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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3章 天安門前爭國權！五四狂飆孕新生(17)
代表們都異口同聲嚴正要求：“今晚非去電拒絕簽字不可！”眾目逼視著徐世昌，要他答複。徐世昌，默不作聲，一雙鼠眼，看看這個，瞧瞧那個。看看民憤難平，才勉強地答複說：“你們青年這樣愛國是……是好的，政……政府當然接……接受民意，不……不簽字就是了。你們好……好回去安心讀……書吧！”代表們進一步說：“大總統既然答應拒絕簽字，請立即擬好電文，拍發出去，我們回去，也好向同胞們交代。”
在代表們的強烈要求之下，徐世昌不得不囑令秘書當場擬好電文，拍往巴黎，命令和會中國代表拒絕簽字。
第七節 震撼黃浦灘，毋忘雪國恥
北京發生這一偉大運動（指5月4日的遊行）的第二天夜裏12點鍾左右，學校裏的大鍾忽然敲起亂鍾來了，而且敲個不停，全校同學在睡夢中驚醒過來。
5月31日，一個天色陰沉的日子，男女學生1萬多人，在西門外體育場召開了追悼北京學生郭欽光的大會，校旗林立，靈幡飛舞。
整隊遊行至南京，學生們舉著校旗和挽聯，沿途唱歌曲和呼口號，聲威甚壯。
虞洽卿是一個媚外老手，聲名狼藉已久。
有一個商人在罷市後曾經說：“我們前次罷市真不值得，罷了七天，損失了兩千多萬，僅僅罷免了曹、陸、章。”
求新機器廠在機廠街口建造鐵牌樓一座，高六丈，寬五丈，上題四大字曰：“毋忘國恥”，每字三尺。
虞洽卿的話尚未說完，即遭到群眾的怒斥：“誰人說開市？打！打！”
上海三罷鬥爭的實現
五四愛國運動（從5月4日運動的爆發到6月28日巴黎和約的拒簽），以“六三”為界限，大致可以分為兩個階段，第二階段被人通常稱為“六三”運動。
所謂“六三”運動，是指由6月3日北京學生遭逮捕而觸發的全國響應、支援的運動，而以6月5日上海三罷鬥爭的實現為標誌的。
五四愛國運動發展到它的第二階段，呈現出以下的特點：
一、運動的中心，由北京移到了上海；
二、運動的主力，由學生變為工人。
一個美國新聞記者，在觀察運動發展的情況時，曾這樣說：“在戰爭結束後來到上海的新時代中，苦力崛起而為這個新時代的最重要的特征”；“上海的新興無產階級轉入行動。急進和愛國的學生找到了最有力的同盟者。”看來，這個觀察，並沒有錯。
上海，這個被外國資本家稱為“冒險家的樂園”，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由於民族工商業的發展，而使工人階級的隊伍進一步壯大了。
據約略統計，“五四”前後，上海的產業工人（包括紡織、印刷、繅絲、織襪、香煙、眼鏡、自來水、電器、兵工、造紙、火柴、機器、碾米、玻璃、糖果、自來火等各業工人），將近20萬人；交通運輸工人（包括鐵路、轉運公司、電車、碼頭、郵政、人力車、馬車、汽車等各業工人），達10萬餘人；手工業工人（包括成衣、理發、榨油、製鞋、鐵木、漆、豬鬃、園藝、鈕扣等各業工人）和店員，達20多萬人。
以上三項統計，共計50萬人。當時上海全市人口不過100萬人（一說150萬人）。這就是說，上海工人幾乎占了全市人口的一半。
由於民族工商業的發展，民族資產階級也成長起來了。1919年3月3日，上海商業公團聯合會成立，當時參加者有上海各業44個公團；不久，增加到53個公團，旋又增至63個公團。這些公團中，雖不免有買辦資本家在內，但從聯合會的政治主張及在運動中的表現來看，其總的傾向，是反映了民族資產階級的利益和要求的（當是所說的商業公團，是既包含商業資產階級，也包含工業資產階級的）。
上海也是一個文化發達的城市。當時，上海中等以上學校的學生有2萬人（北京是2.5萬人）。上海學生和北京學生一樣，都是“首先覺悟的成分”。
在以上各種社會力量的基礎上，加以上海又是一個交通發達、消息靈通的近代城市，因此當北京的五四運動爆發時，上海各階層人民立起響應，密切配合，而且在某些方麵（如提倡國貨、反對日貨），運動的規模超過了北京。
5月5日，上海複旦公學的學生就聽到了北京學生5月4日遊行的消息。這一消息，是由當時兼任複旦國文教師的邵力子傳遞的。邵是上海《民國日報》的總編輯，他在5月5日夜裏看到北京發來的有關學生示威遊行的新聞電訊後，即趕來複旦作報告。一位當年複旦公學中學部三年級的學生，回憶當時的情景說：
北京發生這一偉大運動（指五月四日的遊行）的第二天夜裏十二點鍾左右，學校裏的大鍾忽然敲起亂鍾來了，而且敲個不停。全校同學在睡夢中驚醒過來，大家都莫名其妙。有些同學擔心是廚房失火，急忙跑出房門，可是不久又跑回來了。同學問他們究屬為了什麽事敲亂鍾？他們說：“中文老師邵力子先生在那裏敲鍾，他叫我們來喚你們去飯廳集中，他有重要消息報告。”同學們就馬上趕去飯廳，見邵老師正同大學部高年級同學談話。我們許多同學就坐的坐、立的立，等候聽邵老師報告重要消息。過了幾分鍾，邵老師就站在一隻凳子上講話了。他的報告很長，講了差不多三小時。不僅報告了北京傳來的學生運動的種種消息，而且從中日馬關條約講起……
同學們聽完了邵老師的報告，極為憤怒，主張馬上積極響應。接著大學部同學何葆仁站上凳子講話，主張推舉代表，一等天亮就去各大學和規模較大的中學聯絡，采取一致行動。另一位大學部同學朱承洵建議，在日帝國主義提出二十一條不平等條約的那天，就是5月7日，在老西門公共體育場召開以學生群眾為基本隊伍的國民大會，會後開始遊行示威。何、朱兩位同學的主張，得到全場同學的拍手讚成，接著推舉了代表二十八人去各校聯絡，其他同學仍留校照常上課。
5月7日這一天，北京的大會雖未開成，但上海學生等各界人民卻舉行了2萬人參加的國民大會並示威遊行，江蘇省教育會副會長黃炎培等相繼演說，“演辭均極激昂”。《英文滬報》報道說：今日（七日）午後，男女華人及學生二萬人，各攜申討賣國賊之旗幟，與其師長群集本埠西門外公共體育場開會，抗議青島之喪失、中國官場之賣國及北京學生之被捕。主席者為黃任之君，當有數人起而演說，並通過決議案數條，電達巴黎中國代表；繼乃決定全體同赴德國總會，籲請南北代表團救國。行時秩序頗為整齊，直至法租界，當與法界官吏磋商後準其通行。旋以天氣酷熱，且為時已晏，乃決定僅派代表赴和會（按：指在上海召開的南北和會），惟仍有大多數學生集於德國總會之外。印捕荷槍梭巡以防擾亂秩序，實則秩序甚整，正無須印捕為之維持也。事後，據目睹這次遊行的老年人說，他們在上海住了近50年，是第一次看到這樣的場麵。
5月9日，為當年袁世凱承認二十一條的國恥紀念日，上海的許多學校停課一天，許多工商業團體停業一天，許多戲館、遊藝場也均停止演出一天，以表示對於國恥之紀念。有的商號還以拒售日貨的行動，表示愛國的決心，如：“滬城大小東門內各商號門前皆大書特書，聲明‘本號自今日起始終不售日貨’等字樣。”
5月11日，上海學聯成立（複旦大學部學生何葆仁任會長）；12日，國民大會上海事務所成立。這些團體密切注視著北京運動的發展並懇切希望全國各界人民進一步組織起來，“期用切實方法，挽救危亡”。
由於上海的社會力量比較雄厚、地位比較重要，所以北京學生和許多地區學生的代表，以及留日學生的代表，在五四運動爆發後，都先後來到了這裏。
北京學聯成立後不久，就決定派代表到南方各地去擴大宣傳。當時，黃日葵、許德珩等曾沿津浦線，到了天津、南京、上海等地。黃等在天津和張泰來（即張太雷）等進行了交談，商討了如何一致行動的問題。5月下旬，當京、津學生的代表和上海學生代表赴廣東等地進行聯係的時候，京、津學生的又一批代表來到了上海。與此同時，南京、杭州的學生代表也相繼來到了上海。
由於京、津等地學生代表的到來，使北京等地五四運動的發展情況及經驗，在上海學生中得到了交流，因而進一步推動了上海運動的發展。
5月26日，上海學生2萬人，舉行總罷課，並舉行宣誓典禮，誓文是：“民國八年五月二十六日上海男女各校學生二萬餘人謹在中華民國國旗之下宣誓曰：吾人期合全國國民之能力，挽救危亡，死生以之，義不返顧，謹誓。”宣誓畢，學生們還在市內遊行，全隊共五十二校，約二萬五千人，首尾經過，約二時之久。步伐整齊，精神嚴肅，絕無淩亂之狀。夾道觀者，無不為之興感。
5月31日，一個天色陰沉的日子，上海男女學生1萬多人，在西門外體育場召開了追悼北京學生郭欽光的大會，校旗林立，靈巾番飛舞，會場中設烈士遺像，環以花圈，兩旁分布軍樂隊。全場氣氛，既莊嚴肅穆，又表現出“人定勝天”的決心。北大學生許德珩（即五月四日被捕者）在大會上發表演說，激昂沉痛。大意是：“人皆有死。為什麽要追悼郭君呢？就因為他的犧牲精神和堅強毅力，為我們樹立了榜樣。我們也應該用此精神和毅力，去達到郭君爭取的取消密約、收回青島、懲辦國賊的目的。如果我們達不到這個目的，郭君地下有知，就要為我們追悼了。”
同時，在大會上發表演說的還有天津、南京等地的學生代表和留日學生代表。會後，整隊遊行至南市，學生們舉著校旗和挽聯，沿途唱歌曲和呼口號，聲威甚壯。有的挽聯上，寫著這樣的警句：
君去矣，甘將熱血紅青島；
吾來也，不許狂奴撼泰山。
殺身成仁，豪氣橫吞滄海日；
前呼後應，哭聲寒咽浦江潮。
上海追悼郭欽光的大會，事實上成為上海學生投入“六三”運動的一次動員大會。6月1日、2日，京、津、寧、滬及留日學生代表，一麵進行全國學聯的籌備工作，一麵聯絡各界和學生采取一致行動。他們認為：“對於商界，吾人應負喚醒之責”；“吾人須有堅決的遠大的進行方法，並宜聯絡各界，使有同等的決心。”
但是，上海商界由於考慮到營業的利潤，沒有立即同意學生的罷市要求。6月3日，上海學聯代表和北京學生代表，赴上海縣商會動員罷市，無結果而回。同日，學聯代表和京、津、杭各地代表赴總商會接洽，得到的答複，竟是：“對於示威運動，似非大國民所宜有。”
6月4日，傳來了北京學生連日被大批逮捕的消息。天津學聯的來電中說：“望電各省縣學生各界火速營救。”（北京的消息被封鎖了，因此由天津學聯發來電報。）
上海學聯接到天津的來電，當日立即行動起來，向各省各界發出呼籲的電文，指出：“政府摧殘士氣，慘無人道，一至於此！同屬國民，寧忍坐視？務乞主持公理，速起援救，性命呼吸，刻不容緩。”
4日下午，學生們紛紛出現在上海的街頭。他們手持載有天津學聯電報的傳單，不顧反動軍警的鎮壓，到處宣傳，並按戶動員各商號自5號起一律罷市。在遭到店主的拒絕後，他們不惜以“沿街跪求”的辦法，進行哀告。
上海工人非常集中，他們也沒有任何喪失私有財產的顧慮。因此，當罷市消息傳來的時候，許多工廠的工人，並沒有被學生動員和哀求，便自動罷工了。
5日上午，日本內外棉第三、第四、第五紗廠的工人首先罷工；接著，日華紗廠、上海紗廠的工人相繼罷工。同一天內，實行罷工的還有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的工人及碼頭工人；滬寧、杭甬兩路部分工人也開始了罷工。
在學生們的要求和廣大店員的支持下，各商號迫於形勢，也不得不在5日上午陸續罷市了。“至十二時，華租各界大小商店，已無一開門者，所餘者僅外人所設之洋行耳。”
這一罷市的範圍，是極其廣泛的。各個娛樂場所均停止售票，理發店外也貼上了“國事如此，無心整容，請君不必光顧”的標語。
和罷市的同時，不但大中學生堅持罷課，而且全上海的高等小學，以至國民小學，亦一律罷課。學生們出動在街頭上，組織遊行、演說和維持秩序。
綜合以上情況，就是說，從6月5日開始，上海的三罷鬥爭實現了。
5日下午，上海各界代表在寧波路卡爾登西飯店舉行聯席會議，成立了上海商、學、工、報各界聯合會（實際上，工界代表沒有參加這次會議）。北京、天津等處的學生代表，也參加了這次會議。會議由上海學聯會長何葆仁任臨時主席。
在會議上，討論了運動的目標問題。有人提出三項：
一、懲辦國賊；
二、爭取人民自由；
三、釋放被捕學生。有人提出五項：
一、力阻和約簽字；
二、取消中日密約；
三、懲辦賣國賊；
四、取消逮捕學生命令；
五、爭取人民自由。
討論的結果，會議認為目標應集中在懲辦賣國賊上，並表示：此目標不達，即不應該開市。
在討論中，學界、教育界、報界的代表比較堅決。
北京學生代表在會上介紹了北京學生鬥爭的經驗和決心，許德珩還提出了“國民自決”的口號，他說：“‘國民自決’四字，吾人心目中所恒有，望政府懲賣國賊，恐不可得也。”
上海教育界代表黃炎培（任之），在會上提出主張：以“不辦賣國賊不開門”八個字印刷數千份，遍貼各商店之門。又說：“吾人辦事，亦須如學校中之有課程。今日功課，須發表中西文宣言；其西文者宜送登西報。明日功課，開會亦其一端，罷市不停，須每日開大會也。”
上海《民國日報》的代表葉楚傖在會上說：“吾人最大武器，即為罷市二字。設一二日後上海各商號或受壓力，或不一致而令罷市之舉漸歸消滅，則今日此舉反為多事。故今日所當問者非他，即明日開門不開門耳。”
商界代表表現得比較軟弱、被動，他們強調“鎮定工夫、和平手段”，“切勿以暴動而誤對內為對外”。不過，在大勢所趨下，他們也同意了不懲賣國賊不開市的主張。
在這次會議後，各商號大都貼出揭帖，上書“忍痛停業，冀救被捕學生。不除國賊，誓不開市”等字樣。以上海商、學、工、報聯合會的名義，在6月5日發出的通電中，也指出：“此間工商界全體，於本日起一律輟業，與學界一致進行。賣國賊存在一日，商學工界即輟業一日，誓不反顧。”
從6月6日起，工人罷工不斷擴大。6日，華商電車公司、法商電車公司、求新機器廠、銳利機器廠、英商祥生鐵廠等各處工人罷工。7日，滬寧杭甬鐵路總機廠、英商別發印書房、興發榮機器造船廠、信通織布廠、閘北手工業等工人罷工。8日，日商內外棉各廠（除前述之第三、四、五廠外，還有七、八、九廠）、同濟學校工廠、華界自來水廠等處工人罷工。9日，英商耶鬆公司老船塢、瑞熔機器造船廠、江南船塢、各輪船公司、日商紗廠碼頭、叉袋角日本紗廠、上海電器公司、英美煙草公司及附屬印刷廠、浦東美孚和亞細亞兩火油棧等各處工人、水手，及全市司機、清潔工人，實行罷工。
6月10日，上海工人的罷工進入最高潮。在這一天，滬寧、滬杭鐵路工人全體罷工了，輪船水手罷工擴大了（不僅水手、生火工人全體登岸，連船主雇用之管事、廚司、西崽等也紛紛離輪），各馬車行的工人也罷工了。這就是說，上海市外市內、海上陸上，交通均已斷絕了。同一天內，上海電話公司的接線生和工人，也參加了罷工。此外，電燈工人、卷煙工人、火柴工人、榨油工人、外商洋行的中國職工，都相繼罷工。
在此期間，學界、商界繼續罷課、罷市。
6月11日，三罷仍在堅持。直到曹、章、陸等賣國賊被罷免的消息證實後，各界才定於6月12日勝利開市。
在上海三罷鬥爭中，出現有許多種傳單，現略舉幾種如下：
（1）同胞呀，快起來罷！再不起來沒有時候了！
京中軍警拘捕學生的惡劇，諸君曉得麽？非但腳鏈手銬，連飯都不把他們吃。同胞呀！你們想想看，就是做強盜，也沒有這種的刑罰，何況我們國民呢？我們的政府，既然如此對待我們做國民的，應當大家起來，共討國賊才是，願同胞快點起來，救國萬眾一心。
（2）警告
北政府，目無國民，倒行逆施，釀成眾怒。我同胞，惟有停止賦稅，各出捐款，以助南軍。或自結團體，誅戮國賊，協力對外。生死存亡，在此一舉，四萬萬人，勿再自餒。
無黨派公民泣血警告
（3）勸告吾最親愛之軍人警察
吾最親愛之軍人警察，皆是吾中華民國的好百姓，何苦去幫助日本，反來摧殘吾中華民國之愛國學生。況軍警兩界大半出身山東，祖宗血地被人侵占，良心上應有何種痛苦。尚望急起挽救，與學生商民取一致行動，萬勿借口長官命令，忘卻國民義務，虐待愛國學生。
上海紳商學界忠告
（4）上海商民應有如何感想
頃閱縣商會通告，不勝痛感今日之會，乃眾商之公意，會長之召集。今被勒令停止，試思商民不能於商會開會，於何處開會？抑尚有何日開會？況集會自由，載在民國約法，何能以武力壓迫停止？民權至此剝削盡矣。嗚呼！北京政府，以日本待朝鮮之法待學生；乃上海官廳，以政府待學生之法待商民。北京學生全體罷課，上海商民應有如何感想！
上海商民泣告
學生走在運動的先頭
從上海三罷鬥爭的全過程來看，可以清楚地說明：上海學生出現在愛國運動的先頭，而商人的罷市則是由上海學生和京、津各地的學生代表聯合發動起來的。有的報紙還作了這樣詳細的描述：“學界之熱心愛國者，於前日即本月四日星夜分隊向城內外並租界等處大小各商號內，跪地泣求商界一律罷市，營救學生。一麵又到處分發傳單及當眾演說，至晚間鍾鳴十一下時，各學生尚未走散，仍在大小東門、中華路一帶當眾演說。”
從5日罷市的第一天開始，各校學生即在街頭進行宣傳講演和維持罷市秩序。當日雖遭反動軍警捕去132人，但“學生神色不變，慨然隨行。未被捕者仍繼續演講，舌敝唇焦，不畏強暴，愛國熱忱，令人起敬”。
不僅大中學生堅持鬥爭，“自晨至晚奔走呼號”，即全市小學生於罷課後，亦在教員的率領下，手執“誓殺國賊，喚醒國魂”的旗幟舉行示威遊行，而且同反動軍警展開了英勇的搏鬥。
6月9日，反動的上海護軍使下令強迫開市，軍警大批出動。當學生們聞知反動派迫令開市的消息後，深恐商界在壓力下屈服，於是紛紛集隊出動，動員商界堅持罷市，並表示為了堅持此舉，不畏軍警的任何迫害，而且行動必須一致。例如複旦的學生在出動前，共同集議說：“吾人此去，無人不抱一必死之心；吾人尤須注意者，即寧可死，不可作無秩序之舉動。兵警設有以刀槍傷吾同學者，諸君請勿顧視，仍緩步前進，當另由校役抬送醫院。同學中有一人被捕者，當全體肅然隨之。捕者為警察，全體即入警廳；捕者為兵士，全體即入護軍使署。既抵該所，有所詰問，當取同一之回答，其答語即‘國賊未除，不容不毅力堅持’。”
學生們不僅這樣講了，而且也確實這樣做了。6月9日這一天，學生又被捕100多人。當時報載：“華、租界頃刻捕獲學生有一百餘人之多，均押送護軍使署。一時學生聞此警耗，悲憤欲狂，皆願與被捕學生同受譴責，即相率自投護軍使署請罪，其數約有二千餘人，皆徒步而往。”
學生的動員和督促，是商界罷市能夠堅持的一個重要因素。有的商店在軍警脅迫下已經開門了，而在學生的動員和督促下，又再次關門。有的店主對學生們說：“吾等自有良心，君等於此酷日之下，步行數十裏，大聲疾呼，不避危險，吾等亦何忍坐視？”
綜上所述，可以看出，上海學生和北京及其他地區的學生一樣，確實是“起了某種先鋒隊的作用”。
上海是個經濟、文化比較發達，交通比較便利和消息比較靈通的城市。因此，這裏的知識分子也較早地接受了新思潮的影響。
十月革命的第三天，上海《民國日報》等便報道了克倫斯基政府被推翻的消息，此後各大報紙都連續報道了十月革命和世界各國革命高漲的消息。1918年和1919年上半年，談論社會主義學說的報刊一天天增多，《新青年》《每周評論》也能夠及時地送到上海讀者手中。所有這些，對上海的青年知識分子都產生了強烈的影響。
上海學聯所寫的《學生聯合會日刊》發刊辭中說：“自從北京有了五四運動以後，中國的前途就放了一線光明，學生界漸漸看清了他的地位，明白了他的責任，知道中華民國是國民公有的，不是一二人所私有的。”又說：“中國的報紙，往往沒有一定的宗旨，今年擁護官僚，明年可以讚成民黨；昨天講大權政治，今天可以主張社會主義，使得人不曉得他究竟是官僚，還是民黨；是普魯士主義的擁護人，還是馬克思的私淑弟子。學生聯合會的日刊，卻自始至終有一貫的主張，決不讓今日之我與過去之我挑戰。”
在代表們的強烈要求之下，徐世昌不得不囑令秘書當場擬好電文，拍往巴黎，命令和會中國代表拒絕簽字。
第七節 震撼黃浦灘，毋忘雪國恥
北京發生這一偉大運動（指5月4日的遊行）的第二天夜裏12點鍾左右，學校裏的大鍾忽然敲起亂鍾來了，而且敲個不停，全校同學在睡夢中驚醒過來。
5月31日，一個天色陰沉的日子，男女學生1萬多人，在西門外體育場召開了追悼北京學生郭欽光的大會，校旗林立，靈幡飛舞。
整隊遊行至南京，學生們舉著校旗和挽聯，沿途唱歌曲和呼口號，聲威甚壯。
虞洽卿是一個媚外老手，聲名狼藉已久。
有一個商人在罷市後曾經說：“我們前次罷市真不值得，罷了七天，損失了兩千多萬，僅僅罷免了曹、陸、章。”
求新機器廠在機廠街口建造鐵牌樓一座，高六丈，寬五丈，上題四大字曰：“毋忘國恥”，每字三尺。
虞洽卿的話尚未說完，即遭到群眾的怒斥：“誰人說開市？打！打！”
上海三罷鬥爭的實現
五四愛國運動（從5月4日運動的爆發到6月28日巴黎和約的拒簽），以“六三”為界限，大致可以分為兩個階段，第二階段被人通常稱為“六三”運動。
所謂“六三”運動，是指由6月3日北京學生遭逮捕而觸發的全國響應、支援的運動，而以6月5日上海三罷鬥爭的實現為標誌的。
五四愛國運動發展到它的第二階段，呈現出以下的特點：
一、運動的中心，由北京移到了上海；
二、運動的主力，由學生變為工人。
一個美國新聞記者，在觀察運動發展的情況時，曾這樣說：“在戰爭結束後來到上海的新時代中，苦力崛起而為這個新時代的最重要的特征”；“上海的新興無產階級轉入行動。急進和愛國的學生找到了最有力的同盟者。”看來，這個觀察，並沒有錯。
上海，這個被外國資本家稱為“冒險家的樂園”，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由於民族工商業的發展，而使工人階級的隊伍進一步壯大了。
據約略統計，“五四”前後，上海的產業工人（包括紡織、印刷、繅絲、織襪、香煙、眼鏡、自來水、電器、兵工、造紙、火柴、機器、碾米、玻璃、糖果、自來火等各業工人），將近20萬人；交通運輸工人（包括鐵路、轉運公司、電車、碼頭、郵政、人力車、馬車、汽車等各業工人），達10萬餘人；手工業工人（包括成衣、理發、榨油、製鞋、鐵木、漆、豬鬃、園藝、鈕扣等各業工人）和店員，達20多萬人。
以上三項統計，共計50萬人。當時上海全市人口不過100萬人（一說150萬人）。這就是說，上海工人幾乎占了全市人口的一半。
由於民族工商業的發展，民族資產階級也成長起來了。1919年3月3日，上海商業公團聯合會成立，當時參加者有上海各業44個公團；不久，增加到53個公團，旋又增至63個公團。這些公團中，雖不免有買辦資本家在內，但從聯合會的政治主張及在運動中的表現來看，其總的傾向，是反映了民族資產階級的利益和要求的（當是所說的商業公團，是既包含商業資產階級，也包含工業資產階級的）。
上海也是一個文化發達的城市。當時，上海中等以上學校的學生有2萬人（北京是2.5萬人）。上海學生和北京學生一樣，都是“首先覺悟的成分”。
在以上各種社會力量的基礎上，加以上海又是一個交通發達、消息靈通的近代城市，因此當北京的五四運動爆發時，上海各階層人民立起響應，密切配合，而且在某些方麵（如提倡國貨、反對日貨），運動的規模超過了北京。
5月5日，上海複旦公學的學生就聽到了北京學生5月4日遊行的消息。這一消息，是由當時兼任複旦國文教師的邵力子傳遞的。邵是上海《民國日報》的總編輯，他在5月5日夜裏看到北京發來的有關學生示威遊行的新聞電訊後，即趕來複旦作報告。一位當年複旦公學中學部三年級的學生，回憶當時的情景說：
北京發生這一偉大運動（指五月四日的遊行）的第二天夜裏十二點鍾左右，學校裏的大鍾忽然敲起亂鍾來了，而且敲個不停。全校同學在睡夢中驚醒過來，大家都莫名其妙。有些同學擔心是廚房失火，急忙跑出房門，可是不久又跑回來了。同學問他們究屬為了什麽事敲亂鍾？他們說：“中文老師邵力子先生在那裏敲鍾，他叫我們來喚你們去飯廳集中，他有重要消息報告。”同學們就馬上趕去飯廳，見邵老師正同大學部高年級同學談話。我們許多同學就坐的坐、立的立，等候聽邵老師報告重要消息。過了幾分鍾，邵老師就站在一隻凳子上講話了。他的報告很長，講了差不多三小時。不僅報告了北京傳來的學生運動的種種消息，而且從中日馬關條約講起……
同學們聽完了邵老師的報告，極為憤怒，主張馬上積極響應。接著大學部同學何葆仁站上凳子講話，主張推舉代表，一等天亮就去各大學和規模較大的中學聯絡，采取一致行動。另一位大學部同學朱承洵建議，在日帝國主義提出二十一條不平等條約的那天，就是5月7日，在老西門公共體育場召開以學生群眾為基本隊伍的國民大會，會後開始遊行示威。何、朱兩位同學的主張，得到全場同學的拍手讚成，接著推舉了代表二十八人去各校聯絡，其他同學仍留校照常上課。
5月7日這一天，北京的大會雖未開成，但上海學生等各界人民卻舉行了2萬人參加的國民大會並示威遊行，江蘇省教育會副會長黃炎培等相繼演說，“演辭均極激昂”。《英文滬報》報道說：今日（七日）午後，男女華人及學生二萬人，各攜申討賣國賊之旗幟，與其師長群集本埠西門外公共體育場開會，抗議青島之喪失、中國官場之賣國及北京學生之被捕。主席者為黃任之君，當有數人起而演說，並通過決議案數條，電達巴黎中國代表；繼乃決定全體同赴德國總會，籲請南北代表團救國。行時秩序頗為整齊，直至法租界，當與法界官吏磋商後準其通行。旋以天氣酷熱，且為時已晏，乃決定僅派代表赴和會（按：指在上海召開的南北和會），惟仍有大多數學生集於德國總會之外。印捕荷槍梭巡以防擾亂秩序，實則秩序甚整，正無須印捕為之維持也。事後，據目睹這次遊行的老年人說，他們在上海住了近50年，是第一次看到這樣的場麵。
5月9日，為當年袁世凱承認二十一條的國恥紀念日，上海的許多學校停課一天，許多工商業團體停業一天，許多戲館、遊藝場也均停止演出一天，以表示對於國恥之紀念。有的商號還以拒售日貨的行動，表示愛國的決心，如：“滬城大小東門內各商號門前皆大書特書，聲明‘本號自今日起始終不售日貨’等字樣。”
5月11日，上海學聯成立（複旦大學部學生何葆仁任會長）；12日，國民大會上海事務所成立。這些團體密切注視著北京運動的發展並懇切希望全國各界人民進一步組織起來，“期用切實方法，挽救危亡”。
由於上海的社會力量比較雄厚、地位比較重要，所以北京學生和許多地區學生的代表，以及留日學生的代表，在五四運動爆發後，都先後來到了這裏。
北京學聯成立後不久，就決定派代表到南方各地去擴大宣傳。當時，黃日葵、許德珩等曾沿津浦線，到了天津、南京、上海等地。黃等在天津和張泰來（即張太雷）等進行了交談，商討了如何一致行動的問題。5月下旬，當京、津學生的代表和上海學生代表赴廣東等地進行聯係的時候，京、津學生的又一批代表來到了上海。與此同時，南京、杭州的學生代表也相繼來到了上海。
由於京、津等地學生代表的到來，使北京等地五四運動的發展情況及經驗，在上海學生中得到了交流，因而進一步推動了上海運動的發展。
5月26日，上海學生2萬人，舉行總罷課，並舉行宣誓典禮，誓文是：“民國八年五月二十六日上海男女各校學生二萬餘人謹在中華民國國旗之下宣誓曰：吾人期合全國國民之能力，挽救危亡，死生以之，義不返顧，謹誓。”宣誓畢，學生們還在市內遊行，全隊共五十二校，約二萬五千人，首尾經過，約二時之久。步伐整齊，精神嚴肅，絕無淩亂之狀。夾道觀者，無不為之興感。
5月31日，一個天色陰沉的日子，上海男女學生1萬多人，在西門外體育場召開了追悼北京學生郭欽光的大會，校旗林立，靈巾番飛舞，會場中設烈士遺像，環以花圈，兩旁分布軍樂隊。全場氣氛，既莊嚴肅穆，又表現出“人定勝天”的決心。北大學生許德珩（即五月四日被捕者）在大會上發表演說，激昂沉痛。大意是：“人皆有死。為什麽要追悼郭君呢？就因為他的犧牲精神和堅強毅力，為我們樹立了榜樣。我們也應該用此精神和毅力，去達到郭君爭取的取消密約、收回青島、懲辦國賊的目的。如果我們達不到這個目的，郭君地下有知，就要為我們追悼了。”
同時，在大會上發表演說的還有天津、南京等地的學生代表和留日學生代表。會後，整隊遊行至南市，學生們舉著校旗和挽聯，沿途唱歌曲和呼口號，聲威甚壯。有的挽聯上，寫著這樣的警句：
君去矣，甘將熱血紅青島；
吾來也，不許狂奴撼泰山。
殺身成仁，豪氣橫吞滄海日；
前呼後應，哭聲寒咽浦江潮。
上海追悼郭欽光的大會，事實上成為上海學生投入“六三”運動的一次動員大會。6月1日、2日，京、津、寧、滬及留日學生代表，一麵進行全國學聯的籌備工作，一麵聯絡各界和學生采取一致行動。他們認為：“對於商界，吾人應負喚醒之責”；“吾人須有堅決的遠大的進行方法，並宜聯絡各界，使有同等的決心。”
但是，上海商界由於考慮到營業的利潤，沒有立即同意學生的罷市要求。6月3日，上海學聯代表和北京學生代表，赴上海縣商會動員罷市，無結果而回。同日，學聯代表和京、津、杭各地代表赴總商會接洽，得到的答複，竟是：“對於示威運動，似非大國民所宜有。”
6月4日，傳來了北京學生連日被大批逮捕的消息。天津學聯的來電中說：“望電各省縣學生各界火速營救。”（北京的消息被封鎖了，因此由天津學聯發來電報。）
上海學聯接到天津的來電，當日立即行動起來，向各省各界發出呼籲的電文，指出：“政府摧殘士氣，慘無人道，一至於此！同屬國民，寧忍坐視？務乞主持公理，速起援救，性命呼吸，刻不容緩。”
4日下午，學生們紛紛出現在上海的街頭。他們手持載有天津學聯電報的傳單，不顧反動軍警的鎮壓，到處宣傳，並按戶動員各商號自5號起一律罷市。在遭到店主的拒絕後，他們不惜以“沿街跪求”的辦法，進行哀告。
上海工人非常集中，他們也沒有任何喪失私有財產的顧慮。因此，當罷市消息傳來的時候，許多工廠的工人，並沒有被學生動員和哀求，便自動罷工了。
5日上午，日本內外棉第三、第四、第五紗廠的工人首先罷工；接著，日華紗廠、上海紗廠的工人相繼罷工。同一天內，實行罷工的還有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的工人及碼頭工人；滬寧、杭甬兩路部分工人也開始了罷工。
在學生們的要求和廣大店員的支持下，各商號迫於形勢，也不得不在5日上午陸續罷市了。“至十二時，華租各界大小商店，已無一開門者，所餘者僅外人所設之洋行耳。”
這一罷市的範圍，是極其廣泛的。各個娛樂場所均停止售票，理發店外也貼上了“國事如此，無心整容，請君不必光顧”的標語。
和罷市的同時，不但大中學生堅持罷課，而且全上海的高等小學，以至國民小學，亦一律罷課。學生們出動在街頭上，組織遊行、演說和維持秩序。
綜合以上情況，就是說，從6月5日開始，上海的三罷鬥爭實現了。
5日下午，上海各界代表在寧波路卡爾登西飯店舉行聯席會議，成立了上海商、學、工、報各界聯合會（實際上，工界代表沒有參加這次會議）。北京、天津等處的學生代表，也參加了這次會議。會議由上海學聯會長何葆仁任臨時主席。
在會議上，討論了運動的目標問題。有人提出三項：
一、懲辦國賊；
二、爭取人民自由；
三、釋放被捕學生。有人提出五項：
一、力阻和約簽字；
二、取消中日密約；
三、懲辦賣國賊；
四、取消逮捕學生命令；
五、爭取人民自由。
討論的結果，會議認為目標應集中在懲辦賣國賊上，並表示：此目標不達，即不應該開市。
在討論中，學界、教育界、報界的代表比較堅決。
北京學生代表在會上介紹了北京學生鬥爭的經驗和決心，許德珩還提出了“國民自決”的口號，他說：“‘國民自決’四字，吾人心目中所恒有，望政府懲賣國賊，恐不可得也。”
上海教育界代表黃炎培（任之），在會上提出主張：以“不辦賣國賊不開門”八個字印刷數千份，遍貼各商店之門。又說：“吾人辦事，亦須如學校中之有課程。今日功課，須發表中西文宣言；其西文者宜送登西報。明日功課，開會亦其一端，罷市不停，須每日開大會也。”
上海《民國日報》的代表葉楚傖在會上說：“吾人最大武器，即為罷市二字。設一二日後上海各商號或受壓力，或不一致而令罷市之舉漸歸消滅，則今日此舉反為多事。故今日所當問者非他，即明日開門不開門耳。”
商界代表表現得比較軟弱、被動，他們強調“鎮定工夫、和平手段”，“切勿以暴動而誤對內為對外”。不過，在大勢所趨下，他們也同意了不懲賣國賊不開市的主張。
在這次會議後，各商號大都貼出揭帖，上書“忍痛停業，冀救被捕學生。不除國賊，誓不開市”等字樣。以上海商、學、工、報聯合會的名義，在6月5日發出的通電中，也指出：“此間工商界全體，於本日起一律輟業，與學界一致進行。賣國賊存在一日，商學工界即輟業一日，誓不反顧。”
從6月6日起，工人罷工不斷擴大。6日，華商電車公司、法商電車公司、求新機器廠、銳利機器廠、英商祥生鐵廠等各處工人罷工。7日，滬寧杭甬鐵路總機廠、英商別發印書房、興發榮機器造船廠、信通織布廠、閘北手工業等工人罷工。8日，日商內外棉各廠（除前述之第三、四、五廠外，還有七、八、九廠）、同濟學校工廠、華界自來水廠等處工人罷工。9日，英商耶鬆公司老船塢、瑞熔機器造船廠、江南船塢、各輪船公司、日商紗廠碼頭、叉袋角日本紗廠、上海電器公司、英美煙草公司及附屬印刷廠、浦東美孚和亞細亞兩火油棧等各處工人、水手，及全市司機、清潔工人，實行罷工。
6月10日，上海工人的罷工進入最高潮。在這一天，滬寧、滬杭鐵路工人全體罷工了，輪船水手罷工擴大了（不僅水手、生火工人全體登岸，連船主雇用之管事、廚司、西崽等也紛紛離輪），各馬車行的工人也罷工了。這就是說，上海市外市內、海上陸上，交通均已斷絕了。同一天內，上海電話公司的接線生和工人，也參加了罷工。此外，電燈工人、卷煙工人、火柴工人、榨油工人、外商洋行的中國職工，都相繼罷工。
在此期間，學界、商界繼續罷課、罷市。
6月11日，三罷仍在堅持。直到曹、章、陸等賣國賊被罷免的消息證實後，各界才定於6月12日勝利開市。
在上海三罷鬥爭中，出現有許多種傳單，現略舉幾種如下：
（1）同胞呀，快起來罷！再不起來沒有時候了！
京中軍警拘捕學生的惡劇，諸君曉得麽？非但腳鏈手銬，連飯都不把他們吃。同胞呀！你們想想看，就是做強盜，也沒有這種的刑罰，何況我們國民呢？我們的政府，既然如此對待我們做國民的，應當大家起來，共討國賊才是，願同胞快點起來，救國萬眾一心。
（2）警告
北政府，目無國民，倒行逆施，釀成眾怒。我同胞，惟有停止賦稅，各出捐款，以助南軍。或自結團體，誅戮國賊，協力對外。生死存亡，在此一舉，四萬萬人，勿再自餒。
無黨派公民泣血警告
（3）勸告吾最親愛之軍人警察
吾最親愛之軍人警察，皆是吾中華民國的好百姓，何苦去幫助日本，反來摧殘吾中華民國之愛國學生。況軍警兩界大半出身山東，祖宗血地被人侵占，良心上應有何種痛苦。尚望急起挽救，與學生商民取一致行動，萬勿借口長官命令，忘卻國民義務，虐待愛國學生。
上海紳商學界忠告
（4）上海商民應有如何感想
頃閱縣商會通告，不勝痛感今日之會，乃眾商之公意，會長之召集。今被勒令停止，試思商民不能於商會開會，於何處開會？抑尚有何日開會？況集會自由，載在民國約法，何能以武力壓迫停止？民權至此剝削盡矣。嗚呼！北京政府，以日本待朝鮮之法待學生；乃上海官廳，以政府待學生之法待商民。北京學生全體罷課，上海商民應有如何感想！
上海商民泣告
學生走在運動的先頭
從上海三罷鬥爭的全過程來看，可以清楚地說明：上海學生出現在愛國運動的先頭，而商人的罷市則是由上海學生和京、津各地的學生代表聯合發動起來的。有的報紙還作了這樣詳細的描述：“學界之熱心愛國者，於前日即本月四日星夜分隊向城內外並租界等處大小各商號內，跪地泣求商界一律罷市，營救學生。一麵又到處分發傳單及當眾演說，至晚間鍾鳴十一下時，各學生尚未走散，仍在大小東門、中華路一帶當眾演說。”
從5日罷市的第一天開始，各校學生即在街頭進行宣傳講演和維持罷市秩序。當日雖遭反動軍警捕去132人，但“學生神色不變，慨然隨行。未被捕者仍繼續演講，舌敝唇焦，不畏強暴，愛國熱忱，令人起敬”。
不僅大中學生堅持鬥爭，“自晨至晚奔走呼號”，即全市小學生於罷課後，亦在教員的率領下，手執“誓殺國賊，喚醒國魂”的旗幟舉行示威遊行，而且同反動軍警展開了英勇的搏鬥。
6月9日，反動的上海護軍使下令強迫開市，軍警大批出動。當學生們聞知反動派迫令開市的消息後，深恐商界在壓力下屈服，於是紛紛集隊出動，動員商界堅持罷市，並表示為了堅持此舉，不畏軍警的任何迫害，而且行動必須一致。例如複旦的學生在出動前，共同集議說：“吾人此去，無人不抱一必死之心；吾人尤須注意者，即寧可死，不可作無秩序之舉動。兵警設有以刀槍傷吾同學者，諸君請勿顧視，仍緩步前進，當另由校役抬送醫院。同學中有一人被捕者，當全體肅然隨之。捕者為警察，全體即入警廳；捕者為兵士，全體即入護軍使署。既抵該所，有所詰問，當取同一之回答，其答語即‘國賊未除，不容不毅力堅持’。”
學生們不僅這樣講了，而且也確實這樣做了。6月9日這一天，學生又被捕100多人。當時報載：“華、租界頃刻捕獲學生有一百餘人之多，均押送護軍使署。一時學生聞此警耗，悲憤欲狂，皆願與被捕學生同受譴責，即相率自投護軍使署請罪，其數約有二千餘人，皆徒步而往。”
學生的動員和督促，是商界罷市能夠堅持的一個重要因素。有的商店在軍警脅迫下已經開門了，而在學生的動員和督促下，又再次關門。有的店主對學生們說：“吾等自有良心，君等於此酷日之下，步行數十裏，大聲疾呼，不避危險，吾等亦何忍坐視？”
綜上所述，可以看出，上海學生和北京及其他地區的學生一樣，確實是“起了某種先鋒隊的作用”。
上海是個經濟、文化比較發達，交通比較便利和消息比較靈通的城市。因此，這裏的知識分子也較早地接受了新思潮的影響。
十月革命的第三天，上海《民國日報》等便報道了克倫斯基政府被推翻的消息，此後各大報紙都連續報道了十月革命和世界各國革命高漲的消息。1918年和1919年上半年，談論社會主義學說的報刊一天天增多，《新青年》《每周評論》也能夠及時地送到上海讀者手中。所有這些，對上海的青年知識分子都產生了強烈的影響。
上海學聯所寫的《學生聯合會日刊》發刊辭中說：“自從北京有了五四運動以後，中國的前途就放了一線光明，學生界漸漸看清了他的地位，明白了他的責任，知道中華民國是國民公有的，不是一二人所私有的。”又說：“中國的報紙，往往沒有一定的宗旨，今年擁護官僚，明年可以讚成民黨；昨天講大權政治，今天可以主張社會主義，使得人不曉得他究竟是官僚，還是民黨；是普魯士主義的擁護人，還是馬克思的私淑弟子。學生聯合會的日刊，卻自始至終有一貫的主張，決不讓今日之我與過去之我挑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