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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8章 天安門前爭國權！五四狂飆孕新生(12)
由於日本在和會上的蠻橫，使人們對和平十四條產生了懷疑。威爾遜，這個“世界上第一個好人”，在人們心目中的地位，也開始下降了。2月9日，《每周評論》登載的隨感錄中說：“有一班人因為孫中山好發理想的大議論，送他一個諢名，叫做孫大炮。威爾遜總統的平和意見十四條，現在也多半是不可實行的理想，我們也可以叫他做威大炮。”（按：孫大炮是傑出的革命民主主義者，威大炮是帝國主義頭子，兩者有本質的區別。）隨感錄並且根據五國壟斷和會的情況，發出了這樣的問題：“公理何在？”
由於中日密約的宣布及威爾遜所表示的無能為力，中國各界群眾一方麵對帝國主義者的幻想開始破滅，同時，也更加重了對賣國賊的痛恨。4月16日，上海民議聯合會、華僑平和期成會、華僑聯合會、對日外交後援會、救國會、四川同鄉會、陝西同鄉會等團體的代表，召開團體聯合大會，其決議中便說：“段祺瑞、曹汝霖、徐樹錚、陸宗輿、章宗祥、靳雲鵬等種種賣國行為，日益加厲，為全國所不容，應請決議懲辦，以除禍根。”
與此同時，《每周評論》不斷地揭露賣國賊的罪惡，並啟示人們向其展開鬥爭。4月20日的隨感錄中點了章宗祥、曹汝霖、陸宗輿等親日派的名字，並指出：“這次章公使由日本回國，許多中國留學生，都手拿上麵寫著‘賣國賊’三個字的旗子，送到車站。”4月27日的隨感錄中更具體地寫道：“駐日章公使回國的時候，三百多中國留學生，趕到車站，大叫賣國賊，把上麵寫了‘賣國賊’‘礦山鐵道盡斷送外人’‘禍國’的白旗，雪片似的向車中擲去”。同日的隨感錄也具體地揭露了陸宗輿：“有人說中華匯業銀行是中日合辦的，有人說完全是日本的銀行，我們實在弄不清楚。為了吉黑兩省金礦森林借款的事，那中華匯業銀行總理陸宗輿，給中華民國農商總長、財政總長的信，滿紙的貴國、貴政府。這中華匯業銀行到底是哪國的銀行，陸宗輿到底是哪國的人，我們實在弄不清楚！”
山東人民對山東問題最為關心，因此對賣國賊也最為痛恨。4月20日，10萬3700百餘群眾，在濟南舉行國民大會，表示力爭山東主權之決心。大會在致巴黎中國外交代表的電中說：“現聞我國軍閥及二三奸人陰謀賣國，示意退讓，東人聞之，異常憤激，本月二十日在省城開國民大會，集眾十餘萬，僉謂此說若行，是陷山東於沒世不複之慘。若輩包藏禍心，多方掣肘，喪心病狂，萬眾同仇，東人死喪無日，急何能擇，誓死力爭，義不反顧。”
4月底，威爾遜的五國共管說傳到中國。對此說，雖有某些親美派分子（如歐美同學會成員）表示讚同，但遭到廣大人民群眾的唾棄。如：“旅滬各省商幫因昨日（4月25日）報載青島問題有由五國管理之說。引為大辱，異常憤激，群向商業公團探聞辦法。”全國和平聯合會在4月26日致巴黎中國外交代表的電中則說：“青島問題，本會曾電請由德直接交還，刻據報載暫歸五國管理，再交中國，我國民誓不承認，務懇堅持到底。”世界和平共進會、中華國民策進永久和平會等團體，在其電文中也說：“近聞北京政府電命對日讓步，五國複有公管青島之說，中日秘約，猶未取消，國人聞之，悲憤莫名。”
大概由於威爾遜的和平十四條說的太漂亮和太動人了，所以當五國共管說傳來的時候，有的人還幻想這不是事實，“多望該消息為不確。”
但是，幻想究竟是幻想，事實究竟是事實。威爾遜不僅真的作過這樣的建議，而且就是這個建議也為日本所拒絕，最後是在美國的妥協下，把德國在山東所有的權益，一律直接讓與日本了。
當和約中山東問題的三條已經決定的消息傳到中國以後，人民群眾的悲憤情緒真是達到了極點。也隻是在這時，人們對威爾遜的十四條、公理戰勝強權等幻想，才真正是破滅了。5月4日出的《每周評論》，指出：“上海的和會，兩方都重在黨派的權利，什麽裁兵廢督，不過說說好聽做做麵子，實際上他們那裏辦得了。巴黎的和會，各國都重在本國的權利，什麽公理，什麽永久和平，什麽威爾遜總統十四條宣言，都成了一文不值的空話……這兩個分贓會議，與世界永久和平人類真正幸福，隔得不止十萬八千裏，非全世界的人民都站起來直接解決不可。”
由“世界上第一個好人”，到“威大炮”，又到現在的“一文不值”，說明中國知識界隨著美帝國主義麵目的一步步暴露，對其認識也逐步加深了。
列寧說：“1914-1918年的帝國主義戰爭，在一切民族和全世界被壓迫階級麵前，特別清楚地揭露了資產階級民主詞句的虛偽性，在事實上表明，標榜為‘西方民主’的凡爾賽條約是比德國容克和德皇的布列斯特――裏托夫斯克條約更加野蠻、更加卑劣地壓在弱小民族頭上的暴力。國際聯盟和協約國戰後的全部政策，到處加強先進國無產階級和殖民地附屬國的一切勞動群眾的革命鬥爭，使所謂在資本主義製度下各民族能夠和平共居和一律平等的市儈的民族幻想更快地破產，從而更清楚更尖銳地揭露了這個真理。”
對巴黎和會幻想開始破滅的時候，也正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開始傳播的時候。毛澤東說：“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十月革命幫助了全世界的也幫助了中國的先進分子，用無產階級的宇宙觀作為觀察國家命運的工具，重新考慮自己的問題。走俄國人的路――這就是結論。”
就是在這種情況下，十月革命幫助中國人民提高了覺悟，使中國人民從此投入了新的戰鬥。
第六節 古城怒吼：五四愛國風暴席卷天安門
北京的春天，風沙撲麵，使人的心情不好受；當巴黎和會外交失敗的新聞傳來時，使人更加煩躁不安。
學生們已經無心再去讀書，也無心再去娛樂，而是懷著一顆赤誠的心，滿腔怒火地奔向北河沿法科禮堂，在討論如何拯救自己的祖國。
夜幕已經降臨，北河沿法科禮堂內外，擠滿了來開會的學生。
大家議論行事很迅速，麵上都帶著很愁很怒的顏色。
3日晚上北大學生血書“還我青島”的那塊衣襟，也懸掛在這裏，很是激動人心。
當隊伍向趙家樓進發的時候，軍警戒備更加森嚴了，便衣特務的活動也更加頻繁了。
穿著長衫的兩個學生，在身邊取出一隻洋鐵扁壺，內裝煤油，低聲說“放火”。
追悼大會上懸掛著北京內外各界送來的三千餘副挽聯，郭的遺像兩旁，書有“力爭青島，死重泰山”。
山雨欲來風滿樓
北京大學學生當年從事集會活動的地點，大都在以下兩處：
一處是在馬神廟（現為景山東街）的西齋學生宿舍，即校本部西邊不遠的地方。這是一座很大的中式院落，在沙灘紅樓建成以前，北大學生們的食、宿，主要都在這裏，因此，各種消息首先在這裏傳播，許多活動首先在這裏展開。這裏可以隨時看到各種海報、布告、通知等，“有人發出什麽號召，就有人響應；說開會，就有人去。開會的地點，大些的會，在飯廳開的時候多，要說話的，站在板凳上就說起來”。
另一處是在北河沿（現為東華門北大街）的法科（即後來的第三院）禮堂。凡是人數比較眾多的集會，特別是聯合其他各校的集會，大都在這裏舉行。例如，巴黎和會召開期間，日本駐京公使小幡於2月2日至外交部施加壓力，全國嘩然。“北京學生聯合會籌議抵抗，（2月）5日晚間，北京大學學生在法科開全體大會，到會者2000多人，舉出幹事十幾人，分頭進行，並聯合各學校的學生，電致巴黎五專使，請他們堅持前議，不要讓步。”
北京的春天，風沙撲麵，使人的心情不好受；當巴黎和會外交失敗的新聞傳來時，使人更加煩躁不安。
噩耗終於傳來，並且得到了證實。5月1日，上海《大陸報》之北京通訊說：“政府接巴黎中國代表團來電，謂關於索還膠州租借之對日外交戰爭，業已失敗。”5月2日，身為徐世昌顧問和總統府外交委員會委員兼事務長的林長民，也在北京《晨報》上發表文章，證實了這一噩耗。
在此以前，當4月下旬中國外交失敗的消息不斷傳到中國的時候，各地各界人民均已憤慨萬分。4月20日，山東人民10萬餘人已在濟南召開國民請願大會。當時，山東的愛國人士紛紛到北京來活動，北京的愛國人士也紛紛到山東、上海等地去活動。
5月3日，北京市民的各個階層，包括學界、商界、政界、軍界等，都舉行了各種各樣的集會，討論怎樣抗議山東問題的無理決定。當日下午，北京一些政界人士所組織的國民外交協會召開全體職員會，作出下列決議：
“（一）5月7日在中央公園（現為中山公園）開國民大會，並分電各省各團體同日舉行。”
（二）聲明不承認二十一款，及英法意等與日本關於處分山東問題之密約。
（三）如和會中不得伸我國之主張，即請政府撤回專使。
“（四）向英美法意各使館聲述國民之意見。”協會還發出了下麵這樣一個通知：“本會因山東問題，消息萬分險急，特定於本月7日，即國恥紀念日，午後二時在中央公園開國民大會，討論對付方法，屆時到會，入場券由本會臨時在門口分贈。”
但，學生們已經不能等到5月7日了。就在外交協會開會的同時，北京的學生們已經在發起和籌備5月4日的示威遊行了。
北大學生是從蔡元培那裏得到巴黎和會失敗的消息的。許德珩回憶說：“5月2日，我從蔡校長那裏聽到了這個晴天霹靂的消息，便約集參加在《國民雜誌》社的各校學生代表，當天下午在北大西齋飯廳召開了一個緊急會議，討論辦法。高工的一位學生代表夏秀峰當場咬破手指，寫血書，大家激動得眼裏要冒出火來。於是發出通知，決定5月3日（星期六）晚七時在北河沿北大法科（後來的北大三院）大禮堂召開全體學生大會，並約北京十三個中等以上學校代表參加。”
另一個當事人張國燾也曾回憶說：“1919年5月2日下午7時，‘國民雜誌社’循例舉行社務會議；參加者是原有的十多個社員，議程也隻是討論雜誌的出版事務。可是到會者不約而同的談到中國在凡爾賽和會受屈辱的情形，以及曹汝霖等腆顏媚日和山東及其他各地人民團體奮起救國等消息，氣氛異常激昂……這次會議以愛國責無旁貸的精神立即決定：由‘國民雜誌社’通告北大全體同學，於次日晚上七時在北大第三院大禮堂舉行學生大會；並邀請高師、工專、農專、法專等學校派代表或熱心分子參加，討論目前應采的步驟。”
具體情節，略有出入，但時間、發起等情況基本一致，可以作為許文的佐證。
5月3日（星期六）夜晚，本應是周末休息的時候，但北大校園內沸騰起來了。學生們已經無心再去讀書，也無心再去娛樂，而是懷著一顆赤誠的心，滿腔怒火地奔向北河沿法科禮堂，在討論如何拯救自己的祖國。他們邊走邊議論，大罵賣國賊曹汝霖、章宗祥、陸宗輿，也埋怨自己上了美國總統威爾遜的當，有的學生很幽默地諷刺說：“威爾遜發明了一個數學公式，十四等於零。”
也正是在這時，陳獨秀為《每周評論》寫下了號召人民起來“直接解決”的評論，他指出：“巴黎的和會，各國都重在本國的權利，什麽公理，什麽永久和平，什麽威爾遜總統十四條宣言，都成了一文不值的空話。”他號召說：“我看這兩個分贓會議，與世界永久和平人類真正幸福，隔得不止十萬八千裏，非全世界的人民都站起來直接解決不可。若是靠著分贓會議裏那幾個政治家外交家，在那裏關門弄鬼，定然沒有好結果。”
這是陳獨秀為第二天（5月4日）出版的《每周評論》所寫的文章，學生們雖然在5月3日還不能直接讀到這篇文章，但是其中的思想已經在他們中間廣為流傳和接受。
夜幕已經降臨，北河沿法科禮堂內外，擠滿了來開會的學生。除北京大學1000多同學全體參加外，出席的還有十幾所學校的學生代表。
大會推舉北大法科四年級學生廖書倉為臨時主席，北大文科學生黃日葵、孟壽椿兩人做記錄，並推許德珩起草宣言。
有一種材料說：大會曾請北大新聞研究會的導師、著名的新聞記者邵飄萍報告巴黎和會討論山東問題的經過和目前形勢。
在大會發言的學生有丁肇青、謝紹敏、張國燾、許德珩以及各校學生代表夏秀峰等很多人。“法科學生謝紹敏悲憤填膺，當場將中指齧破，裂斷衣襟，血書‘還我青島’四字，揭之於眾，這就更激勵了全體學生的情緒……”“鼓掌聲、萬歲聲相繼而起，全場頓現一種淒涼悲壯之氣象。”
大會在熱烈鼓掌聲中，一致作出如下決定：
（一）聯合各界一致力爭；
（二）通電巴黎專使，堅持和約上不簽字；
（三）通電全國各省市於5月7日國恥紀念日舉行群眾遊行示威運動；
（四）定於5月4日（星期日）齊集天安門舉行學界大示威。
在會上還有人提議：“留日學生可以那麽對付章宗祥（按：指《每周評論》報道章由日回國時，群眾憤激用小旗子投擲章的狀況），我們為什麽不可以對他們三個（曹、章、陸）來一下？就是說，要把旗子送到他們的家裏去。”這個提議，也得到了一致的讚同。
為了籌備遊行，學生們當場自動進行了熱烈的捐助，銀元、鈔票、銅子以及手表、戒指、手巾、帽子等，都紛紛捐擲到台上來。大家的愛國熱情達到了沸點。
當會議結束時，已經是深夜11點了。
會議結束後，學生們更加忙碌地分頭籌備起來。住西齋的北大同學一夜未睡，有的負責聯絡其他學校，有的準備宣言、電報、傳單；更多的人則是準備大旗、小旗、標語等，有人熱情地把床單扯作旗幟用。許德珩在回憶中寫道：“我於宣言寫好後把自己的白布床單撕成條幅，書寫標語，一直搞到天亮。有的同學咬破手指，血書標語。那時還沒有‘打倒帝國主義’的口號，集會的主要目的在收回山東主權，收回青島，反抗日本，反對列強以及懲辦賣國賊和軍閥官僚，所有標語大都是寫著：‘收回山東權利’‘懲辦賣國賊’‘拒絕在巴黎和會上簽字’‘內除國賊，外抗強權’‘中國是中國人的中國’‘廢除二十一條’‘抵製日貨’等等句子。”
5月3日晚上，除了北京大學學生在積極準備外，有的學校，如北京高等師範，其學生社團也在秘密地活動著。五四運動的參加者、當時北京高師的學生周予同，曾經作過如下的回憶：“4月末旬，上述的秘密團體（指同言社，即工學會，傾向無政府主義）的學生們已略有活動，打算做一次示威運動。5月3日的晚上，曾開一次會議，議決用猛烈的方法懲警以前簽字二十一條的當事者曹、陸、章。當時有一位同盟會的老同誌秘密的將章宗祥的照片交給他們……並且設法去弄手槍，但結果沒有成功。他們議決帶鐵器、小罐火油及火柴等去，預備毀物放火。”周在另一篇悼念匡互生（五四當日首先進入曹宅者）的文章中也說：“我們在5月3日夜裏秘密召集社員（指同言社，即工學會）在操場角落的小室中開會。我們覺得同時在開會討論這件事的，隻有北京大學一個和我們同性質的小團體。當開會時，大家頗有點爭辯。有些人隻主張一種普遍的示威遊行，有些人則主張非參加暴動不可。”關於高師的這次會議，當時的親曆者於力（董魯安）也曾回憶說：“五四運動最初是由北大和高師等校學生發動起來的。還記得在五四前一天的整日間，有些人是在為著翌日天安門開大會的準備事項而忙碌著：印傳單、糊小旗、編口號和計劃遊行路線等等工作。晚間，高師操場北端的西花廳裏，會集著以工學會為基幹的十幾個青年，秘密地宣布明日遊行後，還要前往東城趙家樓胡同安福係巨子曹汝霖的住宅去示威的計劃，並布置屆時分給每個人應擔負的任務。”
關於高師的這次會議的情況，以北京高師數學係四年級學生匡互生說得最為詳盡，匡在1925年寫的《五四運動紀實》一書中回憶說：“在提前舉行示威運動的議案議決的前後，各學校的各小團體都有一度的會議。北京高工、高師各校的全體會議，那自然是應有的文章。現在我要特別告訴讀者的，就是前麵所說過的那些小團體在這個時候活動的真相。5月3日那一夜，某校的工學會開全體會議，由會員提議討論‘對於中日的示威運動，本會應取何種態度？’大多數主張采用激烈的手段去對付那幾個仰日本軍閥的鼻息，作國內軍閥的走狗，並且慣以構成南北戰爭以快意的曹、陸、章，就決定次日聯絡各學校的激烈分子，伴大隊遊行至曹、章、陸等的住宅時候，實行大暴動，並一麵派會員先將曹、章、陸等住宅的門牌號數調查明白，以便直接行動。於是5月4日早晨凡在各校主張激烈的分子就由這個工學會的代表實地聯絡的結果，暗中已心心相印了……各校的熱烈分子――20人以內――都有相當的準備，甚至於有連身後的事都向親密的朋友商托好了的！”
從以上所引材料，可以清楚地看出：5月4日火燒趙家樓的行動，確實不是偶然的。當然，也應該指出，這個秘密計劃隻是少數人知道，“除極少數參加核心小組的學生外，大多數學生是沒料到會演出火燒趙家樓曹汝霖住宅和毆傷章宗祥等暴動事件的。”
雖然有的學校已經在5月3日晚上籌備，但是有的學校還不知道5月4日的計劃。因此，在北京大學學生的積極聯絡下，在5月4日的上午10時，又在法政專門學校召開了一個各校學生代表會，學生們在短促的一個半鍾頭內，議決了下列幾件事：
（一）拍電國內外
（二）喚醒各地國人；
（三）預備7日的國民大會；
（四）組織北京學生對外的永久機關；
“（五）本日下午大家遊行示威。路線由天安門經東交民巷美、英、法、意四國使館，轉入崇文門大街。”
這次會議開得很緊急，“大家議論行事很迅速，麵上都帶著很愁很怒的顏色。”會議後，各學校代表便迅速返校準備下午的遊行去了。當年的會議參加者周予同在回憶中說：“5月4日上午，各校派出的代表，在法政專門學校舉行了聯合會議。到會的有數十人，我是高師的代表之一。大家討論了遊行示威的進行辦法，決定散布‘北京學界全體宣言’，提出‘外爭主權，內除國賊’的政治鬥爭口號。那天由高師工學會代表聯絡到的各校激烈分子，有20人左右，大多屬於高師的工學會，高工、北大的共學會等組織。大家相約暴動，準備犧牲，有的還向親密朋友托付後事，我和匡互生等都寫了遺書。”又說：“被推擔任天安門大會主席和遊行總指揮的段錫朋、傅斯年，都是北大新潮社等組織的。他們一點也不知道我們準備用暴動手段懲罰賣國賊的秘密決議和準備。”
天安門集合
雄偉壯闊的天安門廣場，高大巍峨的天安門城樓，是那樣的莊嚴肅穆，是那樣的令人起敬。
這裏，是中國人民引為自豪和永遠值得紀念的地方。作為新民主主義革命開端的五四愛國運動，正是從這裏起步的。
當時的天安門廣場，並不像今天這樣寬闊。原清朝的宗人府、吏部、戶部、禮部等衙門均在這一帶，天安門至正陽門的南北路上，還東西對襯著兩排厚厚的紅牆，天安門前的左右均有三座門擋著東西路口；兩邊的華表就在金水橋旁，也不像現在這樣寬的距離。
雖然如此，但天安門城樓那種富有民族形式的建築，仍然象征著祖國的莊嚴。天安門前槐柳的搖蕩，也使人神往。加以這裏場地適中（四通八達），在當時來說也還算寬敞。所以，群眾聚會，多在這裏進行。
1919年5月4日下午1時許，北京十幾個學校的學生3000餘人，從四麵八方匯集天安門，圍立在金水橋前的兩個華表之下。
關於參加這次集合遊行的人數，一向有3000和5000兩種說法。後來回憶的人，多采用5000的說法。根據北洋政府京師警察廳檔案所存京師警察總監吳炳湘的密電，其說法是：四日，北京大學等十數學校學生二三千人，因青島問題，在天安門前集合，擬赴各使館爭議。當日，京師警察廳是派有密探跟隨遊行隊伍前進的，而且這份材料又是吳炳湘的密電，看來，“二三千人”不會是縮小之說。根據這條檔案，參照各報所載，大體可以斷定：遊行人數3000之說是比較真實的。
北京大學的學生是首先發起者，但他們卻是最晚到達天安門的。這是因為，他們的隊伍被北京政府教育部的代表（次長）和幾個警察阻攔了，不準他們去參加遊行。學生代表鄧中夏、黃日葵等和教育部的代表展開了一段時間的辯論，最後突破阻攔，隊伍才急速向天安門進發。
當北大學生隊伍到達天安門的時候，在場的其他各校學生，熱情地向他們歡呼。
由於中日密約的宣布及威爾遜所表示的無能為力，中國各界群眾一方麵對帝國主義者的幻想開始破滅，同時，也更加重了對賣國賊的痛恨。4月16日，上海民議聯合會、華僑平和期成會、華僑聯合會、對日外交後援會、救國會、四川同鄉會、陝西同鄉會等團體的代表，召開團體聯合大會，其決議中便說：“段祺瑞、曹汝霖、徐樹錚、陸宗輿、章宗祥、靳雲鵬等種種賣國行為，日益加厲，為全國所不容，應請決議懲辦，以除禍根。”
與此同時，《每周評論》不斷地揭露賣國賊的罪惡，並啟示人們向其展開鬥爭。4月20日的隨感錄中點了章宗祥、曹汝霖、陸宗輿等親日派的名字，並指出：“這次章公使由日本回國，許多中國留學生，都手拿上麵寫著‘賣國賊’三個字的旗子，送到車站。”4月27日的隨感錄中更具體地寫道：“駐日章公使回國的時候，三百多中國留學生，趕到車站，大叫賣國賊，把上麵寫了‘賣國賊’‘礦山鐵道盡斷送外人’‘禍國’的白旗，雪片似的向車中擲去”。同日的隨感錄也具體地揭露了陸宗輿：“有人說中華匯業銀行是中日合辦的，有人說完全是日本的銀行，我們實在弄不清楚。為了吉黑兩省金礦森林借款的事，那中華匯業銀行總理陸宗輿，給中華民國農商總長、財政總長的信，滿紙的貴國、貴政府。這中華匯業銀行到底是哪國的銀行，陸宗輿到底是哪國的人，我們實在弄不清楚！”
山東人民對山東問題最為關心，因此對賣國賊也最為痛恨。4月20日，10萬3700百餘群眾，在濟南舉行國民大會，表示力爭山東主權之決心。大會在致巴黎中國外交代表的電中說：“現聞我國軍閥及二三奸人陰謀賣國，示意退讓，東人聞之，異常憤激，本月二十日在省城開國民大會，集眾十餘萬，僉謂此說若行，是陷山東於沒世不複之慘。若輩包藏禍心，多方掣肘，喪心病狂，萬眾同仇，東人死喪無日，急何能擇，誓死力爭，義不反顧。”
4月底，威爾遜的五國共管說傳到中國。對此說，雖有某些親美派分子（如歐美同學會成員）表示讚同，但遭到廣大人民群眾的唾棄。如：“旅滬各省商幫因昨日（4月25日）報載青島問題有由五國管理之說。引為大辱，異常憤激，群向商業公團探聞辦法。”全國和平聯合會在4月26日致巴黎中國外交代表的電中則說：“青島問題，本會曾電請由德直接交還，刻據報載暫歸五國管理，再交中國，我國民誓不承認，務懇堅持到底。”世界和平共進會、中華國民策進永久和平會等團體，在其電文中也說：“近聞北京政府電命對日讓步，五國複有公管青島之說，中日秘約，猶未取消，國人聞之，悲憤莫名。”
大概由於威爾遜的和平十四條說的太漂亮和太動人了，所以當五國共管說傳來的時候，有的人還幻想這不是事實，“多望該消息為不確。”
但是，幻想究竟是幻想，事實究竟是事實。威爾遜不僅真的作過這樣的建議，而且就是這個建議也為日本所拒絕，最後是在美國的妥協下，把德國在山東所有的權益，一律直接讓與日本了。
當和約中山東問題的三條已經決定的消息傳到中國以後，人民群眾的悲憤情緒真是達到了極點。也隻是在這時，人們對威爾遜的十四條、公理戰勝強權等幻想，才真正是破滅了。5月4日出的《每周評論》，指出：“上海的和會，兩方都重在黨派的權利，什麽裁兵廢督，不過說說好聽做做麵子，實際上他們那裏辦得了。巴黎的和會，各國都重在本國的權利，什麽公理，什麽永久和平，什麽威爾遜總統十四條宣言，都成了一文不值的空話……這兩個分贓會議，與世界永久和平人類真正幸福，隔得不止十萬八千裏，非全世界的人民都站起來直接解決不可。”
由“世界上第一個好人”，到“威大炮”，又到現在的“一文不值”，說明中國知識界隨著美帝國主義麵目的一步步暴露，對其認識也逐步加深了。
列寧說：“1914-1918年的帝國主義戰爭，在一切民族和全世界被壓迫階級麵前，特別清楚地揭露了資產階級民主詞句的虛偽性，在事實上表明，標榜為‘西方民主’的凡爾賽條約是比德國容克和德皇的布列斯特――裏托夫斯克條約更加野蠻、更加卑劣地壓在弱小民族頭上的暴力。國際聯盟和協約國戰後的全部政策，到處加強先進國無產階級和殖民地附屬國的一切勞動群眾的革命鬥爭，使所謂在資本主義製度下各民族能夠和平共居和一律平等的市儈的民族幻想更快地破產，從而更清楚更尖銳地揭露了這個真理。”
對巴黎和會幻想開始破滅的時候，也正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開始傳播的時候。毛澤東說：“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十月革命幫助了全世界的也幫助了中國的先進分子，用無產階級的宇宙觀作為觀察國家命運的工具，重新考慮自己的問題。走俄國人的路――這就是結論。”
就是在這種情況下，十月革命幫助中國人民提高了覺悟，使中國人民從此投入了新的戰鬥。
第六節 古城怒吼：五四愛國風暴席卷天安門
北京的春天，風沙撲麵，使人的心情不好受；當巴黎和會外交失敗的新聞傳來時，使人更加煩躁不安。
學生們已經無心再去讀書，也無心再去娛樂，而是懷著一顆赤誠的心，滿腔怒火地奔向北河沿法科禮堂，在討論如何拯救自己的祖國。
夜幕已經降臨，北河沿法科禮堂內外，擠滿了來開會的學生。
大家議論行事很迅速，麵上都帶著很愁很怒的顏色。
3日晚上北大學生血書“還我青島”的那塊衣襟，也懸掛在這裏，很是激動人心。
當隊伍向趙家樓進發的時候，軍警戒備更加森嚴了，便衣特務的活動也更加頻繁了。
穿著長衫的兩個學生，在身邊取出一隻洋鐵扁壺，內裝煤油，低聲說“放火”。
追悼大會上懸掛著北京內外各界送來的三千餘副挽聯，郭的遺像兩旁，書有“力爭青島，死重泰山”。
山雨欲來風滿樓
北京大學學生當年從事集會活動的地點，大都在以下兩處：
一處是在馬神廟（現為景山東街）的西齋學生宿舍，即校本部西邊不遠的地方。這是一座很大的中式院落，在沙灘紅樓建成以前，北大學生們的食、宿，主要都在這裏，因此，各種消息首先在這裏傳播，許多活動首先在這裏展開。這裏可以隨時看到各種海報、布告、通知等，“有人發出什麽號召，就有人響應；說開會，就有人去。開會的地點，大些的會，在飯廳開的時候多，要說話的，站在板凳上就說起來”。
另一處是在北河沿（現為東華門北大街）的法科（即後來的第三院）禮堂。凡是人數比較眾多的集會，特別是聯合其他各校的集會，大都在這裏舉行。例如，巴黎和會召開期間，日本駐京公使小幡於2月2日至外交部施加壓力，全國嘩然。“北京學生聯合會籌議抵抗，（2月）5日晚間，北京大學學生在法科開全體大會，到會者2000多人，舉出幹事十幾人，分頭進行，並聯合各學校的學生，電致巴黎五專使，請他們堅持前議，不要讓步。”
北京的春天，風沙撲麵，使人的心情不好受；當巴黎和會外交失敗的新聞傳來時，使人更加煩躁不安。
噩耗終於傳來，並且得到了證實。5月1日，上海《大陸報》之北京通訊說：“政府接巴黎中國代表團來電，謂關於索還膠州租借之對日外交戰爭，業已失敗。”5月2日，身為徐世昌顧問和總統府外交委員會委員兼事務長的林長民，也在北京《晨報》上發表文章，證實了這一噩耗。
在此以前，當4月下旬中國外交失敗的消息不斷傳到中國的時候，各地各界人民均已憤慨萬分。4月20日，山東人民10萬餘人已在濟南召開國民請願大會。當時，山東的愛國人士紛紛到北京來活動，北京的愛國人士也紛紛到山東、上海等地去活動。
5月3日，北京市民的各個階層，包括學界、商界、政界、軍界等，都舉行了各種各樣的集會，討論怎樣抗議山東問題的無理決定。當日下午，北京一些政界人士所組織的國民外交協會召開全體職員會，作出下列決議：
“（一）5月7日在中央公園（現為中山公園）開國民大會，並分電各省各團體同日舉行。”
（二）聲明不承認二十一款，及英法意等與日本關於處分山東問題之密約。
（三）如和會中不得伸我國之主張，即請政府撤回專使。
“（四）向英美法意各使館聲述國民之意見。”協會還發出了下麵這樣一個通知：“本會因山東問題，消息萬分險急，特定於本月7日，即國恥紀念日，午後二時在中央公園開國民大會，討論對付方法，屆時到會，入場券由本會臨時在門口分贈。”
但，學生們已經不能等到5月7日了。就在外交協會開會的同時，北京的學生們已經在發起和籌備5月4日的示威遊行了。
北大學生是從蔡元培那裏得到巴黎和會失敗的消息的。許德珩回憶說：“5月2日，我從蔡校長那裏聽到了這個晴天霹靂的消息，便約集參加在《國民雜誌》社的各校學生代表，當天下午在北大西齋飯廳召開了一個緊急會議，討論辦法。高工的一位學生代表夏秀峰當場咬破手指，寫血書，大家激動得眼裏要冒出火來。於是發出通知，決定5月3日（星期六）晚七時在北河沿北大法科（後來的北大三院）大禮堂召開全體學生大會，並約北京十三個中等以上學校代表參加。”
另一個當事人張國燾也曾回憶說：“1919年5月2日下午7時，‘國民雜誌社’循例舉行社務會議；參加者是原有的十多個社員，議程也隻是討論雜誌的出版事務。可是到會者不約而同的談到中國在凡爾賽和會受屈辱的情形，以及曹汝霖等腆顏媚日和山東及其他各地人民團體奮起救國等消息，氣氛異常激昂……這次會議以愛國責無旁貸的精神立即決定：由‘國民雜誌社’通告北大全體同學，於次日晚上七時在北大第三院大禮堂舉行學生大會；並邀請高師、工專、農專、法專等學校派代表或熱心分子參加，討論目前應采的步驟。”
具體情節，略有出入，但時間、發起等情況基本一致，可以作為許文的佐證。
5月3日（星期六）夜晚，本應是周末休息的時候，但北大校園內沸騰起來了。學生們已經無心再去讀書，也無心再去娛樂，而是懷著一顆赤誠的心，滿腔怒火地奔向北河沿法科禮堂，在討論如何拯救自己的祖國。他們邊走邊議論，大罵賣國賊曹汝霖、章宗祥、陸宗輿，也埋怨自己上了美國總統威爾遜的當，有的學生很幽默地諷刺說：“威爾遜發明了一個數學公式，十四等於零。”
也正是在這時，陳獨秀為《每周評論》寫下了號召人民起來“直接解決”的評論，他指出：“巴黎的和會，各國都重在本國的權利，什麽公理，什麽永久和平，什麽威爾遜總統十四條宣言，都成了一文不值的空話。”他號召說：“我看這兩個分贓會議，與世界永久和平人類真正幸福，隔得不止十萬八千裏，非全世界的人民都站起來直接解決不可。若是靠著分贓會議裏那幾個政治家外交家，在那裏關門弄鬼，定然沒有好結果。”
這是陳獨秀為第二天（5月4日）出版的《每周評論》所寫的文章，學生們雖然在5月3日還不能直接讀到這篇文章，但是其中的思想已經在他們中間廣為流傳和接受。
夜幕已經降臨，北河沿法科禮堂內外，擠滿了來開會的學生。除北京大學1000多同學全體參加外，出席的還有十幾所學校的學生代表。
大會推舉北大法科四年級學生廖書倉為臨時主席，北大文科學生黃日葵、孟壽椿兩人做記錄，並推許德珩起草宣言。
有一種材料說：大會曾請北大新聞研究會的導師、著名的新聞記者邵飄萍報告巴黎和會討論山東問題的經過和目前形勢。
在大會發言的學生有丁肇青、謝紹敏、張國燾、許德珩以及各校學生代表夏秀峰等很多人。“法科學生謝紹敏悲憤填膺，當場將中指齧破，裂斷衣襟，血書‘還我青島’四字，揭之於眾，這就更激勵了全體學生的情緒……”“鼓掌聲、萬歲聲相繼而起，全場頓現一種淒涼悲壯之氣象。”
大會在熱烈鼓掌聲中，一致作出如下決定：
（一）聯合各界一致力爭；
（二）通電巴黎專使，堅持和約上不簽字；
（三）通電全國各省市於5月7日國恥紀念日舉行群眾遊行示威運動；
（四）定於5月4日（星期日）齊集天安門舉行學界大示威。
在會上還有人提議：“留日學生可以那麽對付章宗祥（按：指《每周評論》報道章由日回國時，群眾憤激用小旗子投擲章的狀況），我們為什麽不可以對他們三個（曹、章、陸）來一下？就是說，要把旗子送到他們的家裏去。”這個提議，也得到了一致的讚同。
為了籌備遊行，學生們當場自動進行了熱烈的捐助，銀元、鈔票、銅子以及手表、戒指、手巾、帽子等，都紛紛捐擲到台上來。大家的愛國熱情達到了沸點。
當會議結束時，已經是深夜11點了。
會議結束後，學生們更加忙碌地分頭籌備起來。住西齋的北大同學一夜未睡，有的負責聯絡其他學校，有的準備宣言、電報、傳單；更多的人則是準備大旗、小旗、標語等，有人熱情地把床單扯作旗幟用。許德珩在回憶中寫道：“我於宣言寫好後把自己的白布床單撕成條幅，書寫標語，一直搞到天亮。有的同學咬破手指，血書標語。那時還沒有‘打倒帝國主義’的口號，集會的主要目的在收回山東主權，收回青島，反抗日本，反對列強以及懲辦賣國賊和軍閥官僚，所有標語大都是寫著：‘收回山東權利’‘懲辦賣國賊’‘拒絕在巴黎和會上簽字’‘內除國賊，外抗強權’‘中國是中國人的中國’‘廢除二十一條’‘抵製日貨’等等句子。”
5月3日晚上，除了北京大學學生在積極準備外，有的學校，如北京高等師範，其學生社團也在秘密地活動著。五四運動的參加者、當時北京高師的學生周予同，曾經作過如下的回憶：“4月末旬，上述的秘密團體（指同言社，即工學會，傾向無政府主義）的學生們已略有活動，打算做一次示威運動。5月3日的晚上，曾開一次會議，議決用猛烈的方法懲警以前簽字二十一條的當事者曹、陸、章。當時有一位同盟會的老同誌秘密的將章宗祥的照片交給他們……並且設法去弄手槍，但結果沒有成功。他們議決帶鐵器、小罐火油及火柴等去，預備毀物放火。”周在另一篇悼念匡互生（五四當日首先進入曹宅者）的文章中也說：“我們在5月3日夜裏秘密召集社員（指同言社，即工學會）在操場角落的小室中開會。我們覺得同時在開會討論這件事的，隻有北京大學一個和我們同性質的小團體。當開會時，大家頗有點爭辯。有些人隻主張一種普遍的示威遊行，有些人則主張非參加暴動不可。”關於高師的這次會議，當時的親曆者於力（董魯安）也曾回憶說：“五四運動最初是由北大和高師等校學生發動起來的。還記得在五四前一天的整日間，有些人是在為著翌日天安門開大會的準備事項而忙碌著：印傳單、糊小旗、編口號和計劃遊行路線等等工作。晚間，高師操場北端的西花廳裏，會集著以工學會為基幹的十幾個青年，秘密地宣布明日遊行後，還要前往東城趙家樓胡同安福係巨子曹汝霖的住宅去示威的計劃，並布置屆時分給每個人應擔負的任務。”
關於高師的這次會議的情況，以北京高師數學係四年級學生匡互生說得最為詳盡，匡在1925年寫的《五四運動紀實》一書中回憶說：“在提前舉行示威運動的議案議決的前後，各學校的各小團體都有一度的會議。北京高工、高師各校的全體會議，那自然是應有的文章。現在我要特別告訴讀者的，就是前麵所說過的那些小團體在這個時候活動的真相。5月3日那一夜，某校的工學會開全體會議，由會員提議討論‘對於中日的示威運動，本會應取何種態度？’大多數主張采用激烈的手段去對付那幾個仰日本軍閥的鼻息，作國內軍閥的走狗，並且慣以構成南北戰爭以快意的曹、陸、章，就決定次日聯絡各學校的激烈分子，伴大隊遊行至曹、章、陸等的住宅時候，實行大暴動，並一麵派會員先將曹、章、陸等住宅的門牌號數調查明白，以便直接行動。於是5月4日早晨凡在各校主張激烈的分子就由這個工學會的代表實地聯絡的結果，暗中已心心相印了……各校的熱烈分子――20人以內――都有相當的準備，甚至於有連身後的事都向親密的朋友商托好了的！”
從以上所引材料，可以清楚地看出：5月4日火燒趙家樓的行動，確實不是偶然的。當然，也應該指出，這個秘密計劃隻是少數人知道，“除極少數參加核心小組的學生外，大多數學生是沒料到會演出火燒趙家樓曹汝霖住宅和毆傷章宗祥等暴動事件的。”
雖然有的學校已經在5月3日晚上籌備，但是有的學校還不知道5月4日的計劃。因此，在北京大學學生的積極聯絡下，在5月4日的上午10時，又在法政專門學校召開了一個各校學生代表會，學生們在短促的一個半鍾頭內，議決了下列幾件事：
（一）拍電國內外
（二）喚醒各地國人；
（三）預備7日的國民大會；
（四）組織北京學生對外的永久機關；
“（五）本日下午大家遊行示威。路線由天安門經東交民巷美、英、法、意四國使館，轉入崇文門大街。”
這次會議開得很緊急，“大家議論行事很迅速，麵上都帶著很愁很怒的顏色。”會議後，各學校代表便迅速返校準備下午的遊行去了。當年的會議參加者周予同在回憶中說：“5月4日上午，各校派出的代表，在法政專門學校舉行了聯合會議。到會的有數十人，我是高師的代表之一。大家討論了遊行示威的進行辦法，決定散布‘北京學界全體宣言’，提出‘外爭主權，內除國賊’的政治鬥爭口號。那天由高師工學會代表聯絡到的各校激烈分子，有20人左右，大多屬於高師的工學會，高工、北大的共學會等組織。大家相約暴動，準備犧牲，有的還向親密朋友托付後事，我和匡互生等都寫了遺書。”又說：“被推擔任天安門大會主席和遊行總指揮的段錫朋、傅斯年，都是北大新潮社等組織的。他們一點也不知道我們準備用暴動手段懲罰賣國賊的秘密決議和準備。”
天安門集合
雄偉壯闊的天安門廣場，高大巍峨的天安門城樓，是那樣的莊嚴肅穆，是那樣的令人起敬。
這裏，是中國人民引為自豪和永遠值得紀念的地方。作為新民主主義革命開端的五四愛國運動，正是從這裏起步的。
當時的天安門廣場，並不像今天這樣寬闊。原清朝的宗人府、吏部、戶部、禮部等衙門均在這一帶，天安門至正陽門的南北路上，還東西對襯著兩排厚厚的紅牆，天安門前的左右均有三座門擋著東西路口；兩邊的華表就在金水橋旁，也不像現在這樣寬的距離。
雖然如此，但天安門城樓那種富有民族形式的建築，仍然象征著祖國的莊嚴。天安門前槐柳的搖蕩，也使人神往。加以這裏場地適中（四通八達），在當時來說也還算寬敞。所以，群眾聚會，多在這裏進行。
1919年5月4日下午1時許，北京十幾個學校的學生3000餘人，從四麵八方匯集天安門，圍立在金水橋前的兩個華表之下。
關於參加這次集合遊行的人數，一向有3000和5000兩種說法。後來回憶的人，多采用5000的說法。根據北洋政府京師警察廳檔案所存京師警察總監吳炳湘的密電，其說法是：四日，北京大學等十數學校學生二三千人，因青島問題，在天安門前集合，擬赴各使館爭議。當日，京師警察廳是派有密探跟隨遊行隊伍前進的，而且這份材料又是吳炳湘的密電，看來，“二三千人”不會是縮小之說。根據這條檔案，參照各報所載，大體可以斷定：遊行人數3000之說是比較真實的。
北京大學的學生是首先發起者，但他們卻是最晚到達天安門的。這是因為，他們的隊伍被北京政府教育部的代表（次長）和幾個警察阻攔了，不準他們去參加遊行。學生代表鄧中夏、黃日葵等和教育部的代表展開了一段時間的辯論，最後突破阻攔，隊伍才急速向天安門進發。
當北大學生隊伍到達天安門的時候，在場的其他各校學生，熱情地向他們歡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