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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0章 天安門前爭國權！五四狂飆孕新生(4)
《晨鍾報》是憲法研究會的喉舌，社址位於丞相胡同，緊挨著南宋末年抗金民族英雄文天祥祠廟的一個大院裏。李大釗經過緊張籌備，創刊號終於出版了，李大釗在創刊號上發表了《晨鍾之使命》，公開申明《晨鍾報》的宗旨是：喚醒民眾覺醒，激勵青年急起直追，勇往奮進……索我理想之中華、青春之中華。
《晨鍾報》剛剛出版22天，便刺痛了北洋政府的當權者。
李大釗不肯違背信仰，決定辭職，在《晨鍾報》上發表了辭職聲明，便揚長而去。從此之後，他被《憲法公言》聘為撰稿人，繼續著文，抨擊黑暗的時弊。
1917年元月，章士釗在北京創辦《甲寅日刊》，他到李大釗寓所，請他出任編緝，李大釗且喜且憂，喜的是他又有了一個陣地，很想立即去供職；憂的是老友章士釗做了段祺瑞政府的司法總長，使他猶豫不決。
最終，李大釗因文章激進而遭北洋政府的通緝，由北京逃到上海。
1917年底，李大釗接到章士釗的來信。章士釗已就任北京大學圖書館主任，兼邏輯學教授。他約李大釗北上，代替他繼任圖書館主任一職，並聲稱得到了蔡元培校長的認可。李大釗喜出望外，即日北上。
李大釗在北大即任圖書館館長，後兼經濟學、史學教授。
毛澤東在北大圖書館當助理館員，陳獨秀領導新文化運動
1916年11月26日，陳獨秀為募集獎金，使群益書社和亞東圖書館合並為公司共同發展文化出版事業，進一步擴大《新青年》的發行，與同鄉好友、亞東圖書館經理汪孟鄒，從上海趕赴北京。
此時，蔡元培剛剛被任命為北京大學校長，位於北京景山東街（馬神廟）的北京大學，前身為京師大學堂，創立於1898年（光緒二十四年）。
辛亥革命後，模仿西洋教育製度，於1912年改名為北京大學，然而換湯不換藥，學校行政仍由封建官吏把持，教師大半是出身舉人進士的老學究，滿腦子的封建思想。英文教授辜鴻銘拖著清朝長辮子上課，亂發議論，說什麽“現在社會大亂”，主要原因是沒有君主，人們不怕法律，不怕“王法”。學生多數是仕宦子弟，吃喝玩樂。
北京妓院最集中的地方是八大胡同，而逛八大胡同最多的是兩院（參議院和眾議院）一堂（京師大學堂）的人，校風腐敗不堪。因此，蔡校長一上任，就求才若渴，辦的第一件事就是聘請有真才實學而熱心的學者名流到北大，同心治理北大，改造校風。
同時，北大文科學長又缺人。一時間，蔡校長四處訪友求賢，忙得不亦樂乎。一天，他去訪問在學者中頗有影響的北京醫學專門學校校長、浙江杭州人湯爾和，並征詢他對文科學長人選意見時，湯爾和向他推薦陳獨秀。
一日，陳獨秀上街，偶然遇到了北京大學主講唐詩的教授沈尹默，由於昔日陳獨秀曾譏議沈尹默的字“其俗入骨”，促使沈尹默立誌書法，終於成為一代書法泰鬥，由此兩人得以相識。沈教授便也向蔡元培推薦陳獨秀入北大任職。
蔡元培久聞陳獨秀大名，決意聘用陳獨秀。
北京大學是當時的最高學府，文科學長相當於後來的文字院院長，這為陳獨秀開展新文化運動提供了極為有利的社會地位。
同年7月，胡適畢業回國，陳獨秀立即推薦他到北大任學者，經蔡元培同意，9月10日即到北大任教授，講授英文學、英文修辭和中國古代哲學。
不久，陳獨秀的好友李大釗也來到北京大學。
北大校長蔡元培提出“學術自由，兼容並包”的教育方針，堅決反對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主張。他素信學術上的派別是相對的，不是絕對的；所以每一種學科的教員，即使主張不同，若都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就讓他們並存，令學生有自由選擇餘地。
他請提倡新文化的陳獨秀為文科學長。胡適、李大釗、李四光、錢玄同、沈尹默、劉半農、魯迅等新派人物也先後來到北大任教。
陳獨秀上任後，他不開課，專心致力於北大文科改革。他所做的第一件大事是延聘名教授，於是，提倡新文化運動的知名人士，大多薈萃於北大文科。文學革命、思想自由的風氣，遂大流行。
原由陳獨秀一人主編的《新青年》，於1918年1月改為同人刊物，成立了編委會。編委會7人：陳獨秀、周樹人、周作人、錢玄同、胡適、劉半農、沈尹默。並規定編委輪流編輯，每人一期，周而複始。
《新青年》每出一期，就開一次編輯會，商定下一期的稿件。編委聚會地點常常在陳獨秀的寓所，陳獨秀的家無形中成了新文化運動的指揮部。12月22日，又創刊了《每周評論》。
陳、李、胡等人在《新青年》和《每周評論》上公開亮出文學革命的大旗，並把文學革命與政治革命聯係起來。北大成了全國各地青年向往的聖地。陳獨秀也成為名滿京華的新文化運動的領袖。
當時年輕的毛澤東是湖南新民學會的成員，為赴法勤工儉學來到北京。經他的嶽父楊昌濟教授介紹，到北大圖書館當助理館員，因此，毛澤東認識了陳獨秀和李大釗。
毛澤東寫過一篇《體育之研究》的文章，登在《新青年》上。《新青年》對於當時年輕的毛澤東來說，影響是巨大的。他第一次見到陳獨秀時就是這樣說給陳獨秀的：
“湖南長沙的青年學生很愛讀《新青年》，在它的影響下，長沙成立了新民學會。”
陳獨秀聽了非常高興，說道：
“湖南人喜歡吃辣椒，提倡新文化，也是火辣辣的，好！好！”
從此，毛澤東、陳獨秀便開始了最初的革命交往。北京箭杆胡同的陳獨秀寓所，毛澤東也成了常客。但陳獨秀和毛澤東都是各有個性的人物。
同時，陳獨秀年齡又長於毛澤東，所以，他們的最初交往中，也常伴隨著矛盾。毛澤東在北大圖書館當助理館員時，曾經和陳獨秀發生過一件不愉快的事：陳獨秀堅持要改毛澤東的文章，而毛澤東執意以自己的本文發表。這也可能是中國共產黨的兩個締造人之一惟一的一次關於非政黨問題的爭吵。
當時陳獨秀在“五四”前夕在《每周評論》上發表了《20世紀俄羅斯的革命》一文，這時他的思想開始轉向科學社會主義。李大釗在中國宣傳馬列主義是第一人，他在1918年下半年即連續發表了《論法俄革命之比較觀》《庶民的勝利》等論文，滿腔熱忱地謳歌社會主義革命，讚揚馬克思、列寧的業績。
李大釗、陳獨秀在《每周評論》和《新青年》上發表的宣傳社會主義革命的文章或譯文，主要內容有三個方麵：
一是宣傳十月革命的偉大意義，報道戰後德國、匈牙利等國無產階級革命及東方民族解放運動的高漲形勢；二是摘譯發表馬克思、恩格斯的《共產黨宣言》，介紹科學社會主義；三是報道國內勞動狀況，如北京男女傭工、河南修武煤礦、唐山煤廠、山東東平縣佃戶等地勞動者的生活狀況。
陳獨秀的鋒芒畢露不可避免地引起了一股反對勢力。而這些勢力往往有著政治上的靠山。
頑固派一心想把陳獨秀逐出北大。在這種情勢下，上海《申報》登出北大教員陳獨秀、錢玄同、胡適等四人被逐的消息，謠言一經刊出，讀者信以為真，於是輿論嘩然，北京、上海各報紛紛發表評論，立即爆發了一場新舊思潮的激戰。
北大原訂於1919年的暑假實行文理科合並，不設學長，現在迫不及待地提前於4月8日實施，推舉馬寅初為教育長。為封建勢力最為痛恨的文科學長陳獨秀就這樣被排擠了。
1920年前魯迅雖然沒有在北大任教，但由於他長期在教育部工作，又因為和《新青年》的關係，因此他和北大的一些教授們也保持著密切的聯係。
新青年同人，思想各有倡導
1918年1月，《新青年》由陳獨秀個人主編改為同人刊物。李大釗、魯迅、胡適、錢玄同、劉半農等人都參加到編輯部中來並成為主要的撰稿人。據沈尹默回憶：“《新青年》搬到北京後，成立了新的編輯委員會，編委七人：陳獨秀、周樹人、周作人、錢玄同、胡適、劉半農、沈尹默。並規定由七人編委輪流編輯，每期一人，周而複始。”1919年1月，《新青年》六卷一號，曾將這種輪流編輯辦法公諸於眾，據六卷一號封裏《本誌第六卷分期編輯表》所載名單是：第一期，陳獨秀；第二期，錢玄同；第三期，高一涵；第四期，胡適；第五期，李大釗；第六期，沈尹默。
這樣，就以《新青年》為中心，大體上形成了一個新文化陣營。
從這些《新青年》同人來看，他們的政治思想是很不一致的。例如，袁世凱簽訂二十一條時，胡適就在美國發表文章，反對留美中國學生的愛國運動，要人們保持“鎮靜”。他當時就遭到留美中國學生的責罵。
當時，馬克思主義還沒有在中國傳播，在中國思想界影響最大的仍然是進化論，即嚴複翻譯的《天演論》。這仍然是“五四”前啟蒙運動的指導思想，《新青年》同人大都是接受的這種思想。
同樣是以進化論思想為指導，但《新青年》同人們由於各自的實踐不同，又表現出思想的歧異。試以陳獨秀和李大釗來比較。
進化論的基本觀點是：“物競天擇，適者生存”。這種思想在19世紀末的中國民族危機中曾起了警鍾的作用，它摧毀了清朝統治者妄自尊大的心理，號召國人起來“自強”。不自強，弱國一定要被強國所滅亡。
《新青年》編者陳獨秀，宣揚的也是這種思想。他在創刊號的第一篇文章《敬告青年》中，即說：“新陳代謝，陳腐朽敗者無時不在天然淘汰之途，與新鮮活潑者以空間之位置及時間之生命。”他在《抵抗力》一文中又說：“萬物之生存進化與否，悉以抵抗力之有無強弱為標準。優勝劣敗，理無可逃。”
達爾文的進化論對生物科學有著很大的貢獻，馬克思主義的大師們都給以極高的評價。列寧指出：“達爾文推翻了那種把動植物種看做彼此毫無聯係的、偶然的、‘神造的’、不變的東西的觀點，第一次把生物學放在完全科學的基礎上，確定了物種的變異性和承續性。”
但是，把這種學說用於解釋社會現象，卻不能不產生一些錯誤的結論。因為，“優勝劣敗”“弱肉強食”，都無疑地給侵略者以借口。因此，恩格斯說：“想把曆史發展及其和錯綜性之全部多種多樣的內容都總結在貧乏而片麵的公式‘生存鬥爭’中，真是完全的幼稚。”他指出：“把曆史看作一係列的階級鬥爭，比起把曆史單單歸結為生存鬥爭的彼此之間極少差異的各個階段，就更有內容和更深刻的多了。”
從進化論的觀點出發，陳獨秀和他的前輩一樣，在一個很長的時間內，沒有提出反對帝國主義的口號。在陳獨秀看來，中國所以落後，並不在於帝國主義的侵略，而在於自己的不長進。別人強，自己弱，所以活該挨打。《青年》雜誌創刊前一年，1914年10月，他在《甲寅》雜誌發表《自覺心與愛國心》一文，竟說：“海外之師到，吾民必且有垂涕而迎之者矣。”1918年10月，陳獨秀在《克林德碑》一文中大罵義和團，說八國聯軍攻打北京是由於“義和團無故殺了德國公使克林德”，而義和團所以鬧事，則是由於這樣五種原因：
（一）道教；
（二）佛教；
（三）孔教；
（四）中國戲；
（五）守舊黨。
他說：“要想義和拳不再發生，非將製造義和拳的種種原因完全消滅不可。”陳獨秀列舉了種種原因，就是沒有找出產生義和團運動的最根本原因――帝國主義的侵略。這樣，中國人民的一個最主要的敵人，在陳獨秀筆下，就輕易地被開脫了。
從進化論的觀點出發，陳獨秀在創辦《青年》雜誌的時候，對當時正在泛起的帝製逆流，也沒有進行直接鬥爭。在陳獨秀看來，袁世凱所以實行帝製，是由於人民的覺悟不高。《青年》雜誌創刊時，有一個讀者要求批判袁世凱的帝製運動。陳不以為然，他說：“國人思想尚未有根本之覺悟，直無非難執政之理由。年來政象所趨，無一非遵守中國之法，先王之教，以保存國粹，而受非難，難乎其為政府矣。”
在這裏，陳獨秀的說法和嚴複早期的觀點有了非常近似的地方。嚴在翻譯《法意》時，曾寫過如下的案語：“夫一國之製，其公且善，不可以為一人之功，故其惡且虐也，亦不可以為一人之罪，雖有桀紂，彼亦承其製之末流，以行其暴，顧與其國上下，同遊於天演之中，所不可以自拔者，則一而已矣！”用天演公例，把封建暴君的罪惡給開脫了。陳的說法和嚴的觀點如此近似，很可能有些師承的關係。當然，最重要的，是因為他們都用進化論看問題，而不是用階級論看問題。
由於不能正確地理解“自強”和反帝國主義鬥爭的辯證關係，由於不能正確地理解提高人民覺悟和反封建專製鬥爭的辯證關係，陳獨秀在創辦《青年》雜誌時，把自己的事業孤立地放在文化思想方麵，而和當時的政治鬥爭脫節。他說：“蓋改造青年之思想，輔導青年之修養，為本誌之天職。批評時政，非其旨也。”又說：“蓋倫理問題不解決，則政治學術，皆枝葉問題。”
李大釗在“五四”前接受的也是進化論的思想。
在這種思想影響下，他號召人們積極進取，自強不息：“他人之國，既依其奮力而造成，其間智勇，本不甚懸，舜人亦人，我何弗若？”
在這種影響下，他也錯誤地歌頌過德意誌帝國，並說它在大戰中會得勝。他說：“惟德意誌與匈牙利，此次戰血洪濤中，又為其生命力之所注，勃然暴發，以揮展其天才矣。由曆史考之，新興之國族與陳腐之國族遇，陳腐者必敗；朝氣橫溢之生命力與死灰沉滯之生命力遇，死灰沉滯者必敗；青春之國民與白首之國民遇，白首者必敗，此殆天演公例，莫或能逃者也。”
同樣是受進化論的影響，但李大釗的早期活動，和陳獨秀相比，顯現出一些特點：
第一，直接參與政治活動。在反對二十一條的鬥爭中，在反對袁世凱帝製運動的鬥爭中，李大釗都是積極的參加者和倡導者。他為留日學生總會寫的《警告全國父老書》，是十分激動人心的。
第二，積極的愛國主義精神。1914年10月間，陳獨秀在《甲寅》雜誌上發表《自覺心與愛國心》一文，對中國前途流露了極端悲觀的情緒，認為“其國也存之無所榮，亡之無所惜”。雖然陳的意圖也在於促起國人之自覺，但所起的客觀影響，卻是“風誦回環，傷心無已”。各地因憂國憤世而自殺者，時有所聞。針對這種情況，李大釗在1915年8月間出版的《甲寅》上，發表《厭世心與自覺心》一文，闡發了積極的愛國主義精神，指出了應有的自覺之道。他說“自覺之義，即在改進立國之精神，求一可愛之國家而愛之，不宜因其國家之不足愛，遂致斷念於國家而不愛。”
第三，對馬爾薩斯人口論的否定。1917年3月，李大釗在《甲寅》日刊上發表《戰爭與人口問題》一文，舉出馬爾薩斯人口論的四大缺點，並揭露了侵略者利用此說發動戰爭的事實。他並且進一步指出：“今日戰爭之真因，不在人滿乏食，乃在貪與惰之根性未除……惟貪與惰，實為萬惡之原……欲有以救之，惟在祓除此等根性，是乃解決人口問題之正當途徑，消弭戰爭慘象之根本方策也。”
李大釗這時還不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因此，他還不可能揭示資本――帝國主義的本質及其規律性。但是，他指出了戰爭策源於貪和惰。貪和惰，這不能不說是道破了剝削階級的一些特性。
李大釗由馬爾薩斯的人口論看出了社會進化論有給侵略分子發動戰爭以口實的危險，從而對社會進化論產生了懷疑以致否定。這對於他轉變成一個階級論者，創造了很好的條件。不久，他在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影響下，很快地成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這絕不是偶然的。
第四，孕育著唯物辯證法的因素。李大釗當時雖然還不是馬克思主義者，但是在他的文章中，卻不時地閃耀著一些唯物辯證法的觀點。例如他在1916年9月所寫的《青春》一文中說：“宇宙果有初乎？曰，初乎無也。果有終乎？曰，終乎無也。初乎無者，等於無初。終乎無者，等於無終。無初無終，是於空間為無限，於時間為無極。質言之，無而已矣，此絕對之說也。若由相對觀之，則宇宙為有進化者。既有進化，必有退化。於是差別之萬象萬殊生焉。惟其為萬象萬殊，故於全體為個體，於全生為一生。個體之積，如何其廣大，而終於有限。一生之命，如何其悠久，而終於有涯。於是有生即有死，有盛即有衰，有陰即有陽，有否即有泰，有剝即有複，有屈即有信，有消即有長，有盈即有虛，有吉即有凶，有禍即有福，有青春即有白首，有健壯即有頹老，質言之有而已矣。”基於這樣的觀點，他認為“其變者青春之進程，其不變者無盡之青春也。”“吾族青年所當信誓旦旦，以昭示於世者，不在齦齦辯證白首中國之不死，乃在汲汲孕育青春中國之再生。吾族今後之能否立足於世界，不在白首中國之苟延殘喘，而在青春中國之投胎複活。”
恩格斯在給拉甫洛夫的信中說：“在達爾文的學說中，我同意發展的理論，至於達爾文的證明方法（生存競爭、自然淘汰），我認為隻是被發現的事實的初步的、暫時的、不完全的表現。”
進化論，在當時中國思想界中是占主導的思想，而先進的思想家則掌握了達爾文學說中的這個合理的核心，即發展的理論，歌頌青春之長存，催促青春中國之誕生。在這方麵，李大釗是一個典範。正因為如此，啟蒙的思想家才能起到各種不同的進步作用。
“法蘭西文明”
《新青年》提出了兩大口號，一曰民主，一曰科學，即“德先生”（Democracy）和“賽先生”（Science），“要擁護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對孔教、禮法、貞節、舊倫理、舊政治；要擁護那賽先生，便不得不反對舊藝術，舊宗教；要擁護德先生又要擁護賽先生，便不得不反對國粹和舊文學”。《新青年》明確宣告：“我們現在認定隻有這兩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國政治上、道德上、學術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
《新青年》針對辛亥革命後中國還沒有民主政治，還是孔家店統治中國，針對中國群眾思想蒙昧和落後的狀況，提出了為民主和科學而戰鬥的口號，這是很對的。
特別是民主。由於幾千年的封建統治和將近80年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統治，形成了頑固的封建專製主義政治製度和意識形態，因而使中國人從娘肚子裏一生下來就沒有民主。
近代以來，中國人為爭取民主，曾進行了長期的鬥爭。毛澤東說：“自從1840年鴉片戰爭失敗那時起，先進的中國人，經過千辛萬苦，向西方國家尋找真理。洪秀全、康有為、嚴複和孫中山，代表了在中國共產黨出世以前向西方尋找真理的一派人物。”
許多人都向西方找真理，但根據各自立場和觀點的不同，又各有著不同的學習重點，大致經曆了這樣幾個階段：
開始是向英國學，如早期改良主義者介紹西方的議會製度，便主要是以英國為典範；
接著是向日本學，如康有為、梁啟超搞戊戌變法，就是學日本的明治維新。
作為資產階級革命派的孫中山，主要是向美國學習。他的政治理想，是依照“歐美之法”，“創立合眾政府”，“建設一個駕乎歐美之上的真民國”。
“五四”前的一些啟蒙思想家們，仍然是向西方找真理，不過他們主要是向法國學習。《新青年》編者陳獨秀，就是這方麵的一個典型。
陳獨秀在《青年》雜誌創刊號上發表的第一篇發刊詞性質的文章是《敬告青年》，緊接著的第二篇文章就是《法蘭西人與近世文明》。他在這篇文章中說；“近代文明之特征，最足以變古之道，而使人心社會劃然一新者，厥有三事：一曰人權說，一曰生物進化論，一曰社會主義，是也。”“歐羅巴之文明，歐羅巴各國人民皆有所貢獻，而其先發主動者，率為法蘭西人。”
文中所說社會主義，即指聖西門、傅立葉的學說而言。陳獨秀在文中也提到了這個學說的發展情況，但他所稱道的並不是馬克思主義，而是第二國際的社會改良主義。他說：“各國之執政及富豪，恍然於貧富之度過差，決非社會之福，於是謀資本勞力之調和，保護工人，限製兼並，所謂社會政策是也。晚近經濟學說，莫不是以生產分配，相提並論。繼此以往，貧民生計，或以昭蘇。”
陳獨秀最向往的是人權說，即法國資產階級革命所發布的《人權宣言》。所謂“人人於法律之前，一切平等”的說法，在當時十分流行，也深深地吸引著中國的啟蒙思想家。陳獨秀於1915年2月在《東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異》一文中，繼續闡發這個思想說：“法律之前，個人平等也。個人之自由權利，載諸憲章，國法不得而剝奪之，所謂人權是也。”
陳獨秀以人權說作武器，要求仿效法、美等國的資產階級革命，實現中國的共和。他說：“美利堅力戰八年而獨立，法蘭西流血數十載而成共和，此皆吾民之師資。”
《晨鍾報》剛剛出版22天，便刺痛了北洋政府的當權者。
李大釗不肯違背信仰，決定辭職，在《晨鍾報》上發表了辭職聲明，便揚長而去。從此之後，他被《憲法公言》聘為撰稿人，繼續著文，抨擊黑暗的時弊。
1917年元月，章士釗在北京創辦《甲寅日刊》，他到李大釗寓所，請他出任編緝，李大釗且喜且憂，喜的是他又有了一個陣地，很想立即去供職；憂的是老友章士釗做了段祺瑞政府的司法總長，使他猶豫不決。
最終，李大釗因文章激進而遭北洋政府的通緝，由北京逃到上海。
1917年底，李大釗接到章士釗的來信。章士釗已就任北京大學圖書館主任，兼邏輯學教授。他約李大釗北上，代替他繼任圖書館主任一職，並聲稱得到了蔡元培校長的認可。李大釗喜出望外，即日北上。
李大釗在北大即任圖書館館長，後兼經濟學、史學教授。
毛澤東在北大圖書館當助理館員，陳獨秀領導新文化運動
1916年11月26日，陳獨秀為募集獎金，使群益書社和亞東圖書館合並為公司共同發展文化出版事業，進一步擴大《新青年》的發行，與同鄉好友、亞東圖書館經理汪孟鄒，從上海趕赴北京。
此時，蔡元培剛剛被任命為北京大學校長，位於北京景山東街（馬神廟）的北京大學，前身為京師大學堂，創立於1898年（光緒二十四年）。
辛亥革命後，模仿西洋教育製度，於1912年改名為北京大學，然而換湯不換藥，學校行政仍由封建官吏把持，教師大半是出身舉人進士的老學究，滿腦子的封建思想。英文教授辜鴻銘拖著清朝長辮子上課，亂發議論，說什麽“現在社會大亂”，主要原因是沒有君主，人們不怕法律，不怕“王法”。學生多數是仕宦子弟，吃喝玩樂。
北京妓院最集中的地方是八大胡同，而逛八大胡同最多的是兩院（參議院和眾議院）一堂（京師大學堂）的人，校風腐敗不堪。因此，蔡校長一上任，就求才若渴，辦的第一件事就是聘請有真才實學而熱心的學者名流到北大，同心治理北大，改造校風。
同時，北大文科學長又缺人。一時間，蔡校長四處訪友求賢，忙得不亦樂乎。一天，他去訪問在學者中頗有影響的北京醫學專門學校校長、浙江杭州人湯爾和，並征詢他對文科學長人選意見時，湯爾和向他推薦陳獨秀。
一日，陳獨秀上街，偶然遇到了北京大學主講唐詩的教授沈尹默，由於昔日陳獨秀曾譏議沈尹默的字“其俗入骨”，促使沈尹默立誌書法，終於成為一代書法泰鬥，由此兩人得以相識。沈教授便也向蔡元培推薦陳獨秀入北大任職。
蔡元培久聞陳獨秀大名，決意聘用陳獨秀。
北京大學是當時的最高學府，文科學長相當於後來的文字院院長，這為陳獨秀開展新文化運動提供了極為有利的社會地位。
同年7月，胡適畢業回國，陳獨秀立即推薦他到北大任學者，經蔡元培同意，9月10日即到北大任教授，講授英文學、英文修辭和中國古代哲學。
不久，陳獨秀的好友李大釗也來到北京大學。
北大校長蔡元培提出“學術自由，兼容並包”的教育方針，堅決反對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主張。他素信學術上的派別是相對的，不是絕對的；所以每一種學科的教員，即使主張不同，若都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就讓他們並存，令學生有自由選擇餘地。
他請提倡新文化的陳獨秀為文科學長。胡適、李大釗、李四光、錢玄同、沈尹默、劉半農、魯迅等新派人物也先後來到北大任教。
陳獨秀上任後，他不開課，專心致力於北大文科改革。他所做的第一件大事是延聘名教授，於是，提倡新文化運動的知名人士，大多薈萃於北大文科。文學革命、思想自由的風氣，遂大流行。
原由陳獨秀一人主編的《新青年》，於1918年1月改為同人刊物，成立了編委會。編委會7人：陳獨秀、周樹人、周作人、錢玄同、胡適、劉半農、沈尹默。並規定編委輪流編輯，每人一期，周而複始。
《新青年》每出一期，就開一次編輯會，商定下一期的稿件。編委聚會地點常常在陳獨秀的寓所，陳獨秀的家無形中成了新文化運動的指揮部。12月22日，又創刊了《每周評論》。
陳、李、胡等人在《新青年》和《每周評論》上公開亮出文學革命的大旗，並把文學革命與政治革命聯係起來。北大成了全國各地青年向往的聖地。陳獨秀也成為名滿京華的新文化運動的領袖。
當時年輕的毛澤東是湖南新民學會的成員，為赴法勤工儉學來到北京。經他的嶽父楊昌濟教授介紹，到北大圖書館當助理館員，因此，毛澤東認識了陳獨秀和李大釗。
毛澤東寫過一篇《體育之研究》的文章，登在《新青年》上。《新青年》對於當時年輕的毛澤東來說，影響是巨大的。他第一次見到陳獨秀時就是這樣說給陳獨秀的：
“湖南長沙的青年學生很愛讀《新青年》，在它的影響下，長沙成立了新民學會。”
陳獨秀聽了非常高興，說道：
“湖南人喜歡吃辣椒，提倡新文化，也是火辣辣的，好！好！”
從此，毛澤東、陳獨秀便開始了最初的革命交往。北京箭杆胡同的陳獨秀寓所，毛澤東也成了常客。但陳獨秀和毛澤東都是各有個性的人物。
同時，陳獨秀年齡又長於毛澤東，所以，他們的最初交往中，也常伴隨著矛盾。毛澤東在北大圖書館當助理館員時，曾經和陳獨秀發生過一件不愉快的事：陳獨秀堅持要改毛澤東的文章，而毛澤東執意以自己的本文發表。這也可能是中國共產黨的兩個締造人之一惟一的一次關於非政黨問題的爭吵。
當時陳獨秀在“五四”前夕在《每周評論》上發表了《20世紀俄羅斯的革命》一文，這時他的思想開始轉向科學社會主義。李大釗在中國宣傳馬列主義是第一人，他在1918年下半年即連續發表了《論法俄革命之比較觀》《庶民的勝利》等論文，滿腔熱忱地謳歌社會主義革命，讚揚馬克思、列寧的業績。
李大釗、陳獨秀在《每周評論》和《新青年》上發表的宣傳社會主義革命的文章或譯文，主要內容有三個方麵：
一是宣傳十月革命的偉大意義，報道戰後德國、匈牙利等國無產階級革命及東方民族解放運動的高漲形勢；二是摘譯發表馬克思、恩格斯的《共產黨宣言》，介紹科學社會主義；三是報道國內勞動狀況，如北京男女傭工、河南修武煤礦、唐山煤廠、山東東平縣佃戶等地勞動者的生活狀況。
陳獨秀的鋒芒畢露不可避免地引起了一股反對勢力。而這些勢力往往有著政治上的靠山。
頑固派一心想把陳獨秀逐出北大。在這種情勢下，上海《申報》登出北大教員陳獨秀、錢玄同、胡適等四人被逐的消息，謠言一經刊出，讀者信以為真，於是輿論嘩然，北京、上海各報紛紛發表評論，立即爆發了一場新舊思潮的激戰。
北大原訂於1919年的暑假實行文理科合並，不設學長，現在迫不及待地提前於4月8日實施，推舉馬寅初為教育長。為封建勢力最為痛恨的文科學長陳獨秀就這樣被排擠了。
1920年前魯迅雖然沒有在北大任教，但由於他長期在教育部工作，又因為和《新青年》的關係，因此他和北大的一些教授們也保持著密切的聯係。
新青年同人，思想各有倡導
1918年1月，《新青年》由陳獨秀個人主編改為同人刊物。李大釗、魯迅、胡適、錢玄同、劉半農等人都參加到編輯部中來並成為主要的撰稿人。據沈尹默回憶：“《新青年》搬到北京後，成立了新的編輯委員會，編委七人：陳獨秀、周樹人、周作人、錢玄同、胡適、劉半農、沈尹默。並規定由七人編委輪流編輯，每期一人，周而複始。”1919年1月，《新青年》六卷一號，曾將這種輪流編輯辦法公諸於眾，據六卷一號封裏《本誌第六卷分期編輯表》所載名單是：第一期，陳獨秀；第二期，錢玄同；第三期，高一涵；第四期，胡適；第五期，李大釗；第六期，沈尹默。
這樣，就以《新青年》為中心，大體上形成了一個新文化陣營。
從這些《新青年》同人來看，他們的政治思想是很不一致的。例如，袁世凱簽訂二十一條時，胡適就在美國發表文章，反對留美中國學生的愛國運動，要人們保持“鎮靜”。他當時就遭到留美中國學生的責罵。
當時，馬克思主義還沒有在中國傳播，在中國思想界影響最大的仍然是進化論，即嚴複翻譯的《天演論》。這仍然是“五四”前啟蒙運動的指導思想，《新青年》同人大都是接受的這種思想。
同樣是以進化論思想為指導，但《新青年》同人們由於各自的實踐不同，又表現出思想的歧異。試以陳獨秀和李大釗來比較。
進化論的基本觀點是：“物競天擇，適者生存”。這種思想在19世紀末的中國民族危機中曾起了警鍾的作用，它摧毀了清朝統治者妄自尊大的心理，號召國人起來“自強”。不自強，弱國一定要被強國所滅亡。
《新青年》編者陳獨秀，宣揚的也是這種思想。他在創刊號的第一篇文章《敬告青年》中，即說：“新陳代謝，陳腐朽敗者無時不在天然淘汰之途，與新鮮活潑者以空間之位置及時間之生命。”他在《抵抗力》一文中又說：“萬物之生存進化與否，悉以抵抗力之有無強弱為標準。優勝劣敗，理無可逃。”
達爾文的進化論對生物科學有著很大的貢獻，馬克思主義的大師們都給以極高的評價。列寧指出：“達爾文推翻了那種把動植物種看做彼此毫無聯係的、偶然的、‘神造的’、不變的東西的觀點，第一次把生物學放在完全科學的基礎上，確定了物種的變異性和承續性。”
但是，把這種學說用於解釋社會現象，卻不能不產生一些錯誤的結論。因為，“優勝劣敗”“弱肉強食”，都無疑地給侵略者以借口。因此，恩格斯說：“想把曆史發展及其和錯綜性之全部多種多樣的內容都總結在貧乏而片麵的公式‘生存鬥爭’中，真是完全的幼稚。”他指出：“把曆史看作一係列的階級鬥爭，比起把曆史單單歸結為生存鬥爭的彼此之間極少差異的各個階段，就更有內容和更深刻的多了。”
從進化論的觀點出發，陳獨秀和他的前輩一樣，在一個很長的時間內，沒有提出反對帝國主義的口號。在陳獨秀看來，中國所以落後，並不在於帝國主義的侵略，而在於自己的不長進。別人強，自己弱，所以活該挨打。《青年》雜誌創刊前一年，1914年10月，他在《甲寅》雜誌發表《自覺心與愛國心》一文，竟說：“海外之師到，吾民必且有垂涕而迎之者矣。”1918年10月，陳獨秀在《克林德碑》一文中大罵義和團，說八國聯軍攻打北京是由於“義和團無故殺了德國公使克林德”，而義和團所以鬧事，則是由於這樣五種原因：
（一）道教；
（二）佛教；
（三）孔教；
（四）中國戲；
（五）守舊黨。
他說：“要想義和拳不再發生，非將製造義和拳的種種原因完全消滅不可。”陳獨秀列舉了種種原因，就是沒有找出產生義和團運動的最根本原因――帝國主義的侵略。這樣，中國人民的一個最主要的敵人，在陳獨秀筆下，就輕易地被開脫了。
從進化論的觀點出發，陳獨秀在創辦《青年》雜誌的時候，對當時正在泛起的帝製逆流，也沒有進行直接鬥爭。在陳獨秀看來，袁世凱所以實行帝製，是由於人民的覺悟不高。《青年》雜誌創刊時，有一個讀者要求批判袁世凱的帝製運動。陳不以為然，他說：“國人思想尚未有根本之覺悟，直無非難執政之理由。年來政象所趨，無一非遵守中國之法，先王之教，以保存國粹，而受非難，難乎其為政府矣。”
在這裏，陳獨秀的說法和嚴複早期的觀點有了非常近似的地方。嚴在翻譯《法意》時，曾寫過如下的案語：“夫一國之製，其公且善，不可以為一人之功，故其惡且虐也，亦不可以為一人之罪，雖有桀紂，彼亦承其製之末流，以行其暴，顧與其國上下，同遊於天演之中，所不可以自拔者，則一而已矣！”用天演公例，把封建暴君的罪惡給開脫了。陳的說法和嚴的觀點如此近似，很可能有些師承的關係。當然，最重要的，是因為他們都用進化論看問題，而不是用階級論看問題。
由於不能正確地理解“自強”和反帝國主義鬥爭的辯證關係，由於不能正確地理解提高人民覺悟和反封建專製鬥爭的辯證關係，陳獨秀在創辦《青年》雜誌時，把自己的事業孤立地放在文化思想方麵，而和當時的政治鬥爭脫節。他說：“蓋改造青年之思想，輔導青年之修養，為本誌之天職。批評時政，非其旨也。”又說：“蓋倫理問題不解決，則政治學術，皆枝葉問題。”
李大釗在“五四”前接受的也是進化論的思想。
在這種思想影響下，他號召人們積極進取，自強不息：“他人之國，既依其奮力而造成，其間智勇，本不甚懸，舜人亦人，我何弗若？”
在這種影響下，他也錯誤地歌頌過德意誌帝國，並說它在大戰中會得勝。他說：“惟德意誌與匈牙利，此次戰血洪濤中，又為其生命力之所注，勃然暴發，以揮展其天才矣。由曆史考之，新興之國族與陳腐之國族遇，陳腐者必敗；朝氣橫溢之生命力與死灰沉滯之生命力遇，死灰沉滯者必敗；青春之國民與白首之國民遇，白首者必敗，此殆天演公例，莫或能逃者也。”
同樣是受進化論的影響，但李大釗的早期活動，和陳獨秀相比，顯現出一些特點：
第一，直接參與政治活動。在反對二十一條的鬥爭中，在反對袁世凱帝製運動的鬥爭中，李大釗都是積極的參加者和倡導者。他為留日學生總會寫的《警告全國父老書》，是十分激動人心的。
第二，積極的愛國主義精神。1914年10月間，陳獨秀在《甲寅》雜誌上發表《自覺心與愛國心》一文，對中國前途流露了極端悲觀的情緒，認為“其國也存之無所榮，亡之無所惜”。雖然陳的意圖也在於促起國人之自覺，但所起的客觀影響，卻是“風誦回環，傷心無已”。各地因憂國憤世而自殺者，時有所聞。針對這種情況，李大釗在1915年8月間出版的《甲寅》上，發表《厭世心與自覺心》一文，闡發了積極的愛國主義精神，指出了應有的自覺之道。他說“自覺之義，即在改進立國之精神，求一可愛之國家而愛之，不宜因其國家之不足愛，遂致斷念於國家而不愛。”
第三，對馬爾薩斯人口論的否定。1917年3月，李大釗在《甲寅》日刊上發表《戰爭與人口問題》一文，舉出馬爾薩斯人口論的四大缺點，並揭露了侵略者利用此說發動戰爭的事實。他並且進一步指出：“今日戰爭之真因，不在人滿乏食，乃在貪與惰之根性未除……惟貪與惰，實為萬惡之原……欲有以救之，惟在祓除此等根性，是乃解決人口問題之正當途徑，消弭戰爭慘象之根本方策也。”
李大釗這時還不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因此，他還不可能揭示資本――帝國主義的本質及其規律性。但是，他指出了戰爭策源於貪和惰。貪和惰，這不能不說是道破了剝削階級的一些特性。
李大釗由馬爾薩斯的人口論看出了社會進化論有給侵略分子發動戰爭以口實的危險，從而對社會進化論產生了懷疑以致否定。這對於他轉變成一個階級論者，創造了很好的條件。不久，他在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影響下，很快地成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這絕不是偶然的。
第四，孕育著唯物辯證法的因素。李大釗當時雖然還不是馬克思主義者，但是在他的文章中，卻不時地閃耀著一些唯物辯證法的觀點。例如他在1916年9月所寫的《青春》一文中說：“宇宙果有初乎？曰，初乎無也。果有終乎？曰，終乎無也。初乎無者，等於無初。終乎無者，等於無終。無初無終，是於空間為無限，於時間為無極。質言之，無而已矣，此絕對之說也。若由相對觀之，則宇宙為有進化者。既有進化，必有退化。於是差別之萬象萬殊生焉。惟其為萬象萬殊，故於全體為個體，於全生為一生。個體之積，如何其廣大，而終於有限。一生之命，如何其悠久，而終於有涯。於是有生即有死，有盛即有衰，有陰即有陽，有否即有泰，有剝即有複，有屈即有信，有消即有長，有盈即有虛，有吉即有凶，有禍即有福，有青春即有白首，有健壯即有頹老，質言之有而已矣。”基於這樣的觀點，他認為“其變者青春之進程，其不變者無盡之青春也。”“吾族青年所當信誓旦旦，以昭示於世者，不在齦齦辯證白首中國之不死，乃在汲汲孕育青春中國之再生。吾族今後之能否立足於世界，不在白首中國之苟延殘喘，而在青春中國之投胎複活。”
恩格斯在給拉甫洛夫的信中說：“在達爾文的學說中，我同意發展的理論，至於達爾文的證明方法（生存競爭、自然淘汰），我認為隻是被發現的事實的初步的、暫時的、不完全的表現。”
進化論，在當時中國思想界中是占主導的思想，而先進的思想家則掌握了達爾文學說中的這個合理的核心，即發展的理論，歌頌青春之長存，催促青春中國之誕生。在這方麵，李大釗是一個典範。正因為如此，啟蒙的思想家才能起到各種不同的進步作用。
“法蘭西文明”
《新青年》提出了兩大口號，一曰民主，一曰科學，即“德先生”（Democracy）和“賽先生”（Science），“要擁護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對孔教、禮法、貞節、舊倫理、舊政治；要擁護那賽先生，便不得不反對舊藝術，舊宗教；要擁護德先生又要擁護賽先生，便不得不反對國粹和舊文學”。《新青年》明確宣告：“我們現在認定隻有這兩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國政治上、道德上、學術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
《新青年》針對辛亥革命後中國還沒有民主政治，還是孔家店統治中國，針對中國群眾思想蒙昧和落後的狀況，提出了為民主和科學而戰鬥的口號，這是很對的。
特別是民主。由於幾千年的封建統治和將近80年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統治，形成了頑固的封建專製主義政治製度和意識形態，因而使中國人從娘肚子裏一生下來就沒有民主。
近代以來，中國人為爭取民主，曾進行了長期的鬥爭。毛澤東說：“自從1840年鴉片戰爭失敗那時起，先進的中國人，經過千辛萬苦，向西方國家尋找真理。洪秀全、康有為、嚴複和孫中山，代表了在中國共產黨出世以前向西方尋找真理的一派人物。”
許多人都向西方找真理，但根據各自立場和觀點的不同，又各有著不同的學習重點，大致經曆了這樣幾個階段：
開始是向英國學，如早期改良主義者介紹西方的議會製度，便主要是以英國為典範；
接著是向日本學，如康有為、梁啟超搞戊戌變法，就是學日本的明治維新。
作為資產階級革命派的孫中山，主要是向美國學習。他的政治理想，是依照“歐美之法”，“創立合眾政府”，“建設一個駕乎歐美之上的真民國”。
“五四”前的一些啟蒙思想家們，仍然是向西方找真理，不過他們主要是向法國學習。《新青年》編者陳獨秀，就是這方麵的一個典型。
陳獨秀在《青年》雜誌創刊號上發表的第一篇發刊詞性質的文章是《敬告青年》，緊接著的第二篇文章就是《法蘭西人與近世文明》。他在這篇文章中說；“近代文明之特征，最足以變古之道，而使人心社會劃然一新者，厥有三事：一曰人權說，一曰生物進化論，一曰社會主義，是也。”“歐羅巴之文明，歐羅巴各國人民皆有所貢獻，而其先發主動者，率為法蘭西人。”
文中所說社會主義，即指聖西門、傅立葉的學說而言。陳獨秀在文中也提到了這個學說的發展情況，但他所稱道的並不是馬克思主義，而是第二國際的社會改良主義。他說：“各國之執政及富豪，恍然於貧富之度過差，決非社會之福，於是謀資本勞力之調和，保護工人，限製兼並，所謂社會政策是也。晚近經濟學說，莫不是以生產分配，相提並論。繼此以往，貧民生計，或以昭蘇。”
陳獨秀最向往的是人權說，即法國資產階級革命所發布的《人權宣言》。所謂“人人於法律之前，一切平等”的說法，在當時十分流行，也深深地吸引著中國的啟蒙思想家。陳獨秀於1915年2月在《東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異》一文中，繼續闡發這個思想說：“法律之前，個人平等也。個人之自由權利，載諸憲章，國法不得而剝奪之，所謂人權是也。”
陳獨秀以人權說作武器，要求仿效法、美等國的資產階級革命，實現中國的共和。他說：“美利堅力戰八年而獨立，法蘭西流血數十載而成共和，此皆吾民之師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