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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4章 天安門前爭國權！五四狂飆孕新生(8)
留日學生在北京政府的壓力下，大部分最後雖不得不重行東渡，但這一行動在全國人民中留下的影響是很大的。
除留日學生外，在其他國家的中國留學生也有所活動。如留法學生，曾經發出反對密約通電，號召全國一致反對段祺瑞政府。再如，留美講武堂全體學生，也曾發出通電，電文中說：“生等身羈異地，心向中華，值此重大問題發生，不能不盡國民之職務，即擬舍卻學業，聯合國人，趲程南歸，共謁政府，陳說利害，務使收回成命，以挽狂瀾。”
北京的這次學生運動，是在5月下旬起來的。當留日學生代表回到北京時，即和北大學生中的活動分子鄧中夏等發生了聯係，共同商討行動計劃。5月19日，北京《大中華報》上揭載了《中日共同防敵協定》的內容，次日各報也紛紛轉載。學生們看到後都憤慨異常。5月20日晚，在北大西齋飯廳召開了群眾大會，北京其他各校學生代表也應邀出席。留日學生代表發表了演說，要求廢除賣國《協定》；北大學生代表也慷慨陳詞，響應留日學生；當場有許多人痛哭流涕，全體學生表示要和留日學生一致行動，並定於次日去總統府請願。
5月21日上午，北京大學、高等師範（北京師大前身）、高等工業專門學校、法政專門學校等校學生2000多人，前往新華門總統府請願，要求宣布並廢除《中日共同防敵協定》，情緒十分激昂，有一學生曾斷左手中指血書：“案件取消之日，為我輩生還之時。”當時北京政府的大總統是直係軍閥馮國璋。馮被迫接見了學生代表，用花言巧語欺騙學生。學生們缺乏政治經驗，聽信了馮的花言巧語，受了騙，第二天便宣告複課。這次鬥爭沒有取得什麽結果。
雖然沒有結果，運動仍然是有成績的。通過這次運動，北京和天津的學生組織起來了，北京一部分學生組織了學生救國會（初名愛國會）1918年7月間，這個組織的代表，先到天津，又會同天津代表，到濟南、南京、上海等地進行聯絡。經過一個多月的時間，學生們組織成了一個近乎全國性的學生團體――學生救國會。
學生們開始行動起來了，他們在初試鋒芒的鬥爭中受到了鍛煉，取得了經驗。
自這次運動後，北京的學生界，三五成群，課餘飯後，教室、操場、公寓、花園，無不談論著國事和報紙刊物上的文章，密切注視時局的發展。
紅樓星火
北京東城漢花園迤東，沙灘大街路北（現五四大街西端），矗立著一座四層的紅磚到頂的大樓，這就是著名的原北京大學的紅樓――李大釗和毛澤東曾經工作過的地方。
京師大學堂的最初校舍是在馬神廟公主府（現景山東街），後因校舍不夠用，才向漢花園（即沙灘附近）方麵發展。
紅樓是在1918年，即北京大學建校20周年（京師大學堂是在1898年創辦的）時建成的。
紅樓的第一層，即最下一層，主要作圖書館之用。
李大釗是在1918年1月任圖書館主任的，紅樓建成後，圖書館遷此，他即在東南角上的一間房子（圖書館主任室）裏辦公。
李大釗任圖書館主任後，特別注意擴充有關民族解放和介紹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書籍。他在擴充和介紹這些書籍中，非常注意外文原著。為此，他還率領圖書館人員去清華參觀，因為那裏“以英文書為主，中文書次之”。他很重視全校人員的外語學習，為圖書館陳列室訂購的15種報紙中，外文的（日、英）就有四種；他還是業餘法文夜校的發起人之一。
就是在這座紅樓中，李大釗團聚了一些誌趣相投的人，研究和學習馬克思主義，建立了一個學會的組織。高一涵回憶說：“五四前不到半年，守常在北京大學組織了一個研究馬克思主義的學會。我們不是用馬克思、而是用馬爾克斯這個名字，為的是要欺騙警察。他們回去報告，上司一聽研究馬爾薩斯（與馬爾克斯相混），認為這是研究人口論的，也就不來幹涉了，這個學會，先是公開的；後來就秘密起來。它的對內活動是研究馬克思學說，對外則是舉辦一些講演會。”
就是在這座紅樓中，李大釗不僅寫出了《法俄革命之比較觀》《庶民的勝利》《布爾什維主義的勝利》《新紀元》等一係列宣揚十月革命的文字，而且寫了一係列宣揚馬克思主義的文章。
1919年2月，李在《大亞細亞主義和新亞細亞主義》中，明確地提出了“民族自決”和“帝國主義”的概念。而在此以前，中國還沒有人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這樣提出問題。
同年2月，他又在《戰後之婦人問題》一文中，闡述了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鬥爭學說，明確地表達了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用階級鬥爭的手段、推翻剝削製度的馬克思主義觀點。
同年5月，他主編《新青年》第六卷第五號。在這一號裏，他編排了許多介紹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學說的文章，他自己執筆寫了一篇2萬多字的《我的馬克思主義觀》，全麵地闡明了馬克思主義的三個組成部分――唯物史觀、政治經濟學和科學社會主義，指出這三個部分，“都有不可分的關係，而階級競爭說恰如一條金線，把這三大原理從根本上聯絡起來。”
《我的馬克思主義觀》這篇文章雖然還夾雜著一些錯誤觀點，但它的基本內容是應該肯定的。如果說，前麵提及的關於十月革命的幾篇論文，還隻是傳播了馬克思主義的一些觀點，那麽，《我的馬克思主義觀》就成為係統地介紹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開始。
在馬克思誕辰101周年（1919年5月5日）的時候，李大釗還幫助北京《晨報》副刊開辟一個《馬克思研究》專欄。從5月5日到11月11日，6個多月的時間裏，這個專欄共發表了5種論著，其中包括：馬克思的《勞動與資本》、考茨基的《馬氏資本論釋文》；河上肇的《馬克思唯物史觀》等。
為在中國傳播馬克思主義，李大釗花費了巨大的精力，許多同輩人都能回憶起他在紅樓中孜孜不倦、辛勤勞動的情景。
欣看星星之火，
已成燎原之焰。
這是吳老（玉章）在五四運動三十一周年時為紅樓李大釗工作室所作的題詞。
飲水思源。當中國人民歡慶解放的時候，始終不能忘懷在黑暗的中國第一個高高舉起馬克思主義火炬的人。
李大釗是應永遠懷念的，紅樓也是值得永遠紀念的。
“把頭緒理出來了”
繼李大釗之後，包括陳獨秀、楊匏安、李達、李漢俊等具有初步共產主義覺悟的知識分子，也紛紛宣傳馬克思主義。
陳獨秀也拋棄了進化論，接受了階級論，他說：“我承認用革命手段建立勞動階級（即生產階級）的國家……為現代社會第一需要。”他認為“世界上的軍國主義和金錢主義已經造成了無窮的罪惡，現在是應該拋棄的了。”陳獨秀在《談政治》《社會主義批評》和《馬克思學說》等文中，積極宣傳了馬克思的剩餘價值、唯物史觀、階級鬥爭和勞工專政等學說，批判了無政府主義和第二國際。他指出：“馬克思的《共產黨宣言》自第一頁到最末頁都是解釋階級戰爭底曆史及必要的講義，可惜自稱為馬克思派的德國社會民主黨竟然忘記了！”隻有列寧領導的“俄國共產黨在名義上在實質上，都真是馬克思主義，而德國底社會民主黨不但忘記了馬克思底學說，並且明明白白反對馬克思。”陳獨秀得出的結論是：“實行無產階級革命與專政，無產階級非有強大的組織力和戰鬥力不可，要造成這樣強大的組織力和戰鬥力，都非有一個強大的共產黨做無產階級的先鋒隊和指導者不可。”
楊匏安是華南地區最早的馬克思主義傳播者。1919年11月，楊匏安在《廣東新中華報》發表了《馬克思主義――一稱科學社會主義》一文。文章開頭便指出：“自馬克思氏出，從來之社會主義，於理論及實質上，皆頓失其光輝，所著資本論一書，勞動者奉為經典。”文章以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和政治經濟學的基本觀點論證了社會主義的科學性，表明作者對馬克思主義有了相當的了解。同年10月18日到12月15日，楊匏安在《廣東新中華報》上發表了《社會主義》《國家社會主義》和《社會改良主義》第三篇文章，對各派社會主義學說的要點及創始人的生平，作了扼要的介紹。
李達和李漢俊都是留日學生，而且原來都是理工科學生，但後來卻自覺地接受了馬克思主義，信奉了馬克思主義。1918年5月，在反對《中日共同防敵協定》的鬥爭中，李達是其中積極的組織者，是留日學生回國請願救國團的帶頭人。第二次旅日期間，李達閱讀了大量的馬列著作，並翻譯了《唯物史觀解說》《社會問題總覽》《馬克思經濟學說》等書，先後在國內出版。五四運動後期，李達撰寫了大量介紹社會主義的文章，得出的結論是：“社會主義確是要改掉十九世紀的文明弊病，是一帖對症的良藥。”
李漢俊原來“最愛數學”，但在東京帝國大學工科學習時，接受了著名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河上肇的影響，轉而開始研究馬克思主義。因為通曉英、法、德、日四國文字，李漢俊研究宣傳馬克思主義的條件比較優越。從1919年至1921年7月，李漢俊在《新青年》《勞動界》《共產黨》等刊物上發表了60多篇文章（包括譯文）。陳望道譯的《共產黨宣言》也經過李漢俊和陳獨秀的校對。董必武回憶說：“當時社會上有無政府主義、社會主義、日本的合作運動等等，各種主義在頭腦裏打仗。李漢俊來了，把頭緒理出來了，說要搞俄國的馬克思主義。”
隨著馬克思主義的傳播，在廣大青年和進步社團中，學習和宣傳馬克思主義成為一種明顯的趨勢和思想主流，並湧現了像毛澤東、蔡和森、周恩來、張聞天等一批優秀的青年。
毛澤東在《湘江評論》上一開始就歌頌十月革命，歌頌民眾的力量。他說：“世界什麽問題最大？吃飯問題最大。什麽力量最強？民眾聯合的力量最強，什麽不要怕？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軍閥不要怕，資本家不要怕。”他在新民學會的通信和討論中更明確地表示：“讚成馬克思式的革命”，讚成“激烈方法的共產主義（列寧的主義）”。
蔡和森在旅法通信中明確提出隻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他說：“我近對各種主義綜合審諦，覺社會主義真為改造現世界的對症之方。”“我對於將來中國的改造，以為完全適用社會主義的原理和方法。”他說自己“為極端馬克思派，極端主張：唯物史觀，階級戰爭，無產階級專政”。蔡和森主張要在中國發動革命，“先要組織黨――共產黨。因為他是革命運動的發動者，宣傳者，先鋒隊，作戰部。”
組織起來的各種社團
文化鬥爭和政治鬥爭相結合，要求思想界的先進分子，特別是青年學生進一步組織起來，以便在新舊思想之大激戰中發揮巨大的作用。事實上，從1918年下半年，在各地區各學校內，已經有很多類型的社團出現了。
學生救國會
1918年5月中國學生反對《中日共同防敵協定》的鬥爭，是五四運動的預演。從那次鬥爭中，學生們已經開始組織起來了。北京的一部分學生（包括北京大學和其他各校的學生）組織了一個學生團體――學生救國會（初名愛國會）。1918年暑假，這個團體派出代表許德珩、易克嶷為代表南下天津、濟南、武漢、九江、上海等地進行聯絡。
北京學生代表在天津受到了熱烈歡迎，因為那裏的學生也已開始組織起來。他們在那裏會見了馬駿、郭隆真（女）、諶誌篤、馬千裏、張傳琦、張泰來（即張太雷）等人。張傳琦在歡迎會上還以菜刀砍掉小指，來激勵大家。
北京學生代表又去濟南、武漢、九江、南京等地，在各地會見了許多學生中的先進分子。北京學生代表最後到達上海。這時，上海的學生也組織起來了。7月的一天，他們在龍華體育場召開大會，歡迎並邀請北京學生代表在會上報告了學生運動情況。這次大會參加者有幾千人，並有工商界各方麵的代表參加。
上海婦女界的代表人物很多，並成立了上海女子聯合會，宣傳愛國，抵製日貨。北京學生代表在這裏會見了“留日歸國的女學生李果、程孝福，神州女學生舒惠貞，黃興夫人黃宗漢，女子救國會的朱劍霞，還有從天津去的劉清揚”。
北京學生代表在上海還拜會了孫中山、廖仲愷、朱執信等人，還聯係了《民國日報》的邵力子、葉楚傖，《時報》的戈公振，《申報》的史量才，江蘇教育會的黃炎培，商會的虞洽卿、榮宗敬等。
北京學生代表還派人到廣州聯係了非常國會的議員，也派人到湖南嶽州聯係了任嶽州鎮守使的直係將領馮玉祥。
北京學生於1918年9月初回到北京，由於他們積極聯絡的結果，學生救國會不僅幾乎成為全國性的團體，而且得到各界的同情。
救國會的組織活動，受到了軍閥們的幹涉，北京政府教育部曾下訓令給北京大學，說：“該生等此種行動實屬軼出教育範圍，各該校主管職員對於校內生徒等務各嚴切告誡……”
1919年春，北大學生會成立，這個學校的救國會成員全部參加了學生會。
國民社
為了便於展開活動，救國會的成員們決定成立國民社，出版《國民》雜誌。雜誌的經費是由救國會成員分攤的，由南北各地學生自己湊集，每人出五塊大洋，凡是提供經費的人，都成為國民社的社員。此外，學生們還向同情他們的教師和社會人士進行了募捐。他們共為雜誌籌化1500塊大洋，這在當時是一個很不少的數目了。國民社在北京北池子騎河樓路南一所房子裏租了一間大房子，通信、開會、討論問題都在這裏。國民社的社員曾達180多人。
《國民》原訂於1918年內出版，但由於學生救國會管理會費的一個學生挪用了會費，不得不推遲了時間。後來，由於鄧康（中夏）接手管理經費，使《國民》終於出版了。
國民社於1918年10月20日正式成立，《國民》創刊號於1919年1月正式發行。國民社在其成立啟事中說：“本雜誌由學界同誌組織而成，抱定左列四大宗旨：”
（一）增進國民人格；
（二）研究學術；
（三）灌輸國民常識；
“（四）提倡國貨。”
由於宗旨所反映的是一般的愛國主義思想，所以它團結了許多不同類型的知識分子。在先後參加國民社的許多成員中，有鄧康、高尚德（君宇）、黃日葵等這樣一些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也有許多無政府主義者；後來成為AB（反布爾什維克）團頭子的段錫朋，當時也任過國民社的評議部部長。
在國民社的早期活動中，鄧康是一個起積極作用的人物。他負責《國民》中《國內外大事記》一欄的編輯事務，經常用“大壑”的筆名，對重大問題進行評述。積極關心政治，這正是國民社的一個鮮明特點。
由於中日民族矛盾的激化，《國民》針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進行了抨擊。在這方麵，除經常的時事評述外，還有一些專文發表。如黃日葵在一卷二號（1919年2月1日）上發表的《東亞永久和平之基礎》一文，就係統地指出了日本的侵華罪行，要求廢除中日密約及日本在華的特殊地位。
國民社在其開始時雖然是一個學生團體，但它受到一些社會人士的支持。如蔡元培和《京報》主筆邵飄萍都予以幫助，他們曾出席國民社的成立大會，蔡還為《國民》創刊號寫了序言。
李大釗當時是學生心目中的導師，他對國民社進行了熱情的幫助和指導。許德珩在回憶中說：“李大釗是《國民》雜誌的總顧問，我們有事都和他商量。”
李大釗積極為《國民》撰稿，特別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陰謀，進行了深刻的剖析。他在1919年初寫的《大亞細亞主義與新亞細亞主義》一文，就是在《國民》第一卷第二號（1919年2月1日）上登載的。文章指出，日本侵略分子所提倡的“大亞細亞主義”是“並吞中國主義的隱語”，是“大日本主義的變名”。他說：“這‘大亞細亞主義’不是平和的主義，是侵略的主義；不是民族自決主義，是吞並弱小民族的帝國主義；不是亞細亞的民主主義，是日本的軍國主義；不是適應世界組織的組織，乃是破壞世界組織的一個種子。”他指出，我們所說的新亞細亞主義，是“主張拿民族解放作基礎，根本改造”。
一般說來，《國民》在它的政治態度上，要比它所宣布的宗旨更為激進些；其社員的實際活動，也超出了其宗旨的範圍。但由於這個團體包括的分子極為廣泛，所以刊物的內容也很複雜。總的看來，急進的或中間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思想，反映得較為普遍。
《國民》在其開始（“五四”以前），是用文言文寫作的，甚至還登一些章炳麟、劉師培、黃侃等人的舊體散文及詩詞。這種狀況，在“五四”後很快就改變了。即使在“五四”前，也並不因此而抹煞《國民》的鮮明的反帝國主義的政治特點。《國民》在五四愛國運動的興起上，起了很大的作用。它的大多數成員，在五四學生運動中都成為積極的參加者、組織者和領導者。
新潮社
和國民社成立的同時，北京大學文科的一部分學生，還組織了新潮社，出版有《新潮》雜誌。（英文名稱是Renaissance，即“文藝複興”。）
新潮社是在《新青年》的影響下創辦的，其啟事中宣稱：“同人等集合同趣組成一月刊雜誌，定名曰《新潮》，專以介紹西洋近代思潮，批評中國現代學術上、社會上各問題為職司。”
新潮社的社員，是以有無投稿為標誌，其組織章程規定：“本校同學投稿三次經本誌登載者，得由本社約為社員”；“非本校同學投稿三次經本誌登載者，有社員二人以上之介紹，得由本社約為社員。”由於有這樣的規定，因此新潮社的社員為數不多，該社剛成立時隻有21人，後來放寬尺度，陸續增加，但到1919年底，也隻有37人。
新潮社的發起人和主要負責人是傅斯年（編輯部主任編輯）、羅家倫（編輯）、徐彥之（幹事部主任幹事）等。他們曾得到蔡元培、陳獨秀的支持，蔡、陳代表校方給他們提供經費、房屋。李大釗、魯迅等也給他們以支持，曾經為刊物寫稿。胡適一直是他們的顧問，傅斯年、羅家倫等都和胡適非常接近。
《新潮》是在1919年1月創刊的，它以《新青年》為榜樣投入新文化運動，對《新青年》起了助威呐喊的作用。《新潮》第一卷在一年內曾重印三次，它的影響也是不可低估的。
《新潮》的主要功績，在於：
第一，它仿效《新青年》，鼓吹“倫理革命”，反對綱常名教，提倡個性解放和男女平等。第二，它仿效《新青年》，鼓吹“文學革命”。盡管它所主張的還隻是著重在文學形式方麵，即提倡白話文，反對文言文，但它對新文化運動起了一定的促進作用。它是繼《新青年》《每周評論》之後的又一個白話文刊物。浙江杭州第一師範學生施存統致函《新潮》說：“敝校（第一師範）近來倒有改革的氣象。同學關於新文學新思想也極注意。大概看過《新青年》和《新潮》的人，沒有一個不被感動；對於諸位，極其信仰。學白話文的人也有三分之一。”
第三，它大量地刊載了文學創作和文學翻譯作品，並由此而產生了一批小說作家。魯迅在《中國新文學大係――小說二集序》中說：“從《新青年》上，此外也沒有養成什麽小說的作家。較多的倒是在《新潮》上。從1919年1月創刊，到次年主幹者們出洋留學而消滅的兩個年中，小說作者就有汪敬熙、羅家倫、楊振聲、俞平伯、歐陽予倩和葉紹鈞。”
《新潮》的主要錯誤傾向，在於：
第一，當時新文化運動已經發展到必須和政治鬥爭相結合。但是，《新潮》並沒有適應這一客觀要求。《新青年》的一些主編們根據形勢的發展，已另創辦《每周評論》，使文化運動和政治鬥爭結合起來了。但是，《新潮》的編者仍然停留在《新青年》早期的水平上，孤立地強調改造思想是改造社會的起點，所謂改造思想，雖然他們對世界潮流發表過一些似是而非的意見，但歸根結底，無非是在宣揚一些防止革命的資產階級改良主義觀點。
第二，它發展了新文化運動初期的偏向，堅持全盤西化，對民族文化遺產采取了徹底的虛無主義態度。傅斯年在一篇答讀者的信中，竟然說：“……極端的崇外，卻未常不可……因為中國文化後一步，所以一百件事，就有九十九件比較的不如人，於是乎中西的問題，常常變成是非的問題了。”
從這些主要錯誤傾向，可以看出，《新潮》的編者們在接受著胡適的影響。所以，《新潮》以《新青年》為榜樣，這句話，更準確地說，應該是：《新潮》以胡適主編的《新青年》為榜樣。
正因為有以上的錯誤傾向，在“五四”以後，新潮社的絕大多數成員，就迅速地向右轉了。
除留日學生外，在其他國家的中國留學生也有所活動。如留法學生，曾經發出反對密約通電，號召全國一致反對段祺瑞政府。再如，留美講武堂全體學生，也曾發出通電，電文中說：“生等身羈異地，心向中華，值此重大問題發生，不能不盡國民之職務，即擬舍卻學業，聯合國人，趲程南歸，共謁政府，陳說利害，務使收回成命，以挽狂瀾。”
北京的這次學生運動，是在5月下旬起來的。當留日學生代表回到北京時，即和北大學生中的活動分子鄧中夏等發生了聯係，共同商討行動計劃。5月19日，北京《大中華報》上揭載了《中日共同防敵協定》的內容，次日各報也紛紛轉載。學生們看到後都憤慨異常。5月20日晚，在北大西齋飯廳召開了群眾大會，北京其他各校學生代表也應邀出席。留日學生代表發表了演說，要求廢除賣國《協定》；北大學生代表也慷慨陳詞，響應留日學生；當場有許多人痛哭流涕，全體學生表示要和留日學生一致行動，並定於次日去總統府請願。
5月21日上午，北京大學、高等師範（北京師大前身）、高等工業專門學校、法政專門學校等校學生2000多人，前往新華門總統府請願，要求宣布並廢除《中日共同防敵協定》，情緒十分激昂，有一學生曾斷左手中指血書：“案件取消之日，為我輩生還之時。”當時北京政府的大總統是直係軍閥馮國璋。馮被迫接見了學生代表，用花言巧語欺騙學生。學生們缺乏政治經驗，聽信了馮的花言巧語，受了騙，第二天便宣告複課。這次鬥爭沒有取得什麽結果。
雖然沒有結果，運動仍然是有成績的。通過這次運動，北京和天津的學生組織起來了，北京一部分學生組織了學生救國會（初名愛國會）1918年7月間，這個組織的代表，先到天津，又會同天津代表，到濟南、南京、上海等地進行聯絡。經過一個多月的時間，學生們組織成了一個近乎全國性的學生團體――學生救國會。
學生們開始行動起來了，他們在初試鋒芒的鬥爭中受到了鍛煉，取得了經驗。
自這次運動後，北京的學生界，三五成群，課餘飯後，教室、操場、公寓、花園，無不談論著國事和報紙刊物上的文章，密切注視時局的發展。
紅樓星火
北京東城漢花園迤東，沙灘大街路北（現五四大街西端），矗立著一座四層的紅磚到頂的大樓，這就是著名的原北京大學的紅樓――李大釗和毛澤東曾經工作過的地方。
京師大學堂的最初校舍是在馬神廟公主府（現景山東街），後因校舍不夠用，才向漢花園（即沙灘附近）方麵發展。
紅樓是在1918年，即北京大學建校20周年（京師大學堂是在1898年創辦的）時建成的。
紅樓的第一層，即最下一層，主要作圖書館之用。
李大釗是在1918年1月任圖書館主任的，紅樓建成後，圖書館遷此，他即在東南角上的一間房子（圖書館主任室）裏辦公。
李大釗任圖書館主任後，特別注意擴充有關民族解放和介紹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書籍。他在擴充和介紹這些書籍中，非常注意外文原著。為此，他還率領圖書館人員去清華參觀，因為那裏“以英文書為主，中文書次之”。他很重視全校人員的外語學習，為圖書館陳列室訂購的15種報紙中，外文的（日、英）就有四種；他還是業餘法文夜校的發起人之一。
就是在這座紅樓中，李大釗團聚了一些誌趣相投的人，研究和學習馬克思主義，建立了一個學會的組織。高一涵回憶說：“五四前不到半年，守常在北京大學組織了一個研究馬克思主義的學會。我們不是用馬克思、而是用馬爾克斯這個名字，為的是要欺騙警察。他們回去報告，上司一聽研究馬爾薩斯（與馬爾克斯相混），認為這是研究人口論的，也就不來幹涉了，這個學會，先是公開的；後來就秘密起來。它的對內活動是研究馬克思學說，對外則是舉辦一些講演會。”
就是在這座紅樓中，李大釗不僅寫出了《法俄革命之比較觀》《庶民的勝利》《布爾什維主義的勝利》《新紀元》等一係列宣揚十月革命的文字，而且寫了一係列宣揚馬克思主義的文章。
1919年2月，李在《大亞細亞主義和新亞細亞主義》中，明確地提出了“民族自決”和“帝國主義”的概念。而在此以前，中國還沒有人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這樣提出問題。
同年2月，他又在《戰後之婦人問題》一文中，闡述了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鬥爭學說，明確地表達了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用階級鬥爭的手段、推翻剝削製度的馬克思主義觀點。
同年5月，他主編《新青年》第六卷第五號。在這一號裏，他編排了許多介紹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學說的文章，他自己執筆寫了一篇2萬多字的《我的馬克思主義觀》，全麵地闡明了馬克思主義的三個組成部分――唯物史觀、政治經濟學和科學社會主義，指出這三個部分，“都有不可分的關係，而階級競爭說恰如一條金線，把這三大原理從根本上聯絡起來。”
《我的馬克思主義觀》這篇文章雖然還夾雜著一些錯誤觀點，但它的基本內容是應該肯定的。如果說，前麵提及的關於十月革命的幾篇論文，還隻是傳播了馬克思主義的一些觀點，那麽，《我的馬克思主義觀》就成為係統地介紹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開始。
在馬克思誕辰101周年（1919年5月5日）的時候，李大釗還幫助北京《晨報》副刊開辟一個《馬克思研究》專欄。從5月5日到11月11日，6個多月的時間裏，這個專欄共發表了5種論著，其中包括：馬克思的《勞動與資本》、考茨基的《馬氏資本論釋文》；河上肇的《馬克思唯物史觀》等。
為在中國傳播馬克思主義，李大釗花費了巨大的精力，許多同輩人都能回憶起他在紅樓中孜孜不倦、辛勤勞動的情景。
欣看星星之火，
已成燎原之焰。
這是吳老（玉章）在五四運動三十一周年時為紅樓李大釗工作室所作的題詞。
飲水思源。當中國人民歡慶解放的時候，始終不能忘懷在黑暗的中國第一個高高舉起馬克思主義火炬的人。
李大釗是應永遠懷念的，紅樓也是值得永遠紀念的。
“把頭緒理出來了”
繼李大釗之後，包括陳獨秀、楊匏安、李達、李漢俊等具有初步共產主義覺悟的知識分子，也紛紛宣傳馬克思主義。
陳獨秀也拋棄了進化論，接受了階級論，他說：“我承認用革命手段建立勞動階級（即生產階級）的國家……為現代社會第一需要。”他認為“世界上的軍國主義和金錢主義已經造成了無窮的罪惡，現在是應該拋棄的了。”陳獨秀在《談政治》《社會主義批評》和《馬克思學說》等文中，積極宣傳了馬克思的剩餘價值、唯物史觀、階級鬥爭和勞工專政等學說，批判了無政府主義和第二國際。他指出：“馬克思的《共產黨宣言》自第一頁到最末頁都是解釋階級戰爭底曆史及必要的講義，可惜自稱為馬克思派的德國社會民主黨竟然忘記了！”隻有列寧領導的“俄國共產黨在名義上在實質上，都真是馬克思主義，而德國底社會民主黨不但忘記了馬克思底學說，並且明明白白反對馬克思。”陳獨秀得出的結論是：“實行無產階級革命與專政，無產階級非有強大的組織力和戰鬥力不可，要造成這樣強大的組織力和戰鬥力，都非有一個強大的共產黨做無產階級的先鋒隊和指導者不可。”
楊匏安是華南地區最早的馬克思主義傳播者。1919年11月，楊匏安在《廣東新中華報》發表了《馬克思主義――一稱科學社會主義》一文。文章開頭便指出：“自馬克思氏出，從來之社會主義，於理論及實質上，皆頓失其光輝，所著資本論一書，勞動者奉為經典。”文章以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和政治經濟學的基本觀點論證了社會主義的科學性，表明作者對馬克思主義有了相當的了解。同年10月18日到12月15日，楊匏安在《廣東新中華報》上發表了《社會主義》《國家社會主義》和《社會改良主義》第三篇文章，對各派社會主義學說的要點及創始人的生平，作了扼要的介紹。
李達和李漢俊都是留日學生，而且原來都是理工科學生，但後來卻自覺地接受了馬克思主義，信奉了馬克思主義。1918年5月，在反對《中日共同防敵協定》的鬥爭中，李達是其中積極的組織者，是留日學生回國請願救國團的帶頭人。第二次旅日期間，李達閱讀了大量的馬列著作，並翻譯了《唯物史觀解說》《社會問題總覽》《馬克思經濟學說》等書，先後在國內出版。五四運動後期，李達撰寫了大量介紹社會主義的文章，得出的結論是：“社會主義確是要改掉十九世紀的文明弊病，是一帖對症的良藥。”
李漢俊原來“最愛數學”，但在東京帝國大學工科學習時，接受了著名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河上肇的影響，轉而開始研究馬克思主義。因為通曉英、法、德、日四國文字，李漢俊研究宣傳馬克思主義的條件比較優越。從1919年至1921年7月，李漢俊在《新青年》《勞動界》《共產黨》等刊物上發表了60多篇文章（包括譯文）。陳望道譯的《共產黨宣言》也經過李漢俊和陳獨秀的校對。董必武回憶說：“當時社會上有無政府主義、社會主義、日本的合作運動等等，各種主義在頭腦裏打仗。李漢俊來了，把頭緒理出來了，說要搞俄國的馬克思主義。”
隨著馬克思主義的傳播，在廣大青年和進步社團中，學習和宣傳馬克思主義成為一種明顯的趨勢和思想主流，並湧現了像毛澤東、蔡和森、周恩來、張聞天等一批優秀的青年。
毛澤東在《湘江評論》上一開始就歌頌十月革命，歌頌民眾的力量。他說：“世界什麽問題最大？吃飯問題最大。什麽力量最強？民眾聯合的力量最強，什麽不要怕？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軍閥不要怕，資本家不要怕。”他在新民學會的通信和討論中更明確地表示：“讚成馬克思式的革命”，讚成“激烈方法的共產主義（列寧的主義）”。
蔡和森在旅法通信中明確提出隻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他說：“我近對各種主義綜合審諦，覺社會主義真為改造現世界的對症之方。”“我對於將來中國的改造，以為完全適用社會主義的原理和方法。”他說自己“為極端馬克思派，極端主張：唯物史觀，階級戰爭，無產階級專政”。蔡和森主張要在中國發動革命，“先要組織黨――共產黨。因為他是革命運動的發動者，宣傳者，先鋒隊，作戰部。”
組織起來的各種社團
文化鬥爭和政治鬥爭相結合，要求思想界的先進分子，特別是青年學生進一步組織起來，以便在新舊思想之大激戰中發揮巨大的作用。事實上，從1918年下半年，在各地區各學校內，已經有很多類型的社團出現了。
學生救國會
1918年5月中國學生反對《中日共同防敵協定》的鬥爭，是五四運動的預演。從那次鬥爭中，學生們已經開始組織起來了。北京的一部分學生（包括北京大學和其他各校的學生）組織了一個學生團體――學生救國會（初名愛國會）。1918年暑假，這個團體派出代表許德珩、易克嶷為代表南下天津、濟南、武漢、九江、上海等地進行聯絡。
北京學生代表在天津受到了熱烈歡迎，因為那裏的學生也已開始組織起來。他們在那裏會見了馬駿、郭隆真（女）、諶誌篤、馬千裏、張傳琦、張泰來（即張太雷）等人。張傳琦在歡迎會上還以菜刀砍掉小指，來激勵大家。
北京學生代表又去濟南、武漢、九江、南京等地，在各地會見了許多學生中的先進分子。北京學生代表最後到達上海。這時，上海的學生也組織起來了。7月的一天，他們在龍華體育場召開大會，歡迎並邀請北京學生代表在會上報告了學生運動情況。這次大會參加者有幾千人，並有工商界各方麵的代表參加。
上海婦女界的代表人物很多，並成立了上海女子聯合會，宣傳愛國，抵製日貨。北京學生代表在這裏會見了“留日歸國的女學生李果、程孝福，神州女學生舒惠貞，黃興夫人黃宗漢，女子救國會的朱劍霞，還有從天津去的劉清揚”。
北京學生代表在上海還拜會了孫中山、廖仲愷、朱執信等人，還聯係了《民國日報》的邵力子、葉楚傖，《時報》的戈公振，《申報》的史量才，江蘇教育會的黃炎培，商會的虞洽卿、榮宗敬等。
北京學生代表還派人到廣州聯係了非常國會的議員，也派人到湖南嶽州聯係了任嶽州鎮守使的直係將領馮玉祥。
北京學生於1918年9月初回到北京，由於他們積極聯絡的結果，學生救國會不僅幾乎成為全國性的團體，而且得到各界的同情。
救國會的組織活動，受到了軍閥們的幹涉，北京政府教育部曾下訓令給北京大學，說：“該生等此種行動實屬軼出教育範圍，各該校主管職員對於校內生徒等務各嚴切告誡……”
1919年春，北大學生會成立，這個學校的救國會成員全部參加了學生會。
國民社
為了便於展開活動，救國會的成員們決定成立國民社，出版《國民》雜誌。雜誌的經費是由救國會成員分攤的，由南北各地學生自己湊集，每人出五塊大洋，凡是提供經費的人，都成為國民社的社員。此外，學生們還向同情他們的教師和社會人士進行了募捐。他們共為雜誌籌化1500塊大洋，這在當時是一個很不少的數目了。國民社在北京北池子騎河樓路南一所房子裏租了一間大房子，通信、開會、討論問題都在這裏。國民社的社員曾達180多人。
《國民》原訂於1918年內出版，但由於學生救國會管理會費的一個學生挪用了會費，不得不推遲了時間。後來，由於鄧康（中夏）接手管理經費，使《國民》終於出版了。
國民社於1918年10月20日正式成立，《國民》創刊號於1919年1月正式發行。國民社在其成立啟事中說：“本雜誌由學界同誌組織而成，抱定左列四大宗旨：”
（一）增進國民人格；
（二）研究學術；
（三）灌輸國民常識；
“（四）提倡國貨。”
由於宗旨所反映的是一般的愛國主義思想，所以它團結了許多不同類型的知識分子。在先後參加國民社的許多成員中，有鄧康、高尚德（君宇）、黃日葵等這樣一些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也有許多無政府主義者；後來成為AB（反布爾什維克）團頭子的段錫朋，當時也任過國民社的評議部部長。
在國民社的早期活動中，鄧康是一個起積極作用的人物。他負責《國民》中《國內外大事記》一欄的編輯事務，經常用“大壑”的筆名，對重大問題進行評述。積極關心政治，這正是國民社的一個鮮明特點。
由於中日民族矛盾的激化，《國民》針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進行了抨擊。在這方麵，除經常的時事評述外，還有一些專文發表。如黃日葵在一卷二號（1919年2月1日）上發表的《東亞永久和平之基礎》一文，就係統地指出了日本的侵華罪行，要求廢除中日密約及日本在華的特殊地位。
國民社在其開始時雖然是一個學生團體，但它受到一些社會人士的支持。如蔡元培和《京報》主筆邵飄萍都予以幫助，他們曾出席國民社的成立大會，蔡還為《國民》創刊號寫了序言。
李大釗當時是學生心目中的導師，他對國民社進行了熱情的幫助和指導。許德珩在回憶中說：“李大釗是《國民》雜誌的總顧問，我們有事都和他商量。”
李大釗積極為《國民》撰稿，特別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陰謀，進行了深刻的剖析。他在1919年初寫的《大亞細亞主義與新亞細亞主義》一文，就是在《國民》第一卷第二號（1919年2月1日）上登載的。文章指出，日本侵略分子所提倡的“大亞細亞主義”是“並吞中國主義的隱語”，是“大日本主義的變名”。他說：“這‘大亞細亞主義’不是平和的主義，是侵略的主義；不是民族自決主義，是吞並弱小民族的帝國主義；不是亞細亞的民主主義，是日本的軍國主義；不是適應世界組織的組織，乃是破壞世界組織的一個種子。”他指出，我們所說的新亞細亞主義，是“主張拿民族解放作基礎，根本改造”。
一般說來，《國民》在它的政治態度上，要比它所宣布的宗旨更為激進些；其社員的實際活動，也超出了其宗旨的範圍。但由於這個團體包括的分子極為廣泛，所以刊物的內容也很複雜。總的看來，急進的或中間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思想，反映得較為普遍。
《國民》在其開始（“五四”以前），是用文言文寫作的，甚至還登一些章炳麟、劉師培、黃侃等人的舊體散文及詩詞。這種狀況，在“五四”後很快就改變了。即使在“五四”前，也並不因此而抹煞《國民》的鮮明的反帝國主義的政治特點。《國民》在五四愛國運動的興起上，起了很大的作用。它的大多數成員，在五四學生運動中都成為積極的參加者、組織者和領導者。
新潮社
和國民社成立的同時，北京大學文科的一部分學生，還組織了新潮社，出版有《新潮》雜誌。（英文名稱是Renaissance，即“文藝複興”。）
新潮社是在《新青年》的影響下創辦的，其啟事中宣稱：“同人等集合同趣組成一月刊雜誌，定名曰《新潮》，專以介紹西洋近代思潮，批評中國現代學術上、社會上各問題為職司。”
新潮社的社員，是以有無投稿為標誌，其組織章程規定：“本校同學投稿三次經本誌登載者，得由本社約為社員”；“非本校同學投稿三次經本誌登載者，有社員二人以上之介紹，得由本社約為社員。”由於有這樣的規定，因此新潮社的社員為數不多，該社剛成立時隻有21人，後來放寬尺度，陸續增加，但到1919年底，也隻有37人。
新潮社的發起人和主要負責人是傅斯年（編輯部主任編輯）、羅家倫（編輯）、徐彥之（幹事部主任幹事）等。他們曾得到蔡元培、陳獨秀的支持，蔡、陳代表校方給他們提供經費、房屋。李大釗、魯迅等也給他們以支持，曾經為刊物寫稿。胡適一直是他們的顧問，傅斯年、羅家倫等都和胡適非常接近。
《新潮》是在1919年1月創刊的，它以《新青年》為榜樣投入新文化運動，對《新青年》起了助威呐喊的作用。《新潮》第一卷在一年內曾重印三次，它的影響也是不可低估的。
《新潮》的主要功績，在於：
第一，它仿效《新青年》，鼓吹“倫理革命”，反對綱常名教，提倡個性解放和男女平等。第二，它仿效《新青年》，鼓吹“文學革命”。盡管它所主張的還隻是著重在文學形式方麵，即提倡白話文，反對文言文，但它對新文化運動起了一定的促進作用。它是繼《新青年》《每周評論》之後的又一個白話文刊物。浙江杭州第一師範學生施存統致函《新潮》說：“敝校（第一師範）近來倒有改革的氣象。同學關於新文學新思想也極注意。大概看過《新青年》和《新潮》的人，沒有一個不被感動；對於諸位，極其信仰。學白話文的人也有三分之一。”
第三，它大量地刊載了文學創作和文學翻譯作品，並由此而產生了一批小說作家。魯迅在《中國新文學大係――小說二集序》中說：“從《新青年》上，此外也沒有養成什麽小說的作家。較多的倒是在《新潮》上。從1919年1月創刊，到次年主幹者們出洋留學而消滅的兩個年中，小說作者就有汪敬熙、羅家倫、楊振聲、俞平伯、歐陽予倩和葉紹鈞。”
《新潮》的主要錯誤傾向，在於：
第一，當時新文化運動已經發展到必須和政治鬥爭相結合。但是，《新潮》並沒有適應這一客觀要求。《新青年》的一些主編們根據形勢的發展，已另創辦《每周評論》，使文化運動和政治鬥爭結合起來了。但是，《新潮》的編者仍然停留在《新青年》早期的水平上，孤立地強調改造思想是改造社會的起點，所謂改造思想，雖然他們對世界潮流發表過一些似是而非的意見，但歸根結底，無非是在宣揚一些防止革命的資產階級改良主義觀點。
第二，它發展了新文化運動初期的偏向，堅持全盤西化，對民族文化遺產采取了徹底的虛無主義態度。傅斯年在一篇答讀者的信中，竟然說：“……極端的崇外，卻未常不可……因為中國文化後一步，所以一百件事，就有九十九件比較的不如人，於是乎中西的問題，常常變成是非的問題了。”
從這些主要錯誤傾向，可以看出，《新潮》的編者們在接受著胡適的影響。所以，《新潮》以《新青年》為榜樣，這句話，更準確地說，應該是：《新潮》以胡適主編的《新青年》為榜樣。
正因為有以上的錯誤傾向，在“五四”以後，新潮社的絕大多數成員，就迅速地向右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