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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0章 天安門前爭國權！五四狂飆孕新生(14)
火起之前說。許多當事人的回憶，都提到在曹宅火起之前，學生們即痛毆了章宗祥。匡互生在《五四運動紀實》中也作了這樣的記載：“在曹宅西院火光初現的時候以前，在曹汝霖的小老婆和父親被大家交給在內的警察帶出的時候以後，忽然在東院房間的木桶裏走出一個身著西裝麵像日人的人，被一個同學趕上前去用一根旗杆劈頭一擊，那人就倒身在地佯作身死，於是動手打他的人就往後走去，而一時‘曹汝霖已經被大家打死了’的喊聲就傳遍了內外，膽怯的學生就乘機回校避禍去了。但是一些熱烈的學生們卻爭先恐後的去看那被打死的人，以證實當時的傳言是假是真；哪裏知道那佯作身死的人已乘機逃到外麵一間皮蛋店裏去躲藏好了，後來卻被另一批搜尋曹章的人在一間皮蛋店裏麵的一間黑屋的床上又把曾經被打裝死的人搜尋出來，大家就拉住他兩隻腳從那間黑暗屋裏倒著拖到皮蛋店的門口，同聲地問他是什麽人，他總是絕對地不作聲，大家耐不過，就各用那手中所持長不滿尺的小旗杆向著他的麵孔上亂打橫敲，而那些手中沒有武器的學生就隻得權借皮蛋作武器向被打的人的頭上打中了幾十百把個皮蛋，於是死不作聲的被打的頭上隻見滿麵的鮮血和那塞滿了耳目口鼻的皮蛋汁了。不過同時卻有一個真正的日本人負重傷出死力替他保護，大家因此頗懷疑那被打的人是日本人，所以不曾把他打死，因為那天到場參觀的西洋人日本人實在不少，很有令人懷疑的原因哩。哪裏知道他正是那一個向日本政府親遞那封有‘欣然承諾’四字的換文的駐日公使，親回中國運動承認直接交涉的章宗祥！”
以上兩種說法，在時間上稍有參錯，在情節上也有詳有略，但大體過程還是一致的。
曹宅火起後約半小時，警察總監吳炳湘、步軍統領李長太即率大批軍警趕到。這時，已經將近6時了，學生已大部散走，“尚在看熱鬧的學生委實隻有幾十百把個人了，而那些攻打曹宅用力過多的人，這時多半也已經精疲力竭地跑回學校休息去了。”“團體既散，軍警乃敢逮捕學生中之徒步散歸者，往往縛之去，被逮者三十二人。”
學生們被捕後，備受苦辛。“既到警廳，32人共住一房，如待賊寇，看管頗嚴。”
學生被捕後，警察總監吳炳湘立即當麵向曹汝霖道歉，並派車將曹及其全家送往東交民巷的六國飯店。章宗祥也被護送到日華同仁醫院。這時，消防隊也已趕到曹宅，其“東院一排西式房已將燒盡了，隻剩了門房及西院中國式房一小部分，隨即救滅”。
當日晚間，日本駐華公使館人員、新聞記者以及曹的黨羽、新舊交通係要人等紛紛出入於六國飯店。曹為自己的賣國罪行辯護，要求徐世昌對其負責；他還指使北京政府交通部下令各電報局禁止拍發學生的電報，但這個陰謀未能得逞，因為學生的電報已由外國電報局發出了。
同日晚，國務總理錢能訓的家中，也在召開閣員的緊急會議，研究對付學生的辦法。有的主張將參加此次遊行的學校一律解散，有的主張將各校校長免職，有的還主張對學生大逮捕。與此同時，總統府也在準備取締和鎮壓學生行動的命令，警察總監和步軍統領也在籌劃進一步的武裝鎮壓。
總之，反動派慌作一團，對學生們的愛國行動恨之入骨。他們百般設法，企圖將已經掀起的革命浪潮鎮壓下去。
但是，反動派也不是鐵板一塊的。總的來看，大總統徐世昌、教育總長傅增湘等一些無實權的人物，主張對學生運動不應操之過急，而要采取懷柔、軟化政策。而操實權的皖係軍閥段祺瑞、徐樹錚、段芝貴等及曹汝霖、陸宗輿等則主張對學生運動要嚴厲鎮壓。段芝貴甚至叫囂：“寧可十年不要學校，不可一日容此學風。”因此，《青島潮》一書的作者說：“被捕學生，在徐總統意，尚無成見。而段祺瑞、徐樹錚及曹陸諸人，從旁聳動，不曰黨派陰謀，即曰過激舉動，擬興大獄，處以非刑。”“有人往訪曹汝霖，曹曰：‘此無他，黨派問題耳。’其機關報紙又大言以鼓吹之，謂為過激派之輸入，固已預備一網打盡之計矣。”
不久以後，徐世昌將曹汝霖安頓在北海團城，將章宗祥安置在北海北岸之靜心齋（當時北海未開放），“斟酌周到，煞費苦心”，並派人送曹、章各5萬元，“一為蓋房，一為養傷”。但是，曹汝霖等完全是聽命於段祺瑞的。段慰問曹說：“這次的事，他們本是對我，竟連累了你們，我很不安。”並說：“你們不必辭職，看東海（指徐世昌）如何處置？”曹本來是預備辭呈的，因段“囑不必辭”，隻好暫擱。徐世昌派人送來5萬元的事，曹也立即向段報告了，但段回答：“還了他，我們不是可以用金錢收買的”，曹也遵囑立即將款退回。
從以上事例，可以看出，反動派的確不是鐵板一塊的，在他們之間，也充滿著矛盾。對於被捕的32名學生，如何處理呢？看來，反動的司法、憲警當局也是意見不一的。據當時的報道說：“4日當學生被捕至警廳後，諸要人即在警廳中開一緊急會議。列席者有司法總長朱深、交通次長曾毓雋、大理院院長姚震、警備司令段芝貴、李統領、吳總監、憲兵陳總司令（興亞）等，會商處置學生方法，眾議不一：有主張最激烈者，立送交大理院審究主使，以為必受有何種運動，非從嚴懲辦不可；其時有人以兩種例證告吳總監，日本國務總理桂太郎被毆及民國5年公民團擾亂議院事，皆未移交法庭，今茲事同一律辦法未便歧異。吳納其說，始拘置廳內。”
5月5日的總罷課
5月4日晚，當反動派在籌劃如何鎮壓學生的時侯，各校的學生也在召開大會，討論的中心是如何營救被捕的學生，如何繼續鬥爭。
蔡元培參加了北大的學生大會，對學生表示同情，並說要負責營救被捕的學生；但他勸告學生不要再繼續開會，而應照常上課。學生們沒有采納停止活動、照常上課的意見，而認為應該實行罷課，並進一步組織起來。有的學生還表示，應該用集體“自首”的辦法來營救被捕同學。當晚，北大學生幹事會便成立了。有成百的學生紛紛參加幹事會，他們分別擔負起總務、文書、交際、會計、庶務、糾察、講演等各股的事務。國民社、新潮社、平民教育講演團、少年中國學會的成員，很多都是幹事會中的積極分子。如鄧中夏、黃日葵等都參加了文書股的工作。當時的文書股，負責編輯《五七》小報，是個宣傳機構。
5月5日上午，北京各大專學校學生代表召開會議，決議自即日起一律罷課，並通電各方麵，請其支援。學生們宣布罷課的理由說：“各校學生既痛外交之失敗，複憤同學之被拘，更有何心研究學問？此罷課之第一理由也。青島問題當以死力爭，被拘同學亟宜營救，全體奔走，日無暇晷，學雖至寶，勢難兼顧，此罷課之理由二也。”
同日下午，各校的學生又在北大法科召開了全體聯合大會。學生代表們傳達了上午會議的情況，並報告了挽救被捕同學的辦法，以及怎樣堅持罷免曹、章、陸等賣國賊的要求。從會議上，學生們知道了他們的鬥爭不是孤立的，社會各界愛國人士都同情和支持他們的愛國要求。遠處西郊的清華學校的學生，昨日未能參加遊行，今天派代表參加了大會，並當場宣布：“我校僻處西郊，（昨日）未及進城，從今日起與各校一致行動。”學生們討論了組織學界聯合會的問題。在會上，許多學生發表了激昂慷慨的演說，並熱烈地展開了捐獻。還有一個學校的代表，血書“殺賣國賊”幾個大字，懸掛在會場上。北京十幾個學校的校長也出席了這次大會，並且組成了以蔡元培為首的校長團，準備營救被捕學生。
大會以後，北大和高師的代表共同起草了北京中等以上學校學生聯合會的組織大綱，並和中等以上學校的學生代表進行了聯係。
5月6日，北京中等以上學校學生聯合會宣告成立。會內分評議、幹事兩部，評議部負責議決事項，幹事部負責執行議案。評議部的評議員，由每校出二人擔任；幹事部則委托北大學生幹事會代理。聯合會的會址設在馬神廟北大的理科。
當學生們緊張集會的時候，各校的教職員和一些社會人士也紛紛向反動政府呼籲。教育部在5日上午向各校校長下達命令，令將為首“鬧事”的學生一律開除。但在當日下午在北大召開的專門以上十四校校長會議上，與會者卻不以為然，他們認為不應讓少數學生負責，而應釋放被捕學生，如果政府不接納此意見，全體教職員即一律罷職，也在所不惜。除教育界外，其他各界，或以團體名義，或以個人名義，也紛紛電請釋放被捕學生。連安福國會的議員，也有表示要彈劾政府的。
必須指出，在這些要求釋放學生的人士中，有的是真正同情學生，有的則是怕學生再鬧出更激烈的行動，局麵不可收拾。如當時國會議員的質問書中，便這樣提出問題：“若必將逮捕少數學生，按尋常違法治罪，則恐惹起絕大風潮而後患將不堪設想”；“原情寬宥以息亂端”；“為息事寧人計，必有適當措置，然後可以弓耳患於無形。”
“後患將不堪設想”，這確實是反動派最畏懼的。因為學生在總罷課中，而“五七”就要來臨，學生們要鬧出怎樣的“亂子”，真是“不堪設想”的。在這種形勢下，反動派不得不考慮釋放學生了。據報道說，警察總監曾麵告徐世昌，要求必須將學生釋放。若是總統一定不放，北京的秩序如果紊亂，我可不負責任，並且我即刻辭職，請總統再另簡賢能。隨著又把學生如何籌劃，商界如何憤激，一般公民如何激烈，在野諸政客如何不平，一樣一樣的說個不了。老徐一聽知道要真下命令（即送法庭懲辦學生），恐怕闖出別項亂子來，所以不顧曹、章的麵子，當時也就答應吳氏的建議了。
6日晚間，吳炳湘向蔡元培等提出在實現兩個條件下釋放被捕學生。兩個條件是：
（一）明日（7日）不許學生參加群眾大會；
（二）各校在明日一律複課。蔡元培等完全答應了這兩個條件。
在蔡元培等的勸說下，學生們於7日晨複課了。同日上午，各校遭逮捕的學生被釋返校。當人們去迎接的時候，被捕的學生認為“我學生多拘一天，則國民多一次刺激，甚至我32人被殺，其刺激甚大，堅不肯出”。後來，“經同學再三勸慰，始各返校”。蔡元培和北京大學的全體學生，在漢花園文科新校舍（即紅樓）前，迎接了被捕的北大同學返校。一位目擊當時情景的北大學生回憶說：“漢花園紅樓北麵的廣場裏放了五張方桌，北京大學全體學生都在廣場上等候著被捕同學的歸來。不知道從什麽地方借來了三輛小汽車，每輛都裝滿了人，我在紅樓門外遠遠望見三輛小汽車出沙灘來了，即刻回到廣場上的同學隊伍中，三輛車裏麵的被捕同學大約12人至14人，全體站立桌上和同學見麵。情緒緊張萬分。因為太緊張了，被捕同學沒有一人說話，在校同學也沒有一人說話。當時大家隻是熱淚交流。”
北京高師同學回校的情景，一位當時的被捕者在五四運動60周年時回憶說：“我們北京高師被捕的學生共有8人，5月7日由警察廳派兩輛車子送我們回校。剛到校門口，就被歡迎的同學和鄰近的居民圍住。我們一下車，就給戴上大紅花，把我們一個個抬起來，高高舉起，並為我們拍攝了兩張照片（這兩張照片，我一直珍藏到現在）。群眾的愛國熱情傾注在我們被捕獲釋者的身上。我們能獲釋返校，這是群眾的力量，這是全國人民的勝利，使我受到深刻的教育，終生難忘。當時的情景，到今雖已整整六十年，但仍曆曆在目。”
事後，同學們了解到，被捕的人在監禁中的表現，都是很不錯的。他們被捕以後，先是監禁在步軍統領衙門（地址在前門裏公安街，當年叫戶部街），30人擠在一個極為肮髒的監房內，室內放著小便木桶，滿屋臭味；第二天，他們又被綁著，用板車送到了京師警察廳，30個人住在一個大房間裏，室內仍然放著兩個大尿桶，空氣非常惡劣。在警察廳，同學們一個一個地被傳訊，時間長短不同，但被追問的問題是一個，即：誰是指使人。但審問者沒能達到目的，因為被審問者都回答說：自己就是自己的指使人。
敵人失敗了，人民勝利了。同學們都為被捕者的釋放而慶幸。
被捕的學生雖然被釋放了，但5月7日這一天，卻冷淡地過去了。反動政府嚴禁國民外交協會原訂於5月7日在中央公園的國民大會的召開。
5月7日的上午，中央公園的門被封閉了。天安門左右兩三裏間的交通被斷絕了。2000多個警察，成千上百的馬隊、步兵，布滿在南至中華門、東西至三座門的區域內。四周匯集來開會的群眾，都被驅散了。據《每周評論》報道：“在道旁和中央公園門前――十點鍾以前集合――的人，還能集合演說，不久便為馬隊衝散。有的往先農壇，有的往商會，又都被軍警解散。有的往國民外交協會，這裏的會雖開成功，也因地方太小，人數太少，沒有什麽結果。”
5月7日的國民大會雖然沒有開成，但是學生們的愛國熱情卻一點沒有冷卻，他們的愛國活動也絲毫沒有停止。例如，在5月7日的當晚，高師的學生便開會發起建立各界聯合抵製日貨的組織。陳藎民在回憶中說：“5月7日返校的當天晚上，我們高師學生會評議部就召集評議員開會。參加開會的評議員除我外，回憶出來的還有董魯安（於力）、熊夢飛和匡互生3人。在這次會上，建議組織成立北京各界抵製日貨聯合委員會，我被選派為高師代表去參加這個會。後來，我被推選為全國各界抵製日貨聯合會主席，委員會內還有北大代表李光宇及女高師代表朱光玉。委員會向全國各界宣傳抵製日貨，即：不買日本貨，不用日本貨，不賣日本貨。並動員中學生製作一些家常日用品如手巾、兒童衣帽等等代替日本貨，送往商店銷售。全國各界都支持這個運動……”
遠在西北郊的清華學生雖然未能在5月7日進城開會，但在5月9日於校內體育館舉行了“國恥紀念會”，會上決議通電巴黎和會的中國代表，要求拒絕簽字。全體同學莊嚴宣誓：“口血未幹，丹誠難泯，言猶在耳，忠豈忘心。中華民國8年5月9日，清華學校學生，從今以後，願犧牲生命以保護中華民國人民、土地、主權，此誓。”會後，同學們當即在大操場上焚燒了校內的日貨。
蔡元培的出走
馬克思主義認為：“任何地方發生革命震動，總是有一種社會要求為其背景。”但是，反動的封建統治者，並不能也不願意去認識這條真理，他們往往“把革命的發生歸咎於少數煽動者的惡意”。
由於北京大學是新文化運動的中心，又是“五四”示威遊行的發動者，因此蔡元培校長就成了反動派攻擊的主要目標。“於是北京學生一萬五千人所為之事，乃加罪於北大之一校，北大一校之罪加之於蔡校長之一身。”
在5月4日當晚的內閣緊急會議上，反動派即深責教育部門，並集中攻擊北京大學和蔡元培，教育總長傅增湘曾為蔡略加解釋，便遭到內閣總理錢能訓的責問：“汝謂蔡鶴卿校長地位不能動搖，假若蔡死則何如？”傅因而於5月6日便提出了辭呈。
上麵這段消息（錢對傅的責問），曾為當時報紙紛紛登載。於是曹汝霖、章宗祥行將報複之說四起，有的說他們“一方麵以300萬金購人刺蔡，一方麵派人焚北大校舍，殺北大學生”。有的人還說徐樹錚已經調來了軍隊，在景山上架起了大炮，準備轟擊北京大學。這些傳說，很可能都是謠言，但它並不是違反邏輯的。而且，在許多傳說中，有一條確是事實，即內定要更換蔡元培的校長職務。“某派即提出馬其昶為北京大學校長，已得當局同意。”
在這種形勢下，蔡元培於被捕學生獲釋後不久，便準備了向北京政府的辭呈。辭呈說：“元培濫膺校席以來，不稱厥職，久圖引退。此次大學校學生，因愛國之故，激而為騷擾之舉動，元培實屍其咎。唯因當場學生被拘，不能歸罪於少數，未即引咎。目下學生業經保釋，各校亦已一律上課，元培不敢屍位，謹請辭職以避賢路。”
蔡元培辭職的心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他在後來解釋這一行動時說：“被拘的雖已保釋，而學生尚抱再接再厲的決心，政府亦且持不做不休的態度。都中喧傳政府將明令免我職而以馬其昶君任北大校長，我恐若因此增加學生對於政府的糾紛，我個人且將有運動學生保持地位的嫌疑，不可以不速去。”
辭職是可以理解的，但秘密出走卻給人留下了一個謎。蔡於5月8日下午得一緊急消息；9日晨5時半，秘密出京，行前向北大師生留下了這樣一個啟事：
“我倦矣！‘殺君馬者道旁兒也。’‘民亦勞止，迄可少休。’我願少休矣！北京大學校長之職，已正式辭去。其他向有關係之各學校各集會，自5月9日起，一切脫離關係。特此聲明，惟知我者諒之。”
“殺君馬者道旁兒”，這是什麽意思？學生們不能理解。5月10日，一位北大的文科教授向學生指出了這個典故的出處和含義：“‘殺君馬者道旁兒。’《風俗通》曰，殺君馬者路旁兒也。言長吏養馬肥而希出，路旁小兒觀之，卻驚致死。按長吏馬肥，觀者快之，乘者喜其言，馳驅不已，至於死。”
蔡引用這個典故的意思，顯然是在說，同學們不要再挽留我了，讓我走吧，不然，我會積勞致死的。同學們雖然是愛護我，其結果反倒害了我。後來（一年以後），他解釋說，引《風俗通義逸文》典故，“但取積勞致死一義，別無他意”；引《詩經？民勞》兩句，也隻是“但取勞則可休一義”。
當時曾有人認為：“君者指政府，馬者指曹章，路旁兒指各校學生。”這顯然是一種誤解。照這種解釋，蔡元培把一切罪過都推到學生身上了，而這是不符合當時蔡的思想情況的。
蔡於5月9日晨，至天津；不久離津，乘津浦車南下。離津時曾和一友人談話。從談話中，使我們解開了蔡元培出走之謎。現將當時報道和談話抄錄如下：
蔡孑民南下登車時，遇一天津友人，詢以辭職何以如此堅決？蔡曰：“八日午後，有一平日甚有交誼而與政府接近之人又致一警告謂：君何以尚不出京？豈不聞焚燒大學、暗殺校長等消息乎？我曰：誠聞之，然我以為此等不過反對黨恫嚇之詞，可置不理也。其人曰：不然，君不去，將大不利於學生。在政府方麵，以為君一去，則學生實無能為，故此時以去君為第一義。君不聞此案已送檢察廳，明日即傳訊乎？彼等決定，如君不去，則將嚴辦此等學生，以陷君於極痛心之境，終不能不去。如君早去，則彼等料學生當無能為，將表示寬大之意敷衍之，或者不複追究也。我聞比語大有理。好在辭呈早已預備，故即於是晚分頭送去，而明晨速即離校，以保全此等無辜之學生。”
這位友人的規勸，出自何意，另作別論。從蔡元培這方麵說來，顯然是為了保護學生才秘密出走的。看來，這點可以肯定。
可能是怕被人誤解，所以在蔡出走後的第二天（5月10日），即給北大同學來信，明確地解釋自己出走的原因。這封信的上款為“北京大學同學諸君鑒”，下署“十日蔡元培啟”，信的內容是：
仆深信諸君，本月四日之舉，純出於愛國之熱誠。仆亦國民之一，豈有不滿於諸君之理？惟在校言校，為國立大學校長者，當然引咎辭職。仆所以不於五日即提出辭呈者，以有少數學生被拘警署，不得不立於校長之地位以為之盡力也。今幸承教育總長、警察總監之主持，及他校長之援助，被拘諸生，均經保釋，仆所能盡之責，止於此矣。如不辭職，更待何時？至一麵提出辭呈，一麵出京，且不以行蹤告人者，所以避挽留之虛套，而促繼任者之早於發表，無他意也。北京大學之教授會，已有成效，教務處亦已組成，校長一人之去留，決無妨於校務。惟恐諸君或不見諒，以為仆之去職，有不滿意於諸君之意，故特在途中，急促書此。以求諒於諸君。
這封信，反映了蔡元培對五四運動的矛盾心情：學生行動“純出於愛國之熱誠”，我是同情的；但學生的職責是讀書，5月4日的行動是越軌的，我是校長，應該負責。由於對學生的同情，他積極營救被捕學生；由於認學生運動為越軌，他又“引咎辭職”。這種矛盾，生動地說明了這位資產階級自由主義教育家的性格。
但是，蔡元培在當時是受到廣大師生尊敬的。特別是他積極營救被捕學生，而且直到學生獲釋後，才辭職出走，更贏得廣大師生的同情。
學生們堅決要求蔡元培回校，拒絕北京政府另派校長。這一鬥爭的意義，不僅是蔡的個人去留問題，更重要的是它堅持了學生愛國運動的正義性質，即：錯了的不是學生，而是政府。
蔡元培的辭職和出走，在他個人來說，是一種消極的行動。但是，這一消極行動卻取得了意想不到的社會積極效果。因為，一場愛國運動的爆發，“不是少數幾個人活動的結果，而是人民的要求和需要的自發的不可遏止的表現”，反動派“如果企圖用暴力來壓製這種要求，那隻能使它愈來愈強烈”。
以上兩種說法，在時間上稍有參錯，在情節上也有詳有略，但大體過程還是一致的。
曹宅火起後約半小時，警察總監吳炳湘、步軍統領李長太即率大批軍警趕到。這時，已經將近6時了，學生已大部散走，“尚在看熱鬧的學生委實隻有幾十百把個人了，而那些攻打曹宅用力過多的人，這時多半也已經精疲力竭地跑回學校休息去了。”“團體既散，軍警乃敢逮捕學生中之徒步散歸者，往往縛之去，被逮者三十二人。”
學生們被捕後，備受苦辛。“既到警廳，32人共住一房，如待賊寇，看管頗嚴。”
學生被捕後，警察總監吳炳湘立即當麵向曹汝霖道歉，並派車將曹及其全家送往東交民巷的六國飯店。章宗祥也被護送到日華同仁醫院。這時，消防隊也已趕到曹宅，其“東院一排西式房已將燒盡了，隻剩了門房及西院中國式房一小部分，隨即救滅”。
當日晚間，日本駐華公使館人員、新聞記者以及曹的黨羽、新舊交通係要人等紛紛出入於六國飯店。曹為自己的賣國罪行辯護，要求徐世昌對其負責；他還指使北京政府交通部下令各電報局禁止拍發學生的電報，但這個陰謀未能得逞，因為學生的電報已由外國電報局發出了。
同日晚，國務總理錢能訓的家中，也在召開閣員的緊急會議，研究對付學生的辦法。有的主張將參加此次遊行的學校一律解散，有的主張將各校校長免職，有的還主張對學生大逮捕。與此同時，總統府也在準備取締和鎮壓學生行動的命令，警察總監和步軍統領也在籌劃進一步的武裝鎮壓。
總之，反動派慌作一團，對學生們的愛國行動恨之入骨。他們百般設法，企圖將已經掀起的革命浪潮鎮壓下去。
但是，反動派也不是鐵板一塊的。總的來看，大總統徐世昌、教育總長傅增湘等一些無實權的人物，主張對學生運動不應操之過急，而要采取懷柔、軟化政策。而操實權的皖係軍閥段祺瑞、徐樹錚、段芝貴等及曹汝霖、陸宗輿等則主張對學生運動要嚴厲鎮壓。段芝貴甚至叫囂：“寧可十年不要學校，不可一日容此學風。”因此，《青島潮》一書的作者說：“被捕學生，在徐總統意，尚無成見。而段祺瑞、徐樹錚及曹陸諸人，從旁聳動，不曰黨派陰謀，即曰過激舉動，擬興大獄，處以非刑。”“有人往訪曹汝霖，曹曰：‘此無他，黨派問題耳。’其機關報紙又大言以鼓吹之，謂為過激派之輸入，固已預備一網打盡之計矣。”
不久以後，徐世昌將曹汝霖安頓在北海團城，將章宗祥安置在北海北岸之靜心齋（當時北海未開放），“斟酌周到，煞費苦心”，並派人送曹、章各5萬元，“一為蓋房，一為養傷”。但是，曹汝霖等完全是聽命於段祺瑞的。段慰問曹說：“這次的事，他們本是對我，竟連累了你們，我很不安。”並說：“你們不必辭職，看東海（指徐世昌）如何處置？”曹本來是預備辭呈的，因段“囑不必辭”，隻好暫擱。徐世昌派人送來5萬元的事，曹也立即向段報告了，但段回答：“還了他，我們不是可以用金錢收買的”，曹也遵囑立即將款退回。
從以上事例，可以看出，反動派的確不是鐵板一塊的，在他們之間，也充滿著矛盾。對於被捕的32名學生，如何處理呢？看來，反動的司法、憲警當局也是意見不一的。據當時的報道說：“4日當學生被捕至警廳後，諸要人即在警廳中開一緊急會議。列席者有司法總長朱深、交通次長曾毓雋、大理院院長姚震、警備司令段芝貴、李統領、吳總監、憲兵陳總司令（興亞）等，會商處置學生方法，眾議不一：有主張最激烈者，立送交大理院審究主使，以為必受有何種運動，非從嚴懲辦不可；其時有人以兩種例證告吳總監，日本國務總理桂太郎被毆及民國5年公民團擾亂議院事，皆未移交法庭，今茲事同一律辦法未便歧異。吳納其說，始拘置廳內。”
5月5日的總罷課
5月4日晚，當反動派在籌劃如何鎮壓學生的時侯，各校的學生也在召開大會，討論的中心是如何營救被捕的學生，如何繼續鬥爭。
蔡元培參加了北大的學生大會，對學生表示同情，並說要負責營救被捕的學生；但他勸告學生不要再繼續開會，而應照常上課。學生們沒有采納停止活動、照常上課的意見，而認為應該實行罷課，並進一步組織起來。有的學生還表示，應該用集體“自首”的辦法來營救被捕同學。當晚，北大學生幹事會便成立了。有成百的學生紛紛參加幹事會，他們分別擔負起總務、文書、交際、會計、庶務、糾察、講演等各股的事務。國民社、新潮社、平民教育講演團、少年中國學會的成員，很多都是幹事會中的積極分子。如鄧中夏、黃日葵等都參加了文書股的工作。當時的文書股，負責編輯《五七》小報，是個宣傳機構。
5月5日上午，北京各大專學校學生代表召開會議，決議自即日起一律罷課，並通電各方麵，請其支援。學生們宣布罷課的理由說：“各校學生既痛外交之失敗，複憤同學之被拘，更有何心研究學問？此罷課之第一理由也。青島問題當以死力爭，被拘同學亟宜營救，全體奔走，日無暇晷，學雖至寶，勢難兼顧，此罷課之理由二也。”
同日下午，各校的學生又在北大法科召開了全體聯合大會。學生代表們傳達了上午會議的情況，並報告了挽救被捕同學的辦法，以及怎樣堅持罷免曹、章、陸等賣國賊的要求。從會議上，學生們知道了他們的鬥爭不是孤立的，社會各界愛國人士都同情和支持他們的愛國要求。遠處西郊的清華學校的學生，昨日未能參加遊行，今天派代表參加了大會，並當場宣布：“我校僻處西郊，（昨日）未及進城，從今日起與各校一致行動。”學生們討論了組織學界聯合會的問題。在會上，許多學生發表了激昂慷慨的演說，並熱烈地展開了捐獻。還有一個學校的代表，血書“殺賣國賊”幾個大字，懸掛在會場上。北京十幾個學校的校長也出席了這次大會，並且組成了以蔡元培為首的校長團，準備營救被捕學生。
大會以後，北大和高師的代表共同起草了北京中等以上學校學生聯合會的組織大綱，並和中等以上學校的學生代表進行了聯係。
5月6日，北京中等以上學校學生聯合會宣告成立。會內分評議、幹事兩部，評議部負責議決事項，幹事部負責執行議案。評議部的評議員，由每校出二人擔任；幹事部則委托北大學生幹事會代理。聯合會的會址設在馬神廟北大的理科。
當學生們緊張集會的時候，各校的教職員和一些社會人士也紛紛向反動政府呼籲。教育部在5日上午向各校校長下達命令，令將為首“鬧事”的學生一律開除。但在當日下午在北大召開的專門以上十四校校長會議上，與會者卻不以為然，他們認為不應讓少數學生負責，而應釋放被捕學生，如果政府不接納此意見，全體教職員即一律罷職，也在所不惜。除教育界外，其他各界，或以團體名義，或以個人名義，也紛紛電請釋放被捕學生。連安福國會的議員，也有表示要彈劾政府的。
必須指出，在這些要求釋放學生的人士中，有的是真正同情學生，有的則是怕學生再鬧出更激烈的行動，局麵不可收拾。如當時國會議員的質問書中，便這樣提出問題：“若必將逮捕少數學生，按尋常違法治罪，則恐惹起絕大風潮而後患將不堪設想”；“原情寬宥以息亂端”；“為息事寧人計，必有適當措置，然後可以弓耳患於無形。”
“後患將不堪設想”，這確實是反動派最畏懼的。因為學生在總罷課中，而“五七”就要來臨，學生們要鬧出怎樣的“亂子”，真是“不堪設想”的。在這種形勢下，反動派不得不考慮釋放學生了。據報道說，警察總監曾麵告徐世昌，要求必須將學生釋放。若是總統一定不放，北京的秩序如果紊亂，我可不負責任，並且我即刻辭職，請總統再另簡賢能。隨著又把學生如何籌劃，商界如何憤激，一般公民如何激烈，在野諸政客如何不平，一樣一樣的說個不了。老徐一聽知道要真下命令（即送法庭懲辦學生），恐怕闖出別項亂子來，所以不顧曹、章的麵子，當時也就答應吳氏的建議了。
6日晚間，吳炳湘向蔡元培等提出在實現兩個條件下釋放被捕學生。兩個條件是：
（一）明日（7日）不許學生參加群眾大會；
（二）各校在明日一律複課。蔡元培等完全答應了這兩個條件。
在蔡元培等的勸說下，學生們於7日晨複課了。同日上午，各校遭逮捕的學生被釋返校。當人們去迎接的時候，被捕的學生認為“我學生多拘一天，則國民多一次刺激，甚至我32人被殺，其刺激甚大，堅不肯出”。後來，“經同學再三勸慰，始各返校”。蔡元培和北京大學的全體學生，在漢花園文科新校舍（即紅樓）前，迎接了被捕的北大同學返校。一位目擊當時情景的北大學生回憶說：“漢花園紅樓北麵的廣場裏放了五張方桌，北京大學全體學生都在廣場上等候著被捕同學的歸來。不知道從什麽地方借來了三輛小汽車，每輛都裝滿了人，我在紅樓門外遠遠望見三輛小汽車出沙灘來了，即刻回到廣場上的同學隊伍中，三輛車裏麵的被捕同學大約12人至14人，全體站立桌上和同學見麵。情緒緊張萬分。因為太緊張了，被捕同學沒有一人說話，在校同學也沒有一人說話。當時大家隻是熱淚交流。”
北京高師同學回校的情景，一位當時的被捕者在五四運動60周年時回憶說：“我們北京高師被捕的學生共有8人，5月7日由警察廳派兩輛車子送我們回校。剛到校門口，就被歡迎的同學和鄰近的居民圍住。我們一下車，就給戴上大紅花，把我們一個個抬起來，高高舉起，並為我們拍攝了兩張照片（這兩張照片，我一直珍藏到現在）。群眾的愛國熱情傾注在我們被捕獲釋者的身上。我們能獲釋返校，這是群眾的力量，這是全國人民的勝利，使我受到深刻的教育，終生難忘。當時的情景，到今雖已整整六十年，但仍曆曆在目。”
事後，同學們了解到，被捕的人在監禁中的表現，都是很不錯的。他們被捕以後，先是監禁在步軍統領衙門（地址在前門裏公安街，當年叫戶部街），30人擠在一個極為肮髒的監房內，室內放著小便木桶，滿屋臭味；第二天，他們又被綁著，用板車送到了京師警察廳，30個人住在一個大房間裏，室內仍然放著兩個大尿桶，空氣非常惡劣。在警察廳，同學們一個一個地被傳訊，時間長短不同，但被追問的問題是一個，即：誰是指使人。但審問者沒能達到目的，因為被審問者都回答說：自己就是自己的指使人。
敵人失敗了，人民勝利了。同學們都為被捕者的釋放而慶幸。
被捕的學生雖然被釋放了，但5月7日這一天，卻冷淡地過去了。反動政府嚴禁國民外交協會原訂於5月7日在中央公園的國民大會的召開。
5月7日的上午，中央公園的門被封閉了。天安門左右兩三裏間的交通被斷絕了。2000多個警察，成千上百的馬隊、步兵，布滿在南至中華門、東西至三座門的區域內。四周匯集來開會的群眾，都被驅散了。據《每周評論》報道：“在道旁和中央公園門前――十點鍾以前集合――的人，還能集合演說，不久便為馬隊衝散。有的往先農壇，有的往商會，又都被軍警解散。有的往國民外交協會，這裏的會雖開成功，也因地方太小，人數太少，沒有什麽結果。”
5月7日的國民大會雖然沒有開成，但是學生們的愛國熱情卻一點沒有冷卻，他們的愛國活動也絲毫沒有停止。例如，在5月7日的當晚，高師的學生便開會發起建立各界聯合抵製日貨的組織。陳藎民在回憶中說：“5月7日返校的當天晚上，我們高師學生會評議部就召集評議員開會。參加開會的評議員除我外，回憶出來的還有董魯安（於力）、熊夢飛和匡互生3人。在這次會上，建議組織成立北京各界抵製日貨聯合委員會，我被選派為高師代表去參加這個會。後來，我被推選為全國各界抵製日貨聯合會主席，委員會內還有北大代表李光宇及女高師代表朱光玉。委員會向全國各界宣傳抵製日貨，即：不買日本貨，不用日本貨，不賣日本貨。並動員中學生製作一些家常日用品如手巾、兒童衣帽等等代替日本貨，送往商店銷售。全國各界都支持這個運動……”
遠在西北郊的清華學生雖然未能在5月7日進城開會，但在5月9日於校內體育館舉行了“國恥紀念會”，會上決議通電巴黎和會的中國代表，要求拒絕簽字。全體同學莊嚴宣誓：“口血未幹，丹誠難泯，言猶在耳，忠豈忘心。中華民國8年5月9日，清華學校學生，從今以後，願犧牲生命以保護中華民國人民、土地、主權，此誓。”會後，同學們當即在大操場上焚燒了校內的日貨。
蔡元培的出走
馬克思主義認為：“任何地方發生革命震動，總是有一種社會要求為其背景。”但是，反動的封建統治者，並不能也不願意去認識這條真理，他們往往“把革命的發生歸咎於少數煽動者的惡意”。
由於北京大學是新文化運動的中心，又是“五四”示威遊行的發動者，因此蔡元培校長就成了反動派攻擊的主要目標。“於是北京學生一萬五千人所為之事，乃加罪於北大之一校，北大一校之罪加之於蔡校長之一身。”
在5月4日當晚的內閣緊急會議上，反動派即深責教育部門，並集中攻擊北京大學和蔡元培，教育總長傅增湘曾為蔡略加解釋，便遭到內閣總理錢能訓的責問：“汝謂蔡鶴卿校長地位不能動搖，假若蔡死則何如？”傅因而於5月6日便提出了辭呈。
上麵這段消息（錢對傅的責問），曾為當時報紙紛紛登載。於是曹汝霖、章宗祥行將報複之說四起，有的說他們“一方麵以300萬金購人刺蔡，一方麵派人焚北大校舍，殺北大學生”。有的人還說徐樹錚已經調來了軍隊，在景山上架起了大炮，準備轟擊北京大學。這些傳說，很可能都是謠言，但它並不是違反邏輯的。而且，在許多傳說中，有一條確是事實，即內定要更換蔡元培的校長職務。“某派即提出馬其昶為北京大學校長，已得當局同意。”
在這種形勢下，蔡元培於被捕學生獲釋後不久，便準備了向北京政府的辭呈。辭呈說：“元培濫膺校席以來，不稱厥職，久圖引退。此次大學校學生，因愛國之故，激而為騷擾之舉動，元培實屍其咎。唯因當場學生被拘，不能歸罪於少數，未即引咎。目下學生業經保釋，各校亦已一律上課，元培不敢屍位，謹請辭職以避賢路。”
蔡元培辭職的心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他在後來解釋這一行動時說：“被拘的雖已保釋，而學生尚抱再接再厲的決心，政府亦且持不做不休的態度。都中喧傳政府將明令免我職而以馬其昶君任北大校長，我恐若因此增加學生對於政府的糾紛，我個人且將有運動學生保持地位的嫌疑，不可以不速去。”
辭職是可以理解的，但秘密出走卻給人留下了一個謎。蔡於5月8日下午得一緊急消息；9日晨5時半，秘密出京，行前向北大師生留下了這樣一個啟事：
“我倦矣！‘殺君馬者道旁兒也。’‘民亦勞止，迄可少休。’我願少休矣！北京大學校長之職，已正式辭去。其他向有關係之各學校各集會，自5月9日起，一切脫離關係。特此聲明，惟知我者諒之。”
“殺君馬者道旁兒”，這是什麽意思？學生們不能理解。5月10日，一位北大的文科教授向學生指出了這個典故的出處和含義：“‘殺君馬者道旁兒。’《風俗通》曰，殺君馬者路旁兒也。言長吏養馬肥而希出，路旁小兒觀之，卻驚致死。按長吏馬肥，觀者快之，乘者喜其言，馳驅不已，至於死。”
蔡引用這個典故的意思，顯然是在說，同學們不要再挽留我了，讓我走吧，不然，我會積勞致死的。同學們雖然是愛護我，其結果反倒害了我。後來（一年以後），他解釋說，引《風俗通義逸文》典故，“但取積勞致死一義，別無他意”；引《詩經？民勞》兩句，也隻是“但取勞則可休一義”。
當時曾有人認為：“君者指政府，馬者指曹章，路旁兒指各校學生。”這顯然是一種誤解。照這種解釋，蔡元培把一切罪過都推到學生身上了，而這是不符合當時蔡的思想情況的。
蔡於5月9日晨，至天津；不久離津，乘津浦車南下。離津時曾和一友人談話。從談話中，使我們解開了蔡元培出走之謎。現將當時報道和談話抄錄如下：
蔡孑民南下登車時，遇一天津友人，詢以辭職何以如此堅決？蔡曰：“八日午後，有一平日甚有交誼而與政府接近之人又致一警告謂：君何以尚不出京？豈不聞焚燒大學、暗殺校長等消息乎？我曰：誠聞之，然我以為此等不過反對黨恫嚇之詞，可置不理也。其人曰：不然，君不去，將大不利於學生。在政府方麵，以為君一去，則學生實無能為，故此時以去君為第一義。君不聞此案已送檢察廳，明日即傳訊乎？彼等決定，如君不去，則將嚴辦此等學生，以陷君於極痛心之境，終不能不去。如君早去，則彼等料學生當無能為，將表示寬大之意敷衍之，或者不複追究也。我聞比語大有理。好在辭呈早已預備，故即於是晚分頭送去，而明晨速即離校，以保全此等無辜之學生。”
這位友人的規勸，出自何意，另作別論。從蔡元培這方麵說來，顯然是為了保護學生才秘密出走的。看來，這點可以肯定。
可能是怕被人誤解，所以在蔡出走後的第二天（5月10日），即給北大同學來信，明確地解釋自己出走的原因。這封信的上款為“北京大學同學諸君鑒”，下署“十日蔡元培啟”，信的內容是：
仆深信諸君，本月四日之舉，純出於愛國之熱誠。仆亦國民之一，豈有不滿於諸君之理？惟在校言校，為國立大學校長者，當然引咎辭職。仆所以不於五日即提出辭呈者，以有少數學生被拘警署，不得不立於校長之地位以為之盡力也。今幸承教育總長、警察總監之主持，及他校長之援助，被拘諸生，均經保釋，仆所能盡之責，止於此矣。如不辭職，更待何時？至一麵提出辭呈，一麵出京，且不以行蹤告人者，所以避挽留之虛套，而促繼任者之早於發表，無他意也。北京大學之教授會，已有成效，教務處亦已組成，校長一人之去留，決無妨於校務。惟恐諸君或不見諒，以為仆之去職，有不滿意於諸君之意，故特在途中，急促書此。以求諒於諸君。
這封信，反映了蔡元培對五四運動的矛盾心情：學生行動“純出於愛國之熱誠”，我是同情的；但學生的職責是讀書，5月4日的行動是越軌的，我是校長，應該負責。由於對學生的同情，他積極營救被捕學生；由於認學生運動為越軌，他又“引咎辭職”。這種矛盾，生動地說明了這位資產階級自由主義教育家的性格。
但是，蔡元培在當時是受到廣大師生尊敬的。特別是他積極營救被捕學生，而且直到學生獲釋後，才辭職出走，更贏得廣大師生的同情。
學生們堅決要求蔡元培回校，拒絕北京政府另派校長。這一鬥爭的意義，不僅是蔡的個人去留問題，更重要的是它堅持了學生愛國運動的正義性質，即：錯了的不是學生，而是政府。
蔡元培的辭職和出走，在他個人來說，是一種消極的行動。但是，這一消極行動卻取得了意想不到的社會積極效果。因為，一場愛國運動的爆發，“不是少數幾個人活動的結果，而是人民的要求和需要的自發的不可遏止的表現”，反動派“如果企圖用暴力來壓製這種要求，那隻能使它愈來愈強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