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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1章 天安門前爭國權！五四狂飆孕新生(15)
當9日蔡元培出走後不久，載有“殺君馬者道旁兒”的那張啟事，便被北大學生以油印傳單的形式，在北京學生界中廣為散發。各校學生紛紛召集代表會議，討論向政府鬥爭的辦法。北大學生，一麵上書教育部並麵見教育總長，要求明令挽留蔡元培並立即采取措施；一麵向全國各界發出通電，要求支援。他們在通電中說：“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因受外界脅迫辭職他去，請一致挽留。”“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先生辭職離京，群情惶惑，恐釀大變，務乞各界重察。”
北大的教師們和學生站在一起。馬敘倫、馬寅初、李大釗、康寶忠、徐寶璜、王星拱、沈士遠等，代表教職員，曾麵見教育總長傅增湘，要求政府挽留蔡元培。傅答複得比較明確，但表示不能代表總統、總理。於是，教職員會作出了“如蔡不留，即一致總辭職”的決議。除教育界外，北京的許多社會團體也積極地進行了留蔡的活動。
5月11日，北京各校教職員聯合會正式成立。12日，反動政府仍無明確表示，北京各校學生和教職員代表遂在北京大學召開聯席會議，商討繼續鬥爭辦法。學生們主張各校立即全體罷課。出席會議的某校校長，則認為須慎重考慮。最後決議，次日（13日）向政府提出最後詢問，如無滿意答複，則一致罷課。
教育總長傅增湘由於不主張對學生采取嚴厲鎮壓政策，同時對蔡元培表示同情和挽留，因此也受到當權的皖係軍閥和政客們的非難。自蔡校長出京後，傅增湘竟於11日步蔡後塵，又不知所在。教育部派僉事二人，分赴西山、天津，尋覓未得。而高等專門各校長，統向教育部具呈辭職。
傅增湘出走後，由次長袁希濤代理。袁在12日、13日連續密電上海教育會，囑留蔡，反映了他的焦慮心情。其12日的電中說：“9日，大學蔡校長辭職，徑行出京。直轄各校長，亦遂辭職。各校員生，紛起請留。情勢急切，部已派商耆，南來挽留。濤昨見首揆，頃謁元首。均囑部，速留蔡。倘蔡公抵滬，請先轉達。”其13日的電中說：“蔡公是否抵滬，請先略複。北京直轄各校長，繼續辭職者，因留蔡未有結果，均尚未回校任事。各校學生代表，每日開會。現狀如此，深以多延時日，無法維持為慮。”
在學生們再一次總罷課的威脅下，在社會輿論的壓力下，當13日各校教職員聯合會的九名代表向政府詢問的時候，政府不得不表示讓步了。5月14日，徐世昌以大總統名義下達了慰留蔡元培的命令。
命令雖已下達，猶恐為蔡所拒絕。5月15日，袁希濤在給上海黃炎培（時任江蘇省教育會副會長）的密電中說：“政府留蔡指令，已發表。直轄各校長，亦多允仍任職。蔡公已否過滬，倘對於挽留一節，遽仍表示決絕，則風潮難息。牽連教育大局，深可危慮。”
在上述情況下，北京的一些大、專校長開始複職了。5月16日，北京高師校長陳寶泉、工專校長洪？、農專校長餘邦正、醫專校長湯爾和等聯電蔡元培，勸其“萬勿堅辭”，電文中說：“公去留關係極大，萬勿堅辭，為吾道留一生機。泉等現以時局艱難，暫出維持現狀，仍視公為去留。”
蔡元培到了上海，又由上海到杭州小住。徐世昌的慰留令下達後，北京各校教職員聯合會也曾去電通知蔡元培，並派代表赴杭麵邀蔡回京。學生聯合會也擬派代表偕同去杭。
蔡在得電後，即有複電到京。複電的全文是：“大總統、總理、教育總長鈞鑒：奉大總統指令慰留，不勝愧悚。學生舉動，逾越常軌，元培當任其咎。政府果曲諒學生愛國愚誠，寬其既往，以慰輿情，元培亦何敢不勉任維持，共圖補救。謹陳下悃，佇候明示。元培。”
蔡元培的電文，也說得很清楚。他複職即“勉任維持”的前提，是政府“曲諒愛國愚誠，寬其既往”。但軟弱的徐世昌政府，在皖係軍閥的操縱和壓力下，卻毫無誠意。他一麵慰留蔡元培，也同時慰留曹、章、陸。而就在同一天內，北京政府又連續下達鎮壓學生運動的命令。而且，蔡元培既有複電前來，並“佇候明示”，那麽政府便應去電催其早日入京。而這些，都無任何表示。既然如此，蔡元培也隻好“臥病故鄉，未能北上”了。因此，遲至1919的9月，蔡元培方才返校。
5月19日的總罷課
反動派是極其狡猾的。如前所述，北京政府在被迫下達挽留蔡元培的命令的同時，也一並發表了挽留曹汝霖等賣國賊的命令。特別應指出的，就在上述命令發布的同一天內，北京政府又連續下達了鎮壓學生運動的命令，命令要求反動軍警“遇到糾眾滋事不服彈壓者，仍遵照前令，依法逮懲”；要求各級行政機關切實約束學生“毋得幹預政治”，並說：“其有不率訓誡，糾眾滋事者，查明斥退。”
所有這些，使學生們更加認清了反動政府的本質，從而進一步激起了他們的鬥誌。
5月15日，曾經同情過蔡元培的教育總長傅增湘，也被明令免職，而以次長袁希濤暫行代理部務。
5月16日，安福係政客們在太平湖安福俱樂部總部召開會議，企圖乘機壟斷教育大權。他們在討論教育總長人選時，有人報告由該黨首領與政府交涉之結果，已提出該派重要人物田應璜，眾皆欣然喜其勢力從此複伸於教育界，當時並有人大呼雲：自有會議以來無如今日之痛快者。田應璜長教育既決定，複決以黃雲鵬或吳文瀚為次長，於是教育部之各司長及其所轄之各校校長皆有所擬議。且有北大教員胡鈞者，湖北某縣人，新國會開幕之始即賣身於某派，當五四事件發生後，乃首趨曹章之前慰問，並痛訾學生之無禮。北大學生聞之，力繪極穢褻之諷刺畫張貼各宿舍中，見者莫不指其善食之長舌以為笑，至是某派直欲以此人繼蔡任接辦北大。
安福係竊奪教育大權的活動，不僅激怒了廣大的青年學生，而且再一次地使教師們卷入到鬥爭中來，他們認為這是教育界的恥辱。
5月17日、18兩日，北京中等以上學生聯合會連續集議，決定自19日起全體總罷課。各校的教職員聯合會也紛紛集會，決定不承認安福係竊奪教育權之事實。
5月18日，各校5000多學生在北大法科禮堂，召開了郭欽光追悼大會。
郭欽光，廣東文昌縣人，在廣州就學初級師範時即積極參加反對二十一條的鬥爭，“與同誌開國恥會於東園。登壇演說，至於嘔血。”1916年夏畢業於師範。1917年，北上就學於北京大學文預科。5月4日的遊行，他積極參加，“奮袂先行，見當局下逮捕學生之令，憤然大痛，嘔血盈鬥。至法國醫院，已有不起之勢。”臨危之際，他猶關心國家大事，痛恨反動政府對學生之鎮壓，他不斷歎息說：“國家瀕危，政府猶以獅子搏兔之力，以壓一線垂盡之民氣；日政府待我留學諸君之事，不圖乃見於生斯長斯之祖國，事可知矣。”他每想到此或每計到此，嘔血就更加不止，這樣延至7日，他就齎誌而歿了。享年僅二十有四。
這是在五四愛國運動中死去的第一位愛國誌士，因而引起大家的沉痛哀悼。追悼大會上懸掛著北京內外各界送來的3000餘副挽聯，郭的遺像兩旁，書有“力爭青島，死重泰山”八個大字。到會的5000多人中，有很多婦女代表參加，北京女子師範及匯文、協和等女校均派有代表到會。大會在肅穆、沉痛的氣氛中進行，許多人，包括北大學生代表、留日學生總會代表、長辛店十人團代表、婦女代表等都發表了演說。首先發表演說的是北大學生代表許德珩，他說：“今日追悼郭君，實無異追悼我們自己。因郭君未了之事業，全憑我們繼行其誌，做到他現在的地位，方肯罷休。”最後發表演說的是一位不知姓名的婦女代表，她在“演說之際，放聲大哭。叩其姓名，不答。”演說完畢，一位姓成的同學將其所戴的最新式東洋草帽當眾扯碎，以示抵製日貨之決心，於是紛紛擲帽壇前者，約數百人。群眾大呼中華民國萬歲。
對郭欽光的追悼，事實上成了一次5月19日總罷課的動員誓師大會。
5月19日，總罷課實現了。參加此次罷課的計有北京2.5萬多學生。學生們在《宣言》中說明罷課的理由時說：夫青島問題，學生等爭集之焦點，今議已決矣，事瀕敗矣，卒未見政府有決心不簽字之表示，而又破裂南北和議以資敵，學生等之失望一也；曹汝霖、章宗祥、陸宗輿，國人皆曰可殺，乃政府不惟置輿論之掊擊於不顧，而於其要挾求去反寵令慰留之，表彰其功德以與教育總長傅公之免職相況，外間複盛傳教育全局舉將翻動之說，國是前途何堪設想，學生等之失望二也；5月14日兩令，一則以軍威警備學生，防公眾集合，一則禁學生幹政，凡公忠愛國之天良，一切不容表見，留日學生以國事被拘，政府則置諸不理，學生等之失望三也；學生等之為學，恃有此方寸之地耳，今一朝而三失望，方寸亂矣。謹於5月19日一律罷課，至三失望之回複為止。基於這樣的理由，學生們致書徐世昌，提出六項要求：
（一）歐會不得簽字；
（二）懲辦國賊；
（三）挽回蔡、傅，打消田長教育；
（四）收回警備命令；
（五）交涉留日學生被捕事；
（六）維持南北和議。
5月21日上午，北京大學教職員，在法科大禮堂開全體大會，一致表決：“誓不承認田應璜一流為教育總長，吳文瀚一流為教育次長，以貽教育界莫大之羞。”他們還擬好了一個意見書，交代表偕同各校教職員聯合會代表，赴國務院麵見總理錢能訓，聲明此等決議。“而學生方麵，聞又宣言向兩院及政府要求取消前議；若田等冒然登台，則學生擬有以對待之雲。”
北京政府最害怕的正是學生的行動。學生的六條要求，經教職員聯合會代表和政府磋商並向學生轉達錢能訓的答複。但是答複未能使學生滿意。特別是關於“懲辦國賊”的要求，錢竟說：“學生如能得其賣國證據，政府自當依法懲辦；如徒憑空言，政府不能辦到。”這個答複，使學生尤為不滿。因此，學生繼續罷課。22日午後3時，教育次長袁希濤親赴北京大學，召集專門以上各校校長開會，企圖再向學生疏通，但官立學校校長無一到會者。下午3時半，袁同私立各校校長警備司令部某處長，共同到學生聯合會，再度規勸學生複課，但，“學生仍堅持非懲辦賣國賊之目的達到，決不上課”。
學生們在罷課之後，大規模地展開了下列各項活動：
第一，組織講演團。“五四”後不久，北大、高師、清華等校學生，即組織講演團，分段分組展開遊行講演活動，每組十人左右，稱為“十人團”。原在“五四”前就已成立的北大平民教育講演團，更加擴大和活躍。團員們的講題也比以前更結合當前的鬥爭，例如他們的講題中就包括著《青島問題》《痛史》《團體》《朝鮮獨立》《國民自決》《中國現在的形勢是怎麽樣》《國民現時應持之態度》《國民快醒》等等。不過，學生們的講演活動，大都是利用星期天進行的，規模和影響都不夠大。但是，到了19日總罷課後，情況不同了。學生們連續地規模愈來愈大地跑到街頭講演。19日，分道講演的約三四百人；20日，增至六七百人，21日，又增至一千多人。
學生們的講演，受到各界各階層人士的熱烈歡迎。例一：高師講演團第十一隊，在香廠新世界遊藝場前空地講演，“有商人王文軒者，親自送茶水。又有邊森記成衣鋪主俞春泉等，大受感激，向隊員雲，彼自願擔任聯絡成衣行，實行抵製日貨，並擬召集同人，開會商榷一切，希望該隊員前往演講雲。”
例二：高師講演團第十六團，在天橋講演，“有英國人表示欽佩，並以手攜照相器攝影數次而去。又有工人吳珍，親送茶數壺，講畢始散雲。”
例三：北京大學講演團第二十一組，在宣武門內大街講演，“有北京普通工廠紡紗機專賣處處長沈德鈴，當場感動，向演講員聲明，願將其紡紗機專賣權公開，送與國人；並開明地址而去。”
例四：北京大學講演團第三五組，在東城一帶講演，聽眾不下數百人，“有老人聽講至沉痛時，輒為淚下。其初加幹涉之警察，既聞演說，亦受感動，不複禁止雲。”
例五：北京大學講演團第四組，在崇文門講演，“被警察幹涉，帶去代表二人，又將傳單收去。其所留二人講演時，其西人經過點頭稱歎不止。”
學生們的演說活動，沒有局限在北京城內，他們派出了代表到長辛店和保定等地去講演，並且計劃沿京奉路至山海關，在車廂中及沿途各地進行講演。
第二，抵製日貨，提倡國貨。五四運動所反對的國際侵略者，主要是日本帝國主義，所以日貨必然在運動排斥之列。5月13日，北京大學的學生便將該校學生消費社儲存的日貨，集中於文科大操場中焚毀；接著，清華學校等也在校內采取了類似行動。5月18日下午4時，北京許多學校的學生又將個人所有之日貨，匯集先農壇進行焚毀。“既至先農壇，天忽下雨，觀者仍頗踴躍，有數百餘人之多。當焚毀日貨時，有大學演講團，及北京師範附屬小學第二部童子軍張寧全（年14歲）、龔渤（12歲）、盧榮祥（15歲）3人，及公立第二小學學生盧榮福，相繼演說，言辭均極動人。綜計此次焚毀日貨學校，有北京大學、匯文大學、第四中學、工業專門學校。其他法政專門，因天雨，改在該校校門前舉行。”
學生們的愛國行動，也迅速影響了商界。5月20日，北京總商會開全體大會，到五十餘行業，共同議決：一，各行業速開會議，宣示各商行，一律停止販運日貨，違者從重議罰；二，不用日鈔；三，不閱日人在京所辦報紙《順天時報》，不在該報登廣告。大會當場宣告成立國貨維持會，附屬於總商會，各商董均為會員。商界的這次大會，迅速在實際中產生效果。各店販運日貨者一律停止，日人所開店鋪均無人問津，日貨迅速跌價。各界持日鈔往日本正金銀行兌現者擁擠異常，各店均拒絕收用日鈔。《順天時報》的銷數，則大為減少。
5月24日，北京學界和商界懇親會，先在北京大學開國貨維持會，到有北京師範、法文專修館、高等師範、清華學校、匯文大學等九校。學生們也組織起來了。該會內部共分文書組、調查組、販賣組，並擬設國貨陳列所，以激發國人愛用國貨之心理。
第三，發行日刊。為了擴大宣傳，學生們在罷課後，擬出版《五七》《五四》兩種日刊，由於經費關係，先出《五七》一種。5月20日，《五七》日刊出版了。但是，京師警察廳卻以該刊“未曾立案，違背版律”為借口，通令禁止發行。5月22日，北大學生徐驥等四人前往警廳理喻，卻被拘留了。23日，該刊不顧禁令，繼續出版，警廳則派警察四出搜索，見有閱者即強行奪去，並將承印該刊之文益印刷局封閉，拘押其經理。在此情況下，《五七》日刊遂被迫停刊。5月24日，京師警察廳總監吳炳湘，還專為此事發布布告說：“乃近日風潮愈演愈烈散布傳單之不已，進而集眾演說，集眾演說之不已，進而相率罷課，複有一種五七報之組織，並不呈報本廳，遽行出版，其中論調偏激，鼓煽為多，長此紛壇，地方治安，將無維持之法。”
京師警察廳在禁止《五七》出版的同時，還決定自5月22日晚起，派員監視北京《晨報》《國民公報》發稿，並進行新聞檢查。23日，《國民公報》新聞欄有空白兩處，稿件被刪。反動派對言論箝製之加緊，可見一斑。至於那些“妨害治安、敗壞風俗”“專以鼓吹社會革命、無政府同盟罷工、共產等邪說為宗旨”的“進化雜誌、民聲叢刊、工人寶鑒、太平等印刷品”，當然也都一律查禁了。
第四，組織護魯義勇隊。還在5月11日，北京學生就有組織義勇隊的計劃。此次罷課宣言中，學生們又提出：“組成北京護魯學生義勇隊，以備我國家不時之需。”學生們在罷課後，此項計劃得以實現，其中以清華學校的成績較著：學生們在校內搭起帳棚，經常操練，學習槍法、戰術，並聘有教官講授軍事學。
反動派的鎮壓與分化
五四運動的直接目標是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及其走狗，因此，日本帝國主義就首先百般設法破壞它。
5月4日的愛國運動爆發後不久，日本駐華公使即向北京政府不斷提出警告，要求取締學生的“排日”運動。當學生在街頭講演時，在華之日本浪人則不斷進行破壞活動。在東京，日本警察則以野蠻手段大捕中國學生。日本駐華軍艦，則紛紛駛泊天津、吳淞、青島、山海關各埠，並以駐京陸軍示威，進行軍事恫嚇。因此，在北京也竟出現了這樣的咄咄怪事：駐京日軍一個排，持槍遊行示威，至中南海總統府門前橫行而過，而中國守門之陸軍不僅不加阻止，反而向其行禮，而驕橫之日軍則“傲然不顧”。按當年中南海總統府大門前有東西兩門，是一般行人不能通過的，曾揭有“車馬行人，不準經過”之明白告示。因此日軍的這一行動顯係違法，侵犯了我國主權。而中國守軍之表現，則顯係媚外，反映了中外反動派之間曖昧關係。
5月19日學生總罷課後，日本侵略者的幹涉變本加厲。21日，日本公使向北京政府提出嚴厲責問的照會，要求取締反日言論和“過激”言論。照會中說：“近來北京方麵散布‘膠州亡矣！山東亡矣！’等傳單，傳之於各省各處，實行煽動，排斥日貨。此種傳單及其他之檄文、宣言等，不能不認為故意曲解、讒誣中傷之行動，本使殊難默視。”照會警告說：“而貴國政府，對於此等荒唐無嵇（稽）之無政府的主張，阻害友邦國交、挑撥兩國國民惡感之言動，並不加以何等之取締，本使甚為遺憾。若放任此等風潮，不僅釀成貴國內政上意外之擾亂，且引起兩國國家上重大之交涉，深堪憂慮。茲特照請貴國政府，於此時深加考量，速籌適當之處置，是為至盼。”
對於日本公使這樣一個蠻橫無理的照會，《每周評論》編者陳獨秀曾加以評論說：“有一班好說直話的人，以為小幡公使的照會，不是對等國的口氣，簡直是中央政府對於地方長官申飭的命令，未免太不客氣了。”
5月23日，北京“東城學生演講團複與日兵口角互毆，雙方拘捕數人”，日本公使“借口上述事項兩次提出嚴重交涉”。
英美和日本在爭奪中國問題上有矛盾，在運動初期，它們的幹涉並不像日本那樣露骨，特別是英美等國的人民，還對運動表示了一定的同情。但是，當群眾愛國運動的發展，使英美侵略者感到所有帝國主義在華的侵略和統治都受到威脅時，他們的態度就不同了。5月20日的美國《大陸報》以《列強對華的積極外交政策》為題發表社論說：“如果中國某些行政部門不放在外國人手中，交其控製，中國就站立不穩。”又說：“中國內部各種關鍵性事業，均應交由外人來監督。不如此，中國是沒有希望的。”5月21日，各國駐京公使向北京政府外交部要求“會同調查”他們的旅華僑民是否因抵貨運動而受到了損失，如有損失，應予“賠償”。到了“六三”以後，當運動的中心轉到西方帝國主義的侵華基地上海時，英美侵略者的凶殘就更赤裸裸地暴露出來了。
在帝國主義幹涉，特別是日本帝國主義的幹涉下，中國反動派唯命是從，按照其主子的意旨，對運動進行破壞。特別是5月19日總罷課後，日本公使的曆次責問和東城事件（23日）的發生，使反動派大為恐慌起來，“政府諸公群認學生之行動為妨礙邦交”，於是，他們展開了大規模的鎮壓活動。
5月23日，北京政府內務部在給京師警察廳的訓令中說：“近聞京師地方排日風潮，愈演愈烈，竟有製成泥偶，指作日人，陳列道路，加以種種汙辱。又各學校所組織之學生演說團遊行街市，所有旗幟及宣言，有指日本為敵國，日人為敵人字樣。似此昌言不諱指斥日本，不惟妨害國家友誼，亦且擾亂地方治安。且現聞安徽蕪湖地方，並有擊毀日人商店，毆打日人情事。萬一京師地方亦遇有前項同一事實發生，殊非所以慎重邦交、維持治安之道。”因此，內務部要求北京警務機構嚴格取締“排日風潮”。
接著，北京的警察廳和警備司令部派出了大批軍警，禁止學生們的集合、講演。“24日，商學界聯合會在北京大學開會，突來武裝警察200餘名，包圍該校，捕去學生6名。”
5月25日，北京政府以大總統名義向北京地方及各省的文武官員下了一道嚴厲鎮壓愛國運動的命令，令中說：“近日京師及外省各處，輒有集眾遊行、演說、散布傳單事情。始因青島問題，發為激切言論。繼則群言泛濫，多軼範圍。而不逞之徒，複借端構煽，淆惑人心……著責成京外該管文武長官剴切曉諭，嚴密稽察。如再有前項情事，務當悉力製止。其不服製止者，應即依法逮辦，以遏亂萌。京師為首善之區，尤應注重。前已令飭該管長官等認真防弭，著即恪遵辦理。倘奉行不力，或有疏虞，職責攸歸，不能曲為寬假也。”
同日，北京政府教育部下令各校校長會同教職員於三日內“督率”學生一律上課。從這一天起，反動軍警們對學生運動的鎮壓變本加厲。荷槍實彈的步兵、馬隊在北京的各街道上，來往穿梭；學生講演團的旗幟被奪去，傳單被撕毀，聽眾被驅散。
北大的教師們和學生站在一起。馬敘倫、馬寅初、李大釗、康寶忠、徐寶璜、王星拱、沈士遠等，代表教職員，曾麵見教育總長傅增湘，要求政府挽留蔡元培。傅答複得比較明確，但表示不能代表總統、總理。於是，教職員會作出了“如蔡不留，即一致總辭職”的決議。除教育界外，北京的許多社會團體也積極地進行了留蔡的活動。
5月11日，北京各校教職員聯合會正式成立。12日，反動政府仍無明確表示，北京各校學生和教職員代表遂在北京大學召開聯席會議，商討繼續鬥爭辦法。學生們主張各校立即全體罷課。出席會議的某校校長，則認為須慎重考慮。最後決議，次日（13日）向政府提出最後詢問，如無滿意答複，則一致罷課。
教育總長傅增湘由於不主張對學生采取嚴厲鎮壓政策，同時對蔡元培表示同情和挽留，因此也受到當權的皖係軍閥和政客們的非難。自蔡校長出京後，傅增湘竟於11日步蔡後塵，又不知所在。教育部派僉事二人，分赴西山、天津，尋覓未得。而高等專門各校長，統向教育部具呈辭職。
傅增湘出走後，由次長袁希濤代理。袁在12日、13日連續密電上海教育會，囑留蔡，反映了他的焦慮心情。其12日的電中說：“9日，大學蔡校長辭職，徑行出京。直轄各校長，亦遂辭職。各校員生，紛起請留。情勢急切，部已派商耆，南來挽留。濤昨見首揆，頃謁元首。均囑部，速留蔡。倘蔡公抵滬，請先轉達。”其13日的電中說：“蔡公是否抵滬，請先略複。北京直轄各校長，繼續辭職者，因留蔡未有結果，均尚未回校任事。各校學生代表，每日開會。現狀如此，深以多延時日，無法維持為慮。”
在學生們再一次總罷課的威脅下，在社會輿論的壓力下，當13日各校教職員聯合會的九名代表向政府詢問的時候，政府不得不表示讓步了。5月14日，徐世昌以大總統名義下達了慰留蔡元培的命令。
命令雖已下達，猶恐為蔡所拒絕。5月15日，袁希濤在給上海黃炎培（時任江蘇省教育會副會長）的密電中說：“政府留蔡指令，已發表。直轄各校長，亦多允仍任職。蔡公已否過滬，倘對於挽留一節，遽仍表示決絕，則風潮難息。牽連教育大局，深可危慮。”
在上述情況下，北京的一些大、專校長開始複職了。5月16日，北京高師校長陳寶泉、工專校長洪？、農專校長餘邦正、醫專校長湯爾和等聯電蔡元培，勸其“萬勿堅辭”，電文中說：“公去留關係極大，萬勿堅辭，為吾道留一生機。泉等現以時局艱難，暫出維持現狀，仍視公為去留。”
蔡元培到了上海，又由上海到杭州小住。徐世昌的慰留令下達後，北京各校教職員聯合會也曾去電通知蔡元培，並派代表赴杭麵邀蔡回京。學生聯合會也擬派代表偕同去杭。
蔡在得電後，即有複電到京。複電的全文是：“大總統、總理、教育總長鈞鑒：奉大總統指令慰留，不勝愧悚。學生舉動，逾越常軌，元培當任其咎。政府果曲諒學生愛國愚誠，寬其既往，以慰輿情，元培亦何敢不勉任維持，共圖補救。謹陳下悃，佇候明示。元培。”
蔡元培的電文，也說得很清楚。他複職即“勉任維持”的前提，是政府“曲諒愛國愚誠，寬其既往”。但軟弱的徐世昌政府，在皖係軍閥的操縱和壓力下，卻毫無誠意。他一麵慰留蔡元培，也同時慰留曹、章、陸。而就在同一天內，北京政府又連續下達鎮壓學生運動的命令。而且，蔡元培既有複電前來，並“佇候明示”，那麽政府便應去電催其早日入京。而這些，都無任何表示。既然如此，蔡元培也隻好“臥病故鄉，未能北上”了。因此，遲至1919的9月，蔡元培方才返校。
5月19日的總罷課
反動派是極其狡猾的。如前所述，北京政府在被迫下達挽留蔡元培的命令的同時，也一並發表了挽留曹汝霖等賣國賊的命令。特別應指出的，就在上述命令發布的同一天內，北京政府又連續下達了鎮壓學生運動的命令，命令要求反動軍警“遇到糾眾滋事不服彈壓者，仍遵照前令，依法逮懲”；要求各級行政機關切實約束學生“毋得幹預政治”，並說：“其有不率訓誡，糾眾滋事者，查明斥退。”
所有這些，使學生們更加認清了反動政府的本質，從而進一步激起了他們的鬥誌。
5月15日，曾經同情過蔡元培的教育總長傅增湘，也被明令免職，而以次長袁希濤暫行代理部務。
5月16日，安福係政客們在太平湖安福俱樂部總部召開會議，企圖乘機壟斷教育大權。他們在討論教育總長人選時，有人報告由該黨首領與政府交涉之結果，已提出該派重要人物田應璜，眾皆欣然喜其勢力從此複伸於教育界，當時並有人大呼雲：自有會議以來無如今日之痛快者。田應璜長教育既決定，複決以黃雲鵬或吳文瀚為次長，於是教育部之各司長及其所轄之各校校長皆有所擬議。且有北大教員胡鈞者，湖北某縣人，新國會開幕之始即賣身於某派，當五四事件發生後，乃首趨曹章之前慰問，並痛訾學生之無禮。北大學生聞之，力繪極穢褻之諷刺畫張貼各宿舍中，見者莫不指其善食之長舌以為笑，至是某派直欲以此人繼蔡任接辦北大。
安福係竊奪教育大權的活動，不僅激怒了廣大的青年學生，而且再一次地使教師們卷入到鬥爭中來，他們認為這是教育界的恥辱。
5月17日、18兩日，北京中等以上學生聯合會連續集議，決定自19日起全體總罷課。各校的教職員聯合會也紛紛集會，決定不承認安福係竊奪教育權之事實。
5月18日，各校5000多學生在北大法科禮堂，召開了郭欽光追悼大會。
郭欽光，廣東文昌縣人，在廣州就學初級師範時即積極參加反對二十一條的鬥爭，“與同誌開國恥會於東園。登壇演說，至於嘔血。”1916年夏畢業於師範。1917年，北上就學於北京大學文預科。5月4日的遊行，他積極參加，“奮袂先行，見當局下逮捕學生之令，憤然大痛，嘔血盈鬥。至法國醫院，已有不起之勢。”臨危之際，他猶關心國家大事，痛恨反動政府對學生之鎮壓，他不斷歎息說：“國家瀕危，政府猶以獅子搏兔之力，以壓一線垂盡之民氣；日政府待我留學諸君之事，不圖乃見於生斯長斯之祖國，事可知矣。”他每想到此或每計到此，嘔血就更加不止，這樣延至7日，他就齎誌而歿了。享年僅二十有四。
這是在五四愛國運動中死去的第一位愛國誌士，因而引起大家的沉痛哀悼。追悼大會上懸掛著北京內外各界送來的3000餘副挽聯，郭的遺像兩旁，書有“力爭青島，死重泰山”八個大字。到會的5000多人中，有很多婦女代表參加，北京女子師範及匯文、協和等女校均派有代表到會。大會在肅穆、沉痛的氣氛中進行，許多人，包括北大學生代表、留日學生總會代表、長辛店十人團代表、婦女代表等都發表了演說。首先發表演說的是北大學生代表許德珩，他說：“今日追悼郭君，實無異追悼我們自己。因郭君未了之事業，全憑我們繼行其誌，做到他現在的地位，方肯罷休。”最後發表演說的是一位不知姓名的婦女代表，她在“演說之際，放聲大哭。叩其姓名，不答。”演說完畢，一位姓成的同學將其所戴的最新式東洋草帽當眾扯碎，以示抵製日貨之決心，於是紛紛擲帽壇前者，約數百人。群眾大呼中華民國萬歲。
對郭欽光的追悼，事實上成了一次5月19日總罷課的動員誓師大會。
5月19日，總罷課實現了。參加此次罷課的計有北京2.5萬多學生。學生們在《宣言》中說明罷課的理由時說：夫青島問題，學生等爭集之焦點，今議已決矣，事瀕敗矣，卒未見政府有決心不簽字之表示，而又破裂南北和議以資敵，學生等之失望一也；曹汝霖、章宗祥、陸宗輿，國人皆曰可殺，乃政府不惟置輿論之掊擊於不顧，而於其要挾求去反寵令慰留之，表彰其功德以與教育總長傅公之免職相況，外間複盛傳教育全局舉將翻動之說，國是前途何堪設想，學生等之失望二也；5月14日兩令，一則以軍威警備學生，防公眾集合，一則禁學生幹政，凡公忠愛國之天良，一切不容表見，留日學生以國事被拘，政府則置諸不理，學生等之失望三也；學生等之為學，恃有此方寸之地耳，今一朝而三失望，方寸亂矣。謹於5月19日一律罷課，至三失望之回複為止。基於這樣的理由，學生們致書徐世昌，提出六項要求：
（一）歐會不得簽字；
（二）懲辦國賊；
（三）挽回蔡、傅，打消田長教育；
（四）收回警備命令；
（五）交涉留日學生被捕事；
（六）維持南北和議。
5月21日上午，北京大學教職員，在法科大禮堂開全體大會，一致表決：“誓不承認田應璜一流為教育總長，吳文瀚一流為教育次長，以貽教育界莫大之羞。”他們還擬好了一個意見書，交代表偕同各校教職員聯合會代表，赴國務院麵見總理錢能訓，聲明此等決議。“而學生方麵，聞又宣言向兩院及政府要求取消前議；若田等冒然登台，則學生擬有以對待之雲。”
北京政府最害怕的正是學生的行動。學生的六條要求，經教職員聯合會代表和政府磋商並向學生轉達錢能訓的答複。但是答複未能使學生滿意。特別是關於“懲辦國賊”的要求，錢竟說：“學生如能得其賣國證據，政府自當依法懲辦；如徒憑空言，政府不能辦到。”這個答複，使學生尤為不滿。因此，學生繼續罷課。22日午後3時，教育次長袁希濤親赴北京大學，召集專門以上各校校長開會，企圖再向學生疏通，但官立學校校長無一到會者。下午3時半，袁同私立各校校長警備司令部某處長，共同到學生聯合會，再度規勸學生複課，但，“學生仍堅持非懲辦賣國賊之目的達到，決不上課”。
學生們在罷課之後，大規模地展開了下列各項活動：
第一，組織講演團。“五四”後不久，北大、高師、清華等校學生，即組織講演團，分段分組展開遊行講演活動，每組十人左右，稱為“十人團”。原在“五四”前就已成立的北大平民教育講演團，更加擴大和活躍。團員們的講題也比以前更結合當前的鬥爭，例如他們的講題中就包括著《青島問題》《痛史》《團體》《朝鮮獨立》《國民自決》《中國現在的形勢是怎麽樣》《國民現時應持之態度》《國民快醒》等等。不過，學生們的講演活動，大都是利用星期天進行的，規模和影響都不夠大。但是，到了19日總罷課後，情況不同了。學生們連續地規模愈來愈大地跑到街頭講演。19日，分道講演的約三四百人；20日，增至六七百人，21日，又增至一千多人。
學生們的講演，受到各界各階層人士的熱烈歡迎。例一：高師講演團第十一隊，在香廠新世界遊藝場前空地講演，“有商人王文軒者，親自送茶水。又有邊森記成衣鋪主俞春泉等，大受感激，向隊員雲，彼自願擔任聯絡成衣行，實行抵製日貨，並擬召集同人，開會商榷一切，希望該隊員前往演講雲。”
例二：高師講演團第十六團，在天橋講演，“有英國人表示欽佩，並以手攜照相器攝影數次而去。又有工人吳珍，親送茶數壺，講畢始散雲。”
例三：北京大學講演團第二十一組，在宣武門內大街講演，“有北京普通工廠紡紗機專賣處處長沈德鈴，當場感動，向演講員聲明，願將其紡紗機專賣權公開，送與國人；並開明地址而去。”
例四：北京大學講演團第三五組，在東城一帶講演，聽眾不下數百人，“有老人聽講至沉痛時，輒為淚下。其初加幹涉之警察，既聞演說，亦受感動，不複禁止雲。”
例五：北京大學講演團第四組，在崇文門講演，“被警察幹涉，帶去代表二人，又將傳單收去。其所留二人講演時，其西人經過點頭稱歎不止。”
學生們的演說活動，沒有局限在北京城內，他們派出了代表到長辛店和保定等地去講演，並且計劃沿京奉路至山海關，在車廂中及沿途各地進行講演。
第二，抵製日貨，提倡國貨。五四運動所反對的國際侵略者，主要是日本帝國主義，所以日貨必然在運動排斥之列。5月13日，北京大學的學生便將該校學生消費社儲存的日貨，集中於文科大操場中焚毀；接著，清華學校等也在校內采取了類似行動。5月18日下午4時，北京許多學校的學生又將個人所有之日貨，匯集先農壇進行焚毀。“既至先農壇，天忽下雨，觀者仍頗踴躍，有數百餘人之多。當焚毀日貨時，有大學演講團，及北京師範附屬小學第二部童子軍張寧全（年14歲）、龔渤（12歲）、盧榮祥（15歲）3人，及公立第二小學學生盧榮福，相繼演說，言辭均極動人。綜計此次焚毀日貨學校，有北京大學、匯文大學、第四中學、工業專門學校。其他法政專門，因天雨，改在該校校門前舉行。”
學生們的愛國行動，也迅速影響了商界。5月20日，北京總商會開全體大會，到五十餘行業，共同議決：一，各行業速開會議，宣示各商行，一律停止販運日貨，違者從重議罰；二，不用日鈔；三，不閱日人在京所辦報紙《順天時報》，不在該報登廣告。大會當場宣告成立國貨維持會，附屬於總商會，各商董均為會員。商界的這次大會，迅速在實際中產生效果。各店販運日貨者一律停止，日人所開店鋪均無人問津，日貨迅速跌價。各界持日鈔往日本正金銀行兌現者擁擠異常，各店均拒絕收用日鈔。《順天時報》的銷數，則大為減少。
5月24日，北京學界和商界懇親會，先在北京大學開國貨維持會，到有北京師範、法文專修館、高等師範、清華學校、匯文大學等九校。學生們也組織起來了。該會內部共分文書組、調查組、販賣組，並擬設國貨陳列所，以激發國人愛用國貨之心理。
第三，發行日刊。為了擴大宣傳，學生們在罷課後，擬出版《五七》《五四》兩種日刊，由於經費關係，先出《五七》一種。5月20日，《五七》日刊出版了。但是，京師警察廳卻以該刊“未曾立案，違背版律”為借口，通令禁止發行。5月22日，北大學生徐驥等四人前往警廳理喻，卻被拘留了。23日，該刊不顧禁令，繼續出版，警廳則派警察四出搜索，見有閱者即強行奪去，並將承印該刊之文益印刷局封閉，拘押其經理。在此情況下，《五七》日刊遂被迫停刊。5月24日，京師警察廳總監吳炳湘，還專為此事發布布告說：“乃近日風潮愈演愈烈散布傳單之不已，進而集眾演說，集眾演說之不已，進而相率罷課，複有一種五七報之組織，並不呈報本廳，遽行出版，其中論調偏激，鼓煽為多，長此紛壇，地方治安，將無維持之法。”
京師警察廳在禁止《五七》出版的同時，還決定自5月22日晚起，派員監視北京《晨報》《國民公報》發稿，並進行新聞檢查。23日，《國民公報》新聞欄有空白兩處，稿件被刪。反動派對言論箝製之加緊，可見一斑。至於那些“妨害治安、敗壞風俗”“專以鼓吹社會革命、無政府同盟罷工、共產等邪說為宗旨”的“進化雜誌、民聲叢刊、工人寶鑒、太平等印刷品”，當然也都一律查禁了。
第四，組織護魯義勇隊。還在5月11日，北京學生就有組織義勇隊的計劃。此次罷課宣言中，學生們又提出：“組成北京護魯學生義勇隊，以備我國家不時之需。”學生們在罷課後，此項計劃得以實現，其中以清華學校的成績較著：學生們在校內搭起帳棚，經常操練，學習槍法、戰術，並聘有教官講授軍事學。
反動派的鎮壓與分化
五四運動的直接目標是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及其走狗，因此，日本帝國主義就首先百般設法破壞它。
5月4日的愛國運動爆發後不久，日本駐華公使即向北京政府不斷提出警告，要求取締學生的“排日”運動。當學生在街頭講演時，在華之日本浪人則不斷進行破壞活動。在東京，日本警察則以野蠻手段大捕中國學生。日本駐華軍艦，則紛紛駛泊天津、吳淞、青島、山海關各埠，並以駐京陸軍示威，進行軍事恫嚇。因此，在北京也竟出現了這樣的咄咄怪事：駐京日軍一個排，持槍遊行示威，至中南海總統府門前橫行而過，而中國守門之陸軍不僅不加阻止，反而向其行禮，而驕橫之日軍則“傲然不顧”。按當年中南海總統府大門前有東西兩門，是一般行人不能通過的，曾揭有“車馬行人，不準經過”之明白告示。因此日軍的這一行動顯係違法，侵犯了我國主權。而中國守軍之表現，則顯係媚外，反映了中外反動派之間曖昧關係。
5月19日學生總罷課後，日本侵略者的幹涉變本加厲。21日，日本公使向北京政府提出嚴厲責問的照會，要求取締反日言論和“過激”言論。照會中說：“近來北京方麵散布‘膠州亡矣！山東亡矣！’等傳單，傳之於各省各處，實行煽動，排斥日貨。此種傳單及其他之檄文、宣言等，不能不認為故意曲解、讒誣中傷之行動，本使殊難默視。”照會警告說：“而貴國政府，對於此等荒唐無嵇（稽）之無政府的主張，阻害友邦國交、挑撥兩國國民惡感之言動，並不加以何等之取締，本使甚為遺憾。若放任此等風潮，不僅釀成貴國內政上意外之擾亂，且引起兩國國家上重大之交涉，深堪憂慮。茲特照請貴國政府，於此時深加考量，速籌適當之處置，是為至盼。”
對於日本公使這樣一個蠻橫無理的照會，《每周評論》編者陳獨秀曾加以評論說：“有一班好說直話的人，以為小幡公使的照會，不是對等國的口氣，簡直是中央政府對於地方長官申飭的命令，未免太不客氣了。”
5月23日，北京“東城學生演講團複與日兵口角互毆，雙方拘捕數人”，日本公使“借口上述事項兩次提出嚴重交涉”。
英美和日本在爭奪中國問題上有矛盾，在運動初期，它們的幹涉並不像日本那樣露骨，特別是英美等國的人民，還對運動表示了一定的同情。但是，當群眾愛國運動的發展，使英美侵略者感到所有帝國主義在華的侵略和統治都受到威脅時，他們的態度就不同了。5月20日的美國《大陸報》以《列強對華的積極外交政策》為題發表社論說：“如果中國某些行政部門不放在外國人手中，交其控製，中國就站立不穩。”又說：“中國內部各種關鍵性事業，均應交由外人來監督。不如此，中國是沒有希望的。”5月21日，各國駐京公使向北京政府外交部要求“會同調查”他們的旅華僑民是否因抵貨運動而受到了損失，如有損失，應予“賠償”。到了“六三”以後，當運動的中心轉到西方帝國主義的侵華基地上海時，英美侵略者的凶殘就更赤裸裸地暴露出來了。
在帝國主義幹涉，特別是日本帝國主義的幹涉下，中國反動派唯命是從，按照其主子的意旨，對運動進行破壞。特別是5月19日總罷課後，日本公使的曆次責問和東城事件（23日）的發生，使反動派大為恐慌起來，“政府諸公群認學生之行動為妨礙邦交”，於是，他們展開了大規模的鎮壓活動。
5月23日，北京政府內務部在給京師警察廳的訓令中說：“近聞京師地方排日風潮，愈演愈烈，竟有製成泥偶，指作日人，陳列道路，加以種種汙辱。又各學校所組織之學生演說團遊行街市，所有旗幟及宣言，有指日本為敵國，日人為敵人字樣。似此昌言不諱指斥日本，不惟妨害國家友誼，亦且擾亂地方治安。且現聞安徽蕪湖地方，並有擊毀日人商店，毆打日人情事。萬一京師地方亦遇有前項同一事實發生，殊非所以慎重邦交、維持治安之道。”因此，內務部要求北京警務機構嚴格取締“排日風潮”。
接著，北京的警察廳和警備司令部派出了大批軍警，禁止學生們的集合、講演。“24日，商學界聯合會在北京大學開會，突來武裝警察200餘名，包圍該校，捕去學生6名。”
5月25日，北京政府以大總統名義向北京地方及各省的文武官員下了一道嚴厲鎮壓愛國運動的命令，令中說：“近日京師及外省各處，輒有集眾遊行、演說、散布傳單事情。始因青島問題，發為激切言論。繼則群言泛濫，多軼範圍。而不逞之徒，複借端構煽，淆惑人心……著責成京外該管文武長官剴切曉諭，嚴密稽察。如再有前項情事，務當悉力製止。其不服製止者，應即依法逮辦，以遏亂萌。京師為首善之區，尤應注重。前已令飭該管長官等認真防弭，著即恪遵辦理。倘奉行不力，或有疏虞，職責攸歸，不能曲為寬假也。”
同日，北京政府教育部下令各校校長會同教職員於三日內“督率”學生一律上課。從這一天起，反動軍警們對學生運動的鎮壓變本加厲。荷槍實彈的步兵、馬隊在北京的各街道上，來往穿梭；學生講演團的旗幟被奪去，傳單被撕毀，聽眾被驅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