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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5章 天安門前爭國權！五四狂飆孕新生(19)
關於工人階級在運動中的作用。淞滬護軍使盧永祥和滬海道尹沈寶昌在6月8日給北京政府的急電中，曾驚恐地說：“此次滬上風潮始由學生罷課，繼由商人罷市，近且將有勞動工人同盟罷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失此不圖，將成大亂……上海為東南第一商埠，全國視線所及，內地商埠無不視上海為轉移。”全國視線以上海為轉移，這一點，反動派並沒有講錯，正是上海三罷鬥爭的實現推動了全國許多地區三罷的實現，特別是上海的工人鬥爭影響到全國許多地區工人鬥爭的開展，以至處在北京附近的天津，也有幾十萬勞動者在醞釀罷工。這些事實迫使北京政府感到了統治的極不穩定，因此才不得不對人民做出讓步，罷免了曹、章、陸等賣國賊。
對於工人階級在運動中的作用，學生們在開始時是認識不清的，以至他們對某些工人的罷工還進行“勸阻”。但是，隨著運動的開展，事實教育了他們，使他們愈來愈感到工人階級在運動中的偉大作用。當6月12日上海人民宣告勝利開市時，學生們不得不打出了“感謝工界”的旗幟，上海學聯在告同胞書中也不得不承認：“學生罷課半月，政府不惟不理，且對待日益嚴厲。乃商界罷市不及一日，而北京被捕之學生釋；工界罷工不及五日，而曹、章、陸去。”
工人階級在上海三罷鬥爭中以獨立的姿態登上政治舞台，並在運動中起了決定性的作用。但是，也必須指出，這時在工人中仍然沒有馬克思主義的統一組織，當時出現的一些所謂工界團體，如中華工業協會、中華工會、中華工黨、中華工界聯合會、等等，仍然是屬於資產階級性質的，它們在工人中並沒有什麽大的影響。
當然，這種狀況是不會繼續很久的。中國工人運動的發展，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迫切地要求兩者結合起來，中國工人階級的統一的馬克思主義組織，會很快出現的。
中外反動派對運動的破壞
五四運動發展到“六三”以後，使一切中外反動派深為驚恐，而當他們把這一運動和世界革命潮流、布爾什維主義的宣傳聯係在一起考慮的時候，就更加坐臥不安。日本侵略者向北洋政府警告說：“過激派利用時機，施其毒計……前次朝鮮暴勸，亦係彼等暗中嗾使。中國秩序未固，益以學生正在蠻動，實為過激派肆毒之良好機會。現上海該派本有強固機關與民黨孫洪伊等亦極接近，風潮如不早息，該派勢力將播及軍界，彼時中國大局必陷於無可收拾之情況。”上海英美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務處在1919年6月份的報告中則說：“本年五月間發生的一個案件，揭露出一個企圖在中國散播布爾什維主義思想的計劃。已有的材料表明在工人階級中間尚無任何有組織的運動在進行；但是已經發現在學生中間布爾什維主義的宣傳正在散播，各校已委任了布爾什維克書籍的經銷人。”
在這裏，帝國主義分子對運動作了種種估計，估計不盡相同，但有一點是一致的，即：十月革命必然和已經對中國的革命運動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如果中國革命仿照俄國的“過激派”行動起來，其危險是不堪設想的。
因此，當五四運動的中心由北京轉移到上海，主力由學生變為工人以後，帝國主義者便百般設法地加緊撲滅這個運動。他們認為這個運動將是“庚子之禍”。
上海三罷鬥爭實現後，帝國主義分子立即行動起來了，巡捕、萬國商團、水兵等各種武裝一起開動，“往來彈壓”。駐上海的各國領事團，“將英美兩國駐滬陸海軍，調集分布各要道，實力巡防。”他們對中國人民濫肆拘捕、凶毆以至屠殺。為了撲滅運動，他們還紛紛調集和加派軍艦來華，日本的軍艦來了，英國的什麽“蜜蜂”號也來了，法國的什麽“竇碧依？竇當”號和“台斯德累”號也都來了。
帝國主義分子除了直接幹涉外，還假手北洋軍閥來撲滅運動。6月上旬，北京各國公使不斷向北洋政府“詰問”，上海各國領事也不斷到交涉公署進行“交涉”，他們要求中國反動派從速鎮壓三罷鬥爭。
北洋政府當然是惟命是從的。
如前所述，還在5月底，北洋政府即下令各地加緊鎮壓愛國的人民，“其不服製止者應即依法逮辦，以遏亂萌。”6月初，它再次要求各地嚴厲鎮壓運動，並特別指出要鎮壓工人的同盟罷工，“隨事查緝，依法嚴懲。”
上海三罷鬥爭實現後，淞滬護軍使盧永祥、淞滬警察廳長徐國梁、滬海道尹沈寶昌等反動首腦，紛紛利用各種手段，對運動進行破壞。他們叫囂“上海已發生二次義和團”，對愛國的人民進行毆打、拘禁和屠殺；他們怕運動的影響擴大，加緊戒嚴和封鎖，破壞一切愛國的宣傳品，並嚴密查禁上海的往來郵電；他們還懼於“民情憤激”，采取軟硬兼施的手段，不斷對人民進行欺騙；他們還勾結帝國主義者，並通過大買辦從群眾聯合組織內部進行破壞運動。
除上海外，各地軍閥也采取了類似的破壞愛國運動的反動措施。
但是，中外反動派的一切破壞活動，都對人民群眾愛國運動無能為力，而一切卑鄙的鎮壓措施，都成了火上加油，使運動發展得更加猛烈，更為廣泛。中國人民堅定的不可侮的態度，使一切中外反動派都處於非常尷尬的地位，最後，連他們的生計也成為問題了。這樣，人民群眾的壓力就迫使他們不得不做出一定的讓步。
在這裏，美帝國主義的態度是狡猾的，它企圖利用人民群眾的反日情緒，來擴張自己的勢力，具體地說，它企圖利用中國人民的運動來除掉北洋政府的親日派，以便建立親美派政權。因此，當運動有發展到反對一般帝國主義可能的時候，即在它看來有所謂“遇有非法和過分的行動”的時候，它也和一般帝國主義一樣，對運動進行破壞和鎮壓。但是，當運動能夠限製在反日的範圍內，而不發展到“義和團第二”的時候，這又是它歡迎和力所要求的。因此，當“六三”運動出現以後，北京的美國公使芮恩施指使其上海總領事，要求美國僑民對運動“既不要予以鼓勵，亦不要加以反對。”芮恩施在6月9日下午4時給美國國務院的電報中一方麵說明上海“局勢嚴重”，同時認為“對於中國這種全國性的廣大運動，不可用武力來反對”。
第八節 人民的勝利：從罷免賣國賊到拒簽和約
北京青年在5月4日點燃的革命火把，迅速傳到全國各地，使星星之火成為燎原之勢。
在各界群眾的憤怒抗議下，北京政府才又不得不在當日午後發布了一條準免陸宗輿本職的命令。
陳獨秀同我剛看到下一層露台上正在放映露天電影，我們就趁此機會，把傳單從上麵撒下去。
陳獨秀怕我們不知道他被捕，故意大呼大跳起來，說：“暗無天日，竟敢無故捕人。”
上海各界聞聽和約簽字，於是又召開了有10餘萬人參加的國民大會，示威遊行。
不管這些代表們怎麽“遺憾”吧，和約總算是拒絕簽了。
賣國賊被罷免
北京青年在5月4日點燃的革命火把，迅速傳到全國各地，使星星之火成為燎原之勢。全國青年和人民群眾怒發衝冠、熱血沸騰。“時日曷喪，予及汝偕亡”；“民不畏死，奈何以死畏之”。在強大的人民群眾運動麵前，反動派無論施行怎樣的鎮壓手段，都無能為力了。
在各地區的鬥爭中，以上海、北京、天津等地對反動派的威脅最大。
在各階層人民的鬥爭中，以直接參加生產的工人勞動者，對反動派的威脅最大。
還在“六三”上海三罷後不久，淞滬護軍使盧永祥和滬海道尹沈寶昌於6月8日給北京政府的急電中即說：“此次滬上風潮始由學生罷課，繼由商人罷市，近且將有勞動工人同盟罷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失此不圖，將成大亂……上海為東南第一商埠，全國視線所及，內地商埠無不視上海為轉移。”
上海地區的三罷鬥爭，推動了全國許多地區三罷的實現。而全國鬥爭的開展，又推動了五四運動發源地――北京鬥爭的深入。
6月7日，北京總商會在給北京政府的呈文中，講到北京地區的情況時說：“水能載舟，亦能覆舟，民氣之奮興，誠未可遏塞而致使潰決。側聞罷學罷市，各省已有逐漸響應之慮，京師彼此激刺，亦暗有浮動情形。”
關於北京“暗有浮動”的情況，到6月10日就更加嚴重了。
6月10日這一天，北京學生團體決定：“身背臥具往公府請願，一、懲賣國賊；二、青島不簽字；三、不承認胡仁源為大學校長。如不允，即臥以待命，非允後不散。”
6月10日這一天，北京各團體代表麵見徐世昌，“陳述險象，恐生大變，乞納民意，以息風潮。”
在這裏，我們應該特別提到北京工人的鬥爭。以長辛店的鐵路工人為例。一些老工人回憶當時的情景說：“6月3日以後，賣國政府逮捕學生，上海工人大罷工。消息傳到了長辛店，我們廠裏工人再也不能沉默了。本來這些天大夥早就沒心幹活，這時幾個工人骨幹和學生們商量了一下，就決定舉行示威遊行。一天中午，史文彬和陳勵茂、張珍領著很多工人到大街藝員養成所的門口去集合，陶善琮也領著藝員養成所的學生出來了，大家上了大街……”“於是在長辛店大街上開始了第一次工人的遊行，隊伍裏邊也有幾個工頭，史文彬和陶善琮兩人在前頭領頭，有一百來個工人，藝員養成所和車務見習所的學生排著整齊的隊伍，走在後麵。”“這次遊行開了頭，以後就遊上了勁，三天兩頭盡遊行，晚上還搞過一回‘提燈會’，也是個示威遊行。”
據當年長辛店救國聯合會會長盛成的回憶，盛於1919年6月9日上午去天津，接受天津各界援助罷工的愛國捐款，下午回到長辛店，當地工人即醞釀罷工。當時任長辛店鐵路工廠副廠長的劉家驥，係曹汝霖的女婿，他在得知工人即將罷工的消息後，即在電話中告知曹汝霖，曹得知此消息後更加膽戰心驚，感到不去職是不行了。
本來，全國“三罷”實現，特別是上海工人大罷工後，北京政府已有妥協之勢，7日已釋放被捕學生，9日有了免國賊職的表示。6月10日，北京政府開始下達處理國賊的命令，但是當日上午僅僅發布了一條準免曹汝霖本職的命令，這當然不足以平民憤。新聞界報道北京學界在當日的活動說：“上午，各學校學生擬齊赴公府，謁見總統，要求懲辦曹、章、陸諸人。當由警察廳（告）各學校，謂免曹之命，上午準頒下，請即從緩。各學生遂即準備下午再行出發，準曹令既下，章、陸並無下文。乃由學生聯合會曾舉出代表六人，赴國務院、教育部兩處，請見總理及傅次長。結果當局告以章、陸免職令立時可下，學生代表立即退出。”在各界群眾的憤怒抗議下，北京政府才又不得不在當日午後發布了一條準免陸宗輿本職的命令。
從上可以看出，北京政府的讓步，並不是心甘情願的，它是采取了一種敷衍塞責的態度，走一步，看一步，適可而止。
對付這種老奸巨猾的態度，隻有堅決鬥爭。10日下午，天津總商會拍給北京政府一封急電，其中說：“本日僅準曹汝霖辭職，似此可以謝國人乎……查棲息於津埠之勞動者數十萬眾，現已發生不穩之象，倘遷延不決，演成實事，其危厄之局，痛苦有過於罷市者。”
天津總商會的急電，使北洋政府極為震驚。因天津近在咫尺，如果那裏的幾十萬工人大罷工將直接威脅北京，使其反動中央呈動搖之勢。在這種“危厄之局”的逼迫下，北京政府才又發布了準免章宗祥本職的命令。在最後一次命令下達後，北京政府以十分恐懼的心情，急忙將以上三種命令帶往天津，“提示大眾，勸其開市。”這時，已經是6月10日的深夜了。
曹、章、陸的被免職，是人民鬥爭的結果，是群眾運動的偉大勝利。消息傳出後，全國各地群眾都為之一快。陸宗輿的家鄉海寧縣，還召開了公民大會，議決為賣國賊豎石碑，使之遺臭萬年。“當場由眾踴躍輸金、飭匠趕辦，已於前日製造就，豎立邑廟前及北門外海塘鎮、海塔下等三處。碑約五尺餘長，真〔直〕書‘賣國賊陸宗輿’六大字，左右兩邊並刊民國8年6月海寧公團立，一時觀者人山人海，途為之塞雲。”
曹汝霖、章宗祥、陸宗輿等賣國賊被罷免，五四愛國運動的直接目標，算是達到了一個。但是，山東問題仍然沒有解決，反動軍閥們仍然盤踞要津。因此，鬥爭並沒有結束。
《北京市民宣言》和陳獨秀被捕
曹、章、陸的被罷免，就反動統治者來說，不過是緩衝之計。就在曹汝霖等被罷免的前後，段祺瑞、徐世昌都曾親自至曹的寓所看望，慰勉有嘉。
“慶父不死，魯難未已。”皖係軍閥仍然掌握著中央政權，那些步軍統領、警察總監們仍然在北京城耀武揚威，鎮壓群眾，使許多問題得不到根本解決。
因此，學生們的導師、中國思想界的先驅們，如陳獨秀、李大釗等，便進一步提出了對北京政權予以“根本之改造”的問題，在陳獨秀起草的《北京市民宣言》中是這樣說的：
中國民族乃酷愛和平之民族，今雖備受內外不可忍受之壓迫，仍本斯旨，對於政府提出最後最低之要求如左：一，對日外交，不拋棄山東省經濟上之權利，並取消民國四年七年兩次密約。二，免徐樹錚、曹汝霖、陸宗輿、章宗祥、段芝貴、王懷慶六人官職，並驅逐出京。三，取消步軍統領及警備司令兩機關。四，北京保安隊改由市民組織。五，市民須有絕對集會、言論自由權。我市民仍希望和平方法達此目的，倘政府不顧和平，不完全聽從市民之希望，我等學生商人勞工軍人等，惟有直接行動，以圖根本之改造。特此宣告，敬求內外士女諒解斯旨。
這個宣言雖然還存在著一定的幻想，“希望和平方法達此目的”，但它最後也提出了“直接行動以圖根本之改造”的目標，指出了運動的方向。這在當時，還是難能可貴的。
《北京市民宣言》由五四運動中的先進分子於6月11日到前門外等繁華街道、場所去散發。《新青年》的主要撰稿人，如陳獨秀、李大釗、高一涵等都親自參加了這次散發活動。
陳獨秀、高一涵等，是到“新世界”遊藝場散發的。
李大釗等則是到城南遊藝園散發的。
“新世界”遊藝場，座落在前門外珠市口西，香廠路和萬明路的交接處。這座遊藝場是一位廣東商人仿照上海的“大世界”遊藝場建造的。主樓共四層，有劇場、電影場、曲藝場、餐館、茶樓、商店等；在夏季，三、四層上還有屋頂花園。陳獨秀於6月11日晚散發《北京市民宣言》，就是在這裏的屋頂花園上。
陳獨秀散發傳單，被反動派的暗探當場逮捕。高一涵回憶陳獨秀被捕情景時說：“我同陳獨秀、鄧初三人到新世界，見戲場、書場、台球場內，皆有電燈照耀，如同白日，不好散發傳單。陳獨秀同我兩人隻得上新世界的屋頂花園，那裏沒有遊人，也無電燈。這時剛看到下一層露台上正在放映露天電影，我們就趁此機會，把傳單從上麵撒下去。哪知道，我們正在向下撒傳單時，屋頂花園的陰暗角落裏走出一個人來，向陳獨秀要傳單看，陳獨秀實在天真、幼稚，就從衣袋裏摸出一張傳單給那個人，那個人一看，馬上就說：‘就是這個’。即刻叫埋伏在屋頂花園暗地裏的一夥暗探，把陳獨秀抓住。我乘著這個機會，急走到屋頂花園的天橋上，探子大叫：‘那裏還有一個！’我就在此一刹那間，把手中拿的傳單拋了，趕快走下去，雜在戲園的觀眾中，並脫去長衫，丟掉草帽，躲藏起來。轉眼看到鄧初一人，還在對過台球場內，把傳單一張一張地放在茶桌上。我小聲告訴他，說：‘獨秀已被捕’。他還說：‘不要開玩笑罷！’正說間，遙見陳獨秀已被探子們捉下樓來。陳獨秀怕我們不知道他被捕，故意大呼大跳起來，說：‘暗無天日，竟敢無故捕人！’”為此，《新青年》編輯部（即陳獨秀住宅）當晚也遭到了搜查。陳獨秀被捕監禁了近三個月，李大釗也因此出京到昌黎五峰山躲避了一個時期。陳被釋放時，李也已回到北京。在李的幫助下，陳出走上海。
思想是無法禁錮的。反動派雖然能夠逮捕和監禁散發傳單的人，但是傳單上所宣傳的思想卻不脛而走。反動派的暴力，隻能激起愛國群眾的更大憤怒。全國校友會聯合會在致徐世昌要求釋放陳獨秀的電中說：“陳獨秀被捕，士林驚駭。持論是否偏激，國人自有公評，不得橫加摧殘，防民之口，其可得乎？”北京學生在給警察廳的公函中，指出捕人加罪之舉，隻能“激動全國學界再起波瀾”。上海工業協會的通電中，指出：“大亂之機，將從此始。”許多抗議通電，稱這次捕人事件為興文字獄。章士釗在給北京某要人的電中說：“詎可忽興文網，重激眾怒。”“試觀古今中外，每當文網最盛之秋，正其國運衰歇之候，以明末為殷鑒，可為寒心。今日謠諑繁興，清流危懼，乃迭有此罪及文人之舉，是真國家不祥之象，天下大亂之基也。”
對於陳獨秀被捕的原因，李達曾發表《陳獨秀與新思想》一文，加以分析說：陳獨秀先生是什麽人？大家都曉得是一個‘鼓吹新思想’的書生。
“北京政府逮捕他是怎麽緣故？因為他是‘鼓吹新思想’的緣故。”
“‘鼓吹新思想’的書生，北京政府何以要捕他呢？因為現在的北京政府，是頑固守舊的政府、賣國的政府。陳先生是一個極端反對頑固守舊思想的急先鋒，並且還用文字反對政府賣國的行為。他的文字，很有價值，很能夠把一般青年由朦朧裏提醒覺悟起來。北京政府為了這樣，賣國的舉動不大方便。所以，忌到這位‘鼓吹新思想’的陳先生，想把‘莫須有’的事隨便戴在陳先生的頭上，說是在他家裏發見過激派的書籍印刷物。這事並不是真的。要把陳先生做個標本，來恐嚇許多鼓吹新思想的一般人。”
廣大群眾是不會因為反動派的捕禁而沉默下去的。就在曹、章、陸等賣國賊被罷免後不久，一場聲勢浩大的拒簽和約運動，又緊接而起了。
中華民國學生聯合會的成立
根據運動的發展，各地的學生們感到有進一步組織起來的必要了。
還在6月1日，京、津、寧、滬及留日學生代表即在上海環球中國學生會召集全國學聯的籌備會，“議決名稱為中華民國學生聯合會，並發電各地聯合會，請於兩星期內各派代表二人來滬，商訂章程及辦法，再開成立大會。”
6月12日，上海人民慶祝三罷鬥爭的勝利，示威遊行，並行開市。
同日，在上海的全國學聯籌備會召開常會，“多數以為此次要求，一為外爭外交，一為內懲國賊。今外交既未脫離悲觀境界，國賊亦止於準免本職，揆諸最初之希望，百未一達。”籌備會在致各省各團體的通電中，指出：“如曹、陸、章輩，實繁有徒，若段祺瑞、徐樹錚實為元惡，倘不除惡務盡，雖有華盛頓莫與維新，陳東等之伏闕上書寧有濟耶？”
6月16日下午2時，全國學聯成立大會在上海大東旅館六樓召開，計到有北京、上海、留日學界、天津、武昌、南京、杭州、濟南、嘉興、鬆江、崇明、南通、九江、保定、吉林、安徽、寧波、河南、唐山、蘇州、揚州等各地代表共五十餘人。
除各地學生代表外，參加大會的還有許多來賓，計有教育界人士蔣夢麟、黃任之（炎培）等20餘人；商界人士10餘人；工界人士6人；報界人士戈公振等10餘人。還有個別外賓，如教會學校的教職員等，也來參加。
許多學生代表和來賓都在這個成立大會上發表了演說，表明了各自的態度。
北京學生代表許德珩在會上強調：“我輩宜去虛榮心而牢守堅忍心。”
上海學生代表何葆仁說：“中國社會不良，賣國賊必不能止絕。故本會以改良社會、正人心、敦風俗為主旨，當與中華民國終始。”
教育界代表黃任之強調：“無論何種團體，融洽一致最難，內部一有猜疑，對外即無能力。”
教育界演說的另一代表蔣夢麟，則宣揚英美的影響，他說：“杜威博士曾勸我輩嚐以英文論著送英法美諸國，引動友邦對我中國學生表同情”；又說：“中國學商工各界之活躍，實美國之新感想新精神有以玉成。”
商界兩代表演說，“以任勞與修德兩端相勖”；工界兩代表演說，則希望工界能像學界舉行“公開聯合大會”。報界代表發表演說時也說：“商則應去貴族商會而別成一平民商會，此上海人士之公言也；工則處此萬國勞動同盟說盛行時代，我國更應急起直追，俾不至以地位懸殊而見屏於世界各國之勞動界。甚望商工兩界亦能早自設備，如我學界之聯合開大會耳。”
6月18日，全國學聯召開選舉職員會。北京學生代表段錫朋當選為正會長，上海代表何葆仁當選為副會長，北京學生代表陳寶鍔當選為評議長。幹事長則照章由會址所在地（上海）的學生會評議部選出。
全國學聯成立後，立即號召和組織各地學生，投入拒簽和約運動。
拒簽和約運動
工人們在罷免賣國賊的鬥爭中起了重大作用。他們在拒簽和約運動中，繼續表現得非常堅決和英勇。他們認為，三罷鬥爭的目的，不能止於罷免三個賣國賊。“若賣國首領未誅，賣國條約未廢，亡國之禍終難幸免。”有的工人大聲疾呼：“徐世昌去職難成事實，簽字勢在必行。簽字而山東亡，山東亡而全國隨之，亡國大難迫於眉睫，吾同胞忍坐視家國之亡而甘心作奴隸乎！”
對於工人階級在運動中的作用，學生們在開始時是認識不清的，以至他們對某些工人的罷工還進行“勸阻”。但是，隨著運動的開展，事實教育了他們，使他們愈來愈感到工人階級在運動中的偉大作用。當6月12日上海人民宣告勝利開市時，學生們不得不打出了“感謝工界”的旗幟，上海學聯在告同胞書中也不得不承認：“學生罷課半月，政府不惟不理，且對待日益嚴厲。乃商界罷市不及一日，而北京被捕之學生釋；工界罷工不及五日，而曹、章、陸去。”
工人階級在上海三罷鬥爭中以獨立的姿態登上政治舞台，並在運動中起了決定性的作用。但是，也必須指出，這時在工人中仍然沒有馬克思主義的統一組織，當時出現的一些所謂工界團體，如中華工業協會、中華工會、中華工黨、中華工界聯合會、等等，仍然是屬於資產階級性質的，它們在工人中並沒有什麽大的影響。
當然，這種狀況是不會繼續很久的。中國工人運動的發展，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迫切地要求兩者結合起來，中國工人階級的統一的馬克思主義組織，會很快出現的。
中外反動派對運動的破壞
五四運動發展到“六三”以後，使一切中外反動派深為驚恐，而當他們把這一運動和世界革命潮流、布爾什維主義的宣傳聯係在一起考慮的時候，就更加坐臥不安。日本侵略者向北洋政府警告說：“過激派利用時機，施其毒計……前次朝鮮暴勸，亦係彼等暗中嗾使。中國秩序未固，益以學生正在蠻動，實為過激派肆毒之良好機會。現上海該派本有強固機關與民黨孫洪伊等亦極接近，風潮如不早息，該派勢力將播及軍界，彼時中國大局必陷於無可收拾之情況。”上海英美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務處在1919年6月份的報告中則說：“本年五月間發生的一個案件，揭露出一個企圖在中國散播布爾什維主義思想的計劃。已有的材料表明在工人階級中間尚無任何有組織的運動在進行；但是已經發現在學生中間布爾什維主義的宣傳正在散播，各校已委任了布爾什維克書籍的經銷人。”
在這裏，帝國主義分子對運動作了種種估計，估計不盡相同，但有一點是一致的，即：十月革命必然和已經對中國的革命運動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如果中國革命仿照俄國的“過激派”行動起來，其危險是不堪設想的。
因此，當五四運動的中心由北京轉移到上海，主力由學生變為工人以後，帝國主義者便百般設法地加緊撲滅這個運動。他們認為這個運動將是“庚子之禍”。
上海三罷鬥爭實現後，帝國主義分子立即行動起來了，巡捕、萬國商團、水兵等各種武裝一起開動，“往來彈壓”。駐上海的各國領事團，“將英美兩國駐滬陸海軍，調集分布各要道，實力巡防。”他們對中國人民濫肆拘捕、凶毆以至屠殺。為了撲滅運動，他們還紛紛調集和加派軍艦來華，日本的軍艦來了，英國的什麽“蜜蜂”號也來了，法國的什麽“竇碧依？竇當”號和“台斯德累”號也都來了。
帝國主義分子除了直接幹涉外，還假手北洋軍閥來撲滅運動。6月上旬，北京各國公使不斷向北洋政府“詰問”，上海各國領事也不斷到交涉公署進行“交涉”，他們要求中國反動派從速鎮壓三罷鬥爭。
北洋政府當然是惟命是從的。
如前所述，還在5月底，北洋政府即下令各地加緊鎮壓愛國的人民，“其不服製止者應即依法逮辦，以遏亂萌。”6月初，它再次要求各地嚴厲鎮壓運動，並特別指出要鎮壓工人的同盟罷工，“隨事查緝，依法嚴懲。”
上海三罷鬥爭實現後，淞滬護軍使盧永祥、淞滬警察廳長徐國梁、滬海道尹沈寶昌等反動首腦，紛紛利用各種手段，對運動進行破壞。他們叫囂“上海已發生二次義和團”，對愛國的人民進行毆打、拘禁和屠殺；他們怕運動的影響擴大，加緊戒嚴和封鎖，破壞一切愛國的宣傳品，並嚴密查禁上海的往來郵電；他們還懼於“民情憤激”，采取軟硬兼施的手段，不斷對人民進行欺騙；他們還勾結帝國主義者，並通過大買辦從群眾聯合組織內部進行破壞運動。
除上海外，各地軍閥也采取了類似的破壞愛國運動的反動措施。
但是，中外反動派的一切破壞活動，都對人民群眾愛國運動無能為力，而一切卑鄙的鎮壓措施，都成了火上加油，使運動發展得更加猛烈，更為廣泛。中國人民堅定的不可侮的態度，使一切中外反動派都處於非常尷尬的地位，最後，連他們的生計也成為問題了。這樣，人民群眾的壓力就迫使他們不得不做出一定的讓步。
在這裏，美帝國主義的態度是狡猾的，它企圖利用人民群眾的反日情緒，來擴張自己的勢力，具體地說，它企圖利用中國人民的運動來除掉北洋政府的親日派，以便建立親美派政權。因此，當運動有發展到反對一般帝國主義可能的時候，即在它看來有所謂“遇有非法和過分的行動”的時候，它也和一般帝國主義一樣，對運動進行破壞和鎮壓。但是，當運動能夠限製在反日的範圍內，而不發展到“義和團第二”的時候，這又是它歡迎和力所要求的。因此，當“六三”運動出現以後，北京的美國公使芮恩施指使其上海總領事，要求美國僑民對運動“既不要予以鼓勵，亦不要加以反對。”芮恩施在6月9日下午4時給美國國務院的電報中一方麵說明上海“局勢嚴重”，同時認為“對於中國這種全國性的廣大運動，不可用武力來反對”。
第八節 人民的勝利：從罷免賣國賊到拒簽和約
北京青年在5月4日點燃的革命火把，迅速傳到全國各地，使星星之火成為燎原之勢。
在各界群眾的憤怒抗議下，北京政府才又不得不在當日午後發布了一條準免陸宗輿本職的命令。
陳獨秀同我剛看到下一層露台上正在放映露天電影，我們就趁此機會，把傳單從上麵撒下去。
陳獨秀怕我們不知道他被捕，故意大呼大跳起來，說：“暗無天日，竟敢無故捕人。”
上海各界聞聽和約簽字，於是又召開了有10餘萬人參加的國民大會，示威遊行。
不管這些代表們怎麽“遺憾”吧，和約總算是拒絕簽了。
賣國賊被罷免
北京青年在5月4日點燃的革命火把，迅速傳到全國各地，使星星之火成為燎原之勢。全國青年和人民群眾怒發衝冠、熱血沸騰。“時日曷喪，予及汝偕亡”；“民不畏死，奈何以死畏之”。在強大的人民群眾運動麵前，反動派無論施行怎樣的鎮壓手段，都無能為力了。
在各地區的鬥爭中，以上海、北京、天津等地對反動派的威脅最大。
在各階層人民的鬥爭中，以直接參加生產的工人勞動者，對反動派的威脅最大。
還在“六三”上海三罷後不久，淞滬護軍使盧永祥和滬海道尹沈寶昌於6月8日給北京政府的急電中即說：“此次滬上風潮始由學生罷課，繼由商人罷市，近且將有勞動工人同盟罷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失此不圖，將成大亂……上海為東南第一商埠，全國視線所及，內地商埠無不視上海為轉移。”
上海地區的三罷鬥爭，推動了全國許多地區三罷的實現。而全國鬥爭的開展，又推動了五四運動發源地――北京鬥爭的深入。
6月7日，北京總商會在給北京政府的呈文中，講到北京地區的情況時說：“水能載舟，亦能覆舟，民氣之奮興，誠未可遏塞而致使潰決。側聞罷學罷市，各省已有逐漸響應之慮，京師彼此激刺，亦暗有浮動情形。”
關於北京“暗有浮動”的情況，到6月10日就更加嚴重了。
6月10日這一天，北京學生團體決定：“身背臥具往公府請願，一、懲賣國賊；二、青島不簽字；三、不承認胡仁源為大學校長。如不允，即臥以待命，非允後不散。”
6月10日這一天，北京各團體代表麵見徐世昌，“陳述險象，恐生大變，乞納民意，以息風潮。”
在這裏，我們應該特別提到北京工人的鬥爭。以長辛店的鐵路工人為例。一些老工人回憶當時的情景說：“6月3日以後，賣國政府逮捕學生，上海工人大罷工。消息傳到了長辛店，我們廠裏工人再也不能沉默了。本來這些天大夥早就沒心幹活，這時幾個工人骨幹和學生們商量了一下，就決定舉行示威遊行。一天中午，史文彬和陳勵茂、張珍領著很多工人到大街藝員養成所的門口去集合，陶善琮也領著藝員養成所的學生出來了，大家上了大街……”“於是在長辛店大街上開始了第一次工人的遊行，隊伍裏邊也有幾個工頭，史文彬和陶善琮兩人在前頭領頭，有一百來個工人，藝員養成所和車務見習所的學生排著整齊的隊伍，走在後麵。”“這次遊行開了頭，以後就遊上了勁，三天兩頭盡遊行，晚上還搞過一回‘提燈會’，也是個示威遊行。”
據當年長辛店救國聯合會會長盛成的回憶，盛於1919年6月9日上午去天津，接受天津各界援助罷工的愛國捐款，下午回到長辛店，當地工人即醞釀罷工。當時任長辛店鐵路工廠副廠長的劉家驥，係曹汝霖的女婿，他在得知工人即將罷工的消息後，即在電話中告知曹汝霖，曹得知此消息後更加膽戰心驚，感到不去職是不行了。
本來，全國“三罷”實現，特別是上海工人大罷工後，北京政府已有妥協之勢，7日已釋放被捕學生，9日有了免國賊職的表示。6月10日，北京政府開始下達處理國賊的命令，但是當日上午僅僅發布了一條準免曹汝霖本職的命令，這當然不足以平民憤。新聞界報道北京學界在當日的活動說：“上午，各學校學生擬齊赴公府，謁見總統，要求懲辦曹、章、陸諸人。當由警察廳（告）各學校，謂免曹之命，上午準頒下，請即從緩。各學生遂即準備下午再行出發，準曹令既下，章、陸並無下文。乃由學生聯合會曾舉出代表六人，赴國務院、教育部兩處，請見總理及傅次長。結果當局告以章、陸免職令立時可下，學生代表立即退出。”在各界群眾的憤怒抗議下，北京政府才又不得不在當日午後發布了一條準免陸宗輿本職的命令。
從上可以看出，北京政府的讓步，並不是心甘情願的，它是采取了一種敷衍塞責的態度，走一步，看一步，適可而止。
對付這種老奸巨猾的態度，隻有堅決鬥爭。10日下午，天津總商會拍給北京政府一封急電，其中說：“本日僅準曹汝霖辭職，似此可以謝國人乎……查棲息於津埠之勞動者數十萬眾，現已發生不穩之象，倘遷延不決，演成實事，其危厄之局，痛苦有過於罷市者。”
天津總商會的急電，使北洋政府極為震驚。因天津近在咫尺，如果那裏的幾十萬工人大罷工將直接威脅北京，使其反動中央呈動搖之勢。在這種“危厄之局”的逼迫下，北京政府才又發布了準免章宗祥本職的命令。在最後一次命令下達後，北京政府以十分恐懼的心情，急忙將以上三種命令帶往天津，“提示大眾，勸其開市。”這時，已經是6月10日的深夜了。
曹、章、陸的被免職，是人民鬥爭的結果，是群眾運動的偉大勝利。消息傳出後，全國各地群眾都為之一快。陸宗輿的家鄉海寧縣，還召開了公民大會，議決為賣國賊豎石碑，使之遺臭萬年。“當場由眾踴躍輸金、飭匠趕辦，已於前日製造就，豎立邑廟前及北門外海塘鎮、海塔下等三處。碑約五尺餘長，真〔直〕書‘賣國賊陸宗輿’六大字，左右兩邊並刊民國8年6月海寧公團立，一時觀者人山人海，途為之塞雲。”
曹汝霖、章宗祥、陸宗輿等賣國賊被罷免，五四愛國運動的直接目標，算是達到了一個。但是，山東問題仍然沒有解決，反動軍閥們仍然盤踞要津。因此，鬥爭並沒有結束。
《北京市民宣言》和陳獨秀被捕
曹、章、陸的被罷免，就反動統治者來說，不過是緩衝之計。就在曹汝霖等被罷免的前後，段祺瑞、徐世昌都曾親自至曹的寓所看望，慰勉有嘉。
“慶父不死，魯難未已。”皖係軍閥仍然掌握著中央政權，那些步軍統領、警察總監們仍然在北京城耀武揚威，鎮壓群眾，使許多問題得不到根本解決。
因此，學生們的導師、中國思想界的先驅們，如陳獨秀、李大釗等，便進一步提出了對北京政權予以“根本之改造”的問題，在陳獨秀起草的《北京市民宣言》中是這樣說的：
中國民族乃酷愛和平之民族，今雖備受內外不可忍受之壓迫，仍本斯旨，對於政府提出最後最低之要求如左：一，對日外交，不拋棄山東省經濟上之權利，並取消民國四年七年兩次密約。二，免徐樹錚、曹汝霖、陸宗輿、章宗祥、段芝貴、王懷慶六人官職，並驅逐出京。三，取消步軍統領及警備司令兩機關。四，北京保安隊改由市民組織。五，市民須有絕對集會、言論自由權。我市民仍希望和平方法達此目的，倘政府不顧和平，不完全聽從市民之希望，我等學生商人勞工軍人等，惟有直接行動，以圖根本之改造。特此宣告，敬求內外士女諒解斯旨。
這個宣言雖然還存在著一定的幻想，“希望和平方法達此目的”，但它最後也提出了“直接行動以圖根本之改造”的目標，指出了運動的方向。這在當時，還是難能可貴的。
《北京市民宣言》由五四運動中的先進分子於6月11日到前門外等繁華街道、場所去散發。《新青年》的主要撰稿人，如陳獨秀、李大釗、高一涵等都親自參加了這次散發活動。
陳獨秀、高一涵等，是到“新世界”遊藝場散發的。
李大釗等則是到城南遊藝園散發的。
“新世界”遊藝場，座落在前門外珠市口西，香廠路和萬明路的交接處。這座遊藝場是一位廣東商人仿照上海的“大世界”遊藝場建造的。主樓共四層，有劇場、電影場、曲藝場、餐館、茶樓、商店等；在夏季，三、四層上還有屋頂花園。陳獨秀於6月11日晚散發《北京市民宣言》，就是在這裏的屋頂花園上。
陳獨秀散發傳單，被反動派的暗探當場逮捕。高一涵回憶陳獨秀被捕情景時說：“我同陳獨秀、鄧初三人到新世界，見戲場、書場、台球場內，皆有電燈照耀，如同白日，不好散發傳單。陳獨秀同我兩人隻得上新世界的屋頂花園，那裏沒有遊人，也無電燈。這時剛看到下一層露台上正在放映露天電影，我們就趁此機會，把傳單從上麵撒下去。哪知道，我們正在向下撒傳單時，屋頂花園的陰暗角落裏走出一個人來，向陳獨秀要傳單看，陳獨秀實在天真、幼稚，就從衣袋裏摸出一張傳單給那個人，那個人一看，馬上就說：‘就是這個’。即刻叫埋伏在屋頂花園暗地裏的一夥暗探，把陳獨秀抓住。我乘著這個機會，急走到屋頂花園的天橋上，探子大叫：‘那裏還有一個！’我就在此一刹那間，把手中拿的傳單拋了，趕快走下去，雜在戲園的觀眾中，並脫去長衫，丟掉草帽，躲藏起來。轉眼看到鄧初一人，還在對過台球場內，把傳單一張一張地放在茶桌上。我小聲告訴他，說：‘獨秀已被捕’。他還說：‘不要開玩笑罷！’正說間，遙見陳獨秀已被探子們捉下樓來。陳獨秀怕我們不知道他被捕，故意大呼大跳起來，說：‘暗無天日，竟敢無故捕人！’”為此，《新青年》編輯部（即陳獨秀住宅）當晚也遭到了搜查。陳獨秀被捕監禁了近三個月，李大釗也因此出京到昌黎五峰山躲避了一個時期。陳被釋放時，李也已回到北京。在李的幫助下，陳出走上海。
思想是無法禁錮的。反動派雖然能夠逮捕和監禁散發傳單的人，但是傳單上所宣傳的思想卻不脛而走。反動派的暴力，隻能激起愛國群眾的更大憤怒。全國校友會聯合會在致徐世昌要求釋放陳獨秀的電中說：“陳獨秀被捕，士林驚駭。持論是否偏激，國人自有公評，不得橫加摧殘，防民之口，其可得乎？”北京學生在給警察廳的公函中，指出捕人加罪之舉，隻能“激動全國學界再起波瀾”。上海工業協會的通電中，指出：“大亂之機，將從此始。”許多抗議通電，稱這次捕人事件為興文字獄。章士釗在給北京某要人的電中說：“詎可忽興文網，重激眾怒。”“試觀古今中外，每當文網最盛之秋，正其國運衰歇之候，以明末為殷鑒，可為寒心。今日謠諑繁興，清流危懼，乃迭有此罪及文人之舉，是真國家不祥之象，天下大亂之基也。”
對於陳獨秀被捕的原因，李達曾發表《陳獨秀與新思想》一文，加以分析說：陳獨秀先生是什麽人？大家都曉得是一個‘鼓吹新思想’的書生。
“北京政府逮捕他是怎麽緣故？因為他是‘鼓吹新思想’的緣故。”
“‘鼓吹新思想’的書生，北京政府何以要捕他呢？因為現在的北京政府，是頑固守舊的政府、賣國的政府。陳先生是一個極端反對頑固守舊思想的急先鋒，並且還用文字反對政府賣國的行為。他的文字，很有價值，很能夠把一般青年由朦朧裏提醒覺悟起來。北京政府為了這樣，賣國的舉動不大方便。所以，忌到這位‘鼓吹新思想’的陳先生，想把‘莫須有’的事隨便戴在陳先生的頭上，說是在他家裏發見過激派的書籍印刷物。這事並不是真的。要把陳先生做個標本，來恐嚇許多鼓吹新思想的一般人。”
廣大群眾是不會因為反動派的捕禁而沉默下去的。就在曹、章、陸等賣國賊被罷免後不久，一場聲勢浩大的拒簽和約運動，又緊接而起了。
中華民國學生聯合會的成立
根據運動的發展，各地的學生們感到有進一步組織起來的必要了。
還在6月1日，京、津、寧、滬及留日學生代表即在上海環球中國學生會召集全國學聯的籌備會，“議決名稱為中華民國學生聯合會，並發電各地聯合會，請於兩星期內各派代表二人來滬，商訂章程及辦法，再開成立大會。”
6月12日，上海人民慶祝三罷鬥爭的勝利，示威遊行，並行開市。
同日，在上海的全國學聯籌備會召開常會，“多數以為此次要求，一為外爭外交，一為內懲國賊。今外交既未脫離悲觀境界，國賊亦止於準免本職，揆諸最初之希望，百未一達。”籌備會在致各省各團體的通電中，指出：“如曹、陸、章輩，實繁有徒，若段祺瑞、徐樹錚實為元惡，倘不除惡務盡，雖有華盛頓莫與維新，陳東等之伏闕上書寧有濟耶？”
6月16日下午2時，全國學聯成立大會在上海大東旅館六樓召開，計到有北京、上海、留日學界、天津、武昌、南京、杭州、濟南、嘉興、鬆江、崇明、南通、九江、保定、吉林、安徽、寧波、河南、唐山、蘇州、揚州等各地代表共五十餘人。
除各地學生代表外，參加大會的還有許多來賓，計有教育界人士蔣夢麟、黃任之（炎培）等20餘人；商界人士10餘人；工界人士6人；報界人士戈公振等10餘人。還有個別外賓，如教會學校的教職員等，也來參加。
許多學生代表和來賓都在這個成立大會上發表了演說，表明了各自的態度。
北京學生代表許德珩在會上強調：“我輩宜去虛榮心而牢守堅忍心。”
上海學生代表何葆仁說：“中國社會不良，賣國賊必不能止絕。故本會以改良社會、正人心、敦風俗為主旨，當與中華民國終始。”
教育界代表黃任之強調：“無論何種團體，融洽一致最難，內部一有猜疑，對外即無能力。”
教育界演說的另一代表蔣夢麟，則宣揚英美的影響，他說：“杜威博士曾勸我輩嚐以英文論著送英法美諸國，引動友邦對我中國學生表同情”；又說：“中國學商工各界之活躍，實美國之新感想新精神有以玉成。”
商界兩代表演說，“以任勞與修德兩端相勖”；工界兩代表演說，則希望工界能像學界舉行“公開聯合大會”。報界代表發表演說時也說：“商則應去貴族商會而別成一平民商會，此上海人士之公言也；工則處此萬國勞動同盟說盛行時代，我國更應急起直追，俾不至以地位懸殊而見屏於世界各國之勞動界。甚望商工兩界亦能早自設備，如我學界之聯合開大會耳。”
6月18日，全國學聯召開選舉職員會。北京學生代表段錫朋當選為正會長，上海代表何葆仁當選為副會長，北京學生代表陳寶鍔當選為評議長。幹事長則照章由會址所在地（上海）的學生會評議部選出。
全國學聯成立後，立即號召和組織各地學生，投入拒簽和約運動。
拒簽和約運動
工人們在罷免賣國賊的鬥爭中起了重大作用。他們在拒簽和約運動中，繼續表現得非常堅決和英勇。他們認為，三罷鬥爭的目的，不能止於罷免三個賣國賊。“若賣國首領未誅，賣國條約未廢，亡國之禍終難幸免。”有的工人大聲疾呼：“徐世昌去職難成事實，簽字勢在必行。簽字而山東亡，山東亡而全國隨之，亡國大難迫於眉睫，吾同胞忍坐視家國之亡而甘心作奴隸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