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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4章 天安門前爭國權！五四狂飆孕新生(18)
在這裏，發刊詞並沒有標明它“一貫的主張”是什麽。但從它把“官僚”“大權政治”“普魯士主義”和“民黨”“社會主義”“馬克思”對立起來而論這一點來看，很顯然它傾向的不是前者，而是後者。
資產階級的兩麵性
中國資產階級有買辦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之分。
上海全市性的資產階級團體有上海總商會和上海商業公團聯合會之分。前者為買辦資產階級所控製，後者主要反映民族資產階級的利益和要求。
北京的五四運動爆發後，商業公團聯合會很快投入運動，特別是對抵製日貨、提倡國貨方麵有著積極的表現；而總商會則反映著帝國主義利益，對運動一直起著破壞作用。
5月9日，上海總商會發出臭名昭著的佳電，對愛國運動進行歪曲、詆毀，說什麽“凡我國民深知國步維艱，當靜以處事”。並主張：“遴派資格聲望足以勝任大使者，任命日使，克日起程前往，堅持歐戰平定交還清國一語，徑與日廷磋商交還手續”；“應將此項議案提出大會，由中國派員與日本直接交涉。”
中日直接交涉，這正是日本帝國主義所希望的；而民國成立已屆八載，電文中仍稱“交還清國”，更屬荒唐至極。因此，這一電文發表後，受到各界人民的嚴厲斥責。
在反對總商會佳電的鬥爭中，商業公團聯合會采取了嚴正的態度，它認為佳電所提出之主張，“是我全國人民所誓死堅拒而日本所求之不得者”，因此，它聲明：“上海總商會佳電，主張青島與日本直接交涉，本公團極端否認……”
在全國輿論的指責下，總商會理屈詞窮，其會長朱葆三不得不提出辭職，其副會長沈聯芳亦避往浙江。
上海著名買辦虞洽卿，當時是總商會的議董，也是商業公團聯合會的幹事。在朱葆三、沈聯芳辭職後，虞洽卿主持總商會的議董會議，竟領銜挽留朱、沈，並為其罪責辯護。虞洽卿是一個媚外老手，聲名狼藉已久。“早在1905年為了英國副領事韋德門在會審公廨誣指黎黃氏販賣人口而釀成的大鬧公堂案，引起當時公共租界商店的罷市，虞洽卿就跟了當時的上海道袁樹勳，挨戶向各商店勸導開市，甚至打躬作揖，企圖獲得帝國主義者的青睞，充當工部局的中國董事。可是他盡管很賣力，仍然沒有達到目的，隻由工部局總董恩納生送了他一隻金表，說：‘租界鬧事，承我公大力維持，得以轉危為安。’虞洽卿後來對人家談起這件事，還引以為榮。”虞洽卿既然是這樣一個人，現在又領銜挽留朱、沈並為他們的罪責辯護，當然受到商界同人的嚴正指責。經過反對總商會和虞洽卿等的鬥爭，有力地促進了民族資產階級的愛國積極性。
三罷鬥爭的實現，對民族資產階級來說，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因為這在中國曆史上是空前的。
在三罷鬥爭中，民族資產階級，特別是一些中小店主，有著許多良好的表現。
他們同外國侵略者進行過鬥爭。例如，罷市實現後，租界工部局進行破壞，連日貼出這樣的布告：“不可再有排外及強迫煽惑等性質之旗幟與招貼，違者罰辦。”工部局還派出大批包探、馬巡，並借用電車公司修接電線之汽車，紛紛出動，強迫除去商家之旗幟和招貼。但是，帝國主義分子並沒有達到目的，有些商家載有“抵製日貨”“堅持雪恥”等字樣的旗幟雖然被暫時除去，但“所除去之一切其他招貼，除者自除，貼者自貼”，“西人既去，門又已緊閉”。有的商店在外國巡捕去後，立即貼出反抗的標語，上書：“愛國自由，不受幹涉”；“你會撕，我會貼”；“我心已決，越扯越貼”；“你扯我貼，越扯越多”。
他們也同封建軍閥進行過鬥爭。例如，罷市實現後，反動軍閥即強迫開市，並派出大批軍警勒令實行。但是，反動軍閥的這些措施也沒有達到目的。試看6月7日的報載：“城內今晨有武裝軍士約八百人赴西門強迫商家開市，各商語以我等死生與學生共之，軍隊與刀槍威脅無效。”
6月7日下午，上海各界聯合會開會，商、學兩界旁聽者近2000人。當在會的群眾得知上海反動的軍、政、警等官僚擬勾結買辦散發傳單“勸告”商家開市時，情緒十分憤激，紛紛發表斥責的演說，許多在場的商家大呼：“吾等罷市三日，學校罷課多時，政府對於國民所一致要求之懲辦賣國賊，置若罔聞。今日欲以空言希望開市、上課，試問吾人犧牲財產，學生不顧生命，究為何來？於國何補……開市、上課隻須目的達到，今日政府下令將賣國賊曹、章、陸、徐諸人先交法庭懲辦，吾等明日即開市、上課矣。何用他人幹涉！”
6月9日，上海“道尹、警察廳長……亦秉承護軍使鈞旨，駕乘汽車，親至南市裏街、大小東門一帶挨戶押令開市，有不遵者，即由所隨軍警代為將門取下，並在該地徘徊片刻，監視其營業。然有人入店買物，商人皆以無貨可賣對，雖開仍與不開無異。迨軍警去，則一律重複將門閉矣。”
以上種種，都說明了民族資產階級在三罷鬥爭中表現了一定的積極性。
但是，當我們評價這種積極性時，還必須估計到以下幾種情況：
第一，他們的罷市帶有被迫性，是在一定的壓力下實現的。學生的要求和監督，是他們的外部壓力；店員的要求和監督，是他們的內部壓力。關於學生情況，已如上述。關於店員情況，試看下述各例。
6月7日，虞洽卿在淞滬護軍使召開的一次阻止三罷鬥爭的會議上說：“此次罷市，店東均不願意，由各夥友憐惜學生之一念耳，事如有轉圜地步，無有不從命也。”這一段話，除抹殺了中小商人的積極性外，所談店員情況是符合當時實情的。事實上，參加這次會議的另一個成員也曾指出：“鋪主經理不讚成，而多數之店夥學生為義憤所激，促成此舉。”
店員是商界愛國運動的骨幹。還在三罷以前，店員即積極投入運動。例如：“南市等處街道路口，概高揭白色竹布橫聯……此種白竹布橫聯或旗幟，皆由商界行號夥友學徒，從每日點心、月規等費，積省錢文，購買書懸，以盡熱心愛國之本誌。”
罷市開始後，店員積極堅持。他們和帝國主義、封建軍閥進行了英勇的鬥爭，並對勒令開市的反動軍警進行怒斥，雖被拘捕，“而被拘者均欣然自至捕房，並不畏懼……”。
店員們還向軟弱、動搖的資本家們進行了堅決的鬥爭。例如，先施、永安百貨公司資方和帝國主義分子相勾結，本擬於6月7日複市，結果，“由於兩公司隻有不到百分之三十的職工回來供職”，而複市不成。又如，“某某等號經理，迫令夥友開排門數扇，照常營業，稍補損失。各夥以情願在閉市期內扣除薪水，貼除夥食等詞答複。該經理後令學徒將門緊閉，向外一笑而去。”再如，某店店員曾破指血書“學生一日不放，本店一日不開”十二個大字，貼於門前，表示堅持罷市的決心。
沒有這些堅決而積極的廣大店員，商界罷市的堅持，是不可想象的。
第二，民族資產階級雖然參加了反帝國主義和反封建軍閥的鬥爭，但是這種鬥爭是很不徹底的。在罷市實現後，他們極力強調運動隻是“對內”而非“對外”，他們也同意買辦分子的“先與捕房接洽”和“請萬國商團……出而維持秩序”的反動主張，他們說：“隻望同胞能守秩序，絕無暴動，自然不怕非法幹涉雲。”他們還向“各友邦”正式發表宣言說：“此次舉動純係愛國熱誠，對內有所要求，秩序井然，並無絲毫暴動行為。凡我旅華各友邦諸君，與我商界平日感情素洽，惟希主持公道，弗生誤會，是為至幸。”
民族資產階級有著依靠英美各國來反對日本的幻想，他們在向巴黎和會呼籲的電文中，即說：“請求我親愛友邦主張人道公義，勿使日本肆其野心”。因此他們怕運動涉及了英美“各友邦”，也怕“友邦”誤會，因此他們再三再四地進行解釋，百般設法地限製運動的範圍。
其實，對於日本帝國主義，他們也是有所畏懼的。在6月7日的會議上，反動軍閥上海護軍使要求不要使用“抵製日貨”字樣，商業公團的代表也就順從地說：“至於抵製日貨字麵不妥，有關條約，吾人此後當依從軍使之諭，改用提倡國貨等字樣。”
對於軍閥政府，他們並不敢於徹底反對。他們承認自己一貫的態度是軟弱的。說：“商界對於政府，敢怒而不敢言。”而這次被迫參加了反賣國賊的活動，他們又認為應該“派代表赴北京，為最後之請願，而我輩以鎮定工夫、和平手段為保中華民國堅持到底可耳。”
“鎮定工夫”“和平手段”，民族資產階級就是這樣一種比較軟弱的態度。
在運動中，還有一種借機發國難財的奸商，如有的曾販運日貨而把日貨冒充國貨來出售。除奸商外，就是一般的工商業者，也絞盡腦汁，想方設法，使自己的利潤不受影響。例如：“那時，有一種‘威古龍丸’（記不起是哪家藥房的出品）就大登廣告來‘敬告熱血男兒’，說什麽血不熱則誌不奮，血不足則熱不能久，能愛國者須求熱血之充分，則熱血者須求補血之妙藥。威古龍丸補血之第一靈丹也，愛國誌士，盍一試之”。要靠靈丹妙藥來維持鬥爭的持久，這實在是對愛國誌士的侮辱。在這裏所反映的已不是資產階級的軟弱性，而是赤裸裸的投機性了。
第三，民族資產階級雖然同意罷市了，但是他們堅決反對罷工。他們不斷地說什麽“工界如是罷市，危險萬狀”“罷工如果實現，實非常危險”等等。
因此，資本家去極力阻止罷工。6月7日，紡織業資本家穆藕初在盧永祥召集的會議上說：“查上海人民號稱百萬，而勞動工人居百分之十二（按：實際不止此數），紗廠工人占最多數，一聞商界罷市，各工人亦有罷工之議。湘王月以工界罷工最為危險，遂邀各紗廠開緊急會議，竭力遏止……”
但是，工人們並沒有遵從資本家的意旨，而是陸續實現了全市性的大罷工。這是很使資本家惱火的。在一些資本家看來，由日資開辦的一些工人實行罷工，還情有可原；由中國人開辦的工廠則絕不應罷工。他們甚至提出“工戰”（意思是說用加緊生產、發展工業的辦法來抵製帝國主義）的口號，對工人們進行欺騙，企圖把工人們的熱情引導到增加生產，以便利他們賺取更多的利潤。
當然，資本家的這些如意算盤，並沒有能夠實現。
第四，資產階級在罷市後不久，即隨時準備開市。因為曠日持久，對他們的利潤剝削究竟是有影響的。有一個商人在市後曾經說：“我們前次罷市真不值得，罷了七天，損失了兩千多萬，僅僅罷免了曹、陸、章。”因此，在罷市期間，商店開市者，時有所聞；偷賣日貨和進行投機倒把者，更不是個別現象。6月9日，反動政府及總商會“勸導”開市，“各銀行、各錢莊經理，均已首肯”，一部分商店代表也主張“早日開市”。但是由於店員、職員、學生和廣大中小工商業者的堅持，這項陰謀仍然未能實現。
綜上所述，可以清楚地看出：民族資產階級在三罷鬥爭中既有積極的一麵，也有消極的一麵。毛澤東說：“一方麵――參加革命的可能性，又一方麵――對革命敵人的妥協性，這就是中國資產階級‘一身而二任焉’的兩麵性。”這種兩麵性，在三罷鬥爭中，是表現得十分清楚的。
民族資產階級既然是這樣矛盾的兩麵性格，很顯然，它既不能擔任中國革命的領導責任，也不是中國革命中的主力軍。
工人階級的決定作用
上海工人階級在三罷鬥爭中的罷工人數，尚無精確的統計，鄧中夏在《中國職工運動簡史》一書中估計，“大概有六七萬人”。根據上海工人約有50萬之眾（產業工人20萬），及三罷的全市性規模來看，“六七萬人”怕隻是就產業工人而講，如果把手工業工人、市政工人和店員計算在內，實際人數當會大大超過“六七萬人”。
由於工人階級身受三重壓迫和集中的特點，他們在運動中表現得特別英勇和頑強，和資產階級具有迥然不同的態度，所起的作用也是學生不能相比的。
第一，工人們在罷工鬥爭中，表現了高度的自覺的愛國主義精神。
還在“六三”以前，工人們即積極地自動地投入到愛國運動中。特別是在抵製日貨運動中，工人們有著傑出的表現。例如，“某印刷所工人宣言，不願以日本紙加之機器，如主任有所強迫，寧全體罷工。”再如，浦東沿浦一帶碼頭工人，“全體一致表決，凡遇日本船隻抵埠，不為起貨；並分發傳單，勸導各碼頭勞動界切實進行。各碼頭繼續實行者日多……”又如，虹口吳淞路一帶，“黃包車夫，齊結團體。凡遇某國人雇坐車輛，概不拖拉，以表愛國熱忱一致之意。”連資產階級的報紙對這種現象也不得不稱道說：“此等苦力窮民，亦知大義，殊屬可敬。”
6月4日，學生們動員罷市的時候，他們並沒有動員工人罷工，更沒有像向商店主那樣的“沿街跪求”。6月5日的上海各界聯合會議，實際上並沒有工人代表也沒有什麽工界代表參加。甚至有些部門的工人，如電車工人、電話局接線生、外國人的傭工等開始罷工的時候，一些學生代表還曾經進行過勸阻。
因此，工人們的罷工是自己搞起來的，“從事鼓動的人並不是學生，而是出現於工人之中。”許多工人在罷工時，都一再聲明行動出於自願，他們說：“我們都是窮人，但我們絕對不要我們的國家變成朝鮮第二，那裏的一片景象是慘不忍睹的。我們當前所進行的運動，乃是世界史上一件最為驚人的運動。這是一個全民的運動，不是任何武力所能壓製得了的。”
關於工人罷工出於自動，從許多老工人的回憶中也可以得到證實。例如朱寶庭在回憶當時海員罷工的情況時說：“這次海員參加五四運動，是中國海員工人的第一次罷工，罷工海船達數十隻，工人有5000餘，罷工時間四晝夜。在罷工過程中，雖組織較差，然工友的情緒高漲，精神不屈，始終出於自動自願，實開中國海員運動的光明新紀元。”
工人們罷工後，展開各種愛國活動，發文告，散傳單，舉行聲勢浩大的遊行示威。他們在罷工期間，不但得不到工資，而且為了推動運動的發展，捐獻出自己的血汗錢。例如，求新機器廠，“前日（六日）午後，諸工人遊行街市，表示熱枕。且見街上懸掛白旗橫額，風雨飄搖，易於損壞，未能垂諸久遠，爰特捐集巨資，在機廠街口建造鐵木牌樓一座，高六丈，寬五丈，上題四大字曰‘毋忘國恥’，每字三尺……”
第二，工人們於罷工鬥爭中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行會幫口觀念，實行同盟性罷工。
由於中國封建社會的長期性，小農業與家庭手工相結合的自然經濟形態的長期存在，因而在中國手工業者中普遍存在著和長期保留著行會、幫口的封建性組織。外國資本主義的侵入，開始分解了中國的自然經濟，大量的破產農民和手工業者流入城市。很自然的，一些行會、幫口的組織形式被帶到早期的工人隊伍和工人運動中來。直到五四運動，工人隊伍中仍然受著這種組織形式的嚴重影響，例如上海工人中便有安徽幫、寧波幫、湖北幫，等等。
行會、幫口不但不是階級的組織，反而，它被業主和反動派利用來對工人階級進行分化和破壞。被這種封建組織所灌輸的非階級意識和狹隘的地域觀念，極不利於工人階級的統一行動和統一鬥爭。
但是，在上海工人的“六三”以後的大罷工中，這種行會、幫口的狹隘觀念被空前地突破了。工人們紛紛聯合起來，為著統一的鬥爭目標，舉行同盟罷工。
工人們在罷工前即打破了幫口觀念，紛紛聚議，同盟罷工。例如，“南市華商電車公司賣票、開車人等前日（五日）在西門某茶館集議罷工後，昨日（六日）遂將各路電車一律停開……”再如，“英美香煙廠內有數部分男女工亦於昨日（六日）午後在廠門首聚議，擬同盟罷工……其他如日商華章造紙廠、日華紗廠等各工人，並沿浦各碼頭苦力工人正在紛紛集議。”又如，上海“水木工人有本幫、寧紹幫、蘇幫之分。此次風潮發生之後，該工人等激於義憤，久欲與學商兩界一致行動，經該業董等極力撫慰，暫且有待。至昨日（十日）起，該董等無法勸阻，遂一律罷工。”
工人們在罷工鬥爭中，還打破了行業、地區觀念。行業和行業之間，地區和地區之間，互相聯係，實行聯合罷工。例如，上海耶鬆公司老船塢和瑞熔機器造船廠1000工人罷工後，舉行大會，“曾決議勸告工部局電燈廠工人和他們采取一致行動。”再如，慎昌洋行的電器工人在罷工以後，還去禮查飯店，和那裏的電器工人商討，希望他們也實行罷工。又如，滬寧和滬杭甬兩路工人的罷工，“係由滬寧鐵路機廠各工人發起，在吳淞廠內提議，全體簽名讚成，然後知照上海、南京與閘口機廠，征求同意，即經該兩廠工人一致簽名讚成，始於八號發表意見。”
工人們在罷工後，還有著統一領導的要求。例如，碼頭工人們，希望“與工人的領袖在上海舉行一次聯席會議”。
第三，工人們在罷工鬥爭中表現了反對帝國主義、反對封建軍閥的堅決性和徹底性。
工人們的罷工受到日本帝國主義者的阻撓和破壞。工人們對日本侵略者進行了堅決的鬥爭。例如，日商紗廠的一萬五千工人曾以革命的暴力對付反革命的暴力，打破日本資本家的生產秩序，突破租界巡捕的幹涉，“將牢固加鎖之門戶破壞”，形成聲勢浩大的大罷工。再如，日本資本家開辦的興發榮機器造船廠工人在決定罷工後，並表示：“自後誓不入某國人工廠作工。”
工人們的鬥爭還受到英美等帝國主義的阻撓和破壞。當這些西方侵略者開辦的工廠內發生罷工時，他們“竭力勸留”“一再勸諭”“再三挽勸”，並“諭令工頭四出勸導”。但這些卑鄙的企圖，在工人們的堅決鬥爭下，皆成泡影。當帝國主義分子在市上進行破壞活動時，也受到了工人們的有力回擊，試看這樣一條記載：“昨日（七日）下午五時許，有西捕借乘電車公司修理電線之有梯汽車，雇中國苦力在虹口收取各家所懸表示布旗，為一般勞動界將該汽車毀壞。”6月10日，滬東工人計劃舉行萬人大示威，並表示“不管租界當局怎樣看法，他們一定要行經租界。”帝國主義的武裝警察、萬國商團等，雖然“攜帶機關槍迅速地準時到達肇事地點”，但是，“遊行的人仍然化整為零，分頭遊行……”
對於封建軍閥政府，工人們也表現了誓不兩立的態度。他們要求“格政府之心，救滅亡之禍”；對於賣國賊，不僅要求“斥退”，而且要求“永不起用”。
第四，工人們向資產階級的妥協性進行了堅決的鬥爭。
商界的罷市是經過學生和店員對店主的內外壓力而實現的。工界的罷工也是經過工人們和資本家的堅決鬥爭而實現的。例如，鋼鐵機業萬餘工人，在6月8日開會，“群情憤激，主張罷工，眾心堅決，不可遏止。”資本家們企圖“設法開導”，阻止這一罷工，並提出“靜候三日”，進行欺騙。但是，工人們並沒有接受這一“開導”，也沒有“靜候三日”，而是在次日（九日）立即實現了罷工。
對於買辦資本家破壞罷工的企圖，工人們更是堅決地進行了鬥爭。6月10日，海員工人和各輪船公司買辦在四明公所開會，討論停駛問題，三北公司的大買辦虞洽卿，認為“航務緊要，令已裝貨者照常開出。”虞的話尚未說完，即遭到群眾的怒斥：“誰人說開駛者？打！打！”結果，“經各買辦竭力勸慰，暗令虞君從後門而出（長衫已扯壞），場內始行肅靜。”最後，在海員工人的堅持鬥爭下，不得不做出“一律停開”的決定。
6月9日，上海總商會發出通告，要求各商店於10日開市。這一破壞活動，受到工人們的嚴厲斥責。工人們在6月10日指出：“乃近聞北京派來奸細，運動開市，假令成為事實，置我工界於不顧。工界同人現已公同決議，即令商界答應開市，工界同胞決不因此終止，誓當再接再厲，繼續罷工。”
當資本家對阻止罷工無能為力的時候，還企圖通過學生來影響工人。例如，滬寧鐵路工人大罷工的時候，路局的資本家便和學生聯合會聯係，請求協助，結果，“學聯派來代表麵晤工人”。學聯代表雖然秉承資本家的意旨，“善於辭令”，但卻遭到工人們的抗議，一個工人向學聯代表嚴厲斥責道：“諸位學生是愛國的，你們想一想，難道我們工人就不是愛國的嗎？諸位學生宣告罷課已經這麽久，你們現在還要求我們推遲我們罷工的日期嗎？”
第五，工人階級獨立地登上了政治舞台，並且在運動中起了決定性的作用。
從以上所述，可以清楚地看出，工人階級的罷工鬥爭，既不是資產階級的指使，也不是學生們的請求，而是自己獨立地發動起來的。一個運動的目睹者曾經比較公正地指出：“對於工人來說，這些年輕的學生，不論要他們來發動一次罷工，或是把罷工的舉動停止下來，他們的影響總不會過大的。這些工人一般都具有他們自己單純而強烈的意見，很難用勸告、威脅或其他方法，使其改變過來的。”
資產階級的兩麵性
中國資產階級有買辦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之分。
上海全市性的資產階級團體有上海總商會和上海商業公團聯合會之分。前者為買辦資產階級所控製，後者主要反映民族資產階級的利益和要求。
北京的五四運動爆發後，商業公團聯合會很快投入運動，特別是對抵製日貨、提倡國貨方麵有著積極的表現；而總商會則反映著帝國主義利益，對運動一直起著破壞作用。
5月9日，上海總商會發出臭名昭著的佳電，對愛國運動進行歪曲、詆毀，說什麽“凡我國民深知國步維艱，當靜以處事”。並主張：“遴派資格聲望足以勝任大使者，任命日使，克日起程前往，堅持歐戰平定交還清國一語，徑與日廷磋商交還手續”；“應將此項議案提出大會，由中國派員與日本直接交涉。”
中日直接交涉，這正是日本帝國主義所希望的；而民國成立已屆八載，電文中仍稱“交還清國”，更屬荒唐至極。因此，這一電文發表後，受到各界人民的嚴厲斥責。
在反對總商會佳電的鬥爭中，商業公團聯合會采取了嚴正的態度，它認為佳電所提出之主張，“是我全國人民所誓死堅拒而日本所求之不得者”，因此，它聲明：“上海總商會佳電，主張青島與日本直接交涉，本公團極端否認……”
在全國輿論的指責下，總商會理屈詞窮，其會長朱葆三不得不提出辭職，其副會長沈聯芳亦避往浙江。
上海著名買辦虞洽卿，當時是總商會的議董，也是商業公團聯合會的幹事。在朱葆三、沈聯芳辭職後，虞洽卿主持總商會的議董會議，竟領銜挽留朱、沈，並為其罪責辯護。虞洽卿是一個媚外老手，聲名狼藉已久。“早在1905年為了英國副領事韋德門在會審公廨誣指黎黃氏販賣人口而釀成的大鬧公堂案，引起當時公共租界商店的罷市，虞洽卿就跟了當時的上海道袁樹勳，挨戶向各商店勸導開市，甚至打躬作揖，企圖獲得帝國主義者的青睞，充當工部局的中國董事。可是他盡管很賣力，仍然沒有達到目的，隻由工部局總董恩納生送了他一隻金表，說：‘租界鬧事，承我公大力維持，得以轉危為安。’虞洽卿後來對人家談起這件事，還引以為榮。”虞洽卿既然是這樣一個人，現在又領銜挽留朱、沈並為他們的罪責辯護，當然受到商界同人的嚴正指責。經過反對總商會和虞洽卿等的鬥爭，有力地促進了民族資產階級的愛國積極性。
三罷鬥爭的實現，對民族資產階級來說，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因為這在中國曆史上是空前的。
在三罷鬥爭中，民族資產階級，特別是一些中小店主，有著許多良好的表現。
他們同外國侵略者進行過鬥爭。例如，罷市實現後，租界工部局進行破壞，連日貼出這樣的布告：“不可再有排外及強迫煽惑等性質之旗幟與招貼，違者罰辦。”工部局還派出大批包探、馬巡，並借用電車公司修接電線之汽車，紛紛出動，強迫除去商家之旗幟和招貼。但是，帝國主義分子並沒有達到目的，有些商家載有“抵製日貨”“堅持雪恥”等字樣的旗幟雖然被暫時除去，但“所除去之一切其他招貼，除者自除，貼者自貼”，“西人既去，門又已緊閉”。有的商店在外國巡捕去後，立即貼出反抗的標語，上書：“愛國自由，不受幹涉”；“你會撕，我會貼”；“我心已決，越扯越貼”；“你扯我貼，越扯越多”。
他們也同封建軍閥進行過鬥爭。例如，罷市實現後，反動軍閥即強迫開市，並派出大批軍警勒令實行。但是，反動軍閥的這些措施也沒有達到目的。試看6月7日的報載：“城內今晨有武裝軍士約八百人赴西門強迫商家開市，各商語以我等死生與學生共之，軍隊與刀槍威脅無效。”
6月7日下午，上海各界聯合會開會，商、學兩界旁聽者近2000人。當在會的群眾得知上海反動的軍、政、警等官僚擬勾結買辦散發傳單“勸告”商家開市時，情緒十分憤激，紛紛發表斥責的演說，許多在場的商家大呼：“吾等罷市三日，學校罷課多時，政府對於國民所一致要求之懲辦賣國賊，置若罔聞。今日欲以空言希望開市、上課，試問吾人犧牲財產，學生不顧生命，究為何來？於國何補……開市、上課隻須目的達到，今日政府下令將賣國賊曹、章、陸、徐諸人先交法庭懲辦，吾等明日即開市、上課矣。何用他人幹涉！”
6月9日，上海“道尹、警察廳長……亦秉承護軍使鈞旨，駕乘汽車，親至南市裏街、大小東門一帶挨戶押令開市，有不遵者，即由所隨軍警代為將門取下，並在該地徘徊片刻，監視其營業。然有人入店買物，商人皆以無貨可賣對，雖開仍與不開無異。迨軍警去，則一律重複將門閉矣。”
以上種種，都說明了民族資產階級在三罷鬥爭中表現了一定的積極性。
但是，當我們評價這種積極性時，還必須估計到以下幾種情況：
第一，他們的罷市帶有被迫性，是在一定的壓力下實現的。學生的要求和監督，是他們的外部壓力；店員的要求和監督，是他們的內部壓力。關於學生情況，已如上述。關於店員情況，試看下述各例。
6月7日，虞洽卿在淞滬護軍使召開的一次阻止三罷鬥爭的會議上說：“此次罷市，店東均不願意，由各夥友憐惜學生之一念耳，事如有轉圜地步，無有不從命也。”這一段話，除抹殺了中小商人的積極性外，所談店員情況是符合當時實情的。事實上，參加這次會議的另一個成員也曾指出：“鋪主經理不讚成，而多數之店夥學生為義憤所激，促成此舉。”
店員是商界愛國運動的骨幹。還在三罷以前，店員即積極投入運動。例如：“南市等處街道路口，概高揭白色竹布橫聯……此種白竹布橫聯或旗幟，皆由商界行號夥友學徒，從每日點心、月規等費，積省錢文，購買書懸，以盡熱心愛國之本誌。”
罷市開始後，店員積極堅持。他們和帝國主義、封建軍閥進行了英勇的鬥爭，並對勒令開市的反動軍警進行怒斥，雖被拘捕，“而被拘者均欣然自至捕房，並不畏懼……”。
店員們還向軟弱、動搖的資本家們進行了堅決的鬥爭。例如，先施、永安百貨公司資方和帝國主義分子相勾結，本擬於6月7日複市，結果，“由於兩公司隻有不到百分之三十的職工回來供職”，而複市不成。又如，“某某等號經理，迫令夥友開排門數扇，照常營業，稍補損失。各夥以情願在閉市期內扣除薪水，貼除夥食等詞答複。該經理後令學徒將門緊閉，向外一笑而去。”再如，某店店員曾破指血書“學生一日不放，本店一日不開”十二個大字，貼於門前，表示堅持罷市的決心。
沒有這些堅決而積極的廣大店員，商界罷市的堅持，是不可想象的。
第二，民族資產階級雖然參加了反帝國主義和反封建軍閥的鬥爭，但是這種鬥爭是很不徹底的。在罷市實現後，他們極力強調運動隻是“對內”而非“對外”，他們也同意買辦分子的“先與捕房接洽”和“請萬國商團……出而維持秩序”的反動主張，他們說：“隻望同胞能守秩序，絕無暴動，自然不怕非法幹涉雲。”他們還向“各友邦”正式發表宣言說：“此次舉動純係愛國熱誠，對內有所要求，秩序井然，並無絲毫暴動行為。凡我旅華各友邦諸君，與我商界平日感情素洽，惟希主持公道，弗生誤會，是為至幸。”
民族資產階級有著依靠英美各國來反對日本的幻想，他們在向巴黎和會呼籲的電文中，即說：“請求我親愛友邦主張人道公義，勿使日本肆其野心”。因此他們怕運動涉及了英美“各友邦”，也怕“友邦”誤會，因此他們再三再四地進行解釋，百般設法地限製運動的範圍。
其實，對於日本帝國主義，他們也是有所畏懼的。在6月7日的會議上，反動軍閥上海護軍使要求不要使用“抵製日貨”字樣，商業公團的代表也就順從地說：“至於抵製日貨字麵不妥，有關條約，吾人此後當依從軍使之諭，改用提倡國貨等字樣。”
對於軍閥政府，他們並不敢於徹底反對。他們承認自己一貫的態度是軟弱的。說：“商界對於政府，敢怒而不敢言。”而這次被迫參加了反賣國賊的活動，他們又認為應該“派代表赴北京，為最後之請願，而我輩以鎮定工夫、和平手段為保中華民國堅持到底可耳。”
“鎮定工夫”“和平手段”，民族資產階級就是這樣一種比較軟弱的態度。
在運動中，還有一種借機發國難財的奸商，如有的曾販運日貨而把日貨冒充國貨來出售。除奸商外，就是一般的工商業者，也絞盡腦汁，想方設法，使自己的利潤不受影響。例如：“那時，有一種‘威古龍丸’（記不起是哪家藥房的出品）就大登廣告來‘敬告熱血男兒’，說什麽血不熱則誌不奮，血不足則熱不能久，能愛國者須求熱血之充分，則熱血者須求補血之妙藥。威古龍丸補血之第一靈丹也，愛國誌士，盍一試之”。要靠靈丹妙藥來維持鬥爭的持久，這實在是對愛國誌士的侮辱。在這裏所反映的已不是資產階級的軟弱性，而是赤裸裸的投機性了。
第三，民族資產階級雖然同意罷市了，但是他們堅決反對罷工。他們不斷地說什麽“工界如是罷市，危險萬狀”“罷工如果實現，實非常危險”等等。
因此，資本家去極力阻止罷工。6月7日，紡織業資本家穆藕初在盧永祥召集的會議上說：“查上海人民號稱百萬，而勞動工人居百分之十二（按：實際不止此數），紗廠工人占最多數，一聞商界罷市，各工人亦有罷工之議。湘王月以工界罷工最為危險，遂邀各紗廠開緊急會議，竭力遏止……”
但是，工人們並沒有遵從資本家的意旨，而是陸續實現了全市性的大罷工。這是很使資本家惱火的。在一些資本家看來，由日資開辦的一些工人實行罷工，還情有可原；由中國人開辦的工廠則絕不應罷工。他們甚至提出“工戰”（意思是說用加緊生產、發展工業的辦法來抵製帝國主義）的口號，對工人們進行欺騙，企圖把工人們的熱情引導到增加生產，以便利他們賺取更多的利潤。
當然，資本家的這些如意算盤，並沒有能夠實現。
第四，資產階級在罷市後不久，即隨時準備開市。因為曠日持久，對他們的利潤剝削究竟是有影響的。有一個商人在市後曾經說：“我們前次罷市真不值得，罷了七天，損失了兩千多萬，僅僅罷免了曹、陸、章。”因此，在罷市期間，商店開市者，時有所聞；偷賣日貨和進行投機倒把者，更不是個別現象。6月9日，反動政府及總商會“勸導”開市，“各銀行、各錢莊經理，均已首肯”，一部分商店代表也主張“早日開市”。但是由於店員、職員、學生和廣大中小工商業者的堅持，這項陰謀仍然未能實現。
綜上所述，可以清楚地看出：民族資產階級在三罷鬥爭中既有積極的一麵，也有消極的一麵。毛澤東說：“一方麵――參加革命的可能性，又一方麵――對革命敵人的妥協性，這就是中國資產階級‘一身而二任焉’的兩麵性。”這種兩麵性，在三罷鬥爭中，是表現得十分清楚的。
民族資產階級既然是這樣矛盾的兩麵性格，很顯然，它既不能擔任中國革命的領導責任，也不是中國革命中的主力軍。
工人階級的決定作用
上海工人階級在三罷鬥爭中的罷工人數，尚無精確的統計，鄧中夏在《中國職工運動簡史》一書中估計，“大概有六七萬人”。根據上海工人約有50萬之眾（產業工人20萬），及三罷的全市性規模來看，“六七萬人”怕隻是就產業工人而講，如果把手工業工人、市政工人和店員計算在內，實際人數當會大大超過“六七萬人”。
由於工人階級身受三重壓迫和集中的特點，他們在運動中表現得特別英勇和頑強，和資產階級具有迥然不同的態度，所起的作用也是學生不能相比的。
第一，工人們在罷工鬥爭中，表現了高度的自覺的愛國主義精神。
還在“六三”以前，工人們即積極地自動地投入到愛國運動中。特別是在抵製日貨運動中，工人們有著傑出的表現。例如，“某印刷所工人宣言，不願以日本紙加之機器，如主任有所強迫，寧全體罷工。”再如，浦東沿浦一帶碼頭工人，“全體一致表決，凡遇日本船隻抵埠，不為起貨；並分發傳單，勸導各碼頭勞動界切實進行。各碼頭繼續實行者日多……”又如，虹口吳淞路一帶，“黃包車夫，齊結團體。凡遇某國人雇坐車輛，概不拖拉，以表愛國熱忱一致之意。”連資產階級的報紙對這種現象也不得不稱道說：“此等苦力窮民，亦知大義，殊屬可敬。”
6月4日，學生們動員罷市的時候，他們並沒有動員工人罷工，更沒有像向商店主那樣的“沿街跪求”。6月5日的上海各界聯合會議，實際上並沒有工人代表也沒有什麽工界代表參加。甚至有些部門的工人，如電車工人、電話局接線生、外國人的傭工等開始罷工的時候，一些學生代表還曾經進行過勸阻。
因此，工人們的罷工是自己搞起來的，“從事鼓動的人並不是學生，而是出現於工人之中。”許多工人在罷工時，都一再聲明行動出於自願，他們說：“我們都是窮人，但我們絕對不要我們的國家變成朝鮮第二，那裏的一片景象是慘不忍睹的。我們當前所進行的運動，乃是世界史上一件最為驚人的運動。這是一個全民的運動，不是任何武力所能壓製得了的。”
關於工人罷工出於自動，從許多老工人的回憶中也可以得到證實。例如朱寶庭在回憶當時海員罷工的情況時說：“這次海員參加五四運動，是中國海員工人的第一次罷工，罷工海船達數十隻，工人有5000餘，罷工時間四晝夜。在罷工過程中，雖組織較差，然工友的情緒高漲，精神不屈，始終出於自動自願，實開中國海員運動的光明新紀元。”
工人們罷工後，展開各種愛國活動，發文告，散傳單，舉行聲勢浩大的遊行示威。他們在罷工期間，不但得不到工資，而且為了推動運動的發展，捐獻出自己的血汗錢。例如，求新機器廠，“前日（六日）午後，諸工人遊行街市，表示熱枕。且見街上懸掛白旗橫額，風雨飄搖，易於損壞，未能垂諸久遠，爰特捐集巨資，在機廠街口建造鐵木牌樓一座，高六丈，寬五丈，上題四大字曰‘毋忘國恥’，每字三尺……”
第二，工人們於罷工鬥爭中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行會幫口觀念，實行同盟性罷工。
由於中國封建社會的長期性，小農業與家庭手工相結合的自然經濟形態的長期存在，因而在中國手工業者中普遍存在著和長期保留著行會、幫口的封建性組織。外國資本主義的侵入，開始分解了中國的自然經濟，大量的破產農民和手工業者流入城市。很自然的，一些行會、幫口的組織形式被帶到早期的工人隊伍和工人運動中來。直到五四運動，工人隊伍中仍然受著這種組織形式的嚴重影響，例如上海工人中便有安徽幫、寧波幫、湖北幫，等等。
行會、幫口不但不是階級的組織，反而，它被業主和反動派利用來對工人階級進行分化和破壞。被這種封建組織所灌輸的非階級意識和狹隘的地域觀念，極不利於工人階級的統一行動和統一鬥爭。
但是，在上海工人的“六三”以後的大罷工中，這種行會、幫口的狹隘觀念被空前地突破了。工人們紛紛聯合起來，為著統一的鬥爭目標，舉行同盟罷工。
工人們在罷工前即打破了幫口觀念，紛紛聚議，同盟罷工。例如，“南市華商電車公司賣票、開車人等前日（五日）在西門某茶館集議罷工後，昨日（六日）遂將各路電車一律停開……”再如，“英美香煙廠內有數部分男女工亦於昨日（六日）午後在廠門首聚議，擬同盟罷工……其他如日商華章造紙廠、日華紗廠等各工人，並沿浦各碼頭苦力工人正在紛紛集議。”又如，上海“水木工人有本幫、寧紹幫、蘇幫之分。此次風潮發生之後，該工人等激於義憤，久欲與學商兩界一致行動，經該業董等極力撫慰，暫且有待。至昨日（十日）起，該董等無法勸阻，遂一律罷工。”
工人們在罷工鬥爭中，還打破了行業、地區觀念。行業和行業之間，地區和地區之間，互相聯係，實行聯合罷工。例如，上海耶鬆公司老船塢和瑞熔機器造船廠1000工人罷工後，舉行大會，“曾決議勸告工部局電燈廠工人和他們采取一致行動。”再如，慎昌洋行的電器工人在罷工以後，還去禮查飯店，和那裏的電器工人商討，希望他們也實行罷工。又如，滬寧和滬杭甬兩路工人的罷工，“係由滬寧鐵路機廠各工人發起，在吳淞廠內提議，全體簽名讚成，然後知照上海、南京與閘口機廠，征求同意，即經該兩廠工人一致簽名讚成，始於八號發表意見。”
工人們在罷工後，還有著統一領導的要求。例如，碼頭工人們，希望“與工人的領袖在上海舉行一次聯席會議”。
第三，工人們在罷工鬥爭中表現了反對帝國主義、反對封建軍閥的堅決性和徹底性。
工人們的罷工受到日本帝國主義者的阻撓和破壞。工人們對日本侵略者進行了堅決的鬥爭。例如，日商紗廠的一萬五千工人曾以革命的暴力對付反革命的暴力，打破日本資本家的生產秩序，突破租界巡捕的幹涉，“將牢固加鎖之門戶破壞”，形成聲勢浩大的大罷工。再如，日本資本家開辦的興發榮機器造船廠工人在決定罷工後，並表示：“自後誓不入某國人工廠作工。”
工人們的鬥爭還受到英美等帝國主義的阻撓和破壞。當這些西方侵略者開辦的工廠內發生罷工時，他們“竭力勸留”“一再勸諭”“再三挽勸”，並“諭令工頭四出勸導”。但這些卑鄙的企圖，在工人們的堅決鬥爭下，皆成泡影。當帝國主義分子在市上進行破壞活動時，也受到了工人們的有力回擊，試看這樣一條記載：“昨日（七日）下午五時許，有西捕借乘電車公司修理電線之有梯汽車，雇中國苦力在虹口收取各家所懸表示布旗，為一般勞動界將該汽車毀壞。”6月10日，滬東工人計劃舉行萬人大示威，並表示“不管租界當局怎樣看法，他們一定要行經租界。”帝國主義的武裝警察、萬國商團等，雖然“攜帶機關槍迅速地準時到達肇事地點”，但是，“遊行的人仍然化整為零，分頭遊行……”
對於封建軍閥政府，工人們也表現了誓不兩立的態度。他們要求“格政府之心，救滅亡之禍”；對於賣國賊，不僅要求“斥退”，而且要求“永不起用”。
第四，工人們向資產階級的妥協性進行了堅決的鬥爭。
商界的罷市是經過學生和店員對店主的內外壓力而實現的。工界的罷工也是經過工人們和資本家的堅決鬥爭而實現的。例如，鋼鐵機業萬餘工人，在6月8日開會，“群情憤激，主張罷工，眾心堅決，不可遏止。”資本家們企圖“設法開導”，阻止這一罷工，並提出“靜候三日”，進行欺騙。但是，工人們並沒有接受這一“開導”，也沒有“靜候三日”，而是在次日（九日）立即實現了罷工。
對於買辦資本家破壞罷工的企圖，工人們更是堅決地進行了鬥爭。6月10日，海員工人和各輪船公司買辦在四明公所開會，討論停駛問題，三北公司的大買辦虞洽卿，認為“航務緊要，令已裝貨者照常開出。”虞的話尚未說完，即遭到群眾的怒斥：“誰人說開駛者？打！打！”結果，“經各買辦竭力勸慰，暗令虞君從後門而出（長衫已扯壞），場內始行肅靜。”最後，在海員工人的堅持鬥爭下，不得不做出“一律停開”的決定。
6月9日，上海總商會發出通告，要求各商店於10日開市。這一破壞活動，受到工人們的嚴厲斥責。工人們在6月10日指出：“乃近聞北京派來奸細，運動開市，假令成為事實，置我工界於不顧。工界同人現已公同決議，即令商界答應開市，工界同胞決不因此終止，誓當再接再厲，繼續罷工。”
當資本家對阻止罷工無能為力的時候，還企圖通過學生來影響工人。例如，滬寧鐵路工人大罷工的時候，路局的資本家便和學生聯合會聯係，請求協助，結果，“學聯派來代表麵晤工人”。學聯代表雖然秉承資本家的意旨，“善於辭令”，但卻遭到工人們的抗議，一個工人向學聯代表嚴厲斥責道：“諸位學生是愛國的，你們想一想，難道我們工人就不是愛國的嗎？諸位學生宣告罷課已經這麽久，你們現在還要求我們推遲我們罷工的日期嗎？”
第五，工人階級獨立地登上了政治舞台，並且在運動中起了決定性的作用。
從以上所述，可以清楚地看出，工人階級的罷工鬥爭，既不是資產階級的指使，也不是學生們的請求，而是自己獨立地發動起來的。一個運動的目睹者曾經比較公正地指出：“對於工人來說，這些年輕的學生，不論要他們來發動一次罷工，或是把罷工的舉動停止下來，他們的影響總不會過大的。這些工人一般都具有他們自己單純而強烈的意見，很難用勸告、威脅或其他方法，使其改變過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