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擊天安門-（二）

第93章 九州同愾討國賊！英烈血沃天安門(5)

　　慘案的第二天，北京各校停課，許多學校為死難烈士開了追悼會。23日，北京市總工會、學聯等團體，聯合在北京大學舉行追悼大會。“先烈之血，革命之花”，這八個大字高懸在會場上，鼓勵人們要不惜犧牲去為革命奮鬥。中國共產黨為“三一八”慘案發表了告全國人民書，宣布段祺瑞為“彰明較著的賣國凶犯。”並強調指出：“惟一的辦法隻有實際的行動。民眾應立即起來團結，武裝和革命……苟安就是送死。”“三一八”教育人民，必須拿起槍杆，進行武裝鬥爭。

　　“三一八”慘案後，北京一片恐怖。李大釗立即轉入地下，從事秘密工作。3月底，他把國共兩黨在北方的領導機關都遷入東交民巷蘇聯大使館旁邊的舊俄兵營內。這樣大的目標設在那裏，自然成了一切反動派的眾矢之的，並為他們以後的暴行提供了可以蠱惑人心的借口。李大釗畢竟是一個書生。雖然經過多年革命鬥爭的鍛煉，但他對國際帝國主義的陰險狠毒，和舊式封建軍閥的落後野蠻，仍然估計不足。李大釗不顧一切，像嚴寒中的鬆柏一樣，挺立在那裏，迎接著暴風雪的襲擊，毫不動搖。1926年春夏，奉直兩係軍閥聯合起來，並拉上晉係軍閥閻錫山，先後對國民軍開戰。4月，在戰爭進行中，段祺瑞與奉係勾結的陰謀被國民軍發覺，鹿鍾麟立即把他趕下了台。曾幾何時，“三一八”的血跡還未幹，劊子手就落得如此可恥的下場。這時，北方軍閥，群龍無首，十分混亂；而馮玉祥的國民軍由於處境困難，極力向革命方麵靠攏；我黨利用了這種形勢，開展工作，雖然“反赤”“討赤”之聲甚囂塵上，但北方的革命勢力，還是在暗中穩步地向前發展。

　　以1926年5月向湖南進軍的葉挺獨立團為前鋒，北伐戰爭於7月大舉展開，勝利前進。9月，得到蘇聯和我黨幫助的馮玉祥，軍威複振，由綏遠、寧夏而至甘肅、陝西，使西北的革命形勢迅速發展起來。到1927年初，打到長江流域的北伐軍與開始進入河南的國民軍，即將會師，整個中國的革命形勢愈加高漲。在黑暗中的北方人民，也得到鼓舞。盡管受到嚴重的迫害，北方革命組織依然發展很快。僅北京一地，從“三一八”到1927年2月，我黨黨員就由300多人發展到1000人以上。共青團的力量發展得更快。國民黨員也由2200餘人發展到4300百餘人。

　　帝國主義對中國革命的勝利發展，惴惴不安，它們逐步聯合起來進行幹涉。1927年3月24日的南京事件，就是帝國主義聯合幹涉中國的信號。它用南京江麵的炮聲，召喚中國的反動力量，從軍閥官僚到資產階級，趕快和它合作，以撲滅它們這批野獸共同畏懼的革命烈火。31日，四川軍閥劉湘製造了著名的“三三一”慘案。同時，以南昌為中心和江浙財閥正在勾結的蔣係軍閥，兩廣新起的桂係軍閥，乃至隱藏在武漢革命政府旗幟下麵的湖南軍閥等等，一個個都在蠢蠢欲動。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那個胡匪出身的張作霖，剛剛當上了北洋軍閥的末代皇帝――“安國軍總司令”，才不管什麽國際公法，不顧什麽國際慣例，悍然下令，調動大批軍警，到那平日不許中國人入內的使館區，闖進蘇聯大使館駐地，逮捕了李大釗等一批革命幹部和一些無辜的和平居民。

　　為了逮捕李大釗，敵人是費了一番苦心的。他們不但派特務經常監視出入人員的行動，而且利用招工友的機會，派人偽裝打入內部，用三個月的功夫，把內部的一般情況，弄得一清二楚。他們還逮捕了在李大釗身邊工作的李渤海，誘使他叛變，進一步摸清了內部組織情況。然後，他們找當時任公使團團長的荷蘭公使歐登科交涉，希望準其進入使區抓人。於是各國公使開會集議。這幫帝國主義分子，一直把強加在中國人民頭上的《辛醜條約》，視為神物，在“三一八”前夕的大沽口事件中，還根據它來向中國提抗議，提最後通牒，但到這時卻把它踩在腳下，竟公然允許“安國軍”派兵進入使館區捕人，而且允許其頭領在荷蘭使館內坐鎮指揮。帝國主義的行徑就是這樣的卑鄙無恥。和帝國主義勾結成功後，4月6日，“安國軍”大批軍警特務，采取突然行動，將蘇聯使館包圍後，立即衝入舊俄兵營內，不問情由，一舉將李大釗等60餘人，加以逮捕。4月12日，蔣介石在上海舉行了反革命政變。15日，廣州也發生了反革命政變。一時，東西南北四方，黑雲滾滾，反革命的潮流湧上來了。帝國主義為國民黨的“清黨”（屠殺共產黨）鼓掌，為“穩健派”（帝國主義的新工具――國民黨新右派）的得勢歡呼。為了博得帝國主義的支持，為了和蔣介石攜手言歡，張作霖自稱是孫中山舊友，不反國（民黨），隻反共（產黨），決心殺害李大釗。

　　李大釗入獄後，在敵人的嚴刑拷打麵前，堅貞不屈；對敵人的各種引誘，嚴詞拒絕。敵人不敢公開審判，想以所謂軍法會審來屈辱他。但“李大釗受審時……態度極從容，毫不驚慌”。他身“著灰布棉袍，青布馬褂，儼然一共產黨領袖之氣概”（北京《晨報》）。在20多天的監獄生活中，他受盡了折磨，但始終沒有泄露過任何一點黨的機密，沒有說過任何一句不利於革命的話。他所寫的《獄中自述》（供狀），以國民黨的黨員和領導人自稱，從未涉及共產黨，連國民黨內的工人黨員也加以推掩。他堂堂正正地宣告：“釗自束發受書，即矢誌於再興民族之事業。”為了開脫同案人員，他勇敢地寫道：“倘以此而應重獲罪戾，則釗實當負其全責，惟望當局對於此等愛國青年，寬大處理，不事株連，則釗感且不盡矣。”李大釗在嚴重的生死關頭，臨危不懼，寧死不屈，舍己為人，舍身救人，準備用自己一個人的生命，去挽救多數人的生命，這種偉大崇高的人格，足以驚天地、泣鬼神，使一切有良心的人欽佩。但是，毫無心肝的奉係軍閥，終於不顧廣大輿論的反對，於28日上午，將李大釗和譚祖堯、鄧文輝、謝伯俞、莫同榮、姚彥、張伯華、李銀連、楊景山、範鴻024、謝承常、路友於、英華、張挹蘭（女）、閻振三、李025、吳平地、陶永立、鄭培明、方伯務等20人一起絞殺。李大釗臨刑時從容地走上絞架，神色不變（北京《晨報》）。至今人們看到的那張就義前的遺照，那慈祥的態度、和悅的目光，泰然自若，宛如平日，令人一見，立刻就會產生無限敬仰的感情。對於李大釗的殉難，陳毅後來的紀念詩寫得很好：

　　就義從容甚，大節凜不辱。

　　人民柴市節，浩氣貫長虹。

　　陳毅曾經在李大釗親自領導下工作，他對李大釗十分敬佩，相知很深，所以他這首詩的感情極為真摯，對李大釗的讚揚和比擬也最為恰當。

　　李大釗的被捕和犧牲，當時在北京、在中國、甚至在國外，引起了極大的震動。各界人士都有人為營救李大釗而奔走呼號。北京公私立25所大學的校長，曾開會討論，決定發表聲明，要求將李大釗由“安國軍”“移交法庭辦理”。京津“各報社評，皆暗為守常呼籲”（張篁溪：《李大釗殉國記》）。國民軍將領也曾發出電報，警告奉係軍閥。李大釗被害後，中共中央機關報《向導》周刊，發表悼念文章，稱讚李大釗是“最勇敢的戰士”，將為中國人民“牢記不忘”當時還是革命中心的武漢，為他召開了隆重的追悼會，據後來何香凝回憶：“聽到張太雷先生報告李大釗先生殉難的經過，我們都不能遏製地流下眼淚來。”

　　為李大釗營葬，也經過一場尖銳的鬥爭。李大釗的靈柩，一直停放在妙光閣浙寺內。1933年，我黨通過李大釗的生前友好和北京大學的師生，發起為他舉行公葬。為公葬捐款的名流學者多達100餘人。4月23日，李大釗的靈柩從浙寺出發，送葬的人愈來愈多，沿途並有不少的團體攔靈公祭。到達西單時，送葬的人流簡直望不到頭。花圈數不清，挽聯也數不清。北京青年送了這樣一副挽聯：

　　為革命而奮鬥，為革命而犧牲，死固無恨；

　　在壓迫下生活，在壓迫下呻吟，生者何堪！

　　人們看了，無不感慨唏噓。而國際歌的歌唱聲，“李大釗先烈精神不死！”等口號聲，又使人異常振奮。送行的隊伍走到西四時，遭到了反動軍警開槍襲擊。但靈柩仍繼續運行，一直送到了香山附近的萬安公墓。我黨送的刻著鐮刀斧頭的墓碑，隨同李大釗的棺木一起埋進了地下，而墓前矗立的卻是劉半農書寫的墓碑。這次悲壯的營葬鬥爭雖然最後完成了營葬的任務，但隨即引起蔣介石憲兵三團的迫害，使革命力量遭到嚴重的損失，著名作家洪靈菲就因此而慘遭殺害。這是又一次深刻的教訓。李大釗的墳墓能與普通人民的墳墓連在一起，是一場鬥爭勝利的結果，也是一件有意義的事情。現在無需再費資財，遷葬他處。隻需略加修葺，建一碑亭，並將公墓辟作公園，就足以吸引更多的遊人前來遊覽和憑吊。讓李大釗的英名為首都西山的風景增色增輝。

　　李大釗的生命雖然短暫，但寫的文章不少。這些文章，經過無數的周折，到1939年才出版了一本《守常全集》。魯迅1933年為《守常全集》題記的文章中說過：“一、是他的理論，在現在看來，當然未必精當的；二、是雖然如此，他的遺文卻將永駐，因為這是先驅者的遺產，革命史上的豐碑。”又說“一切死的和活的騙子的一疊疊的集子，不是已經倒塌下來，連商人也‘不顧血本’的隻收二三成了麽？”魯迅的評論多麽精彩啊！曆史是無情的，騙人的東西終將被人民拋棄，而真實的和真誠的作品，雖然並不完美，卻將一代一代地流傳下去。

　　李大釗的革命精神是十分可貴的。他一心為黨，一心為人民。忠心耿耿，為革命奮鬥一生。直到被捕以後，“在獄二十餘日，絕不提家事。”（李星華回憶）。李大釗“誠實、謙和，不多說話”，“有些儒雅，有些樸質。也有些凡俗。”（魯迅）。他平易近人。密切聯係群眾。他真正做到了與群眾一起生，同群眾一起死。陳毅稱讚他“沒有宗派氣，內外從如雲。”“鬥爭結盟友，殉難慷慨同”。真是恰如其分。

　　李大釗的道德高尚、品性純潔，他提倡修養，經常講革命的倫理學。他一生以“鐵肩擔道義”為座右銘，並且用自己的全部言行、最後用自己的鮮血來實現了自己的箴言。由於李大釗的道德感人，所以無論是他的親屬，他的師生，他的朋友，乃至他的敵人，或是愛他（大多數），或是恨他（極少數），但對他沒有不佩服的。他的政敵，可以奪去他的生命，但不能攻擊他的人格。他的論敵，可以攻擊他的信仰，攻擊他的言論、文章，但從不敢攻擊他的私德，甚至還不得不虛與委蛇，和他保持一定的個人聯係。

　　李大釗一生熱愛學習，刻苦鑽研馬列主義，積極宣傳馬列主義。陳毅稱讚他“自學渾不倦，誨人何其勤。”完全符合他的實際情況。

　　李大釗給我們留下的精神遺產極為豐富，值得我們學習的東西是很多的。他的道德，他的功勳，他的言論，都會載入史冊。李大釗將世世代代地活在中國人民的心中。

　　（摘自《三一八運動資料》）

　　第四節 回首往事皆在目，一腔義憤仍難平

　　天安門前搭有臨時主席台，北京各大中學生高舉校旗，隊伍整齊，精神煥發地高呼著口號，由四麵八方潮湧而來。

　　話音剛落，執政府的衛兵們就把槍打響了。

　　一顆子彈由範士融的前額洞穿過去，子彈入口處僅有筷子頭一般大，但後腦殼卻有拳頭大的傷口。

　　這次慘案是預謀圍殺，而不僅僅是臨時下令屠殺。

　　有兩個士兵由廣場上拖著一個學生屍體進入小院，一個拖著左腳，一個拖著右腳，可能也是為了“打財喜”。

　　我和黃瑞雲同學因搶行在遊行隊伍前麵，因而最先進入圍牆之內，最先到段執政府的大門口。

　　那個學生操著南方口音，大聲地斥責說：“你們是走狗的走狗！”

　　紅豔豔的太陽，照在紅樓的玻璃窗上，閃閃發光。

　　魯迅用仇恨鄙視的語氣說：“蒼蠅總要靠糞坑生活，職業劊子手，靠愛殺人的魔鬼吃飯、抽大煙，有什麽奇怪，隨他去吧！”

　　“三一八”慘案親曆記

　　1926年春，我在北洋軍閥執政府衛隊旅擔任上校參謀長，當時旅長是宋玉珍中將（此人解放後三四年在北京病故）。

　　當“三一八”慘案發生前半個月，已經有幾次學生遊行，反對外人欺壓我國，均未出事故。那幾次學生遊行，都有北京警衛司令鹿鍾麟的大刀隊在兩旁隨行。“三一八”慘案前一天，衛隊旅接到上級命令說：第二天學生要在天安門前開會，會後到吉兆胡同（段祺瑞住宅）請願，要我們旅告知守衛官兵到吉兆胡同和執政府（即原海軍部，今張自忠路人民大學東邊那座樓）分別嚴加戒備，並一再叮囑在與學生接觸的時候要萬般忍耐，打不準還手，罵不準還嘴，以免發生意外不幸事件。當時又聽說，這次遊行北京警衛司令部沒有派大刀隊隨行，因為鹿鍾麟帶著隊伍到天津與奉軍作戰去了。旅部當天晚上就召集衛隊旅負責警衛的軍官們訓話，按照上級命令執行任務。

　　第二天，即3月18日下午，為了怕學生開會後到吉兆胡同請願，鬧出事故，我便親自到吉兆胡同布置警備事宜；執政府那邊，派當時衛隊旅少校參謀王子江去布置警備事宜。布置時要求警備部隊前幾排的士兵不許紮皮帶，以免接觸時發生無理的毆打；中幾排的士兵可紮皮帶，但不準拿武器；後幾排的士兵才許帶武器。守衛執政府的是衛隊旅第一團第三營。

　　我在吉兆胡同段宅等候很久，計算時間，遊行的學生隊伍早該到來了，可是還一直毫無消息。我就想用電話去問執政府，但是我把耳機子剛拿下來，就聽見西方傳來幾聲槍聲。我想那方麵一定出事故了，沒有來得及搖電話，就坐上汽車奔執政府而去。當時段執政的侄子段宏綱還勸我不要去，我說：“恐怕已經發生誤會了，我不能不趕緊前去處理。”我坐車走到東四牌樓十條中間的時候，看到很多學生手拿小旗，滿街滿巷，迎麵跑來，有沒戴帽子的，有滿臉泥土的，有不穿鞋的，有的大聲喊叫：“真厲害呀！真厲害呀！”因為人太擁擠，汽車不能再往前開，我就下車向西步行。出了十條西口，就到執政府大門前，進了東轅門，看見約有十幾個學生被打倒，滿身是血，有的還在呻吟。衛隊旅的警衛士兵還在端著槍四下搜尋。我當即吹哨命令士兵趕快集合到營房裏去，大聲命令他們：“趕緊回去！”

　　官兵正在集合回營房時，北京警衛司令部代警衛司令李鳴鍾和當時在警衛司令部擔任對文化教育界的聯係工作的李泰023也坐汽車同時趕到。李鳴鍾見到我時，神態很驚慌，說：“晴波（我的號），打死這些學生，叫我怎麽辦？叫我怎麽辦？”我說：“已經到了這個地步，我們隻好報告段執政吧！”於是我隨李鳴鍾馬上坐汽車趕回吉兆胡同段宅看段祺瑞。當時段祺瑞正在同吳清源下圍棋，見我們兩個人進屋後，馬上聲色俱厲，大聲對李鳴鍾說：“李鳴鍾，你能維持北京的治安不能？你如不能，我能撤你，我能換你，我能槍斃你！”李鳴鍾在門口立正鞠躬向後退，連聲說：“執政，不要生氣，不要生氣，我能維持治安，我能維持治安！”段祺瑞接著對我說：“楚參謀長，你去告訴衛隊旅官兵，我不但不懲罰他們，我還要賞他們呢！這一群土匪學生……”我和李鳴鍾趕緊退出。我們離開段宅，就分手走了。

　　那一天是陰天，天上飄著小雪花，當我再經過執政府門前時，就看見有一二十具白皮棺材擺在執政府門前。

　　當天晚上，我們衛隊旅奉命嚴加戒備，幸而平靜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