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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8章 天安門前爭國權！五四狂飆孕新生(2)
第二，日本通過借款，不僅在軍事上取得了特殊地位，而且也在政治上取得了特殊地位。袁世凱簽訂“二十一條”時，日本曾提出在中國中央政權中設置政治、財政、軍事等顧問的要求。那時，袁世凱也因有所顧忌而未敢全部應允。但是，現在日本的要求都在段祺瑞政府中一一實現了。例如，段曾聘青木為軍事顧問，聘阪穀為財政顧問，續聘有賀為政治顧問，等等。
日本帝國主義者以極小的代價，從段祺瑞手中取得了大量的權利，他們是深為得意的。日本寺內內閣下台時，曾自誇其侵略中國之成果說：“大隈內閣向中國要求二十一條，惹中國人全體之怨恨，而日本卻無實在利益。本人在任期間，借與中國之款，三倍於從前之數；其實際上持植日本對於中國之權利，何止十倍於二十一條。”
綜上所述，自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來，通過1915年的“二十一條”及其以後的各項秘密條約，日本取得了在中國政治上的特殊地位。通過1917、1918兩年的借款，日本又取得了在中國財政上的特殊地位；通過“參戰”借款，日本更取得了在中國軍事上的特殊地位。
中國社會最主要的矛盾――中華民族和帝國主義的矛盾，特別是和日本帝國主義的矛盾，更加激化了。
頑固的封建專製主義
辛亥革命以後，雖然建立了中華民國，但由於不久袁世凱竊取了政權，就使這個“民國”徒具形式，而無內容了。
就是這塊徒具形式的中華民國招牌，也有人十分厭煩它，盼望很快摘掉它。有一位清朝遺老編了一副對聯，對“民國”大加諷刺說：
民猶是也，國猶是也，何分南北？
總而言之，統而言之，不是東西。
這種泄憤的詛咒，不能看作是個別的現象，而應看作是一種勢力，一種階級的情緒反映。魯迅於1927年10月在上海的一次講演中，曾很幽默地說過下麵一段話：
我從前也很想做皇帝，後來在北京去看到宮殿的房子都是一個刻板的格式，覺得無聊極了。所以我皇帝也不想做了。做人的趣味在和許多朋友有趣的談天，熱烈的討論。做了皇帝，口出一聲，臣民都下跪，隻有不絕聲的Yes，Yes，那有什麽趣味？但是還有人做皇帝，因為他和外界隔絕，不知外麵還有世界！
凡是生活在現代的中國人，在參觀過一次故宮之後，大概都會和魯迅先生有同感：做皇帝實在沒有趣味。
但是，在民國初年（以至很久），想做皇帝的人卻大有人在，擁護別人做皇帝的人也大有人在。這是什麽原因呢？魯迅指出是“和外界隔絕，不知外麵還有世界”，我們把這個意思引申一下，是否可以這樣理解：中國社會長期以來（兩三千年來）都是一個封建社會，是一個“和外界隔絕，不知外麵還有世界”的封閉社會，鴉片戰爭以來雖然受到歐風美雨的波及，但是封建專製主義的根基卻始終沒有動搖。中國人仍然是從娘肚子裏生下來就沒有民主，也不曉得民主為何物。
話又得說回來，辛亥革命以後和以前究竟有所不同了。以孫中山為首的南京臨時政府，雖然隻存在了90天左右，但它留給人們的中華民國的觀念卻是深刻的，因而使得袁世凱的稱帝和張勳的複辟都不能不是短命的，繼起的統治者段祺瑞仍不得不掛起民國的招牌。
複辟，給人們的教訓是深刻的。人們不禁要問：複辟的醜劇為什麽能夠一再上演，段祺瑞、曹錕、吳佩孚、張作霖這些軍閥頭子們雖然沒有稱帝，但他們仍繼續著封建專製主義的統治，仍然是皇權主義者，這又是為什麽？
魯迅在《忽然想到》（1925年2月12日）一文中寫道：“我希望有人好好地做一部民國的建國史給少年看，因為我覺得民國的來源，實在已經失傳，雖然還隻有十四年！”
“民國”為什麽失傳？在沒有回顧民國以來的曆史以前，讓我們首先探討一下封建專製主義在中國盤踞兩三千年以至民國以來仍然繼續盤踞的原因。
第一，地主階級是封建專製主義的階級基礎。兩三千年來，中國廣大農村一直被這個階級直接統治著，城市中的各級政權則是這個階級的政治代表。以孫中山為代表的中國資產階級革命派提出了“平均地權”，可謂抓住了問題的根本，但是年輕而又軟弱的中國資產階級卻不能找到解決這個根本問題的道路。而到辛亥革命時，這個問題卻被拋置不顧，連提也不提了。因此，正如魯迅在《阿Q正傳》中所指出的那樣，辛亥革命前的未莊，是由趙太爺和錢太爺兩家大地主統治著；辛亥革命後，依然是趙、錢兩家統治著。在這裏發生的“革命”，不過是由趙秀才和錢洋鬼子到尼姑庵（靜修庵）去革掉一塊上寫“皇帝萬歲萬萬歲”的龍牌（卻又乘機偷走觀音娘娘座前的宣德爐）而已。未莊的惟一變化，是“將辮子盤在頂上的逐漸增加起來了。”而城裏呢，“革命黨雖然進了城，倒還沒有什麽大異樣。知縣大老爺還是原官，不過改稱了什麽……帶兵的也還是先前的老把總。”縣衙門裏監牢裏關的是什麽人呢？一種是“不準革命”的阿Q，還有就是“舉人老爺要追他祖父欠下來的陳租”的那種人。
魯迅筆下的未莊，可以說是當時全國農村的一個縮影。
反動的地主階級，是幾千年專製政治的基礎，是帝國主義、封建軍閥、貪官汙吏的牆腳，辛亥革命沒有破除這個基礎、挖掉這個牆腳，所以最後還是失敗了。
第二，如果說地主階級是封建專製主義的階級基礎，那麽，廣大的小生產者則是它的社會基礎了。小生產者是和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相聯係的。以一家一戶為生產單位的個體小生產者，不能自己代表自己。小生產者也往往受地主階級的經濟剝削和政治壓迫，不斷地起義和反抗，每一次較大的農民起義和農民戰爭的結果，都打擊了當時的封建統治，因而也就多少推動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但是農民如果不在先進階級領導之下而單獨進行起義，結果隻能是封建專製主義的改朝換代，例如朱元璋所代表的元末農民大起義，在明皇朝建立以後，所推行的封建專製主義，和前人相比是有過之而無不及。這樣，就在每一次大規模的農民革命鬥爭停息以後，雖然社會多少有些進步，但是封建的經濟關係和封建的政治製度，基本上依然繼續下來。
從魯迅的《阿Q正傳》，也可以看出小生產者是怎樣認識“革命”的：
阿Q“以為革命黨便是造反”，原來是“深惡而痛絕之”的。但後來覺察到“革命”“卻使百裏聞名的舉人老爺有這樣的怕，於是他未免也有些‘神往’了，況且未莊的一群鳥男女的慌張的心情，也使阿Q更快意。”於是他感到“革命也好吧”，“也要投降革命黨了”，“革這夥媽媽的命”。可以看出，阿Q是帶著個人的複仇情緒來參加“革命”的。
阿Q“革命”的目的是“我要什麽就是什麽，我歡喜誰就是誰”。
他的經濟目標是：“元寶，洋錢，洋紗衫……秀才娘子的一張寧式床……錢家的桌椅……”
他的政治目標是：“第一個該死的是小D和趙太爺，還有秀才，還有假洋鬼子……留幾條麽？王胡本來還可留，但也不要了……”
不要摧毀舊的土地製度，沒有改革政治製度的遠大理想，阿Q所要求的隻是在未莊實現個人獨裁。甚至於誰來做自己的老婆，他都考慮到了：“趙司晨的妹子真醜。鄒七嫂的女兒過幾年再說。假洋鬼子的老婆和沒有辮子的男人睡覺，嚇，不是好東西！秀才的老婆是眼泡上有疤的……吳媽……可惜腳太大。”因此，阿Q的“革命”成功，也隻能是封建專製主義的繼續。
第三，孔孟之道是封建專製政治的思想基礎。
孔子創立儒家學說，其主要內容是“禮”和“仁”。禮，指統治階級規定的秩序。親親、尊尊、長長、男女有別，是禮的根本，據此區別人與人的關係，確定每一個人應受的約束，使各守本分，不得逾越。
西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董仲舒根據孔子的“禮”（倫理綱常）和“仁”（仁義道德）的思想，提出了係統的維護封建製度的三綱五常學說。三綱是：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五常是：仁、義、禮、智、信。
隨著封建社會的發展和沒落，封建倫理更加規範化了，宋元明又產生了和流行著程、朱理學（道學）。“理”的內容，就是三綱五常。清代思想家戴震曾深刻揭露封建統治者“以理殺人”：“人死於法，猶有憐者；死於理，其誰憐之？”
地主階級為了維護自己的封建統治，極力使這種三綱五常說，成為全社會的統治思想。小生產者接受的也是這種思想，他們的落後的生產地位，使他們不可能形成遠大的先進思想。正如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誌意識形態》中所說：“統治階級的思想在每一時代都是占統治地位的思想。這就是說，一個階級是社會上占統治地位的物質力量，同時也是社會上占統治地位的精神力量。”
因此，我們在清末社會看到的是：各家各戶（不管是農村、城市）每年門戶上貼的春聯盡是：“帝德乾坤大，皇恩雨露深”。
因此，我們在民國後的長時期中，社會上看到的是：各家各戶（不管是農村、城市）也還大都供奉著“天地君親師”的神牌。“君”是核心，是天地的崇高代表。國不可一日無君，失了“君”就失了宇宙的主宰者。這種意識形態，構成了封建專製政治的頑固的思想基礎。
第四，封建專製主義有著軍事力量作為它的強大支柱，中國曆代皇朝的“天下”差不多都是打下來的（所謂“打天下”），因此封建主義的專製，不僅是政治專製，而且也是軍事專製。中國古代是這樣，近代也是這樣。袁世凱就是靠小站練兵起家的。正因為他手中掌握了一支北洋軍，所以能夠左右開弓，使清皇室和民國政府都把政權交給了他。
袁世凱竊取政權後，實行專製的“統一”，首先強調的也是軍權的“統一”。他借口“服從命令為軍人之第一要義”“軍人不得私組政團”“不準幹預政治”等等，剝奪了革命派和一切異己的武裝，因而在1913年能夠比較順利地鎮壓了“二次革命”，並使自己的政權向恢複帝製逐步過渡。
袁世凱依恃軍事力量作為封建專製政治的支柱，張勳、段祺瑞也都是這樣。張勳所以敢擁清廢帝複辟，正因為他手中有著數千辮子軍。段祺瑞雖然變換各種手法，不要帝製的名義了，但始終沒有鬆手的是他的“參戰軍”“國防軍”。
事實正如毛澤東所說：“辛亥革命後，一切軍閥，都愛兵如命，他們都看重了‘有軍則有權’的原則。”
第五，中華民國建立後，封建專製主義還十分頑固，除以上各種原因外，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即：帝國主義的支持。正如後來共產國際所分析：帝國主義者“首先和以前的社會製度的統治階級――封建地主、商業和高利貸資產階級聯合起來，以反對占大多數的人民。帝國主義到處致力於保持資本主義前期的一切剝削形式（特別是在鄉村），並使之永久化，而這些形式則是它的反動的同盟者生存的基礎。”“帝國主義及其在中國的全部財政軍事的勢力，乃是一種支持、鼓舞、栽培、保存封建殘餘及其全部官僚軍閥上層建築的力量。”
在意識形態方麵，列寧在1913年論述東方各國的政治生活時即指出：帝國主義不僅從政治上支持那裏的反動勢力，而且從意識形態上支持那裏的“僧侶主義和蒙昧主義”。
在探討了封建專製主義在中國生長的種種原因之後，再來看民國以來的種種怪現象，就不難理解了。
第二節 天下興亡，匹夫有責
青年知識分子的愛國激情，遍布全國。不論在沿海的大城市，或內地的中小城市，都是這樣。
當時在長沙第一師範讀書的青年毛澤東，便於1915年在一本揭露二十一條的《明恥篇》上寫道：“五月七日，民國奇恥；何以報仇？在我學子！”
不僅北方軍閥不好，西南軍閥也不好，他們是“一丘之貉”。
多年的碰壁，使孫中山思索再思索。
中國的出路在哪裏？
群眾鬥爭如火如荼
茫茫大陸起風雲，
舉國昏沉豈足雲；
最是傷心秋又到，
蟲聲唧唧不堪聞。
這首詩，是周恩來1916年秋在南開學校讀書時所作，題為：《次日皋如夫子傷時事原韻》。張日皋如的原詩是：
太平希望付煙雲，
誤國人才何足雲；
孤客天涯空涕淚，
傷心最怕讀新聞。
上麵兩首詩，都反映了當時中國的青年知識分子的一種憤世嫉俗、憂國傷時的心理狀態。
“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富於政治敏感的青年學生，是不甘於自己國家的沉淪的。
明末清初的愛國主義思想家顧炎武曾說過：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意思是說：天下者是天下人的天下，而不是哪一個人的天下，“天下”要亡了，人人都有責任去挽救它。顧炎武的這兩句話，為後人經常稱道和引用，每當民族危急存亡之秋，總是用它來激勵人心，鼓舞士氣。1916年10月3日，周恩來在南開學校所作的一次題為《中國現時之危機》的講演中，便號召廣大青年同學“興雞鳴起舞之感，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之念”。
青年知識分子的愛國激情，遍布全國。不論在沿海的大城市，或內地的中小城市，都是這樣。當時在長沙第一師範讀書的青年毛澤東，便於1915年在一本揭露二十一條的《明恥篇》上寫道：
五月七日，
民國奇恥；
何以報仇？
在我學子！
不僅國內的學生如此，就是國外的留學生也是如此。因為這些留學生身居異國，消息又很靈通，所以他們的憤激情緒，甚至比國內還要高昂。誠如李大釗在為留日學生總會所寫的《警告全國父老書》中所說：“同人等羈身異域，切齒國仇，回望神州，仰天悲憤。”
先進的知識分子是首先覺悟的成分。除知識分子外，其他社會各階層也都動起來了。“五四”前的中國社會經濟狀況，既然是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對勞動人民的殘酷剝削和掠奪，那麽，生活在最底層受剝削、壓迫最嚴重的工農勞苦大眾，必然要進行堅決的反抗鬥爭。
廣大青年學生、民族工商業者、愛國華僑和其他愛國人士，他們也不滿於中國墮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深淵的現狀，因而也積極參加挽救民族於危亡的鬥爭。這些鬥爭，有的是直接針對帝國主義的，有的是為謀自己的生存，而針對中國的反動統治的。不論是哪一種，總的來說都是對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打擊。
孫中山彷徨歧途中
全國工人、農民、學生、民族工商業者、華僑及各界愛國人士鬥爭的發展，醞釀著一場大的革命風暴的來臨。
這種形勢，要求有一個先進的革命政黨，製訂一個適應當前鬥爭的革命綱領，以便把全國人民領導和組織起來，集中力量去同反革命的敵人作戰。
但是，資產階級革命派已不可能再擔負起如此重大的任務了。
孫中山在“二次革命”失敗後再度亡命日本，他在日本力勸流亡的革命黨人重新振作，恢複同盟會時期的革命精神，共同組織中華革命黨。
他鑒於辛亥後由於同盟會的渙散而招致革命失敗的教訓，非常強調事權的統一。1914年5月29日，他在致黃興函中認為“二次革命”的失敗，“全在不聽我之號令”，堅持今後“欲為真黨魁，不欲為假黨魁，庶幾事權統一，中國尚有救藥”。6月15日，他又致函南洋革命黨人說：“此次重組革命黨，首以服從命令為惟一之要件，凡入黨各員，必自問甘願服從文一人，毫無疑慮而後可。”並稱“本黨係秘密結黨，非政黨性質”。
1914年7月，中華革命黨在東京舉行成立大會，孫中山在會上宣誓加盟，正式就任總理職務。其他人入黨時均須立誓約，按指印。
從一定意義上說，即從主觀上為了加強戰鬥力來說，孫中山是對的。正如他自己所說：
“鑒於前此之散漫不統一之病，此次立黨特立服從黨魁命令，並須各具誓約，誓願犧牲生命自由權利，服從命令，盡忠職守，誓共生死。”
但從客觀實際上看，這種過於在形式上的嚴格要求，必然使革命組織成為一個狹隘的小團體。中華革命黨開成立大會時，到會者隻有三百餘人。黃興拒絕入黨，離日去美。許多未加入中華革命黨的同盟會員則在東京組織歐事研究會，別樹一幟。
孫中山在中華革命黨成立大會上公布手書的《中華革命黨總章》，規定“以實行民權、民生兩主義為宗旨”，以“掃除專製政治，建設完全民國為目的”。
原來，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在辛亥革命後隻剩下一民主義了。孫在1913年3月出席東京的一個歡迎會上便明確地這樣講過：“民族、民權二大主義均經達到目的，民生主義不難以平和辦法，逐漸促社會之改良。”在孫當時看來，清朝統治被推翻，民族主義已完成；民國建立，民權主義也已完成。
現在，經過“二次革命”的教訓，認清了袁世凱的竊國麵目，恢複了民權主義。這自然是一大進步。但是，孫中山這時仍然未認識到帝國主義是中華民族的主要敵人，因此中華革命黨的二民主義綱領仍然是殘缺不全的。
中華革命黨成立後，設支部於國內外各地，國內支部專事組織武裝討袁，海外支部負責籌款。袁世凱複辟帝製時，革命黨人積極在上海、廣東、江蘇、浙江、湖南、江西、東北、山東、四川、陝西、湖北、福建等地發動武裝起義。孫中山在討袁檄文中怒斥袁世凱“非法攘攫正式總統，而祭天祀孔，議及冕旒，司馬之心，路人皆見”。又指出：“袁賊妄稱天威神武之日，即吾民降作奴隸牛馬之時，此仁人誌士所為仰天椎心，雖肝膽塗疆場、膏血潤原野而不辭也。軍府痛宗國之陸沉，憤獨夫之肆虐，爰率義旅，誓殄元凶，再奠新邦，期與吾國民更始。”
但是，中華革命黨既缺乏一條正確的政治路線，也缺乏一條正確的組織路線，因此，雖有許多反袁的武裝起義，但這些起義大都是沒有充分準備的單純軍事冒險。也正如孫中山本人所說的，“黨內重要人物已冒險深入內地，急思發動，成敗在此一舉，不能複待。”
既然缺乏充分的準備，特別是缺乏發動和組織群眾的準備，因此，失敗就是不可避免的。上述各地起義，有的沒等發動就遭破壞，有的發動了也很快被鎮壓下去。
袁死，段繼，軍閥統治的本質並沒有改變。袁世凱竊國的教訓，使孫中山考慮到怎樣才能既有民國之名，又有民國之實。1916年7月間他在上海對參、眾兩院議員及各界名流、新聞記者發表關於地方自治的演說；1917年又專門從事《民權初步》的著述，都表明了這種探索。但是，他所設想的仍是一些英美式的地方自治方案和議會的開會方法等，而沒有考慮到如何依靠群眾推翻軍閥統治的問題。
張勳複辟前，黎元洪被迫解散國會；複辟失敗後，段祺瑞又製造了自己禦用的工具――安福國會。
國會和約法，是共和國的象征。國會被解散，約法被撕毀，孫中山認為這是對民國的最大背叛。他立即到廣東進行護法活動，北方的國會議員這時也相繼赴粵。1917年7月上旬，他在致桂、粵、湘、滇、黔、川六省都督及各界的電中說：“火速協商，建設臨時政府，公推臨時總統，以圖恢複。”
8月，廣東非常國會在廣州開幕，通過《中華民國軍政府組織大綱》，規定在《臨時約法》效力未完全恢複以前，中華民國行政權由大元帥行使。
9月，孫中山被舉為中華民國軍政府大元帥，唐繼堯、陸榮廷為元帥，並電請黎元洪南來組織正式政府。
這時，孫中山對軍閥已有了進一步的認識，他指出：“今張勳雖敗，而段祺瑞等以偽共和易真複辟；其名則美，其實尤窳。”又說：“今日之亂，非帝政與民政之爭，非新舊潮流之爭，非南北意見之爭，實真共和與假共和之爭。”孫中山反複強調了對真共和追求的決心，而且對北方軍閥的假共和大張撻伐，就這個意義上說，護法運動是應該肯定的。
但是，孫中山所依靠的力量卻是西南軍閥。這時，中華革命黨已名存實亡。孫中山既沒有革命武裝，也沒有革命組織，而且他這時也不懂得去“喚起民眾”。在這種情況下，護法運動建立在一個很不可靠的基礎上，其失敗也就成為必然了。
西南軍閥參加護法運動，隻是為了乘機奪取權力。在與己有利時，他們可以利用孫中山這麵革命的旗幟；而在與己不利時，他們又可以隨時把孫中山拋開。就在護法軍政府成立後不久，12月間，桂係軍閥便通電主和。1918年1月間，滇桂軍閥成立“護法各省聯合會”，推岑春煊為議和總代表，形成和軍政府的對峙。5月，由政學係操縱的非常國會，通過了改組軍政府案，廢大元帥，改為七總裁合議製。孫中山雖為七總裁之一（其他六人為唐紹儀、伍廷芳、岑春煊、陸榮廷、唐繼堯、林葆懌），但實權卻被剝奪了，唐繼堯認為孫中山“宜遊曆各國，辦理外交”。
在這種情況下，孫中山被軍閥們趕了出來。5月下旬離開廣州。他在5月4日辭大元帥職的通電中說：“顧吾國之大患，莫大於武人之爭雄。南與北如一丘之貉。雖號稱護法之省，亦莫肯俯首法律及民意之下。”
日本帝國主義者以極小的代價，從段祺瑞手中取得了大量的權利，他們是深為得意的。日本寺內內閣下台時，曾自誇其侵略中國之成果說：“大隈內閣向中國要求二十一條，惹中國人全體之怨恨，而日本卻無實在利益。本人在任期間，借與中國之款，三倍於從前之數；其實際上持植日本對於中國之權利，何止十倍於二十一條。”
綜上所述，自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來，通過1915年的“二十一條”及其以後的各項秘密條約，日本取得了在中國政治上的特殊地位。通過1917、1918兩年的借款，日本又取得了在中國財政上的特殊地位；通過“參戰”借款，日本更取得了在中國軍事上的特殊地位。
中國社會最主要的矛盾――中華民族和帝國主義的矛盾，特別是和日本帝國主義的矛盾，更加激化了。
頑固的封建專製主義
辛亥革命以後，雖然建立了中華民國，但由於不久袁世凱竊取了政權，就使這個“民國”徒具形式，而無內容了。
就是這塊徒具形式的中華民國招牌，也有人十分厭煩它，盼望很快摘掉它。有一位清朝遺老編了一副對聯，對“民國”大加諷刺說：
民猶是也，國猶是也，何分南北？
總而言之，統而言之，不是東西。
這種泄憤的詛咒，不能看作是個別的現象，而應看作是一種勢力，一種階級的情緒反映。魯迅於1927年10月在上海的一次講演中，曾很幽默地說過下麵一段話：
我從前也很想做皇帝，後來在北京去看到宮殿的房子都是一個刻板的格式，覺得無聊極了。所以我皇帝也不想做了。做人的趣味在和許多朋友有趣的談天，熱烈的討論。做了皇帝，口出一聲，臣民都下跪，隻有不絕聲的Yes，Yes，那有什麽趣味？但是還有人做皇帝，因為他和外界隔絕，不知外麵還有世界！
凡是生活在現代的中國人，在參觀過一次故宮之後，大概都會和魯迅先生有同感：做皇帝實在沒有趣味。
但是，在民國初年（以至很久），想做皇帝的人卻大有人在，擁護別人做皇帝的人也大有人在。這是什麽原因呢？魯迅指出是“和外界隔絕，不知外麵還有世界”，我們把這個意思引申一下，是否可以這樣理解：中國社會長期以來（兩三千年來）都是一個封建社會，是一個“和外界隔絕，不知外麵還有世界”的封閉社會，鴉片戰爭以來雖然受到歐風美雨的波及，但是封建專製主義的根基卻始終沒有動搖。中國人仍然是從娘肚子裏生下來就沒有民主，也不曉得民主為何物。
話又得說回來，辛亥革命以後和以前究竟有所不同了。以孫中山為首的南京臨時政府，雖然隻存在了90天左右，但它留給人們的中華民國的觀念卻是深刻的，因而使得袁世凱的稱帝和張勳的複辟都不能不是短命的，繼起的統治者段祺瑞仍不得不掛起民國的招牌。
複辟，給人們的教訓是深刻的。人們不禁要問：複辟的醜劇為什麽能夠一再上演，段祺瑞、曹錕、吳佩孚、張作霖這些軍閥頭子們雖然沒有稱帝，但他們仍繼續著封建專製主義的統治，仍然是皇權主義者，這又是為什麽？
魯迅在《忽然想到》（1925年2月12日）一文中寫道：“我希望有人好好地做一部民國的建國史給少年看，因為我覺得民國的來源，實在已經失傳，雖然還隻有十四年！”
“民國”為什麽失傳？在沒有回顧民國以來的曆史以前，讓我們首先探討一下封建專製主義在中國盤踞兩三千年以至民國以來仍然繼續盤踞的原因。
第一，地主階級是封建專製主義的階級基礎。兩三千年來，中國廣大農村一直被這個階級直接統治著，城市中的各級政權則是這個階級的政治代表。以孫中山為代表的中國資產階級革命派提出了“平均地權”，可謂抓住了問題的根本，但是年輕而又軟弱的中國資產階級卻不能找到解決這個根本問題的道路。而到辛亥革命時，這個問題卻被拋置不顧，連提也不提了。因此，正如魯迅在《阿Q正傳》中所指出的那樣，辛亥革命前的未莊，是由趙太爺和錢太爺兩家大地主統治著；辛亥革命後，依然是趙、錢兩家統治著。在這裏發生的“革命”，不過是由趙秀才和錢洋鬼子到尼姑庵（靜修庵）去革掉一塊上寫“皇帝萬歲萬萬歲”的龍牌（卻又乘機偷走觀音娘娘座前的宣德爐）而已。未莊的惟一變化，是“將辮子盤在頂上的逐漸增加起來了。”而城裏呢，“革命黨雖然進了城，倒還沒有什麽大異樣。知縣大老爺還是原官，不過改稱了什麽……帶兵的也還是先前的老把總。”縣衙門裏監牢裏關的是什麽人呢？一種是“不準革命”的阿Q，還有就是“舉人老爺要追他祖父欠下來的陳租”的那種人。
魯迅筆下的未莊，可以說是當時全國農村的一個縮影。
反動的地主階級，是幾千年專製政治的基礎，是帝國主義、封建軍閥、貪官汙吏的牆腳，辛亥革命沒有破除這個基礎、挖掉這個牆腳，所以最後還是失敗了。
第二，如果說地主階級是封建專製主義的階級基礎，那麽，廣大的小生產者則是它的社會基礎了。小生產者是和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相聯係的。以一家一戶為生產單位的個體小生產者，不能自己代表自己。小生產者也往往受地主階級的經濟剝削和政治壓迫，不斷地起義和反抗，每一次較大的農民起義和農民戰爭的結果，都打擊了當時的封建統治，因而也就多少推動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但是農民如果不在先進階級領導之下而單獨進行起義，結果隻能是封建專製主義的改朝換代，例如朱元璋所代表的元末農民大起義，在明皇朝建立以後，所推行的封建專製主義，和前人相比是有過之而無不及。這樣，就在每一次大規模的農民革命鬥爭停息以後，雖然社會多少有些進步，但是封建的經濟關係和封建的政治製度，基本上依然繼續下來。
從魯迅的《阿Q正傳》，也可以看出小生產者是怎樣認識“革命”的：
阿Q“以為革命黨便是造反”，原來是“深惡而痛絕之”的。但後來覺察到“革命”“卻使百裏聞名的舉人老爺有這樣的怕，於是他未免也有些‘神往’了，況且未莊的一群鳥男女的慌張的心情，也使阿Q更快意。”於是他感到“革命也好吧”，“也要投降革命黨了”，“革這夥媽媽的命”。可以看出，阿Q是帶著個人的複仇情緒來參加“革命”的。
阿Q“革命”的目的是“我要什麽就是什麽，我歡喜誰就是誰”。
他的經濟目標是：“元寶，洋錢，洋紗衫……秀才娘子的一張寧式床……錢家的桌椅……”
他的政治目標是：“第一個該死的是小D和趙太爺，還有秀才，還有假洋鬼子……留幾條麽？王胡本來還可留，但也不要了……”
不要摧毀舊的土地製度，沒有改革政治製度的遠大理想，阿Q所要求的隻是在未莊實現個人獨裁。甚至於誰來做自己的老婆，他都考慮到了：“趙司晨的妹子真醜。鄒七嫂的女兒過幾年再說。假洋鬼子的老婆和沒有辮子的男人睡覺，嚇，不是好東西！秀才的老婆是眼泡上有疤的……吳媽……可惜腳太大。”因此，阿Q的“革命”成功，也隻能是封建專製主義的繼續。
第三，孔孟之道是封建專製政治的思想基礎。
孔子創立儒家學說，其主要內容是“禮”和“仁”。禮，指統治階級規定的秩序。親親、尊尊、長長、男女有別，是禮的根本，據此區別人與人的關係，確定每一個人應受的約束，使各守本分，不得逾越。
西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董仲舒根據孔子的“禮”（倫理綱常）和“仁”（仁義道德）的思想，提出了係統的維護封建製度的三綱五常學說。三綱是：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五常是：仁、義、禮、智、信。
隨著封建社會的發展和沒落，封建倫理更加規範化了，宋元明又產生了和流行著程、朱理學（道學）。“理”的內容，就是三綱五常。清代思想家戴震曾深刻揭露封建統治者“以理殺人”：“人死於法，猶有憐者；死於理，其誰憐之？”
地主階級為了維護自己的封建統治，極力使這種三綱五常說，成為全社會的統治思想。小生產者接受的也是這種思想，他們的落後的生產地位，使他們不可能形成遠大的先進思想。正如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誌意識形態》中所說：“統治階級的思想在每一時代都是占統治地位的思想。這就是說，一個階級是社會上占統治地位的物質力量，同時也是社會上占統治地位的精神力量。”
因此，我們在清末社會看到的是：各家各戶（不管是農村、城市）每年門戶上貼的春聯盡是：“帝德乾坤大，皇恩雨露深”。
因此，我們在民國後的長時期中，社會上看到的是：各家各戶（不管是農村、城市）也還大都供奉著“天地君親師”的神牌。“君”是核心，是天地的崇高代表。國不可一日無君，失了“君”就失了宇宙的主宰者。這種意識形態，構成了封建專製政治的頑固的思想基礎。
第四，封建專製主義有著軍事力量作為它的強大支柱，中國曆代皇朝的“天下”差不多都是打下來的（所謂“打天下”），因此封建主義的專製，不僅是政治專製，而且也是軍事專製。中國古代是這樣，近代也是這樣。袁世凱就是靠小站練兵起家的。正因為他手中掌握了一支北洋軍，所以能夠左右開弓，使清皇室和民國政府都把政權交給了他。
袁世凱竊取政權後，實行專製的“統一”，首先強調的也是軍權的“統一”。他借口“服從命令為軍人之第一要義”“軍人不得私組政團”“不準幹預政治”等等，剝奪了革命派和一切異己的武裝，因而在1913年能夠比較順利地鎮壓了“二次革命”，並使自己的政權向恢複帝製逐步過渡。
袁世凱依恃軍事力量作為封建專製政治的支柱，張勳、段祺瑞也都是這樣。張勳所以敢擁清廢帝複辟，正因為他手中有著數千辮子軍。段祺瑞雖然變換各種手法，不要帝製的名義了，但始終沒有鬆手的是他的“參戰軍”“國防軍”。
事實正如毛澤東所說：“辛亥革命後，一切軍閥，都愛兵如命，他們都看重了‘有軍則有權’的原則。”
第五，中華民國建立後，封建專製主義還十分頑固，除以上各種原因外，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即：帝國主義的支持。正如後來共產國際所分析：帝國主義者“首先和以前的社會製度的統治階級――封建地主、商業和高利貸資產階級聯合起來，以反對占大多數的人民。帝國主義到處致力於保持資本主義前期的一切剝削形式（特別是在鄉村），並使之永久化，而這些形式則是它的反動的同盟者生存的基礎。”“帝國主義及其在中國的全部財政軍事的勢力，乃是一種支持、鼓舞、栽培、保存封建殘餘及其全部官僚軍閥上層建築的力量。”
在意識形態方麵，列寧在1913年論述東方各國的政治生活時即指出：帝國主義不僅從政治上支持那裏的反動勢力，而且從意識形態上支持那裏的“僧侶主義和蒙昧主義”。
在探討了封建專製主義在中國生長的種種原因之後，再來看民國以來的種種怪現象，就不難理解了。
第二節 天下興亡，匹夫有責
青年知識分子的愛國激情，遍布全國。不論在沿海的大城市，或內地的中小城市，都是這樣。
當時在長沙第一師範讀書的青年毛澤東，便於1915年在一本揭露二十一條的《明恥篇》上寫道：“五月七日，民國奇恥；何以報仇？在我學子！”
不僅北方軍閥不好，西南軍閥也不好，他們是“一丘之貉”。
多年的碰壁，使孫中山思索再思索。
中國的出路在哪裏？
群眾鬥爭如火如荼
茫茫大陸起風雲，
舉國昏沉豈足雲；
最是傷心秋又到，
蟲聲唧唧不堪聞。
這首詩，是周恩來1916年秋在南開學校讀書時所作，題為：《次日皋如夫子傷時事原韻》。張日皋如的原詩是：
太平希望付煙雲，
誤國人才何足雲；
孤客天涯空涕淚，
傷心最怕讀新聞。
上麵兩首詩，都反映了當時中國的青年知識分子的一種憤世嫉俗、憂國傷時的心理狀態。
“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富於政治敏感的青年學生，是不甘於自己國家的沉淪的。
明末清初的愛國主義思想家顧炎武曾說過：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意思是說：天下者是天下人的天下，而不是哪一個人的天下，“天下”要亡了，人人都有責任去挽救它。顧炎武的這兩句話，為後人經常稱道和引用，每當民族危急存亡之秋，總是用它來激勵人心，鼓舞士氣。1916年10月3日，周恩來在南開學校所作的一次題為《中國現時之危機》的講演中，便號召廣大青年同學“興雞鳴起舞之感，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之念”。
青年知識分子的愛國激情，遍布全國。不論在沿海的大城市，或內地的中小城市，都是這樣。當時在長沙第一師範讀書的青年毛澤東，便於1915年在一本揭露二十一條的《明恥篇》上寫道：
五月七日，
民國奇恥；
何以報仇？
在我學子！
不僅國內的學生如此，就是國外的留學生也是如此。因為這些留學生身居異國，消息又很靈通，所以他們的憤激情緒，甚至比國內還要高昂。誠如李大釗在為留日學生總會所寫的《警告全國父老書》中所說：“同人等羈身異域，切齒國仇，回望神州，仰天悲憤。”
先進的知識分子是首先覺悟的成分。除知識分子外，其他社會各階層也都動起來了。“五四”前的中國社會經濟狀況，既然是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對勞動人民的殘酷剝削和掠奪，那麽，生活在最底層受剝削、壓迫最嚴重的工農勞苦大眾，必然要進行堅決的反抗鬥爭。
廣大青年學生、民族工商業者、愛國華僑和其他愛國人士，他們也不滿於中國墮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深淵的現狀，因而也積極參加挽救民族於危亡的鬥爭。這些鬥爭，有的是直接針對帝國主義的，有的是為謀自己的生存，而針對中國的反動統治的。不論是哪一種，總的來說都是對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打擊。
孫中山彷徨歧途中
全國工人、農民、學生、民族工商業者、華僑及各界愛國人士鬥爭的發展，醞釀著一場大的革命風暴的來臨。
這種形勢，要求有一個先進的革命政黨，製訂一個適應當前鬥爭的革命綱領，以便把全國人民領導和組織起來，集中力量去同反革命的敵人作戰。
但是，資產階級革命派已不可能再擔負起如此重大的任務了。
孫中山在“二次革命”失敗後再度亡命日本，他在日本力勸流亡的革命黨人重新振作，恢複同盟會時期的革命精神，共同組織中華革命黨。
他鑒於辛亥後由於同盟會的渙散而招致革命失敗的教訓，非常強調事權的統一。1914年5月29日，他在致黃興函中認為“二次革命”的失敗，“全在不聽我之號令”，堅持今後“欲為真黨魁，不欲為假黨魁，庶幾事權統一，中國尚有救藥”。6月15日，他又致函南洋革命黨人說：“此次重組革命黨，首以服從命令為惟一之要件，凡入黨各員，必自問甘願服從文一人，毫無疑慮而後可。”並稱“本黨係秘密結黨，非政黨性質”。
1914年7月，中華革命黨在東京舉行成立大會，孫中山在會上宣誓加盟，正式就任總理職務。其他人入黨時均須立誓約，按指印。
從一定意義上說，即從主觀上為了加強戰鬥力來說，孫中山是對的。正如他自己所說：
“鑒於前此之散漫不統一之病，此次立黨特立服從黨魁命令，並須各具誓約，誓願犧牲生命自由權利，服從命令，盡忠職守，誓共生死。”
但從客觀實際上看，這種過於在形式上的嚴格要求，必然使革命組織成為一個狹隘的小團體。中華革命黨開成立大會時，到會者隻有三百餘人。黃興拒絕入黨，離日去美。許多未加入中華革命黨的同盟會員則在東京組織歐事研究會，別樹一幟。
孫中山在中華革命黨成立大會上公布手書的《中華革命黨總章》，規定“以實行民權、民生兩主義為宗旨”，以“掃除專製政治，建設完全民國為目的”。
原來，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在辛亥革命後隻剩下一民主義了。孫在1913年3月出席東京的一個歡迎會上便明確地這樣講過：“民族、民權二大主義均經達到目的，民生主義不難以平和辦法，逐漸促社會之改良。”在孫當時看來，清朝統治被推翻，民族主義已完成；民國建立，民權主義也已完成。
現在，經過“二次革命”的教訓，認清了袁世凱的竊國麵目，恢複了民權主義。這自然是一大進步。但是，孫中山這時仍然未認識到帝國主義是中華民族的主要敵人，因此中華革命黨的二民主義綱領仍然是殘缺不全的。
中華革命黨成立後，設支部於國內外各地，國內支部專事組織武裝討袁，海外支部負責籌款。袁世凱複辟帝製時，革命黨人積極在上海、廣東、江蘇、浙江、湖南、江西、東北、山東、四川、陝西、湖北、福建等地發動武裝起義。孫中山在討袁檄文中怒斥袁世凱“非法攘攫正式總統，而祭天祀孔，議及冕旒，司馬之心，路人皆見”。又指出：“袁賊妄稱天威神武之日，即吾民降作奴隸牛馬之時，此仁人誌士所為仰天椎心，雖肝膽塗疆場、膏血潤原野而不辭也。軍府痛宗國之陸沉，憤獨夫之肆虐，爰率義旅，誓殄元凶，再奠新邦，期與吾國民更始。”
但是，中華革命黨既缺乏一條正確的政治路線，也缺乏一條正確的組織路線，因此，雖有許多反袁的武裝起義，但這些起義大都是沒有充分準備的單純軍事冒險。也正如孫中山本人所說的，“黨內重要人物已冒險深入內地，急思發動，成敗在此一舉，不能複待。”
既然缺乏充分的準備，特別是缺乏發動和組織群眾的準備，因此，失敗就是不可避免的。上述各地起義，有的沒等發動就遭破壞，有的發動了也很快被鎮壓下去。
袁死，段繼，軍閥統治的本質並沒有改變。袁世凱竊國的教訓，使孫中山考慮到怎樣才能既有民國之名，又有民國之實。1916年7月間他在上海對參、眾兩院議員及各界名流、新聞記者發表關於地方自治的演說；1917年又專門從事《民權初步》的著述，都表明了這種探索。但是，他所設想的仍是一些英美式的地方自治方案和議會的開會方法等，而沒有考慮到如何依靠群眾推翻軍閥統治的問題。
張勳複辟前，黎元洪被迫解散國會；複辟失敗後，段祺瑞又製造了自己禦用的工具――安福國會。
國會和約法，是共和國的象征。國會被解散，約法被撕毀，孫中山認為這是對民國的最大背叛。他立即到廣東進行護法活動，北方的國會議員這時也相繼赴粵。1917年7月上旬，他在致桂、粵、湘、滇、黔、川六省都督及各界的電中說：“火速協商，建設臨時政府，公推臨時總統，以圖恢複。”
8月，廣東非常國會在廣州開幕，通過《中華民國軍政府組織大綱》，規定在《臨時約法》效力未完全恢複以前，中華民國行政權由大元帥行使。
9月，孫中山被舉為中華民國軍政府大元帥，唐繼堯、陸榮廷為元帥，並電請黎元洪南來組織正式政府。
這時，孫中山對軍閥已有了進一步的認識，他指出：“今張勳雖敗，而段祺瑞等以偽共和易真複辟；其名則美，其實尤窳。”又說：“今日之亂，非帝政與民政之爭，非新舊潮流之爭，非南北意見之爭，實真共和與假共和之爭。”孫中山反複強調了對真共和追求的決心，而且對北方軍閥的假共和大張撻伐，就這個意義上說，護法運動是應該肯定的。
但是，孫中山所依靠的力量卻是西南軍閥。這時，中華革命黨已名存實亡。孫中山既沒有革命武裝，也沒有革命組織，而且他這時也不懂得去“喚起民眾”。在這種情況下，護法運動建立在一個很不可靠的基礎上，其失敗也就成為必然了。
西南軍閥參加護法運動，隻是為了乘機奪取權力。在與己有利時，他們可以利用孫中山這麵革命的旗幟；而在與己不利時，他們又可以隨時把孫中山拋開。就在護法軍政府成立後不久，12月間，桂係軍閥便通電主和。1918年1月間，滇桂軍閥成立“護法各省聯合會”，推岑春煊為議和總代表，形成和軍政府的對峙。5月，由政學係操縱的非常國會，通過了改組軍政府案，廢大元帥，改為七總裁合議製。孫中山雖為七總裁之一（其他六人為唐紹儀、伍廷芳、岑春煊、陸榮廷、唐繼堯、林葆懌），但實權卻被剝奪了，唐繼堯認為孫中山“宜遊曆各國，辦理外交”。
在這種情況下，孫中山被軍閥們趕了出來。5月下旬離開廣州。他在5月4日辭大元帥職的通電中說：“顧吾國之大患，莫大於武人之爭雄。南與北如一丘之貉。雖號稱護法之省，亦莫肯俯首法律及民意之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