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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9章 天安門前爭國權！五四狂飆孕新生(3)
不僅北方軍閥不好，西南軍閥也不好，他們是“一丘之貉”。事實的教訓，又使孫中山在痛苦的道路上增長了智慧。
但是，孫中山並沒有因此去發動和組織人民群眾。他在5月下旬離開廣州後，曾再一次到了日本，企圖得到同情和支持，隻是在受到冷漠的待遇、感到“現日本當局仍決心助段，遽欲其改變方針，事恐太難”後，才在6月下旬回到了上海。他在給陳炯明的信中說：“文自抵東以後，鑒於外交方麵，難驟活動，一切計劃，未能實行，無可奉告，故中間久闕致書，嗣因目疾待治，匆匆歸滬。”他在給孫科的信中，除告知離粵後之行程外，並表示：“對於現在之時局，擬暫不過問”。
孫中山回到上海後，心情是痛苦的。多年的碰壁，使他思索再思索。但是，從革命理論到革命方法的轉變，對一個舊民主主義者來說，畢竟是困難的。沒有先進思想和先進力量的啟示和幫助，是難於完成這個轉變的。孫中山繼續在痛苦中摸索。依靠軍閥失敗，而又沒有覺悟到去依靠人民，手中無一兵一卒，周圍無革命的組織。在這種情況下，孫中山對政治活動采取了消極的態度，而把精力放到著述上麵。他認為：“據年來經驗，知實現理想中之政治，斷非其時，故擬取消極態度，將來從著述方麵，啟發國民，至於目前收拾大局，但期得有勝任之人，若東海出山，則更不出異議。”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看到：一方麵，孫中山在前進的道路上百折不撓；另一方麵，他仍然沒有找到正確的革命道路。他的政治活動的根本弱點，在於沒有和當時的人民群眾鬥爭匯合起來，因而更談不到領導人民群眾前進。
工人、農民、學生、民族工商業者、華僑及其他愛國人士的鬥爭在不斷地開展著，他們需要正確的領導。但是，孫中山卻彷徨在歧途中。
中國的出路在哪裏？這是迫切需要回答的問題。
第三節 民主科學齊提倡，思想啟蒙圖革命
《青年雜誌》是陳獨秀一個人用一個夏天幹出來的。
毛澤東說：看書，看《新青年》；談話，談《新青年》；思考，思考《新青年》。
陳獨秀窮得隻有一件汗衫，其中無數虱子在內存活。
《晨鍾報》剛剛出版22天，便刺痛了北洋政府的當權者。
蔡元培久聞陳獨秀大名，決意聘用陳獨秀。
陳獨秀聽了非常高興，說道：“湖南人喜歡吃辣椒，提倡新文化，也是火辣辣的，好！好！”
陳獨秀以人權說作武器，要求仿效法、美等國的資產階級革命，實現中國的共和。
魯迅對那些維護封建禮教的人，予以警告說：“你們立刻改了，從真心改起，你們要曉得將來是容不得吃人的人。”
胡適說吳虞是“四川省隻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
朱爾典這個帝國主義分子，竟擺出太上皇的姿態，放出口氣說：“蔡元培是不想當校長了。”
青年人愛讀《新青年》
1915年9月15日，正當上海黃浦江上空烏雲密布，複古思潮泛濫，袁世凱步步登極，準備扮演複辟帝製醜劇之時，上海灘突然出現了一本“像春雷初動”，“驚醒了整個時代的青年”的全新刊物――《青年雜誌》。這個雜誌的問世，在古老的中國擂響了思想解放運動的戰鼓，吹響了新文化運動的號角！這個雜誌，是一個叫陳獨秀的人創辦的。
陳獨秀和蔣介石，這兩個人一生的政治起點，可以說都是從上海開始的。當時兩個人誰也不認識誰，同在一個地方起步，卻走了兩個完全不同的方向。
陳獨秀字仲甫，號實庵，原名慶同，考秀才時叫乾生，後來寫文章、辦報紙時，取故鄉的獨秀山名為名，安徽安慶人，1879年10月9日生。陳獨秀的父親陳衍中，生有異姿，束發受書，天性最厚，親友困乏者解衣衣之，推食食之。以教書為業，講究實學，慷慨有大誌，但屢困場屋，一輩子不得誌，是個窮秀才。1881年10月7日，陳衍中在蘇州教書時死於疫疾，是時陳獨秀還不滿兩周歲。
1901年，陳獨秀到達日本東京自費留學，入東京專門學校。在未正式入學之前，先在高等師範學堂速成科學習日語和普通課程。
陳獨秀一到東京，首先接觸到的新知識、新思想，是西方資產階級反封建專製的一整套的自由平等的學說。這對陳獨秀不啻是大旱後之甘雨，他如饑似渴地學習這些新學說。當時留學生自辦的雜誌《譯書匯編》，專門譯載歐美政治名著，如盧梭的《民約論》、孟德斯鳩的《萬法精理》、穆勒的《自由原理》、斯賓塞的《代議政體》等等。這些巨著都是西方資產階級在推翻封建專製統治時銳利的思想武器，也是建立資產階級民主製度的理論指針。陳獨秀是很愛讀這些名著的。
陳獨秀1901年、1902年先後兩度東渡日本留學。他一到東京，如同換了個新的天地，他接觸的又是一些新潮人物，如潘讚化、張薄泉（張繼）、秦力山、蘇曼殊等，思想所得“勝讀十年書”。他和張繼參加了留學生中成立最早的團體――勵誌社，同時又十分鄙視章宗祥、曹汝霖、吳振麟、金幫平等這班烏合之眾，逢迎拍馬的守舊人物。一次，他見勵誌社中的章宗祥、曹汝霖等，爭著為清廷派到日本的官員當翻譯，頓生反感和鄙視。不久他便脫離勵誌社發起成立青年會。
越來越多的激進知識青年薈萃於東京，令清朝政府惶恐不安，為約束留日學生，特派遣學監到日本，協助駐日使館官員阻礙中國留日學生的正當利益和要求。當時陸軍學生監督姚煜，奴顏媚骨，常常無端地壓製學生，阻撓學生學習軍事，同時作風卑劣，生活腐化，引起留日學生的公憤。思想激進的陳獨秀等對姚煜憤恨在心，早就想尋機教訓他一下。不久，陳獨秀夥同12人強行割掉了他的長辮。日本警方捕人，陳獨秀、鄒容、張繼三個為首者，於4月間被日方驅逐出境回國，以殺雞給猴看，警告中國留學生。
1903年5月17日下午，大雨滂沱。然而，位於安慶北門大拐角狹窄的藏書樓內外，卻被來自安徽大學堂、武備學堂和桐城、懷寧二公學學生約300餘人擠得水泄不通，多數撐傘立於門外，靜聽一位聲音洪亮的20多歲青年的演說。隻見這位青年不時地大聲疾呼，或揮著拳頭，慷慨陳詞，痛斥沙俄七條：
舉凡政權、商權、礦路權、兵權、稅權、均歸俄國人之手，則東三省已非我有。我政府若允許此約，各國必執利益均沾之說瓜分我中國；若不許，則必與俄戰。我國與俄戰之仇固結不解，我國之人有一人不與俄死戰皆非丈夫……我等在全國雖居少數，亦必盡力把國事擔當起來。
這位拒俄演說的年輕人，就是時值23歲、風華正茂的陳獨秀。藏書樓演說會，是他1902年春，從日本留學第一次回到安慶與潘讚化、葛溫仲等發起的。他還在藏書樓內辟一閱覽室，陳列著他從東京、上海帶回來的《時務報》等各種時政的書報刊，任人選閱，傳播革命思想，後又組織青年勵誌社，每周聚會，聯絡感情，交流思想。一時風聲所播，聞者興起，尤以安徽大學堂（後改為安徽高等學堂）的學生最為踴躍。陳獨秀還準備創辦《愛國新報》，“其宗旨在探討本國致弱之源，及對外國爭強之道，依時立論，務求喚起同胞愛國之精神”。後人稱讚說：
“清朝末葉，安徽的革命運動，發端於藏書樓演說。”
演說會舉辦一周後，安慶知府桂英親攫藏書樓宣禁，不許學生“幹預國事，蠱惑人心”。陳獨秀等則不予理睬，繼續舉行演說，聽講的以安徽大學堂學生為多，參加演講的人，均簽名於簿冊，藏書樓實則成了一個革命秘密結社的機關。布政使於蔭霖視藏書樓為眼中釘，遂開除大學堂學生柏文蔚、鄭讚丞等十餘人，封閉了藏書樓。安徽巡撫通緝陳獨秀，陳獨秀逃往上海。
這時章士釗在上海創辦《國民日報》，陳獨秀便協助章士釗辦報。陳獨秀和章士釗負責全部文字和校對，兩人常常徹夜工作到第二天淩晨才休息。他們兩人蟄居昌壽裏之偏樓，對掌辭筆，足不出戶，頭麵不洗，衣敝無以易，也不浣。
陳獨秀在1907年至1911年9月的將近5年時間內，很少參加政治活動，也沒有發表政論性的文章。他大部分時間用於研究學問，寫了許多篇古體詩，有不少詩在報刊上發表。
1911年12月，安徽臨時議會選舉孫毓筠為都督。孫抵達安慶就職，正式成立安徽軍政府，並電召陳獨秀返皖任都督府秘書長，陳獨秀返回安慶。
孫毓筠是少爺出身，任都督後，不大理政事，在都督府內問事最多的是陳獨秀，陳獨秀認為推翻清政府不過是革命的第一步――破壞，今後建設的事更重要。但他過於急躁，常為改革的事與人發生口角。每逢開會，會場上隻聽他一人發言，還總是堅持己見。他主張改善人民生活，反對任用舊官僚，要大刀闊斧地進行改革。但是，他的政治抱負沒能施展。
由於安徽形勢複雜，孫毓筠無法維持。陳獨秀於1912年6月去浦口，勸柏文蔚回安徽。柏文蔚回安徽接任安徽都督兼民政長，任命陳獨秀為都督府秘書長。他們將行政機構加以充實、整頓，盡量安插革命同誌，以保存行政之純潔性。
1913年6月，袁世凱免去柏文蔚都督職，委任孫多森接任皖督。陳獨秀堅決拒絕與孫多森共事，在孫來上任之前即請辭職，未待批準，留書徑去。書中有舊病複發，迫不及待等語。所謂“舊病複發，迫不及待”，是指封建專製勢力的複辟，不可一日與居之義。7月中旬，陳獨秀離開安慶去上海。
幾天之後，二次革命爆發，柏文蔚再任安徽都督，並宣布獨立，興兵討袁。陳獨秀也由上海返回安慶，再任都督府秘書長。
柏文蔚的部下龔振鵬駐軍蕪湖，殘殺無度，且將討袁計劃密告袁氏大將段祺瑞。陳獨秀等到蕪湖時，因當麵痛斥龔振鵬，均被龔繩綁，擬即槍決。陳獨秀臨危不懼，怡然自處，很從容地催促道：“要槍決，就快點罷。”後幸有張永正旅長以兵力相救，才免遭毒手。
10月21日，倪嗣衝發出通緝令，捉拿革命黨人，第一批名單20人，陳獨秀被列為第一名“要犯”，陳獨秀旋即逃往上海。
1914年7月，陳獨秀又東渡日本，進東京的雅典娜法語學校學習法文，同時幫助章士釗編輯《甲寅雜誌》，他窮得隻有一件汗衫，其中無數虱子在內存活。
陳獨秀學識淵博，懂日、英、法三國文字，工宋詩，寫隸書，對舊學很有根底。他才思敏捷，筆鋒犀利，長於政論文，但不善演說。他雖然多年飄泊他鄉，可鄉音未改，操濃重的安慶口音。
亡命東京的革命黨人章士釗、熊克武、李根源等人，都不願加入孫中山新創立的中華革命黨，他們另組一團體“歐事研究會”，參加該會的還有李烈鈞、胡瑛、殷汝驪、林虎、程潛、程子楷、陳炯明、李書城、沈鈞儒、張耀曾、柏文蔚等，陳獨秀也加入其中。歐事研究會沒有進行什麽活動，倒是《甲寅雜誌》產生了很大影響。
《甲寅雜誌》的主編是章士釗，發行人是王牙生，主要撰稿人除章士釗、陳獨秀外，還有在早稻田大學讀書的李大釗，以及高一涵、易白沙、張東蓀、梁漱溟、蘇曼殊等人。陳獨秀以文會友，也就在這時結識了李大釗、高一涵和易白沙，他們後來都成為新文化運動的著名人士，李大釗又成為同陳獨秀齊名的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
1915年6月中旬，陳獨秀從日本回到上海，和闊別一年、患肺疾咯血病的妻子高君曼團聚。
受《甲寅雜誌》的影響，陳獨秀一心創辦一本雜誌，宣傳新思想，以慰平生之誌。他通過朋友找到了當時在上海頗有名望的群益書社，得到他們的承諾，可以幫助印刷和發行，在落實了這些之後，陳獨秀開始一個人獨立籌劃整個刊物的內容、編排。這個雜誌，陳獨秀起名為《青年雜誌》。
陳獨秀經過一個夏季的辛勤耕耘，在群益書社全力支持下，秋季終於結出了豐收的碩果――1915年9月15日，16開本的《青年雜誌》第一期終於問世了。這時陳獨秀手捧散發著濃鬱油墨味的《青年雜誌》，臉上露出了豐收的喜悅。
正當《青年雜誌》順利創刊且影響越來越大之時，半路上卻殺出了個“程咬金”，發生了一件令陳獨秀頭痛的事。那時，上海青年會也辦了個名叫《上海青年雜誌》的刊物。起初，他們還覺得無所謂，但沒想到，時隔不久，《青年雜誌》的影響已淹沒了《上海青年雜誌》，使其發行量每況愈下，頓生妒嫉。於是，怒不可遏地寫信給群益書社，認為《青年雜誌》和他們的《上海青年雜誌》名字雷同，奉勸及早改名，省得犯冒名的錯誤。生性倔強、固執的陳獨秀對此執拗了好幾個月。但上海青年會的態度越來越強硬，陳獨秀才無可奈何地同意改名，又苦苦思索了多日，將《青年雜誌》從1916年9月1日出版的第二卷第一號起，正式改名為《新青年》。群益書社的陳氏兄弟及友人汪孟鄒對此改名連連讚道：
“仲甫妙筆生花，保留了‘青年’，加上一個‘新’字，新舊分明，含義深刻，獨具慧眼，必將產生更深遠的影響。”
陳獨秀聽了，興致勃勃地說：
“《新青年》要號召青年做‘新青年’；‘新青年’的標準是：生理上身體強壯；心理上‘斬盡滌絕’‘做官發財思想’，而‘內圖個性之發展、外圖貢獻於群’；以自力創造幸福，而‘不以個人幸福損害國家社會’。”
《新青年》的創刊，猶如在黑暗中閃出的一道曙光；又猶如於無聲處聽到的一聲驚雷，驚醒了沉睡著的古老強國。它一開始，就高舉科學和民主的兩麵大旗，向當時複古尊孔的反動思潮進行了勇敢的鬥爭，要用民主和科學來“救治中國政治上、道德上、學術上、思想上的一切的黑暗”，從而揭開了新文化運動的序幕。《新青年》一問世，便風行全國，所到之處莫不激起思想革命的火花。陳獨秀的名字傳遍神州處處。《新青年》適應了時代的要求，指引著這個時代前進的步伐，它培育了整整的一代青年。陳獨秀也因此而名垂青史。
毛澤東在和斯諾談話時說：
《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運動的雜誌，由陳獨秀主編。當我在湖南長沙師範學校做學生的時候，我就開始讀這一本雜誌。我特別愛好胡適、陳獨秀的文章。他們代替了梁啟超和康有為，一時成了我的模範。
有很長一段時間，每天除上課，閱讀報紙以外，看書，看《新青年》；談話，談《新青年》；思考，也思考《新青年》上所提出的問題。
陳獨秀成功地創辦《新青年》雜誌，無不滲透著莫逆之交汪孟鄒的心血。《青年雜誌》創刊號一問世，汪孟鄒便把他在美國留學的小同鄉胡適介紹給陳獨秀。
胡適，字適之，安徽績溪人，5歲喪父，由寡母撫育，入學家鄉蒙館。14歲到上海就學，入中國公學，加入競業學會，開始用白話文寫作，參與發行白話《競業旬報》。1910年考取官費留學生赴美，曾入康奈爾大學學習農科，後又轉入文理學院，學哲學曆史。1915年入紐約哥倫比亞大學，師從杜威學哲學。在汪孟鄒的介紹下，陳獨秀與胡適在大洋兩岸開始了通信交流。1916年10月1日，陳獨秀第一次在《新青年》第二卷第二號上發表胡適幾個月前給他的來信：
年來思慮觀察所得，今日欲言文學革命，須從八事入手，八事者何？一曰不用典，二曰不用陳套語，三曰不講對仗，四曰不避俗字俗語，五曰須講文法結構，此皆形式上之革命也，六曰不作無病呻吟，七曰不慕仿古人，八曰須言之有物，此皆精神上之革命也。
胡適在信中，對陳獨秀還熱情讚道：
洞悉世界文學之趨勢，又有文學改革之宏願，故敢貢其一得之見。
比胡適長12歲的陳獨秀，對第一次發表胡適的來信頗感得意。10月5日，他給胡適複信中說，對他提出的文學革命八事，除五、八兩項不甚理解外，“無不合什讚歎”。
大洋彼岸的胡適接到陳獨秀的信後，心情十分激動，沒想到“八不”竟得陳君如此的讚賞，而又盼他“切實作一改良文學論文”。經過再三思索，胡適用較溫和謙虛的筆調，對“八事”略作修改和闡述，命題為《文學改良芻議》，寄給陳獨秀。
陳獨秀接到胡適的《芻議》一文，猶如久旱得雨，很快發表於1917年1月1日《新青年》第二卷五號，在中國文壇上產生了強烈反響。緊接著，陳獨秀於2月1日《新青年》第二卷六號上發表了《文學革命說》一文，吹響了向封建文學進攻的號角。他在文中大聲疾呼道：
餘甘冒全國學究之敵，高張“文學革命”大軍大旗，以為吾友之聲援……予願拖四十二生的大炮，為之前驅！
陳獨秀在文中美譽胡適為文學革命的急先鋒，不言而喻，陳獨秀即文學革命的主將。從此，胡適之名風靡中國文壇，後與陳獨秀共投身於新文化運動。同時，兩人也結下終生友誼。
導師一心要把李大釗培養為中國第一名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博士
章士釗在日本辦《甲寅雜誌》時，曾經收到了一篇文章《國情》，十分欣賞作者的才華，便約了作者李大釗相談，並把此文推薦給了陳獨秀。當時的李大釗在日本早稻田大學政治本科學習，在同章士釗建立了友誼後，他便成了《甲寅雜誌》的主要撰稿人。
1914年11月10日，《甲寅雜誌》發表了陳獨秀的《自覺心與愛國心》一文，這篇文章約4000字，結構嚴謹，文筆洗練，觀點鮮明。陳獨秀的這篇文章引起了強烈的反響。
李大釗看到陳獨秀的文章後，便寫了《厭世心與自覺心》一文，批評陳獨秀悲觀厭世的論調。李大釗認為“世人於獨秀君之文讚可與否，似皆誤解，而人心所蒙之影響，亦且甚巨。蓋文中厭世之辭，嫌其太多，自覺之義，嫌其太少”。
李大釗對陳獨秀的批評是相當委婉而溫和的。他還給《甲寅雜誌》主編章士釗寫了封信，希望能約見陳獨秀麵談。
章士釗收到李大釗的文章《厭世心與自覺心》，忐忑不安地說：“這位少年氣壯的李大釗，竟然批評起一代狂人陳獨秀來了。”
陳獨秀看見李大釗的文稿，剛剛閱讀了個開篇，漠然地問：“李大釗係何人？”
“就是寫《國情》的李守常，是早稻田大學政治本科的學生，這是他寫給我的信，想約見你談談。”章士釗把李大釗的信遞給了陳獨秀。
陳獨秀接過信，連同李大釗的文章一起放入公文包裏，笑了笑說：“謔！著文相譏不夠，還要打上門來當麵訓斥，好！有膽識，我要帶回去仔細地研究研究。”
陳獨秀通過章士釗約定時間，同李大釗麵談。
陳獨秀比李大釗年長10歲。這兩個巨人的會麵以及後來他們建立起來的友誼，是中國革命的一大幸事。
時值蔡鍔由雲南起事討袁，李大釗聞訊參與召開留學生緊急會議，一致決定為護國軍籌募軍餉，並選舉李大釗為文事委員會主任，在東京開展宣傳活動。李大釗為聯絡反袁活動，返回上海。他在上海與陳獨秀會麵，可謂是暢談不厭，萬言嫌少。
陳獨秀詢問李大釗何時畢業回國，李大釗沉思片刻說：
“還有一年，寫出學位論文，答辯一結束，即可回國參戰。”
陳獨秀深感孤軍作戰，力不從心，他多麽想請李大釗和他共同出版《新青年》雜誌，但他又不便直接說出，沉吟有頃，以商量的口吻說：
“你在寫作學位論文的同時，可否對國內思想疆場上的戰鬥策應一下？”
“可以，我想為青春中華的誕生高聲呐喊，策應您所開創、領導的這場新文化運動。”李大釗回到東京之後，就開始構思劃時代的雄文《青春》，為了這篇文章早些時間脫稿，他決定從青年學會公寓搬出，遷到東京郊外幽靜的高田村月印精舍居住。李大釗在那裏終於完成了《青春》的寫作。
李大釗的一些友人陸續地回國參加護國運動了，李大釗在送友人林伯渠等人回國時，口讚一絕：
壯別天涯未許愁，盡將離恨付東流。
何當痛飲黃龍府，高築神州風雨樓。
李大釗的導師河上村夫教授一心要把李大釗培養成為中國第一名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博士，他把厚厚一摞不同版本的書籍交給李大釗，交給他去讀，但李大釗已決定不要學位，回國參加革命。
李大釗在河上村夫的讚同下，將《青春》寄給陳獨秀在《新青年》上發表。
河上村夫教授終於同意李大釗回國了。他希望李大釗回國後做一名傳播馬克思主義的啟蒙者，並贈送給李大釗一箱馬克思主義的書籍。
李大釗從日本回國後，暫留居上海。他經常到陳獨秀那裏，策劃新文化運動。8月，李大釗應湯化龍的邀請，前往北京主編《晨鍾報》。湯化龍原是李大釗的校長，又資助他東渡留學，但湯與袁世凱勾結，支持袁世凱同五國銀行團簽訂“善後借款”，為世人所不恥，後來才轉變了態度，躋身討袁護國行列，做了一些好事。李大釗接到湯化龍邀請他去京創辦報紙之時，不願從命，經同學白堅武一再勸說，才決定利用報紙，為再造青春中華大造輿論，出任主編之職。
但是，孫中山並沒有因此去發動和組織人民群眾。他在5月下旬離開廣州後，曾再一次到了日本，企圖得到同情和支持，隻是在受到冷漠的待遇、感到“現日本當局仍決心助段，遽欲其改變方針，事恐太難”後，才在6月下旬回到了上海。他在給陳炯明的信中說：“文自抵東以後，鑒於外交方麵，難驟活動，一切計劃，未能實行，無可奉告，故中間久闕致書，嗣因目疾待治，匆匆歸滬。”他在給孫科的信中，除告知離粵後之行程外，並表示：“對於現在之時局，擬暫不過問”。
孫中山回到上海後，心情是痛苦的。多年的碰壁，使他思索再思索。但是，從革命理論到革命方法的轉變，對一個舊民主主義者來說，畢竟是困難的。沒有先進思想和先進力量的啟示和幫助，是難於完成這個轉變的。孫中山繼續在痛苦中摸索。依靠軍閥失敗，而又沒有覺悟到去依靠人民，手中無一兵一卒，周圍無革命的組織。在這種情況下，孫中山對政治活動采取了消極的態度，而把精力放到著述上麵。他認為：“據年來經驗，知實現理想中之政治，斷非其時，故擬取消極態度，將來從著述方麵，啟發國民，至於目前收拾大局，但期得有勝任之人，若東海出山，則更不出異議。”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看到：一方麵，孫中山在前進的道路上百折不撓；另一方麵，他仍然沒有找到正確的革命道路。他的政治活動的根本弱點，在於沒有和當時的人民群眾鬥爭匯合起來，因而更談不到領導人民群眾前進。
工人、農民、學生、民族工商業者、華僑及其他愛國人士的鬥爭在不斷地開展著，他們需要正確的領導。但是，孫中山卻彷徨在歧途中。
中國的出路在哪裏？這是迫切需要回答的問題。
第三節 民主科學齊提倡，思想啟蒙圖革命
《青年雜誌》是陳獨秀一個人用一個夏天幹出來的。
毛澤東說：看書，看《新青年》；談話，談《新青年》；思考，思考《新青年》。
陳獨秀窮得隻有一件汗衫，其中無數虱子在內存活。
《晨鍾報》剛剛出版22天，便刺痛了北洋政府的當權者。
蔡元培久聞陳獨秀大名，決意聘用陳獨秀。
陳獨秀聽了非常高興，說道：“湖南人喜歡吃辣椒，提倡新文化，也是火辣辣的，好！好！”
陳獨秀以人權說作武器，要求仿效法、美等國的資產階級革命，實現中國的共和。
魯迅對那些維護封建禮教的人，予以警告說：“你們立刻改了，從真心改起，你們要曉得將來是容不得吃人的人。”
胡適說吳虞是“四川省隻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
朱爾典這個帝國主義分子，竟擺出太上皇的姿態，放出口氣說：“蔡元培是不想當校長了。”
青年人愛讀《新青年》
1915年9月15日，正當上海黃浦江上空烏雲密布，複古思潮泛濫，袁世凱步步登極，準備扮演複辟帝製醜劇之時，上海灘突然出現了一本“像春雷初動”，“驚醒了整個時代的青年”的全新刊物――《青年雜誌》。這個雜誌的問世，在古老的中國擂響了思想解放運動的戰鼓，吹響了新文化運動的號角！這個雜誌，是一個叫陳獨秀的人創辦的。
陳獨秀和蔣介石，這兩個人一生的政治起點，可以說都是從上海開始的。當時兩個人誰也不認識誰，同在一個地方起步，卻走了兩個完全不同的方向。
陳獨秀字仲甫，號實庵，原名慶同，考秀才時叫乾生，後來寫文章、辦報紙時，取故鄉的獨秀山名為名，安徽安慶人，1879年10月9日生。陳獨秀的父親陳衍中，生有異姿，束發受書，天性最厚，親友困乏者解衣衣之，推食食之。以教書為業，講究實學，慷慨有大誌，但屢困場屋，一輩子不得誌，是個窮秀才。1881年10月7日，陳衍中在蘇州教書時死於疫疾，是時陳獨秀還不滿兩周歲。
1901年，陳獨秀到達日本東京自費留學，入東京專門學校。在未正式入學之前，先在高等師範學堂速成科學習日語和普通課程。
陳獨秀一到東京，首先接觸到的新知識、新思想，是西方資產階級反封建專製的一整套的自由平等的學說。這對陳獨秀不啻是大旱後之甘雨，他如饑似渴地學習這些新學說。當時留學生自辦的雜誌《譯書匯編》，專門譯載歐美政治名著，如盧梭的《民約論》、孟德斯鳩的《萬法精理》、穆勒的《自由原理》、斯賓塞的《代議政體》等等。這些巨著都是西方資產階級在推翻封建專製統治時銳利的思想武器，也是建立資產階級民主製度的理論指針。陳獨秀是很愛讀這些名著的。
陳獨秀1901年、1902年先後兩度東渡日本留學。他一到東京，如同換了個新的天地，他接觸的又是一些新潮人物，如潘讚化、張薄泉（張繼）、秦力山、蘇曼殊等，思想所得“勝讀十年書”。他和張繼參加了留學生中成立最早的團體――勵誌社，同時又十分鄙視章宗祥、曹汝霖、吳振麟、金幫平等這班烏合之眾，逢迎拍馬的守舊人物。一次，他見勵誌社中的章宗祥、曹汝霖等，爭著為清廷派到日本的官員當翻譯，頓生反感和鄙視。不久他便脫離勵誌社發起成立青年會。
越來越多的激進知識青年薈萃於東京，令清朝政府惶恐不安，為約束留日學生，特派遣學監到日本，協助駐日使館官員阻礙中國留日學生的正當利益和要求。當時陸軍學生監督姚煜，奴顏媚骨，常常無端地壓製學生，阻撓學生學習軍事，同時作風卑劣，生活腐化，引起留日學生的公憤。思想激進的陳獨秀等對姚煜憤恨在心，早就想尋機教訓他一下。不久，陳獨秀夥同12人強行割掉了他的長辮。日本警方捕人，陳獨秀、鄒容、張繼三個為首者，於4月間被日方驅逐出境回國，以殺雞給猴看，警告中國留學生。
1903年5月17日下午，大雨滂沱。然而，位於安慶北門大拐角狹窄的藏書樓內外，卻被來自安徽大學堂、武備學堂和桐城、懷寧二公學學生約300餘人擠得水泄不通，多數撐傘立於門外，靜聽一位聲音洪亮的20多歲青年的演說。隻見這位青年不時地大聲疾呼，或揮著拳頭，慷慨陳詞，痛斥沙俄七條：
舉凡政權、商權、礦路權、兵權、稅權、均歸俄國人之手，則東三省已非我有。我政府若允許此約，各國必執利益均沾之說瓜分我中國；若不許，則必與俄戰。我國與俄戰之仇固結不解，我國之人有一人不與俄死戰皆非丈夫……我等在全國雖居少數，亦必盡力把國事擔當起來。
這位拒俄演說的年輕人，就是時值23歲、風華正茂的陳獨秀。藏書樓演說會，是他1902年春，從日本留學第一次回到安慶與潘讚化、葛溫仲等發起的。他還在藏書樓內辟一閱覽室，陳列著他從東京、上海帶回來的《時務報》等各種時政的書報刊，任人選閱，傳播革命思想，後又組織青年勵誌社，每周聚會，聯絡感情，交流思想。一時風聲所播，聞者興起，尤以安徽大學堂（後改為安徽高等學堂）的學生最為踴躍。陳獨秀還準備創辦《愛國新報》，“其宗旨在探討本國致弱之源，及對外國爭強之道，依時立論，務求喚起同胞愛國之精神”。後人稱讚說：
“清朝末葉，安徽的革命運動，發端於藏書樓演說。”
演說會舉辦一周後，安慶知府桂英親攫藏書樓宣禁，不許學生“幹預國事，蠱惑人心”。陳獨秀等則不予理睬，繼續舉行演說，聽講的以安徽大學堂學生為多，參加演講的人，均簽名於簿冊，藏書樓實則成了一個革命秘密結社的機關。布政使於蔭霖視藏書樓為眼中釘，遂開除大學堂學生柏文蔚、鄭讚丞等十餘人，封閉了藏書樓。安徽巡撫通緝陳獨秀，陳獨秀逃往上海。
這時章士釗在上海創辦《國民日報》，陳獨秀便協助章士釗辦報。陳獨秀和章士釗負責全部文字和校對，兩人常常徹夜工作到第二天淩晨才休息。他們兩人蟄居昌壽裏之偏樓，對掌辭筆，足不出戶，頭麵不洗，衣敝無以易，也不浣。
陳獨秀在1907年至1911年9月的將近5年時間內，很少參加政治活動，也沒有發表政論性的文章。他大部分時間用於研究學問，寫了許多篇古體詩，有不少詩在報刊上發表。
1911年12月，安徽臨時議會選舉孫毓筠為都督。孫抵達安慶就職，正式成立安徽軍政府，並電召陳獨秀返皖任都督府秘書長，陳獨秀返回安慶。
孫毓筠是少爺出身，任都督後，不大理政事，在都督府內問事最多的是陳獨秀，陳獨秀認為推翻清政府不過是革命的第一步――破壞，今後建設的事更重要。但他過於急躁，常為改革的事與人發生口角。每逢開會，會場上隻聽他一人發言，還總是堅持己見。他主張改善人民生活，反對任用舊官僚，要大刀闊斧地進行改革。但是，他的政治抱負沒能施展。
由於安徽形勢複雜，孫毓筠無法維持。陳獨秀於1912年6月去浦口，勸柏文蔚回安徽。柏文蔚回安徽接任安徽都督兼民政長，任命陳獨秀為都督府秘書長。他們將行政機構加以充實、整頓，盡量安插革命同誌，以保存行政之純潔性。
1913年6月，袁世凱免去柏文蔚都督職，委任孫多森接任皖督。陳獨秀堅決拒絕與孫多森共事，在孫來上任之前即請辭職，未待批準，留書徑去。書中有舊病複發，迫不及待等語。所謂“舊病複發，迫不及待”，是指封建專製勢力的複辟，不可一日與居之義。7月中旬，陳獨秀離開安慶去上海。
幾天之後，二次革命爆發，柏文蔚再任安徽都督，並宣布獨立，興兵討袁。陳獨秀也由上海返回安慶，再任都督府秘書長。
柏文蔚的部下龔振鵬駐軍蕪湖，殘殺無度，且將討袁計劃密告袁氏大將段祺瑞。陳獨秀等到蕪湖時，因當麵痛斥龔振鵬，均被龔繩綁，擬即槍決。陳獨秀臨危不懼，怡然自處，很從容地催促道：“要槍決，就快點罷。”後幸有張永正旅長以兵力相救，才免遭毒手。
10月21日，倪嗣衝發出通緝令，捉拿革命黨人，第一批名單20人，陳獨秀被列為第一名“要犯”，陳獨秀旋即逃往上海。
1914年7月，陳獨秀又東渡日本，進東京的雅典娜法語學校學習法文，同時幫助章士釗編輯《甲寅雜誌》，他窮得隻有一件汗衫，其中無數虱子在內存活。
陳獨秀學識淵博，懂日、英、法三國文字，工宋詩，寫隸書，對舊學很有根底。他才思敏捷，筆鋒犀利，長於政論文，但不善演說。他雖然多年飄泊他鄉，可鄉音未改，操濃重的安慶口音。
亡命東京的革命黨人章士釗、熊克武、李根源等人，都不願加入孫中山新創立的中華革命黨，他們另組一團體“歐事研究會”，參加該會的還有李烈鈞、胡瑛、殷汝驪、林虎、程潛、程子楷、陳炯明、李書城、沈鈞儒、張耀曾、柏文蔚等，陳獨秀也加入其中。歐事研究會沒有進行什麽活動，倒是《甲寅雜誌》產生了很大影響。
《甲寅雜誌》的主編是章士釗，發行人是王牙生，主要撰稿人除章士釗、陳獨秀外，還有在早稻田大學讀書的李大釗，以及高一涵、易白沙、張東蓀、梁漱溟、蘇曼殊等人。陳獨秀以文會友，也就在這時結識了李大釗、高一涵和易白沙，他們後來都成為新文化運動的著名人士，李大釗又成為同陳獨秀齊名的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
1915年6月中旬，陳獨秀從日本回到上海，和闊別一年、患肺疾咯血病的妻子高君曼團聚。
受《甲寅雜誌》的影響，陳獨秀一心創辦一本雜誌，宣傳新思想，以慰平生之誌。他通過朋友找到了當時在上海頗有名望的群益書社，得到他們的承諾，可以幫助印刷和發行，在落實了這些之後，陳獨秀開始一個人獨立籌劃整個刊物的內容、編排。這個雜誌，陳獨秀起名為《青年雜誌》。
陳獨秀經過一個夏季的辛勤耕耘，在群益書社全力支持下，秋季終於結出了豐收的碩果――1915年9月15日，16開本的《青年雜誌》第一期終於問世了。這時陳獨秀手捧散發著濃鬱油墨味的《青年雜誌》，臉上露出了豐收的喜悅。
正當《青年雜誌》順利創刊且影響越來越大之時，半路上卻殺出了個“程咬金”，發生了一件令陳獨秀頭痛的事。那時，上海青年會也辦了個名叫《上海青年雜誌》的刊物。起初，他們還覺得無所謂，但沒想到，時隔不久，《青年雜誌》的影響已淹沒了《上海青年雜誌》，使其發行量每況愈下，頓生妒嫉。於是，怒不可遏地寫信給群益書社，認為《青年雜誌》和他們的《上海青年雜誌》名字雷同，奉勸及早改名，省得犯冒名的錯誤。生性倔強、固執的陳獨秀對此執拗了好幾個月。但上海青年會的態度越來越強硬，陳獨秀才無可奈何地同意改名，又苦苦思索了多日，將《青年雜誌》從1916年9月1日出版的第二卷第一號起，正式改名為《新青年》。群益書社的陳氏兄弟及友人汪孟鄒對此改名連連讚道：
“仲甫妙筆生花，保留了‘青年’，加上一個‘新’字，新舊分明，含義深刻，獨具慧眼，必將產生更深遠的影響。”
陳獨秀聽了，興致勃勃地說：
“《新青年》要號召青年做‘新青年’；‘新青年’的標準是：生理上身體強壯；心理上‘斬盡滌絕’‘做官發財思想’，而‘內圖個性之發展、外圖貢獻於群’；以自力創造幸福，而‘不以個人幸福損害國家社會’。”
《新青年》的創刊，猶如在黑暗中閃出的一道曙光；又猶如於無聲處聽到的一聲驚雷，驚醒了沉睡著的古老強國。它一開始，就高舉科學和民主的兩麵大旗，向當時複古尊孔的反動思潮進行了勇敢的鬥爭，要用民主和科學來“救治中國政治上、道德上、學術上、思想上的一切的黑暗”，從而揭開了新文化運動的序幕。《新青年》一問世，便風行全國，所到之處莫不激起思想革命的火花。陳獨秀的名字傳遍神州處處。《新青年》適應了時代的要求，指引著這個時代前進的步伐，它培育了整整的一代青年。陳獨秀也因此而名垂青史。
毛澤東在和斯諾談話時說：
《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運動的雜誌，由陳獨秀主編。當我在湖南長沙師範學校做學生的時候，我就開始讀這一本雜誌。我特別愛好胡適、陳獨秀的文章。他們代替了梁啟超和康有為，一時成了我的模範。
有很長一段時間，每天除上課，閱讀報紙以外，看書，看《新青年》；談話，談《新青年》；思考，也思考《新青年》上所提出的問題。
陳獨秀成功地創辦《新青年》雜誌，無不滲透著莫逆之交汪孟鄒的心血。《青年雜誌》創刊號一問世，汪孟鄒便把他在美國留學的小同鄉胡適介紹給陳獨秀。
胡適，字適之，安徽績溪人，5歲喪父，由寡母撫育，入學家鄉蒙館。14歲到上海就學，入中國公學，加入競業學會，開始用白話文寫作，參與發行白話《競業旬報》。1910年考取官費留學生赴美，曾入康奈爾大學學習農科，後又轉入文理學院，學哲學曆史。1915年入紐約哥倫比亞大學，師從杜威學哲學。在汪孟鄒的介紹下，陳獨秀與胡適在大洋兩岸開始了通信交流。1916年10月1日，陳獨秀第一次在《新青年》第二卷第二號上發表胡適幾個月前給他的來信：
年來思慮觀察所得，今日欲言文學革命，須從八事入手，八事者何？一曰不用典，二曰不用陳套語，三曰不講對仗，四曰不避俗字俗語，五曰須講文法結構，此皆形式上之革命也，六曰不作無病呻吟，七曰不慕仿古人，八曰須言之有物，此皆精神上之革命也。
胡適在信中，對陳獨秀還熱情讚道：
洞悉世界文學之趨勢，又有文學改革之宏願，故敢貢其一得之見。
比胡適長12歲的陳獨秀，對第一次發表胡適的來信頗感得意。10月5日，他給胡適複信中說，對他提出的文學革命八事，除五、八兩項不甚理解外，“無不合什讚歎”。
大洋彼岸的胡適接到陳獨秀的信後，心情十分激動，沒想到“八不”竟得陳君如此的讚賞，而又盼他“切實作一改良文學論文”。經過再三思索，胡適用較溫和謙虛的筆調，對“八事”略作修改和闡述，命題為《文學改良芻議》，寄給陳獨秀。
陳獨秀接到胡適的《芻議》一文，猶如久旱得雨，很快發表於1917年1月1日《新青年》第二卷五號，在中國文壇上產生了強烈反響。緊接著，陳獨秀於2月1日《新青年》第二卷六號上發表了《文學革命說》一文，吹響了向封建文學進攻的號角。他在文中大聲疾呼道：
餘甘冒全國學究之敵，高張“文學革命”大軍大旗，以為吾友之聲援……予願拖四十二生的大炮，為之前驅！
陳獨秀在文中美譽胡適為文學革命的急先鋒，不言而喻，陳獨秀即文學革命的主將。從此，胡適之名風靡中國文壇，後與陳獨秀共投身於新文化運動。同時，兩人也結下終生友誼。
導師一心要把李大釗培養為中國第一名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博士
章士釗在日本辦《甲寅雜誌》時，曾經收到了一篇文章《國情》，十分欣賞作者的才華，便約了作者李大釗相談，並把此文推薦給了陳獨秀。當時的李大釗在日本早稻田大學政治本科學習，在同章士釗建立了友誼後，他便成了《甲寅雜誌》的主要撰稿人。
1914年11月10日，《甲寅雜誌》發表了陳獨秀的《自覺心與愛國心》一文，這篇文章約4000字，結構嚴謹，文筆洗練，觀點鮮明。陳獨秀的這篇文章引起了強烈的反響。
李大釗看到陳獨秀的文章後，便寫了《厭世心與自覺心》一文，批評陳獨秀悲觀厭世的論調。李大釗認為“世人於獨秀君之文讚可與否，似皆誤解，而人心所蒙之影響，亦且甚巨。蓋文中厭世之辭，嫌其太多，自覺之義，嫌其太少”。
李大釗對陳獨秀的批評是相當委婉而溫和的。他還給《甲寅雜誌》主編章士釗寫了封信，希望能約見陳獨秀麵談。
章士釗收到李大釗的文章《厭世心與自覺心》，忐忑不安地說：“這位少年氣壯的李大釗，竟然批評起一代狂人陳獨秀來了。”
陳獨秀看見李大釗的文稿，剛剛閱讀了個開篇，漠然地問：“李大釗係何人？”
“就是寫《國情》的李守常，是早稻田大學政治本科的學生，這是他寫給我的信，想約見你談談。”章士釗把李大釗的信遞給了陳獨秀。
陳獨秀接過信，連同李大釗的文章一起放入公文包裏，笑了笑說：“謔！著文相譏不夠，還要打上門來當麵訓斥，好！有膽識，我要帶回去仔細地研究研究。”
陳獨秀通過章士釗約定時間，同李大釗麵談。
陳獨秀比李大釗年長10歲。這兩個巨人的會麵以及後來他們建立起來的友誼，是中國革命的一大幸事。
時值蔡鍔由雲南起事討袁，李大釗聞訊參與召開留學生緊急會議，一致決定為護國軍籌募軍餉，並選舉李大釗為文事委員會主任，在東京開展宣傳活動。李大釗為聯絡反袁活動，返回上海。他在上海與陳獨秀會麵，可謂是暢談不厭，萬言嫌少。
陳獨秀詢問李大釗何時畢業回國，李大釗沉思片刻說：
“還有一年，寫出學位論文，答辯一結束，即可回國參戰。”
陳獨秀深感孤軍作戰，力不從心，他多麽想請李大釗和他共同出版《新青年》雜誌，但他又不便直接說出，沉吟有頃，以商量的口吻說：
“你在寫作學位論文的同時，可否對國內思想疆場上的戰鬥策應一下？”
“可以，我想為青春中華的誕生高聲呐喊，策應您所開創、領導的這場新文化運動。”李大釗回到東京之後，就開始構思劃時代的雄文《青春》，為了這篇文章早些時間脫稿，他決定從青年學會公寓搬出，遷到東京郊外幽靜的高田村月印精舍居住。李大釗在那裏終於完成了《青春》的寫作。
李大釗的一些友人陸續地回國參加護國運動了，李大釗在送友人林伯渠等人回國時，口讚一絕：
壯別天涯未許愁，盡將離恨付東流。
何當痛飲黃龍府，高築神州風雨樓。
李大釗的導師河上村夫教授一心要把李大釗培養成為中國第一名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博士，他把厚厚一摞不同版本的書籍交給李大釗，交給他去讀，但李大釗已決定不要學位，回國參加革命。
李大釗在河上村夫的讚同下，將《青春》寄給陳獨秀在《新青年》上發表。
河上村夫教授終於同意李大釗回國了。他希望李大釗回國後做一名傳播馬克思主義的啟蒙者，並贈送給李大釗一箱馬克思主義的書籍。
李大釗從日本回國後，暫留居上海。他經常到陳獨秀那裏，策劃新文化運動。8月，李大釗應湯化龍的邀請，前往北京主編《晨鍾報》。湯化龍原是李大釗的校長，又資助他東渡留學，但湯與袁世凱勾結，支持袁世凱同五國銀行團簽訂“善後借款”，為世人所不恥，後來才轉變了態度，躋身討袁護國行列，做了一些好事。李大釗接到湯化龍邀請他去京創辦報紙之時，不願從命，經同學白堅武一再勸說，才決定利用報紙，為再造青春中華大造輿論，出任主編之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