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擊天安門-（二）

第92章 九州同愾討國賊！英烈血沃天安門(4)

　　“鳴呼！天禍中國，強梁當道，國家將亡，必有異兆。堂堂首都，虎狼咆哮。濟濟英才，死於槍炮。國人鹹悲，萬邦騰笑。黃浦江頭血正殷，都門又複殺人罪，這般地坼天崩象，試問生民何處去？諸君已死複何言，遺誌未終我輩肩。準備滿腔鮮熱血，洗盡人間不白冤。一瓣心香恕不誠，半懷魯酒請沾唇。幽冥路阻精神接，尚祈來饗複來臨。”

　　繼而是自由演講。25歲的陳毅，慷慨激昂地痛斥段祺瑞喪權辱國，禍國殃民，號召青年們沿著先烈昭示的道路，完成先烈未完的事業。《京報》主筆邵飄萍、《社會日報》主筆林白水，也先後跳上主席台，義憤填膺地抨擊賣國政府。烈士親屬、摯友的發言，語極沉痛，催人淚下。最後，大會通過籌備“三一八”殉難烈士國葬典禮等三項提案。這次大會前後，北京各校、各團體分別為殉難烈士開了追悼會。

　　3月27日，北京各校、各團體及烈士家屬代表40多人，在太平湖民國大學召開聯席會議，成立了“三一八”烈士公葬籌備處，決定公葬在圓明園遺址。因為圓明園毀於英法聯軍，諸烈士斃於橫暴軍閥，將烈士遺體安葬在圓明園，用以激勵青年們去打倒帝國主義和軍閥，完成民主革命的兩大任務。但是，由於反動軍閥百般阻撓，直到發生慘案三年後（1929年），部分烈士的忠骨才得以在這裏安葬。他們是陳時023、彭廷02、林孔唐、趙鍾鈺、江禹烈、周正銘、唐耀昆、範士融、韋傑三、李閩學、劉和珍、楊德群、譚季緘、黃克仁、李家珍、陳燮、劉葆彝、宋昭021、李行健、胡錫爵、沈幼衡、姚宗賢，共22人。墓地中央建了一座高達九米的大理石墓碑，墓碑四周刻有死難者姓名，至今碑文仍清晰可見。此外，北京十餘所學校也都為本校烈士修建了紀念碑，其中北京大學、工業大學、女師大、燕京大學、清華大學、匯文學校等六所學校修建的紀念碑，至今保存完好。

　　烈士的鮮血沒有白流

　　“三一八”運動雖然慘遭鎮壓，但烈士們的鮮血並沒有白流。它擦亮了人民的眼睛，使人民看清了封建軍閥和帝國主義的反動麵目，激發了革命的鬥誌，形成了陷段政府於舉國聲討的汪洋大海之勢。

　　北京青年在宣傳慘案真相、沉痛悼念戰友的同時，揩幹血跡，擦去淚水，又站到鬥爭的最前列。4月7日，北京學生總會聯合京中各團體，成立了“三一八”慘案起訴委員會，致函京師地方檢察廳，促其迅速逮捕段祺瑞等殺人凶犯。4月15日，學生會又發起成立了反奉誅段大會。鬥爭的高潮一浪高過一浪，並由北而南，迅速波及全國。

　　3月27日，上海西門公共體育場萬頭攢動，上海市民追悼北京烈士大會在此舉行。國民黨左派人士柳亞子和著名進步人士楊杏佛主持大會。楊杏佛發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說，他說：“‘五卅’慘案是帝國主義對我國人的直接屠殺，此次京案，則為帝國主義者對我國人的間接的屠殺，其意義實在是一樣的。我們今日追悼死難烈士，應一致團結，以打倒吾人之死敵――帝國主義及軍閥。”會後，舉行了氣勢磅礴的20萬人大示威。4月2日，廣州20萬群眾在廣東大學舉行廣東各界聲討段祺瑞慘殺北京民眾大會，國民黨中央黨部、廣東國民革命政府、中華全國總工會、青年軍人聯合會、廣東省農民協會、廣州總商會、廣州學生聯合會等團體為主席團，林祖涵主持大會。大會當場通過致全國同胞通電及要求國民政府出兵討段請願書。此外，綏遠、察哈爾、甘肅、直隸、天津、山西、山東、湖南、湖北、安徽、浙江、江蘇、福建、江西、廣西、雲南、四川等地的學生、工人、商人、農民及在日本、美國等國的留學生和華僑，紛紛發表通電、宣言，舉行集會、遊行，聲援北京人民的鬥爭，段祺瑞成了眾矢之的。在全國人民一致聲討、特別是青年不屈不撓的鬥爭下，段政府的反動統治已搖搖欲墜。不久，段祺瑞及其同黨響應奉軍消滅國民軍的陰謀敗露，驚醒了妥協求安的國民軍。4月9日，國民軍通電全國，宣布段祺瑞罪狀，指出：“3月18日，莘莘學子，前往請願，純係愛國熱忱，乃竟開槍轟擊，慘斃多命，較之‘五卅’慘案，傷重尤多。殘忍性成，是非顛倒……”與此同時，派軍隊包圍了段政府，改編了府衛隊。日本公使館急忙派人將段祺瑞接入東交民巷，庇護起來。4月14日，北京學生總會致函公使團，揭露其曆來操縱中國軍閥之陰謀，延長中國內亂之罪惡，嚴厲警告必須從速交出段祺瑞等殺人凶犯。4月15日，“三一八”慘案起訴委員會致函京師地方檢察廳，催促其向公使館交涉，引渡段祺瑞及其同案犯。在廣大青年和民眾的堅決鬥爭下，在各派軍閥狗咬狗的矛盾衝突中，4月22日，段祺瑞被迫宣布下台，逃往天津。八個帝國主義國家在中國人民強烈的反抗下，不得不放棄《最後通牒》的無理要求，其聯合侵略的計劃宣告破產。

　　“三一八”烈士的鮮血，粉碎了人們對封建軍閥的最後一絲幻想，普遍認識到要取得國民革命的勝利，單靠請願是不行的，必須用革命武裝，抗擊反革命武裝。3月20日，中共中央在《告全國民眾書》中指出：要完成國民革命的任務，“民眾應立即起來，團結、武裝和革命”，“尤應集中於廣州國民政府革命旗幟之下，助成他們北伐使命”。3月下旬，北京學生總會在《致全國民眾宣告》中，呼籲廣東政府北伐，以救北方民眾於水火之中。4月2日，廣東各界聲討段祺瑞慘殺北京民眾大會通過了《呈請國民政府出師北伐書》。4月18日，黃埔軍校發表通電，說現已枕戈待旦，請國民政府乘機北伐。總之，要求廣東國民革命政府出兵北伐，消滅一切反動軍閥，已成為全國人民的共同呼聲。“三一八”烈士用鮮血譜寫出了北伐戰爭的前奏曲。

　　秘密狀態下的鬥爭

　　正當形勢開始向有利於革命方向發展的時候，奉係軍閥張作霖、直係軍閥吳佩孚和盤踞直隸的奉係軍閥李景林、盤踞山東的奉係軍閥張宗昌合組的直魯聯軍，聯合山西軍閥閻錫山的晉軍，分五路從三個方向朝集中在北京的國民軍撲來。國民軍為保存實力，主動撤離北京，經南口激戰後，退守西北。4月22日，奉、直、直魯聯軍闖進北京。因張作霖、吳佩孚在奪取北京政權問題上各不相讓，先成立了一個形式上的“攝政”內閣。奉、直、直魯聯軍一進北京，就到處張貼告示：“凡宣傳赤化，主張共產者，不分首從，一律處死。”4月26日，《京報》報館被封，主筆邵飄萍以宣傳赤化罪被判處死刑。三個月後《社會日報》主筆林白水也被殺害。當時北京流傳著一句諺語：“萍水相逢百日間”，宣泄出群眾對反動軍閥屠殺進步報人以扼殺正義輿論的憤懣。奉直軍閥還以撲滅赤化為名，搜查各大學，對有進步傾向的學生和教職員，均視為有赤化嫌疑，其中被列名通緝者達400人之多，陳毅、辛煥文等都榜上有名。國家主義派等反動團體，也趕緊組織起什麽“反赤大同盟”“國民製赤會”等，猖狂地向革命勢力進攻。奉、直、直魯聯軍在瘋狂反赤的同時，奸淫搶掠、草菅人命，無惡不作。整個北京，籠罩著一種陰森恐怖的氣氛。

　　在這種形勢下，聲勢浩大的青年運動暫告停息，團的活動轉入秘密狀態。團地委很難找到接頭地點，地方大會不能開，大一點兒的支部會也無法舉行。團地委下設的經濟鬥爭委員會、婦女運動委員會、兒童運動委員會的工作幾乎陷於停頓。團北方區委與北方一些地方團組織的聯係一度中斷，與團中央的聯係減少，區委機關辦公地點一遷再遷，聯係代號一變再變，原訂4月在北京舉行的區代表會，也被迫取消。根據形勢的變化，團組織按照黨的統一部署，及時調整了工作方針，將一批在北京已經暴露、無法立足的團幹部轉移出京，充實、加強全國各地的革命工作。例如，原團地委書記卓愷澤和團北方區委書記蕭子目章先後轉到團中央工作；團地委組織部負責人鄧鶴皋和團北方區委經濟鬥爭委員會書記尹才一，同時被派往大連分任黨和團的地委書記。一批黨的青年幹部也被派了出去，例如，陳毅、黃道、邵式平等南方籍同誌，被派回原籍，作為當地的革命火種；王一飛被派往張家口地區任軍委書記；陳日新、辛煥文、王布仁、舒傳賢、許國英、趙晉之等更多的幹部和青年，被選派或主動要求到黃埔軍校學習，準備參加即將開始的北伐戰爭。

　　黃埔軍官學校創辦於1924年國共合作之後，是孫中山在蘇聯和中國共產黨的幫助下建立的培養軍事幹部的學校。自1924年5月至1927年，共辦了六期。以黃埔軍校學生為骨幹的國民革命軍，是統一廣東革命根據地和進行北伐戰爭的中堅力量。“三一八”慘案以前，北京地方團根據黨的指示，曾選派優秀團員和青年投考黃埔軍校。1925年秋，黃埔四期招生時，北京還設立了招生點，以利於北京青年報考。“三一八”慘案後，更多的團員、青年懂得了革命武裝的重要性，“到黃埔去！”一時成為進步青年的普遍要求。鑒於報考青年驟增，黃埔軍校又在長沙等四個地方設立了分校，仍不能滿足青年的要求，以致著名青年領袖惲代英不得不在團中央機關刊《中國青年》上發表文章，勸慰青年參加革命並非一定報考黃埔軍校。自第一期始，曆屆黃埔軍校學生中，幾乎都有從北京去的。1926年7月，國民革命軍出師北伐。當時全國最大的軍閥是直係和奉係，直係分為兩支，一為吳佩孚，一為孫傳芳，至次年4月，北伐軍基本消滅了吳、孫兩支軍閥，革命勢力由珠江流域伸展到長江流域，赤色旗幟飄揚半個中國。在整個北伐戰爭中，黃埔軍校學生英勇善戰，從北京去的不少人獻出了年輕的生命。黃埔軍校第一期學生、在北伐戰爭中犧牲的羅群烈士曾就讀於北京大學。在軍校學習期間，他常說：“來黃埔的目的在於從水深火熱中拯救人民，苟能如願以償，則雖粉身碎骨，亦不足惜。寧為主義而犧牲，不為安逸而逃生！”劉作仁烈士，北京大學旁聽生，1925年考入黃埔軍校，投筆從戎。畢業後任二十師六十團連黨代表，後調任五十八團營指導員。國民革命軍北伐時，再三請纓，均未批準。跟隨總司令部到長沙後，才被派往總預備隊指揮部參謀處服務。南昌之戰，他親臨前線指揮，不幸飲彈陣亡。

　　在國民革命軍北伐的時候，原已退守西北的馮玉祥部國民軍，在中國共產黨和蘇聯的幫助下，也於1926年9月17日於綏遠省五原誓師，然後東出潼關，進攻河南，與北伐軍相呼應。北京大批青年學生和團員，接受團組織的派遣，到馮玉祥軍隊服役，做出了很大貢獻。

　　北京地方團一方麵輸送大批團幹部和團員青年支援北伐戰爭和全國各地的革命工作，一方麵集中力量進行內部整頓和組織發展，各級團的會議漸漸恢複，並注意對團員的教育和訓練，增加了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的學習和研究，提高了團員的思想水平和實際工作能力。由團員參加編輯的秘密刊物也恢複發行，如北京大學的《新生》《下層》，師範大學的《新華》，農業大學的《農光》，法政大學的《新社會》，燕京大學的《努力青年》，藝術專門學校的《烈火》《街頭之塔》，中國大學的《協進》等。這些刊物流傳很廣，深刻揭露了奉直軍閥的反動本質，促進了廣大青年和人民群眾的覺悟。結果，奉直軍閥心勞日拙，事與願違，他們的反赤運動反而促進了赤化教育運動，“從此以後，一般群眾知道赤化就是‘不擾民，真愛民’，反赤就是燒、殺、奸、掠、軍用票。所以，他們日思赤之再來，並深信唯赤可以使他們自救”。就連一向被視為貴族學校的清華大學，學生思想也發生了重大變化，“現時最時髦之新主義，為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及無政府主義，而在最近清華中，均已‘嶄然露頭角’。”因此，團組織不但沒有被軍閥的反赤運動削弱，反而進一步壯大起來。1926年5月底，北京團員總數就發展到441人，比4月份增加了65人。團支部達39個，其中大學支部15個，工人支部11個，中學支部11個，其它支部2個。由於團員增多，團地委增加了部委一級組織（相當於現在的區、縣級團委）。部委是地委和支部間的樞紐，其主要職責是考察、訓練團員和指導所屬支部的工作。根據團員分布情況，北京團地委共設了東城、西城、南城三個部委。部委成員均由候補地委委員擔任，以便通過地委會議，了解地委工作精神。

　　為了幫助黨擴大組織，團中央規定：年過20歲的團員全部介紹入黨（仍可兼團員）；年過23歲的團員，全部脫離團組織；不到20歲，但較精幹的團員，也可加入共產黨。這樣，團地委將一大批團員輸送到黨內，使黨的隊伍迅速擴大。至1927年初，北京的黨組織達50個支部，796名黨員。

　　“三一八”慘案後，以左派麵貌出現的北京國民黨新右派的活動猖獗起來。它以戴季陶主義為理論武器，以“舉起左手驅逐共產派，舉起右手打倒反動派”為工作原則，進而提出反共、反階級鬥爭的口號，背叛孫中山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破壞國共合作。因為新右派曾激烈地反對過老右派，一些涉世不深的青年曾一度為其蒙蔽，於是新右派成立了所謂中山主義大同盟，鼎盛時居然達到500餘人。很顯然，不戰勝新右派，北京國共合作的局麵就難以維持，國民革命任務的完成就要受到影響。因此，“三一八”慘案以後，北京團的重要工作之一，就是協助黨同新右派進行鬥爭。當時，共產黨北京地委開展國共合作的機構是國民運動委員會，團地委書記唐從周是這個委員會的委員。經黨、團組織研究，確定了聯合國民黨左派共同向新右派進攻的正確策略。根據這一策略原則，共青團員和共產黨員一起積極活動，於同年9月將實踐社、新軍社、四川革命青年社、新滇社、瓊崖協進社、瓊島魂社、中山學社、革新社、新中學會等九個青年左派團體聯合起來，組成左派聯席會議（簡稱左聯），使之成為國民黨左派團體的核心。黨、團組織不失時機地領導左聯舉起反對新右派的旗幟，通過國民黨的各種會議和印刷宣傳品等方式，揭露戴季陶主義的反動本質，撕下新右派的假左派麵具，展示其背叛孫中山三大政策的嘴臉。原為新右派所蒙蔽的大部分青年，紛紛猛醒倒戈，加入左聯。中山主義大同盟因內外交困，不久便自行瓦解。接著，在1927年1月國民黨北京特別市黨部第三次改選中，團組織根據黨提出的將“黨（國民黨）權交給左派”的口號，在青年中進行了大量的組織和教育工作，結果大獲全勝，市黨部九個執行委員中，新右派隻占一席。北京17個國民黨區黨部的改選中，新右派也遭到慘敗，51個委員中，一個新右派分子也沒有。這時，國民黨員也從“三一八”時的2200人，發展到4300餘人。

　　革命先烈慨然赴死，反帝烈火燃遍中華

　　李大釗在“三一八”請願時，走在最前麵。以致頭部和雙手負傷，並曾一度被捕，因回答機警得脫後，仍然不顧危險，鎮靜地指揮群眾撤退。趙世炎、陳喬年也勇敢地領導了這場鬥爭，陳喬年也負了傷。由於共產黨人與群眾同生共死，所以群眾事後並無怨言，反而與黨的關係更加密切了，誌願在黨的領導下繼續鬥爭。

　　“三一八”當晚，李大釗立即召開黨和團的會議，布置如何慰問傷者，追悼死者，如何揭露段祺瑞的凶殘，把鬥爭進行到底。

　　慘案發生後，段祺瑞當天即發出指令，顛倒黑白，胡說李大釗等“假借共產學會，嘯聚群眾，屢肇事端”，今又“率領暴徒數百人，手持槍棍，闖襲國務院，潑火油，拋炸彈，手槍木棍叢擊軍警，各軍警因正當防禦，致互有死傷。”（《申報》1926年3月21日）。段祺瑞的無恥誣陷，立即引起社會輿論的譴責。“墨寫的謊說，決掩不住血寫的事實。”魯迅痛斥了劊子手，他滿懷義憤，寫了許多精彩的雜文，悼念革命者，揭露反動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