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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1章 九州同愾討國賊！英烈血沃天安門(3)
6、在被害將士出殯日，八國駐華各機關，均下半旗誌哀。
7.由各國政府向中國道歉。
（七）嚴懲昨日執政府衛隊前槍傷各團體代表之禍首。
（八）電勉國民軍為反帝國主義而戰。
天安門最黑暗的一天
3月18日上午召開聲討大會之後，遊行開始。遊行隊伍行進的順序，是按照李大釗的意見部署的。王一飛打著“廣東省外交後援會北上請願代表團”的大旗，走在隊伍最前麵，隨後是北京國立八校的隊伍。隊伍排成兩路縱隊，高呼“打倒帝國主義”“反對賣國投降”“打倒段祺瑞”“驅逐八國公使”“堅決抵製最後通牒”等口號，浩浩蕩蕩地向段祺瑞執政府所在地鐵獅子胡同進發。李大釗親自參加了這次示威請願，並走在隊伍的前麵。陳毅和北方區委的趙世炎、陳為人等同誌跑前跑後負責聯絡。
為了提防軍警動武，遊行隊伍中有很多人把自己手中的紅綠小旗，糊在一根粗粗的棍子上。在遊行隊伍的兩邊，指揮隊，聯絡隊，騎著飛快的車子，往返通報著一些緊急情況。走在隊伍最前麵的，是右臂上帶著白箍的敢死隊。遊行隊伍邊走邊呼口號，當經過東交民巷使館區時，群眾齊聲高呼：
“駁回列強的無理通牒！”
“廢除《辛醜條約》！”
“驅逐外國兵艦出境！”
“驅逐署名最後通牒的各國公使出境！”
“打倒勾結張、吳的英日帝國主義！”
執政府門前是個空場，東西有兩個大門，北麵正門對麵是一堵影壁牆，影壁後麵是個馬號，正門兩側有兩個停車處，東西停車處旁還有個小馬號。中午時分，2000人的遊行隊伍來到執政府門前，分列數十行，麵對執政府大門。李大釗偕王荷波緊靠大門左邊石獅子左側，站在隊伍最前麵。誰知，賣國賊段祺瑞早已在頭天晚上開過秘密會議，事先作好了準備。現在，麵對群眾的是手持手槍、步槍、棍棒、大刀的一群劊子手。群眾公推了五位代表上前要求會見段祺瑞，門衛氣勢洶洶地回答說：
“段不在此，一個負責人都不在此。”
代表們隻得將此話告訴群眾，群眾更加憤怒了，頓時全場嘩然，一陣“打倒賣國政府軍！”“打倒軍閥……”的口號聲驟然響起。
這時有人提議：“到吉兆胡同段氏私宅去。”
當代表們正在討論是否將隊伍轉移到吉兆胡同時，隻見那些窮凶極惡佩戴著綴有金光閃閃的“府衛”二字的紅領章的衛隊們，在衛隊長的指揮下，脫下手套，端起槍，把子彈推上了膛。
這時，衛隊隊長鳴起了警笛，發出了“向中間開槍”的命令。緊接著敵人向打大旗的王一飛打響了第一槍，由於王一飛在黃埔軍校受過嚴格的軍事訓練，槍聲一響，他已伏在地下，未打中。敵人剛要打第二槍，被王一飛一腳將手槍踢在地上。跟著又是一排槍聲，隨後警笛一聲連接一聲，槍聲也密集起來。段祺瑞政府鎮壓愛國群眾的有預謀、有組織的大屠殺開始了。
無情的子彈，向群眾橫掃而來，密如雨下，打得赤手空拳的群眾，紛紛奔向東西轅門，想從那裏衝出去，但衛兵已將門關閉。事先布置在這裏的軍警，立即撲向人群，亂擊、亂砍、亂殺。
在西門，衛兵密布三層，手持鐵棍大刀的散兵在後，群眾從此門逃出，不死於彈下，也難逃鐵棍大刀之傷。凡由此門跑出的，都是周身青紫。群眾在跑出時，有的被屍體絆倒，還沒有爬起來，又有一些人倒在上麵，愈集愈多，人壘至三四層；女同學和小學生有很多被壓傷和擠傷；由於跑得不及時，或因驚嚇而昏倒的，很多死於刀棒之下；當時的情況是：兄見弟倒，不暇回顧；夫見妻墮，無機援手。
從東門跑出的群眾，同樣遭此厄運。當總指揮下令赴吉兆胡同時，即有人從此門而出，散兵即持棍迎頭痛擊，或由後邊追著打。學生中有的想與衛兵講理，回答他們的卻是槍聲。因群眾已將大門擠住，衛兵便對著湧過來的人流，或舉槍掃射，或操刀揮棒亂打，門口跌倒的群眾也已壓壘三四層人，他們有的爬至半途中彈而死，執政府門前人聲口曹雜，哭喊聲、喊救聲，慘不忍睹。
第二次槍聲又響了。群眾又慌忙向東西兩門往外逃。因人多門小，來不及跑走的有千餘人，他們紛紛躲到影壁背後，以躲槍彈。衛兵又開槍射擊，人群中有的死於大刀、鐵棍之下，有的中彈身亡。執政府門前已是屍橫遍地，血流如渠。這個地方，此時已變成劊子手們殘殺青年學生、群眾的屠殺場。女師大學生自治會主席劉和珍就倒在劊子手的槍聲和棍棒下。
“三一八”這一天，劉和珍正患感冒。本來她的未婚夫方其道勸她不要參加這次遊行了，但她不肯，還是隨隊而去。當執政府門前槍聲大作後，方其道因離西轅門極近，慌忙向西奔退，經鐵獅子胡同繞至東轅門外，遇見劉和珍的同學雷君瑜，雷忙上前問方其道：“和珍呢？”方回答道：“沒有看見。”這時，方其道隻見執政府門前除武裝衛兵外，已無一人。方其道立即趕到女師大門前，她的一些同學站在門外，正等待劉和珍回校。方其道已感事情不妙，急忙返回執政府門外，見到她時，她已在棺內。
原來，當衛隊放槍時，劉和珍先向西南方跑了十餘步，後又折回向東跑，至轅門中彈倒地，當時，她的同學何佩山、王淑群用力想把她拉起，衛隊向王淑群腰間猛擊一棍，並說：“你還要拉她呀！”
劉和珍見此情景，忙向何、王兩同學說：“你走吧！你走吧，我要死了！”說完就再不能開口了。
衛兵見劉和珍還能動，就又用棍子在她身上猛擊，劉和珍當場身亡。
第二天，女師大將劉和珍的屍身領回。方其道反複查看了她的傷情。槍彈是由右後脅穿入，經左腋穿出，又穿透左臂，棍棒拳足傷滿身都是，真是體無完膚。
槍聲漸漸平息下來，有少數還沒有跑出的群眾，又遭到搶劫，他們的帽子、眼鏡、手表、圍巾、皮包等物，均已成為衛兵鐵棍、刺刀之下的買命物。有一個人跑到西門，被衛兵攔住，喝道：“快拿錢來”，那個人遂將手中皮包（內有大洋40餘元，及其他文件）遞給衛兵，剛要走，仍被衛兵打了一鐵棍。場中受重傷的群眾，正在呻吟的，衛兵即刺刀、鐵棍齊下，將其打死。整個屠殺，槍聲大作五六次，持續了30分鍾。當場仆倒死亡的學生及群眾26人，重傷幾百人。立即送醫院搶救無效又死亡20人。
在這次慘案中，共產黨員、共青團員表現得非常勇敢、頑強，他們把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首先想到的是搶救傷員，指揮群眾撤退。一個剛剛跑出來的女學生站在路邊，不顧被子彈打傷的危險，悲憤的大聲疾呼：“我們就此罷休嗎？”
就在慘案發生的時候，魯迅正在寫作雜文《無花的薔薇之二》，當他聽說這一事件後，憤怒地寫了下麵的話：“如此慘虐險狠的行為，不但在禽獸中所未曾見，便是在人類中也是極少有的，除卻俄皇尼古拉二世使哥薩克兵擊殺民眾的事，僅有一點相像。”他強調：“這不是一件事的結束，是一件事的開頭。墨寫的謊說，決掩不住血寫的事實。血債必須用同物償還。拖欠得越久，就要付更大的利息！”他稱：“三一八”是“民國以來最黑暗的一天”。
這次慘案，當場死亡26人，因傷勢過重在醫院等處陸續死亡20人，共46人；傷約200人。死亡的46人中，除三人係被誤殺的敵方人員，三人係流彈打死的附近居民和過往行人，四人身份不明外，參加遊行請願的有36人。其中28歲以下的青少年32人，共產黨員八人（其中青年七人），共青團員六人，國民黨員15人（其中青年13人），共青團員和共產黨員、國民黨員的鮮血流在了一起。
共青團員林孔唐生前說過，自參加革命，“已以身許世，此身非我所有。”他的話，反映了烈士們的心聲，他們用行動實踐了自己的諾言。特附一份“三一八”慘案犧牲青少年名錄如下：
“三一八”慘案犧牲青少年名錄
譚季緘，28歲，留日學生討張反日歸國代表團代表。
江禹烈，28歲，工業大學學生，共產黨員，國民黨員。
趙鍾鈺，27歲，中國大學學生，國民黨員。
範士融，25歲，師範大學學生，共產黨員，國民黨員。
胡錫爵，25歲，中法大學學生，國民黨員。
楊德群，女，24歲，女師大學生，國民黨員。
陳燮，24歲，工業大學學生。
劉葆彝，24歲，工業大學學生，國民黨員。
宋昭021，24歲，平民大學學生，共產黨員，國民黨員。
富振起，24歲，財政部印刷局工人。
張仲超，23歲，北京大學學生，共產黨員，共青團員，國民黨員。
林孔唐，23歲，農業大學學生，共產黨員，共青團員，國民黨員。
魏士毅，女，23歲，燕京大學學生。
韋傑三，23歲，清華大學學生。
李行健，23歲，京兆高級中學學生，國民黨員。
李廉楨，23歲，京漢鐵路局科員，共產黨員，共青團員，國民黨員。
沈幼衡，23歲，陸軍部印刷所工人。
張汝春，23歲，影戲藝人。
姚宗賢，22歲，藝術專門學校學生，共產黨員，共青團員，國民黨員。
劉和珍，女，22歲，女師大學生。
彭廷02，21歲，中俄大學學生。
李家珍，21歲，北京大學學生。
柳 珍，21歲，西直門鐵路工人，共青團員。
唐耀昆，20歲，匯文學校學生。
黃克仁，19歲，北京大學學生。
李閩學，19歲，今是中學學生。
張夢庚，17歲，大同中學學生，共青團員，國民黨員。
李二喜，17歲，門齋鐵路工人。
謝 戡，15歲，匯文學校學生。
周正銘，15歲，第二中學學生。
陳時023，15歲，藝文中學學生。
朱良鈞，12歲，清明中學學生。
（摘自《天安門見證錄》）
第三節 先烈之血已化碧，革命之花開九州
3月18日深夜，吉兆胡同段宅內人頭晃動，忽而靠近，忽而分開，原來政府閣員正在此舉行緊急會議。
由於反動軍閥百般阻撓，直到發生慘案三年後（1929年），部分烈士的忠骨才得以在這裏安葬。
日本公使館急忙派人將段祺瑞接入東交民巷，庇護起來。
整個北京，籠罩著一種陰森恐怖的氣氛。
團北方區委機關辦公地點一遷再遷，聯係代號一變再變。
“到黃埔去！”一時成為進步青年的普遍要求。
革命勢力由珠江流域伸展到長江流域，赤色旗幟飄揚半個中國。
繼承遺誌慰忠魂
慘案當晚，雪下緊了，朵朵潔白的雪花，覆蓋在烈士們的棺木上。北京黨、團地委的同誌，懷著無限悲憤的心情，根據中共北方區委的指示，連夜在北大一院召開緊急聯席會議，決定：悼死慰傷，做好善後工作；開展大規模宣傳活動，徹底揭露段政府的賣國本質；改變工作方式，開展秘密活動。當晚7時，北京團組織又出席了黨在北大一院召開的北京各團體代表會議，一致議決由國民黨北京特別市黨部、北京學生總會、北京京工會第七團體組織北京慘案善後委員會，作為領導各界群眾，進一步開展鬥爭的公開機構。
中共中央和共青團中央對北京慘案極為關注，3月20日分別發表了《中國共產黨為段祺瑞屠殺人民告全國民眾》和《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為段祺瑞屠殺愛國學生告全國民眾》書，揭露段祺瑞政府迎合帝國主義的需要、屠殺青年和民眾的暴行，指出段政府已變成赤裸裸的賣國政府，號召全國民眾和青年迅速行動起來，打倒段祺瑞，推翻賣國政府，建立人民政權，以謀全國之真正和平。同日，中共中央和共青團中央還聯合秘密發出《為段祺瑞慘殺愛國學生緊急通告》，要求全黨、全團同誌，“更應以勝過‘五卅’之努力來對付此事”，並製訂了七項具體政策，主要內容有：“利用這次大屠殺，鼓動一個全國民眾的大運動”，“提出的口號，務期更普遍，能容納一切群眾參加”等。在諸項政策中，黨、團中央特別強調闡明了對國民軍的態度。國民軍雖然傾向革命，但畢竟不是徹底的革命軍隊，因而革命運動高漲的時候，在帝國主義的壓力和各派軍閥的聯合進攻下，為自身利益計，發生了動搖和妥協。早在1925年7月13日，馮玉祥就通電所部防範赤化，以避免赤化嫌疑。1926年元旦，馮玉祥通電辭職，將國民軍的領導權交給了張之江。3月6日，國奉戰爭正酣之際，張之江分別致電段祺瑞和賈德耀，希望他們對日益高漲的青年學生運動，設法抑製，以整頓學風。3月18日國民大會期間，擔任代理京畿警衛總司令兼京師警察總監的國民軍高級將領李鳴鍾來函向群眾道歉，聲明今後盡保護之責。但是，國民軍沒有履行這一諾言，致使段祺瑞敢於在國民軍控製區內槍殺青年和群眾，造成慘案。慘案發生後，李鳴鍾又聽命於段政府，張貼告示，不許群眾集會。對此，廣大青年和各界群眾十分痛心和不滿，紛紛指責國民軍。為了爭取國民軍對革命的同情和支持，擴大反帝反封建的統一戰線，黨、團中央在緊急通告中指出：“對國民軍勿加攻擊，他們政策的右傾，乃現時所處的危險地位使然，隻嚴電馮軍將領速起討段。”遵照黨、團中央的指示，北京及全國各地共青團組織，在黨的領導下，掀起了討段反帝高潮。
3月18日深夜，吉兆胡同段宅內人頭晃動，忽而靠近，忽而分開，原來政府閣員正在此舉行緊急會議。經過密謀，為了嫁禍於人，混淆視聽，段祺瑞以他那肮髒的沾滿烈士鮮血的手，拋出了對李大釗的通緝令，汙蔑青年導師李大釗等“假借共產學說，率領暴徒數百人，闖襲國務院，潑灌火油，拋擲炸彈，手槍木棍，叢擊軍警，應一體嚴拿，嚴加懲辦”。段政府顛倒黑白，混淆是非，極盡造謠誣蔑之能事。同日晚，又以國務院名義通電全國，進一步歪曲事實真相，妄圖一手遮天，掩盡天下人之耳目。國民黨右派、國家主義派等團體，甘作帝國主義和反動軍閥政府的應聲蟲，賣力進行反動宣傳，叫囂慘案是“共產黨設下的陷阱”，死難青年是受共產黨利用的犧牲品，攻擊李大釗等是不負責任的“奸人”，並轉移鬥爭目標，聲稱“先除奸人，再言運動”。
“墨寫的謊說，決掩不住血寫的事實。”這是魯迅先生以無比激憤的心情，飽蘸血淚，在慘案當天寫下的不朽名言。共青團北方區委宣傳部成員陳公翊，於血案之夜奮筆撰文，以自己的親身經曆，揭露段政府蓄意屠殺進步青年的真相。這篇文章第二天即在《京報》發表，引起讀者強烈的反響。共青團北方區委組織部負責人兼學生運動委員會書記、全國學生總會北京特派員楊善南，以《今後怎麽辦呢？》為題，在《京報》副刊發表署名文章，指出廣大青年和各界群眾應更牢固地結成聯合戰線，將目標對準帝國主義和賣國政府，直至取得最後勝利。楊善南，原籍安徽，生於上海，平民大學學生，共產黨員、共青團員，自1924年擔任北京地方團學生部負責人，1925年6月被推舉為中華全國學生總會北方特派員，同年10月又任團北方區委組織部負責人和學生運動委員會書記，是北京和北方團組織及學生運動的重要領導者。在白色恐怖日益嚴重的情況下，他公開發表文章，指導青年運動，給廣大團員和青年以極大的鼓舞。慘案後三天，北京學生總會發動全市各校學生一致罷課，組織講演隊，深入街頭巷尾，並分赴全國主要城市，宣傳慘案真相。小學生也編了歌謠，在街上高聲朗誦：
“段執政！”
段執政！
中國從此斷執政！
“外人乘隙毀執政！”
3月23日，北大三院到處懸掛著挽聯，排列著花圈（總計不下二萬件），一派莊嚴肅穆的景象。原來，北京團組織協同黨組織在這裏舉行“三一八”死難烈士追悼大會。它同時也是一個控訴大會和動員大會。操場的兩邊，搭起了主席台。台子上方的白布會標上赫然寫著：“三一八死難烈士追悼大會。”會標兩側分書“先烈之血”“革命之花”八個大字。台後是烈士的遺像和血衣，台前懸掛的白布上，寫著烈士們的姓名。下午1時，大會主席陳毅宣布會議開始。千餘名與會者在哀樂聲中靜默致哀，然後宣讀祭文：
7.由各國政府向中國道歉。
（七）嚴懲昨日執政府衛隊前槍傷各團體代表之禍首。
（八）電勉國民軍為反帝國主義而戰。
天安門最黑暗的一天
3月18日上午召開聲討大會之後，遊行開始。遊行隊伍行進的順序，是按照李大釗的意見部署的。王一飛打著“廣東省外交後援會北上請願代表團”的大旗，走在隊伍最前麵，隨後是北京國立八校的隊伍。隊伍排成兩路縱隊，高呼“打倒帝國主義”“反對賣國投降”“打倒段祺瑞”“驅逐八國公使”“堅決抵製最後通牒”等口號，浩浩蕩蕩地向段祺瑞執政府所在地鐵獅子胡同進發。李大釗親自參加了這次示威請願，並走在隊伍的前麵。陳毅和北方區委的趙世炎、陳為人等同誌跑前跑後負責聯絡。
為了提防軍警動武，遊行隊伍中有很多人把自己手中的紅綠小旗，糊在一根粗粗的棍子上。在遊行隊伍的兩邊，指揮隊，聯絡隊，騎著飛快的車子，往返通報著一些緊急情況。走在隊伍最前麵的，是右臂上帶著白箍的敢死隊。遊行隊伍邊走邊呼口號，當經過東交民巷使館區時，群眾齊聲高呼：
“駁回列強的無理通牒！”
“廢除《辛醜條約》！”
“驅逐外國兵艦出境！”
“驅逐署名最後通牒的各國公使出境！”
“打倒勾結張、吳的英日帝國主義！”
執政府門前是個空場，東西有兩個大門，北麵正門對麵是一堵影壁牆，影壁後麵是個馬號，正門兩側有兩個停車處，東西停車處旁還有個小馬號。中午時分，2000人的遊行隊伍來到執政府門前，分列數十行，麵對執政府大門。李大釗偕王荷波緊靠大門左邊石獅子左側，站在隊伍最前麵。誰知，賣國賊段祺瑞早已在頭天晚上開過秘密會議，事先作好了準備。現在，麵對群眾的是手持手槍、步槍、棍棒、大刀的一群劊子手。群眾公推了五位代表上前要求會見段祺瑞，門衛氣勢洶洶地回答說：
“段不在此，一個負責人都不在此。”
代表們隻得將此話告訴群眾，群眾更加憤怒了，頓時全場嘩然，一陣“打倒賣國政府軍！”“打倒軍閥……”的口號聲驟然響起。
這時有人提議：“到吉兆胡同段氏私宅去。”
當代表們正在討論是否將隊伍轉移到吉兆胡同時，隻見那些窮凶極惡佩戴著綴有金光閃閃的“府衛”二字的紅領章的衛隊們，在衛隊長的指揮下，脫下手套，端起槍，把子彈推上了膛。
這時，衛隊隊長鳴起了警笛，發出了“向中間開槍”的命令。緊接著敵人向打大旗的王一飛打響了第一槍，由於王一飛在黃埔軍校受過嚴格的軍事訓練，槍聲一響，他已伏在地下，未打中。敵人剛要打第二槍，被王一飛一腳將手槍踢在地上。跟著又是一排槍聲，隨後警笛一聲連接一聲，槍聲也密集起來。段祺瑞政府鎮壓愛國群眾的有預謀、有組織的大屠殺開始了。
無情的子彈，向群眾橫掃而來，密如雨下，打得赤手空拳的群眾，紛紛奔向東西轅門，想從那裏衝出去，但衛兵已將門關閉。事先布置在這裏的軍警，立即撲向人群，亂擊、亂砍、亂殺。
在西門，衛兵密布三層，手持鐵棍大刀的散兵在後，群眾從此門逃出，不死於彈下，也難逃鐵棍大刀之傷。凡由此門跑出的，都是周身青紫。群眾在跑出時，有的被屍體絆倒，還沒有爬起來，又有一些人倒在上麵，愈集愈多，人壘至三四層；女同學和小學生有很多被壓傷和擠傷；由於跑得不及時，或因驚嚇而昏倒的，很多死於刀棒之下；當時的情況是：兄見弟倒，不暇回顧；夫見妻墮，無機援手。
從東門跑出的群眾，同樣遭此厄運。當總指揮下令赴吉兆胡同時，即有人從此門而出，散兵即持棍迎頭痛擊，或由後邊追著打。學生中有的想與衛兵講理，回答他們的卻是槍聲。因群眾已將大門擠住，衛兵便對著湧過來的人流，或舉槍掃射，或操刀揮棒亂打，門口跌倒的群眾也已壓壘三四層人，他們有的爬至半途中彈而死，執政府門前人聲口曹雜，哭喊聲、喊救聲，慘不忍睹。
第二次槍聲又響了。群眾又慌忙向東西兩門往外逃。因人多門小，來不及跑走的有千餘人，他們紛紛躲到影壁背後，以躲槍彈。衛兵又開槍射擊，人群中有的死於大刀、鐵棍之下，有的中彈身亡。執政府門前已是屍橫遍地，血流如渠。這個地方，此時已變成劊子手們殘殺青年學生、群眾的屠殺場。女師大學生自治會主席劉和珍就倒在劊子手的槍聲和棍棒下。
“三一八”這一天，劉和珍正患感冒。本來她的未婚夫方其道勸她不要參加這次遊行了，但她不肯，還是隨隊而去。當執政府門前槍聲大作後，方其道因離西轅門極近，慌忙向西奔退，經鐵獅子胡同繞至東轅門外，遇見劉和珍的同學雷君瑜，雷忙上前問方其道：“和珍呢？”方回答道：“沒有看見。”這時，方其道隻見執政府門前除武裝衛兵外，已無一人。方其道立即趕到女師大門前，她的一些同學站在門外，正等待劉和珍回校。方其道已感事情不妙，急忙返回執政府門外，見到她時，她已在棺內。
原來，當衛隊放槍時，劉和珍先向西南方跑了十餘步，後又折回向東跑，至轅門中彈倒地，當時，她的同學何佩山、王淑群用力想把她拉起，衛隊向王淑群腰間猛擊一棍，並說：“你還要拉她呀！”
劉和珍見此情景，忙向何、王兩同學說：“你走吧！你走吧，我要死了！”說完就再不能開口了。
衛兵見劉和珍還能動，就又用棍子在她身上猛擊，劉和珍當場身亡。
第二天，女師大將劉和珍的屍身領回。方其道反複查看了她的傷情。槍彈是由右後脅穿入，經左腋穿出，又穿透左臂，棍棒拳足傷滿身都是，真是體無完膚。
槍聲漸漸平息下來，有少數還沒有跑出的群眾，又遭到搶劫，他們的帽子、眼鏡、手表、圍巾、皮包等物，均已成為衛兵鐵棍、刺刀之下的買命物。有一個人跑到西門，被衛兵攔住，喝道：“快拿錢來”，那個人遂將手中皮包（內有大洋40餘元，及其他文件）遞給衛兵，剛要走，仍被衛兵打了一鐵棍。場中受重傷的群眾，正在呻吟的，衛兵即刺刀、鐵棍齊下，將其打死。整個屠殺，槍聲大作五六次，持續了30分鍾。當場仆倒死亡的學生及群眾26人，重傷幾百人。立即送醫院搶救無效又死亡20人。
在這次慘案中，共產黨員、共青團員表現得非常勇敢、頑強，他們把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首先想到的是搶救傷員，指揮群眾撤退。一個剛剛跑出來的女學生站在路邊，不顧被子彈打傷的危險，悲憤的大聲疾呼：“我們就此罷休嗎？”
就在慘案發生的時候，魯迅正在寫作雜文《無花的薔薇之二》，當他聽說這一事件後，憤怒地寫了下麵的話：“如此慘虐險狠的行為，不但在禽獸中所未曾見，便是在人類中也是極少有的，除卻俄皇尼古拉二世使哥薩克兵擊殺民眾的事，僅有一點相像。”他強調：“這不是一件事的結束，是一件事的開頭。墨寫的謊說，決掩不住血寫的事實。血債必須用同物償還。拖欠得越久，就要付更大的利息！”他稱：“三一八”是“民國以來最黑暗的一天”。
這次慘案，當場死亡26人，因傷勢過重在醫院等處陸續死亡20人，共46人；傷約200人。死亡的46人中，除三人係被誤殺的敵方人員，三人係流彈打死的附近居民和過往行人，四人身份不明外，參加遊行請願的有36人。其中28歲以下的青少年32人，共產黨員八人（其中青年七人），共青團員六人，國民黨員15人（其中青年13人），共青團員和共產黨員、國民黨員的鮮血流在了一起。
共青團員林孔唐生前說過，自參加革命，“已以身許世，此身非我所有。”他的話，反映了烈士們的心聲，他們用行動實踐了自己的諾言。特附一份“三一八”慘案犧牲青少年名錄如下：
“三一八”慘案犧牲青少年名錄
譚季緘，28歲，留日學生討張反日歸國代表團代表。
江禹烈，28歲，工業大學學生，共產黨員，國民黨員。
趙鍾鈺，27歲，中國大學學生，國民黨員。
範士融，25歲，師範大學學生，共產黨員，國民黨員。
胡錫爵，25歲，中法大學學生，國民黨員。
楊德群，女，24歲，女師大學生，國民黨員。
陳燮，24歲，工業大學學生。
劉葆彝，24歲，工業大學學生，國民黨員。
宋昭021，24歲，平民大學學生，共產黨員，國民黨員。
富振起，24歲，財政部印刷局工人。
張仲超，23歲，北京大學學生，共產黨員，共青團員，國民黨員。
林孔唐，23歲，農業大學學生，共產黨員，共青團員，國民黨員。
魏士毅，女，23歲，燕京大學學生。
韋傑三，23歲，清華大學學生。
李行健，23歲，京兆高級中學學生，國民黨員。
李廉楨，23歲，京漢鐵路局科員，共產黨員，共青團員，國民黨員。
沈幼衡，23歲，陸軍部印刷所工人。
張汝春，23歲，影戲藝人。
姚宗賢，22歲，藝術專門學校學生，共產黨員，共青團員，國民黨員。
劉和珍，女，22歲，女師大學生。
彭廷02，21歲，中俄大學學生。
李家珍，21歲，北京大學學生。
柳 珍，21歲，西直門鐵路工人，共青團員。
唐耀昆，20歲，匯文學校學生。
黃克仁，19歲，北京大學學生。
李閩學，19歲，今是中學學生。
張夢庚，17歲，大同中學學生，共青團員，國民黨員。
李二喜，17歲，門齋鐵路工人。
謝 戡，15歲，匯文學校學生。
周正銘，15歲，第二中學學生。
陳時023，15歲，藝文中學學生。
朱良鈞，12歲，清明中學學生。
（摘自《天安門見證錄》）
第三節 先烈之血已化碧，革命之花開九州
3月18日深夜，吉兆胡同段宅內人頭晃動，忽而靠近，忽而分開，原來政府閣員正在此舉行緊急會議。
由於反動軍閥百般阻撓，直到發生慘案三年後（1929年），部分烈士的忠骨才得以在這裏安葬。
日本公使館急忙派人將段祺瑞接入東交民巷，庇護起來。
整個北京，籠罩著一種陰森恐怖的氣氛。
團北方區委機關辦公地點一遷再遷，聯係代號一變再變。
“到黃埔去！”一時成為進步青年的普遍要求。
革命勢力由珠江流域伸展到長江流域，赤色旗幟飄揚半個中國。
繼承遺誌慰忠魂
慘案當晚，雪下緊了，朵朵潔白的雪花，覆蓋在烈士們的棺木上。北京黨、團地委的同誌，懷著無限悲憤的心情，根據中共北方區委的指示，連夜在北大一院召開緊急聯席會議，決定：悼死慰傷，做好善後工作；開展大規模宣傳活動，徹底揭露段政府的賣國本質；改變工作方式，開展秘密活動。當晚7時，北京團組織又出席了黨在北大一院召開的北京各團體代表會議，一致議決由國民黨北京特別市黨部、北京學生總會、北京京工會第七團體組織北京慘案善後委員會，作為領導各界群眾，進一步開展鬥爭的公開機構。
中共中央和共青團中央對北京慘案極為關注，3月20日分別發表了《中國共產黨為段祺瑞屠殺人民告全國民眾》和《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為段祺瑞屠殺愛國學生告全國民眾》書，揭露段祺瑞政府迎合帝國主義的需要、屠殺青年和民眾的暴行，指出段政府已變成赤裸裸的賣國政府，號召全國民眾和青年迅速行動起來，打倒段祺瑞，推翻賣國政府，建立人民政權，以謀全國之真正和平。同日，中共中央和共青團中央還聯合秘密發出《為段祺瑞慘殺愛國學生緊急通告》，要求全黨、全團同誌，“更應以勝過‘五卅’之努力來對付此事”，並製訂了七項具體政策，主要內容有：“利用這次大屠殺，鼓動一個全國民眾的大運動”，“提出的口號，務期更普遍，能容納一切群眾參加”等。在諸項政策中，黨、團中央特別強調闡明了對國民軍的態度。國民軍雖然傾向革命，但畢竟不是徹底的革命軍隊，因而革命運動高漲的時候，在帝國主義的壓力和各派軍閥的聯合進攻下，為自身利益計，發生了動搖和妥協。早在1925年7月13日，馮玉祥就通電所部防範赤化，以避免赤化嫌疑。1926年元旦，馮玉祥通電辭職，將國民軍的領導權交給了張之江。3月6日，國奉戰爭正酣之際，張之江分別致電段祺瑞和賈德耀，希望他們對日益高漲的青年學生運動，設法抑製，以整頓學風。3月18日國民大會期間，擔任代理京畿警衛總司令兼京師警察總監的國民軍高級將領李鳴鍾來函向群眾道歉，聲明今後盡保護之責。但是，國民軍沒有履行這一諾言，致使段祺瑞敢於在國民軍控製區內槍殺青年和群眾，造成慘案。慘案發生後，李鳴鍾又聽命於段政府，張貼告示，不許群眾集會。對此，廣大青年和各界群眾十分痛心和不滿，紛紛指責國民軍。為了爭取國民軍對革命的同情和支持，擴大反帝反封建的統一戰線，黨、團中央在緊急通告中指出：“對國民軍勿加攻擊，他們政策的右傾，乃現時所處的危險地位使然，隻嚴電馮軍將領速起討段。”遵照黨、團中央的指示，北京及全國各地共青團組織，在黨的領導下，掀起了討段反帝高潮。
3月18日深夜，吉兆胡同段宅內人頭晃動，忽而靠近，忽而分開，原來政府閣員正在此舉行緊急會議。經過密謀，為了嫁禍於人，混淆視聽，段祺瑞以他那肮髒的沾滿烈士鮮血的手，拋出了對李大釗的通緝令，汙蔑青年導師李大釗等“假借共產學說，率領暴徒數百人，闖襲國務院，潑灌火油，拋擲炸彈，手槍木棍，叢擊軍警，應一體嚴拿，嚴加懲辦”。段政府顛倒黑白，混淆是非，極盡造謠誣蔑之能事。同日晚，又以國務院名義通電全國，進一步歪曲事實真相，妄圖一手遮天，掩盡天下人之耳目。國民黨右派、國家主義派等團體，甘作帝國主義和反動軍閥政府的應聲蟲，賣力進行反動宣傳，叫囂慘案是“共產黨設下的陷阱”，死難青年是受共產黨利用的犧牲品，攻擊李大釗等是不負責任的“奸人”，並轉移鬥爭目標，聲稱“先除奸人，再言運動”。
“墨寫的謊說，決掩不住血寫的事實。”這是魯迅先生以無比激憤的心情，飽蘸血淚，在慘案當天寫下的不朽名言。共青團北方區委宣傳部成員陳公翊，於血案之夜奮筆撰文，以自己的親身經曆，揭露段政府蓄意屠殺進步青年的真相。這篇文章第二天即在《京報》發表，引起讀者強烈的反響。共青團北方區委組織部負責人兼學生運動委員會書記、全國學生總會北京特派員楊善南，以《今後怎麽辦呢？》為題，在《京報》副刊發表署名文章，指出廣大青年和各界群眾應更牢固地結成聯合戰線，將目標對準帝國主義和賣國政府，直至取得最後勝利。楊善南，原籍安徽，生於上海，平民大學學生，共產黨員、共青團員，自1924年擔任北京地方團學生部負責人，1925年6月被推舉為中華全國學生總會北方特派員，同年10月又任團北方區委組織部負責人和學生運動委員會書記，是北京和北方團組織及學生運動的重要領導者。在白色恐怖日益嚴重的情況下，他公開發表文章，指導青年運動，給廣大團員和青年以極大的鼓舞。慘案後三天，北京學生總會發動全市各校學生一致罷課，組織講演隊，深入街頭巷尾，並分赴全國主要城市，宣傳慘案真相。小學生也編了歌謠，在街上高聲朗誦：
“段執政！”
段執政！
中國從此斷執政！
“外人乘隙毀執政！”
3月23日，北大三院到處懸掛著挽聯，排列著花圈（總計不下二萬件），一派莊嚴肅穆的景象。原來，北京團組織協同黨組織在這裏舉行“三一八”死難烈士追悼大會。它同時也是一個控訴大會和動員大會。操場的兩邊，搭起了主席台。台子上方的白布會標上赫然寫著：“三一八死難烈士追悼大會。”會標兩側分書“先烈之血”“革命之花”八個大字。台後是烈士的遺像和血衣，台前懸掛的白布上，寫著烈士們的姓名。下午1時，大會主席陳毅宣布會議開始。千餘名與會者在哀樂聲中靜默致哀，然後宣讀祭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