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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5章 九州同愾討國賊！英烈血沃天安門(7)
1926年3月18日，北京各界人民群眾為反對帝國主義的八國駐華公使侵犯主權、幹涉內政，向北京政府提出最後通牒事件，在北京天安門舉行示威遊行，向鐵獅子胡同國務院請願，被臨時執政段祺瑞、國務總理賈德耀命令包圍屠殺，死傷200餘人，即曆史上著稱的“三一八慘案”。這一慘案，當時的京滬報刊，如《現代評論》《語絲》和《東方雜誌》等，均已證實是段、賈預謀屠殺，魯迅先生在紀念劉和珍女士一文和其他論著中都證明段、賈是“故殺”和“虐殺”。《文史資料選輯》第三輯登載的段政府衛隊旅參謀長楚溪春先生的《“三一八”慘案親曆記》卻有許多不符事實。我是當時在北京學聯工作並親自參加遊行請願的一人，不能不將當時慘案真相寫出，北京人士參加這次請願的，如馬寅初、許德珩、王昆侖、楊鍾健、朱務善等同誌均可質證。
“三一八”示威遊行的起因
1926年是段祺瑞竊取北京政權，自稱臨時執政的第三年。這年奉係軍閥張作霖企圖驅逐馮玉祥駐北京、天津、大沽一帶的國民軍，準備占領北京。3月8日，奉軍畢庶澄率青島艦隊向大沽口國民軍攻擊，國民軍用水雷封鎖港口，以致中外商輪不能通行。3月12日，日本軍艦炮擊大沽，並向北京政府提出抗議，要求賠償日商船不能進口的損失5萬元。3月15日，駐華八國公使（即辛醜條約的八國）向北京國務院提出最後通牒，略稱：八國公使聯合抗議現在天津出入口水雷之敷設及炮擊大沽各事端，已由在津握有海軍實力的代表各國公使及海軍指揮官對指揮大沽炮台之軍事官憲暨青島艦隊之海軍將校提出要求五項，即：
一、由大沽沙洲至天津之航道，須完全停止戰鬥行為；
二、應除卻水雷、地雷及其他障礙物；
三、恢複所有航路標誌並須保證將來不再發生任何妨礙航道行為；
四、一切兵船須停泊於大沽沙洲以外，且須對外國航舶通行不加幹涉；
五、除海關官吏外，應停止對於外國船舶的一切檢查。若於3月18日（星期日）正午止不得滿足時，則關係各國的海軍當局決定采取認為必要之手段，以除去阻礙天津及海濱間之航道自由及安全上一切障礙或其他的禁止與壓迫。
這是帝國主義者根據《辛醜條約》向我國提出的無理要求。《辛醜條約》是義和團反對帝國主義的鬥爭失敗後，清政府和八國締結的不平等條約。我國人民在“取消不平等條約”的呼聲中自不能屈服於此一條約。況北京外交團於1912年1月26日關於天津交通問題複北京外交部函曾解釋為“清軍、民軍均可使用京奉鐵路及大沽碼頭為運輸交卸之用，不加幹涉”（當時清帝尚未退位，清軍與革命軍還在對立）。外國是決不能根據《辛醜條約》幹涉中國交通的。其所要求五項，已越出《辛醜條約》範圍。帝國主義蓄意侵略，幹涉內政，並支援甘為帝國主義工具的奉軍進攻北京。北京各界人士聞訊，極為憤慨。17日上午由學聯發起，分別派人或以電話通知召集各界團體在北京大學平民教育講演團開會，朱務善主席，決議派代表20人向執政府上請願書，要求國務院拒絕八國公使無理要求。我以北京學聯代表身份參加請願。因執政府衛兵拒絕傳達，發生爭執，當時衛兵將我們逐出大門，並用槍柄擊傷六人，四川外交請願團代表楊伯倫傷勢最重。我們退出執政府後，即決定再召開各團體緊急會議，於當天下午四時在翠花胡同國民黨市黨部開會。我和朱務善在會前向李大釗先生請示，這次開會是否如去年12月28日國民示威運動（又稱為首都革命運動）一樣，提出推翻執政府，打倒段祺瑞口號，抑隻專提外交問題，即反對八國公使最後通牒？李先生認為應專提外交問題，以便集中力量對外，倘段政府堅持媚外，再作第二步打算。當日到會各團體，有國立八校學生會代表，全國學聯駐京代表楊善南，各中學代表，中國大學、清華大學、燕京大學、民國大學、外語專校、新聞記者同會、馬克思學說研究會、民權運動大同盟、北大平民教育講演團、中國國民黨北京執行部、國民黨北京市黨部、留日學生歸國團、四川、廣東外交請願團、北京各學校教職員聯合會、報界工會、北京印刷業工會、人力車工會、北京總商會等四十餘團體。當時到會代表多主張提出“打倒軍閥，推翻段執政，建立國民執政委員會”口號，亦有人主張目前應一致對外，反對帝國主義侵略和幹涉內政。最後決定照後者主張，定於十八日上午十時在天安門召開北京各界人士反對八國公使侵略和幹涉內政示威遊行大會，並決定一般標語口號為“反對帝國主義侵犯主權”，“取消辛醜條約”，“取消不平等條約”，“反對帝國主義幹涉內政”，“反對東交民巷八國公使最後通牒”，“反對外國駐軍”，“撤除天津、大沽一帶外國軍艦”，“反對外國在中國內河航行”，“反對帝國主義的工具奉係軍閥”，“勖勉國民軍堅守大沽炮台”，“驅逐簽署最後通牒的八國公使出境”等標語口號，由各團體自製旗幟。次日大會，有各團體旗幟，但並沒有中國共產黨旗幟。楚溪春先生在他的《親曆記》上說：“學生們旗子一大捆，這旗子是真的證據，我記得旗子上寫著中國共產黨北方執行委員會。”當時中國共產黨並沒有這樣的機構，何能有這樣的旗幟？這一運動有中共的領導，但並不是公開的領導，且極力避免用中共的名義，又參加大會遊行的人都是徒手，而楚溪春說：“學生執有鐵頭木棍”，亦係歪曲事實。
慘案實況
3月18日上午九時許，各團體各學校群眾即由四麵向天安門集合，到會者共有3000餘人，分為四十隊，內有女學生四隊，工人三隊，華僑代表一隊，各團體大部分有大旗一麵，群眾有半數以上執有寫上標語口號的小旗。11時宣布開會，徐秀龍主持，有數人上台演講，當即議決八條：1.通電全國，一致反對八國最後通牒；2.通電全世界被壓迫民族支援中國反對帝國主義侵略；3.督促北京政府反對並駁複八國通牒；4.驅逐提出八國通牒的八國公使出境；5.撤除津沽外國駐軍；6.撤退外國在津沽的軍艦；7.懲辦大沽戰事禍首；8.勖勉國民軍嚴守國土。12時，整隊從長安街出發，下午1時許到鐵獅子胡同執政府（國務院在執政府內）門口。執政府鐵柵緊閉，門內外有荷槍實彈的兵士大約三四百人。這些兵士分三隊排列，列於西邊的有德國式手槍及大刀，將刀殼負在背上，大刀持在手中。東邊的持有步槍，上了子彈、刺刀。中隊步兵，亦握著上刺刀的步槍。場東西均有衛兵、警察，在西口外陸軍部舊址當街站立。東口外近十條胡同處有衛兵一排，場西南小坪中有軍人持“關刀”（關刀是關羽刀的形式，與普通大刀不同）習武。東南為馬圈，亦有兵士。附近街道中有便衣偵探（因我在前兩年在北京被捕時，是這種便衣偵探下手的，故認識這類偵探的裝束）。內外軍警，均由穿便服的軍官分立各處暗中指揮。群眾處在執政府鐵柵外與照壁之前的馬路上。我負責照料大會遊行巡查的任務，所以能向四周觀察。楚溪春《親曆記》說他布置執政府防衛，曾吩咐“前排不許帶武器，後幾排才許帶武器”這不是事實。當日參加遊行的北京國民黨市黨部委員李世軍和北大學生會幹事徐？瑞都說“這是楚君企圖脫卸責任的謊言”。
群眾到達執政府門前，要求派代表四十人入內遞請願書，並向段執政、賈總理陳述意見。衛隊以未奉命令不許傳達。當代表與衛隊爭持時，忽聞手槍一響，群眾紛紛後退。衛隊即對準群眾連開排槍，以致當場倒地數十人。其司令官鳴放口笛，用指揮刀指揮兵士圍擊，以致年幼體弱者被擠倒地，高大強壯者不自覺地在人身上踐踏而過。伏屍滿地，血肉狼藉。一部分人向十條胡同狂奔，又遇上原在十條胡同的士兵開槍轟擊。約十餘分鍾後，伏地群眾爬起再跑，又遭開槍轟擊。一部分人避至馬圈，亦遭手持大刀鐵棍的衛隊慘殺。我因持北大校旗，站在後麵，身長腳快，幸免於難。
事後經“中國濟難會”調查，死者47人，傷者132人，失蹤者40人。京師地方檢察廳檢查，死屍43具，重傷45名，受傷而未驗者73人（見京師地方檢察廳本案起訴書）。死者以學生為最多，北京大學有李家珍、黃克仁、張仲超；燕京大學有魏士毅女士；師範大學有範士融；女師大有劉和珍、楊德群兩女士；清華大學死學生三人，曾抬棺遊行。中學生死者十餘人，皆未成年者；華僑代表死八人，工人死者五人。經北京大學代表王文彬、範體仁、巫啟聖等向京師地方檢察廳控告凶犯臨時執政段祺瑞等人，並延請潘大道律師撰具起訴書，請求檢察廳依法偵查上述凶犯，向京師地方審判廳起訴。訴狀敘述請願及被預謀包圍屠殺情況，列舉十項：
一、學生請願為反對帝國主義侵略，力爭主權，宗旨正當。
二、學生請願時所執小旗，隻有外交問題的口號，並無推翻現政府口號；
三、請願者都是徒手，絕無任何武器。
四、請願群眾均由各團體負責人在場維持秩序，沿途秩序整肅，到執政府後排隊整齊，推派代表上請願書，並無全隊入府的企圖。
六、執政府門內外均布滿持槍或持大刀的軍警，甚至距離國務院頗遠的東西口及十條胡同，亦分布持有武器的軍警，係預謀圍殺。
六、群眾到執政府後，隻要求派代表入內，而執政府在門外持有指揮刀的軍官堅決不許，相持不過五分鍾，而第一槍已發，接著排槍齊發，群眾躲避不及，成群倒下。
七、衛隊開槍不止一處，時間約延長五十分鍾。
八、衛隊開槍之後，群眾奔逃，軍警仍持槍追殺，傷亡者之傷痕，多從背入。
九、傷亡之人，多係倒臥鐵獅子胡同東柵門外，距離國務院甚遠。證明確是追殺。
十、傷亡者什物多被劫掠。照壁下有女屍赤體仰臥。西南操坪中有女屍被關刀刺入且拋舉一丈以外。據上所述，臨時執政段祺瑞等對遊行請願的愛國群眾預謀圍殺、虐殺，以致死傷200餘人。關於其媚外喪權部分另案告訴外，被告等實犯新刑律三百一十一條預謀殺人之罪，應請鈞廳依法檢察，提起公訴。
又女子師範大學生張靜淑等延請高穰律師具狀向京師地方檢察廳告訴段、賈、章等預謀圍殺，指出被殺女生劉和珍槍彈從背部入，斜刺心肺。同跑的女生楊德群想去扶她起來，竟被兵士追擊，槍彈從背部入肩頭，由前胸右邊出。女生張靜淑，想去扶起這兩人，被兵士趕上，連發四槍，且有刀傷。顯係追殺，而且是虐殺。（《魯迅全集》第七冊199頁亦有同樣記述。）京師地方檢察廳檢察長戴修瓚，曾派檢察官分往出事地點和各校實地偵查，並檢驗死傷。作成紀錄，向其同級地方審判廳起訴，附有已驗死傷人名單。惜戴修瓚懾於當時軍閥政府淫威，未能對正凶段、賈等起訴，僅對衛隊官長起訴。
對這一慘案的客觀記載，以北京《語絲》周刊朱自清的《執政府大屠殺記》及《現代評論》陳翰笙《“三一八”慘案目擊記》和《東方雜誌》民國15年3月號《慘案寫真》為最詳實。《東方雜誌》將執政府當日衛隊荷槍實彈的布置和學生徒手站立門前情況攝製照片印出，足證楚溪春親曆記所說“前排衛隊未帶武器”和學生“執有鐵頭木棍”為歪曲事實和誣蔑學生。
這次慘案是預謀圍殺，而不僅僅是臨時下令屠殺。段祺瑞就任臨時執政，即以“外崇國信”為投降帝國主義的宣言，與“取消不平等條約”背道而馳。他於1925年8月下令整頓學風，揚言“倘有故釀風潮，蔑視政令……本執政取先父兄之教，不博寬大之名。依法從事，決不寬貸”。這已明示要殺人。又於1925五年11月14日在《甲寅》周刊第一卷十八號上發表《內感篇》說：“最奇特者，人之所無，而我更有澎湃之學潮，可謂新之又新，倘不加裁製，胡可以安良善。鄭子產曰，‘水懦民玩多死焉’，故唐堯四凶之殛。孔子少正卯之誅，不得已而出此，是必有故。”這是又一次要殺人的宣告。這一令一文，可為三一八慘案作證。
慘案發生後的次日，段祺瑞竟下令通輯徐謙、李石曾、李大釗、易培基、顧兆熊五人。略謂他們假借共產學說，嘯聚群眾，屢肇事端，本日徐謙等以共產執行委員會名義，散布傳單，率領暴徒數百人，闖襲國務院，澆灌火油，拋擲炸彈，各持木棍，叢擊軍警，軍警不得已，鳴槍自衛，以致互有傷亡，實為徐謙、李煜瀛、李大釗、易培基、顧兆熊等所造成。著內外官署一體嚴緝，盡法懲辦，以儆效尤。這被通緝的五人，隻有李大釗一人是共產黨員，李先生當日曾到會領導。楚溪春說，“當日衛兵死一人”，亦屬虛構。查京師地方檢察廳起訴書驗明群眾死屍四十三具，並無衛兵死屍。此次慘案段祺瑞及國務總理賈德耀應負完全責任。
一個請願學生的見聞
1926六年“三一八”慘案發生時，我曾參加遊行請願隊伍，是親眼看到這場大屠殺的一個北京師範大學學生。
3月18日上午，北京各校學生到天安門參加群眾大會，抗議日艦炮擊大沽口事件。我們師大同學大約是九點鍾出發的，參加的同學相當踴躍，由學生會負責人邵式平、範士融、張鬱光等擔任領隊。我那年開始學照相，拿著照相機在隊前隊後跑來跑去，尋找鏡頭。
那天天安門前，各大中學校的學生隊伍高舉校旗，精神煥發地高呼口號，由四麵八方潮湧而來。大會大概是10點多鍾開始的。會後，遊行示威，到段祺瑞的執政府去請願。因為遊行路線太長，參加大會的一些中小學生，由大會勸阻他們不必參加遊行，但有的中學生還是參加了。
遊行隊伍秩序非常好，口號聲此落彼起，情緒激昂。午後1點來鍾，隊伍到達鐵獅子胡同執政府，由東轅門魚貫而入，按學校單位由北到南地排列在執政府門前廣場上。執政府門前有一對石獅子，石獅子前麵就是四五排全副武裝的衛隊，和學生的隊伍麵對麵地對峙著。學生隊伍中不斷發出一陣陣震天動地的口號聲，但並未發生學生與衛隊爭吵或謾罵衛隊的事情。學生派出代表向衛隊交涉，要見段祺瑞。這些代表被引進執政府之後，久久不見出來。同學們站在隊裏有些不耐煩了。東邊石獅子上有一位同學用喇叭筒向群眾傳話，說段祺瑞不肯見學生代表。群眾就應聲高喊：“一定要見段祺瑞”“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取消不平等條約”等等口號。我拿著照相機到處尋找鏡頭，看見西邊石獅子上沒有人，就爬上去從衛隊背後照了一張衛隊和學生隊伍對峙的照片。這張照片是對著日光照的，我以為沒有照好，就跳下石獅子，從隊伍中向南邊擠去，另尋鏡頭。快到南邊照壁前，碰上北京藝專的同鄉黃雲穀，彼此好久未見，就握手寒暄幾句。不料正說話間，前麵的隊伍突然向後湧了過來，同時還聽到前麵的同學高喊：“不要怕！他們不敢開槍！”話音剛落，槍聲就響了。站在最前麵的同學馬上被射倒幾個，站在東邊石獅子上傳話的同學也立時中彈倒地。一時秩序大亂，大家紛紛向東西轅門奔出。
東轅門已經被堵塞得水泄不通。摔倒、絆倒的同學，人壓人，人堆人，亂作一團。我快跑到東轅門的時候，跑在我前麵的一個同學，被一個便衣偵探用木棒打中後腦，冒出血花，我急忙轉向南跑，跑到照壁東南角的一個院落裏。院落的西麵和南麵是馬廄，那些拴著的馬都被槍聲驚得直立起來。有幾個便衣偵探用鞭子追打著向裏跑的同學。我看見北京藝專的雲南同鄉姚宗賢跑進來以後，被偵探緊緊追趕，又由馬廄旁向外跑了出去。他跑出去之後，就中彈犧牲了。
院落的東麵是一排三間小屋，我奔向靠北的一間，一腳踢開屋門，發現這原來是一間士兵的宿舍，屋裏已有四個同學，伏在地上躲避槍彈。
槍聲響了十多分鍾，突然聽見一聲哨子，槍聲就停止了。槍聲剛停，一個持槍的士兵推開屋門望望我們，匆匆忙忙由一張床褥下取出一把刺刀，又走了出去。這時我很擔心，以為殺完外麵的，就要來殺屋裏的人了。
槍聲停止不到三分鍾，哨又響了，接著爆竹般的槍聲又繼續大作，屋瓦被流彈打得達達直響，槍聲中還夾雜群眾的慘叫聲。過了約五分鍾，隨著一聲哨音，槍聲停了。不料不到三分鍾，又響起了哨子，接著第三次槍聲又大作。第三次的槍聲裏，卻聽不見群眾的慘叫聲了。大約又過了五分鍾光景，哨子又響了一次，槍聲才最後停止了。
“三一八”示威遊行的起因
1926年是段祺瑞竊取北京政權，自稱臨時執政的第三年。這年奉係軍閥張作霖企圖驅逐馮玉祥駐北京、天津、大沽一帶的國民軍，準備占領北京。3月8日，奉軍畢庶澄率青島艦隊向大沽口國民軍攻擊，國民軍用水雷封鎖港口，以致中外商輪不能通行。3月12日，日本軍艦炮擊大沽，並向北京政府提出抗議，要求賠償日商船不能進口的損失5萬元。3月15日，駐華八國公使（即辛醜條約的八國）向北京國務院提出最後通牒，略稱：八國公使聯合抗議現在天津出入口水雷之敷設及炮擊大沽各事端，已由在津握有海軍實力的代表各國公使及海軍指揮官對指揮大沽炮台之軍事官憲暨青島艦隊之海軍將校提出要求五項，即：
一、由大沽沙洲至天津之航道，須完全停止戰鬥行為；
二、應除卻水雷、地雷及其他障礙物；
三、恢複所有航路標誌並須保證將來不再發生任何妨礙航道行為；
四、一切兵船須停泊於大沽沙洲以外，且須對外國航舶通行不加幹涉；
五、除海關官吏外，應停止對於外國船舶的一切檢查。若於3月18日（星期日）正午止不得滿足時，則關係各國的海軍當局決定采取認為必要之手段，以除去阻礙天津及海濱間之航道自由及安全上一切障礙或其他的禁止與壓迫。
這是帝國主義者根據《辛醜條約》向我國提出的無理要求。《辛醜條約》是義和團反對帝國主義的鬥爭失敗後，清政府和八國締結的不平等條約。我國人民在“取消不平等條約”的呼聲中自不能屈服於此一條約。況北京外交團於1912年1月26日關於天津交通問題複北京外交部函曾解釋為“清軍、民軍均可使用京奉鐵路及大沽碼頭為運輸交卸之用，不加幹涉”（當時清帝尚未退位，清軍與革命軍還在對立）。外國是決不能根據《辛醜條約》幹涉中國交通的。其所要求五項，已越出《辛醜條約》範圍。帝國主義蓄意侵略，幹涉內政，並支援甘為帝國主義工具的奉軍進攻北京。北京各界人士聞訊，極為憤慨。17日上午由學聯發起，分別派人或以電話通知召集各界團體在北京大學平民教育講演團開會，朱務善主席，決議派代表20人向執政府上請願書，要求國務院拒絕八國公使無理要求。我以北京學聯代表身份參加請願。因執政府衛兵拒絕傳達，發生爭執，當時衛兵將我們逐出大門，並用槍柄擊傷六人，四川外交請願團代表楊伯倫傷勢最重。我們退出執政府後，即決定再召開各團體緊急會議，於當天下午四時在翠花胡同國民黨市黨部開會。我和朱務善在會前向李大釗先生請示，這次開會是否如去年12月28日國民示威運動（又稱為首都革命運動）一樣，提出推翻執政府，打倒段祺瑞口號，抑隻專提外交問題，即反對八國公使最後通牒？李先生認為應專提外交問題，以便集中力量對外，倘段政府堅持媚外，再作第二步打算。當日到會各團體，有國立八校學生會代表，全國學聯駐京代表楊善南，各中學代表，中國大學、清華大學、燕京大學、民國大學、外語專校、新聞記者同會、馬克思學說研究會、民權運動大同盟、北大平民教育講演團、中國國民黨北京執行部、國民黨北京市黨部、留日學生歸國團、四川、廣東外交請願團、北京各學校教職員聯合會、報界工會、北京印刷業工會、人力車工會、北京總商會等四十餘團體。當時到會代表多主張提出“打倒軍閥，推翻段執政，建立國民執政委員會”口號，亦有人主張目前應一致對外，反對帝國主義侵略和幹涉內政。最後決定照後者主張，定於十八日上午十時在天安門召開北京各界人士反對八國公使侵略和幹涉內政示威遊行大會，並決定一般標語口號為“反對帝國主義侵犯主權”，“取消辛醜條約”，“取消不平等條約”，“反對帝國主義幹涉內政”，“反對東交民巷八國公使最後通牒”，“反對外國駐軍”，“撤除天津、大沽一帶外國軍艦”，“反對外國在中國內河航行”，“反對帝國主義的工具奉係軍閥”，“勖勉國民軍堅守大沽炮台”，“驅逐簽署最後通牒的八國公使出境”等標語口號，由各團體自製旗幟。次日大會，有各團體旗幟，但並沒有中國共產黨旗幟。楚溪春先生在他的《親曆記》上說：“學生們旗子一大捆，這旗子是真的證據，我記得旗子上寫著中國共產黨北方執行委員會。”當時中國共產黨並沒有這樣的機構，何能有這樣的旗幟？這一運動有中共的領導，但並不是公開的領導，且極力避免用中共的名義，又參加大會遊行的人都是徒手，而楚溪春說：“學生執有鐵頭木棍”，亦係歪曲事實。
慘案實況
3月18日上午九時許，各團體各學校群眾即由四麵向天安門集合，到會者共有3000餘人，分為四十隊，內有女學生四隊，工人三隊，華僑代表一隊，各團體大部分有大旗一麵，群眾有半數以上執有寫上標語口號的小旗。11時宣布開會，徐秀龍主持，有數人上台演講，當即議決八條：1.通電全國，一致反對八國最後通牒；2.通電全世界被壓迫民族支援中國反對帝國主義侵略；3.督促北京政府反對並駁複八國通牒；4.驅逐提出八國通牒的八國公使出境；5.撤除津沽外國駐軍；6.撤退外國在津沽的軍艦；7.懲辦大沽戰事禍首；8.勖勉國民軍嚴守國土。12時，整隊從長安街出發，下午1時許到鐵獅子胡同執政府（國務院在執政府內）門口。執政府鐵柵緊閉，門內外有荷槍實彈的兵士大約三四百人。這些兵士分三隊排列，列於西邊的有德國式手槍及大刀，將刀殼負在背上，大刀持在手中。東邊的持有步槍，上了子彈、刺刀。中隊步兵，亦握著上刺刀的步槍。場東西均有衛兵、警察，在西口外陸軍部舊址當街站立。東口外近十條胡同處有衛兵一排，場西南小坪中有軍人持“關刀”（關刀是關羽刀的形式，與普通大刀不同）習武。東南為馬圈，亦有兵士。附近街道中有便衣偵探（因我在前兩年在北京被捕時，是這種便衣偵探下手的，故認識這類偵探的裝束）。內外軍警，均由穿便服的軍官分立各處暗中指揮。群眾處在執政府鐵柵外與照壁之前的馬路上。我負責照料大會遊行巡查的任務，所以能向四周觀察。楚溪春《親曆記》說他布置執政府防衛，曾吩咐“前排不許帶武器，後幾排才許帶武器”這不是事實。當日參加遊行的北京國民黨市黨部委員李世軍和北大學生會幹事徐？瑞都說“這是楚君企圖脫卸責任的謊言”。
群眾到達執政府門前，要求派代表四十人入內遞請願書，並向段執政、賈總理陳述意見。衛隊以未奉命令不許傳達。當代表與衛隊爭持時，忽聞手槍一響，群眾紛紛後退。衛隊即對準群眾連開排槍，以致當場倒地數十人。其司令官鳴放口笛，用指揮刀指揮兵士圍擊，以致年幼體弱者被擠倒地，高大強壯者不自覺地在人身上踐踏而過。伏屍滿地，血肉狼藉。一部分人向十條胡同狂奔，又遇上原在十條胡同的士兵開槍轟擊。約十餘分鍾後，伏地群眾爬起再跑，又遭開槍轟擊。一部分人避至馬圈，亦遭手持大刀鐵棍的衛隊慘殺。我因持北大校旗，站在後麵，身長腳快，幸免於難。
事後經“中國濟難會”調查，死者47人，傷者132人，失蹤者40人。京師地方檢察廳檢查，死屍43具，重傷45名，受傷而未驗者73人（見京師地方檢察廳本案起訴書）。死者以學生為最多，北京大學有李家珍、黃克仁、張仲超；燕京大學有魏士毅女士；師範大學有範士融；女師大有劉和珍、楊德群兩女士；清華大學死學生三人，曾抬棺遊行。中學生死者十餘人，皆未成年者；華僑代表死八人，工人死者五人。經北京大學代表王文彬、範體仁、巫啟聖等向京師地方檢察廳控告凶犯臨時執政段祺瑞等人，並延請潘大道律師撰具起訴書，請求檢察廳依法偵查上述凶犯，向京師地方審判廳起訴。訴狀敘述請願及被預謀包圍屠殺情況，列舉十項：
一、學生請願為反對帝國主義侵略，力爭主權，宗旨正當。
二、學生請願時所執小旗，隻有外交問題的口號，並無推翻現政府口號；
三、請願者都是徒手，絕無任何武器。
四、請願群眾均由各團體負責人在場維持秩序，沿途秩序整肅，到執政府後排隊整齊，推派代表上請願書，並無全隊入府的企圖。
六、執政府門內外均布滿持槍或持大刀的軍警，甚至距離國務院頗遠的東西口及十條胡同，亦分布持有武器的軍警，係預謀圍殺。
六、群眾到執政府後，隻要求派代表入內，而執政府在門外持有指揮刀的軍官堅決不許，相持不過五分鍾，而第一槍已發，接著排槍齊發，群眾躲避不及，成群倒下。
七、衛隊開槍不止一處，時間約延長五十分鍾。
八、衛隊開槍之後，群眾奔逃，軍警仍持槍追殺，傷亡者之傷痕，多從背入。
九、傷亡之人，多係倒臥鐵獅子胡同東柵門外，距離國務院甚遠。證明確是追殺。
十、傷亡者什物多被劫掠。照壁下有女屍赤體仰臥。西南操坪中有女屍被關刀刺入且拋舉一丈以外。據上所述，臨時執政段祺瑞等對遊行請願的愛國群眾預謀圍殺、虐殺，以致死傷200餘人。關於其媚外喪權部分另案告訴外，被告等實犯新刑律三百一十一條預謀殺人之罪，應請鈞廳依法檢察，提起公訴。
又女子師範大學生張靜淑等延請高穰律師具狀向京師地方檢察廳告訴段、賈、章等預謀圍殺，指出被殺女生劉和珍槍彈從背部入，斜刺心肺。同跑的女生楊德群想去扶她起來，竟被兵士追擊，槍彈從背部入肩頭，由前胸右邊出。女生張靜淑，想去扶起這兩人，被兵士趕上，連發四槍，且有刀傷。顯係追殺，而且是虐殺。（《魯迅全集》第七冊199頁亦有同樣記述。）京師地方檢察廳檢察長戴修瓚，曾派檢察官分往出事地點和各校實地偵查，並檢驗死傷。作成紀錄，向其同級地方審判廳起訴，附有已驗死傷人名單。惜戴修瓚懾於當時軍閥政府淫威，未能對正凶段、賈等起訴，僅對衛隊官長起訴。
對這一慘案的客觀記載，以北京《語絲》周刊朱自清的《執政府大屠殺記》及《現代評論》陳翰笙《“三一八”慘案目擊記》和《東方雜誌》民國15年3月號《慘案寫真》為最詳實。《東方雜誌》將執政府當日衛隊荷槍實彈的布置和學生徒手站立門前情況攝製照片印出，足證楚溪春親曆記所說“前排衛隊未帶武器”和學生“執有鐵頭木棍”為歪曲事實和誣蔑學生。
這次慘案是預謀圍殺，而不僅僅是臨時下令屠殺。段祺瑞就任臨時執政，即以“外崇國信”為投降帝國主義的宣言，與“取消不平等條約”背道而馳。他於1925年8月下令整頓學風，揚言“倘有故釀風潮，蔑視政令……本執政取先父兄之教，不博寬大之名。依法從事，決不寬貸”。這已明示要殺人。又於1925五年11月14日在《甲寅》周刊第一卷十八號上發表《內感篇》說：“最奇特者，人之所無，而我更有澎湃之學潮，可謂新之又新，倘不加裁製，胡可以安良善。鄭子產曰，‘水懦民玩多死焉’，故唐堯四凶之殛。孔子少正卯之誅，不得已而出此，是必有故。”這是又一次要殺人的宣告。這一令一文，可為三一八慘案作證。
慘案發生後的次日，段祺瑞竟下令通輯徐謙、李石曾、李大釗、易培基、顧兆熊五人。略謂他們假借共產學說，嘯聚群眾，屢肇事端，本日徐謙等以共產執行委員會名義，散布傳單，率領暴徒數百人，闖襲國務院，澆灌火油，拋擲炸彈，各持木棍，叢擊軍警，軍警不得已，鳴槍自衛，以致互有傷亡，實為徐謙、李煜瀛、李大釗、易培基、顧兆熊等所造成。著內外官署一體嚴緝，盡法懲辦，以儆效尤。這被通緝的五人，隻有李大釗一人是共產黨員，李先生當日曾到會領導。楚溪春說，“當日衛兵死一人”，亦屬虛構。查京師地方檢察廳起訴書驗明群眾死屍四十三具，並無衛兵死屍。此次慘案段祺瑞及國務總理賈德耀應負完全責任。
一個請願學生的見聞
1926六年“三一八”慘案發生時，我曾參加遊行請願隊伍，是親眼看到這場大屠殺的一個北京師範大學學生。
3月18日上午，北京各校學生到天安門參加群眾大會，抗議日艦炮擊大沽口事件。我們師大同學大約是九點鍾出發的，參加的同學相當踴躍，由學生會負責人邵式平、範士融、張鬱光等擔任領隊。我那年開始學照相，拿著照相機在隊前隊後跑來跑去，尋找鏡頭。
那天天安門前，各大中學校的學生隊伍高舉校旗，精神煥發地高呼口號，由四麵八方潮湧而來。大會大概是10點多鍾開始的。會後，遊行示威，到段祺瑞的執政府去請願。因為遊行路線太長，參加大會的一些中小學生，由大會勸阻他們不必參加遊行，但有的中學生還是參加了。
遊行隊伍秩序非常好，口號聲此落彼起，情緒激昂。午後1點來鍾，隊伍到達鐵獅子胡同執政府，由東轅門魚貫而入，按學校單位由北到南地排列在執政府門前廣場上。執政府門前有一對石獅子，石獅子前麵就是四五排全副武裝的衛隊，和學生的隊伍麵對麵地對峙著。學生隊伍中不斷發出一陣陣震天動地的口號聲，但並未發生學生與衛隊爭吵或謾罵衛隊的事情。學生派出代表向衛隊交涉，要見段祺瑞。這些代表被引進執政府之後，久久不見出來。同學們站在隊裏有些不耐煩了。東邊石獅子上有一位同學用喇叭筒向群眾傳話，說段祺瑞不肯見學生代表。群眾就應聲高喊：“一定要見段祺瑞”“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取消不平等條約”等等口號。我拿著照相機到處尋找鏡頭，看見西邊石獅子上沒有人，就爬上去從衛隊背後照了一張衛隊和學生隊伍對峙的照片。這張照片是對著日光照的，我以為沒有照好，就跳下石獅子，從隊伍中向南邊擠去，另尋鏡頭。快到南邊照壁前，碰上北京藝專的同鄉黃雲穀，彼此好久未見，就握手寒暄幾句。不料正說話間，前麵的隊伍突然向後湧了過來，同時還聽到前麵的同學高喊：“不要怕！他們不敢開槍！”話音剛落，槍聲就響了。站在最前麵的同學馬上被射倒幾個，站在東邊石獅子上傳話的同學也立時中彈倒地。一時秩序大亂，大家紛紛向東西轅門奔出。
東轅門已經被堵塞得水泄不通。摔倒、絆倒的同學，人壓人，人堆人，亂作一團。我快跑到東轅門的時候，跑在我前麵的一個同學，被一個便衣偵探用木棒打中後腦，冒出血花，我急忙轉向南跑，跑到照壁東南角的一個院落裏。院落的西麵和南麵是馬廄，那些拴著的馬都被槍聲驚得直立起來。有幾個便衣偵探用鞭子追打著向裏跑的同學。我看見北京藝專的雲南同鄉姚宗賢跑進來以後，被偵探緊緊追趕，又由馬廄旁向外跑了出去。他跑出去之後，就中彈犧牲了。
院落的東麵是一排三間小屋，我奔向靠北的一間，一腳踢開屋門，發現這原來是一間士兵的宿舍，屋裏已有四個同學，伏在地上躲避槍彈。
槍聲響了十多分鍾，突然聽見一聲哨子，槍聲就停止了。槍聲剛停，一個持槍的士兵推開屋門望望我們，匆匆忙忙由一張床褥下取出一把刺刀，又走了出去。這時我很擔心，以為殺完外麵的，就要來殺屋裏的人了。
槍聲停止不到三分鍾，哨又響了，接著爆竹般的槍聲又繼續大作，屋瓦被流彈打得達達直響，槍聲中還夾雜群眾的慘叫聲。過了約五分鍾，隨著一聲哨音，槍聲停了。不料不到三分鍾，又響起了哨子，接著第三次槍聲又大作。第三次的槍聲裏，卻聽不見群眾的慘叫聲了。大約又過了五分鍾光景，哨子又響了一次，槍聲才最後停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