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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7章 天安門前爭國權！五四狂飆孕新生(11)
美國這個後起的但是頗為急進的帝國主義國家，早就想和其他老牌帝國主義平分秋色並淩駕於其他國家之上，它自然不肯放過這個大好時機。它在偽善的十四條掩護之下，一方麵高唱“國際聯盟”以便成為戰後的“盟主”，來達到鎮壓世界革命運動和鞏固帝國主義世界秩序的目的；一方麵積極地排除一些和自己爭奪霸權的異己勢力，具體地擴大在殖民地中的侵略。
中國是美日爭奪的焦點。因此，怎樣排除日本在華勢力，擴大自己的侵略，是美國所處心積慮的。
當第一次世界大戰將要結束的時候，中國國內要求停止內戰、實現和平的呼聲逐步高漲起來。美國認為，必須利用中國人民的反戰情緒，來打擊日本的勢力。1918年9月4日，徐世昌擔任大總統。威爾遜在10月10日致徐的賀電中，便要求停止內戰、南北統一，認為隻有如此，中國才能在國際會議中占有地位。與此同時，美國駐華公使芮恩思和廣州的美國領事分別在北京和在南方的軍政府中積極活動。
企圖獨占中國的日本帝國主義，不肯讓美國來爭奪自己的霸權，但是在世界一片和平聲浪中，又不能堅持中國的內戰政策，於是它提出應該由英、美、法、意、日五國向南北政府提出勸告和平統一，而不是隻有美國一個國家提出。日本政府這個建議是在10月23日提出的，得到其他國家的同意。12月2日，北京的五國公使赴總統府，駐廣州的五國領事赴軍政府，提出同樣的和平統一勸告，並假惺惺地說：“關於中國解決內訌之辦法，五國政府無何等幹涉之企圖，亦不指示何等妥協之條件，或左右之意誌，全由中國人士自己協定之。”
就是在上述情況下，南北實行了“停戰”（北方政府的停戰令是在11月16日發布的，南方政府的停戰令是11月22日發布的）。
1919年2月20日，所謂南北和會正式在上海開幕。
帝國主義說“無何等幹涉之企圖”，隻能是一句騙人的鬼話。南北和會上的鬥爭，事實上是反映了親美派和親日派爭奪權力的鬥爭。正因為美日矛盾的不可調和，南北和會也就不可能產生任何的結果。
當國內的南北軍閥、政客們為爭奪權力而爭吵不休的時候，國際上一個更大的分贓會議――巴黎和會正在進行著。
巴黎和會是在1919年1月18日於巴黎的凡爾賽宮正式開幕的（最高會議議場在巴黎的法國外交部）。
參加巴黎和會的有美國、英國、法國、意大利、日本、中國等20多個國家，代表共計1000多人。
參加和會的雖然有20多個國家，但實際上，是美、英、法、意、日五個國家，特別是美、英、法3個國家，操縱著會議，和會最初成立一個“十人會議”（由美、英、法、意各國首腦和外交部長，以及日本的兩個特別代表組成），後來又成立了“四人會議”（由美國總統威爾遜、英國首相勞合？喬治、法國總理克裏孟梭和意大利總理奧蘭多組成）和“五人會議”（由美、英、法、意四國外長和日本代表組成）。
“四人會議”是和會的決策機構，意大利的作用不如美、英、法，後來又因為本國要求未能達到而中途退出了會議，所以，實際上是美、英、法在那裏操縱著會議。一切重大問題，皆由它們決定，其他國家隻是在討論到和其有關的問題時，才能列席。
北洋政府與懷有幻想的人們在歡慶勝利之後，人們又將目光指向了即將召開的巴黎和會。這次會議是在美國總統威爾遜的倡導下為了處理戰後問題、建立國際新秩序而召開的。人們希望中國以戰勝國的身份，參加和會，一舉改變80年來受屈辱的曆史，改變半殖民地的國際地位。各界人士紛紛圍繞巴黎和會獻計獻策，提出收回治外法權、收回膠州灣租借地、廢除“二十一條”，改訂關稅等種種建議。
為了充分準備參加巴黎和會，徐世昌在12月18日召集汪大燮、熊希齡、林長民、周自齊、靳雲鵬、王寵惠等政界知名人士，商討成立外交委員會。
12月中旬，北洋政府任命陸徵祥、施肇基、顧維鈞、魏宸組連同廣東非常國會參議院副議長王正延五人為全權委員，組織了一個52人的中國代表團。該代表團集中了清末民初以來一代外交人才，他們大多與歐美方麵有著程度不同的曆史和人際關係。就全權代表來說，施肇基博士畢業於美國康奈爾大學；顧維鈞1912年獲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哲學博士學位；王正延博士則是美國耶魯大學法學係的畢業生；魏宸組早年也曾留學法國；陸徵祥不僅是一個優秀的法語學者，與法國一直保持著密切聯係，而且多次負責簽訂中日密約，熟悉中日外交情況，徐世昌可謂用心良苦。
陸徵祥起程前，徐世昌又召集府院會議討論大政方針。徐世昌要求代表首先應取消德奧等戰敗國在中國的治經濟利益，尤其要收回戰前德國在山東省內的一切權益，而不得由日本繼承；其次要廢除中日“二十一條”；第三應盡力要求取消領事裁判權、各國在華勢力範圍等一切特殊權益。
1919年1月18日，巴黎和會在凡爾賽宮隆重開幕。20多個國家的1000多名代表參加大會，聲勢極為浩大。法國總理克裏孟梭為大會主席，美國國務卿蘭辛、英國首相勞合？喬治、意大利首相奧蘭多、日本公爵西園寺公望四人為副主席。和會最高機構由美、英、法、日、意5國各派兩名代表組成，稱作5國會議或10人會議。
陸徵祥雖然為首席代表，但由於他為曆次與日本簽訂密約有關之人，而代表團中英美派居多，所以陸到巴黎後不久，便於2月10日提出辭呈，未準，旋又稱病於3月間赴瑞士，至4月5日始返巴黎。因此，列席最高會議的經常是顧維鈞、王正延二人。
中國代表團最初向和會提出的希望條件有七：
一、廢棄勢力範圍；
二、撤退外國軍隊、巡警；
三、裁撤外國郵局及有線無線電報機關；
四、撤消領事裁判權；
五、歸還租借地；
六、歸還租界；
七、關稅自由權。
原來擬定的提案中還有“鐵路統一”的項目，後因交通總長曹汝霖等人的積極反對（曹說如果實現此項，必陷入英美之陰謀），遂刪除。
中國留歐學生對巴黎和會予以密切注意，並結成團體，派出代表，要求中國的外交代表必須向和會提出廢除二十一條。在此情勢下，中國代表團遂又提出請求和會取消1915年5月25日的中日協約（即二十一條）及換文的陳述書。
但是，以上兩項提案在提交到和會最高會議時，都遭到了拒絕，認為不在和會討論之列。和會議長克裏孟梭在複中國代表的函中說：“聯盟共事領袖各國最高會議，充量承認此項問題之重要，但不能認為在平和會議權限以內。擬請俟萬國聯合會行政部能行使職權時，請其注意。”
既然兩項提案均遭拒絕，那麽惟一的希望就是山東問題能夠順利解決了。
1月27日中午，中國代表們正在共進午餐。忽然美國遠東事務司司長威廉士打來電話，他通知中國代表下午3點出席5國會議。這消息猶如晴天霹靂，令就餐的每一個人大感意外，按規定中國隻能派兩名代表出席大會，根本沒有資格參加5國會議。現在不知有什麽重大事情，指定中國參加，而且這時首席代表陸徵祥正臥病在床，根本無法赴會。一時房間內眾說紛紜。最後代表們一致商定由王正延、顧維鈞參加會議。王、顧二人趕忙整理裝束，急匆匆趕往會場。
他們趕到會場時，5國會議10名成員已到齊。二人剛剛落座，就見日本代表牧野仲顯起身發言：“在歐戰中，我大日本國出力鏟除了德國在太平洋海軍基地，使協商國在遠東交通暢通，商業自由，此功甚大，不可辱沒。故我們要求德國將膠州租借地、鐵路及其他德國在山東所享有之各種權利無條件讓與日本。”
王、顧二人這才明白原來日本想攫取山東。由於中國代表團未曾專門準備過山東問題，他們不敢貿然發言。於是顧維鈞回答說：“此項問題關係中國利益甚大，深望聯邦各國等中國代表協商後，再行審查定議。”會議遂決定翌日再聽取中國代表發言。
當晚，中國代表們召開緊急會議，商討對策。勢態驟變，眾人都十分憤慨，七嘴八舌地痛斥日本的無理要求，一致表示決不能向日本妥協，一定要力爭山東。
這一消息傳到國內，得到徐世昌的首可。在最初一開始，徐世昌政府與全國人民一樣，是有著基本的愛國心和民族榮譽感的。
但這時，五強國之間的利害衝突日益激烈，當時法國、意大利為了拉攏日本積極對德作戰，也答應將德在山東之特權、太平洋赤道以北各島全部讓與日本。如今他們不得不考慮履行諾言，美國考慮到自身的利害關係；不得不準備做出妥協了。
1月28日，又開“五人會議”。中國代表列席申訴理由，從山東的曆史、地理、文化各方麵說明：“膠州租借地、膠州鐵路及其他一切權利，應直接交還中國。青島完全為中國領土，當不容有絲毫損失。”日本代表繼起發言，說膠州灣已在事實上成為日本之領屬；並說：“中日兩國間，已有交換膠州灣之約，並關於鐵路，亦有成約……”等等。中國代表接著發言，說中日間的密約，中國係被迫而訂，而且是一種臨時辦法，應該由和會作最後之審查解決。
中國代表發言後，第二次討論山東問題的會便又結束了。
會後，日本政府對北京政府施加壓力，日本駐京公使小幡於2月2日親至外交部質問種種。全國輿論十分憤激，而北京政府外交部於2月10日發表的正式聲明中竟說：“中日兩國現正謀親善之實現，更不應有何誤解，盼望我兩國代表在巴黎會議場中，勿再生何等之誤會”。
2月15日，中國代表將山東問題之說帖送交和會，並附件多種，包括二十一條、濟順高徐鐵路合同及解決山東問題換文等等。
3月10日，日本首席代表發表關於山東問題的宣言，說：“關於膠州灣問題，對於中國並不為何等之要求，故無從諒解責問之趣旨。但關於解決此問題之根本上之基礎，中日兩國間業已解決。”也就是說，日本現在享有德國在山東的各項權利，是合法的，而且由中國自行讓與了，有條約為證，將來如何辦理，由日本和中國直接解決，和會及其他國家無權過問。
在此以後，中國代表在會下曾經進行了若幹活動，但都無效果。英法等國和日本因有1917年的密約，是站在日本方麵的。美國雖然想通過中國代表團來抵製日本，但當日本以退出和會及不參加國際聯盟相威脅時，它便又向其讓步了。這樣，在帝國主義各大國的妥協下，中國外交的失敗，已成定局了。
4月16日，“五人會議”討論山東問題，中國代表被禁止參加。在會議上，美國代表提出德國在中國的各項權利、利益，由和會暫收。這項提議，遭到日本代表的拒絕。日本認為：“青島問題中日業有成約，應交日本轉交。”討論結果，“英、德、意各外部均緘默，美外部遂擱議。”
徐世昌得知這一方案後，考慮到直接歸還山東，事實上已難辦到，而五國共管、再交還中國已打破了日本侵吞山東的陰謀，“以夷製夷”業已實現，就由外交部致電陸徵祥，同意在山東必須交還中國的前提下，暫由五國共管。
4月17日，和約起草會開會，美國代表又提出德國在中國的各項權利、利益交五國共管的建議，再一次遭到日本的拒絕。日本代表說：“日本在中國有特殊利益，對於中國問題由五國處置一層，不能同意。”
4月22日，陸徵祥、顧維鈞再次出席五國會議，決定按北洋政府的指示，同意五國共管方案。二人以為山東問題就此解決，他們可圓滿完成任務，所以滿懷期望等待威爾遜發言。誰知威爾遜對5國共管隻字不提，反而一改同情中國的論調，說什麽：“中國、日本既有1915年5月的條約換文於前，又有1918年9月的續約於後，而英法等國亦與日本協定條件，承認日本繼承德國在山東的權利。此次戰爭，本為維持條約之神聖，如此說來，山東問題萬無變更餘地。”
英首相勞合？喬治則提出兩項辦法，一為按照中日成約辦法，一為使日本繼承德國權利，由中國任擇其一。所謂兩項辦法，實際上是一項辦法，即：犧牲中國。勞合？喬治並向中國代表表示：“現為條件所拘束，殊無可如何。”法國總理克裏孟梭則接著說：“英總理所言，亦即完全為我之意。”
4月24日，中國代表另備說帖，分送美總統及英、法總理，提出四項辦法：“一，膠州為交還中國起見，先交五國暫收；二、日本承認於對德和約簽字日起一年以內實行上條之交還；三，中國重視日本因膠州軍事所有費用等，願以款項若幹作為報酬，其數額由四國公決；四，膠州灣全部開作商埠，如有必需之處，亦可劃一區域作為專區，任締約國人民居住通商。”就是這樣的辦法，也被拒絕了。
4月29日，英美法三國會議，日本代表被邀出席。30日，續開三國會議，議定了巴黎和約關於山東問題的下列條款：
（一）第一五六條，德國將按照1898年3月6日與中國所訂條約及關於山東省之其他文件，所獲得之一切權利所有權及特權，其中以關於膠州領土鐵路礦產及海底電線為尤要，放棄以與日本。
所有在青島至濟南鐵路之德國權利，其所包含支路，連同無論何種附屬財產，車站工場，固定及行動機件，礦產，開礦所用之設備及材料，並一切附隨之權利及特權，均為日本獲得，並繼續為其所有。
自青島至上海及自青島至煙台之德國國有海底電線，連同一切附隨之權利特權及所有權，亦為日本獲得，並繼續為其所有，各項負擔概行免除。
（二）第一五七條，在膠州領土內之德國國有動產及不動產，並關於該領土德國因直接或間接負擔費用實施工程或改良而得以要求之一切權利，均為日本獲得，並繼續為其所有，各項負擔概行免除。
（三）第一五八條，德國應將關於膠州領土內之民政軍政財政司法或其他各項檔案，登記冊，地圖，證券及各種文件，無論存放何處，自本約實行起三個月內移交日本。
經過幾個月的討論，中國從巴黎和會中毫無所獲，而日本奪取到的山東權益卻被明文規定下來。試看上列三款，其規定的詳盡，措辭的強硬，無一不是對中國的最大侮辱。
美國答應日本繼承德國在山東一切權益，但要求日本代表以文字聲明將來把山東交還中國。日本代表珍田堅持口頭聲明，並說：“欲得文字聲明，明明是認為日本不講信用。”
中國代表聞此消息，如雷電劈腦，痛不欲生。當晚代表們會聚一堂，尋求對策。大家義憤填膺，痛斥“公理戰勝強權”純屬謊言，有人則憤怒提出：“我們不妨效仿意大利，退出和會，以示抗議。”王正延、顧維鈞表示讚成，認為這樣做還可以對和會施加壓力，山東問題或許還有挽回之餘地。
然而，陸徵祥顧慮重重地發言說：“意大利為強國，退出和會，和會因此動搖。我國勢弱，即使退出和會，也未必會產生影響；而對德奧和約卻不能簽字，日後如果與德奧單獨’和，猶恐發生困難。”
大家覺得陸徵祥之言不無道理，遂決定暫時不退出和會。對於山東問題的決議案，決定提出嚴重抗議，以冀挽回萬一。
次日，顧維鈞等持中國抗議書，步行十餘裏，趕到法國外交部，將抗議書送交三國會議。但會議置之不理，仍按原議對山東問題做出最後裁決，列入凡爾賽和約第156、157、158條，將山東出賣給日本，也沒有寫上日本須將山東交還中國的字樣。至此，中國代表在山東問題上的交涉宣布失敗。
中國代表抗議未成，遂把交涉綜合地報告北洋政府。5月3日，陸、王、顧、施、魏五位全權代表又致電徐世昌，請求辭職。5月8日，陸徵祥又請示北洋政府，是在和約上保留簽字（即和約簽字後，再加上中國對山東問題不能承認的保留意見）還是拒簽和約。
徐世昌得知山東問題交涉失敗，極為失望。他明白這不是代表們的過錯，而是情勢變化、歐美對日本妥協的結果。他對歐美這種犧牲、出賣中國權益的行為極為不滿。但他也清楚，如果完全拒簽和約，中國就不能參加美國倡導的國際聯盟，而被排斥於國際社會之外，並且還會失去其他一些有利條件。所以他讚成保留簽字，先擠入國際行列，再行交涉山東問題，這樣收回主權較為容易。
巴黎的中國代表們正備受煎熬。他們本來就因為山東問題交涉失敗而垂頭喪氣，到5月14日巴黎和會主席克裏孟梭又致函陸徵祥，表示對中國代表提出的廢除“二十一條”和希望條件兩說帖，充量承認其重要性，但不能認為在巴黎和會權限以內，而拒絕予以討論。中國代表們就更加心灰意冷，覺得有愧於政府之重托，有愧於國人之厚望。這時徐世昌的慰電傳到，代表們才得安慰，精神也為之振奮，決心要重整旗鼓，再爭國權。此後，中國代表為保留簽字，又展開了困難的交涉戰。5月26日，他們備就公函，正式向和會提出了保留簽字的要求。
所以，連北京政府的外交代表，也不得不承認：“此次和會條件辦法，實為曆史所罕見。”
但就是這樣“曆史所罕見”的條約，北京政府的外交代表竟也考慮簽字了。陸徵祥在5月1日致其大總統、總理的密電中竟說：有三端關係，亦不能不加熟審：
一、對日關係，公約雖不簽押，而日本仍可根據1915年約，向我直接請再訂約，將舉所允日本之條件，完全承認。倘彼時勢仍不能不簽，則較之現在公約簽字，事實則一，威望更遜。
二、對德關係，倘單獨與德訂約，則所得權利能否比公約所許為優。
三、對英法美關係，此次經三國討論數日，而結果仍然如是，在我雖屬不平，而在彼亦有種種苦衷，難免不於彼我感情因此妨礙，且於日後一切亦不無多少之關係。
中國代表在巴黎竭力奮爭的同時，北洋政府也在緊張地籌劃這一問題。能做到保留簽字當然最好，但萬一達不到，就隻能在簽與不簽中擇一而定，那麽簽還是不簽？這是令徐世昌等人極費腦筋的問題。他們再三權衡，認為不簽字有五害：
一、膠州實際上已為日本占領，我國此次若不簽字，則交還一事更屬空言，於日無損，於我不利。
二、山東問題之所以獲得各國重新考慮，係由於我國參戰的結果。我國此次拒簽和約，歐美各國就解除了調停責任，山東問題將由中日兩國直接交涉，不合我國民意。
三、山東問題經各國此次調停後，將來日本若有逸出範圍之舉動，我國就可根據和會主張，謀求各國協助。但如果不簽字，倘若日本今後有所舉動，即使各國仗義相助，也將無所措手。
四、我國此次參加和會目的，原在於解除中國所受一切束縛，如今不簽對德和約，非但山東問題仍無法解決，而且他項有利於中國的規定，亦因不簽字而歸於無效。或許還會影響對奧和約，影響中國加入國際聯盟。
五、山東問題既經大會表決，日本也聲明日後將山東主權交還中國，就有了相當保障。各國將來就能以此約為依據，限製日本的侵略。中國若不簽字，就等於自絕於國際聯盟保障之外，各國將來無法過問，山東問題仍由中日自行解決。
結論是：簽字遠較不簽字有利。與此同時，以駐法公使胡惟德為首的我國各駐外使節也向政府表示意見，以為簽字為宜。再加上英外長、日外相多次向我國保證日後定將山東主權交還中國。徐世昌等人遂下了決心，決定初步辦法自應力主保留簽字，保留如實難辦到，則主簽字。
（摘自《中國百年政治風雲實錄》）
幻想的破滅
當巴黎和會開會的時候，中國各界各團體的人士都在密切地注視著它的進展。
公理不是戰勝強權了麽？但中國代表提出的希望條件和廢除二十一條的要求，竟然為和會拒絕討論，這不能不使人們產生懷疑。《每周評論》1919年2月2日登載的隨感錄中，就提出了這樣的問題：“我們對於參戰，簡直算沒有出力，如今若在和平會議席上，提出無數的要求，固然可恥。但是在各國方麵，要把這個理由來拒絕中國，難道公理戰勝強權的解說，就是按國力強弱分配權利嗎？”
中日代表因山東問題在和會上發生爭執，日本駐華公使於2月初向北京外交部施加壓力。這一事件，引起中國人民的極大憤慨。全國各界各團體紛紛發表通電，表示必須抗拒日本的幹涉，有的致電北京政府說：“外使到部，無理要求，務請嚴詞拒絕，以保主權，庶達國民公意，而免貽笑友邦。”“若日使再有恫嚇行為，我工商當堅決對待之，請政府謝絕幹涉，堅持到底。”有的致電在巴黎的中國外交代表說：“青島山東問題及廢除未經正式國會通過之一切國際秘密條約，國民誓死力爭，願公等堅持到底，全國國民為公後盾。”
這時，學生們已開始行動起來了。2月5日晚間，北京大學學生2000餘人在法科開全體大會，並推出幹事十餘人，分頭聯合各校學生，電致巴黎專使，拒絕日本要求。其他各地學生，也有類似的活動。
中國是美日爭奪的焦點。因此，怎樣排除日本在華勢力，擴大自己的侵略，是美國所處心積慮的。
當第一次世界大戰將要結束的時候，中國國內要求停止內戰、實現和平的呼聲逐步高漲起來。美國認為，必須利用中國人民的反戰情緒，來打擊日本的勢力。1918年9月4日，徐世昌擔任大總統。威爾遜在10月10日致徐的賀電中，便要求停止內戰、南北統一，認為隻有如此，中國才能在國際會議中占有地位。與此同時，美國駐華公使芮恩思和廣州的美國領事分別在北京和在南方的軍政府中積極活動。
企圖獨占中國的日本帝國主義，不肯讓美國來爭奪自己的霸權，但是在世界一片和平聲浪中，又不能堅持中國的內戰政策，於是它提出應該由英、美、法、意、日五國向南北政府提出勸告和平統一，而不是隻有美國一個國家提出。日本政府這個建議是在10月23日提出的，得到其他國家的同意。12月2日，北京的五國公使赴總統府，駐廣州的五國領事赴軍政府，提出同樣的和平統一勸告，並假惺惺地說：“關於中國解決內訌之辦法，五國政府無何等幹涉之企圖，亦不指示何等妥協之條件，或左右之意誌，全由中國人士自己協定之。”
就是在上述情況下，南北實行了“停戰”（北方政府的停戰令是在11月16日發布的，南方政府的停戰令是11月22日發布的）。
1919年2月20日，所謂南北和會正式在上海開幕。
帝國主義說“無何等幹涉之企圖”，隻能是一句騙人的鬼話。南北和會上的鬥爭，事實上是反映了親美派和親日派爭奪權力的鬥爭。正因為美日矛盾的不可調和，南北和會也就不可能產生任何的結果。
當國內的南北軍閥、政客們為爭奪權力而爭吵不休的時候，國際上一個更大的分贓會議――巴黎和會正在進行著。
巴黎和會是在1919年1月18日於巴黎的凡爾賽宮正式開幕的（最高會議議場在巴黎的法國外交部）。
參加巴黎和會的有美國、英國、法國、意大利、日本、中國等20多個國家，代表共計1000多人。
參加和會的雖然有20多個國家，但實際上，是美、英、法、意、日五個國家，特別是美、英、法3個國家，操縱著會議，和會最初成立一個“十人會議”（由美、英、法、意各國首腦和外交部長，以及日本的兩個特別代表組成），後來又成立了“四人會議”（由美國總統威爾遜、英國首相勞合？喬治、法國總理克裏孟梭和意大利總理奧蘭多組成）和“五人會議”（由美、英、法、意四國外長和日本代表組成）。
“四人會議”是和會的決策機構，意大利的作用不如美、英、法，後來又因為本國要求未能達到而中途退出了會議，所以，實際上是美、英、法在那裏操縱著會議。一切重大問題，皆由它們決定，其他國家隻是在討論到和其有關的問題時，才能列席。
北洋政府與懷有幻想的人們在歡慶勝利之後，人們又將目光指向了即將召開的巴黎和會。這次會議是在美國總統威爾遜的倡導下為了處理戰後問題、建立國際新秩序而召開的。人們希望中國以戰勝國的身份，參加和會，一舉改變80年來受屈辱的曆史，改變半殖民地的國際地位。各界人士紛紛圍繞巴黎和會獻計獻策，提出收回治外法權、收回膠州灣租借地、廢除“二十一條”，改訂關稅等種種建議。
為了充分準備參加巴黎和會，徐世昌在12月18日召集汪大燮、熊希齡、林長民、周自齊、靳雲鵬、王寵惠等政界知名人士，商討成立外交委員會。
12月中旬，北洋政府任命陸徵祥、施肇基、顧維鈞、魏宸組連同廣東非常國會參議院副議長王正延五人為全權委員，組織了一個52人的中國代表團。該代表團集中了清末民初以來一代外交人才，他們大多與歐美方麵有著程度不同的曆史和人際關係。就全權代表來說，施肇基博士畢業於美國康奈爾大學；顧維鈞1912年獲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哲學博士學位；王正延博士則是美國耶魯大學法學係的畢業生；魏宸組早年也曾留學法國；陸徵祥不僅是一個優秀的法語學者，與法國一直保持著密切聯係，而且多次負責簽訂中日密約，熟悉中日外交情況，徐世昌可謂用心良苦。
陸徵祥起程前，徐世昌又召集府院會議討論大政方針。徐世昌要求代表首先應取消德奧等戰敗國在中國的治經濟利益，尤其要收回戰前德國在山東省內的一切權益，而不得由日本繼承；其次要廢除中日“二十一條”；第三應盡力要求取消領事裁判權、各國在華勢力範圍等一切特殊權益。
1919年1月18日，巴黎和會在凡爾賽宮隆重開幕。20多個國家的1000多名代表參加大會，聲勢極為浩大。法國總理克裏孟梭為大會主席，美國國務卿蘭辛、英國首相勞合？喬治、意大利首相奧蘭多、日本公爵西園寺公望四人為副主席。和會最高機構由美、英、法、日、意5國各派兩名代表組成，稱作5國會議或10人會議。
陸徵祥雖然為首席代表，但由於他為曆次與日本簽訂密約有關之人，而代表團中英美派居多，所以陸到巴黎後不久，便於2月10日提出辭呈，未準，旋又稱病於3月間赴瑞士，至4月5日始返巴黎。因此，列席最高會議的經常是顧維鈞、王正延二人。
中國代表團最初向和會提出的希望條件有七：
一、廢棄勢力範圍；
二、撤退外國軍隊、巡警；
三、裁撤外國郵局及有線無線電報機關；
四、撤消領事裁判權；
五、歸還租借地；
六、歸還租界；
七、關稅自由權。
原來擬定的提案中還有“鐵路統一”的項目，後因交通總長曹汝霖等人的積極反對（曹說如果實現此項，必陷入英美之陰謀），遂刪除。
中國留歐學生對巴黎和會予以密切注意，並結成團體，派出代表，要求中國的外交代表必須向和會提出廢除二十一條。在此情勢下，中國代表團遂又提出請求和會取消1915年5月25日的中日協約（即二十一條）及換文的陳述書。
但是，以上兩項提案在提交到和會最高會議時，都遭到了拒絕，認為不在和會討論之列。和會議長克裏孟梭在複中國代表的函中說：“聯盟共事領袖各國最高會議，充量承認此項問題之重要，但不能認為在平和會議權限以內。擬請俟萬國聯合會行政部能行使職權時，請其注意。”
既然兩項提案均遭拒絕，那麽惟一的希望就是山東問題能夠順利解決了。
1月27日中午，中國代表們正在共進午餐。忽然美國遠東事務司司長威廉士打來電話，他通知中國代表下午3點出席5國會議。這消息猶如晴天霹靂，令就餐的每一個人大感意外，按規定中國隻能派兩名代表出席大會，根本沒有資格參加5國會議。現在不知有什麽重大事情，指定中國參加，而且這時首席代表陸徵祥正臥病在床，根本無法赴會。一時房間內眾說紛紜。最後代表們一致商定由王正延、顧維鈞參加會議。王、顧二人趕忙整理裝束，急匆匆趕往會場。
他們趕到會場時，5國會議10名成員已到齊。二人剛剛落座，就見日本代表牧野仲顯起身發言：“在歐戰中，我大日本國出力鏟除了德國在太平洋海軍基地，使協商國在遠東交通暢通，商業自由，此功甚大，不可辱沒。故我們要求德國將膠州租借地、鐵路及其他德國在山東所享有之各種權利無條件讓與日本。”
王、顧二人這才明白原來日本想攫取山東。由於中國代表團未曾專門準備過山東問題，他們不敢貿然發言。於是顧維鈞回答說：“此項問題關係中國利益甚大，深望聯邦各國等中國代表協商後，再行審查定議。”會議遂決定翌日再聽取中國代表發言。
當晚，中國代表們召開緊急會議，商討對策。勢態驟變，眾人都十分憤慨，七嘴八舌地痛斥日本的無理要求，一致表示決不能向日本妥協，一定要力爭山東。
這一消息傳到國內，得到徐世昌的首可。在最初一開始，徐世昌政府與全國人民一樣，是有著基本的愛國心和民族榮譽感的。
但這時，五強國之間的利害衝突日益激烈，當時法國、意大利為了拉攏日本積極對德作戰，也答應將德在山東之特權、太平洋赤道以北各島全部讓與日本。如今他們不得不考慮履行諾言，美國考慮到自身的利害關係；不得不準備做出妥協了。
1月28日，又開“五人會議”。中國代表列席申訴理由，從山東的曆史、地理、文化各方麵說明：“膠州租借地、膠州鐵路及其他一切權利，應直接交還中國。青島完全為中國領土，當不容有絲毫損失。”日本代表繼起發言，說膠州灣已在事實上成為日本之領屬；並說：“中日兩國間，已有交換膠州灣之約，並關於鐵路，亦有成約……”等等。中國代表接著發言，說中日間的密約，中國係被迫而訂，而且是一種臨時辦法，應該由和會作最後之審查解決。
中國代表發言後，第二次討論山東問題的會便又結束了。
會後，日本政府對北京政府施加壓力，日本駐京公使小幡於2月2日親至外交部質問種種。全國輿論十分憤激，而北京政府外交部於2月10日發表的正式聲明中竟說：“中日兩國現正謀親善之實現，更不應有何誤解，盼望我兩國代表在巴黎會議場中，勿再生何等之誤會”。
2月15日，中國代表將山東問題之說帖送交和會，並附件多種，包括二十一條、濟順高徐鐵路合同及解決山東問題換文等等。
3月10日，日本首席代表發表關於山東問題的宣言，說：“關於膠州灣問題，對於中國並不為何等之要求，故無從諒解責問之趣旨。但關於解決此問題之根本上之基礎，中日兩國間業已解決。”也就是說，日本現在享有德國在山東的各項權利，是合法的，而且由中國自行讓與了，有條約為證，將來如何辦理，由日本和中國直接解決，和會及其他國家無權過問。
在此以後，中國代表在會下曾經進行了若幹活動，但都無效果。英法等國和日本因有1917年的密約，是站在日本方麵的。美國雖然想通過中國代表團來抵製日本，但當日本以退出和會及不參加國際聯盟相威脅時，它便又向其讓步了。這樣，在帝國主義各大國的妥協下，中國外交的失敗，已成定局了。
4月16日，“五人會議”討論山東問題，中國代表被禁止參加。在會議上，美國代表提出德國在中國的各項權利、利益，由和會暫收。這項提議，遭到日本代表的拒絕。日本認為：“青島問題中日業有成約，應交日本轉交。”討論結果，“英、德、意各外部均緘默，美外部遂擱議。”
徐世昌得知這一方案後，考慮到直接歸還山東，事實上已難辦到，而五國共管、再交還中國已打破了日本侵吞山東的陰謀，“以夷製夷”業已實現，就由外交部致電陸徵祥，同意在山東必須交還中國的前提下，暫由五國共管。
4月17日，和約起草會開會，美國代表又提出德國在中國的各項權利、利益交五國共管的建議，再一次遭到日本的拒絕。日本代表說：“日本在中國有特殊利益，對於中國問題由五國處置一層，不能同意。”
4月22日，陸徵祥、顧維鈞再次出席五國會議，決定按北洋政府的指示，同意五國共管方案。二人以為山東問題就此解決，他們可圓滿完成任務，所以滿懷期望等待威爾遜發言。誰知威爾遜對5國共管隻字不提，反而一改同情中國的論調，說什麽：“中國、日本既有1915年5月的條約換文於前，又有1918年9月的續約於後，而英法等國亦與日本協定條件，承認日本繼承德國在山東的權利。此次戰爭，本為維持條約之神聖，如此說來，山東問題萬無變更餘地。”
英首相勞合？喬治則提出兩項辦法，一為按照中日成約辦法，一為使日本繼承德國權利，由中國任擇其一。所謂兩項辦法，實際上是一項辦法，即：犧牲中國。勞合？喬治並向中國代表表示：“現為條件所拘束，殊無可如何。”法國總理克裏孟梭則接著說：“英總理所言，亦即完全為我之意。”
4月24日，中國代表另備說帖，分送美總統及英、法總理，提出四項辦法：“一，膠州為交還中國起見，先交五國暫收；二、日本承認於對德和約簽字日起一年以內實行上條之交還；三，中國重視日本因膠州軍事所有費用等，願以款項若幹作為報酬，其數額由四國公決；四，膠州灣全部開作商埠，如有必需之處，亦可劃一區域作為專區，任締約國人民居住通商。”就是這樣的辦法，也被拒絕了。
4月29日，英美法三國會議，日本代表被邀出席。30日，續開三國會議，議定了巴黎和約關於山東問題的下列條款：
（一）第一五六條，德國將按照1898年3月6日與中國所訂條約及關於山東省之其他文件，所獲得之一切權利所有權及特權，其中以關於膠州領土鐵路礦產及海底電線為尤要，放棄以與日本。
所有在青島至濟南鐵路之德國權利，其所包含支路，連同無論何種附屬財產，車站工場，固定及行動機件，礦產，開礦所用之設備及材料，並一切附隨之權利及特權，均為日本獲得，並繼續為其所有。
自青島至上海及自青島至煙台之德國國有海底電線，連同一切附隨之權利特權及所有權，亦為日本獲得，並繼續為其所有，各項負擔概行免除。
（二）第一五七條，在膠州領土內之德國國有動產及不動產，並關於該領土德國因直接或間接負擔費用實施工程或改良而得以要求之一切權利，均為日本獲得，並繼續為其所有，各項負擔概行免除。
（三）第一五八條，德國應將關於膠州領土內之民政軍政財政司法或其他各項檔案，登記冊，地圖，證券及各種文件，無論存放何處，自本約實行起三個月內移交日本。
經過幾個月的討論，中國從巴黎和會中毫無所獲，而日本奪取到的山東權益卻被明文規定下來。試看上列三款，其規定的詳盡，措辭的強硬，無一不是對中國的最大侮辱。
美國答應日本繼承德國在山東一切權益，但要求日本代表以文字聲明將來把山東交還中國。日本代表珍田堅持口頭聲明，並說：“欲得文字聲明，明明是認為日本不講信用。”
中國代表聞此消息，如雷電劈腦，痛不欲生。當晚代表們會聚一堂，尋求對策。大家義憤填膺，痛斥“公理戰勝強權”純屬謊言，有人則憤怒提出：“我們不妨效仿意大利，退出和會，以示抗議。”王正延、顧維鈞表示讚成，認為這樣做還可以對和會施加壓力，山東問題或許還有挽回之餘地。
然而，陸徵祥顧慮重重地發言說：“意大利為強國，退出和會，和會因此動搖。我國勢弱，即使退出和會，也未必會產生影響；而對德奧和約卻不能簽字，日後如果與德奧單獨’和，猶恐發生困難。”
大家覺得陸徵祥之言不無道理，遂決定暫時不退出和會。對於山東問題的決議案，決定提出嚴重抗議，以冀挽回萬一。
次日，顧維鈞等持中國抗議書，步行十餘裏，趕到法國外交部，將抗議書送交三國會議。但會議置之不理，仍按原議對山東問題做出最後裁決，列入凡爾賽和約第156、157、158條，將山東出賣給日本，也沒有寫上日本須將山東交還中國的字樣。至此，中國代表在山東問題上的交涉宣布失敗。
中國代表抗議未成，遂把交涉綜合地報告北洋政府。5月3日，陸、王、顧、施、魏五位全權代表又致電徐世昌，請求辭職。5月8日，陸徵祥又請示北洋政府，是在和約上保留簽字（即和約簽字後，再加上中國對山東問題不能承認的保留意見）還是拒簽和約。
徐世昌得知山東問題交涉失敗，極為失望。他明白這不是代表們的過錯，而是情勢變化、歐美對日本妥協的結果。他對歐美這種犧牲、出賣中國權益的行為極為不滿。但他也清楚，如果完全拒簽和約，中國就不能參加美國倡導的國際聯盟，而被排斥於國際社會之外，並且還會失去其他一些有利條件。所以他讚成保留簽字，先擠入國際行列，再行交涉山東問題，這樣收回主權較為容易。
巴黎的中國代表們正備受煎熬。他們本來就因為山東問題交涉失敗而垂頭喪氣，到5月14日巴黎和會主席克裏孟梭又致函陸徵祥，表示對中國代表提出的廢除“二十一條”和希望條件兩說帖，充量承認其重要性，但不能認為在巴黎和會權限以內，而拒絕予以討論。中國代表們就更加心灰意冷，覺得有愧於政府之重托，有愧於國人之厚望。這時徐世昌的慰電傳到，代表們才得安慰，精神也為之振奮，決心要重整旗鼓，再爭國權。此後，中國代表為保留簽字，又展開了困難的交涉戰。5月26日，他們備就公函，正式向和會提出了保留簽字的要求。
所以，連北京政府的外交代表，也不得不承認：“此次和會條件辦法，實為曆史所罕見。”
但就是這樣“曆史所罕見”的條約，北京政府的外交代表竟也考慮簽字了。陸徵祥在5月1日致其大總統、總理的密電中竟說：有三端關係，亦不能不加熟審：
一、對日關係，公約雖不簽押，而日本仍可根據1915年約，向我直接請再訂約，將舉所允日本之條件，完全承認。倘彼時勢仍不能不簽，則較之現在公約簽字，事實則一，威望更遜。
二、對德關係，倘單獨與德訂約，則所得權利能否比公約所許為優。
三、對英法美關係，此次經三國討論數日，而結果仍然如是，在我雖屬不平，而在彼亦有種種苦衷，難免不於彼我感情因此妨礙，且於日後一切亦不無多少之關係。
中國代表在巴黎竭力奮爭的同時，北洋政府也在緊張地籌劃這一問題。能做到保留簽字當然最好，但萬一達不到，就隻能在簽與不簽中擇一而定，那麽簽還是不簽？這是令徐世昌等人極費腦筋的問題。他們再三權衡，認為不簽字有五害：
一、膠州實際上已為日本占領，我國此次若不簽字，則交還一事更屬空言，於日無損，於我不利。
二、山東問題之所以獲得各國重新考慮，係由於我國參戰的結果。我國此次拒簽和約，歐美各國就解除了調停責任，山東問題將由中日兩國直接交涉，不合我國民意。
三、山東問題經各國此次調停後，將來日本若有逸出範圍之舉動，我國就可根據和會主張，謀求各國協助。但如果不簽字，倘若日本今後有所舉動，即使各國仗義相助，也將無所措手。
四、我國此次參加和會目的，原在於解除中國所受一切束縛，如今不簽對德和約，非但山東問題仍無法解決，而且他項有利於中國的規定，亦因不簽字而歸於無效。或許還會影響對奧和約，影響中國加入國際聯盟。
五、山東問題既經大會表決，日本也聲明日後將山東主權交還中國，就有了相當保障。各國將來就能以此約為依據，限製日本的侵略。中國若不簽字，就等於自絕於國際聯盟保障之外，各國將來無法過問，山東問題仍由中日自行解決。
結論是：簽字遠較不簽字有利。與此同時，以駐法公使胡惟德為首的我國各駐外使節也向政府表示意見，以為簽字為宜。再加上英外長、日外相多次向我國保證日後定將山東主權交還中國。徐世昌等人遂下了決心，決定初步辦法自應力主保留簽字，保留如實難辦到，則主簽字。
（摘自《中國百年政治風雲實錄》）
幻想的破滅
當巴黎和會開會的時候，中國各界各團體的人士都在密切地注視著它的進展。
公理不是戰勝強權了麽？但中國代表提出的希望條件和廢除二十一條的要求，竟然為和會拒絕討論，這不能不使人們產生懷疑。《每周評論》1919年2月2日登載的隨感錄中，就提出了這樣的問題：“我們對於參戰，簡直算沒有出力，如今若在和平會議席上，提出無數的要求，固然可恥。但是在各國方麵，要把這個理由來拒絕中國，難道公理戰勝強權的解說，就是按國力強弱分配權利嗎？”
中日代表因山東問題在和會上發生爭執，日本駐華公使於2月初向北京外交部施加壓力。這一事件，引起中國人民的極大憤慨。全國各界各團體紛紛發表通電，表示必須抗拒日本的幹涉，有的致電北京政府說：“外使到部，無理要求，務請嚴詞拒絕，以保主權，庶達國民公意，而免貽笑友邦。”“若日使再有恫嚇行為，我工商當堅決對待之，請政府謝絕幹涉，堅持到底。”有的致電在巴黎的中國外交代表說：“青島山東問題及廢除未經正式國會通過之一切國際秘密條約，國民誓死力爭，願公等堅持到底，全國國民為公後盾。”
這時，學生們已開始行動起來了。2月5日晚間，北京大學學生2000餘人在法科開全體大會，並推出幹事十餘人，分頭聯合各校學生，電致巴黎專使，拒絕日本要求。其他各地學生，也有類似的活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