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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5章 天安門前爭國權！五四狂飆孕新生(9)
國民社和新潮社，是在“五四”前夕同時成立的，在青年學生中頗有影響的兩大社團。黃日葵後來（1923年）對這兩大社團作了如下的評述：“五四運動之前年，除《新青年》雜誌為教授所主持者不計外，學生方麵，有兩種大的傾向……一種傾向是代表哲學文學一方麵，另一種傾向是代表政治社會的問題方麵。前者是新潮雜誌社，後者是國民雜誌社。新潮於思想改造，文學革命上，為新青年的助手，鼓吹不遺餘力……國民雜誌社的一群，始初以反抗國際帝國主義（日本）之壓迫這點愛國的政治熱情相結合。在雜誌上可以看出他們對於政治問題，社會問題是特別注意的。他們在民國七年為軍事協約問題發起中國第一次的政治示威運動，八年他們發起五四運動，並為這運動的中堅。五四運動之後，這一群的傾向越發分明了，他們顯然是社會主義――尤其是布爾什維主義的仰慕者了……新潮社一派，隱然以胡適之先生為首領……漸漸傾向於國故整理的運動。”
平民教育講演團
在《國民》《新潮》創刊號不久，鄧康（中夏）等又在北京大學發起組織平民教育講演團，宗旨是：“增進平民知識，喚起平民之自覺心”。
平民教育講演團在1919年3月間正式成立，團員有39人，多為國民社和新潮社的社員。根據當年3月22日《北京大學日刊》登載的《平民教育講演團廣告》。
這39人，是在講演團正式成立前即加入者，以後還不斷有人繼續加入。
3月23日在馬神廟理科校長室召開的講演團成立大會上，選舉的講演團幹事是：
在“五四”前，講演團主要進行了兩次較大規模的講演活動：一次是在東便內蟠桃宮。因為那裏從4月3日至5日正舉行三天廟會，講演團便也借此機會每日午後1時至5時在此宣講。這次宣講的效果還不錯，“是時黃沙滿天，不堪張目，而其聽講者之踴躍，實出乎意料之外。惟第三日因為該廟會最終之期，故較前兩日稍少。”這次為時三日的講題，計有：《平民教育之意義》《如何求幸福？》《勤勞與知識》《大家都受教育》《賭博之害》《做一件事當一件事》《勤勞》《改良家庭》《公德》《念書的利益》《人生之要素》《空氣》《我和大家的關係》（以上第一日），《國民常識》《什麽是善？》《平民教育》《婦女教育》《家庭製度》《信用》《蟠桃宮》《迷信》《是逛廟還是來聽講呢？》《我的慈善事業》《慈善事業之批評》《什麽是我？》《結果的樹》《職業與息爭》《家庭與社會》（以上第二日），《現在的皇帝倒黴了》《迷信》《世界的國家》《都市人民當注重工商業》《愛國》《衣食住》《國民應盡之責任》《利己與利他》《平民教育》《勸勤》（以上第三日）。
另一次是在地安門外護國寺，時間是4月27日，講題計有：《互相幫助》《頭彩十萬元》《國家思想》《戒煙》《交友之益》《生屍》《權利》《天賦與人造》《平民》《判別事情的常識》《植物對於人生之利益》《什麽是國家？》《寄生蟲》《為什麽女子要守節？》。
從以上兩次的講題內容來看，似乎還是屬於一般的啟蒙教育，對於當前的形勢結合還不多，但是到了五四愛國運動爆發前後，情況就不同了。例如5月11日，講演團在東、南、西、北四城宣講所講演，就開出了這樣一係列的題目：《青島問題》、《痛史》、《朝鮮獨立》、《青島交涉失敗的原因》、《爭回青島》、《國民自決》、《報告學生團的義舉究竟為什麽？》《中國現在的形勢是怎麽樣？》《國民現時應持之態度》。
講演團在五四運動中有了很大的發展，也起了很大的作用。
少年中國學會
1918年6月30日，一個在北京新聞界活動的四川人王光祈（曾任成都《群報》和《川報》駐京記者），聯合剛剛從日本留學歸來的曾琦（王的中學同學）、陳氵育（愚生）、雷寶菁（眉生）、張尚齡（夢九）以及周無（太玄，也是王的中學同學）等，在北京順治門外’（）雲別墅集議，籌建少年中國學會。由於李大釗在新聞界、思想界的先驅地位和他享有的聲望，也被邀請參與活動並被列名為七個發起人之一。
王光祈在回述少年中國學會發起過程時，曾這樣寫道：
去年（1918年）留東同人歸國，首由北京會員王光祈君提出《吾黨今後進行意見書》一冊，書中曆敘同人今後進行，宜為一種有係統的有秩序的，並草擬學會規約大綱數十條。其時東京會員曾琦君等亦正有建設學會之計劃，乃先派雷寶菁君歸國接洽一切，同人意見遂歸一致。曾琦君、張尚齡君亦先後由東京歸國，乃有七年六月三十日’雲別墅之會議。雲別墅者，本會成立史中最可紀念之發祥地也。到會者為：陳君氵育、張君尚齡、周君無、曾君琦、雷君寶菁、王君光祈六人。會議結果，公推王君光祈為起草員。遂由王君光祈草擬規約數十條，複在雲別墅會議修改數次，並邀同會員李君大釗商榷一切。於是本會規約七十條全體產出。當時列名發起者，則為陳氵育、張尚齡、曾琦、李大釗、周無、雷寶菁、王光祈七人也。
為什麽要定名“少年中國”呢？這原是曾琦等人在日本時的設想，目的是學19世紀建造“少年意大利”“少年德意誌”的“少年意大利黨”“少年德意誌黨”，來建造一個“少年中國”。
不過，王光祈對“少年中國”有個解釋。看來，這個解釋還是不錯的，他說：“蓋吾人所創造作十九世紀十八世紀之少年中國，亦非二十一世紀二十二世紀之少年中國，實為適合於二十世紀思潮之少年中國。故十九世紀之‘少年意大利黨’‘少年德意誌黨’所造之‘少年意大利’‘少年德意誌’，在當時視為少年者，在今日吾人視之，則亦老大意大利、老大德意誌而已。何則？彼所創造之意大利、德意誌，固非適合於二十世紀之思潮也。同人等因個人觀察之不同，故有以英美式民主主義之組織為適合於二十世紀者，亦有以俄國式社會主義之組織為適合於二十世紀者，更有以安那其式Anarchism之組織為適合於二十世紀者。要之吾人所欲建造之‘少年中國’，為進步的，非保守的；為創造的，非因襲的；在並世國家中為少年的，而非老大的也。”
基於王的這種理解，少年中國會學的宗旨在籌備期間規定為：
一、振作少年精神；
二、研究真實學術；
三、發展社會事業；
四、轉移末世風氣。這幾條都是很抽象的，在學會正式成立時，宗旨雖又修改為“本科學的精神，為社會的活動，以創造‘少年中國’”，但仍不具體。因為，各種社會活動都是在不同的具體思想指導下進行的。
要不要確定一種主義為學會的指導思想呢？看來在籌備期間學會內部就是有爭論的。1919年1月23日，上海會員在吳淞同濟學校開會，乘會員周無、李璜將赴法國之際，請王光祈來滬籌商會務。王在會上提出有無決定主義的必要時，李璜立即發言，表示：“將來吾輩究取何種手段，同人皆宜加實研究，若對於一種新學說尚未真知灼解，便附和或痛詆，則非盲從即頑固耳。故兄弟以為對於主義有決定之必要，但今日尚非其時也。”
李璜在會上說的“新學說”，即主要指馬克思主義而言。他在自己寫的《留別少年中國學會同人》一文中，就說得更為清楚了。他說社會主義學說“所用的手段都失於猛烈”，“每次都生出暴動，不知連累了多少平民。又如現在俄國的社會革命，以致彼此相殺，鬧得無有人道了。”
上海會議討論的結果是：“現在同人研究學問，思想宜極自由，主義亦不必一致，將來大家切實研究之後，有決定之必要時，再為討論決定。”
看來，王光祈在少年中國學會所執行的也是蔡元培的那種兼容並包的方針，至於王本人的思想，則是傾向於無政府主義的。王在一封和會員的通信中，批評馬列主義和俄國十月革命說：“俄國式社會的民本主義，是關於經濟組織有所改造，比較的差強人意。但是該國列寧等所奉的馬格斯之國家社會主義，采集產製度，國家權力甚大，究竟與個人自由有無妨礙，實是一個疑問。我極反對機械的個人生活，受這種勞農政府支配的國民，處處都有一種國家權力緊緊跟隨，個人生活便成一種機械了。況且中國人向來主張個人主義、放任主義、不願受國家權力的幹涉，所以國家主義、國家觀念在中國人的腦筋裏，實視為一錢不值。我們若提倡俄國式社會的民本主義，拿國家權力來幹涉個人生活，實是一件不合民情的主張。”
按照王的主張，他的理想社會是：
一、現在的經濟組織，非根本推翻不可；
二、現在社會上的一切虛偽和束縛，非從根本鏟除不可；
三、將來的組織，是宜在個人自由主義之下，為一種互助的、進步的、自由的、快樂的結合。
少年中國學會的籌備期約一年。
看來，少年中國學會從籌備開始，就包含著三種不同類型的知識分子：以李大釗為代表的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以王光祈為代表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以曾琦、李璜為代表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
少年中國學會是在1919年7月1日在北京回回營陳宅正式成立的。當時會員共42人。成立時，已建有成都分會（6月15日成立）。此後，學會有了很大發展並在各地建立了分會（南京分會在11月間成立。此外在湖北、湖南、山東、山西、福建、安徽、遼寧、陝西、上海、杭州、天津、廣州等省市都有會員。國外，設有巴黎分會，在德國、美國、英國、日本和南洋也有它的會員）。先後參加該會的有100多人（1925年底，學會因會員分化而停止活動）。
由於李大釗的關係，北大社團中的許多骨幹，都參加了少年中國學會。如黃日葵、鄧康等，都是當時的會員。先後參加該會的，還有張崧年（申甫）、楊賢江、惲代英（子毅）、張聞天、毛澤東（潤之）、高尚德（君宇）、劉雲漢（天章）、劉仁靜等人。
從少年中國學會的政治思想及其人員構成來看，是極其複雜的。它隻能說是三部分知識分子的統一戰線的組織，或者說它是一個鬆懈的聯盟。
雖然如此，但是它既然包含了大量的先進分子，同時又由於開始時分化還不明顯，因此它對五四運動仍起著一定的推動作用。
新民學會
以上所述，還都是在北京地區成立的幾個著名的社團。此外，在各個省區也都有社團的出現，其中以湖南的新民學會為最著，成立的時間也最早。
學會是由長沙湖南第一師範的學生毛澤東（潤之）在1917年秋天發起的。
毛澤東，湖南湘潭韶山衝人，他在幼年時期曾“讀了六年孔夫子的書”，辛亥革命後至1918年又在長沙湖南第一師範“讀了七年資本主義的書”。
毛澤東在第一師範讀書期間，思想主流是民主主義的。他對所讀之書是有分析、批判的，而且是接近社會主義的。例如，他在第一師範的哲學教本上，曾寫下批語說：“吾國三綱者必去，而與宗教、資本家、君主國四者，同為天下之惡魔也。”
毛澤東是《新青年》的熱心讀者，不僅反複閱讀其中的重要文章，而且積極投稿。他雖然和其他急進民主派一樣，要求民主和科學。但是，他卻很少有那種形式主義的毛病。1917年暑假，他在致友人黎錦熙的信中說：“吾意即西方亦未必盡是，幾多之部分應與東方思想同時改造。”
毛澤東在求學期間很注意德、智、體的全麵發展。1917年4月，他以二十八畫生的筆名，在《新青年》上發表論文《體育之研究》，闡述了體育的目的、作用和方法，論證了德、智、體三育的關係，主張三者並重。
毛澤東在求學期間，已比較注意接近工農群眾。1917年暑假，他利用一個多月的時間，步行近1000裏，考察了長沙、寧鄉、安化、益陽、沅江五個縣的廣大農村。同年11月，他以第一師範學校學友會教育研究部的名義，創辦了工人夜校。
“嚶其鳴矣，求其友聲。”毛澤東為了征求和聚集誌同道合的朋友，他在1917年的秋天寫下了大約300字的征友啟事。這個啟事的首句就是“嚶鳴求友”，尾署“二十八畫生啟事”。這個啟事的大意是：“二十八畫生要求和有愛國熱情的青年做朋友，邀請能耐艱苦、有為祖國犧牲決心的誌士和他通信聯絡”。信封上批著“請張貼在大家看得見的地方”。
這個啟事被張貼在長沙的幾個城門口，也被登在報紙上。這樣，在毛澤東的周圍，便經常聚集著一些奮發有為的青年，激揚文字於愛晚亭畔，指點江山於橘子洲頭。經過幾個月的聯絡、醞釀、商討、在南國的湘江之濱，一個著名的青年社團――新民學會便應運而生了。所以取名“新民學會”，是來源於“大學之道在新民……日日新，又日新”。
1918年4月14日，一個春光明媚的星期天，13個經毛澤東約集的青年學生和青年教師在嶽麓山下蔡和森（林彬）家裏（瀠灣寺旁的劉家台子），滿懷激情地討論和通過了毛澤東起草的會章，選舉了職員。會議的參加者――蕭三在他的日記中記下了這次會議的真實情況：
三月初四日 四月十四日（日）晴
“新民學會今日成立開成立會於對河瀠灣寺側劉家台子蔡君林彬寓。到會者：二兄及餘、何叔衡、陳讚周、毛潤之、鄒彝鼎、張昆弟、蔡林彬、鄒蘊真、陳書農、周明諦（名第）、葉兆楨（以上皆第一師範同學）、羅王敖階（長郡中學畢業）諸君。未及到者：陳章甫、熊火昆甫、周世釗、羅學瓚、李和笙、曾以魯、付昌玨（現在日本東京高工）、彭道良諸君。以上皆基本會員。是日議決簡章，選舉職員，寫會友錄等事。關於本會之規律，所定者為：一不虛偽。二不懶惰（此項餘所主張加入者）。三不浪費。四不賭博。五不狎妓。全章俟後錄。職員：二兄被舉為總幹事；毛澤東、陳書農為幹事。蔡君家備午飯。自上午十一時到齊，議事至下午五時後始閉會。”
學會的簡章規定：“以砥礪品行，研究學術為宗旨”。入會的標準是：心意誠懇，人格光明，思想向上。學會成立後，湖南第一師範和其他各校的進步學生和長沙的中小學優秀的青年教師，陸續被吸收入會。到1920年底，該會會員達70餘人。
學會的經常活動是討論學術和時事問題，會員間互相砥礪思想、品行、工作和學習。1918年6月，毛澤東在第一師範畢業，他召集新民學會會員專門討論“會友向外發展”問題。這時，十月革命雖已發生並取得勝利，但由於帝國主義和國內反動派的阻撓，中國人還不可能直接在俄國學習。恰好，吳玉章和蔡元培等這時正倡導赴法勤工儉學運動。為了到靠近俄國和東歐的法國去了解世界革命情況，毛澤東發起了湖南青年的勤工儉學運動。
1918年8月19日，毛澤東為了組織湖南青年的勤工儉學，第一次到了北京。
這時，毛澤東在第一師範學習時的老師楊昌濟（字懷中，即楊開慧之父），應蔡元培的聘請，已在北大擔任倫理學和倫理學史的教授，全家住在豆腐池胡同九號。
地安門外，鼓樓東大街，道北，有一個比較寬敞的胡同，名寶鈔胡同。進此胡同，一直往裏走，快到北頭的地方，路西又有一胡同，即豆腐池胡同。楊寓門牌，原為九號，現為十五號。當年，這個院落裏，北房有兩排，中排三間後排三間。楊家父女即住在中排房裏，楊昌濟住東間，楊開慧住西間。除北房外，還有三間南房，即一進大門靠左側的房屋。毛澤東初到北京，和蔡和森一起，就住在這三間南房的東間裏。
毛澤東在楊家住了不久，即遷居三眼井（現名景山東胡同）吉安東夾道（現名吉安所左巷）七號（現八號）。這裏院落比較狹窄，房屋比較低小，毛澤東和湖南準備赴法勤工儉學的蔡和森、羅學瓚等八個新民學會會員，就住在這個小院的北房西間，“隆然高炕，大被同眠”。八個人擠在一起，翻身時都要事先打個招呼。毛澤東在這裏住了半年左右，條件雖差，但距離北大紅樓很近，工作和聽課，都很方便。
這時，經楊昌濟教授介紹，毛澤東已在北大圖書館任助理員（月薪八元，和當時北大工友的工資相差無幾），和李大釗共處紅樓。毛澤東當年的工作地點是北大圖書館第二閱覽室（“日報閱覽室”“新聞紙閱覽室”），即沙灘紅樓一層西頭南麵的第三大間。他的具體任務是登記每日報刊和閱覽人員的姓名。
毛澤東充分利用了北大這個學習環境，他積極參加北大的哲學會、新聞學研究會，旁聽大學課程，並和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接觸。北大的老工人曾有過這樣的回憶：毛澤東不愛修飾，經常穿著一件藍布大褂，上午在圖書館管理書報，登記閱報人數。下午到李大釗辦公室外邊的一間會議室，坐在窗下的一張三屜桌前幫助李大釗拆看公文和信件。當時的進步學生也經常在那間會議室裏開會。
毛澤東第一次來到北京，正是馬克思主義開始在中國傳播的時候。李大釗論十月革命的幾篇文章正陸續發表。由十月革命而引起的新思潮，正在中國洶湧澎湃，一瀉萬裏，勢不可擋。北京大學各種研究新思潮的學術團體，正紛紛成立，青年毛澤東，如饑似渴地學習、探討各種新思潮。他除了積極做好赴法人員的準備工作外，抓緊一切時間在北大旁聽、閱讀，參加各種學術活動，並和老友鄧中夏一起討論中國社會問題，多次到長辛店了解工人狀況。
1919年3月12日，毛澤東為送勤工儉學生出國，離開北京去上海，在那裏停留了20天。他在上海期間，經常住南市斜橋湖南會館看望候船赴法的湖南青年，並親到碼頭送走了第一批去法國的新民學會會員。
同年4月中旬，毛澤東由上海回到長沙後，即向新民學會會員報告了此次北上的經過，號召他們注意和研究十月革命的經驗，準備迎接革命的風暴。
其他
除以上所舉的幾個著名社團外，在各地區及各種學校內還有很多類型的社團的建立。有的是公開活動的，有的還帶有一定的秘密性質。如1918年學生請願後在北京高等師範中由匡互生等人組織的同言社，就是為避開學校幹涉，以練習講演為名，為秘密準備再一次的請願活動而成立的。這是一個為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侵略而成立的愛國主義組織。後來這個組織的成員逐步接受了工學主義思想，並在1919年5月3日成立了工學會。
除同言社、工學社，有幾個學校的少數學生還組織有共學會。這三個小組織的成員，起初都是比較傾向於無政府主義的，他們都激烈反對強權主義。在五四運動中，這三個小組織的幾個成員，包括匡互生等，曾對友人委托後事，立好遺囑，準備犧牲。
匡互生在1925年所寫的回憶錄，分析1918年反對《中日共同防敵協定》的鬥爭後成立的各小團體情況時說：“幾個月內，各校學生獨立自由組織和聯合組織的小團體，相繼成立的至少在20以上。大家所共知的團體，如各校少數抱著愛國主義的學生所聯合組織的國民雜誌社和北京大學少數抱著文藝革命思想的學生所組織的新潮社，大家所不曾共知的並且我現在也不願把他們的學校的名字宣布的團體，如某校少數抱著激烈的主張的學生所組織的同言社、工學會，和某某三個學校少數學生所組織的共學會等，都是當時比較有力的團體。並且因為前麵所述的新出版物一天多似一天，和各種事實的壓迫一天緊張一天，這些團體的彈性也就跟著一天強固一天。到了民國八年四月，這些團體就不約而同的有一個舉行五七示威運動的大預備，同時並且得了全體同學加入的同意。”
綜上所述，各種社團的興起，說明了知識界的文化運動發展到了這樣一個新的階段：文化鬥爭不僅和政治鬥爭結合起來了，而且在鬥爭中知識界已感到了組織起來的必要。上述各種社團的出現，實際上為五四愛國運動作了組織上的準備。
（摘自《五四運動史》）
第五節 幻想的破滅：巴黎和會中國外交的失敗
走進中山公園的大門，迎麵矗立著一座高大的石頭牌坊，白（大理石）身藍（琉璃瓦）頂，上麵還雕刻著飛禽走獸，很是威風。
賽金花洋洋得意地說：“經我這樣七說八說，她才點頭答應了，這也算我替國家辦了一件小事。”
整個北京大街小巷，懸滿了大大小小的五色國旗，電燈晝夜照耀著。鑼鼓聲、樂器聲響成一片。好一片熱鬧的景象。
北大校長蔡元培的情緒特別好，“興致最高”。他特向北京政府教育部借了天安門的露天講台，邀北京大學教員於15、16日舉行對民眾的演說大會。
11月30日晚，北京大學的學生舉行提燈遊行，竟到段祺瑞住宅門前表示祝賀。
王、顧二人趕忙整理裝束，急匆匆趕往會場。
中國代表聞此消息，如雷電劈腦，痛不欲生。
簽還是不簽？這是令徐世昌等人極費腦筋的問題。
對巴黎和會幻想開始破滅的時候，也正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開始傳播的時候。
克林德碑拆遷改名“公理戰勝”碑
走進中山公園的大門，迎麵矗立著一座高大的石頭牌坊，白（大理石）身藍（琉璃瓦）頂，上麵還雕刻著飛禽走獸，很是威風。這就是最早的克林德碑。這座碑，原先在東單牌樓的北邊，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才遷到這裏，改為“公理戰勝”碑；全國解放後，又改為“保衛和平”碑，郭沫若親書的這四個金色大字，現在仍閃閃發光。
克林德碑是怎樣樹起來的？又是怎樣遷到中山公園的？
平民教育講演團
在《國民》《新潮》創刊號不久，鄧康（中夏）等又在北京大學發起組織平民教育講演團，宗旨是：“增進平民知識，喚起平民之自覺心”。
平民教育講演團在1919年3月間正式成立，團員有39人，多為國民社和新潮社的社員。根據當年3月22日《北京大學日刊》登載的《平民教育講演團廣告》。
這39人，是在講演團正式成立前即加入者，以後還不斷有人繼續加入。
3月23日在馬神廟理科校長室召開的講演團成立大會上，選舉的講演團幹事是：
在“五四”前，講演團主要進行了兩次較大規模的講演活動：一次是在東便內蟠桃宮。因為那裏從4月3日至5日正舉行三天廟會，講演團便也借此機會每日午後1時至5時在此宣講。這次宣講的效果還不錯，“是時黃沙滿天，不堪張目，而其聽講者之踴躍，實出乎意料之外。惟第三日因為該廟會最終之期，故較前兩日稍少。”這次為時三日的講題，計有：《平民教育之意義》《如何求幸福？》《勤勞與知識》《大家都受教育》《賭博之害》《做一件事當一件事》《勤勞》《改良家庭》《公德》《念書的利益》《人生之要素》《空氣》《我和大家的關係》（以上第一日），《國民常識》《什麽是善？》《平民教育》《婦女教育》《家庭製度》《信用》《蟠桃宮》《迷信》《是逛廟還是來聽講呢？》《我的慈善事業》《慈善事業之批評》《什麽是我？》《結果的樹》《職業與息爭》《家庭與社會》（以上第二日），《現在的皇帝倒黴了》《迷信》《世界的國家》《都市人民當注重工商業》《愛國》《衣食住》《國民應盡之責任》《利己與利他》《平民教育》《勸勤》（以上第三日）。
另一次是在地安門外護國寺，時間是4月27日，講題計有：《互相幫助》《頭彩十萬元》《國家思想》《戒煙》《交友之益》《生屍》《權利》《天賦與人造》《平民》《判別事情的常識》《植物對於人生之利益》《什麽是國家？》《寄生蟲》《為什麽女子要守節？》。
從以上兩次的講題內容來看，似乎還是屬於一般的啟蒙教育，對於當前的形勢結合還不多，但是到了五四愛國運動爆發前後，情況就不同了。例如5月11日，講演團在東、南、西、北四城宣講所講演，就開出了這樣一係列的題目：《青島問題》、《痛史》、《朝鮮獨立》、《青島交涉失敗的原因》、《爭回青島》、《國民自決》、《報告學生團的義舉究竟為什麽？》《中國現在的形勢是怎麽樣？》《國民現時應持之態度》。
講演團在五四運動中有了很大的發展，也起了很大的作用。
少年中國學會
1918年6月30日，一個在北京新聞界活動的四川人王光祈（曾任成都《群報》和《川報》駐京記者），聯合剛剛從日本留學歸來的曾琦（王的中學同學）、陳氵育（愚生）、雷寶菁（眉生）、張尚齡（夢九）以及周無（太玄，也是王的中學同學）等，在北京順治門外’（）雲別墅集議，籌建少年中國學會。由於李大釗在新聞界、思想界的先驅地位和他享有的聲望，也被邀請參與活動並被列名為七個發起人之一。
王光祈在回述少年中國學會發起過程時，曾這樣寫道：
去年（1918年）留東同人歸國，首由北京會員王光祈君提出《吾黨今後進行意見書》一冊，書中曆敘同人今後進行，宜為一種有係統的有秩序的，並草擬學會規約大綱數十條。其時東京會員曾琦君等亦正有建設學會之計劃，乃先派雷寶菁君歸國接洽一切，同人意見遂歸一致。曾琦君、張尚齡君亦先後由東京歸國，乃有七年六月三十日’雲別墅之會議。雲別墅者，本會成立史中最可紀念之發祥地也。到會者為：陳君氵育、張君尚齡、周君無、曾君琦、雷君寶菁、王君光祈六人。會議結果，公推王君光祈為起草員。遂由王君光祈草擬規約數十條，複在雲別墅會議修改數次，並邀同會員李君大釗商榷一切。於是本會規約七十條全體產出。當時列名發起者，則為陳氵育、張尚齡、曾琦、李大釗、周無、雷寶菁、王光祈七人也。
為什麽要定名“少年中國”呢？這原是曾琦等人在日本時的設想，目的是學19世紀建造“少年意大利”“少年德意誌”的“少年意大利黨”“少年德意誌黨”，來建造一個“少年中國”。
不過，王光祈對“少年中國”有個解釋。看來，這個解釋還是不錯的，他說：“蓋吾人所創造作十九世紀十八世紀之少年中國，亦非二十一世紀二十二世紀之少年中國，實為適合於二十世紀思潮之少年中國。故十九世紀之‘少年意大利黨’‘少年德意誌黨’所造之‘少年意大利’‘少年德意誌’，在當時視為少年者，在今日吾人視之，則亦老大意大利、老大德意誌而已。何則？彼所創造之意大利、德意誌，固非適合於二十世紀之思潮也。同人等因個人觀察之不同，故有以英美式民主主義之組織為適合於二十世紀者，亦有以俄國式社會主義之組織為適合於二十世紀者，更有以安那其式Anarchism之組織為適合於二十世紀者。要之吾人所欲建造之‘少年中國’，為進步的，非保守的；為創造的，非因襲的；在並世國家中為少年的，而非老大的也。”
基於王的這種理解，少年中國會學的宗旨在籌備期間規定為：
一、振作少年精神；
二、研究真實學術；
三、發展社會事業；
四、轉移末世風氣。這幾條都是很抽象的，在學會正式成立時，宗旨雖又修改為“本科學的精神，為社會的活動，以創造‘少年中國’”，但仍不具體。因為，各種社會活動都是在不同的具體思想指導下進行的。
要不要確定一種主義為學會的指導思想呢？看來在籌備期間學會內部就是有爭論的。1919年1月23日，上海會員在吳淞同濟學校開會，乘會員周無、李璜將赴法國之際，請王光祈來滬籌商會務。王在會上提出有無決定主義的必要時，李璜立即發言，表示：“將來吾輩究取何種手段，同人皆宜加實研究，若對於一種新學說尚未真知灼解，便附和或痛詆，則非盲從即頑固耳。故兄弟以為對於主義有決定之必要，但今日尚非其時也。”
李璜在會上說的“新學說”，即主要指馬克思主義而言。他在自己寫的《留別少年中國學會同人》一文中，就說得更為清楚了。他說社會主義學說“所用的手段都失於猛烈”，“每次都生出暴動，不知連累了多少平民。又如現在俄國的社會革命，以致彼此相殺，鬧得無有人道了。”
上海會議討論的結果是：“現在同人研究學問，思想宜極自由，主義亦不必一致，將來大家切實研究之後，有決定之必要時，再為討論決定。”
看來，王光祈在少年中國學會所執行的也是蔡元培的那種兼容並包的方針，至於王本人的思想，則是傾向於無政府主義的。王在一封和會員的通信中，批評馬列主義和俄國十月革命說：“俄國式社會的民本主義，是關於經濟組織有所改造，比較的差強人意。但是該國列寧等所奉的馬格斯之國家社會主義，采集產製度，國家權力甚大，究竟與個人自由有無妨礙，實是一個疑問。我極反對機械的個人生活，受這種勞農政府支配的國民，處處都有一種國家權力緊緊跟隨，個人生活便成一種機械了。況且中國人向來主張個人主義、放任主義、不願受國家權力的幹涉，所以國家主義、國家觀念在中國人的腦筋裏，實視為一錢不值。我們若提倡俄國式社會的民本主義，拿國家權力來幹涉個人生活，實是一件不合民情的主張。”
按照王的主張，他的理想社會是：
一、現在的經濟組織，非根本推翻不可；
二、現在社會上的一切虛偽和束縛，非從根本鏟除不可；
三、將來的組織，是宜在個人自由主義之下，為一種互助的、進步的、自由的、快樂的結合。
少年中國學會的籌備期約一年。
看來，少年中國學會從籌備開始，就包含著三種不同類型的知識分子：以李大釗為代表的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以王光祈為代表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以曾琦、李璜為代表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
少年中國學會是在1919年7月1日在北京回回營陳宅正式成立的。當時會員共42人。成立時，已建有成都分會（6月15日成立）。此後，學會有了很大發展並在各地建立了分會（南京分會在11月間成立。此外在湖北、湖南、山東、山西、福建、安徽、遼寧、陝西、上海、杭州、天津、廣州等省市都有會員。國外，設有巴黎分會，在德國、美國、英國、日本和南洋也有它的會員）。先後參加該會的有100多人（1925年底，學會因會員分化而停止活動）。
由於李大釗的關係，北大社團中的許多骨幹，都參加了少年中國學會。如黃日葵、鄧康等，都是當時的會員。先後參加該會的，還有張崧年（申甫）、楊賢江、惲代英（子毅）、張聞天、毛澤東（潤之）、高尚德（君宇）、劉雲漢（天章）、劉仁靜等人。
從少年中國學會的政治思想及其人員構成來看，是極其複雜的。它隻能說是三部分知識分子的統一戰線的組織，或者說它是一個鬆懈的聯盟。
雖然如此，但是它既然包含了大量的先進分子，同時又由於開始時分化還不明顯，因此它對五四運動仍起著一定的推動作用。
新民學會
以上所述，還都是在北京地區成立的幾個著名的社團。此外，在各個省區也都有社團的出現，其中以湖南的新民學會為最著，成立的時間也最早。
學會是由長沙湖南第一師範的學生毛澤東（潤之）在1917年秋天發起的。
毛澤東，湖南湘潭韶山衝人，他在幼年時期曾“讀了六年孔夫子的書”，辛亥革命後至1918年又在長沙湖南第一師範“讀了七年資本主義的書”。
毛澤東在第一師範讀書期間，思想主流是民主主義的。他對所讀之書是有分析、批判的，而且是接近社會主義的。例如，他在第一師範的哲學教本上，曾寫下批語說：“吾國三綱者必去，而與宗教、資本家、君主國四者，同為天下之惡魔也。”
毛澤東是《新青年》的熱心讀者，不僅反複閱讀其中的重要文章，而且積極投稿。他雖然和其他急進民主派一樣，要求民主和科學。但是，他卻很少有那種形式主義的毛病。1917年暑假，他在致友人黎錦熙的信中說：“吾意即西方亦未必盡是，幾多之部分應與東方思想同時改造。”
毛澤東在求學期間很注意德、智、體的全麵發展。1917年4月，他以二十八畫生的筆名，在《新青年》上發表論文《體育之研究》，闡述了體育的目的、作用和方法，論證了德、智、體三育的關係，主張三者並重。
毛澤東在求學期間，已比較注意接近工農群眾。1917年暑假，他利用一個多月的時間，步行近1000裏，考察了長沙、寧鄉、安化、益陽、沅江五個縣的廣大農村。同年11月，他以第一師範學校學友會教育研究部的名義，創辦了工人夜校。
“嚶其鳴矣，求其友聲。”毛澤東為了征求和聚集誌同道合的朋友，他在1917年的秋天寫下了大約300字的征友啟事。這個啟事的首句就是“嚶鳴求友”，尾署“二十八畫生啟事”。這個啟事的大意是：“二十八畫生要求和有愛國熱情的青年做朋友，邀請能耐艱苦、有為祖國犧牲決心的誌士和他通信聯絡”。信封上批著“請張貼在大家看得見的地方”。
這個啟事被張貼在長沙的幾個城門口，也被登在報紙上。這樣，在毛澤東的周圍，便經常聚集著一些奮發有為的青年，激揚文字於愛晚亭畔，指點江山於橘子洲頭。經過幾個月的聯絡、醞釀、商討、在南國的湘江之濱，一個著名的青年社團――新民學會便應運而生了。所以取名“新民學會”，是來源於“大學之道在新民……日日新，又日新”。
1918年4月14日，一個春光明媚的星期天，13個經毛澤東約集的青年學生和青年教師在嶽麓山下蔡和森（林彬）家裏（瀠灣寺旁的劉家台子），滿懷激情地討論和通過了毛澤東起草的會章，選舉了職員。會議的參加者――蕭三在他的日記中記下了這次會議的真實情況：
三月初四日 四月十四日（日）晴
“新民學會今日成立開成立會於對河瀠灣寺側劉家台子蔡君林彬寓。到會者：二兄及餘、何叔衡、陳讚周、毛潤之、鄒彝鼎、張昆弟、蔡林彬、鄒蘊真、陳書農、周明諦（名第）、葉兆楨（以上皆第一師範同學）、羅王敖階（長郡中學畢業）諸君。未及到者：陳章甫、熊火昆甫、周世釗、羅學瓚、李和笙、曾以魯、付昌玨（現在日本東京高工）、彭道良諸君。以上皆基本會員。是日議決簡章，選舉職員，寫會友錄等事。關於本會之規律，所定者為：一不虛偽。二不懶惰（此項餘所主張加入者）。三不浪費。四不賭博。五不狎妓。全章俟後錄。職員：二兄被舉為總幹事；毛澤東、陳書農為幹事。蔡君家備午飯。自上午十一時到齊，議事至下午五時後始閉會。”
學會的簡章規定：“以砥礪品行，研究學術為宗旨”。入會的標準是：心意誠懇，人格光明，思想向上。學會成立後，湖南第一師範和其他各校的進步學生和長沙的中小學優秀的青年教師，陸續被吸收入會。到1920年底，該會會員達70餘人。
學會的經常活動是討論學術和時事問題，會員間互相砥礪思想、品行、工作和學習。1918年6月，毛澤東在第一師範畢業，他召集新民學會會員專門討論“會友向外發展”問題。這時，十月革命雖已發生並取得勝利，但由於帝國主義和國內反動派的阻撓，中國人還不可能直接在俄國學習。恰好，吳玉章和蔡元培等這時正倡導赴法勤工儉學運動。為了到靠近俄國和東歐的法國去了解世界革命情況，毛澤東發起了湖南青年的勤工儉學運動。
1918年8月19日，毛澤東為了組織湖南青年的勤工儉學，第一次到了北京。
這時，毛澤東在第一師範學習時的老師楊昌濟（字懷中，即楊開慧之父），應蔡元培的聘請，已在北大擔任倫理學和倫理學史的教授，全家住在豆腐池胡同九號。
地安門外，鼓樓東大街，道北，有一個比較寬敞的胡同，名寶鈔胡同。進此胡同，一直往裏走，快到北頭的地方，路西又有一胡同，即豆腐池胡同。楊寓門牌，原為九號，現為十五號。當年，這個院落裏，北房有兩排，中排三間後排三間。楊家父女即住在中排房裏，楊昌濟住東間，楊開慧住西間。除北房外，還有三間南房，即一進大門靠左側的房屋。毛澤東初到北京，和蔡和森一起，就住在這三間南房的東間裏。
毛澤東在楊家住了不久，即遷居三眼井（現名景山東胡同）吉安東夾道（現名吉安所左巷）七號（現八號）。這裏院落比較狹窄，房屋比較低小，毛澤東和湖南準備赴法勤工儉學的蔡和森、羅學瓚等八個新民學會會員，就住在這個小院的北房西間，“隆然高炕，大被同眠”。八個人擠在一起，翻身時都要事先打個招呼。毛澤東在這裏住了半年左右，條件雖差，但距離北大紅樓很近，工作和聽課，都很方便。
這時，經楊昌濟教授介紹，毛澤東已在北大圖書館任助理員（月薪八元，和當時北大工友的工資相差無幾），和李大釗共處紅樓。毛澤東當年的工作地點是北大圖書館第二閱覽室（“日報閱覽室”“新聞紙閱覽室”），即沙灘紅樓一層西頭南麵的第三大間。他的具體任務是登記每日報刊和閱覽人員的姓名。
毛澤東充分利用了北大這個學習環境，他積極參加北大的哲學會、新聞學研究會，旁聽大學課程，並和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接觸。北大的老工人曾有過這樣的回憶：毛澤東不愛修飾，經常穿著一件藍布大褂，上午在圖書館管理書報，登記閱報人數。下午到李大釗辦公室外邊的一間會議室，坐在窗下的一張三屜桌前幫助李大釗拆看公文和信件。當時的進步學生也經常在那間會議室裏開會。
毛澤東第一次來到北京，正是馬克思主義開始在中國傳播的時候。李大釗論十月革命的幾篇文章正陸續發表。由十月革命而引起的新思潮，正在中國洶湧澎湃，一瀉萬裏，勢不可擋。北京大學各種研究新思潮的學術團體，正紛紛成立，青年毛澤東，如饑似渴地學習、探討各種新思潮。他除了積極做好赴法人員的準備工作外，抓緊一切時間在北大旁聽、閱讀，參加各種學術活動，並和老友鄧中夏一起討論中國社會問題，多次到長辛店了解工人狀況。
1919年3月12日，毛澤東為送勤工儉學生出國，離開北京去上海，在那裏停留了20天。他在上海期間，經常住南市斜橋湖南會館看望候船赴法的湖南青年，並親到碼頭送走了第一批去法國的新民學會會員。
同年4月中旬，毛澤東由上海回到長沙後，即向新民學會會員報告了此次北上的經過，號召他們注意和研究十月革命的經驗，準備迎接革命的風暴。
其他
除以上所舉的幾個著名社團外，在各地區及各種學校內還有很多類型的社團的建立。有的是公開活動的，有的還帶有一定的秘密性質。如1918年學生請願後在北京高等師範中由匡互生等人組織的同言社，就是為避開學校幹涉，以練習講演為名，為秘密準備再一次的請願活動而成立的。這是一個為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侵略而成立的愛國主義組織。後來這個組織的成員逐步接受了工學主義思想，並在1919年5月3日成立了工學會。
除同言社、工學社，有幾個學校的少數學生還組織有共學會。這三個小組織的成員，起初都是比較傾向於無政府主義的，他們都激烈反對強權主義。在五四運動中，這三個小組織的幾個成員，包括匡互生等，曾對友人委托後事，立好遺囑，準備犧牲。
匡互生在1925年所寫的回憶錄，分析1918年反對《中日共同防敵協定》的鬥爭後成立的各小團體情況時說：“幾個月內，各校學生獨立自由組織和聯合組織的小團體，相繼成立的至少在20以上。大家所共知的團體，如各校少數抱著愛國主義的學生所聯合組織的國民雜誌社和北京大學少數抱著文藝革命思想的學生所組織的新潮社，大家所不曾共知的並且我現在也不願把他們的學校的名字宣布的團體，如某校少數抱著激烈的主張的學生所組織的同言社、工學會，和某某三個學校少數學生所組織的共學會等，都是當時比較有力的團體。並且因為前麵所述的新出版物一天多似一天，和各種事實的壓迫一天緊張一天，這些團體的彈性也就跟著一天強固一天。到了民國八年四月，這些團體就不約而同的有一個舉行五七示威運動的大預備，同時並且得了全體同學加入的同意。”
綜上所述，各種社團的興起，說明了知識界的文化運動發展到了這樣一個新的階段：文化鬥爭不僅和政治鬥爭結合起來了，而且在鬥爭中知識界已感到了組織起來的必要。上述各種社團的出現，實際上為五四愛國運動作了組織上的準備。
（摘自《五四運動史》）
第五節 幻想的破滅：巴黎和會中國外交的失敗
走進中山公園的大門，迎麵矗立著一座高大的石頭牌坊，白（大理石）身藍（琉璃瓦）頂，上麵還雕刻著飛禽走獸，很是威風。
賽金花洋洋得意地說：“經我這樣七說八說，她才點頭答應了，這也算我替國家辦了一件小事。”
整個北京大街小巷，懸滿了大大小小的五色國旗，電燈晝夜照耀著。鑼鼓聲、樂器聲響成一片。好一片熱鬧的景象。
北大校長蔡元培的情緒特別好，“興致最高”。他特向北京政府教育部借了天安門的露天講台，邀北京大學教員於15、16日舉行對民眾的演說大會。
11月30日晚，北京大學的學生舉行提燈遊行，竟到段祺瑞住宅門前表示祝賀。
王、顧二人趕忙整理裝束，急匆匆趕往會場。
中國代表聞此消息，如雷電劈腦，痛不欲生。
簽還是不簽？這是令徐世昌等人極費腦筋的問題。
對巴黎和會幻想開始破滅的時候，也正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開始傳播的時候。
克林德碑拆遷改名“公理戰勝”碑
走進中山公園的大門，迎麵矗立著一座高大的石頭牌坊，白（大理石）身藍（琉璃瓦）頂，上麵還雕刻著飛禽走獸，很是威風。這就是最早的克林德碑。這座碑，原先在東單牌樓的北邊，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才遷到這裏，改為“公理戰勝”碑；全國解放後，又改為“保衛和平”碑，郭沫若親書的這四個金色大字，現在仍閃閃發光。
克林德碑是怎樣樹起來的？又是怎樣遷到中山公園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