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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6章 天安門前爭國權！五四狂飆孕新生(10)
克林德原是德國駐華公使，他是在義和團運動高漲期間喪命的。當時的情況是：中國人民自發地展開了反帝國主義的義和團運動；而西太後（慈禧）掌權的清政府，在廢存光緒皇帝的問題上，和帝國主義一度產生矛盾（西太後立大阿哥溥，準備庚子年登位，被駐京公使拒絕），因而利用義和團的民氣，對外宣戰。清政府在宣戰的時候，還鼓勵捕捉洋人：“果能生擒洋人一名，男則賞銀五十兩，女則四十兩，幼則三十兩”。在這種政策下，恰巧德公使克林德坐轎往總署，經過東單北邊，被企圖領賞銀的滿洲兵丁槍殺。這一事件，成為帝國主義擴大侵略戰爭的借口。
義和團運動被鎮壓，清政府徹底投降帝國主義，1901年，簽訂了屈辱的《辛醜和約》，其中的第一條，就是為克林德被殺賠禮道歉的事。《和約》寫道：
第一款 一，大德國欽差男爵克（林德）大臣被戕害一事，前於西曆本年六月初九日，即中曆四月二十三日，奉諭旨欽派醇親王載澧為頭等專使大臣赴大德國大皇帝前，代表大清國大皇帝及國家惋惜之意。醇親王已遵旨於西曆本年七月十二日，即中曆五月二十七日，自北京起程。
第一款 二，大清國國家業已聲明，在遇害處所，堅立銘誌之碑，與克大臣品位相配，列敘大清國大皇帝惋惜凶事之旨，書以辣丁、德、漢各文。前於西曆本年七月二十二日，即中曆六月初七日，經大清國欽差全權大臣文致大德國欽差全權大臣，現於遇害處所，建立牌坊一座，足滿街衢，已於西曆本年六月二十五日，即中曆五月初十日興工。
根據以上條文，第一賠禮道歉，第二豎立牌坊，已經規定的相當清楚了。不過，就是在這樣一款的談判中，還相當費周折呢！參與此事的賽金花，在晚年的時候，曾作過番表功的憶述，她說在談判過程中，克林德夫人是執拗的，經過她的勸說，才解決了問題。她是怎樣勸說的呢？先是把罪責推到義和團身上，然後提出了建立牌坊的辦法，她向克林德的老婆說：“你們外國替一個為國犧牲的人作紀念，都是造一個石碑，或鑄一個銅像；我們中國最光榮的辦法，都是豎立一個牌坊。您在中國許多年，沒有看見過那些為忠孝節義的人立的牌坊麽？那都是能夠萬古流芳、千載不朽的！我們給貴公使立一個更大的，把他一生的事跡和這次遇難的情形，用皇上的名義，全刻在上麵，這就是皇上給他賠了罪了。”經過賽金花的勸說，克林德的老婆算是同意了，賽在敘述這段曆史後，洋洋得意地說：“經我這樣七說八說，她才點頭答應了。這時我心裏喜歡極了，這也算我替國家辦了一件小事。聽說條約裏的頭一項就是這事哩！”
賽金花認為是光榮，實際是中國人的莫大恥辱，因為這是中國戰敗、中國的反帝運動被鎮壓下去的記錄。中國人每當走到這座石頭牌坊（當時北京人通稱克林德碑為“石頭牌坊”）下的時候，懷念的並不是克林德，而是那些被殺害的義和團團員和廣大無辜的北京市民們。
因此，當1918年11月11日，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即德國被打敗、和協約國簽訂休戰條約的時候，這座牌坊便從克林德被殺害的地方（東單北）遷到了現在的中山公園（當時叫中央公園），牌坊的名字，也改成了“公理戰勝”。
除克林德碑的搬遷和改動外，為了慶祝歐戰協約國的勝利，北京政府還以參戰國資格在北京舉行了三日大慶（1918年11月28日至30日），在故宮內的太和殿前還舉行了四五個小時的閱兵典禮，所有在京的北洋軍都參加受檢，由大總統徐世昌率領國務總理、陸軍部長等官員檢閱，並請各國公使等參加觀禮。檢閱後，又共同至中南海總統府舉行宴會，綠酒紅燈，輕歌曼舞，好不熱鬧。
其實，中國並沒有一兵一卒參加歐戰（隻是派了些華工到歐洲去）。北京政府耀武揚威，隻是借他人之光以自炫。所以，頭腦比較清醒的人，對北京政府的這種虛假的光榮，並不覺得值得祝賀；對於中國雖有戰勝國的虛名，但能否和戰勝國處於平等的地位，挽回失去的利權，表示憂慮。因此，有人作詩對北京政府的慶祝加以諷刺說：
自家麵目自家知，
粉飾徒能炫一時；
漫說鄰家西子色，
效顰總不掩東施。
“公理戰勝強權了嗎？”
1918年11月28日，第一次世界大戰已以協約國戰勝而告終。1917年8月中國加入協約國對德宣戰後，雖未派一兵一卒赴歐洲作戰，但曾派出了20多萬華工到戰爭前線及英法俄等國充當軍役，所以理所當然是戰勝國之一。舉國上下為之歡騰，徐世昌更喜之不盡，決定在紫禁城舉行盛大的閱兵儀式，以示慶賀，並請各國公使等參加觀禮。
1918年11月28日，天剛蒙蒙亮，北京天安門廣場上就已站滿了人。此時的晨風雖不寒徹肌骨，也冷颼襲人。人們縮著脖、袖著手，在一片唏噓聲中期待著閱兵儀式。
檢閱後，又共同到中南海舉行宴會。宴會上，燈紅酒綠，一片輕歌曼舞，好不熱鬧。實際上，中國沒有一兵一卒參加歐戰，隻是派了一些華工到歐洲去。北京政府耀武揚威，隻不過是借他人之光以自炫罷了。
當歐戰勝利的消息傳來時候，中國除了官方舉行慶祝活動外，在民間也舉行了慶祝活動。
當德國投降的消息傳到北京時，北京各學校便於11月14日到16日，連續放假三天，慶祝勝利。
整個北京大街小巷，懸滿了大大小小的五色國旗，電燈晝夜照耀著。鑼鼓聲、樂器聲響成一片。好一片熱鬧的景象。
這種慶祝的氣氛，特別是在東交民巷和天安門一帶，表現得尤為明顯。隻見人群擁擠不堪，一片歡騰的樣子。
大街上種種歡愉高興的聲音中，人們說得最多的便是：“好了，好了，庚子以來舉國的蒙羞的石頭牌坊（即克林德碑，北京人稱為石頭牌坊）已經拆毀了。”
在這片歡騰的氣氛中，北京大學在天安門舉行了演講大會。
這時，北大校長蔡元培的情緒特別好，“興致最高”。他特向北京政府教育部借了天安門的露天講台，邀北京大學教員於15、16日舉行對民眾的演說大會。
參加演講的有蔡元培、陳獨秀、王建祖、胡適、陶孟和、馬寅初、陳惺農、李石曾。此外還有來賓丁文江、廖世功、馮執中等共11人。
11月15日，立冬不久，北京雖有幾分寒冷，但天氣晴朗。在天安門前的露天講台前，圍著一群學生和市民，正在聽北大校長那精彩的演說。
當天，蔡元培演講的題目是《黑暗與光明的消長》。
隻見他戴著一副金邊眼鏡，留著小分頭，穿著一身黑色的禮服。
他站到講台前，用清晰而響亮的聲音開始演講了：
“我們為什麽開這個演說大會？因為大學職員的責任，並不是專教幾個學生，更要設法給人人都受一點大學的教育，在外國叫平民大學。這一回的演說會，就是我國平民大學的起點。”
但我們的平民大學何以開在這個時候呢？現在正是協約國戰勝德國的消息傳來，北京的人高興得了不得。請教為什麽這樣高興？怕有許多人答不上來。所以我們趁此機會，同大家說說高興的緣由。
諸君不記得波斯拜火教的起源麽。他用黑暗來比一切有害於人類的事。“用光明來比一切有益於人類的事。所以說世界上有黑暗的神與光明的神相鬥，光明必占勝利。這是世界進化的狀態。但是黑暗與光明，程度有深淺，範圍也有大小，譬如北京道路，從前沒有路燈，行路的人，必要手持紙燈，那時候光明的程度很淺，範圍很小。後來有公設的煤油燈，就進一步了。近來有電燈汽燈，光明的程度更高了，範圍更廣了。世界的進化也是如此。距今一百三十年前的法國大革命，把國內政治上一切不平等黑暗主義都取消了。現在世界大戰的結果，協約國占了勝利，定要把國際間不平等的黑暗主義都別有光明主義來代它。所以全世界的人除了德奧的貴族以外，沒有不高興的。”人們站在天安門廣場上，靜靜地聆聽著這位國內第一大學的校長對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分析，感到入情入理，增長了不少知識。
由於階級地位的限製和蒙受了國際資產階級與軍閥政府的欺騙宣傳，蔡元培是站在中國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立場上看待第一次世界大戰。他把德國軍國主義看作海盜和侵略者，無疑是正確的。但是，他把美、英、法等帝國主義看作是民主主義，是公理和人道的化身。所以他認為，協約國的勝利，“是武斷主義的消滅，平民主義的發展”“黑暗的種族偏見消滅，大同主義的發展”。他還認為，美國總統威爾遜在美國國會提出的和平宣言十四條，是“平民主義的新紀元”。顯然，這種看法是片麵的。
另一方麵，認識上的局限性，並沒有影響蔡元培對光明的歌頌和對進步的追求。
俄國沙皇的被推翻，不可一世的德國軍國主義的最後被打敗，這些使蔡元培受到了鼓舞，幫助他進行反軍閥政府的政治宣傳，增加了鬥爭的勇氣和信心。
在演說中，蔡元培借德國軍國主義失敗的事實，來預示國內窮兵黷武、堅持武力統一中國的皖係軍閥的末路，並由此期望中國有一個光明的未來。
他說：“世界的大勢已經到了這個程度，我們不能逃在這個世界以外，自然隨大勢而趨了。我希望國內持強權論的，崇拜武斷主義的，好弄陰謀的，執著偏見想用一派勢力統治全國的、都快快拋棄了這種黑暗主義，向光明方麵去嗬！”
蔡元培於1868年1月11日出身於浙江紹興山陰縣一個商人家庭。
紹興位於浙江東北部，地處杭州灣錢塘江的南岸，屬於美麗富饒的浙東平原。這裏有著悠久的曆史文化傳統，產生過許多的政治家、學者、詩人和書畫家。
受環境和文化的熏陶和影響，蔡元培從小就好學。1889年，年僅23歲的他參加浙江鄉試，中了舉人。這一年，他與王昭女士結了婚。第二年赴北京會試，中式為貢士。1892年，他被錄取為第二甲第三十四名進士，很快授為翰林院庶吉士。他的才華得到了清廷戶部尚書翁同蘇的賞識。
年僅20多歲的蔡元培已是一個才思橫溢、聲聞當代、朝野爭相結納的士大夫。
《辛醜條約》簽訂後，蔡元培開始決意參加革命工作。他與其他一些革命誌士一起，組織了暗殺團，成立了光複會。
中華民國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後，他擔任了教育總長。袁世凱當上總統後，他受袁世凱和唐紹儀的一再邀請，不得不在唐紹儀內閣中擔任教育總長。後來，袁世凱的反動麵目暴露得越來越明顯，蔡元培辭職南下，赴德國留學。此後，他極力倡導留法勤工儉學。
1916年10月，蔡元培離開法國馬賽，返回國內。隨即被北洋政府教育部委任為北京大學校長。1917年1月4日正式到任就職。
從此，蔡元培開始了北京大學的校長經曆。
1918年11月16日，蔡元培又在天安門露天講台上向聽眾發表了《勞工神聖》的演說。他一方麵提示人們去憎惡和反對那些巧取豪奪、禍國殃民的官僚、軍閥、政客、奸商等社會蠹害，唾棄他們的腐朽寄生生活，另一方麵，他又要大家“認識勞動的價值”，他喊出了“勞工神聖”的口號用那特有的學者加政治家的風度，指出：“諸君！此次世界大戰爭，協約國竟得最後勝利，可以消滅種種黑暗的主義，發展光明的主義。我昨日曾經說過，可見此次戰爭的價值了。但是我們四萬萬同胞，直接加入的，除了在法國的十五萬華工，還有什麽人！這不算怪事！此後的世界，全是勞工的世界啊！”
我說的勞工，不但是金工、木工等等，凡用自己的勞力作成有益於他人的事業，不管他用的是體力、是腦力，都是勞工。所以，農是種植的工，商是轉運的工，學校職員、著述家、發明家，是教育的工，我們都是勞工。我們要自己認識勞工的價值。
“我們不要羨慕那憑繼遺產的紈衤誇兒！不要羨慕那賣國營私的官吏！不要羨慕那克扣軍餉的軍官！不要羨慕那操縱票價的商人！不要羨慕那領幹修的顧問諮議！不要羨慕那出售選舉票的議員！他們雖然奢侈點，但是良心上枉及我們的平安多了。我們要認清我們的價值。”
蔡元培在演說中，幾次喊出“勞工神聖”的口號。
“勞工神聖”在五四時期特別在五四運動後，成為流行的口號，發生了廣泛的影響，對知識分子與工農相結合，起了很大的促進作用。
蔡元培在五四運動以前就喊出了這一口號，這是他同情支持勞動群眾、反對軍閥官僚統治的進步政治傾向的鮮明表現。
新文化運動領袖們走上天安門大講台
從1915年下半年開始，以陳獨秀主編的《新青年》的出版為標誌，興起了一場以民主和科學為旗幟、向封建傳統的思想、道德和文化宣戰的文化運動。
這是中國近代史上一次空前深刻的思想解放運動。
陳獨秀、胡適等人是新文化運動的重要領導人。
陳獨秀當時在北京大學擔任文科學長。
陳獨秀在天安門前的演講中，也認為第一次世界大戰是“公理戰勝強權”。
那麽，什麽是公理，什麽是強權呢？陳獨秀認為：“凡合乎平等自由的就是公理；倚仗自家強力，侵害他人平等自由的，就是強權。”
根據這樣的認識和推理，他主張：“我們東洋各國列席巴黎和會的委員，應該聯合一氣，首先提出‘人類平等一概不得歧視’的意見，當作東洋各國第一重大的要求。此案倘能通過，他種歐美各國對亞洲人不平等的待遇，和各種不平等的條約，便自然從根本消滅了。”應當說，陳獨秀這時對外存在著嚴重的幻想。
在國內的問題上，陳獨秀站在民主主義的立場上，勇敢地提出了除“三害”即軍人害、官僚害、政客害的主張。
他提出：中國若不除這三害，政治永無清寧之日。而若想除這三害，第一，一般國民要有參預政治的覺悟，對於這三害，要有相當的示威運動。第二，社會中的中堅分子，應該挺身出頭，組織有政見的有良心的依賴國民為後援的政黨，來掃蕩無政見的無良心的依賴勢力為後援的“狗黨”。
陳獨秀是安徽懷寧人。後來成為五四運動的領袖，成為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之一，是中國共產黨的第一任總書記。
當他一涉足於政治鬥爭，便把矛頭直指封建軍閥，把希望寄托於的人民的覺悟和群眾的政治運動。
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同樣是為歐戰勝利發表演說，李大釗看到的是《庶民的勝利》，勞工主義的勝利，軍國主義的失敗；而胡適宣揚的則是美帝國主義的勝利，吹噓的是美國總統威爾遜的所謂和平十四條，在群眾中散布對美國的幻想。
胡適在演說中說：“這一次協約國所以能大勝，全靠美國的幫助。美國所以加入戰國，全是因為要尋一個‘解決武力’的辦法。”“如今且說美大總統所主張，協約各國所同聲讚成的‘解決武力’的辦法是什麽？”即：“把各國私有的武力變成了世界公有的武力，就是變成了世界公有的國際警察隊了。這便是解決武力的辦法。”
胡適在這裏宣揚的“解決武力”的辦法，即美國總統威爾遜於1918年1月8日在美國國會演說中所提出的十四條。
十四條，曾轟動一時。為了剖析，有必要先看一下它的原文：
一、公開之和平條約，以公開之方法決定之。
此後無論何事，不得私結國際之盟約。凡外交事項，均須開誠布公執行之，不得秘密從事。
二、領海以外，無論和平或戰時，須保絕對的航海自由。
但於執行國際條約時，得以國際之公意，封鎖一部分或全部之公海。
三、除卻各種關於經濟之障礙物，使利益普及於愛和平及保障和平之各國。
四、立正確之保障，縮小武裝至最低額，而足以保護國內治安為度。
五、對於殖民地之外置，須推心置腹，以絕對的公道為判斷。殖民地人民之公意，當與政府之正當要求共適權衡。此種主義，各國須絕對尊重，不得絲毫假借。
（以下第六條至第十三條，係論及俄國、比利時、法國、意大利、奧匈、羅馬尼亞、塞爾維亞、門地內哥羅、土耳其、波蘭等國具體問題者，均從略。）
十四、確定約章，組織國際聯合會（General Association of Nations），其實旨為各國交互保障其政治自由，及土地統轄權。國無大小，一律享同等之權利。
如果不被以上各條許多美麗的辭藻所迷惑，透視一下，就不難看出：
在其第一條中，雖然在形式上提出反對秘密條約的字樣，但實際上是為了擴張美國霸權。因為，這一條在當時的意義，隻是反對了那些沒有美國參加並妨礙美國擴張計劃的那些帝國主義國家間的密約。
在其第二條中，雖然提出了“航海自由”的口號，但其目的，是在於反對英國的海上霸權，以便美國取而代之。
在其第三條中，所提出的問題，是再一次宣揚“門戶開放”“機會均等”的政策，其目的是借各國在戰後精疲力竭之際，使美國控製世界市場。
在其第四條中，提出所謂縮軍問題，其目的在於解除美國對手的武裝。
在其第五條中，提出“公道”地解決殖民地問題的虛偽口號，而在實際上，是美國要求把其他帝國主義國家的殖民地變為自己的殖民地。
在其第十四條中，提出了國際聯盟的計劃，其目的是要動員國際反動派的一切力量在美國統率之下，進行反對蘇維埃俄國和世界革命的活動。
威爾遜十四條的實質，時間過得愈久，暴露的也愈加清楚。但是，它在當時確實迷惑了很多人。陳獨秀在《每周評論》的發刊詞（1918年12月）中，就認為：“美國大總統威爾遜屢次的演說，都是光明正大，可算得現在世界上第一個好人。”
既然陳獨秀都這麽說，那麽青年學生中受迷惑的人就更多了。11月30日晚，北京大學的學生舉行提燈遊行，竟到段祺瑞住宅門前表示祝賀。北京各校的學生，有不少人跑到美國使館去高呼：“威爾遜大總統萬歲！”
1919年1月，巴黎和會開幕，社會各界輿論中就充滿了更多的幻想，報紙雜誌紛紛著文慶祝，上海《民國日報》在1919年1月5日發表的一篇文章中，把歐戰的勝利說成是“協約國及美國之大戰成功”，說這次巴黎和會召開時，中國可以“挽百十年國際上之失敗”，使中國能夠“在英法美並駕齊驅”。一個作者在一篇題名為《歐戰後中國所得之利益》一文中，不僅幻想在巴黎和會上中國關於廢除不平等條約的提案會成功，而且預卜和會討論範圍以外，中國還能夠獲得許多根本利益（如“軍閥勢力之消滅”“海外移民之發展”、“道德基礎之穩定”等）。認為中國從此會來一個大翻身。這實在是太天真了！
梁啟超當時寫了《國際聯盟與中國》一文，說：“今次之戰，為世界之永久平和而戰也。”他認為威爾遜提出的“國際聯盟”是實現“將來理想的之世界大同”的“最良之手段”，並說：“吾國人熱望此同盟之成立，幾於舉國一致，此吾所敢斷言也。此同盟最要之保證條件，即在限製軍備。故吾謂我國為表示此熱望之真誠起見，宜率先厲行裁兵。蓋侵略主義既為天下所共棄，此後我友邦斷無複有以此加諸我。藉曰有之，而亦必有他方麵之製裁，使莫能發，故此後更無國防之可言。”
梁啟超在這裏替威爾遜的“國際聯盟”大肆宣揚了一番，斷言中國“舉國一致”“熱望此同盟之成立”，並認為天下從此沒有侵略主義了。梁的這番和平主義的散布，毫無疑問，又加重了人民群眾中原有的對帝國主義的幻想。
除了上述這種突出的和平主義論調外，當時的許多群眾團體也曾經企圖聯合起來，向巴黎和會表示人民的願望，給和會以影響，使其實現中國獨立的要求。例如，留日學生救國團曾提議組織赴歐公訴團；國民對日外交後援會決議派代表赴歐；上海工商界的許多團體曾組織中華工商保守國際和平研究會，並聯合全國商會聯合會及各省商會，共同向巴黎和會提出要求。
盡管這些群眾團體顯示了必須以群眾力量來影響和會的意願，但是，它們對和會充滿幻想，這又是和上述那種論調共同的。留日學生救國團在提議組織國民赴歐公訴團的意見書中說：“茲值戰局告終，和會開幕，強權失敗，公理昌明。正我國人仰首伸眉，理直氣壯，求公判於世界各國之會。”
“公理戰勝，強權失敗”，這簡直成了當時人們的一句口頭禪。陳獨秀在《每周評論》發刊詞中，全篇主旨就是“公理戰勝強權”這一句話。克林德碑由東單移到了中央公園，上麵大書的也是“公理戰勝”這四個字。
公理戰勝了！公理戰勝了！
但是，公理果然戰勝了嗎？
請看事實的回答。
（摘自《天安門見證錄》）
分贓會議
當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的時候，戰勝的協約各國忙碌起來了。它們紛紛擬定各種瓜分世界的藍圖和許多具體方案，準備到巴黎去開“和會”。所謂和會者，分贓會之別名也。
義和團運動被鎮壓，清政府徹底投降帝國主義，1901年，簽訂了屈辱的《辛醜和約》，其中的第一條，就是為克林德被殺賠禮道歉的事。《和約》寫道：
第一款 一，大德國欽差男爵克（林德）大臣被戕害一事，前於西曆本年六月初九日，即中曆四月二十三日，奉諭旨欽派醇親王載澧為頭等專使大臣赴大德國大皇帝前，代表大清國大皇帝及國家惋惜之意。醇親王已遵旨於西曆本年七月十二日，即中曆五月二十七日，自北京起程。
第一款 二，大清國國家業已聲明，在遇害處所，堅立銘誌之碑，與克大臣品位相配，列敘大清國大皇帝惋惜凶事之旨，書以辣丁、德、漢各文。前於西曆本年七月二十二日，即中曆六月初七日，經大清國欽差全權大臣文致大德國欽差全權大臣，現於遇害處所，建立牌坊一座，足滿街衢，已於西曆本年六月二十五日，即中曆五月初十日興工。
根據以上條文，第一賠禮道歉，第二豎立牌坊，已經規定的相當清楚了。不過，就是在這樣一款的談判中，還相當費周折呢！參與此事的賽金花，在晚年的時候，曾作過番表功的憶述，她說在談判過程中，克林德夫人是執拗的，經過她的勸說，才解決了問題。她是怎樣勸說的呢？先是把罪責推到義和團身上，然後提出了建立牌坊的辦法，她向克林德的老婆說：“你們外國替一個為國犧牲的人作紀念，都是造一個石碑，或鑄一個銅像；我們中國最光榮的辦法，都是豎立一個牌坊。您在中國許多年，沒有看見過那些為忠孝節義的人立的牌坊麽？那都是能夠萬古流芳、千載不朽的！我們給貴公使立一個更大的，把他一生的事跡和這次遇難的情形，用皇上的名義，全刻在上麵，這就是皇上給他賠了罪了。”經過賽金花的勸說，克林德的老婆算是同意了，賽在敘述這段曆史後，洋洋得意地說：“經我這樣七說八說，她才點頭答應了。這時我心裏喜歡極了，這也算我替國家辦了一件小事。聽說條約裏的頭一項就是這事哩！”
賽金花認為是光榮，實際是中國人的莫大恥辱，因為這是中國戰敗、中國的反帝運動被鎮壓下去的記錄。中國人每當走到這座石頭牌坊（當時北京人通稱克林德碑為“石頭牌坊”）下的時候，懷念的並不是克林德，而是那些被殺害的義和團團員和廣大無辜的北京市民們。
因此，當1918年11月11日，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即德國被打敗、和協約國簽訂休戰條約的時候，這座牌坊便從克林德被殺害的地方（東單北）遷到了現在的中山公園（當時叫中央公園），牌坊的名字，也改成了“公理戰勝”。
除克林德碑的搬遷和改動外，為了慶祝歐戰協約國的勝利，北京政府還以參戰國資格在北京舉行了三日大慶（1918年11月28日至30日），在故宮內的太和殿前還舉行了四五個小時的閱兵典禮，所有在京的北洋軍都參加受檢，由大總統徐世昌率領國務總理、陸軍部長等官員檢閱，並請各國公使等參加觀禮。檢閱後，又共同至中南海總統府舉行宴會，綠酒紅燈，輕歌曼舞，好不熱鬧。
其實，中國並沒有一兵一卒參加歐戰（隻是派了些華工到歐洲去）。北京政府耀武揚威，隻是借他人之光以自炫。所以，頭腦比較清醒的人，對北京政府的這種虛假的光榮，並不覺得值得祝賀；對於中國雖有戰勝國的虛名，但能否和戰勝國處於平等的地位，挽回失去的利權，表示憂慮。因此，有人作詩對北京政府的慶祝加以諷刺說：
自家麵目自家知，
粉飾徒能炫一時；
漫說鄰家西子色，
效顰總不掩東施。
“公理戰勝強權了嗎？”
1918年11月28日，第一次世界大戰已以協約國戰勝而告終。1917年8月中國加入協約國對德宣戰後，雖未派一兵一卒赴歐洲作戰，但曾派出了20多萬華工到戰爭前線及英法俄等國充當軍役，所以理所當然是戰勝國之一。舉國上下為之歡騰，徐世昌更喜之不盡，決定在紫禁城舉行盛大的閱兵儀式，以示慶賀，並請各國公使等參加觀禮。
1918年11月28日，天剛蒙蒙亮，北京天安門廣場上就已站滿了人。此時的晨風雖不寒徹肌骨，也冷颼襲人。人們縮著脖、袖著手，在一片唏噓聲中期待著閱兵儀式。
檢閱後，又共同到中南海舉行宴會。宴會上，燈紅酒綠，一片輕歌曼舞，好不熱鬧。實際上，中國沒有一兵一卒參加歐戰，隻是派了一些華工到歐洲去。北京政府耀武揚威，隻不過是借他人之光以自炫罷了。
當歐戰勝利的消息傳來時候，中國除了官方舉行慶祝活動外，在民間也舉行了慶祝活動。
當德國投降的消息傳到北京時，北京各學校便於11月14日到16日，連續放假三天，慶祝勝利。
整個北京大街小巷，懸滿了大大小小的五色國旗，電燈晝夜照耀著。鑼鼓聲、樂器聲響成一片。好一片熱鬧的景象。
這種慶祝的氣氛，特別是在東交民巷和天安門一帶，表現得尤為明顯。隻見人群擁擠不堪，一片歡騰的樣子。
大街上種種歡愉高興的聲音中，人們說得最多的便是：“好了，好了，庚子以來舉國的蒙羞的石頭牌坊（即克林德碑，北京人稱為石頭牌坊）已經拆毀了。”
在這片歡騰的氣氛中，北京大學在天安門舉行了演講大會。
這時，北大校長蔡元培的情緒特別好，“興致最高”。他特向北京政府教育部借了天安門的露天講台，邀北京大學教員於15、16日舉行對民眾的演說大會。
參加演講的有蔡元培、陳獨秀、王建祖、胡適、陶孟和、馬寅初、陳惺農、李石曾。此外還有來賓丁文江、廖世功、馮執中等共11人。
11月15日，立冬不久，北京雖有幾分寒冷，但天氣晴朗。在天安門前的露天講台前，圍著一群學生和市民，正在聽北大校長那精彩的演說。
當天，蔡元培演講的題目是《黑暗與光明的消長》。
隻見他戴著一副金邊眼鏡，留著小分頭，穿著一身黑色的禮服。
他站到講台前，用清晰而響亮的聲音開始演講了：
“我們為什麽開這個演說大會？因為大學職員的責任，並不是專教幾個學生，更要設法給人人都受一點大學的教育，在外國叫平民大學。這一回的演說會，就是我國平民大學的起點。”
但我們的平民大學何以開在這個時候呢？現在正是協約國戰勝德國的消息傳來，北京的人高興得了不得。請教為什麽這樣高興？怕有許多人答不上來。所以我們趁此機會，同大家說說高興的緣由。
諸君不記得波斯拜火教的起源麽。他用黑暗來比一切有害於人類的事。“用光明來比一切有益於人類的事。所以說世界上有黑暗的神與光明的神相鬥，光明必占勝利。這是世界進化的狀態。但是黑暗與光明，程度有深淺，範圍也有大小，譬如北京道路，從前沒有路燈，行路的人，必要手持紙燈，那時候光明的程度很淺，範圍很小。後來有公設的煤油燈，就進一步了。近來有電燈汽燈，光明的程度更高了，範圍更廣了。世界的進化也是如此。距今一百三十年前的法國大革命，把國內政治上一切不平等黑暗主義都取消了。現在世界大戰的結果，協約國占了勝利，定要把國際間不平等的黑暗主義都別有光明主義來代它。所以全世界的人除了德奧的貴族以外，沒有不高興的。”人們站在天安門廣場上，靜靜地聆聽著這位國內第一大學的校長對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分析，感到入情入理，增長了不少知識。
由於階級地位的限製和蒙受了國際資產階級與軍閥政府的欺騙宣傳，蔡元培是站在中國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立場上看待第一次世界大戰。他把德國軍國主義看作海盜和侵略者，無疑是正確的。但是，他把美、英、法等帝國主義看作是民主主義，是公理和人道的化身。所以他認為，協約國的勝利，“是武斷主義的消滅，平民主義的發展”“黑暗的種族偏見消滅，大同主義的發展”。他還認為，美國總統威爾遜在美國國會提出的和平宣言十四條，是“平民主義的新紀元”。顯然，這種看法是片麵的。
另一方麵，認識上的局限性，並沒有影響蔡元培對光明的歌頌和對進步的追求。
俄國沙皇的被推翻，不可一世的德國軍國主義的最後被打敗，這些使蔡元培受到了鼓舞，幫助他進行反軍閥政府的政治宣傳，增加了鬥爭的勇氣和信心。
在演說中，蔡元培借德國軍國主義失敗的事實，來預示國內窮兵黷武、堅持武力統一中國的皖係軍閥的末路，並由此期望中國有一個光明的未來。
他說：“世界的大勢已經到了這個程度，我們不能逃在這個世界以外，自然隨大勢而趨了。我希望國內持強權論的，崇拜武斷主義的，好弄陰謀的，執著偏見想用一派勢力統治全國的、都快快拋棄了這種黑暗主義，向光明方麵去嗬！”
蔡元培於1868年1月11日出身於浙江紹興山陰縣一個商人家庭。
紹興位於浙江東北部，地處杭州灣錢塘江的南岸，屬於美麗富饒的浙東平原。這裏有著悠久的曆史文化傳統，產生過許多的政治家、學者、詩人和書畫家。
受環境和文化的熏陶和影響，蔡元培從小就好學。1889年，年僅23歲的他參加浙江鄉試，中了舉人。這一年，他與王昭女士結了婚。第二年赴北京會試，中式為貢士。1892年，他被錄取為第二甲第三十四名進士，很快授為翰林院庶吉士。他的才華得到了清廷戶部尚書翁同蘇的賞識。
年僅20多歲的蔡元培已是一個才思橫溢、聲聞當代、朝野爭相結納的士大夫。
《辛醜條約》簽訂後，蔡元培開始決意參加革命工作。他與其他一些革命誌士一起，組織了暗殺團，成立了光複會。
中華民國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後，他擔任了教育總長。袁世凱當上總統後，他受袁世凱和唐紹儀的一再邀請，不得不在唐紹儀內閣中擔任教育總長。後來，袁世凱的反動麵目暴露得越來越明顯，蔡元培辭職南下，赴德國留學。此後，他極力倡導留法勤工儉學。
1916年10月，蔡元培離開法國馬賽，返回國內。隨即被北洋政府教育部委任為北京大學校長。1917年1月4日正式到任就職。
從此，蔡元培開始了北京大學的校長經曆。
1918年11月16日，蔡元培又在天安門露天講台上向聽眾發表了《勞工神聖》的演說。他一方麵提示人們去憎惡和反對那些巧取豪奪、禍國殃民的官僚、軍閥、政客、奸商等社會蠹害，唾棄他們的腐朽寄生生活，另一方麵，他又要大家“認識勞動的價值”，他喊出了“勞工神聖”的口號用那特有的學者加政治家的風度，指出：“諸君！此次世界大戰爭，協約國竟得最後勝利，可以消滅種種黑暗的主義，發展光明的主義。我昨日曾經說過，可見此次戰爭的價值了。但是我們四萬萬同胞，直接加入的，除了在法國的十五萬華工，還有什麽人！這不算怪事！此後的世界，全是勞工的世界啊！”
我說的勞工，不但是金工、木工等等，凡用自己的勞力作成有益於他人的事業，不管他用的是體力、是腦力，都是勞工。所以，農是種植的工，商是轉運的工，學校職員、著述家、發明家，是教育的工，我們都是勞工。我們要自己認識勞工的價值。
“我們不要羨慕那憑繼遺產的紈衤誇兒！不要羨慕那賣國營私的官吏！不要羨慕那克扣軍餉的軍官！不要羨慕那操縱票價的商人！不要羨慕那領幹修的顧問諮議！不要羨慕那出售選舉票的議員！他們雖然奢侈點，但是良心上枉及我們的平安多了。我們要認清我們的價值。”
蔡元培在演說中，幾次喊出“勞工神聖”的口號。
“勞工神聖”在五四時期特別在五四運動後，成為流行的口號，發生了廣泛的影響，對知識分子與工農相結合，起了很大的促進作用。
蔡元培在五四運動以前就喊出了這一口號，這是他同情支持勞動群眾、反對軍閥官僚統治的進步政治傾向的鮮明表現。
新文化運動領袖們走上天安門大講台
從1915年下半年開始，以陳獨秀主編的《新青年》的出版為標誌，興起了一場以民主和科學為旗幟、向封建傳統的思想、道德和文化宣戰的文化運動。
這是中國近代史上一次空前深刻的思想解放運動。
陳獨秀、胡適等人是新文化運動的重要領導人。
陳獨秀當時在北京大學擔任文科學長。
陳獨秀在天安門前的演講中，也認為第一次世界大戰是“公理戰勝強權”。
那麽，什麽是公理，什麽是強權呢？陳獨秀認為：“凡合乎平等自由的就是公理；倚仗自家強力，侵害他人平等自由的，就是強權。”
根據這樣的認識和推理，他主張：“我們東洋各國列席巴黎和會的委員，應該聯合一氣，首先提出‘人類平等一概不得歧視’的意見，當作東洋各國第一重大的要求。此案倘能通過，他種歐美各國對亞洲人不平等的待遇，和各種不平等的條約，便自然從根本消滅了。”應當說，陳獨秀這時對外存在著嚴重的幻想。
在國內的問題上，陳獨秀站在民主主義的立場上，勇敢地提出了除“三害”即軍人害、官僚害、政客害的主張。
他提出：中國若不除這三害，政治永無清寧之日。而若想除這三害，第一，一般國民要有參預政治的覺悟，對於這三害，要有相當的示威運動。第二，社會中的中堅分子，應該挺身出頭，組織有政見的有良心的依賴國民為後援的政黨，來掃蕩無政見的無良心的依賴勢力為後援的“狗黨”。
陳獨秀是安徽懷寧人。後來成為五四運動的領袖，成為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之一，是中國共產黨的第一任總書記。
當他一涉足於政治鬥爭，便把矛頭直指封建軍閥，把希望寄托於的人民的覺悟和群眾的政治運動。
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同樣是為歐戰勝利發表演說，李大釗看到的是《庶民的勝利》，勞工主義的勝利，軍國主義的失敗；而胡適宣揚的則是美帝國主義的勝利，吹噓的是美國總統威爾遜的所謂和平十四條，在群眾中散布對美國的幻想。
胡適在演說中說：“這一次協約國所以能大勝，全靠美國的幫助。美國所以加入戰國，全是因為要尋一個‘解決武力’的辦法。”“如今且說美大總統所主張，協約各國所同聲讚成的‘解決武力’的辦法是什麽？”即：“把各國私有的武力變成了世界公有的武力，就是變成了世界公有的國際警察隊了。這便是解決武力的辦法。”
胡適在這裏宣揚的“解決武力”的辦法，即美國總統威爾遜於1918年1月8日在美國國會演說中所提出的十四條。
十四條，曾轟動一時。為了剖析，有必要先看一下它的原文：
一、公開之和平條約，以公開之方法決定之。
此後無論何事，不得私結國際之盟約。凡外交事項，均須開誠布公執行之，不得秘密從事。
二、領海以外，無論和平或戰時，須保絕對的航海自由。
但於執行國際條約時，得以國際之公意，封鎖一部分或全部之公海。
三、除卻各種關於經濟之障礙物，使利益普及於愛和平及保障和平之各國。
四、立正確之保障，縮小武裝至最低額，而足以保護國內治安為度。
五、對於殖民地之外置，須推心置腹，以絕對的公道為判斷。殖民地人民之公意，當與政府之正當要求共適權衡。此種主義，各國須絕對尊重，不得絲毫假借。
（以下第六條至第十三條，係論及俄國、比利時、法國、意大利、奧匈、羅馬尼亞、塞爾維亞、門地內哥羅、土耳其、波蘭等國具體問題者，均從略。）
十四、確定約章，組織國際聯合會（General Association of Nations），其實旨為各國交互保障其政治自由，及土地統轄權。國無大小，一律享同等之權利。
如果不被以上各條許多美麗的辭藻所迷惑，透視一下，就不難看出：
在其第一條中，雖然在形式上提出反對秘密條約的字樣，但實際上是為了擴張美國霸權。因為，這一條在當時的意義，隻是反對了那些沒有美國參加並妨礙美國擴張計劃的那些帝國主義國家間的密約。
在其第二條中，雖然提出了“航海自由”的口號，但其目的，是在於反對英國的海上霸權，以便美國取而代之。
在其第三條中，所提出的問題，是再一次宣揚“門戶開放”“機會均等”的政策，其目的是借各國在戰後精疲力竭之際，使美國控製世界市場。
在其第四條中，提出所謂縮軍問題，其目的在於解除美國對手的武裝。
在其第五條中，提出“公道”地解決殖民地問題的虛偽口號，而在實際上，是美國要求把其他帝國主義國家的殖民地變為自己的殖民地。
在其第十四條中，提出了國際聯盟的計劃，其目的是要動員國際反動派的一切力量在美國統率之下，進行反對蘇維埃俄國和世界革命的活動。
威爾遜十四條的實質，時間過得愈久，暴露的也愈加清楚。但是，它在當時確實迷惑了很多人。陳獨秀在《每周評論》的發刊詞（1918年12月）中，就認為：“美國大總統威爾遜屢次的演說，都是光明正大，可算得現在世界上第一個好人。”
既然陳獨秀都這麽說，那麽青年學生中受迷惑的人就更多了。11月30日晚，北京大學的學生舉行提燈遊行，竟到段祺瑞住宅門前表示祝賀。北京各校的學生，有不少人跑到美國使館去高呼：“威爾遜大總統萬歲！”
1919年1月，巴黎和會開幕，社會各界輿論中就充滿了更多的幻想，報紙雜誌紛紛著文慶祝，上海《民國日報》在1919年1月5日發表的一篇文章中，把歐戰的勝利說成是“協約國及美國之大戰成功”，說這次巴黎和會召開時，中國可以“挽百十年國際上之失敗”，使中國能夠“在英法美並駕齊驅”。一個作者在一篇題名為《歐戰後中國所得之利益》一文中，不僅幻想在巴黎和會上中國關於廢除不平等條約的提案會成功，而且預卜和會討論範圍以外，中國還能夠獲得許多根本利益（如“軍閥勢力之消滅”“海外移民之發展”、“道德基礎之穩定”等）。認為中國從此會來一個大翻身。這實在是太天真了！
梁啟超當時寫了《國際聯盟與中國》一文，說：“今次之戰，為世界之永久平和而戰也。”他認為威爾遜提出的“國際聯盟”是實現“將來理想的之世界大同”的“最良之手段”，並說：“吾國人熱望此同盟之成立，幾於舉國一致，此吾所敢斷言也。此同盟最要之保證條件，即在限製軍備。故吾謂我國為表示此熱望之真誠起見，宜率先厲行裁兵。蓋侵略主義既為天下所共棄，此後我友邦斷無複有以此加諸我。藉曰有之，而亦必有他方麵之製裁，使莫能發，故此後更無國防之可言。”
梁啟超在這裏替威爾遜的“國際聯盟”大肆宣揚了一番，斷言中國“舉國一致”“熱望此同盟之成立”，並認為天下從此沒有侵略主義了。梁的這番和平主義的散布，毫無疑問，又加重了人民群眾中原有的對帝國主義的幻想。
除了上述這種突出的和平主義論調外，當時的許多群眾團體也曾經企圖聯合起來，向巴黎和會表示人民的願望，給和會以影響，使其實現中國獨立的要求。例如，留日學生救國團曾提議組織赴歐公訴團；國民對日外交後援會決議派代表赴歐；上海工商界的許多團體曾組織中華工商保守國際和平研究會，並聯合全國商會聯合會及各省商會，共同向巴黎和會提出要求。
盡管這些群眾團體顯示了必須以群眾力量來影響和會的意願，但是，它們對和會充滿幻想，這又是和上述那種論調共同的。留日學生救國團在提議組織國民赴歐公訴團的意見書中說：“茲值戰局告終，和會開幕，強權失敗，公理昌明。正我國人仰首伸眉，理直氣壯，求公判於世界各國之會。”
“公理戰勝，強權失敗”，這簡直成了當時人們的一句口頭禪。陳獨秀在《每周評論》發刊詞中，全篇主旨就是“公理戰勝強權”這一句話。克林德碑由東單移到了中央公園，上麵大書的也是“公理戰勝”這四個字。
公理戰勝了！公理戰勝了！
但是，公理果然戰勝了嗎？
請看事實的回答。
（摘自《天安門見證錄》）
分贓會議
當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的時候，戰勝的協約各國忙碌起來了。它們紛紛擬定各種瓜分世界的藍圖和許多具體方案，準備到巴黎去開“和會”。所謂和會者，分贓會之別名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