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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3章 天安門前爭國權！五四狂飆孕新生(7)
1918年初，蘇維埃政權頒布法令，使教會與國家分離，使教會與學校分離，並宣布信教與否是公民的私事，完全有自己的自由。
此外，蘇維埃政權還頒布了廢止等級、婚姻自由、保護兒童等一係列的法令。
1918年2月7日（俄曆1月25日），蘇維埃政權以法令公布，正式廢止舊曆，采用公曆。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機器，必須組織社會主義經濟事業的進行。
在十月革命後的第五天（11月12日），蘇維埃政權就公布了八小時工作製的法令。接著又公布了《工人監督條例》。實行工人監督的目的，在於防止資本家破壞生產和打擊資本家的反動。這樣，蘇維埃政權便逐漸地使資本家工廠由工人監督過渡到工人管理。
通過一係列的法令和措施，鐵路、航運、對外貿易、銀行等企業，也都分別由蘇維埃政權所接管了。
由於土地法令的執行，工農聯盟進一步加強了。1917年底，全俄農民蘇維埃代表大會在彼得格勒舉行。與此同時，在蘇維埃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和農民蘇維埃代表大會的聯席會議上，一致通過了合並工人代表蘇維埃和農民代表蘇維埃的決定。
布爾什維克黨的號召，第二次蘇維埃代表大會的決議，蘇維埃政權的法令，受到革命群眾的熱烈歡迎和支持。因此，蘇維埃政權在勝利地發展著。1918年3月12日，列寧在莫斯科工、農和紅軍代表蘇維埃的演說中指出：“蘇維埃政權已經不僅在大城市和工廠區建立，並且已經深入到窮鄉僻壤了。”
俄國十月革命，在人類曆史發展上，有著劃時代的偉大意義。它標誌著舊的資本主義世界的崩潰和新的社會主義世界的建立，它使世界分裂為兩大對立的體係，它給世界資本主義帶來一個永遠不能恢複的致命傷。
世界革命的高潮
俄國十月革命的偉大意義，很快便從行動中表現出來了。
還在1894年，列寧就曾預言：“當工人階級的先進代表領會了科學社會主義思想，領會了關於俄國工人的曆史使命的思想時，當這些思想得到廣泛的傳播並在工人中造成一種把他們現時分散的經濟戰變為自覺的階級鬥爭的堅固組織時，俄國工人就能率領一切民主分子去推翻專製製度，並引導俄國無產階級（和世界各國無產階級並排地）循著公開政治鬥爭的大道走向勝利的共產主義革命。”
列寧說俄國無產階級是和世界各國無產階級並排前進的，換一句說，各國無產階級也是和俄國無產階級並排前進的。十月革命工人罷工和農民起義事件不斷發生。
緬甸當時還是印度的一個行省，1918年，在那裏實行了抵製英貨的運動和掀起了群眾性的對英國殖民政權不合作的運動。在仰光和其他城市的許多企業中，爆發了罷工事件。
此外，阿富汗、埃及、伊拉克、伊朗、摩洛哥、敘利亞、黎巴嫩、土耳其、菲律賓等許多殖民地和附屬國中，在十月革命的影響下，都在不同程度上掀起了民族解放運動的高潮。它們要求獨立，驅逐殖民者。鬥爭形式各種各樣，工人罷工、農民起義，群眾性的遊行示威，等等。有的是以大規模反侵略戰爭來對待殖民者的侵略。例如，1919年5月3日，英國殖民者挑起了第三次侵略阿富汗的戰爭，阿富汗曾以6萬軍隊抵抗了英軍34萬人的侵略。
綜上所述，十月革命不僅促進了資本主義各國無產階級革命運動的高漲，動搖了帝國主義統治的中心，而且促起了殖民地和附屬國的民族解放運動的高漲，從而打擊了帝國主義的後方，動搖了帝國主義在殖民地和附屬國裏的統治。
無產階級革命運動和民族解放運動匯合成一股洶湧壯闊的巨流，形成了俄國十月革命後的第一個世界革命的高潮。這個高潮有力地衝決了世界資本主義的堤防，不論是在統治的中心，或者是在遼遠的後方，帝國主義的支柱都不再是穩固的了。
十月革命在中國的反響
俄國十月革命後的第三天，即11月3日，中國的報紙上即以“突如其來之俄國大政變”為題，報道了這一消息，消息中說：“彼得格勒戍軍與勞動社會已推倒克倫斯基政府。”
從這時起，報道俄國革命的消息，不斷地在中國報紙上出現著。由於消息來自一些帝國主義國家的通訊社，因此情況的報道也是比較混亂的。例如在11月份的報紙上，忽而說“新政府似已得海陸軍多數讚助”，忽而又報道“裏林（即列寧）黨失敗說”；忽而報道“克倫斯基已恢複勢力”，忽而又說“極端派似未失敗”。因此，報紙也不得不承認“真消息難以傳出”。有時，報紙編輯部就幹脆以“一塌糊塗之亂狀”，來作為俄國革命消息的標題。至於把布爾什維克黨稱為過激黨，則是當時報道中一個普遍的說法。
除報紙外，在當時出版的個別的雜誌上，也有反映十月革命的文章。
但，不論報紙或雜誌，在最初的報道中，都是比較混亂的，其態度是不明確的，甚至有一定程度的敵視。
隨著時間的推移和俄國革命局勢的穩定，中國的輿論也逐步比較明確起來了。1918年2月間，中國的報紙上登載了蘇維埃政府宣布廢除不平等條約的消息：“俄國……政府……公布公文聲明，凡以前之政府所締結之一切國際條約，限於一千九百十八年一月末以後概行作廢。”四月間出版的《勞動》雜誌第一卷第二號上的一篇文章則說：“現在我們中國的比鄰俄國，已經光明正大的做起貧富一班齊的社會革命來了。社會革命四個字，人人以為可怕，其實不過是世界的自然趨勢。現在社會不善的原因，以後處處皆要發現的，毫不稀奇。”
蘇維埃政府建立後，即力圖和中國政府建立外交關係。但是北京政府以帝國主義的態度為轉移，拒絕和蘇俄發生關係。1917年11月間，蘇維埃政府曾經詢問法國、英國、意大利、美國、比利時、塞爾維亞、羅馬尼亞、日本和中國，是否同意於12月1日和蘇維埃政權進行和平談判。但是，北京政府和其他協約國一樣，對這個呼籲拒絕答複。
當時駐北京的俄國公使拒絕執行蘇維埃政府的外交政策，雖然蘇維埃政府將他免職了，但是北京政府仍然繼續和他保持關係。1917年11月27日，俄國公使和其他帝國主義國家的代表同北京政府簽訂關於償付庚子賠款期限的協定；12月19日，他又參加了關於稅率協定的簽字。
當時駐俄國的中國公使是劉鏡人，在1917年11月-12月間，蘇維埃政府的外交人民委員就同劉鏡人進行過建立兩國外交關係的談判。1918年1月，外交人民委員部正式向中國公使館建議，具體談判廢除沙皇政府所加於中國的各項不平等條約，並簽訂新的協定，以建立新的平等的外交關係。
雖然北京政府的個別代表對蘇維埃政府的建議感到很大興趣，但是對北京政府外交政策起決定性作用的是國際帝國主義者及他們駐北京的外交團。因此，北京政府不僅沒有采納蘇維埃政府的建議，反而對蘇俄采取了敵對的行動。
中國民間和北京政府的態度不同。
1918年元旦，《民國日報》的社論，對俄國革命發表評論表示：“吾人對於此近鄰之大改革，不勝其希望也。”但它稱道的仍然是二月革命，而不是十月革命。這篇社論指出：
俄國革命之要求惟何？曰人權；曰民權。惟爭人權也，故非達農民工民生活之改善不可；惟爭民權也，故非革除專橫之王家及貴族而建設民主政治不可。吾國之革命要求亦然也……曰建設以三民主義為基礎之民主國家，使國內之各民族各階級舉為平等，而個人之法律上人格皆為尊重。換言之，求人權及民權之伸張也，求平等自由精神之實現也，求吾國之永久和平也。
上海《民國日報》是在孫中山指導下辦理的，係當時各大報中之較進步者。文中內容顯然是以孫中山民主主義的觀點來看二月革命的，因此，它不了解十月革命為什麽要使“新政府顛覆”，使“全國重蹈於無政府之狀態”，“是吾國民自辛亥以來所經驗之恐怖、悲哀、不安、憤激諸苦，俄國國民又經驗之，乃尤較我國為甚矣。”
但到1918年5月間，《民國日報》對十月革命的認識便進了一步了，報紙的消息中說：“俄國新政府所注意者惟在排除資本家之壟斷與官吏之強暴而已。至屬地問題則亦以放任主義立反前專製政府壓迫之政策，務使人民悉登樂土。對於鄰邦，則深不滿意於日本侵略政策”。又說：“俄國數千年之專製政府亦為提倡和平之列寧政府所推翻，行見東亞大陸將為民治潮流所充布，而侵並強霸之主義決難實現於今日矣。俄國列寧政府之鞏固，即由於和平之放任主義，中國似宜取以為法。”
文中所說“放任主義”，似指民族自由聯合和自由分離的民族自決權。《民國日報》向中國人民宣揚了蘇維埃的對外政策及這一政策的遠景，並指出中國也應向俄國人學習，這在中俄關係上實令人一新耳目。孫中山後來曾說：“有了十月革命，便使人類產生了一個大希望”，這不是偶然的。
1918年，孫中山還致電蘇維埃政府和列寧，慶賀十月革命的成功。電文中說：“中國革命黨對貴國革命黨所進行的艱苦鬥爭，表示十分欽佩，並願中俄兩黨團結共同鬥爭。”
當時蘇維埃俄國正處於四麵受敵、孤立無援的境地，列寧接到來自遙遠東方的這封友好的電報，很受感動。
同年8月1日，蘇維埃政府外交人民委員契切林向孫中山致意說：“人民委員會給予我一個光榮任務，向您、尊敬的導師，在幾個月前代表南方國會致工農政府的賀詞一事表示感謝”。又說：“當各帝國主義政府從東、西、南、北伸出貪婪的魔掌，想一手擊破俄國革命並剝奪俄國工農用世界上前所未有的革命而獲得的東西的時候，當外國銀行家所扶植的北京政府準備同這夥強盜勾結的時候，――在這個艱辛的時刻，俄國勞動階級就向他們的中國兄弟呼籲，號召他們共同進行鬥爭。”
孫中山對十月革命所表達的思想情感，是真摯動人的，充分體現了這位偉大的革命先行者不屈不撓、尋師覓友、追求真理的精神。孫中山關於十月革命的賀電，是中國人民第一次向列寧、向俄國革命所表達的敬意和關懷。
據另一種記載說，蘇維埃政府在1920年曾派出一個代表到達福建的漳州，會見了廣東軍隊的領導人，並遞交了列寧的署名信。列寧的信件和這位代表的致意，均十分熱情地關懷著中國局勢的發展，並表示願意幫助中國完成國民革命。
但，孫中山究竟是以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觀點來看十月革命的，對其本質還缺乏了解。真正向中國人民分析了十月革命的本質和闡述了它的偉大意義的，是中國最早的馬克思主義者李大釗。
李大釗在十月革命前就是較急進的密切聯係實際的民主派，而且他在日本留學期間又較早地接觸了馬克思主義，因此他在十月革命爆發後能夠很快地理解它的本質和意義，並在它的影響下，能夠較早地成為馬克思主義者。
還在1918年初，李大釗就向他的友人宣傳和介紹十月革命的情況。林伯渠當時正在南方跟隨孫中山進行護法鬥爭，他回憶當時的情況說：約在1918年3、4月，連續接到李大釗同誌幾封信，詳細給我介紹了十月革命情況及一些小冊子、文件，並對目前中國形勢闡述了他的所見，得到很大的啟發。
1918年7月，李大釗發表了他的第一篇關於十月革命的論文――《法俄革命比較觀》。這篇文章分析了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和法國資產階級革命的區別，指出了這一革命的曆史意義。文中說：“俄羅斯之革命是二十世紀初期之革命，是立於社會主義上之革命，是社會的革命而並著世界的革命之采色者也。”文中還針對當時的混亂報道，告訴中國人民不要因為“一時之亂象”而“抱悲觀”，而應“翹首以迎其世界新文明之曙光”。
同年11月，李大釗又發表了《庶民的勝利》的演說和寫下了《布爾什維主義的勝利》的論文，繼續指出十月革命是“二十世紀中世界革命的先聲”，是“世界人類全體的新曙光”，並進一步指出十月革命是“勞工主義的勝利”，一切曆史的殘餘――皇帝、貴族、軍閥、官僚、軍國主義、資本主義，統統都要被摧毀、掃除，他很形象地比喻道：“俄國的革命，不過是天下驚秋的一片桐葉罷了。”他號召中國人民向十月革命學習，為在中國實現“勞工社會”而奮鬥。
1919年元旦，李大釗在《每周評論》上發表了以《新紀元》為題的社論，進一步指出：十月革命開辟的“新紀元”，“帶來新生活、新文明、新世界”，他明確地指出，中國人民應該沿著十月革命照亮的道路前進。
李大釗關於論述十月革命的幾篇文章，雖然對馬克思主義的學說內容還沒有進行係統的介紹，而且文章也有些不夠恰當之處，但是它卻在一定程度上表達了和傳播了馬克思主義的一些觀點，應該看作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的開始。
除李大釗外，在早期的啟蒙思想家中，如陳獨秀等，也都受到十月革命的影響。
陳獨秀本來對俄國的二月資產階級革命抱有很大的興趣，他把那次革命當作民主主義對君主主義的勝利，並和世界大戰中的協約國對同盟國的作戰聯係起來觀察（他認為協約國是代表民主主義的，同盟國是代表君主主義的）。十月革命爆發了，由於資產階級反革命的叛亂以及蘇維埃政府和德國簽訂布勒斯特和約（1918年3月）等事件的發生，曾使陳獨秀迷惑不解。他以民主主義者的觀點看十月革命，不理解克倫斯基政府為什麽要被推翻，更不理解俄國退出帝國主義戰爭的意義。因此，在相當一段時間內，陳獨秀對蘇維埃俄國抱著保留的態度。
但是，隨著十月革命影響在中國的擴大，特別是李大釗的宣傳和介紹，陳獨秀的態度也逐步明確起來了。1919年2月9日，他指出：“過激派的行為，縱或有不是的地方，但是協約國把他們破壞俄德兩大專製的功勞，一筆抹殺，又試問公理何在？”4月20日，他更明確地說：“18世紀法蘭西的政治革命，20世紀俄羅斯的社會革命，當時的人都對著他們極口痛罵。但是，後來的曆史家，都要把他們當做人類社會變動和進化的大關鍵。”
魯迅當時和李大釗、陳獨秀等保持著密切的聯係，他把自己的創作稱為“遵命文學”，並進一步解釋說：“不過我所遵奉的，是那時革命的前驅者的命令，也是我自己願意遵奉的命令，決不是皇上的聖旨，也不是金元和真的指揮刀。”
魯迅既然自覺地和“革命的前驅者”站在同一條戰線上，因此，當十月革命的消息在中國不斷傳播開來的時候，他也抱著同情和寄予希望的態度，稱十月革命為“新世紀的曙光”。他發表在《新青年》第六卷第五號上的雜感說：“他們（按：指俄國人民）因為所信的主義，犧牲了別的一切，用骨肉碰鈍了鋒刃，血液澆滅了煙焰。在刀光火色衰微中，看出一種薄明的天色，便是新世紀的曙光。”
後來（1934年），魯迅在《答國際文學社問》中，談到十月革命對他的影響時也說：“先前，舊社會的腐敗，我是覺到了的，我希望著新的社會的起來，但不知道這‘新的’該是什麽；而且也不知道‘新的’起來以後，是否一定就好。待到十月革命後，我才知道這‘新的’社會的創造者是無產階級”。
蔡元培對十月革命也表示過公開的看法。這位自由主義的教育家，竟認為列寧是托爾斯泰學說的繼承者，他說：“過激派首領列寧等，本來是抱共產主義，與托氏相同，自然也抱無抵抗主義，所以與德人單獨講和，不願與協商國共同作戰了。”他還說：“過激派實是誤用托氏主義”，又說“用兵力來壓製異黨”，是違反了托爾斯泰的學說等等。
蔡元培所以這樣講，中心意思是在宣揚克魯泡特金的互助論。他認為德國政策實行的是尼采的強權主義，俄國政策實行的是托爾斯泰的無抵抗主義，協約國政策實行的是克魯泡特金的互助主義。他說：“誤用托氏主義的俄人失敗了，專用尼氏主義的德人不久也要失敗了，最後的勝利，就在協商國（即協約國）。協商國所用的就是克氏的互助主義。”
以上，是蔡元培在1918年10月18日對北京大學學生的演說。接著，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蔡元培又在11月15、16日連續發表演說，除了繼續指出“強權論消滅”“互助論發展”外，並以《勞工神聖》為題，指出參加此次世界大戰的，中國隻有在法國的15萬勞工，他認為：“此後的世界，全是勞工的世界。”
蔡元培不理解十月革命，也不認識協約國的本質，但是他喊出的“勞工神聖”，卻迎合了十月革命開辟的新時代的潮流。
胡適對十月革命似乎沒有立即表示什麽態度，但是他卻借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結束，大肆宣揚了一番美國。他在歐戰演說中說：“這一次協商國所以能大勝，全靠美國的幫助。”
以上，是新文化運動中的一些代表人物對於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不同態度，左右翼的陣線，還是比較清楚的。那麽，在社會其他各階層中對十月革命是如何反應呢？大體上有這麽三種情況：
第一，在勞動人民中，傳說著俄國的“窮人黨”勝利了。他們以驚喜的態度奔走相告。
第二，在小資產階級中，特別是青年學生（如北京大學）中，傳說著十月革命的勝利就是無政府主義的勝利。因為無政府主義在他們中間傳播有著較久的曆史。
第三，在上層的一些封建官僚們相信帝國主義的敵視報道，視“過激主義”為洪水猛獸。他們在酒席宴前說到“過激派要來了”的時候，無不嚇得麵色如土。
中國學生反對《中日共同防敵協定》的鬥爭
十月革命建立了無產階級專政的蘇維埃政權，帝國主義者把它視為最大的不祥之物。從這個新生的嬰兒誕生的第一天起，帝國主義強盜就企圖把它扼殺在搖籃裏。
1918年上半年，帝國主義者開始了對蘇俄的武裝幹涉。英法軍隊在蘇俄北部登陸，援助當地的反革命叛亂，並糾合一幫白匪組織了“北俄政府”。
同年1月，日本巡洋艦駛進了海參崴，英國巡洋艦跟著也進來了。4月，日本軍隊在海參崴登陸；接著，英、法、美等國的軍隊也相繼開到。
1918年2月間，日本參謀次長田中義一和北京政府駐日公使章宗祥商談中日軍事行動問題，他們肆意攻擊蘇維埃政權和德國簽訂和約，說什麽“東亞和平深恐為之擾亂”，認為“兩國國防實非迅謀共同行動不可”。
同年3月25日，日本外務大臣本野和章宗祥交換了關於“共同防敵”的照會。5月16日，中日兩國軍事代表（北京政府以靳雲鵬為首，日本方麵以齋藤為首），在北京簽訂了《中日陸軍共同防敵軍事協定》。《協定》中規定：“凡在軍事行動區域之內，中國地方官吏，對於該區域內之日本軍隊，須盡力協助，使不生軍事上之窒礙……”“中國境外派遣軍隊時，若有必要，兩國協同派遣之。”“軍事行動區域之內，設置諜報機關，並互相交換軍事所要之地圖及情報……”此外，還規定了使用中東鐵路的辦法。5月19日，中日兩國又簽訂了與此相類似的《中日海軍共同防敵協定》。9月6日，雙方又簽訂了《關於陸軍共同防敵軍事協定實施上必要之詳細協定》，其中規定：“中日兩國各派遣其軍之一部，對於後貝加爾州及黑龍州，各取軍事行動……期指揮之統一及協同圓滿起見，行動於該方麵之中國軍隊，應入日本軍司令指揮之下……”
日本簽訂這個協定的目的，一方麵是幹涉十月革命，同時也是為了借此進一步控製中國，特別是為了鞏固其在北滿的統治。日本利用這個協定，曾向長春以北的中東鐵路附近地區調來了6萬軍隊，占領了中國東北的大片領土。
段祺瑞政府簽訂這個協定的目的，是為了進一步投靠日本，以便維持自己的反動統治。根據這個協定，段祺瑞也曾派遣了一支部隊到外貝加爾，參加了那裏的作戰。段祺瑞政府雖然也曾聲明進入俄國作戰是為了援助協約國抗擊西伯利亞的德奧勢力，並說什麽決不幹涉俄國內政，但實際上，它幹的卻是扼殺蘇維埃政權的可恥勾當。
這一協定，受到了中國學生的堅決反對。
還在1918年4月間，中國留日學生即獲得這一《協定》的秘密消息，他們就進行了集會和散布傳單的活動。5月上旬，留日學生議決組織救國團。但是，他們的活動竟遭到日本警察的幹涉和侮辱，這就更激起了學生們的義憤。學生們決定一律罷學回國。
留日學生回國是分三起走的：一起至上海，一起至北京，另一起為直接回本省者。據5月17日報載，僅至上海者已達1400餘人。如李達、李漢俊、黃日葵等，就是這次回國的。李達回國後，曾到北京和北大的學生代表進行聯係；黃日葵回國後，也到了北京大學作旁聽生。其他經東北三省回來者也很多。回國學生在上海設立救亡團本部，在北京設分部，各省則設立支部。救亡團在國內展開了請願及各種宣傳聯絡活動。學生們在泣告同胞書中說：“我同胞乎，速起反對密約，頭可斷，血可濺，此約不可認也。士農工商，其各奮起協力。”
此外，蘇維埃政權還頒布了廢止等級、婚姻自由、保護兒童等一係列的法令。
1918年2月7日（俄曆1月25日），蘇維埃政權以法令公布，正式廢止舊曆，采用公曆。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機器，必須組織社會主義經濟事業的進行。
在十月革命後的第五天（11月12日），蘇維埃政權就公布了八小時工作製的法令。接著又公布了《工人監督條例》。實行工人監督的目的，在於防止資本家破壞生產和打擊資本家的反動。這樣，蘇維埃政權便逐漸地使資本家工廠由工人監督過渡到工人管理。
通過一係列的法令和措施，鐵路、航運、對外貿易、銀行等企業，也都分別由蘇維埃政權所接管了。
由於土地法令的執行，工農聯盟進一步加強了。1917年底，全俄農民蘇維埃代表大會在彼得格勒舉行。與此同時，在蘇維埃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和農民蘇維埃代表大會的聯席會議上，一致通過了合並工人代表蘇維埃和農民代表蘇維埃的決定。
布爾什維克黨的號召，第二次蘇維埃代表大會的決議，蘇維埃政權的法令，受到革命群眾的熱烈歡迎和支持。因此，蘇維埃政權在勝利地發展著。1918年3月12日，列寧在莫斯科工、農和紅軍代表蘇維埃的演說中指出：“蘇維埃政權已經不僅在大城市和工廠區建立，並且已經深入到窮鄉僻壤了。”
俄國十月革命，在人類曆史發展上，有著劃時代的偉大意義。它標誌著舊的資本主義世界的崩潰和新的社會主義世界的建立，它使世界分裂為兩大對立的體係，它給世界資本主義帶來一個永遠不能恢複的致命傷。
世界革命的高潮
俄國十月革命的偉大意義，很快便從行動中表現出來了。
還在1894年，列寧就曾預言：“當工人階級的先進代表領會了科學社會主義思想，領會了關於俄國工人的曆史使命的思想時，當這些思想得到廣泛的傳播並在工人中造成一種把他們現時分散的經濟戰變為自覺的階級鬥爭的堅固組織時，俄國工人就能率領一切民主分子去推翻專製製度，並引導俄國無產階級（和世界各國無產階級並排地）循著公開政治鬥爭的大道走向勝利的共產主義革命。”
列寧說俄國無產階級是和世界各國無產階級並排前進的，換一句說，各國無產階級也是和俄國無產階級並排前進的。十月革命工人罷工和農民起義事件不斷發生。
緬甸當時還是印度的一個行省，1918年，在那裏實行了抵製英貨的運動和掀起了群眾性的對英國殖民政權不合作的運動。在仰光和其他城市的許多企業中，爆發了罷工事件。
此外，阿富汗、埃及、伊拉克、伊朗、摩洛哥、敘利亞、黎巴嫩、土耳其、菲律賓等許多殖民地和附屬國中，在十月革命的影響下，都在不同程度上掀起了民族解放運動的高潮。它們要求獨立，驅逐殖民者。鬥爭形式各種各樣，工人罷工、農民起義，群眾性的遊行示威，等等。有的是以大規模反侵略戰爭來對待殖民者的侵略。例如，1919年5月3日，英國殖民者挑起了第三次侵略阿富汗的戰爭，阿富汗曾以6萬軍隊抵抗了英軍34萬人的侵略。
綜上所述，十月革命不僅促進了資本主義各國無產階級革命運動的高漲，動搖了帝國主義統治的中心，而且促起了殖民地和附屬國的民族解放運動的高漲，從而打擊了帝國主義的後方，動搖了帝國主義在殖民地和附屬國裏的統治。
無產階級革命運動和民族解放運動匯合成一股洶湧壯闊的巨流，形成了俄國十月革命後的第一個世界革命的高潮。這個高潮有力地衝決了世界資本主義的堤防，不論是在統治的中心，或者是在遼遠的後方，帝國主義的支柱都不再是穩固的了。
十月革命在中國的反響
俄國十月革命後的第三天，即11月3日，中國的報紙上即以“突如其來之俄國大政變”為題，報道了這一消息，消息中說：“彼得格勒戍軍與勞動社會已推倒克倫斯基政府。”
從這時起，報道俄國革命的消息，不斷地在中國報紙上出現著。由於消息來自一些帝國主義國家的通訊社，因此情況的報道也是比較混亂的。例如在11月份的報紙上，忽而說“新政府似已得海陸軍多數讚助”，忽而又報道“裏林（即列寧）黨失敗說”；忽而報道“克倫斯基已恢複勢力”，忽而又說“極端派似未失敗”。因此，報紙也不得不承認“真消息難以傳出”。有時，報紙編輯部就幹脆以“一塌糊塗之亂狀”，來作為俄國革命消息的標題。至於把布爾什維克黨稱為過激黨，則是當時報道中一個普遍的說法。
除報紙外，在當時出版的個別的雜誌上，也有反映十月革命的文章。
但，不論報紙或雜誌，在最初的報道中，都是比較混亂的，其態度是不明確的，甚至有一定程度的敵視。
隨著時間的推移和俄國革命局勢的穩定，中國的輿論也逐步比較明確起來了。1918年2月間，中國的報紙上登載了蘇維埃政府宣布廢除不平等條約的消息：“俄國……政府……公布公文聲明，凡以前之政府所締結之一切國際條約，限於一千九百十八年一月末以後概行作廢。”四月間出版的《勞動》雜誌第一卷第二號上的一篇文章則說：“現在我們中國的比鄰俄國，已經光明正大的做起貧富一班齊的社會革命來了。社會革命四個字，人人以為可怕，其實不過是世界的自然趨勢。現在社會不善的原因，以後處處皆要發現的，毫不稀奇。”
蘇維埃政府建立後，即力圖和中國政府建立外交關係。但是北京政府以帝國主義的態度為轉移，拒絕和蘇俄發生關係。1917年11月間，蘇維埃政府曾經詢問法國、英國、意大利、美國、比利時、塞爾維亞、羅馬尼亞、日本和中國，是否同意於12月1日和蘇維埃政權進行和平談判。但是，北京政府和其他協約國一樣，對這個呼籲拒絕答複。
當時駐北京的俄國公使拒絕執行蘇維埃政府的外交政策，雖然蘇維埃政府將他免職了，但是北京政府仍然繼續和他保持關係。1917年11月27日，俄國公使和其他帝國主義國家的代表同北京政府簽訂關於償付庚子賠款期限的協定；12月19日，他又參加了關於稅率協定的簽字。
當時駐俄國的中國公使是劉鏡人，在1917年11月-12月間，蘇維埃政府的外交人民委員就同劉鏡人進行過建立兩國外交關係的談判。1918年1月，外交人民委員部正式向中國公使館建議，具體談判廢除沙皇政府所加於中國的各項不平等條約，並簽訂新的協定，以建立新的平等的外交關係。
雖然北京政府的個別代表對蘇維埃政府的建議感到很大興趣，但是對北京政府外交政策起決定性作用的是國際帝國主義者及他們駐北京的外交團。因此，北京政府不僅沒有采納蘇維埃政府的建議，反而對蘇俄采取了敵對的行動。
中國民間和北京政府的態度不同。
1918年元旦，《民國日報》的社論，對俄國革命發表評論表示：“吾人對於此近鄰之大改革，不勝其希望也。”但它稱道的仍然是二月革命，而不是十月革命。這篇社論指出：
俄國革命之要求惟何？曰人權；曰民權。惟爭人權也，故非達農民工民生活之改善不可；惟爭民權也，故非革除專橫之王家及貴族而建設民主政治不可。吾國之革命要求亦然也……曰建設以三民主義為基礎之民主國家，使國內之各民族各階級舉為平等，而個人之法律上人格皆為尊重。換言之，求人權及民權之伸張也，求平等自由精神之實現也，求吾國之永久和平也。
上海《民國日報》是在孫中山指導下辦理的，係當時各大報中之較進步者。文中內容顯然是以孫中山民主主義的觀點來看二月革命的，因此，它不了解十月革命為什麽要使“新政府顛覆”，使“全國重蹈於無政府之狀態”，“是吾國民自辛亥以來所經驗之恐怖、悲哀、不安、憤激諸苦，俄國國民又經驗之，乃尤較我國為甚矣。”
但到1918年5月間，《民國日報》對十月革命的認識便進了一步了，報紙的消息中說：“俄國新政府所注意者惟在排除資本家之壟斷與官吏之強暴而已。至屬地問題則亦以放任主義立反前專製政府壓迫之政策，務使人民悉登樂土。對於鄰邦，則深不滿意於日本侵略政策”。又說：“俄國數千年之專製政府亦為提倡和平之列寧政府所推翻，行見東亞大陸將為民治潮流所充布，而侵並強霸之主義決難實現於今日矣。俄國列寧政府之鞏固，即由於和平之放任主義，中國似宜取以為法。”
文中所說“放任主義”，似指民族自由聯合和自由分離的民族自決權。《民國日報》向中國人民宣揚了蘇維埃的對外政策及這一政策的遠景，並指出中國也應向俄國人學習，這在中俄關係上實令人一新耳目。孫中山後來曾說：“有了十月革命，便使人類產生了一個大希望”，這不是偶然的。
1918年，孫中山還致電蘇維埃政府和列寧，慶賀十月革命的成功。電文中說：“中國革命黨對貴國革命黨所進行的艱苦鬥爭，表示十分欽佩，並願中俄兩黨團結共同鬥爭。”
當時蘇維埃俄國正處於四麵受敵、孤立無援的境地，列寧接到來自遙遠東方的這封友好的電報，很受感動。
同年8月1日，蘇維埃政府外交人民委員契切林向孫中山致意說：“人民委員會給予我一個光榮任務，向您、尊敬的導師，在幾個月前代表南方國會致工農政府的賀詞一事表示感謝”。又說：“當各帝國主義政府從東、西、南、北伸出貪婪的魔掌，想一手擊破俄國革命並剝奪俄國工農用世界上前所未有的革命而獲得的東西的時候，當外國銀行家所扶植的北京政府準備同這夥強盜勾結的時候，――在這個艱辛的時刻，俄國勞動階級就向他們的中國兄弟呼籲，號召他們共同進行鬥爭。”
孫中山對十月革命所表達的思想情感，是真摯動人的，充分體現了這位偉大的革命先行者不屈不撓、尋師覓友、追求真理的精神。孫中山關於十月革命的賀電，是中國人民第一次向列寧、向俄國革命所表達的敬意和關懷。
據另一種記載說，蘇維埃政府在1920年曾派出一個代表到達福建的漳州，會見了廣東軍隊的領導人，並遞交了列寧的署名信。列寧的信件和這位代表的致意，均十分熱情地關懷著中國局勢的發展，並表示願意幫助中國完成國民革命。
但，孫中山究竟是以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觀點來看十月革命的，對其本質還缺乏了解。真正向中國人民分析了十月革命的本質和闡述了它的偉大意義的，是中國最早的馬克思主義者李大釗。
李大釗在十月革命前就是較急進的密切聯係實際的民主派，而且他在日本留學期間又較早地接觸了馬克思主義，因此他在十月革命爆發後能夠很快地理解它的本質和意義，並在它的影響下，能夠較早地成為馬克思主義者。
還在1918年初，李大釗就向他的友人宣傳和介紹十月革命的情況。林伯渠當時正在南方跟隨孫中山進行護法鬥爭，他回憶當時的情況說：約在1918年3、4月，連續接到李大釗同誌幾封信，詳細給我介紹了十月革命情況及一些小冊子、文件，並對目前中國形勢闡述了他的所見，得到很大的啟發。
1918年7月，李大釗發表了他的第一篇關於十月革命的論文――《法俄革命比較觀》。這篇文章分析了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和法國資產階級革命的區別，指出了這一革命的曆史意義。文中說：“俄羅斯之革命是二十世紀初期之革命，是立於社會主義上之革命，是社會的革命而並著世界的革命之采色者也。”文中還針對當時的混亂報道，告訴中國人民不要因為“一時之亂象”而“抱悲觀”，而應“翹首以迎其世界新文明之曙光”。
同年11月，李大釗又發表了《庶民的勝利》的演說和寫下了《布爾什維主義的勝利》的論文，繼續指出十月革命是“二十世紀中世界革命的先聲”，是“世界人類全體的新曙光”，並進一步指出十月革命是“勞工主義的勝利”，一切曆史的殘餘――皇帝、貴族、軍閥、官僚、軍國主義、資本主義，統統都要被摧毀、掃除，他很形象地比喻道：“俄國的革命，不過是天下驚秋的一片桐葉罷了。”他號召中國人民向十月革命學習，為在中國實現“勞工社會”而奮鬥。
1919年元旦，李大釗在《每周評論》上發表了以《新紀元》為題的社論，進一步指出：十月革命開辟的“新紀元”，“帶來新生活、新文明、新世界”，他明確地指出，中國人民應該沿著十月革命照亮的道路前進。
李大釗關於論述十月革命的幾篇文章，雖然對馬克思主義的學說內容還沒有進行係統的介紹，而且文章也有些不夠恰當之處，但是它卻在一定程度上表達了和傳播了馬克思主義的一些觀點，應該看作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的開始。
除李大釗外，在早期的啟蒙思想家中，如陳獨秀等，也都受到十月革命的影響。
陳獨秀本來對俄國的二月資產階級革命抱有很大的興趣，他把那次革命當作民主主義對君主主義的勝利，並和世界大戰中的協約國對同盟國的作戰聯係起來觀察（他認為協約國是代表民主主義的，同盟國是代表君主主義的）。十月革命爆發了，由於資產階級反革命的叛亂以及蘇維埃政府和德國簽訂布勒斯特和約（1918年3月）等事件的發生，曾使陳獨秀迷惑不解。他以民主主義者的觀點看十月革命，不理解克倫斯基政府為什麽要被推翻，更不理解俄國退出帝國主義戰爭的意義。因此，在相當一段時間內，陳獨秀對蘇維埃俄國抱著保留的態度。
但是，隨著十月革命影響在中國的擴大，特別是李大釗的宣傳和介紹，陳獨秀的態度也逐步明確起來了。1919年2月9日，他指出：“過激派的行為，縱或有不是的地方，但是協約國把他們破壞俄德兩大專製的功勞，一筆抹殺，又試問公理何在？”4月20日，他更明確地說：“18世紀法蘭西的政治革命，20世紀俄羅斯的社會革命，當時的人都對著他們極口痛罵。但是，後來的曆史家，都要把他們當做人類社會變動和進化的大關鍵。”
魯迅當時和李大釗、陳獨秀等保持著密切的聯係，他把自己的創作稱為“遵命文學”，並進一步解釋說：“不過我所遵奉的，是那時革命的前驅者的命令，也是我自己願意遵奉的命令，決不是皇上的聖旨，也不是金元和真的指揮刀。”
魯迅既然自覺地和“革命的前驅者”站在同一條戰線上，因此，當十月革命的消息在中國不斷傳播開來的時候，他也抱著同情和寄予希望的態度，稱十月革命為“新世紀的曙光”。他發表在《新青年》第六卷第五號上的雜感說：“他們（按：指俄國人民）因為所信的主義，犧牲了別的一切，用骨肉碰鈍了鋒刃，血液澆滅了煙焰。在刀光火色衰微中，看出一種薄明的天色，便是新世紀的曙光。”
後來（1934年），魯迅在《答國際文學社問》中，談到十月革命對他的影響時也說：“先前，舊社會的腐敗，我是覺到了的，我希望著新的社會的起來，但不知道這‘新的’該是什麽；而且也不知道‘新的’起來以後，是否一定就好。待到十月革命後，我才知道這‘新的’社會的創造者是無產階級”。
蔡元培對十月革命也表示過公開的看法。這位自由主義的教育家，竟認為列寧是托爾斯泰學說的繼承者，他說：“過激派首領列寧等，本來是抱共產主義，與托氏相同，自然也抱無抵抗主義，所以與德人單獨講和，不願與協商國共同作戰了。”他還說：“過激派實是誤用托氏主義”，又說“用兵力來壓製異黨”，是違反了托爾斯泰的學說等等。
蔡元培所以這樣講，中心意思是在宣揚克魯泡特金的互助論。他認為德國政策實行的是尼采的強權主義，俄國政策實行的是托爾斯泰的無抵抗主義，協約國政策實行的是克魯泡特金的互助主義。他說：“誤用托氏主義的俄人失敗了，專用尼氏主義的德人不久也要失敗了，最後的勝利，就在協商國（即協約國）。協商國所用的就是克氏的互助主義。”
以上，是蔡元培在1918年10月18日對北京大學學生的演說。接著，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蔡元培又在11月15、16日連續發表演說，除了繼續指出“強權論消滅”“互助論發展”外，並以《勞工神聖》為題，指出參加此次世界大戰的，中國隻有在法國的15萬勞工，他認為：“此後的世界，全是勞工的世界。”
蔡元培不理解十月革命，也不認識協約國的本質，但是他喊出的“勞工神聖”，卻迎合了十月革命開辟的新時代的潮流。
胡適對十月革命似乎沒有立即表示什麽態度，但是他卻借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結束，大肆宣揚了一番美國。他在歐戰演說中說：“這一次協商國所以能大勝，全靠美國的幫助。”
以上，是新文化運動中的一些代表人物對於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不同態度，左右翼的陣線，還是比較清楚的。那麽，在社會其他各階層中對十月革命是如何反應呢？大體上有這麽三種情況：
第一，在勞動人民中，傳說著俄國的“窮人黨”勝利了。他們以驚喜的態度奔走相告。
第二，在小資產階級中，特別是青年學生（如北京大學）中，傳說著十月革命的勝利就是無政府主義的勝利。因為無政府主義在他們中間傳播有著較久的曆史。
第三，在上層的一些封建官僚們相信帝國主義的敵視報道，視“過激主義”為洪水猛獸。他們在酒席宴前說到“過激派要來了”的時候，無不嚇得麵色如土。
中國學生反對《中日共同防敵協定》的鬥爭
十月革命建立了無產階級專政的蘇維埃政權，帝國主義者把它視為最大的不祥之物。從這個新生的嬰兒誕生的第一天起，帝國主義強盜就企圖把它扼殺在搖籃裏。
1918年上半年，帝國主義者開始了對蘇俄的武裝幹涉。英法軍隊在蘇俄北部登陸，援助當地的反革命叛亂，並糾合一幫白匪組織了“北俄政府”。
同年1月，日本巡洋艦駛進了海參崴，英國巡洋艦跟著也進來了。4月，日本軍隊在海參崴登陸；接著，英、法、美等國的軍隊也相繼開到。
1918年2月間，日本參謀次長田中義一和北京政府駐日公使章宗祥商談中日軍事行動問題，他們肆意攻擊蘇維埃政權和德國簽訂和約，說什麽“東亞和平深恐為之擾亂”，認為“兩國國防實非迅謀共同行動不可”。
同年3月25日，日本外務大臣本野和章宗祥交換了關於“共同防敵”的照會。5月16日，中日兩國軍事代表（北京政府以靳雲鵬為首，日本方麵以齋藤為首），在北京簽訂了《中日陸軍共同防敵軍事協定》。《協定》中規定：“凡在軍事行動區域之內，中國地方官吏，對於該區域內之日本軍隊，須盡力協助，使不生軍事上之窒礙……”“中國境外派遣軍隊時，若有必要，兩國協同派遣之。”“軍事行動區域之內，設置諜報機關，並互相交換軍事所要之地圖及情報……”此外，還規定了使用中東鐵路的辦法。5月19日，中日兩國又簽訂了與此相類似的《中日海軍共同防敵協定》。9月6日，雙方又簽訂了《關於陸軍共同防敵軍事協定實施上必要之詳細協定》，其中規定：“中日兩國各派遣其軍之一部，對於後貝加爾州及黑龍州，各取軍事行動……期指揮之統一及協同圓滿起見，行動於該方麵之中國軍隊，應入日本軍司令指揮之下……”
日本簽訂這個協定的目的，一方麵是幹涉十月革命，同時也是為了借此進一步控製中國，特別是為了鞏固其在北滿的統治。日本利用這個協定，曾向長春以北的中東鐵路附近地區調來了6萬軍隊，占領了中國東北的大片領土。
段祺瑞政府簽訂這個協定的目的，是為了進一步投靠日本，以便維持自己的反動統治。根據這個協定，段祺瑞也曾派遣了一支部隊到外貝加爾，參加了那裏的作戰。段祺瑞政府雖然也曾聲明進入俄國作戰是為了援助協約國抗擊西伯利亞的德奧勢力，並說什麽決不幹涉俄國內政，但實際上，它幹的卻是扼殺蘇維埃政權的可恥勾當。
這一協定，受到了中國學生的堅決反對。
還在1918年4月間，中國留日學生即獲得這一《協定》的秘密消息，他們就進行了集會和散布傳單的活動。5月上旬，留日學生議決組織救國團。但是，他們的活動竟遭到日本警察的幹涉和侮辱，這就更激起了學生們的義憤。學生們決定一律罷學回國。
留日學生回國是分三起走的：一起至上海，一起至北京，另一起為直接回本省者。據5月17日報載，僅至上海者已達1400餘人。如李達、李漢俊、黃日葵等，就是這次回國的。李達回國後，曾到北京和北大的學生代表進行聯係；黃日葵回國後，也到了北京大學作旁聽生。其他經東北三省回來者也很多。回國學生在上海設立救亡團本部，在北京設分部，各省則設立支部。救亡團在國內展開了請願及各種宣傳聯絡活動。學生們在泣告同胞書中說：“我同胞乎，速起反對密約，頭可斷，血可濺，此約不可認也。士農工商，其各奮起協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