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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4章 九州同愾討國賊！英烈血沃天安門(6)
過了三五天（日期記不清了），司法部、高等法院、陸軍部聯合組成了一個處理這個案子的機構，要我們衛隊旅派人去對質作證。我當時因為另有一個重要會議，打算找少校參謀王子江去出庭對質，因為他當時正是負責在執政府門口指揮警衛的人。當我麵告王子江時，他神色不定，連聲說：“我不能去，我不能去，還是請參謀長去吧！”我當時莫名其妙，不知他為什麽這麽害怕膽小。稍後，上尉軍械員邱霖（現是北京市民革成員）偷偷告訴我說：“壽圖（王子江號）不能去，您知道開槍時的實在情形嗎？”我說：“我不知道當時實在情形。”他說：“當學生向執政府門口擁擠時，學生拿著帶鐵頭的木棒打士兵的頭，罵士兵是‘衛隊狗’‘軍閥走狗’，當時士兵曾被迫後退。當學生快要衝進執政府門口時，壽圖就命令附近的士兵：‘開槍吧！’他原來的意思是想叫士兵向天鳴槍，把學生嚇跑了就算了，不料東西轅門的守衛士兵就真的平射起學生隊伍來了，以致釀成當天的慘案。”我這才徹底了解了具體情況。既然沒有人肯去出庭作證，我隻好自己去了。
當時為了顛倒是非，旅部就開會決定，馬上找來幾枝舊手槍，說是學生們的凶器；又找了幾把笤帚和幾個煤油桶，裝了一些煤油，說學生拿這些東西準備放火燒執政府；同時還拿了學生們的各色紙旗子一大捆（這捆旗子是真的證據，我記得旗子上寫著“中國共產黨北方執行委員會”字樣）；並且以執政府南麵樓上玻璃被子彈打穿的圓孔作為學生先由南向北開槍的證據，這個圓孔是真的當場被打穿的，不過不一定是學生打的，也許是東西轅門的衛隊士兵向北打偏了的。當時衛隊旅也有一名士兵被槍彈打死，於是又以此來誣賴學生先開槍、衛隊旅是被迫自衛開槍的。到底被打死的這個衛隊旅士兵是怎樣被槍彈打死的，我們也搞不清，可能是混在學生群眾中被流彈打死的。
陸軍部、高等法院和司法部當然袒護段祺瑞衛隊旅，偏聽衛隊旅這方麵的一麵之詞。當時問案子的法官，我隻熟悉一個高等法院法官蔣貢梁（直隸博野縣人），其餘全不認識。
這個案子就這樣不了了之地結了案，官兵未受到處分，被打死的學生也就含冤而死，無聲無息地被埋葬了。
以上的經過，是我親眼看到的、聽到的和親身經曆的事實。我今天追憶這一段曆史事實，目的就是為了揭露當時北洋軍閥統治的黑暗、殘酷與無恥。從這一段事實中，人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反動統治政權是怎樣地在迫害、殘殺愛國青年學生；人們也可以清楚地看到當時青年學生們在黨領導下所進行的鬥爭終於和黨領導的全國人民革命力量匯在一起，將反動統治階級埋葬。
我親身經曆的“三一八”慘案實況
國內對“三一八”的回憶文章頗多，因此我們摘選幾個親曆者的回憶與時文，以饗讀者：我親身經曆的“三一八”慘案實況讀了全國政協《文史資料選輯》第三十七輯曹祥華同誌的《對〈“三一八”慘案親曆記〉的訂正》後，我認為這個訂正是很有必要的，楚溪春的報道與我自己親身看到的情況，大有出入。我願將我自己親身經曆寫出來，以正視聽，為研究這一曆史事件的同誌提供一些參考。
1926年3月18日慘案發生時，我正在北京師範大學化學係讀書，是學運的積極參加者。
那天早晨各校學生到天安門前廣場集合開群眾大會。
我與師大國文係同學範士融同住一個寢室。他在我之先加入國民黨，擔任國民黨宣外區黨部執行委員。我之加入國民黨，正是受他的影響，由他和另一山東同學張鬱光介紹的。我和範士融，既是同鄉，又是同誌，交情很深。那天早晨，我與範士融手持小旗，在出發之先，跑到各個自習室去動員同學們參與集會。我們大喊大叫：“不願做亡國奴的同學，趕快集合去，我們快出發了。”有的同學聽到呼喚，就放下書本，跑出自習室集合去了。也有少數同學，不睬不理，照樣讀書。
隊伍大約在早晨9點鍾左右出發。參加的同學相當踴躍，留校未去的不及十分之一二。範士融和當時同學中的積極分子如邵式平（解放後任江西省主席、省長，已病故）、張鬱光（抗戰初期在山東聊城犧牲）等是學生會的負責人，擔任領隊。我從那年開始學照相，拿著照相機在隊前隊後亂跑。
天安門前搭有臨時主席台，北京各大中學生高舉校旗，隊伍整齊，精神煥發地高呼著口號，由四麵八方潮湧而來。估計到會群眾不下一兩萬人。大會大概是10點多鍾開始，主席台上有好些位人士演講。我印象深刻的是大會執行主席之一的徐謙的講演。我曾擠上主席台，為徐謙照了一張相。另外，劉清揚女士的清脆、嘹亮、富有激情的講演，雖已事隔半個世紀以上，至今猶有印象。
大會決議：遊行示威，並向段祺瑞執政府請願，我記得當時還有一些中小學校的學生也來參加。因為遊行路線太長，由大會勸阻他們不必參加遊行，但好像芝文中學等校的學生還是參加了。
遊行隊伍秩序非常好，口號聲此起彼落地喊個不斷。午後1點多鍾，隊伍走到東四牌樓北麵的執政府，由東麵入口處（即東轅門）很有秩序地魚貫而入。各校學生按學校單位由北到南列隊在執政府門前的廣場上。執政府門前有一對石獅子，石獅子後麵就是全副武裝的四五排衛隊，和學生的隊伍麵對麵地站著。執政府的廣場相當大，但全被有秩序的學生的行列站滿了。各校的校旗都樹立在隊伍的前頭。人山人海，旌旗招展，雄壯的口號聲不斷，真是振奮人心。衛隊與學生之間並未發生任何爭吵或謾罵。學生派代表團向衛隊交涉，要求見段祺瑞。這些代表被引進執政府，久久不見出來。同學們站在隊裏有些疲勞，口號聲不如初入場時那樣熱烈了，不少同學在談心說笑。東邊石獅子上有一位男同學用喇叭筒向群眾講話，說段祺瑞不肯見學生代表。群眾應聲而起，高喊：“一定要見段祺瑞！”“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取消不平等條約！”等口號。我看見西邊石獅子上沒有人，我就爬上石獅子照了一張。但那時我剛開始學照相，發現日光照射著鏡頭，我還不懂得照逆光和遮光，以為違背了照相原理，就跳下石獅子，從隊伍中向南邊擠去，另覓角度拍攝。快到南麵照壁前碰上了北京藝術專門學校的同鄉黃雲穀，正握手寒暄之際，前麵的隊伍突然向後擠退，而且還聽到前麵的同學高喊：“不要怕，他們不敢開槍。”話音剛落，執政府的衛兵們就把槍打響了。站在東邊石獅子上傳話的同學，首先被射落倒地。一時秩序大亂，各校同學都向東西轅門奔逃。
我跑到離東轅門還有二三十步的時候，一看東轅門被逃難的群眾堵塞了。槍聲大作，誰也顧不了誰。前麵的同學摔倒在地，後麵跑來的同學又被絆倒。於是人壓人，東轅門的人堆有好幾尺高。
我仍向東跑，快到達東轅門之際，跑在我前麵的同學被一個便衣偵探用木棒朝後腦打去，鮮血四濺，幾乎濺到我身上。我若再繼續向前，就要受到第二棒的打擊。忙亂中，我轉向南跑。跑到照壁的東南角，一看裏麵是個院落，院落的西麵和南麵是馬廄。在槍聲中，那些馬都直立起來，但被韁繩拴在木槽上，掙脫不得。有幾個便衣偵探用鞭子一直追趕著向裏跑的同學打。我親眼看見北京藝術專門學校的雲南同鄉姚宗賢被偵探打得無處可鑽，又向馬廄外麵跑。姚宗賢同學也是這個慘案中犧牲的烈士之一。他可能是由馬廄旁向外跑時被槍彈射中的。
院落的東麵是一排三間小屋，靠北一間，門是向南開的。我奔到門前，屋門關著。我一推門，看見四個不相識的同學躺在地下避難。其中一個胖子，滿臉通紅，臉上汗珠像豌豆一般大；另一個較瘦的，麵色蒼白得可怕。我不管三七二十一，急忙將門關上躺下，並用腳將門頂住。原來這間房子是士兵的宿舍，屋裏有四張單人床，自北朝南地平行排列著，白布單和白布棉被和一般兵營一樣，鋪疊得整整齊齊。有一個大約四十多歲的馬026模樣的士兵也在屋裏。在急促的槍聲中他不是惡意地在喃喃自語：“他媽的，今天這些洋學生可糟心了。”我們看到屋內東牆高處有一道玻璃窗，就向他請求將窗打開，讓我們逃出去。他指指窗子，意思是叫我們仔細看看，窗外還有鐵欄杆攔著，如何逃得了。他仍惋惜又似恐嚇地對我們說：“他媽的，今天你們可完蛋了。”
槍聲響了幾分鍾，突然聽到哨子聲，槍聲立即停止。槍聲剛停，一個持槍的士兵推開門，望望我們，匆匆忙忙地由一張床單下麵取出一把刺刀又走出去。這時，我的心涼了半截，我以為今天確實完了，外麵殺完，就會進來殺我們幾個“籠中鳥”。
槍聲停止不到兩分鍾，哨子又響，像爆竹一般的槍聲又繼續大作。屋瓦打得直響。在第一次槍聲中還摻雜著群眾的慘叫聲，令人十分心酸。射擊約兩三分鍾，哨子又響，槍聲又停。停不到兩分鍾，哨子又響，槍聲又起。這樣一共三次。第二次和第三次的槍聲裏，隻聽得見屋瓦被打的響聲，卻聽不見慘叫聲了。第三次射擊大約又是幾分鍾，哨子又響，槍聲又停。停了好幾分鍾，不再聽到哨音，也不再聽到槍聲。這可怕的沉寂，使我的心慌亂起來了。我試探著將門輕輕打開，我的視線恰巧和一個持槍士兵的視線碰在一起。我好似觸電一般，立即爬起，向外衝去。持槍的士兵忙著去打“財喜”，他們沒有管我。我由死傷者身上和血泊中跨越逃出。小院裏和廣場上橫七豎八地躺滿死傷的人，持槍的士兵正在忙著搜索死傷者的錢包、手表、眼鏡等，連氈帽、圍巾他們也要。我逃出小院時，有兩個士兵由廣場上拖著一個死者的屍體進入小院。一個拖著左腳，一個拖著右腳，死者的頭擦著地。可能也是為了打“財喜”。我由他們側邊跑過，他們也沒管我。
回到學校，知道同班的四川同學李如錦的腿被打斷了，被送進協和醫院（即現在的首都醫院）。後來李同學的腿終於鋸掉，裝上一隻橡皮假腿。我的好友範士融卻不見歸來。當晚學生會忙碌地在死者名單中清查、打電話到收容受傷同學的各醫院查詢，都沒有範士融。再了解，當天也沒有被捕的同學。範為什麽失蹤了呢？大家焦急萬分，學生會的同學忙亂了一整夜，仍得不到結論。
第二天，3月19日，一清早下起雪來。學生會派我和範的同班同學李世軍再到執政府停屍場上去尋找。幾十具白木棺材停放在執政府東北角的院落裏。棺蓋尚未釘釘，有武裝士兵把守。這院落和東南角有馬廄的院落相似。棺材側麵都用粉筆寫上死者的姓名。在舊社會，一般知識分子都隨身帶著自己的名片，那些死者的姓名，就是根據在他們身上搜出的名片寫下來的。範士融那天可能沒帶自己的名片，在天安門時可能新認識一位朋友，那位朋友給他一張名片。裝棺時搜出這張名片，就在他的棺側寫上那名字。我們對每具棺材都看過，就是找不到範士融。後來在一口棺材蓋下發現一個死者的衣角，我一看是範所穿的長衫，而名字則是別人的（這名字我記不得了）。我們請求守衛的士兵讓我們揭開棺蓋看看，士兵不許，經再三說明理由，最後終於同意我們揭棺，一看，果然是範士融！一顆子彈由範士融的前額洞穿過去，子彈入口處僅有筷子頭一般大，但後腦殼卻有拳頭大的傷口。這說明他不是在逃跑中被打死，而是遭到突然襲擊，由正麵被擊中的。
這個慘案當場被打死的共42人，受傷者近200人。這個死傷數字也說明一個問題，這次的屠殺是有預謀有計劃的。不是全部槍彈都向密集隊伍平射，而是有重點有目標地射擊，否則死傷人數就不堪設想。比如站在石獅子上傳話的青年，是射擊對象之一；範士融站在北師大隊伍前麵，手執小旗，是學生會領導人之一，也就成了射擊的目標。犧牲的女同學都是剪掉辮子的。當時的女同學都留著辮子，隻有少數思想進步敢於革命的才剪去辮子。反動派正是最恨這些進步學生，剪掉辮子的劉和珍女士的犧牲，尤令人悲憤。她中彈後，女師大的另兩個同學楊德群、張靜淑忙去救護她，反動派向這兩位女同學射擊，楊德群當場被打死，張靜淑重傷。劉和珍當時沒有死，手持木棒的便衣偵探跑過去狠狠打了她兩棒才把她打死。
讀了楚溪春的《“三一八”慘案親曆記》，令人十分吃驚，我們看他是怎樣報道的。
楚文說：“‘三一八’慘案前一天，衛隊旅接到上級命令說，第二天學生要在天安門前開會，會後到吉兆胡同（段祺瑞住宅）請願，要我們旅告知守衛官兵到吉兆胡同和執政府分別嚴加戒備，並一再叮囑在與學生接觸的時候，要萬般忍耐，打不準還手，罵不準還嘴，以免發生意外不幸事件。”事實是那一天學生根本沒有和衛隊發生衝突，而是赤手空拳很有秩序的學生隊伍突然遭到襲擊，槍彈、棍棒和皮鞭出人意外地向學生無情地打來。
楚文說：“第二天，即三月十八日下午，為了怕學生開會後到吉兆胡同請願，鬧出事故，我便親身到吉兆胡同布置警備事宜……布置時要求警備部隊前幾排的士兵不許紮皮帶，以免接觸時發生無理的毆打；中間幾排的士兵可紮皮帶，但不準拿武器；後幾排的士兵才許帶武器。”請看我在開槍前不到兩三分鍾所拍的照片，可清楚地看出站在學生隊伍前麵的衛隊，排排都是肩挎子彈帶，手持步槍。
楚文說：“我就下車向西步行，出了十條西口，就到執政府門前。進入東轅門，看見約有十幾個學生被打倒，滿身是血，有的還在呻吟。衛隊旅的警衛士兵還在端著槍四下搜尋。我立即吹哨命令士兵趕快集合到營房裏去，大聲命令他們趕緊回去！”“三一八”慘案的死傷者都是有名有姓的，有具體數字，當時的報刊上不難找到具體材料。以我親眼所見及記憶所及，慘案中被打死的共42人，傷者180餘人。楚溪春的文章如果來自間接材料，那還情有可原，但楚明明是親自去現場看到的。200人以上的死傷，竟說約有十幾人，這就令人難解了。
楚文說：“衛隊旅的警衛士兵還在端著槍四下搜尋。”楚沒有說出搜尋什麽。我親眼見到的是他們在搜尋學生的財物。楚是沒有看見呢？還是看見了而有所忌諱，不敢說出來？
楚文說：“那一天是陰天，天上飄著小雪花，當我再經過執政府門前時，就看見有一二十具白皮棺材擺在執政府門前。”實際那天是晴天，並沒有下雪。雪是第二天或當天晚上才下的。楚看見一二十具白皮棺材，與前麵他所說“看見約十幾個學生被打倒，滿身是血，有的還在呻吟”的話自相矛盾。難道“還在呻吟”的學生也裝進了棺材不成？而且棺材也不是擺在執政府門前，而是擺在執政府東北角的院落裏。經過執政府門前是看不見這些棺材的。
楚文描述上尉軍械員邵霖告訴他的慘案發生情況說：“當學生向執政府門口擁擠時，學生拿著帶鐵頭的木棒打士兵的頭，罵士兵是‘衛隊狗’‘軍閥狗’，當時士兵曾被迫後退，當學生快要衝進執政府門口時，壽圖（王子江）就命令附近的士兵‘開槍吧！’他原來的意思是想叫士兵向天鳴槍，把學生嚇跑了就算了。不料東西轅門的守衛士兵，就真的平射起學生隊伍來了，以致釀成當天的慘案。我這才徹底了解了具體情況。既然沒有人肯出庭作證，我隻好自己去了。”這段文字是憑空捏造的謊言。
楚文說：“當時為了顛倒是非，旅部就開會決定，馬上找來幾枝舊手槍，說是學生們的凶器；又找了幾把笤帚和幾個煤油桶，裝了一些煤油，說學生拿這些東西準備放火燒執政府；同時還拿了學生們的各色紙旗子一大捆（這捆旗子是真的證據，我記得旗子上寫著‘中國共產黨北方執行委員會’字樣）。”這段話的前一部分，倒是道出了反動派慣用的陰險伎倆，但最後幾句是扯謊。曆來反動派對一切反帝反封建的愛國運動都汙蔑為“赤化”，是共產黨暗中操縱，甚至說成是蘇聯用盧布收買策動的。“三一八”的反帝鬥爭，是出自北京廣大知識青年的愛國熱忱，共產黨當然是積極支持的。所以當天黨的領袖李大釗先生親自參加了天安門前的群眾大會和請願的行列。但是大家都知道，當時的共產黨並沒有將黨的組織公開在敵人麵前，黨是具有高度革命警惕性的。楚所說他看見旗子上寫著“中國共產黨北方執行委員會”字樣，明明又是反動派偽造證據，汙蔑學生的愛國運動為“赤化”的一種陰謀手段，和反動派找來幾枝舊手槍，幾把笤帚、幾桶煤油，汙蔑學生企圖殺人放火，是同一目的同一手法。
我經曆了“三一八”慘案全過程，我有責任指出楚文中與事實不符的地方。如有不妥之處，請知情者予以指正為感。
北京“三一八”慘案親曆記
曆史上著名的“三一八”事件是段祺瑞臨時政府對愛國學生的一次屠殺，早已為前人備述。我們今天選登一組親身經曆過這一慘案的當事人的回憶文章，作者有的當時在北京學聯工作，有的是北大、清華和北師大等校的學生。他們真實描述了事件的各個不同側麵，既有背景、內幕和經過，也有各校的反響、個人的目擊和親身感受。往事曆曆在目，再現於讀者眼前，特以此紀念死難的烈士。
當時為了顛倒是非，旅部就開會決定，馬上找來幾枝舊手槍，說是學生們的凶器；又找了幾把笤帚和幾個煤油桶，裝了一些煤油，說學生拿這些東西準備放火燒執政府；同時還拿了學生們的各色紙旗子一大捆（這捆旗子是真的證據，我記得旗子上寫著“中國共產黨北方執行委員會”字樣）；並且以執政府南麵樓上玻璃被子彈打穿的圓孔作為學生先由南向北開槍的證據，這個圓孔是真的當場被打穿的，不過不一定是學生打的，也許是東西轅門的衛隊士兵向北打偏了的。當時衛隊旅也有一名士兵被槍彈打死，於是又以此來誣賴學生先開槍、衛隊旅是被迫自衛開槍的。到底被打死的這個衛隊旅士兵是怎樣被槍彈打死的，我們也搞不清，可能是混在學生群眾中被流彈打死的。
陸軍部、高等法院和司法部當然袒護段祺瑞衛隊旅，偏聽衛隊旅這方麵的一麵之詞。當時問案子的法官，我隻熟悉一個高等法院法官蔣貢梁（直隸博野縣人），其餘全不認識。
這個案子就這樣不了了之地結了案，官兵未受到處分，被打死的學生也就含冤而死，無聲無息地被埋葬了。
以上的經過，是我親眼看到的、聽到的和親身經曆的事實。我今天追憶這一段曆史事實，目的就是為了揭露當時北洋軍閥統治的黑暗、殘酷與無恥。從這一段事實中，人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反動統治政權是怎樣地在迫害、殘殺愛國青年學生；人們也可以清楚地看到當時青年學生們在黨領導下所進行的鬥爭終於和黨領導的全國人民革命力量匯在一起，將反動統治階級埋葬。
我親身經曆的“三一八”慘案實況
國內對“三一八”的回憶文章頗多，因此我們摘選幾個親曆者的回憶與時文，以饗讀者：我親身經曆的“三一八”慘案實況讀了全國政協《文史資料選輯》第三十七輯曹祥華同誌的《對〈“三一八”慘案親曆記〉的訂正》後，我認為這個訂正是很有必要的，楚溪春的報道與我自己親身看到的情況，大有出入。我願將我自己親身經曆寫出來，以正視聽，為研究這一曆史事件的同誌提供一些參考。
1926年3月18日慘案發生時，我正在北京師範大學化學係讀書，是學運的積極參加者。
那天早晨各校學生到天安門前廣場集合開群眾大會。
我與師大國文係同學範士融同住一個寢室。他在我之先加入國民黨，擔任國民黨宣外區黨部執行委員。我之加入國民黨，正是受他的影響，由他和另一山東同學張鬱光介紹的。我和範士融，既是同鄉，又是同誌，交情很深。那天早晨，我與範士融手持小旗，在出發之先，跑到各個自習室去動員同學們參與集會。我們大喊大叫：“不願做亡國奴的同學，趕快集合去，我們快出發了。”有的同學聽到呼喚，就放下書本，跑出自習室集合去了。也有少數同學，不睬不理，照樣讀書。
隊伍大約在早晨9點鍾左右出發。參加的同學相當踴躍，留校未去的不及十分之一二。範士融和當時同學中的積極分子如邵式平（解放後任江西省主席、省長，已病故）、張鬱光（抗戰初期在山東聊城犧牲）等是學生會的負責人，擔任領隊。我從那年開始學照相，拿著照相機在隊前隊後亂跑。
天安門前搭有臨時主席台，北京各大中學生高舉校旗，隊伍整齊，精神煥發地高呼著口號，由四麵八方潮湧而來。估計到會群眾不下一兩萬人。大會大概是10點多鍾開始，主席台上有好些位人士演講。我印象深刻的是大會執行主席之一的徐謙的講演。我曾擠上主席台，為徐謙照了一張相。另外，劉清揚女士的清脆、嘹亮、富有激情的講演，雖已事隔半個世紀以上，至今猶有印象。
大會決議：遊行示威，並向段祺瑞執政府請願，我記得當時還有一些中小學校的學生也來參加。因為遊行路線太長，由大會勸阻他們不必參加遊行，但好像芝文中學等校的學生還是參加了。
遊行隊伍秩序非常好，口號聲此起彼落地喊個不斷。午後1點多鍾，隊伍走到東四牌樓北麵的執政府，由東麵入口處（即東轅門）很有秩序地魚貫而入。各校學生按學校單位由北到南列隊在執政府門前的廣場上。執政府門前有一對石獅子，石獅子後麵就是全副武裝的四五排衛隊，和學生的隊伍麵對麵地站著。執政府的廣場相當大，但全被有秩序的學生的行列站滿了。各校的校旗都樹立在隊伍的前頭。人山人海，旌旗招展，雄壯的口號聲不斷，真是振奮人心。衛隊與學生之間並未發生任何爭吵或謾罵。學生派代表團向衛隊交涉，要求見段祺瑞。這些代表被引進執政府，久久不見出來。同學們站在隊裏有些疲勞，口號聲不如初入場時那樣熱烈了，不少同學在談心說笑。東邊石獅子上有一位男同學用喇叭筒向群眾講話，說段祺瑞不肯見學生代表。群眾應聲而起，高喊：“一定要見段祺瑞！”“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取消不平等條約！”等口號。我看見西邊石獅子上沒有人，我就爬上石獅子照了一張。但那時我剛開始學照相，發現日光照射著鏡頭，我還不懂得照逆光和遮光，以為違背了照相原理，就跳下石獅子，從隊伍中向南邊擠去，另覓角度拍攝。快到南麵照壁前碰上了北京藝術專門學校的同鄉黃雲穀，正握手寒暄之際，前麵的隊伍突然向後擠退，而且還聽到前麵的同學高喊：“不要怕，他們不敢開槍。”話音剛落，執政府的衛兵們就把槍打響了。站在東邊石獅子上傳話的同學，首先被射落倒地。一時秩序大亂，各校同學都向東西轅門奔逃。
我跑到離東轅門還有二三十步的時候，一看東轅門被逃難的群眾堵塞了。槍聲大作，誰也顧不了誰。前麵的同學摔倒在地，後麵跑來的同學又被絆倒。於是人壓人，東轅門的人堆有好幾尺高。
我仍向東跑，快到達東轅門之際，跑在我前麵的同學被一個便衣偵探用木棒朝後腦打去，鮮血四濺，幾乎濺到我身上。我若再繼續向前，就要受到第二棒的打擊。忙亂中，我轉向南跑。跑到照壁的東南角，一看裏麵是個院落，院落的西麵和南麵是馬廄。在槍聲中，那些馬都直立起來，但被韁繩拴在木槽上，掙脫不得。有幾個便衣偵探用鞭子一直追趕著向裏跑的同學打。我親眼看見北京藝術專門學校的雲南同鄉姚宗賢被偵探打得無處可鑽，又向馬廄外麵跑。姚宗賢同學也是這個慘案中犧牲的烈士之一。他可能是由馬廄旁向外跑時被槍彈射中的。
院落的東麵是一排三間小屋，靠北一間，門是向南開的。我奔到門前，屋門關著。我一推門，看見四個不相識的同學躺在地下避難。其中一個胖子，滿臉通紅，臉上汗珠像豌豆一般大；另一個較瘦的，麵色蒼白得可怕。我不管三七二十一，急忙將門關上躺下，並用腳將門頂住。原來這間房子是士兵的宿舍，屋裏有四張單人床，自北朝南地平行排列著，白布單和白布棉被和一般兵營一樣，鋪疊得整整齊齊。有一個大約四十多歲的馬026模樣的士兵也在屋裏。在急促的槍聲中他不是惡意地在喃喃自語：“他媽的，今天這些洋學生可糟心了。”我們看到屋內東牆高處有一道玻璃窗，就向他請求將窗打開，讓我們逃出去。他指指窗子，意思是叫我們仔細看看，窗外還有鐵欄杆攔著，如何逃得了。他仍惋惜又似恐嚇地對我們說：“他媽的，今天你們可完蛋了。”
槍聲響了幾分鍾，突然聽到哨子聲，槍聲立即停止。槍聲剛停，一個持槍的士兵推開門，望望我們，匆匆忙忙地由一張床單下麵取出一把刺刀又走出去。這時，我的心涼了半截，我以為今天確實完了，外麵殺完，就會進來殺我們幾個“籠中鳥”。
槍聲停止不到兩分鍾，哨子又響，像爆竹一般的槍聲又繼續大作。屋瓦打得直響。在第一次槍聲中還摻雜著群眾的慘叫聲，令人十分心酸。射擊約兩三分鍾，哨子又響，槍聲又停。停不到兩分鍾，哨子又響，槍聲又起。這樣一共三次。第二次和第三次的槍聲裏，隻聽得見屋瓦被打的響聲，卻聽不見慘叫聲了。第三次射擊大約又是幾分鍾，哨子又響，槍聲又停。停了好幾分鍾，不再聽到哨音，也不再聽到槍聲。這可怕的沉寂，使我的心慌亂起來了。我試探著將門輕輕打開，我的視線恰巧和一個持槍士兵的視線碰在一起。我好似觸電一般，立即爬起，向外衝去。持槍的士兵忙著去打“財喜”，他們沒有管我。我由死傷者身上和血泊中跨越逃出。小院裏和廣場上橫七豎八地躺滿死傷的人，持槍的士兵正在忙著搜索死傷者的錢包、手表、眼鏡等，連氈帽、圍巾他們也要。我逃出小院時，有兩個士兵由廣場上拖著一個死者的屍體進入小院。一個拖著左腳，一個拖著右腳，死者的頭擦著地。可能也是為了打“財喜”。我由他們側邊跑過，他們也沒管我。
回到學校，知道同班的四川同學李如錦的腿被打斷了，被送進協和醫院（即現在的首都醫院）。後來李同學的腿終於鋸掉，裝上一隻橡皮假腿。我的好友範士融卻不見歸來。當晚學生會忙碌地在死者名單中清查、打電話到收容受傷同學的各醫院查詢，都沒有範士融。再了解，當天也沒有被捕的同學。範為什麽失蹤了呢？大家焦急萬分，學生會的同學忙亂了一整夜，仍得不到結論。
第二天，3月19日，一清早下起雪來。學生會派我和範的同班同學李世軍再到執政府停屍場上去尋找。幾十具白木棺材停放在執政府東北角的院落裏。棺蓋尚未釘釘，有武裝士兵把守。這院落和東南角有馬廄的院落相似。棺材側麵都用粉筆寫上死者的姓名。在舊社會，一般知識分子都隨身帶著自己的名片，那些死者的姓名，就是根據在他們身上搜出的名片寫下來的。範士融那天可能沒帶自己的名片，在天安門時可能新認識一位朋友，那位朋友給他一張名片。裝棺時搜出這張名片，就在他的棺側寫上那名字。我們對每具棺材都看過，就是找不到範士融。後來在一口棺材蓋下發現一個死者的衣角，我一看是範所穿的長衫，而名字則是別人的（這名字我記不得了）。我們請求守衛的士兵讓我們揭開棺蓋看看，士兵不許，經再三說明理由，最後終於同意我們揭棺，一看，果然是範士融！一顆子彈由範士融的前額洞穿過去，子彈入口處僅有筷子頭一般大，但後腦殼卻有拳頭大的傷口。這說明他不是在逃跑中被打死，而是遭到突然襲擊，由正麵被擊中的。
這個慘案當場被打死的共42人，受傷者近200人。這個死傷數字也說明一個問題，這次的屠殺是有預謀有計劃的。不是全部槍彈都向密集隊伍平射，而是有重點有目標地射擊，否則死傷人數就不堪設想。比如站在石獅子上傳話的青年，是射擊對象之一；範士融站在北師大隊伍前麵，手執小旗，是學生會領導人之一，也就成了射擊的目標。犧牲的女同學都是剪掉辮子的。當時的女同學都留著辮子，隻有少數思想進步敢於革命的才剪去辮子。反動派正是最恨這些進步學生，剪掉辮子的劉和珍女士的犧牲，尤令人悲憤。她中彈後，女師大的另兩個同學楊德群、張靜淑忙去救護她，反動派向這兩位女同學射擊，楊德群當場被打死，張靜淑重傷。劉和珍當時沒有死，手持木棒的便衣偵探跑過去狠狠打了她兩棒才把她打死。
讀了楚溪春的《“三一八”慘案親曆記》，令人十分吃驚，我們看他是怎樣報道的。
楚文說：“‘三一八’慘案前一天，衛隊旅接到上級命令說，第二天學生要在天安門前開會，會後到吉兆胡同（段祺瑞住宅）請願，要我們旅告知守衛官兵到吉兆胡同和執政府分別嚴加戒備，並一再叮囑在與學生接觸的時候，要萬般忍耐，打不準還手，罵不準還嘴，以免發生意外不幸事件。”事實是那一天學生根本沒有和衛隊發生衝突，而是赤手空拳很有秩序的學生隊伍突然遭到襲擊，槍彈、棍棒和皮鞭出人意外地向學生無情地打來。
楚文說：“第二天，即三月十八日下午，為了怕學生開會後到吉兆胡同請願，鬧出事故，我便親身到吉兆胡同布置警備事宜……布置時要求警備部隊前幾排的士兵不許紮皮帶，以免接觸時發生無理的毆打；中間幾排的士兵可紮皮帶，但不準拿武器；後幾排的士兵才許帶武器。”請看我在開槍前不到兩三分鍾所拍的照片，可清楚地看出站在學生隊伍前麵的衛隊，排排都是肩挎子彈帶，手持步槍。
楚文說：“我就下車向西步行，出了十條西口，就到執政府門前。進入東轅門，看見約有十幾個學生被打倒，滿身是血，有的還在呻吟。衛隊旅的警衛士兵還在端著槍四下搜尋。我立即吹哨命令士兵趕快集合到營房裏去，大聲命令他們趕緊回去！”“三一八”慘案的死傷者都是有名有姓的，有具體數字，當時的報刊上不難找到具體材料。以我親眼所見及記憶所及，慘案中被打死的共42人，傷者180餘人。楚溪春的文章如果來自間接材料，那還情有可原，但楚明明是親自去現場看到的。200人以上的死傷，竟說約有十幾人，這就令人難解了。
楚文說：“衛隊旅的警衛士兵還在端著槍四下搜尋。”楚沒有說出搜尋什麽。我親眼見到的是他們在搜尋學生的財物。楚是沒有看見呢？還是看見了而有所忌諱，不敢說出來？
楚文說：“那一天是陰天，天上飄著小雪花，當我再經過執政府門前時，就看見有一二十具白皮棺材擺在執政府門前。”實際那天是晴天，並沒有下雪。雪是第二天或當天晚上才下的。楚看見一二十具白皮棺材，與前麵他所說“看見約十幾個學生被打倒，滿身是血，有的還在呻吟”的話自相矛盾。難道“還在呻吟”的學生也裝進了棺材不成？而且棺材也不是擺在執政府門前，而是擺在執政府東北角的院落裏。經過執政府門前是看不見這些棺材的。
楚文描述上尉軍械員邵霖告訴他的慘案發生情況說：“當學生向執政府門口擁擠時，學生拿著帶鐵頭的木棒打士兵的頭，罵士兵是‘衛隊狗’‘軍閥狗’，當時士兵曾被迫後退，當學生快要衝進執政府門口時，壽圖（王子江）就命令附近的士兵‘開槍吧！’他原來的意思是想叫士兵向天鳴槍，把學生嚇跑了就算了。不料東西轅門的守衛士兵，就真的平射起學生隊伍來了，以致釀成當天的慘案。我這才徹底了解了具體情況。既然沒有人肯出庭作證，我隻好自己去了。”這段文字是憑空捏造的謊言。
楚文說：“當時為了顛倒是非，旅部就開會決定，馬上找來幾枝舊手槍，說是學生們的凶器；又找了幾把笤帚和幾個煤油桶，裝了一些煤油，說學生拿這些東西準備放火燒執政府；同時還拿了學生們的各色紙旗子一大捆（這捆旗子是真的證據，我記得旗子上寫著‘中國共產黨北方執行委員會’字樣）。”這段話的前一部分，倒是道出了反動派慣用的陰險伎倆，但最後幾句是扯謊。曆來反動派對一切反帝反封建的愛國運動都汙蔑為“赤化”，是共產黨暗中操縱，甚至說成是蘇聯用盧布收買策動的。“三一八”的反帝鬥爭，是出自北京廣大知識青年的愛國熱忱，共產黨當然是積極支持的。所以當天黨的領袖李大釗先生親自參加了天安門前的群眾大會和請願的行列。但是大家都知道，當時的共產黨並沒有將黨的組織公開在敵人麵前，黨是具有高度革命警惕性的。楚所說他看見旗子上寫著“中國共產黨北方執行委員會”字樣，明明又是反動派偽造證據，汙蔑學生的愛國運動為“赤化”的一種陰謀手段，和反動派找來幾枝舊手槍，幾把笤帚、幾桶煤油，汙蔑學生企圖殺人放火，是同一目的同一手法。
我經曆了“三一八”慘案全過程，我有責任指出楚文中與事實不符的地方。如有不妥之處，請知情者予以指正為感。
北京“三一八”慘案親曆記
曆史上著名的“三一八”事件是段祺瑞臨時政府對愛國學生的一次屠殺，早已為前人備述。我們今天選登一組親身經曆過這一慘案的當事人的回憶文章，作者有的當時在北京學聯工作，有的是北大、清華和北師大等校的學生。他們真實描述了事件的各個不同側麵，既有背景、內幕和經過，也有各校的反響、個人的目擊和親身感受。往事曆曆在目，再現於讀者眼前，特以此紀念死難的烈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