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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2章 天安門前爭國權！五四狂飆孕新生(16)
但是，學生們並沒有遵令複課。5月28日，即3日限滿之日，學生們在高師召集臨時代表會，一致決議：凡罷課各校同學，自29日起，均將行李書籍等物收束齊整，專俟政府下解散令，即行全體出校，另謀救國。
由於反動軍警的武裝鎮壓，學生們的講演活動不能進行了。於是，他們將自己的活動主要放在販賣國貨上。《每周評論》報道這種情況說：“自《五七》日報封禁之後，公園市場裏邊，就沒有賣東西的學生。過了兩天，又有許多學生，手拿布袋，有的寫‘國貨’兩個字，有的寫‘提倡國貨’四個字。每到茶桌前麵，先向遊人鞠躬，發一種極和藹的話，勸人買貨。所賣的貨物，不外牙粉、肥皂、手巾、香水、紙煙類，也有賣《國民》雜誌和《國體與青年》的。遊客之中，十個人總有八個人買的，照他們說，賣出去的錢專做學校聯合會費用。”
反動派對學生除了武力鎮壓外，還使用了分化手段：
第一，提前放假。5月底，教育部召集各校校長會議，宣布各校自即日起停課，停課以後，即放暑假；應舉行卒業各班，照常舉行考試。“凡願考者，如期與考，其餘各班，一律提前放假。”反動派企圖以此達到“考者考，回者回”的願望，使運動自然瓦解。
第二，舉辦文官高等考試及外交司法官考試。北京政府屬下某大員在給其大總統的密電中說：“惟厲行考試，則學生有途自效，必能狂熱潛消。”於是，北京政府“立下明令，令本年實行各種考試，並令銓敘局即日籌備，定9月實行。”
北京政府的分化手段，在一部分知識分子中起了作用。當時報載：“各校暗潮又起，數日以來，爭持頗烈。北京農業、法政等校，本年暑假皆有一二班卒業，卒業人數約占各校三分之一，此中分子以切身利害關係，益以父兄師友之相詔，皆極端希望如期卒業，現在罷課風潮穩定，遂向各校長積極慫恿舉行考試，於是遂與多數主張罷課者漸漸分攜。”
在反動派的鎮壓和分化下，北京的學生運動一度轉入低潮，一部分學生退出了運動。但是，運動並沒有也不可能消失，廣大的學生仍在堅持著罷課。到6月初，由於反動派的倒行逆施，激起了學生們新的鬥爭高潮。
6月3日開始的大逮捕
6月1日，北京政府以大總統名義接連下了兩道荒謬的命令：
一道命令是為曹、章、陸等賣國賊辯護，說什麽“曹汝霖迭任外交、財政，陸宗輿、章宗祥等先後任駐日公使，各能盡維持補救之力，案牘具在，無難複按。”
另一道命令是再次要求取締愛國活動，並要求學生立即複課，說什麽“在京著責成教育部，在外著責成省長及教育廳，警飭各校職員，約束諸生。即日一律上課，毋得借端曠廢，致荒本業。其聯合會、義勇隊等項名目，尤應切實查禁。糾眾滋事，擾及公安者，仍依前令辦理。”
愛國有罪，賣國有功，兩令對照之下，使學生們氣憤莫名。特別是這時北京的警備司令段芝貴和步軍統領王懷慶，依照其大總統的命令，竟然對販售國貨的學生也開始逮捕。這更使學生們憤怒異常。學生們決定，自3日起，恢複街頭講演。
6月3日上午，北京二十餘校各派了數百學生，陸續集中在各自的預定地點，挑起講演團的大旗，展開愛國宣傳活動。這時，街頭的警察比平日增加了好幾倍，步兵、馬隊橫衝直撞，驅散聽眾，偵緝隊、保安隊則紛紛逮捕學生。《每周評論》報道這天的情形說：“民國八年六月三日，就是端午節的後一日，離學生的（五四）運動剛滿一個月，政府裏因為學生團又上街演說，下令派軍警嚴拿多人。這時候陡打大雷、刮大風，黑雲遮天，灰塵滿目，對麵不見人，是何等陰慘暗淡！”
當日晚，學生遭逮捕者已達170餘人，其中北大學生占十分之七八，也有清華學校、高等師範、匯文大學等校的。這些學生，均被監禁在北大法科的“講堂之內”，“校內的差役，一跑幹淨，自早到晚，一百多人連一口涼水也沒吃著。這天天氣陡變，夜間越加寒冷，當時就有幾個體弱的學生，忽得重病。”
但是，學生們並未被武裝鎮壓所嚇倒。6月4日，他們比前一日加倍出動街頭講演。四月上午十點鍾時候，各學生懷著藏著白旗，上寫某校某隊講演團字樣，或五六人或十幾人不等，靜悄悄的出去。走到行人多的地方，就從懷中摸出白旗子，大聲疾呼的演說。這個時候街心的警察，比平常增加好幾倍，又有穿灰衣的馬隊，背著槍，騎著馬，四處亂跑。遇到有人講演，不問他人多人少，放馬過去，左衝右突，也不知道踏傷了幾多人。把聽的人衝散之後，便讓偵緝隊保安隊把演說的學生兩人夾一人送到北河沿法科大學裏邊去監禁起來。4日這一天，北大法科校舍，已被反動軍警團團圍住，校門外邊的北河沿兩岸共搭了二十個帳棚（東邊十個，西邊十個），作為軍隊駐紮之地，東華門一帶交通完全斷絕，直到東安市場，有陸軍第九師步兵一營和第十五團一同紮住，連接北河沿一帶，直到法科門首都像前敵戰線上的防備一般。《每周評論》描述當晚的情景說：“四日晚上天氣忽然大變，大風大雷大雨，竟把一個首善的京城，鬧成了黑暗的世界。塵土大起飛沙走石之中，看見多少學生，對著路上的行人演說；電光閃閃隱隱約約之中，看見二十個帳棚，把大學法科團團圍住……”
4日這一天，反動軍警又拘禁學生700餘人。北河沿法科校舍已無法容下，以致馬神廟理科校舍也被當作臨時監獄了。
學生們在這次鬥爭中是勇敢的，連續兩日的大逮捕，並沒有挫折他們的鬥誌。5日上午，學生再次上街講演，“這天學生更加激昂，當出去的時候，各人背著行李，連牙粉牙刷麵包都帶了，預備去陪伴同學坐監。這天聚集大隊出發，分路講演，合計約有兩千多人。”同日晨，北京中等以上學校聯合會向全國各界發出《宣言》，其全文如下：
各省省議會、教育會、商會、農會、工會、各學校、各報館均鑒：學生等以內除國賊、為外爭國權之資，爰有五四運動。其後事理紛糾，三失望踵至，不得已而致於罷課。寒巧二電之宣言，言之詳矣。皓日以後，政府極端威壓，幹涉交通，摧殘輿論，學生等遂坐困於北京。然以三失望未複，絕不以時遷而氣餒。先日兩令，其一以勸學誘學生，以法紀威學生。是固因學生之所求而未得者也，勿庸深議。其一涉於外交，直不啻為國仇示私恩，為國賊作辯護。直欲以一紙空文，掩盡天下耳目。而謂外交繁重，責在當局。則直滅棄民主國之精神，直欲任少數官吏使其包辦。賣國賊曹汝霖、章宗祥、陸宗輿等之挾持於內，概可知矣。夫國賊不除，則外交之挽救無望；國權不複，則世界之永久和平難期。學生等之於國賊，人知其非有私怨。而必欲除之而後快者，非僅為國家計，亦正為正義人道計也。為國家及正義人道計者，寧肯避難。肴日（三日）以來，恢複露天講演，被捕者一百七十八人，軍警橫加虐待，肴電已陳其概。豪日（四日）被捕者七百餘人。今日明日，有加無已。是即明知其難而故蹈之也。學生等方當求學，惟知有真理耳。真理所在，死生以之。求仁得仁，又何怨乎；用布區區，伏維亮鑒。北京中等以上學校學生聯合會叩。
愈捕愈多，捕不勝捕，學生們的鬥爭使反動派無能為力了。《每周評論》的記者報道6月5日的現場情況時說：“5日上午，記者打前門經過，看見3個學生，站在路旁演說，來了幾個警察，身長黑麵，猶如城隍廟裏的閻王一般。把三個學生一人捉一個，那三個學生兩手雖然被他們捉住，嘴裏還說個不止，聽的人不知道有多少都流下淚來。後門外邊，有兩隊學生，一向西行，一向東行。這個地方隻有十幾個警察，到東邊去趕人，西邊又演說起來了，到西邊去趕人，東邊又演說起來了。鬧得很久，聽的人個個拍手，幾個警察也就不敢動手了。”
5日這天，街頭講演的學生共分三隊：
第一隊：北京大學、第一中學、第四中學的學生，由東四經東單，到崇文門一帶講演；
第二隊：法政專門、蒙藏專門、崇德中學的學生，由西四經西單出順治門一帶講演；
第三隊：高等師範學生，擬從前門到東西長安街一帶講演。
反動軍警開始時對學生講演濫肆破壞，“穿黃色軍裝的馬隊，迎頭衝來，把幾千幾百聽的人衝得東奔西散，老啼幼哭，叫苦連天。”但學生們不為威武所屈，不斷衝破馬隊的阻擋，堅持講演。在這種情況下，反動派沒有辦法，隻好改變方針；隻趕聽眾，不捉學生。因此，“三隊學生竟能沿街遊行，手拿國旗，大叫愛國，不過有許多軍隊跟隨罷了。”《每周評論》的記者報道說：“記者午後時打東長安街經過，看見第一中學的講演隊正在樹蔭之下演說，突來坐腳踏車的警察三四人，把聽者一齊趕開，至於演說的學生他就不過問了。”
這時，反動派大約已經知道上海三罷的消息了。他們怕風潮愈鬧愈大，所以不敢再拘捕學生了。實際上，他們也無法再行拘捕，因為已經無地收容了。反動派雖已不再拘捕，但是學生們的餘怒仍未平息，因為他們的近千的戰友們仍陷囹圄之中。因此2000多學生齊奔北河沿北大法科拘留所，要求軍警將他們一同拘捕，軍警們當然不敢也無法再拘留學生。在爭執不下的時候，校園內被禁的學生知道了這一情況，他們的情緒更加激動，也更加憤怒。他們紛紛登上法科大樓，伸向臨外樓窗“揚旗怒號”。校內校外情緒交織在一起，使人更加激奮。
學生們的鬥爭，不是孤立的。他們受到工人勞動者的同情和支持。例如，5月11日，便有“旅居北京之山東勞團……在彰儀門外開一大會（以城內開會巡警幹涉故），與會者有十萬人之多……要求山東交涉萬勿簽字。”其“愛國熱度，較之上等社會尤為激烈”。又如，6月5日在北大法科拘留所，軍警撤除後，“有勞動社會如某路車中之茶房等，皆以團體名義饋贈饅首數千，或麵包若幹磅，以表感激學生為國宣勞之意”。
被捕的男同學還受到獄外的女同學的廣泛支持。“六三”大逮捕後，北京15個女校聯合會在石駙馬大街女子師範學校開會議決列隊到總統府請願。6月4日午後1時，十五校女生，各穿學校製服，齊集天安門內，然後奔赴中南海總統府。《每周評論》記者報道說：記者午後三時到中央公園門首，看見女學生約有千人排隊向總統府而去。雖然大風吹土，對麵不能見人，隊武卻一點不亂。拿槍帶劍的警察，到處跟隨，一步不讓。到了新華門前，被總統府衛隊攔住，遂舉出代表錢中慧、吳學恒、陶斌、趙翠菊四人，進府求見。徐世昌不見，隨叫陳子厚秘書代見。女學生說明要求四件事：
（一）大學不能作為監獄；
（二）不可拿待土匪的法子來待高尚的學生；
（三）以後不得再叫軍警幹涉愛國學生的演說；（四）對於學生隻能告誡，不能虐待。《每周評論》還報道說：“女學生現在也組織講演團，預備到處演說；他們所辦的周刊，也出過好幾期了。”
學生們的鬥爭還受到各校教職員的同情和支持。“六三”大逮捕後，各校教職員連日開會，一麵推舉代表請願，一麵通電全國，抗議大學教育的尊嚴為軍警所破壞。北京專門以上學校教職員聯合會在4日的通電中說：“等學生於匪徒，以校舍為囹圄，蹂躪教育，破壞司法，國家前途，何堪設想！”各校長在給國務院的呈文中也說：“學校為國家永久作育人才之地，非政府隨意執行刑法之地。”
學生們的鬥爭，得到各界各團體的同情和支持。“六三”大逮捕後，去北大法科理科拘留所慰問學生者絡繹不絕，僅6月6日一天，就有國民外交協會、女學生聯合會、留日學生代表團、北京教育會、和平聯合會、紅十字會，商界各界代表等。
學生們的鬥爭和反動軍警的大逮捕，使北京的商界大為恐慌。據《順天時報》報道說：“段芝貴前在軍警會議席上，極力主張以嚴厲的辦法對待學生，故令警察廳施行拘捕。不料學生拘捕未盡，而市麵秩序，反形恐慌。更兼商民睹此軍警戒嚴及學生愈鬧愈厲之景況，以為大亂在即，遂向各兌換所兌取天津、張家口中交鈔票現款。於是金融界又受影響。”
在上述種種情形下，特別是“六三”以後上海三罷消息傳來後，使北京政府不得不向學生讓步了，曾主張大量拘捕學生的警備司令段芝貴也不得不“引咎辭職”了。
北京政府對學生的讓步，主要是變換一下手法而已。6月5日，在商議對付學生辦法的會議上，官員們主要是害怕“一味的捉拿，越捉越多，恐怕要惹出別省的反響，不如拿平和方法對待為是。”什麽樣的“平和方法”呢？官員們議定了兩種辦法：
（一）更換大學校長，讓蔡元培辭職，叫胡仁源繼任；
（二）更換教育次長，讓袁希濤辭職，叫傅嶽芬木繼任，暫行代理總長的職務，並責成傅氏同各校校長接洽，商議善後的辦法。當日晚8時，官員又在錢能訓家中開會，商定對學生不采取極端嚴厲和極端放任主義。第一步辦法，仍從叫學生上課著手，對於各學校根本問題絕不動搖。
6月5日這一天，學生雖未遭逮捕，包圍北大校舍的軍警也撤走了。但是，學生們深知：鬥爭並沒有結束。因為他們的鬥爭目標還沒有實現，而且學生們認為自己並不是可以被人隨意侮辱的。因此，當軍警撤圍以後，被拘的學生們並沒有離去。他們自己組織警備隊維持秩序，還反拘了七個警察，留了兩個帳逢，作為人證、物證。他們還派出代表到警察廳索取被捕近千學生的夥食費和臥具。《每周評論》報道6月5日晚間的情形說：記者晚間六時到大學法科去看看，二十個帳逢已經撤掉，學生仍在校內。校門由清華童子軍背槍守衛，不準外人進去，大家在裏麵商議辦法。開會之後，議決兩條辦法：
（一）暫不出校，並舉出糾察員數人維持秩序；
（二）向政府要求集會、言論、出版自由，不受限製。
如這一條要求辦不到，寧肯餓死監獄中，決意不回本校。次日（6日），學生們以北京中等以上各學校學生會聯合會名義向全國各界發出通電說：“肴（三）豪（四）兩日，共計捕去講演學生七百餘人。歌（五）日出發講演者，共計五千餘人，政府未施逮捕，僅以軍警四逐聽眾。歌日午後防守被拘學生之軍警，忽然全數撤去。然政府自為兒戲，而學生等無端被拘，決不能自行散去，致陷逃法之咎。故被拘者仍在北京大學法理兩科，保持拘留時原狀，以俟正當解決。惟此次軍警蹂躪教育，破壞司法，侵犯人權，蔑棄人道，種種不法行為，皆政府縱使之。武人之跋扈日恣，國家之運命自蹙，長此優容，何以為國。學生等一麵質問政府有以處置軍警，一麵仍應亟籌應付國仇國賊之道，謹此述聞。北京中等以上各學校學生聯合會叩麻。”
北京政府這時免去了代理部務的教育部次長袁希濤，而以傅嶽芬木繼之。傅聲稱願作調解人，並宣揚說今後學生事件由教育部直接交涉，軍警不得過問。但與此同時，北京政府卻令胡仁源署北京大學校長。這當然引起教育界和學生界的極大不滿，認為政府留蔡毫無誠意。6月6日，教育部派代表（參議）陸某等四人往北河沿法科勸在禁諸生回校，不得要領而回。7日，大總統徐世昌又特派參議曾某偕教育部專門、普通兩司長前往道歉，表示政府“處置失宜”，勸諸生“回校休養”。曾等去後，學生召開臨時聯合會，一致認為：“政府對待學生毫無誠意，或以武力脅，或以小惠誘，如欲示誠意，須自罷免曹章陸始，曹章陸不予罷免，決不甘休，議決現仍暫不出拘留所，以示要求罷免曹章陸之決心。”到了6月8日，學生們為主動出擊，“效申包胥七日之哭，不殺國賊，誓不返校”，方才由各校派代表十人至法科歡迎被拘各生返校。8日晚，各校開會議決，自10日起，全京中等以上學校（女校亦加入）同往總統府門前痛哭，並通知各帶行李以資露宿。但到10日晨，總統府秘書忽來電話，說學生之要求（即罷免賣國賊）已達。這樣，學生們才暫時取消了這次的行動。
從上所述，可以知道，“六三”（包括6月4日）被逮捕的北京近千學生，是一直堅持到最後，實踐了自己的諾言的。他們的鬥爭是英勇的，他們的精神是可貴的，他們贏得了社會人士的廣泛同情和支持。
天津學子首次來到天安門請願
1919年的6月下旬，驕陽似火，烤得大地發燙。
眼看中國外交代表就要在凡爾賽和約上簽字了，愛國的學生們心情更為焦急。
6月9日，天津市召開了公民大會，掀起了天津市民的愛國熱潮。
天津市學生聯合會為了進一步團結各界愛國人士，在6月18日，成立了“天津各界聯合會”，並加強了抵製日貨運動。特別是青年店員，鬥爭情緒高漲。各界聯合會積極組織督促檢查商號製訂抵製日貨的辦法，堅持貫徹執行。
各界聯合會鑒於凡爾賽和約被迫簽字的日期已近，乃決定推派各界代表10人進京聯合北京學生聯合會請願，要求徐世昌大總統立即給巴黎和會去電，不許中國代表簽字。
京、津代表於6月27日清晨5時，去向徐世昌遞拒絕在凡爾賽合約上簽字和廢除中日一切密約的請願書。
總統府壁壘森嚴，兩扇大紅門嚴嚴的緊閉，20多位代表，代表著廣大愛國人民的意誌，堅持在門外。大紅門靠西的一麵隔扇的底下，開著一個小橫兒，裏麵的“烏鴉”們看到愛國人群，嚇得不敢開門，偷偷地打開那扇小門，用那畏懼的眼光，查看代表們的行動。
代表們把請願書從小門遞進去，多時杳無回音。總統藐視民意，他們憤怒了，於是群起敲打小門，和衛兵們講理：“我們是為了國家的危急存亡，代表億萬人民的意誌來請願的，為什麽總統竟把我們的請求不予答複？”要求衛兵立即向總統傳達，非親自接見不可。
6月的天氣，太陽當空懸照，烈火般的炙人皮膚。代表們在烈日下，耐心等待著。終於，大總統的頭號副官李達三出來了。
他流氣十足，油腔滑調地說：“請願書已經送上去了，但總統今天有重要公事，不能接見，你們的請願書既然留下了，總統有時間會考慮的，你們不必等，等也不能見，都回去吧！”
這幾句話，燃起了代表們的心頭怒火，立即指責他道：“在國家危急的緊要關頭，難道還有什麽比立即拒絕簽訂賣國條約更重要的事麽？我們是為了保衛祖國，才終日奔走呼籲！如果不是挽救國家危急，學生又為什麽不去安心讀書，竟來到總統府門前，受烈日的暴曬？”
李達三無言可對，竟把小門砰地一聲關上，氣勢洶洶地說：“你們愛等就等吧，反正見不到。”
代表們在總統府門前鬥爭了一整天。北京有學生們，集體來慰問和支援請願代表。過路的人們，也都停下來了，以同情的眼光，注視代表們。代表們就向大家宣傳，揭露總統甘心賣國、藐視民意、拒不接見、折磨代表的罪行。深深地感動了過路群眾，憤怒的人們紛紛參加了請願隊伍，正義的洪流匯集在總統府門前，“反對簽訂賣國條約！”等口號響徹雲霄，震撼了整個總統府。
28日，繼續在總統府門前請願，又整整的鬥爭了一天。這天的傍晚，李達三依然不知國恥，老著臉麵，出來勸代表們回去。代表們堅決告訴他：“總統如果一天不接見，我們一天不回去。”李達三無可奈何，垂頭喪氣地溜進去了。
這時候，天已昏暗了，路燈閃出微弱的光芒。大家的精神，依然奮發。在寂靜的夜空裏，洪亮而又憤怒的口號聲，更加激昂。
晚8點了，忽然大門開放，一個模糊不清的人影，恭恭敬敬地請代表進去。
這時外麵的群眾，高呼：“諸位代表，要堅持拒絕簽字，我們作你們的後盾，不達目的絕不回去！”代表們說：“決不辜負同胞們的囑托。”
但進去之後，卻是“國務總理”龔心湛出來和代表們糾纏敷衍。
代表們不見總統，什麽話也不說。
一會兒，一個昏庸老配從圍屏後麵出來了。看樣子約有70多歲，幹癟的麵孔，有氣沒力，慢吞吞地走來，一聲不哼，在他旁邊的一個狗腿子替他說話了：“大總統來了，你們有話就說吧！”
首先由北京學生代表發言，說：“把我們京、津代表一直關在門外暴曬了兩整天，這不介是輕視民意，更是不關心人民利害的表示。在巴黎會上，各國壓迫我們在不公平的和約上簽字，是沒有道理的。我們全北京人民是絕對不能容忍的。”
天津代表繼起發言：“山東青島以及膠濟鐵路兩旁的礦山等一切權利，關係到我國的領土主權、經濟命脈，更威脅到國家的危亡，我政府為什麽不予以保護，竟肯拱手讓人？各國列強分贓的巴黎和會上，逼迫我國代表要在不合理的辱國條約上簽字，我政府何以不去電明令拒絕？但大總統竟然兩天拒見代表，顯然是忽視民意。拒簽巴黎和約並取消二十一條賣國密約，這是四億人民的呼聲。今請總統立即致電巴黎我國代表，拒絕簽字，並取消二十一條及一切不平等條約。這次請願，我們既受人民重托，絕不空手回去。”
由於反動軍警的武裝鎮壓，學生們的講演活動不能進行了。於是，他們將自己的活動主要放在販賣國貨上。《每周評論》報道這種情況說：“自《五七》日報封禁之後，公園市場裏邊，就沒有賣東西的學生。過了兩天，又有許多學生，手拿布袋，有的寫‘國貨’兩個字，有的寫‘提倡國貨’四個字。每到茶桌前麵，先向遊人鞠躬，發一種極和藹的話，勸人買貨。所賣的貨物，不外牙粉、肥皂、手巾、香水、紙煙類，也有賣《國民》雜誌和《國體與青年》的。遊客之中，十個人總有八個人買的，照他們說，賣出去的錢專做學校聯合會費用。”
反動派對學生除了武力鎮壓外，還使用了分化手段：
第一，提前放假。5月底，教育部召集各校校長會議，宣布各校自即日起停課，停課以後，即放暑假；應舉行卒業各班，照常舉行考試。“凡願考者，如期與考，其餘各班，一律提前放假。”反動派企圖以此達到“考者考，回者回”的願望，使運動自然瓦解。
第二，舉辦文官高等考試及外交司法官考試。北京政府屬下某大員在給其大總統的密電中說：“惟厲行考試，則學生有途自效，必能狂熱潛消。”於是，北京政府“立下明令，令本年實行各種考試，並令銓敘局即日籌備，定9月實行。”
北京政府的分化手段，在一部分知識分子中起了作用。當時報載：“各校暗潮又起，數日以來，爭持頗烈。北京農業、法政等校，本年暑假皆有一二班卒業，卒業人數約占各校三分之一，此中分子以切身利害關係，益以父兄師友之相詔，皆極端希望如期卒業，現在罷課風潮穩定，遂向各校長積極慫恿舉行考試，於是遂與多數主張罷課者漸漸分攜。”
在反動派的鎮壓和分化下，北京的學生運動一度轉入低潮，一部分學生退出了運動。但是，運動並沒有也不可能消失，廣大的學生仍在堅持著罷課。到6月初，由於反動派的倒行逆施，激起了學生們新的鬥爭高潮。
6月3日開始的大逮捕
6月1日，北京政府以大總統名義接連下了兩道荒謬的命令：
一道命令是為曹、章、陸等賣國賊辯護，說什麽“曹汝霖迭任外交、財政，陸宗輿、章宗祥等先後任駐日公使，各能盡維持補救之力，案牘具在，無難複按。”
另一道命令是再次要求取締愛國活動，並要求學生立即複課，說什麽“在京著責成教育部，在外著責成省長及教育廳，警飭各校職員，約束諸生。即日一律上課，毋得借端曠廢，致荒本業。其聯合會、義勇隊等項名目，尤應切實查禁。糾眾滋事，擾及公安者，仍依前令辦理。”
愛國有罪，賣國有功，兩令對照之下，使學生們氣憤莫名。特別是這時北京的警備司令段芝貴和步軍統領王懷慶，依照其大總統的命令，竟然對販售國貨的學生也開始逮捕。這更使學生們憤怒異常。學生們決定，自3日起，恢複街頭講演。
6月3日上午，北京二十餘校各派了數百學生，陸續集中在各自的預定地點，挑起講演團的大旗，展開愛國宣傳活動。這時，街頭的警察比平日增加了好幾倍，步兵、馬隊橫衝直撞，驅散聽眾，偵緝隊、保安隊則紛紛逮捕學生。《每周評論》報道這天的情形說：“民國八年六月三日，就是端午節的後一日，離學生的（五四）運動剛滿一個月，政府裏因為學生團又上街演說，下令派軍警嚴拿多人。這時候陡打大雷、刮大風，黑雲遮天，灰塵滿目，對麵不見人，是何等陰慘暗淡！”
當日晚，學生遭逮捕者已達170餘人，其中北大學生占十分之七八，也有清華學校、高等師範、匯文大學等校的。這些學生，均被監禁在北大法科的“講堂之內”，“校內的差役，一跑幹淨，自早到晚，一百多人連一口涼水也沒吃著。這天天氣陡變，夜間越加寒冷，當時就有幾個體弱的學生，忽得重病。”
但是，學生們並未被武裝鎮壓所嚇倒。6月4日，他們比前一日加倍出動街頭講演。四月上午十點鍾時候，各學生懷著藏著白旗，上寫某校某隊講演團字樣，或五六人或十幾人不等，靜悄悄的出去。走到行人多的地方，就從懷中摸出白旗子，大聲疾呼的演說。這個時候街心的警察，比平常增加好幾倍，又有穿灰衣的馬隊，背著槍，騎著馬，四處亂跑。遇到有人講演，不問他人多人少，放馬過去，左衝右突，也不知道踏傷了幾多人。把聽的人衝散之後，便讓偵緝隊保安隊把演說的學生兩人夾一人送到北河沿法科大學裏邊去監禁起來。4日這一天，北大法科校舍，已被反動軍警團團圍住，校門外邊的北河沿兩岸共搭了二十個帳棚（東邊十個，西邊十個），作為軍隊駐紮之地，東華門一帶交通完全斷絕，直到東安市場，有陸軍第九師步兵一營和第十五團一同紮住，連接北河沿一帶，直到法科門首都像前敵戰線上的防備一般。《每周評論》描述當晚的情景說：“四日晚上天氣忽然大變，大風大雷大雨，竟把一個首善的京城，鬧成了黑暗的世界。塵土大起飛沙走石之中，看見多少學生，對著路上的行人演說；電光閃閃隱隱約約之中，看見二十個帳棚，把大學法科團團圍住……”
4日這一天，反動軍警又拘禁學生700餘人。北河沿法科校舍已無法容下，以致馬神廟理科校舍也被當作臨時監獄了。
學生們在這次鬥爭中是勇敢的，連續兩日的大逮捕，並沒有挫折他們的鬥誌。5日上午，學生再次上街講演，“這天學生更加激昂，當出去的時候，各人背著行李，連牙粉牙刷麵包都帶了，預備去陪伴同學坐監。這天聚集大隊出發，分路講演，合計約有兩千多人。”同日晨，北京中等以上學校聯合會向全國各界發出《宣言》，其全文如下：
各省省議會、教育會、商會、農會、工會、各學校、各報館均鑒：學生等以內除國賊、為外爭國權之資，爰有五四運動。其後事理紛糾，三失望踵至，不得已而致於罷課。寒巧二電之宣言，言之詳矣。皓日以後，政府極端威壓，幹涉交通，摧殘輿論，學生等遂坐困於北京。然以三失望未複，絕不以時遷而氣餒。先日兩令，其一以勸學誘學生，以法紀威學生。是固因學生之所求而未得者也，勿庸深議。其一涉於外交，直不啻為國仇示私恩，為國賊作辯護。直欲以一紙空文，掩盡天下耳目。而謂外交繁重，責在當局。則直滅棄民主國之精神，直欲任少數官吏使其包辦。賣國賊曹汝霖、章宗祥、陸宗輿等之挾持於內，概可知矣。夫國賊不除，則外交之挽救無望；國權不複，則世界之永久和平難期。學生等之於國賊，人知其非有私怨。而必欲除之而後快者，非僅為國家計，亦正為正義人道計也。為國家及正義人道計者，寧肯避難。肴日（三日）以來，恢複露天講演，被捕者一百七十八人，軍警橫加虐待，肴電已陳其概。豪日（四日）被捕者七百餘人。今日明日，有加無已。是即明知其難而故蹈之也。學生等方當求學，惟知有真理耳。真理所在，死生以之。求仁得仁，又何怨乎；用布區區，伏維亮鑒。北京中等以上學校學生聯合會叩。
愈捕愈多，捕不勝捕，學生們的鬥爭使反動派無能為力了。《每周評論》的記者報道6月5日的現場情況時說：“5日上午，記者打前門經過，看見3個學生，站在路旁演說，來了幾個警察，身長黑麵，猶如城隍廟裏的閻王一般。把三個學生一人捉一個，那三個學生兩手雖然被他們捉住，嘴裏還說個不止，聽的人不知道有多少都流下淚來。後門外邊，有兩隊學生，一向西行，一向東行。這個地方隻有十幾個警察，到東邊去趕人，西邊又演說起來了，到西邊去趕人，東邊又演說起來了。鬧得很久，聽的人個個拍手，幾個警察也就不敢動手了。”
5日這天，街頭講演的學生共分三隊：
第一隊：北京大學、第一中學、第四中學的學生，由東四經東單，到崇文門一帶講演；
第二隊：法政專門、蒙藏專門、崇德中學的學生，由西四經西單出順治門一帶講演；
第三隊：高等師範學生，擬從前門到東西長安街一帶講演。
反動軍警開始時對學生講演濫肆破壞，“穿黃色軍裝的馬隊，迎頭衝來，把幾千幾百聽的人衝得東奔西散，老啼幼哭，叫苦連天。”但學生們不為威武所屈，不斷衝破馬隊的阻擋，堅持講演。在這種情況下，反動派沒有辦法，隻好改變方針；隻趕聽眾，不捉學生。因此，“三隊學生竟能沿街遊行，手拿國旗，大叫愛國，不過有許多軍隊跟隨罷了。”《每周評論》的記者報道說：“記者午後時打東長安街經過，看見第一中學的講演隊正在樹蔭之下演說，突來坐腳踏車的警察三四人，把聽者一齊趕開，至於演說的學生他就不過問了。”
這時，反動派大約已經知道上海三罷的消息了。他們怕風潮愈鬧愈大，所以不敢再拘捕學生了。實際上，他們也無法再行拘捕，因為已經無地收容了。反動派雖已不再拘捕，但是學生們的餘怒仍未平息，因為他們的近千的戰友們仍陷囹圄之中。因此2000多學生齊奔北河沿北大法科拘留所，要求軍警將他們一同拘捕，軍警們當然不敢也無法再拘留學生。在爭執不下的時候，校園內被禁的學生知道了這一情況，他們的情緒更加激動，也更加憤怒。他們紛紛登上法科大樓，伸向臨外樓窗“揚旗怒號”。校內校外情緒交織在一起，使人更加激奮。
學生們的鬥爭，不是孤立的。他們受到工人勞動者的同情和支持。例如，5月11日，便有“旅居北京之山東勞團……在彰儀門外開一大會（以城內開會巡警幹涉故），與會者有十萬人之多……要求山東交涉萬勿簽字。”其“愛國熱度，較之上等社會尤為激烈”。又如，6月5日在北大法科拘留所，軍警撤除後，“有勞動社會如某路車中之茶房等，皆以團體名義饋贈饅首數千，或麵包若幹磅，以表感激學生為國宣勞之意”。
被捕的男同學還受到獄外的女同學的廣泛支持。“六三”大逮捕後，北京15個女校聯合會在石駙馬大街女子師範學校開會議決列隊到總統府請願。6月4日午後1時，十五校女生，各穿學校製服，齊集天安門內，然後奔赴中南海總統府。《每周評論》記者報道說：記者午後三時到中央公園門首，看見女學生約有千人排隊向總統府而去。雖然大風吹土，對麵不能見人，隊武卻一點不亂。拿槍帶劍的警察，到處跟隨，一步不讓。到了新華門前，被總統府衛隊攔住，遂舉出代表錢中慧、吳學恒、陶斌、趙翠菊四人，進府求見。徐世昌不見，隨叫陳子厚秘書代見。女學生說明要求四件事：
（一）大學不能作為監獄；
（二）不可拿待土匪的法子來待高尚的學生；
（三）以後不得再叫軍警幹涉愛國學生的演說；（四）對於學生隻能告誡，不能虐待。《每周評論》還報道說：“女學生現在也組織講演團，預備到處演說；他們所辦的周刊，也出過好幾期了。”
學生們的鬥爭還受到各校教職員的同情和支持。“六三”大逮捕後，各校教職員連日開會，一麵推舉代表請願，一麵通電全國，抗議大學教育的尊嚴為軍警所破壞。北京專門以上學校教職員聯合會在4日的通電中說：“等學生於匪徒，以校舍為囹圄，蹂躪教育，破壞司法，國家前途，何堪設想！”各校長在給國務院的呈文中也說：“學校為國家永久作育人才之地，非政府隨意執行刑法之地。”
學生們的鬥爭，得到各界各團體的同情和支持。“六三”大逮捕後，去北大法科理科拘留所慰問學生者絡繹不絕，僅6月6日一天，就有國民外交協會、女學生聯合會、留日學生代表團、北京教育會、和平聯合會、紅十字會，商界各界代表等。
學生們的鬥爭和反動軍警的大逮捕，使北京的商界大為恐慌。據《順天時報》報道說：“段芝貴前在軍警會議席上，極力主張以嚴厲的辦法對待學生，故令警察廳施行拘捕。不料學生拘捕未盡，而市麵秩序，反形恐慌。更兼商民睹此軍警戒嚴及學生愈鬧愈厲之景況，以為大亂在即，遂向各兌換所兌取天津、張家口中交鈔票現款。於是金融界又受影響。”
在上述種種情形下，特別是“六三”以後上海三罷消息傳來後，使北京政府不得不向學生讓步了，曾主張大量拘捕學生的警備司令段芝貴也不得不“引咎辭職”了。
北京政府對學生的讓步，主要是變換一下手法而已。6月5日，在商議對付學生辦法的會議上，官員們主要是害怕“一味的捉拿，越捉越多，恐怕要惹出別省的反響，不如拿平和方法對待為是。”什麽樣的“平和方法”呢？官員們議定了兩種辦法：
（一）更換大學校長，讓蔡元培辭職，叫胡仁源繼任；
（二）更換教育次長，讓袁希濤辭職，叫傅嶽芬木繼任，暫行代理總長的職務，並責成傅氏同各校校長接洽，商議善後的辦法。當日晚8時，官員又在錢能訓家中開會，商定對學生不采取極端嚴厲和極端放任主義。第一步辦法，仍從叫學生上課著手，對於各學校根本問題絕不動搖。
6月5日這一天，學生雖未遭逮捕，包圍北大校舍的軍警也撤走了。但是，學生們深知：鬥爭並沒有結束。因為他們的鬥爭目標還沒有實現，而且學生們認為自己並不是可以被人隨意侮辱的。因此，當軍警撤圍以後，被拘的學生們並沒有離去。他們自己組織警備隊維持秩序，還反拘了七個警察，留了兩個帳逢，作為人證、物證。他們還派出代表到警察廳索取被捕近千學生的夥食費和臥具。《每周評論》報道6月5日晚間的情形說：記者晚間六時到大學法科去看看，二十個帳逢已經撤掉，學生仍在校內。校門由清華童子軍背槍守衛，不準外人進去，大家在裏麵商議辦法。開會之後，議決兩條辦法：
（一）暫不出校，並舉出糾察員數人維持秩序；
（二）向政府要求集會、言論、出版自由，不受限製。
如這一條要求辦不到，寧肯餓死監獄中，決意不回本校。次日（6日），學生們以北京中等以上各學校學生會聯合會名義向全國各界發出通電說：“肴（三）豪（四）兩日，共計捕去講演學生七百餘人。歌（五）日出發講演者，共計五千餘人，政府未施逮捕，僅以軍警四逐聽眾。歌日午後防守被拘學生之軍警，忽然全數撤去。然政府自為兒戲，而學生等無端被拘，決不能自行散去，致陷逃法之咎。故被拘者仍在北京大學法理兩科，保持拘留時原狀，以俟正當解決。惟此次軍警蹂躪教育，破壞司法，侵犯人權，蔑棄人道，種種不法行為，皆政府縱使之。武人之跋扈日恣，國家之運命自蹙，長此優容，何以為國。學生等一麵質問政府有以處置軍警，一麵仍應亟籌應付國仇國賊之道，謹此述聞。北京中等以上各學校學生聯合會叩麻。”
北京政府這時免去了代理部務的教育部次長袁希濤，而以傅嶽芬木繼之。傅聲稱願作調解人，並宣揚說今後學生事件由教育部直接交涉，軍警不得過問。但與此同時，北京政府卻令胡仁源署北京大學校長。這當然引起教育界和學生界的極大不滿，認為政府留蔡毫無誠意。6月6日，教育部派代表（參議）陸某等四人往北河沿法科勸在禁諸生回校，不得要領而回。7日，大總統徐世昌又特派參議曾某偕教育部專門、普通兩司長前往道歉，表示政府“處置失宜”，勸諸生“回校休養”。曾等去後，學生召開臨時聯合會，一致認為：“政府對待學生毫無誠意，或以武力脅，或以小惠誘，如欲示誠意，須自罷免曹章陸始，曹章陸不予罷免，決不甘休，議決現仍暫不出拘留所，以示要求罷免曹章陸之決心。”到了6月8日，學生們為主動出擊，“效申包胥七日之哭，不殺國賊，誓不返校”，方才由各校派代表十人至法科歡迎被拘各生返校。8日晚，各校開會議決，自10日起，全京中等以上學校（女校亦加入）同往總統府門前痛哭，並通知各帶行李以資露宿。但到10日晨，總統府秘書忽來電話，說學生之要求（即罷免賣國賊）已達。這樣，學生們才暫時取消了這次的行動。
從上所述，可以知道，“六三”（包括6月4日）被逮捕的北京近千學生，是一直堅持到最後，實踐了自己的諾言的。他們的鬥爭是英勇的，他們的精神是可貴的，他們贏得了社會人士的廣泛同情和支持。
天津學子首次來到天安門請願
1919年的6月下旬，驕陽似火，烤得大地發燙。
眼看中國外交代表就要在凡爾賽和約上簽字了，愛國的學生們心情更為焦急。
6月9日，天津市召開了公民大會，掀起了天津市民的愛國熱潮。
天津市學生聯合會為了進一步團結各界愛國人士，在6月18日，成立了“天津各界聯合會”，並加強了抵製日貨運動。特別是青年店員，鬥爭情緒高漲。各界聯合會積極組織督促檢查商號製訂抵製日貨的辦法，堅持貫徹執行。
各界聯合會鑒於凡爾賽和約被迫簽字的日期已近，乃決定推派各界代表10人進京聯合北京學生聯合會請願，要求徐世昌大總統立即給巴黎和會去電，不許中國代表簽字。
京、津代表於6月27日清晨5時，去向徐世昌遞拒絕在凡爾賽合約上簽字和廢除中日一切密約的請願書。
總統府壁壘森嚴，兩扇大紅門嚴嚴的緊閉，20多位代表，代表著廣大愛國人民的意誌，堅持在門外。大紅門靠西的一麵隔扇的底下，開著一個小橫兒，裏麵的“烏鴉”們看到愛國人群，嚇得不敢開門，偷偷地打開那扇小門，用那畏懼的眼光，查看代表們的行動。
代表們把請願書從小門遞進去，多時杳無回音。總統藐視民意，他們憤怒了，於是群起敲打小門，和衛兵們講理：“我們是為了國家的危急存亡，代表億萬人民的意誌來請願的，為什麽總統竟把我們的請求不予答複？”要求衛兵立即向總統傳達，非親自接見不可。
6月的天氣，太陽當空懸照，烈火般的炙人皮膚。代表們在烈日下，耐心等待著。終於，大總統的頭號副官李達三出來了。
他流氣十足，油腔滑調地說：“請願書已經送上去了，但總統今天有重要公事，不能接見，你們的請願書既然留下了，總統有時間會考慮的，你們不必等，等也不能見，都回去吧！”
這幾句話，燃起了代表們的心頭怒火，立即指責他道：“在國家危急的緊要關頭，難道還有什麽比立即拒絕簽訂賣國條約更重要的事麽？我們是為了保衛祖國，才終日奔走呼籲！如果不是挽救國家危急，學生又為什麽不去安心讀書，竟來到總統府門前，受烈日的暴曬？”
李達三無言可對，竟把小門砰地一聲關上，氣勢洶洶地說：“你們愛等就等吧，反正見不到。”
代表們在總統府門前鬥爭了一整天。北京有學生們，集體來慰問和支援請願代表。過路的人們，也都停下來了，以同情的眼光，注視代表們。代表們就向大家宣傳，揭露總統甘心賣國、藐視民意、拒不接見、折磨代表的罪行。深深地感動了過路群眾，憤怒的人們紛紛參加了請願隊伍，正義的洪流匯集在總統府門前，“反對簽訂賣國條約！”等口號響徹雲霄，震撼了整個總統府。
28日，繼續在總統府門前請願，又整整的鬥爭了一天。這天的傍晚，李達三依然不知國恥，老著臉麵，出來勸代表們回去。代表們堅決告訴他：“總統如果一天不接見，我們一天不回去。”李達三無可奈何，垂頭喪氣地溜進去了。
這時候，天已昏暗了，路燈閃出微弱的光芒。大家的精神，依然奮發。在寂靜的夜空裏，洪亮而又憤怒的口號聲，更加激昂。
晚8點了，忽然大門開放，一個模糊不清的人影，恭恭敬敬地請代表進去。
這時外麵的群眾，高呼：“諸位代表，要堅持拒絕簽字，我們作你們的後盾，不達目的絕不回去！”代表們說：“決不辜負同胞們的囑托。”
但進去之後，卻是“國務總理”龔心湛出來和代表們糾纏敷衍。
代表們不見總統，什麽話也不說。
一會兒，一個昏庸老配從圍屏後麵出來了。看樣子約有70多歲，幹癟的麵孔，有氣沒力，慢吞吞地走來，一聲不哼，在他旁邊的一個狗腿子替他說話了：“大總統來了，你們有話就說吧！”
首先由北京學生代表發言，說：“把我們京、津代表一直關在門外暴曬了兩整天，這不介是輕視民意，更是不關心人民利害的表示。在巴黎會上，各國壓迫我們在不公平的和約上簽字，是沒有道理的。我們全北京人民是絕對不能容忍的。”
天津代表繼起發言：“山東青島以及膠濟鐵路兩旁的礦山等一切權利，關係到我國的領土主權、經濟命脈，更威脅到國家的危亡，我政府為什麽不予以保護，竟肯拱手讓人？各國列強分贓的巴黎和會上，逼迫我國代表要在不合理的辱國條約上簽字，我政府何以不去電明令拒絕？但大總統竟然兩天拒見代表，顯然是忽視民意。拒簽巴黎和約並取消二十一條賣國密約，這是四億人民的呼聲。今請總統立即致電巴黎我國代表，拒絕簽字，並取消二十一條及一切不平等條約。這次請願，我們既受人民重托，絕不空手回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