，不約而同地立起向前快跑。槍聲均來自胡同北麵，時斷時續。
我隨著群眾在胡同內跑時，不知此胡同它有多長，是死胡同還是活胡同，最後跑到胡同的西端，再往前走，便進入南北向的王府井大街了。
回校後才知道清華學生魏傑三被當場打死，同班同學丁緒淮重傷被送往協和醫院。經醫院檢查，子彈頭打入肺內，因他身體虛弱不能開刀取出。我們到協和醫院為他輸血的時候，又看到因重傷而死於醫院中的共六人。魏傑三烈士葬於清華大學工字廳北麵荷花池畔假山鬆林的西北隅，並由清華大學為之立大理石紀念碑一座，上書“魏傑三烈士之墓”，以資紀念。
段政府製造慘案的預謀
段祺瑞鎮壓學生愛國運動，竟歪曲真相，抵賴罪行。當天段執政的國務院發出通電，誣蔑請願者組織敢死隊衝鋒前進，擊死憲兵一人，傷警廳稽查及警察各一人、衛隊多名，當場奪獲手槍數枝。
3月19日，段又命令通緝李大釗、徐謙、李煜瀛、易培基、顧兆熊五人，誣稱“以共產黨執行委員名義，率領暴徒數百人，闖襲國務院，潑灌火油，拋擲炸彈，手持木棒，眾毆軍警”。
當年清華大學體育部國術教員李劍秋先生因國術關係，與當年段祺端衛隊中人有舊誼。他在慘案發生後進城時，曾親到他們那裏坐過。當時衛隊中人告知李先生有關慘殺學生的一些內部消息，就我記憶所及，敘述如下：
段祺端於3月17日將請願代表打傷之後，預料還會有更大的請願發生，因而連夜做好一切鎮壓請願學生的準備工作。
一、在鐵獅子胡同的各衙門和公館門口做好半人高的射擊掩體。
二、決定對前來請願的學生進行鎮壓：請願隊伍如在500人以下，則在大門口由衛隊連開步槍；如在2000人左右，則由中門開機關槍，並指定由該部隊中有名的機槍射手某連長擔任射擊。
三、內部規定，聽到連長哨音則開槍，哨音一停則射擊中止，哨音不斷地吹，則不斷地射擊。
李先生告訴我說：“當日進來的學生在500人以下，如果進來2000人，那就更慘了。”
“三一八”慘案中的北大學生
1926年（即民國15年）3月18日上午，北京市民和學生基於愛國熱情，到臨時執政府請願，要求政府維護國權，拒絕日、英等八國的最後通牒。執政段祺瑞等竟命令衛士槍殺請願群眾，死47人，傷150十餘人，這就是著名的“三一八”慘案。我當時正在北京大學讀書，也參加了那一次請願，被衛士棍傷頭部。同去的李家珍同學，則慘遭槍殺。現在就我的記憶所及，把我當時參加請願中身受、目睹和耳聞的事實經過寫出如下：
慘案起因
1926年春，馮玉祥係國民軍駐在北京和天津一帶，受南方革命勢力的影響，傾向革命。這是帝國主義者所不能容忍的。日本帝國主義者為了鞏固自己在東三省的地位，並把勢力伸進京、津一帶，便指使奉係軍閥張作霖、張宗昌等進攻國民軍。國民軍怕奉方利用渤海艦隊襲擊大沽口，因於3月8日晚起，在大沽口布雷封鎖，禁止通航。英、日兩國領事借口維護通商利益，即向國民軍提出抗議。國民軍允許外輪通航，並規定外輪出入辦法三項：
（1）外輪進口時，須有一引港船為前驅。此引港船行近炮台時，須吹哨為號，向國民軍示意。
（2）外輪出入，必須懸掛其本國國旗。
（3）入口外輪中的華人，須經國民軍檢查，方許通過。與此同時，北京外交使團也於3月10日由領袖公使荷蘭歐登科向北京外交部提出抗議。大沽口封銷交涉還沒有解決，日本帝國主義因張宗昌進攻著著失敗，決定武裝援助，及借口保護僑民，由旅順調遣“藤和”“吹雪”兩艦來津，駛經大沽口，守兵發空槍令其緩行，以備檢查。日艦不理，反以機關槍和大炮還擊。守兵疑係奉艦，因用實彈還擊，日艦乃退。日本公使芳澤竟於3月14日向北京外交部提書麵抗議，提出懲凶及賠償損失等無理要求。北京外交使團受日本公使的慫恿，突於3月16日下午4時由領袖公使歐登科代表英、美、法、日、意、荷、西、比八國，以維護“辛醜條約”為名，用最後通牒照會北京外交部，提出下列狂妄要求：
一、所有從大沽口至天津一帶的戰事，即須停止。
二、所有大沽口一帶的布雷及其他障礙物，立即撤除。
三、所有被拆除的航行標記，即須恢複。
四、國奉雙方交戰船隻，必須駐泊大沽口外，不得幹涉外國的航船。
五、除海員官吏外，應停止對於外國船隻的一切檢查。
倘於3月18日正午關於以上各點不得滿意答複，即采取其認為必要的手段以除去障礙。
慘案經過
八國政府向我國提出最後通牒的消息，當時北京的《京報》《世界日報》《晨報》以及天津的《大公報》等都以頭等重要新聞刊出。北京市總工會和各校、院學生聯合會召開緊急代表會議，討論對策。當時北京大學學生自治會的負責人郭春濤、段純、顏蔚圃等也出席了會議。郭春濤屬國民黨左派，段純、顏蔚圃是中國共產黨地下黨員。會議一致決議，召開市民大會並前往執政府請願，要求政府維護國權，堅決拒絕最後通牒。
當時我住在北京大學西齋（即第一寄宿舍）。3月17日晚飯後，在西齋大門口看到北京大學學生自治會的一張通告，內載：
英、日等八國向我國發出最後通牒，妄提無理要求，並限於3月18日午前答複；凡屬國人，莫不義憤填膺，切齒痛恨。業經呈請教務長批準於3月18日停課一日，前往天安門參加市民大會，並赴執政府請願，要求政府堅決拒絕最後通牒，反對帝國主義侵略，事關國家存亡，務希全體同學於是日上午8時在第一院操場集合，結隊前往，切勿遲誤為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