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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2章 天安門前爭國權！五四狂飆孕新生(6)
在當時，猛烈攻擊封建禮教比較出名的人物，還有吳虞。吳虞（1872-1949年），四川新繁人，早年留學日本，長期在成都教書，並在報上不斷發表文章。1916年12月，他將自己的文章《家族製度為專製主義之根據論》，由成都寄給陳獨秀，向《新青年》投稿，並給陳寫了一封長信，表明自己的見解。陳對吳很賞識，稱他為“蜀中名宿”，並把他的文章刊登在《新青年》第二卷第六號上。吳虞對《新青年》能夠發表自己的文章，感覺很榮幸，他在1917年3月25日的日記中寫道：“餘之非儒及攻家族兩種學說今得播於天下，私願甚慰矣。”此後，他便在《新青年》上不斷發表文章。《新青年》三卷四號發表了吳的《儒家主張階級製度之害》，同時也發表了他妻子吳曾蘭（香祖）所寫的《女權平議》，他非常高興。在1917年9月初5日的日記中，他寫道：“《新青年》三卷四號一本，有餘之《儒家主張階級製度之害》一篇，香祖《女權平議》一篇。香祖文後獨秀識語雲：‘此文作者吳女士，即又陵吳先生之夫人也’。可謂特別標識。”吳的文章，猛烈攻擊封建家族製度和孔子學說，特別對儒家提倡的孝、弟予以無情的鞭斥。他認為“儒家以孝、弟二字為二千年來專製政治家族製度聯結之根”，因而使中國社會長期停滯於宗法社會，而不能前進。
吳虞早年思想，受老莊和李卓吾影響很多。他自向《新青年》投稿，參加新文化運動後，又受有魯迅的影響。例如，他在《新青年》六卷六號（1919年11月1日）上發表的《吃人與禮教》，便是看了魯迅的《狂人日記》（《新青年》四卷五號，1918年5月）後引起共鳴而寫的。吳虞說：“他（指魯迅）這日記，把吃人的內容和仁義道德的表麵看得清清楚楚。那些戴著禮教假麵具吃人的滑頭伎倆，都被他把黑幕揭破了。我現在試舉幾個例來證明他的說法”。
吳虞發表的激烈言詞，曾震動一時，在思想界起了一定的影響，陳獨秀說他是“蜀中名宿”；胡適說他是“四川省隻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
反對封建八股
八股文是15世紀到18世紀中國封建皇朝考試製度所規定的一種特殊文體。
清代科舉，沿襲前朝，以四書、五經和八股文體為標準，分三級進行考試。每三年舉辦一次。縣、府一級稱院試，被錄取者稱秀才。省一級稱鄉試，秀才有資格參加鄉試，被錄取者稱舉人。各省舉人到北京參加最高級考試，被錄取者稱進士。進士的第一名稱狀元，第二名稱榜眼，第三名稱探花。凡是考中舉人和進士的人，就可以做官和享有社會特權。
因此，那時的知識分子都是讀四書、五經之類的孔夫子的教條。凡是違背這些教條的，就要被輕視、被申斥，甚至進“文字獄”。
那時的學者，在清初還是有些成就的，但從雍正、乾隆年間大興“文字獄”，實行殘酷的文化專製主義後，學術的發展就停滯了。“避席畏聞文字獄，著書隻為稻粱謀”。與此相連，是考據學的興起。如魯迅所說：“清初學者，是縱論唐宋，搜討前明遺聞的。文字獄後，乃專事研究錯字，爭論生日，變了‘鄰貓生子’的學者”。
清代八股文，不僅盛行於科舉士人間，而且影響當時的文壇日趨摹古。雍正、乾隆年間，形成桐城古文派（以方苞、姚鼐為代表）。這一派主張“文以載道”，崇尚以“詞章”宣揚“義理”，凡不合乎孔夫子的教條的，都不必寫。這一派以唐宋以來古文派的正統自居，流行一時，成為清代封建文學思想的主要流派。和桐城派的散文相適應，還有“文選”（昭明文選）派的駢體文，刻意摹仿古典，濫用對偶排比，堆砌詞藻典故。
俗儒好尊古，
日日故紙研。
六經字所無，
不敢入詩篇。
古人棄糟粕，
見之口流涎。
沿習甘剽竊，
妄造叢罪愆。
這是清末倡導“詩界革命”的維新派名詩人黃遵憲在《人境廬詩草》中詠的幾句詩，可說是切中時弊。“六經字所無，不敢入詩篇”，凡是孔夫子沒有講過的話，都不能寫進自己的詩文，這是多麽嚴重的蒙昧教條啊！而這確實是當時的實際情況。
清末以來，要求變革的誌士仁人，早不滿意這種蒙昧狀況。黃遵憲提出：“我手寫我口，古豈能拘牽，即今流俗語，我若登簡篇，五千年後人，驚為古斑爛”。革命派陳天華則用通俗流暢的白話文體寫出《猛回頭》《警世鍾》等那樣婦孺皆能上口的宣傳文字：“拿鼓板，坐長街，高聲大唱”（《猛回頭》）。
清末也有人創製官話字母，提倡拚音文字，還有些人編了《白話報》、《白話叢書》（編者裘廷梁），提倡用白話文代替文言文。不過，這些影響都不很大。
《新青年》創辦時，其文學作品以翻譯、介紹為主，大多是托爾斯泰（俄）、屠格涅夫（俄）、左拉（法）、易卜生（挪威）、王爾德（英）的作品，又由於用晦澀的文言文表達，所以影響也不夠大。
1917年1月，胡適在《新青年》第二卷第五號上發表《文學改良芻議》。2月，陳獨秀在第二卷第六號上發表《文學革命論》。大約從這時開始，《新青年》展開了關於“文學革命”的討論。
胡適在留學期間，便不斷向《新青年》投稿。1916年10月，他在寄《新青年》編者的信中，提出“文學革命”須從八事入手，即：不用典，不用陳套語，不講對仗（文當廢駢，詩當廢律），不避俗字俗語，須講求文法之結構，不摹仿古人，須言之有物。
接著，胡適將這八條，寫成《文學改良芻議》，發表在1917年1月出版的《新青年》上，文字和順序略有變動，但基本上還是那八條。1918年4月，胡適在《新青年》上發表《建設的文學革命論》，又將這八條名之為“八不主義”。
從以上的八條看來，胡適所說的“文學革命”，實際上隻限於文體上的改革。這一點，他自己也講得很清楚：“我的‘建設文學論’的唯一宗旨隻有十個大字：‘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我們所提倡的文學革命，隻是要替中國創造一種國語的文學。有了國語的文學，方才可有文學的國語”。1917年7月胡適回到中國後，到處演說“文學革命”，所宣講的就是這種“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
由此看來，胡適的所謂“文學革命”，就是提倡白話文的同義語。
新思想、新文學的反封建內容，需要新的形式去適應，以便於它的表達和傳播。因此，白話文的提倡是有意義的。1918年後，《新青年》和新文化界比較普遍地使用白話文，有力地促進了新思想、新文學運動的開展。而且，白話文既然能夠使語言和文字統一起來，就使文字更能為廣大的人民群眾所接受，這對於群眾性的啟蒙運動也是很有利的。
白話文有利於文學革命的開展，但提倡白話文並不一定就是文學革命。形式和內容並不是等量齊觀的。白話文的形式，適合於新思想、新文學的內容，但它也同樣可以裝進反動的東西。文言文的形式，適合於封建思想、封建文學的內容，但它也並不是絕對不能為革命思想、革命文學所利用。把問題絕對化，就必然要犯形式主義的錯誤。
1917年2月，《新青年》編者陳獨秀發表的《文學革命論》，正式舉起“文學革命”的大旗，旗上亮明了三大主義：
一、推倒雕琢的阿諛的貴族文學，建設平易的抒情的國民文學；
二、推倒陳腐的鋪張的古典文學，建設新鮮的立誠的寫實文學；
三、推倒迂晦的艱澀的山林文學，建設明了的通俗的社會文學。
這樣，《文學革命論》提出的問題，已經不是僅限於文體，而是接觸到內容了。
在討論中，表現最激烈的是錢玄同。
錢玄同是一個激烈的語言文字改革者。他以“疑古”為號，表示對傳統文化的堅決否定。他在《新青年》上發表《中國今後之文字問題》，提出廢漢文和廢漢語的主張。他說：“欲使中國民族為二十世紀文明之民族，必以廢孔學、滅道教為根本之解決，而廢記載孔門學說及道教妖言之漢文，尤為根本解決之根本解決。”
錢在這裏雖然缺乏曆史主義的分析，但他的改革精神，是值得肯定的。
把內容和形式結合得很好的，仍然是魯迅。《狂人日記》《孔乙己》《藥》等白話文小說的陸續出現，作出了典範，顯示了“文學革命”的成果。這些小說，“頗激動了一部分青年讀者的心。”
這時（1918年），李大釗也開始用白話文寫作，他的《今》《新的！舊的》兩篇著名論文，都是用白話寫的。他還開始用白話寫了一首《山中即景》的短詩，登在《新青年》五卷三號上。詩的原文是：
是自然的美，
是美的自然；
絕無人跡處，
空山響流泉。
雲在青山外，
人在白雲內；
雲飛人自還，
尚有青山在。
這是描寫他的家鄉昌黎五峰山的情景，讀來給人一種清新、樸實、自然的快感，是自然的白話，是白話的自然，讓人覺得新詩的可愛。
除以上所舉外，當時積極讚助白話文的，還有劉半農。他在1917年3月就發表有《我之文學改良觀》一文。在1918年參加《新青年》編輯部後，他的作品主要是白話詩。
新文化運動興起了。但由於這個運動沒有和政治革命相結合，因此還沒有引起敵對方麵的注意。新文學家們“目桐城為謬種，選學為妖孽”，可是“桐城”和“選學”卻置之不理。這種情況，使新文學家們不免感到寂寞。為了引起敵對者重視，《新青年》同人不得不由錢玄同和劉半農扮演了一出雙簧戲。
1918年3月，錢玄同化名王敬軒，在《新青年》上發表通信，用文言文的形式，以封建文人的口氣，把反對新文學的主張一一羅列出來，表示對新文學的進攻（這封信用小號字體排印）。就在這封信的後麵，劉半農作了一篇長達近萬言的回答，對“王敬軒”的來信逐段（共分八段）進行了駁斥（這個回答是用大號字體排印的）。
新文學家們煞費苦心扮演的這場鬥爭，雖然也引起了一些反映（例如《新青年》的通信欄中有崇拜“王敬軒”者，也有反對“王敬軒”者），但是仍然沒有引起那些“桐城”“選學”大師們的重視。
這種狀況，到了1918年底和1919年初，文化革命和政治運動相匯合的時候，就有所改變了。那時，“新舊思潮的大激戰”，已使新文學家們無寂寞之感了。
百家爭鳴
社會曆史當發展到一個新的轉折點時，隨著經濟、政治關係的變動，文化思想上也必然會出現一個百家爭鳴的局麵。而每一次的百家爭鳴，又推動了科學的進步和社會的發展。
春秋戰國時期，中國曆史上出現過百家爭鳴的局麵。當時，諸子百家，學派林立，爭辯不已。
西歐的資產階級革命和文藝複興運動，也先後在意大利、英國、法國等地造成了百家爭鳴的局麵。恩格斯稱那時“是一個需要巨人而且產生了巨人――在思維能力、熱情和性格方麵，在多才多藝和學識淵博方麵的巨人的時代”。
五四時期是中國近代曆史的一個轉折點，即由舊民主主義革命到新民主主義革命的轉折點。這時，中國的資本主義經濟已有了進一步的發展，新的政治力量――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政治力量，也有了相應的發展。而作為它們的反映並為它們服務的新文化，是必然要發生的。
但是，五四啟蒙運動既不同於意大利的文藝複興，也不同於法國的啟蒙運動。因為，它不僅是資產階級領導的舊民主主義革命（辛亥革命）的思想上的補課，而且又是無產階級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序曲。它和世界社會主義革命的新紀元銜接起來了。
因此，中國五四時期的百家爭鳴局麵，更顯出了它的複雜局麵。可以明顯地看出這樣兩個階段：
“五四”前的啟蒙運動，是資產階級的“新學”和封建主義的“舊學”之爭。
“五四”後，即十月革命傳入馬克思主義之後，雖仍然是“新”“舊”之爭，但是“新”的中間，卻是百說雜陳了，有民主主義，也有社會主義；有馬克思主義，也有修正主義；有國家主義，也有無政府主義等等。當然，曆史最後宣判，隻有馬克思主義才能救中國。
但是，我們不應割斷曆史。正是“五四”前的啟蒙運動，特別是北京大學的兼容並包所創造的百家爭鳴局麵，為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開辟了道路。
北京大學的前身，是京師大學堂，創立於1898年（光緒二十四年）。當時入學者，為出身於舉人、進士的京官，校舍在馬神廟公主府。八國聯軍侵占北京時，一度停辦。辛醜後，續辦，並增設速成科，分仕學、師範兩館。1903年（光緒二十九年），又增設進士館（在太仆寺街）、譯學館（在北河沿）、醫學館（在後孫公園）等。清末宣統年間，改辦分科大學，設有經、法、文、農、工、商、格知等科。
1912年（民國元年），京師大學堂改為北京大學，除經科歸並文科外，餘仍照辦，（1914年，農科改為農業專門學校）。1916年，建寄宿舍於漢花園（旋改為教室）。
從1912年至1916年，先後任北京大學校長者有嚴複、馬良、何時、胡仁源等。曆年各科畢業生數目如下：
蔡元培於1917年任北大校長後，將工科進入北洋大學，商科停辦（商業學隸於法科）。這樣，北京大學便逐步成為文、理、法三科。1919年，廢去文、理、法各科名目，改稱第一院、第二院、第三院，采用分係製。第一院在漢花園，第二院在馬神廟，第三院在北河沿。這時，學生人數有很大增加，1912年學生注冊人數為800多人，而1919年則達到2000多人。教員人數也有很大的增長，1912年教員人數為53，而1918年則增長到217人。
蔡元培對北京大學的重要改革是：
1.提倡學術研究。
1917年以前的北京大學，仍沿襲著京師大學堂的舊傳統，不是一個研究學術的機關，而是一個謀求升官發財的階梯。由於開辦時收的學生是“京官”，所以學生一向都被稱為“老爺”。有人回憶說：當時上體育課，教師發口令，也畢恭畢敬地喊：“老爺，向右轉！老爺，向左轉！”而監督和教員則被稱為“中堂”或“大人”。學生對教員的評價，不是看學術水平，而是看他在政府中的官階。因為老師有地位，學生畢業後才有靠山。在這種情況下，學生在預科畢業後，願入法科，而不願入文科。教員在這裏也多是敷衍塞責，上課時照讀一遍第一次的講義，不管學生聽與不聽；考試時把題目和範圍告訴學生，以避免學生的懷恨和顧全自己的體麵。教員中很少有研究學問的習慣。
蔡元培到校後，首先針對這些陋習加以改革。他在就任的演說中，便對學生以“抱定宗旨”“砥礪德行”“敬愛師友”三事相勉。他在解釋“抱定宗旨”時說：“大學者，研究高深學問者也……諸君須抱定宗旨，為求學而來。入法科者，非為做官；入商科者，非為致富。宗旨既定，自趨正軌。諸君肄業於此，或三年，或四年，時間不為不多，苟能愛惜分陰，孜孜求學，則其造詣，容有底止。”
2.展開百家爭鳴
為了造成學術空氣，必須聘請學有專長的教師。蔡元培是一個自由主義的教育家，他對教員的選擇，采取兼容並包的方針。在這一方針下，《新青年》的編者們，如陳獨秀、李大釗、魯迅、胡適、錢玄同、劉半農、高一涵，沈尹默等，均被請來任教；同時，“拖長辮而持複辟論”的辜鴻銘，“籌安會之發起人”劉師培，也被請來任教；蔡元培雖在北大組織進德會，戒嫖、戒賭、戒娶妾，但教員中如有違反這些戒條的，也不過苛責備，因為他認為：“人才至為難得，若求全責備，則學校殆難成立。”金無足赤，人無完人，看來蔡元培是很懂得這一道理的。
對於各種學派，隻要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都可以自由爭鳴，讓學生自由選取。蔡元培說：“我素信學術上的派別，是相對的，不是絕對的；所以每一種學科的教員，即使主張不同，若都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就讓他們並存，令學生有自由選擇的餘地。”又說：“大學者，‘囊括大典，網羅眾家’之學府也……各國大學，哲學之唯心論與唯物論，文學、美術之理想派與寫實派，計學之幹涉論與放任論，倫理學之動機論與功利論，宇宙論之樂天觀與厭世觀，常樊然並峙於其中，此思想自由之通則，而大學之所以為大也。”
3.對學生的政治活動，不予嚴格幹涉
對於學生參加政治活動，蔡元培雖不很讚成，但也不采取嚴格的幹涉，基本上是自由主義的態度。他說：“我對於學生運動，素有一種成見，以為學生在學校裏麵，應以求學為最大目的，不應有何等政治的組織。其有年在二十歲以上，對於政治有特殊興趣者，可以個人資格參加政治團體，不必牽涉學校。”
4.中外教員，一視同仁
當時北京大學各科都聘有幾個外國教員，是托中國駐外使館或外國駐華使館介紹的。經過試用之後，發現學問並不都是很好，而且有的外國教員向不好的中國教員學，消極怠工。因此，蔡元培就按合同將這樣的人辭退。有一個被辭退的法國教員聲言，要控告蔡。一個被辭退的英國教員竟上朱爾典（英國駐北京公使）那裏去要其和蔡談判。朱爾典這個帝國主義分子，竟擺出太上皇的姿態，放出口氣說：“蔡元培是不想當校長了。”對於這些，蔡都置之不理，一笑了之。
蔡元培為了貫徹他的教育方針，在帝國主義分子威脅麵前，沒有屈服、退縮，這種精神是難能可貴的。
總之，北京大學的改革，特別是文科的改革，使新文化運動獲得一個有力的據點，使《新青年》團聚了更多的新文化人，使學生有了接受新思潮和參加政治活動的機會。同時，古老的北京，又是新舊思潮交鋒的最前線。因此，這一改革，在五四運動史上是有意義的。蔡元培“兼容並包”的方針，盡管在主觀上還反映了反封建鬥爭的不徹底性，但在客觀上所起的積極作用，是顯而易見的。五四愛國運動爆發時，北大成為運動的中心，不是偶然的。
第四節 新世紀的曙光：一聲炮響傳革命
正是落葉驚秋的季節，俄羅斯傳來一聲炮響，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爆發了。
革命導師列寧揮舞著他那強勁的巨掌，宣告了曆史新紀元的到來。
無產階級革命運動和民族解放運動匯合成一股洶湧壯闊的巨流，形成了俄國十月革命後的第一個世界革命的高潮。
孫中山說：“有了十月革命，便使人類產生了一個大希望。”
李大釗很形象地比喻道：“俄國的革命，不過是天下驚秋的一片桐葉罷了。”
1918年1月，日本巡洋艦駛進了海參崴，英國巡洋艦跟著也進來了。
一學生曾斷左手中指血書：“案件取消之日，為我輩生還之時。”
李大釗是應永遠懷念的，紅樓也是值得永遠紀念的。
劃時代的炮聲
1917年11月7日，北京香山的紅葉已紛紛落地了。正是落葉驚秋的季節，北方的鄰國――俄羅斯，傳來一聲炮響，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爆發了。革命導師列寧揮舞著他那強勁的巨掌，宣告了曆史新紀元的到來。當日上午10時，列寧在為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蘇維埃軍事革命委員會起草的《告俄國公民書》中寫道：
臨時政府已被推翻。國家政權已轉到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蘇維埃的機關，即領導彼得格勒無產階級和衛戍部隊的軍事革命委員會手中。
立即提出民主和約，廢除地主土地所有製，實行工人監督生產，成立蘇維埃政府，所有這一切人民為之奮鬥的事業都已有了保證。
工人、士兵、農民的革命萬歲！
同日晚，第二次全俄蘇維埃代表大會開幕了。11月8日晨5時，代表大會通過了有曆史意義的決議，批準了由列寧起草的《告工人、士兵、農民書》，宣布：“各地全部政權一律轉歸工兵農代表蘇維埃，各地蘇維埃應負責保證真正的革命秩序。”同日晚，在大會的第二次會議上，列寧宣讀了《和平法令》《土地法令》。大會一致通過了這些法令。
大會決定：“在立憲會議召開以前，成立工農臨時政府管理國家，臨時政府定名為人民委員會。”大會推舉列寧為人民委員會主席。
11月9日，蘇維埃代表大會閉幕。
彼得格勒的起義發動後，莫斯科在11月7日晚也發動了起義，經過數天的戰鬥，反革命軍隊於11月15日投降。
彼得格勒、莫斯科起義勝利後，反革命派不甘心自己的失敗，他們紛紛組織各種反革命的中心，和外國反動派相勾結並在其唆使下，陰謀發動叛亂。這種情況說明：蘇維埃政權在全國的建立和鞏固，還需要一個艱苦的戰鬥過程。
但是，十月起義終於勝利了，工人階級已劃時代地成為俄國的統治階級。
偉大的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和法國的資產階級革命以及其他一切的資產階級革命都不相同。過去的資產階級革命，把人民從封建主義的剝削和枷鎖下解放出來，但又給人民帶來新的資本主義的剝削。而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革命，則把人民從一切形式的剝削和枷鎖下解放出來。
為了完成這樣的曆史任務，社會主義革命必須粉碎舊的國家機器，建立強大的無產階級專政，以鎮壓剝削階級的一切反抗。列寧指出：“無產階級專政是新階級對更強大的敵人，對資產階級進行的最奮勇和最無情的戰爭，資產階級的反抗，因為自己被推翻（哪怕是在一個國家內）而凶猛十倍。”
1917年底和1918年初，蘇維埃政權頒布了一係列的法令，對舊軍隊的一切不良製度進行了徹底的破壞，使軍隊中的全部權力轉移到士兵蘇維埃和委員會手中，並確定了建立工農紅軍的製度。
根據1917年底蘇維埃政權頒布的法令，舊的司法製度被廢止了，新的人民法庭成立了。
舊的警察隊伍，還在二月革命的日子裏，就被工人階級摧毀了。二月革命後的臨時政府雖然組織過民團，但不是由勞動人民組成的。十月革命後，工人階級建立了自己的民團，幫助蘇維埃維持革命秩序。
吳虞早年思想，受老莊和李卓吾影響很多。他自向《新青年》投稿，參加新文化運動後，又受有魯迅的影響。例如，他在《新青年》六卷六號（1919年11月1日）上發表的《吃人與禮教》，便是看了魯迅的《狂人日記》（《新青年》四卷五號，1918年5月）後引起共鳴而寫的。吳虞說：“他（指魯迅）這日記，把吃人的內容和仁義道德的表麵看得清清楚楚。那些戴著禮教假麵具吃人的滑頭伎倆，都被他把黑幕揭破了。我現在試舉幾個例來證明他的說法”。
吳虞發表的激烈言詞，曾震動一時，在思想界起了一定的影響，陳獨秀說他是“蜀中名宿”；胡適說他是“四川省隻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
反對封建八股
八股文是15世紀到18世紀中國封建皇朝考試製度所規定的一種特殊文體。
清代科舉，沿襲前朝，以四書、五經和八股文體為標準，分三級進行考試。每三年舉辦一次。縣、府一級稱院試，被錄取者稱秀才。省一級稱鄉試，秀才有資格參加鄉試，被錄取者稱舉人。各省舉人到北京參加最高級考試，被錄取者稱進士。進士的第一名稱狀元，第二名稱榜眼，第三名稱探花。凡是考中舉人和進士的人，就可以做官和享有社會特權。
因此，那時的知識分子都是讀四書、五經之類的孔夫子的教條。凡是違背這些教條的，就要被輕視、被申斥，甚至進“文字獄”。
那時的學者，在清初還是有些成就的，但從雍正、乾隆年間大興“文字獄”，實行殘酷的文化專製主義後，學術的發展就停滯了。“避席畏聞文字獄，著書隻為稻粱謀”。與此相連，是考據學的興起。如魯迅所說：“清初學者，是縱論唐宋，搜討前明遺聞的。文字獄後，乃專事研究錯字，爭論生日，變了‘鄰貓生子’的學者”。
清代八股文，不僅盛行於科舉士人間，而且影響當時的文壇日趨摹古。雍正、乾隆年間，形成桐城古文派（以方苞、姚鼐為代表）。這一派主張“文以載道”，崇尚以“詞章”宣揚“義理”，凡不合乎孔夫子的教條的，都不必寫。這一派以唐宋以來古文派的正統自居，流行一時，成為清代封建文學思想的主要流派。和桐城派的散文相適應，還有“文選”（昭明文選）派的駢體文，刻意摹仿古典，濫用對偶排比，堆砌詞藻典故。
俗儒好尊古，
日日故紙研。
六經字所無，
不敢入詩篇。
古人棄糟粕，
見之口流涎。
沿習甘剽竊，
妄造叢罪愆。
這是清末倡導“詩界革命”的維新派名詩人黃遵憲在《人境廬詩草》中詠的幾句詩，可說是切中時弊。“六經字所無，不敢入詩篇”，凡是孔夫子沒有講過的話，都不能寫進自己的詩文，這是多麽嚴重的蒙昧教條啊！而這確實是當時的實際情況。
清末以來，要求變革的誌士仁人，早不滿意這種蒙昧狀況。黃遵憲提出：“我手寫我口，古豈能拘牽，即今流俗語，我若登簡篇，五千年後人，驚為古斑爛”。革命派陳天華則用通俗流暢的白話文體寫出《猛回頭》《警世鍾》等那樣婦孺皆能上口的宣傳文字：“拿鼓板，坐長街，高聲大唱”（《猛回頭》）。
清末也有人創製官話字母，提倡拚音文字，還有些人編了《白話報》、《白話叢書》（編者裘廷梁），提倡用白話文代替文言文。不過，這些影響都不很大。
《新青年》創辦時，其文學作品以翻譯、介紹為主，大多是托爾斯泰（俄）、屠格涅夫（俄）、左拉（法）、易卜生（挪威）、王爾德（英）的作品，又由於用晦澀的文言文表達，所以影響也不夠大。
1917年1月，胡適在《新青年》第二卷第五號上發表《文學改良芻議》。2月，陳獨秀在第二卷第六號上發表《文學革命論》。大約從這時開始，《新青年》展開了關於“文學革命”的討論。
胡適在留學期間，便不斷向《新青年》投稿。1916年10月，他在寄《新青年》編者的信中，提出“文學革命”須從八事入手，即：不用典，不用陳套語，不講對仗（文當廢駢，詩當廢律），不避俗字俗語，須講求文法之結構，不摹仿古人，須言之有物。
接著，胡適將這八條，寫成《文學改良芻議》，發表在1917年1月出版的《新青年》上，文字和順序略有變動，但基本上還是那八條。1918年4月，胡適在《新青年》上發表《建設的文學革命論》，又將這八條名之為“八不主義”。
從以上的八條看來，胡適所說的“文學革命”，實際上隻限於文體上的改革。這一點，他自己也講得很清楚：“我的‘建設文學論’的唯一宗旨隻有十個大字：‘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我們所提倡的文學革命，隻是要替中國創造一種國語的文學。有了國語的文學，方才可有文學的國語”。1917年7月胡適回到中國後，到處演說“文學革命”，所宣講的就是這種“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
由此看來，胡適的所謂“文學革命”，就是提倡白話文的同義語。
新思想、新文學的反封建內容，需要新的形式去適應，以便於它的表達和傳播。因此，白話文的提倡是有意義的。1918年後，《新青年》和新文化界比較普遍地使用白話文，有力地促進了新思想、新文學運動的開展。而且，白話文既然能夠使語言和文字統一起來，就使文字更能為廣大的人民群眾所接受，這對於群眾性的啟蒙運動也是很有利的。
白話文有利於文學革命的開展，但提倡白話文並不一定就是文學革命。形式和內容並不是等量齊觀的。白話文的形式，適合於新思想、新文學的內容，但它也同樣可以裝進反動的東西。文言文的形式，適合於封建思想、封建文學的內容，但它也並不是絕對不能為革命思想、革命文學所利用。把問題絕對化，就必然要犯形式主義的錯誤。
1917年2月，《新青年》編者陳獨秀發表的《文學革命論》，正式舉起“文學革命”的大旗，旗上亮明了三大主義：
一、推倒雕琢的阿諛的貴族文學，建設平易的抒情的國民文學；
二、推倒陳腐的鋪張的古典文學，建設新鮮的立誠的寫實文學；
三、推倒迂晦的艱澀的山林文學，建設明了的通俗的社會文學。
這樣，《文學革命論》提出的問題，已經不是僅限於文體，而是接觸到內容了。
在討論中，表現最激烈的是錢玄同。
錢玄同是一個激烈的語言文字改革者。他以“疑古”為號，表示對傳統文化的堅決否定。他在《新青年》上發表《中國今後之文字問題》，提出廢漢文和廢漢語的主張。他說：“欲使中國民族為二十世紀文明之民族，必以廢孔學、滅道教為根本之解決，而廢記載孔門學說及道教妖言之漢文，尤為根本解決之根本解決。”
錢在這裏雖然缺乏曆史主義的分析，但他的改革精神，是值得肯定的。
把內容和形式結合得很好的，仍然是魯迅。《狂人日記》《孔乙己》《藥》等白話文小說的陸續出現，作出了典範，顯示了“文學革命”的成果。這些小說，“頗激動了一部分青年讀者的心。”
這時（1918年），李大釗也開始用白話文寫作，他的《今》《新的！舊的》兩篇著名論文，都是用白話寫的。他還開始用白話寫了一首《山中即景》的短詩，登在《新青年》五卷三號上。詩的原文是：
是自然的美，
是美的自然；
絕無人跡處，
空山響流泉。
雲在青山外，
人在白雲內；
雲飛人自還，
尚有青山在。
這是描寫他的家鄉昌黎五峰山的情景，讀來給人一種清新、樸實、自然的快感，是自然的白話，是白話的自然，讓人覺得新詩的可愛。
除以上所舉外，當時積極讚助白話文的，還有劉半農。他在1917年3月就發表有《我之文學改良觀》一文。在1918年參加《新青年》編輯部後，他的作品主要是白話詩。
新文化運動興起了。但由於這個運動沒有和政治革命相結合，因此還沒有引起敵對方麵的注意。新文學家們“目桐城為謬種，選學為妖孽”，可是“桐城”和“選學”卻置之不理。這種情況，使新文學家們不免感到寂寞。為了引起敵對者重視，《新青年》同人不得不由錢玄同和劉半農扮演了一出雙簧戲。
1918年3月，錢玄同化名王敬軒，在《新青年》上發表通信，用文言文的形式，以封建文人的口氣，把反對新文學的主張一一羅列出來，表示對新文學的進攻（這封信用小號字體排印）。就在這封信的後麵，劉半農作了一篇長達近萬言的回答，對“王敬軒”的來信逐段（共分八段）進行了駁斥（這個回答是用大號字體排印的）。
新文學家們煞費苦心扮演的這場鬥爭，雖然也引起了一些反映（例如《新青年》的通信欄中有崇拜“王敬軒”者，也有反對“王敬軒”者），但是仍然沒有引起那些“桐城”“選學”大師們的重視。
這種狀況，到了1918年底和1919年初，文化革命和政治運動相匯合的時候，就有所改變了。那時，“新舊思潮的大激戰”，已使新文學家們無寂寞之感了。
百家爭鳴
社會曆史當發展到一個新的轉折點時，隨著經濟、政治關係的變動，文化思想上也必然會出現一個百家爭鳴的局麵。而每一次的百家爭鳴，又推動了科學的進步和社會的發展。
春秋戰國時期，中國曆史上出現過百家爭鳴的局麵。當時，諸子百家，學派林立，爭辯不已。
西歐的資產階級革命和文藝複興運動，也先後在意大利、英國、法國等地造成了百家爭鳴的局麵。恩格斯稱那時“是一個需要巨人而且產生了巨人――在思維能力、熱情和性格方麵，在多才多藝和學識淵博方麵的巨人的時代”。
五四時期是中國近代曆史的一個轉折點，即由舊民主主義革命到新民主主義革命的轉折點。這時，中國的資本主義經濟已有了進一步的發展，新的政治力量――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政治力量，也有了相應的發展。而作為它們的反映並為它們服務的新文化，是必然要發生的。
但是，五四啟蒙運動既不同於意大利的文藝複興，也不同於法國的啟蒙運動。因為，它不僅是資產階級領導的舊民主主義革命（辛亥革命）的思想上的補課，而且又是無產階級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序曲。它和世界社會主義革命的新紀元銜接起來了。
因此，中國五四時期的百家爭鳴局麵，更顯出了它的複雜局麵。可以明顯地看出這樣兩個階段：
“五四”前的啟蒙運動，是資產階級的“新學”和封建主義的“舊學”之爭。
“五四”後，即十月革命傳入馬克思主義之後，雖仍然是“新”“舊”之爭，但是“新”的中間，卻是百說雜陳了，有民主主義，也有社會主義；有馬克思主義，也有修正主義；有國家主義，也有無政府主義等等。當然，曆史最後宣判，隻有馬克思主義才能救中國。
但是，我們不應割斷曆史。正是“五四”前的啟蒙運動，特別是北京大學的兼容並包所創造的百家爭鳴局麵，為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開辟了道路。
北京大學的前身，是京師大學堂，創立於1898年（光緒二十四年）。當時入學者，為出身於舉人、進士的京官，校舍在馬神廟公主府。八國聯軍侵占北京時，一度停辦。辛醜後，續辦，並增設速成科，分仕學、師範兩館。1903年（光緒二十九年），又增設進士館（在太仆寺街）、譯學館（在北河沿）、醫學館（在後孫公園）等。清末宣統年間，改辦分科大學，設有經、法、文、農、工、商、格知等科。
1912年（民國元年），京師大學堂改為北京大學，除經科歸並文科外，餘仍照辦，（1914年，農科改為農業專門學校）。1916年，建寄宿舍於漢花園（旋改為教室）。
從1912年至1916年，先後任北京大學校長者有嚴複、馬良、何時、胡仁源等。曆年各科畢業生數目如下：
蔡元培於1917年任北大校長後，將工科進入北洋大學，商科停辦（商業學隸於法科）。這樣，北京大學便逐步成為文、理、法三科。1919年，廢去文、理、法各科名目，改稱第一院、第二院、第三院，采用分係製。第一院在漢花園，第二院在馬神廟，第三院在北河沿。這時，學生人數有很大增加，1912年學生注冊人數為800多人，而1919年則達到2000多人。教員人數也有很大的增長，1912年教員人數為53，而1918年則增長到217人。
蔡元培對北京大學的重要改革是：
1.提倡學術研究。
1917年以前的北京大學，仍沿襲著京師大學堂的舊傳統，不是一個研究學術的機關，而是一個謀求升官發財的階梯。由於開辦時收的學生是“京官”，所以學生一向都被稱為“老爺”。有人回憶說：當時上體育課，教師發口令，也畢恭畢敬地喊：“老爺，向右轉！老爺，向左轉！”而監督和教員則被稱為“中堂”或“大人”。學生對教員的評價，不是看學術水平，而是看他在政府中的官階。因為老師有地位，學生畢業後才有靠山。在這種情況下，學生在預科畢業後，願入法科，而不願入文科。教員在這裏也多是敷衍塞責，上課時照讀一遍第一次的講義，不管學生聽與不聽；考試時把題目和範圍告訴學生，以避免學生的懷恨和顧全自己的體麵。教員中很少有研究學問的習慣。
蔡元培到校後，首先針對這些陋習加以改革。他在就任的演說中，便對學生以“抱定宗旨”“砥礪德行”“敬愛師友”三事相勉。他在解釋“抱定宗旨”時說：“大學者，研究高深學問者也……諸君須抱定宗旨，為求學而來。入法科者，非為做官；入商科者，非為致富。宗旨既定，自趨正軌。諸君肄業於此，或三年，或四年，時間不為不多，苟能愛惜分陰，孜孜求學，則其造詣，容有底止。”
2.展開百家爭鳴
為了造成學術空氣，必須聘請學有專長的教師。蔡元培是一個自由主義的教育家，他對教員的選擇，采取兼容並包的方針。在這一方針下，《新青年》的編者們，如陳獨秀、李大釗、魯迅、胡適、錢玄同、劉半農、高一涵，沈尹默等，均被請來任教；同時，“拖長辮而持複辟論”的辜鴻銘，“籌安會之發起人”劉師培，也被請來任教；蔡元培雖在北大組織進德會，戒嫖、戒賭、戒娶妾，但教員中如有違反這些戒條的，也不過苛責備，因為他認為：“人才至為難得，若求全責備，則學校殆難成立。”金無足赤，人無完人，看來蔡元培是很懂得這一道理的。
對於各種學派，隻要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都可以自由爭鳴，讓學生自由選取。蔡元培說：“我素信學術上的派別，是相對的，不是絕對的；所以每一種學科的教員，即使主張不同，若都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就讓他們並存，令學生有自由選擇的餘地。”又說：“大學者，‘囊括大典，網羅眾家’之學府也……各國大學，哲學之唯心論與唯物論，文學、美術之理想派與寫實派，計學之幹涉論與放任論，倫理學之動機論與功利論，宇宙論之樂天觀與厭世觀，常樊然並峙於其中，此思想自由之通則，而大學之所以為大也。”
3.對學生的政治活動，不予嚴格幹涉
對於學生參加政治活動，蔡元培雖不很讚成，但也不采取嚴格的幹涉，基本上是自由主義的態度。他說：“我對於學生運動，素有一種成見，以為學生在學校裏麵，應以求學為最大目的，不應有何等政治的組織。其有年在二十歲以上，對於政治有特殊興趣者，可以個人資格參加政治團體，不必牽涉學校。”
4.中外教員，一視同仁
當時北京大學各科都聘有幾個外國教員，是托中國駐外使館或外國駐華使館介紹的。經過試用之後，發現學問並不都是很好，而且有的外國教員向不好的中國教員學，消極怠工。因此，蔡元培就按合同將這樣的人辭退。有一個被辭退的法國教員聲言，要控告蔡。一個被辭退的英國教員竟上朱爾典（英國駐北京公使）那裏去要其和蔡談判。朱爾典這個帝國主義分子，竟擺出太上皇的姿態，放出口氣說：“蔡元培是不想當校長了。”對於這些，蔡都置之不理，一笑了之。
蔡元培為了貫徹他的教育方針，在帝國主義分子威脅麵前，沒有屈服、退縮，這種精神是難能可貴的。
總之，北京大學的改革，特別是文科的改革，使新文化運動獲得一個有力的據點，使《新青年》團聚了更多的新文化人，使學生有了接受新思潮和參加政治活動的機會。同時，古老的北京，又是新舊思潮交鋒的最前線。因此，這一改革，在五四運動史上是有意義的。蔡元培“兼容並包”的方針，盡管在主觀上還反映了反封建鬥爭的不徹底性，但在客觀上所起的積極作用，是顯而易見的。五四愛國運動爆發時，北大成為運動的中心，不是偶然的。
第四節 新世紀的曙光：一聲炮響傳革命
正是落葉驚秋的季節，俄羅斯傳來一聲炮響，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爆發了。
革命導師列寧揮舞著他那強勁的巨掌，宣告了曆史新紀元的到來。
無產階級革命運動和民族解放運動匯合成一股洶湧壯闊的巨流，形成了俄國十月革命後的第一個世界革命的高潮。
孫中山說：“有了十月革命，便使人類產生了一個大希望。”
李大釗很形象地比喻道：“俄國的革命，不過是天下驚秋的一片桐葉罷了。”
1918年1月，日本巡洋艦駛進了海參崴，英國巡洋艦跟著也進來了。
一學生曾斷左手中指血書：“案件取消之日，為我輩生還之時。”
李大釗是應永遠懷念的，紅樓也是值得永遠紀念的。
劃時代的炮聲
1917年11月7日，北京香山的紅葉已紛紛落地了。正是落葉驚秋的季節，北方的鄰國――俄羅斯，傳來一聲炮響，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爆發了。革命導師列寧揮舞著他那強勁的巨掌，宣告了曆史新紀元的到來。當日上午10時，列寧在為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蘇維埃軍事革命委員會起草的《告俄國公民書》中寫道：
臨時政府已被推翻。國家政權已轉到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蘇維埃的機關，即領導彼得格勒無產階級和衛戍部隊的軍事革命委員會手中。
立即提出民主和約，廢除地主土地所有製，實行工人監督生產，成立蘇維埃政府，所有這一切人民為之奮鬥的事業都已有了保證。
工人、士兵、農民的革命萬歲！
同日晚，第二次全俄蘇維埃代表大會開幕了。11月8日晨5時，代表大會通過了有曆史意義的決議，批準了由列寧起草的《告工人、士兵、農民書》，宣布：“各地全部政權一律轉歸工兵農代表蘇維埃，各地蘇維埃應負責保證真正的革命秩序。”同日晚，在大會的第二次會議上，列寧宣讀了《和平法令》《土地法令》。大會一致通過了這些法令。
大會決定：“在立憲會議召開以前，成立工農臨時政府管理國家，臨時政府定名為人民委員會。”大會推舉列寧為人民委員會主席。
11月9日，蘇維埃代表大會閉幕。
彼得格勒的起義發動後，莫斯科在11月7日晚也發動了起義，經過數天的戰鬥，反革命軍隊於11月15日投降。
彼得格勒、莫斯科起義勝利後，反革命派不甘心自己的失敗，他們紛紛組織各種反革命的中心，和外國反動派相勾結並在其唆使下，陰謀發動叛亂。這種情況說明：蘇維埃政權在全國的建立和鞏固，還需要一個艱苦的戰鬥過程。
但是，十月起義終於勝利了，工人階級已劃時代地成為俄國的統治階級。
偉大的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和法國的資產階級革命以及其他一切的資產階級革命都不相同。過去的資產階級革命，把人民從封建主義的剝削和枷鎖下解放出來，但又給人民帶來新的資本主義的剝削。而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革命，則把人民從一切形式的剝削和枷鎖下解放出來。
為了完成這樣的曆史任務，社會主義革命必須粉碎舊的國家機器，建立強大的無產階級專政，以鎮壓剝削階級的一切反抗。列寧指出：“無產階級專政是新階級對更強大的敵人，對資產階級進行的最奮勇和最無情的戰爭，資產階級的反抗，因為自己被推翻（哪怕是在一個國家內）而凶猛十倍。”
1917年底和1918年初，蘇維埃政權頒布了一係列的法令，對舊軍隊的一切不良製度進行了徹底的破壞，使軍隊中的全部權力轉移到士兵蘇維埃和委員會手中，並確定了建立工農紅軍的製度。
根據1917年底蘇維埃政權頒布的法令，舊的司法製度被廢止了，新的人民法庭成立了。
舊的警察隊伍，還在二月革命的日子裏，就被工人階級摧毀了。二月革命後的臨時政府雖然組織過民團，但不是由勞動人民組成的。十月革命後，工人階級建立了自己的民團，幫助蘇維埃維持革命秩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