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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7章 天安門前爭國權！五四狂飆孕新生(1)
第一節 山河破碎風飄絮！生靈塗炭咒軍閥
日本代表日置益於3月17日因墜馬受傷了，北京政府繼續派自己的談判代表曹汝霖等人，到東交民巷日本使館日置益的床前去進行會議。中國人民為什麽把“五七”或“五九”作為國恥紀念日？
魯迅於1927年10月在上海的一次講演中，曾很幽默地說：我從前也很想做皇帝。
“我希望有人好好地做一部民國的建國史給少年看，因為我覺得民國的來源，實在已經失傳，雖然還隻有十四年。”
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在辛亥革命後隻剩下一民主義了。
孫中山立即到廣東進行護法活動，北方的國會議員這時也相繼赴粵。
中國的出路在哪裏？這是迫切需要回答的問題。
阿Q“革命”的目的是“我要什麽就是什麽，我歡喜誰就是誰”。
不平靜的海濱
山東省的渤海之濱，有一座美麗的城市，依山傍海，山、海和市區三者渾為一體。進入這座城市，碧海、藍天、綠樹、紅瓦，相互輝映，使人心曠神怡。這就是中外馳名的青島市。
有的書上記載說，原來這裏也是一片荒灘，灘上僅有少數漁民的一些窩棚。所謂青島者，是指距海岸約一海裏的一個海中小島，麵積不過0.012平方公裏。現在人們仍把這裏稱“小青島”。但是，也有的研究者考證說，青島在陸而不在海，它在很早以前（1891年）“已是一個繁榮的市鎮”了。
總之，這裏當黃海、渤海之要衝，地勢非常重要，所以帝國主義者（特別是德帝國主義者）覬覦已久，他們的殖民專家認為：欲圖遠東勢力之發達，非占領膠州灣不可。他們認為：從膠州灣作為一突破口，即可占領物產豐富的全山東，並由此進而魔爪四伸，占領全中國。1897年11月14日，德國借口山東教案（兩名德國籍教士4天前在巨野被殺），派軍艦占領了膠州灣。1898年3月，德國在沙俄的幫助下，強迫清政府訂立了中德《膠澳租界條約》，其中規定：“膠澳之口，南北兩麵，租與德國，先以99年為限”；“租期未完，中國不得治理，均歸德國管轄”。當時境界包括膠州灣四周及島嶼。整個租界地稱“膠澳租界”，統治者稱“膠澳提督”。1899年德皇下令“將膠澳租界地的新市區定名為青島”，隻準許歐洲人居住。當時中國報刊，有的稱青島，有的稱膠州。五四運動中提出所謂青島問題者，即指整個膠澳租借地而言。
《膠澳租界條約》還規定了德國在山東境內修築膠濟鐵路和在鐵路沿線三十裏內采礦的權力，而且中國對“德國商人及工程人”，必須“一律優待”。
這樣，在19世紀末的“割地狂潮”中，山東便成為德國的勢力範圍了。（膠濟鐵路於1904年由青島修至濟南，全線通車。）
從此以後，德國便在膠州灣沿岸大興土木。我們今天到青島市的海濱去走一趟，到處看到的仍是德國式的建築，有的房屋上還刻著“190×”字樣。現在的海洋學院（原山東大學）就是當年的德國兵營（名曰“俾斯麥兵營”），原來的軍事設施，仍保存著很多痕跡。
1914年的夏季，正是青島的最好季節，德國人正在這個避暑勝地尋歡作樂。可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炮聲響了。8月1日，德國對俄宣戰。3日，德國又對法國宣戰。同日，德軍侵入比利時。4日，英國對德宣戰。
第一次世界大戰，是帝國主義為重新瓜分世界而進行的戰爭。戰爭的雙方是兩大帝國主義國家集團：一方麵是德國、奧匈、保加利亞和土耳其，它們稱為同盟國；一方麵是英國、法國、俄國以及塞爾維亞、比利時，它們稱為協約國。以後陸續參加的還有日本、意大利、美國等。總計卷入這次戰爭的共有33個國家，動員人數達7400萬人。
東方的日本帝國主義，認為第一次世界大戰是它侵占中國的大好時機。當時被任命為駐華公使的日置益，在他還未上任的時侯，就口口聲聲說：“戰則大妙！”
當時的北洋軍閥政府，腐敗無能，僅在8月6日宣告中立，說什麽“各交戰國在中國領土、領海不得有占據及交戰行為”，“各交戰國之軍隊軍械及輜重品，均不得由中國領土領海經過”等等。
可是，日本帝國主義根本不理會這一套。就在北京政府宣告中立的第三天――8月8日，日本軍艦已出現於青島海麵。
8月15日，日本對德發出最後通牒，要求將遠東海上之德國軍艦一律撤回，並要求將膠州灣德國租界地無條件地交與日本接收。
8月23日，日本對德宣戰，旋即派軍2萬多人在龍口登岸。北京政府立即劃出所謂特別區域供日軍使用，不再顧及它曾宣布過的中立條款了。9月3日，北京政府借口參照日俄戰爭先例，照會各國公使說：“在龍口、萊州及接連膠州灣附近各地方，確實為各交戰國軍隊必須行用至少之地點，本政府不負完全中立之責任。”
但是，日本並不以進占上述地區為滿足。9月26日，日軍400餘人即超出所謂特別區域，進占濰縣車站。這時，北京政府雖然向日本申訴了將使“政府失信於軍民”的苦衷，但日本政府不僅置之不理，而且在膠濟路“純係德政府之產”的借口下，繼續派軍西進，並威脅中國立即將膠濟路上的軍隊撤開，聲稱：“若有衝突，日本將認為助德敵日之舉。”
在北京政府屈從退讓下，日本軍隊於10月6日直達濟南車站。日本政府並公開聲言：“本國政府對於山東膠濟鐵路有管理之必要，因而實行占領”。
11月7日，日軍攻占青島，在青島的德國人向日軍投降。至此，在中國境內的對德作戰已告結束。按理，日軍應該撤退，而將青島等地交還中國了。但是，日軍仍借口歐戰尚未結束，拒不撤走。12月間，駐膠濟鐵路及新設電線沿線和龍口、青島間的日軍，仍達1.6萬人左右。
日軍既不撤走，北京政府也不敢正式提出要求，12月14日，駐日公使陸宗輿致電外交部次長曹汝霖說：“正式要求撤兵，必須稍待，恐速反不達。”
在北京政府處處退讓的形勢下，日本侵略者更步步進逼。到1915年，日本不僅拒絕從山東撤兵，反而進一步提出了滅亡全中國的二十一條。
可恥的床前外交
一個真正獨立的國家，應該有自己的國家尊嚴。國與國之間的談判，不論就內容上，或形式上（包括禮儀上），都應該建立在平等的基礎上。
但是，“五四”時的中國，是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統治中國的北京政府不過是帝國主義侵略的工具，因此這個政府和帝國主義國家的外交談判，就不是平等的關係，而是主子和奴才的關係。例如，1915年關於二十一條的談判，就是如此。在談判過程中，日本代表日置益（駐華公使）於3月17日因墜馬受傷了。既然如此，那麽就應暫停談判或者由日方改派代表好了。但是，賣國的北京政府並沒有要求這樣做，而是繼續派自己的談判代表曹汝霖（北京政府外交部次長）等人，到東交民巷日本使館日置益的床前去進行會議。曹汝霖在回憶這次談判時說：“適日使墜馬受傷，會議停了三次，小幡來部告我，公使傷未愈，腿塗石膏，不能下床，但急於會議，擬請陸總長與您枉駕使館會議。餘告陸總長同意，遂移至日本使館會議。日使不能下床，就在床前設桌會議。”這種國家之間外交代表的談判，實在是古今中外外交史上罕見的醜聞。
屈辱的形式，是和屈辱的內容相適應的。那麽，二十一條都是些什麽內容呢？
二十一條共分為五號。
第一號是關於山東問題。其中規定：“中國政府允諾，日後日本國政府擬向德國政府協定之所有德國關於山東省依據條約或其他關係對中國政府享有一切權利利益讓與等項處分，概行承認。”“中國政府允諾，凡在山東省內並其沿海一帶土地及各島嶼，無論何項名目，概不讓與或租與他國。”“中國政府允準，日本國建造由煙台或龍口接連膠濟鐵路之鐵路。”“中國政府允諾，為外國人居住貿易起見，從速自開山東省內各主要城市作為商埠，其應開地方，另行協定。”
第二號是關於南滿及內蒙東部問題。其中規定：“將旅順大連租借期限，並南滿洲及安奉兩鐵路期限，均展至九十九年為期。”“日本國臣民在南滿洲及東部內蒙古，為蓋造商工業應用之房廠或為耕作，可得其需要土地之租借權或所有權”。“日本國臣民得在南滿洲及東部內蒙古任便居住往來，並經營商工業等各項生意。”“中國政府允將在南滿洲及東部內蒙古各礦開采權，許與日本國臣民……”“中國政府在南滿洲及東部內蒙古聘用政治、財政、軍事各顧問教習，必須先向日本國政府商議。”“中國政府允將吉長鐵路管理經營事宜，委任日本國政府，其年限自本約畫押之日起，以九十九年為期。”此外，還規定了非經日本政府同意，不得允許其他國人在南滿及內蒙東部建造鐵路或進行鐵路借款，中國政府也不得將南滿及內蒙東部的各項稅課作為向他國借款的抵押。
第三號是漢冶萍公司問題。其中規定：“將漢冶萍公司作為兩國合辦事業，並允如未經日本國政府同意，所有屬於該公司一切權利產業，中國政府不得自行處分，亦不得使該公司任意處分。”“所有屬於漢冶萍公司各礦之附近礦山，如未經該公司同意，一概不準該公司以外之人開采。並允此外凡欲措辦，無論直接間接對該公司恐有影響之舉，必須先經該公司同意。”
第四號是沿海島嶼問題。其中規定：“中國政府允準，所有中國沿岸、港灣及島嶼，概不讓與或租與他國。”
第五號是對全中國的控製問題。其中規定：“在中國中央政府須聘用有力之日本人，充為政治、財政、軍事等各顧問。”“所有在中國內地所設日本病院、寺院、學校等，概允其土地所有權。”“將必要地方之警察，作為日中合辦，或在此等地方之警察官置須聘用多數日本人……”“由日本采辦一定數量之軍械（譬如在中國政府所需軍械之半數以上），或在中國設立中日合辦之軍械廠，聘用日本技師，並采買日本材料。”“允將接連武昌與九江南昌路線之鐵路，及南昌杭州、南昌潮州各路線鐵路之建造權，許與日本國。”“在福建省內等辦鐵路礦山，及整頓海口（船廠在內），如需外國資本之時，先向日本國協議。”“允認日本國人在中國有布教之權。”
從以上二十一條的內容來看，有的是對日本已經實現的侵略特權的承認，更多的則是使日本侵略勢力在中國有一個猛烈的擴張。這個條約包括了政治、軍事、經濟、文化各個方麵，如果這個條約實現了，中國也就全部淪亡於日本之手。
這個二十一條，是1915年1月18日，由日本駐華公使日置益向袁世凱親自遞交的，當時即要求“迅速商議解決，並守秘密”。因為，日本帝國主義和其他列強有矛盾，害怕第三國的幹涉。這一點，日置益向北京政府的談判代表（外交總長陸征祥，次長曹汝霖）說的更加明白：“此種談判，一有耽誤，恐生妨礙。本國政府亟思從速進行……”
由於這個賣國條約太露骨了，所以北京的袁世凱政府在談判開始的時侯，曾不得不考慮其他帝國主義的幹涉和人民群眾的反對，而有所猶豫，一再請求日本“原諒中國政府實在為難情形，勿過堅持”，“請留親善餘地。”
日本政府很不滿意袁世凱政府的猶豫。它於1915年3月間增兵東北、山東、津沽等處，向袁政府進行恫嚇。日置益在3月8日往訪曹汝霖說：“會議遷延，日本國軍國民（按：應是日本政府），勢難再徇情，若於數日內對於重要各條，無滿意之承認，恐生不測之事。”
4月26日，日本政府提出修正案二十四款。這一修正案，除在形式上和文字上略有變動外，基本內容仍和二十一條一樣。5月7日，日本政府向袁世凱政府下達最後通牒，聲言：第一號、第二號、第三號、第四號之各項，及第五號中的福建問題，必須按照日本提出之修正，“不加以何等之更改，速行應諾”；第五號的其他各項則應“日後另行協商”。這一通牒，要求袁世凱政府在5月9日以前作出答複，“如到期不受到滿足之答複，則帝國政府將執認為必要之手段……”
5月9日，稱帝心切的袁世凱令其代表對日本的要求作了完全的承認。
5月25日，有關二十一條各項內容的條約和換文，在北京簽字和交換（計條約二件，換文十三件）。在袁看來，二十一條的承認，將有助於日本對其帝製的支持，因為當日置益向袁麵交二十一條的時侯就曾說：“總統如接受此種要求……日本政府從此對袁總統亦能遇事相助。”
以上，就是“五七”“五九”國恥的經過。後來，中國人民把“五七”或“五九”作為國恥紀念日。“五七”是指日本政府下最後通牒的日子，“五九”是指袁世凱政府承認二十一條的日子。
如此“欣然同意”
日本占據山東，全國人民反對。但是，卻有人同意，不僅同意，而且是“欣然同意”；不僅口頭同意，而且白紙黑字，立有字據。此人是誰？不是別人，就是臭名昭著的賣國賊章宗祥。
事情的原委是這樣的：
袁世凱雖然承認了二十一條，但是卻沒有坐穩皇帝的寶座。1916年6月6日，在全中國一片唾罵聲中，他就死去了。
袁死，黎元洪以副總統的資格，繼任大總統。但實權握在國務總理兼陸軍總長段祺瑞的手中。
黎和段是有矛盾的。他們各有其帝國主義的後台。1917年初在中國參戰問題上的府（總統府）院（國務院）之爭，實際上就是反映了日、美之間的鬥爭。
當第一次世界大戰剛剛開始的時侯，日本是不願意中國參戰的。因為日本那時正在進攻山東，中國如果參加協約國作戰，它就沒有進攻山東的理由了。但到1917年時，情況不同了：第一，它已在二十一條中取得了特別權益；第二，它與英、法、意、俄之間在1917年二三月間取得了秘密諒解，四國承認日本在山東的既得權益，日本則須使中國對德宣戰為交換條件。在這種情況下，段祺瑞遵照其主子的意旨，決定對德宣戰了。
美國是在1917年2月間參加世界大戰的。當時它曾通知北京政府：“如其他中立各國能仿美國政府之舉動者，實於世界和平將有裨益。”但是，當美國發現日本要利用中國的參戰來擴大自己勢力的時侯，它又立即主張中國暫時不要參戰了。3月間，黎元洪所以拒絕在段祺瑞擬具的關於對德絕交的電稿（此電稿係訓令駐日公使章宗祥秘密通知日本政府）上簽字，就是以美國的態度為轉移的。
府、院之爭導致了1917年7月1日張勳複辟醜劇的上演（關於這一事件，下章將為詳述）。翻手為雲，覆手為雨的段祺瑞，先是支持張勳反黎，而當張快敗亡時，他又在馬廠誓師討張，以“再造民國”的功臣自居。
段祺瑞勝利，黎元洪下台。繼黎為總統的是直係軍閥頭子馮國璋，但北京的中央大權仍掌握在國務總理段祺瑞的手中。8月14日，段祺瑞使北京政府宣布對德作戰；接著，又製造了一個皖係國會作為自己統治的工具。
中國既然對德宣戰，按道理講，德國在山東奪取的利益，應該由中國收回了。但是，事實恰恰相反，權益不僅未被收回，而是更大量的被出賣了。
原來德國在山東除經營膠濟鐵路外，還於1914年從北京政府取得將來敷設延長線之權利，其延長線即自濟南西至京漢路之順德，以及自高密至徐州之線路。二十一條談判時曾議及兩路，但未作具體決定。1917年中國參戰後，日本要求用條約的形式肯定下來，於是在次年的9月24日，駐日公使章宗祥和日本外相後藤交換了關於向日本借款的公文，並在9月28日正式簽訂了借款2000萬元的合同。
由於上述借款涉及山東問題，因此在1918年9月28日章宗祥和後藤交換借款公文的同時，又交換了關於山東問題的換文。
換文中說：“膠濟鐵路沿線之日本軍隊，除濟南留一部隊外，全部均調集於青島。”這就是說，中國雖然參戰了，但日本軍隊仍然要占領濟南和青島，而且要用正式換文肯定其占領的合法。
換文中說：“濟南鐵路之警備，可由中國政府組成巡警隊任之”；“巡警隊本部及樞要驛並巡警養成所內，應聘用日本國人。”這就是說，日本要繼續占領膠濟鐵路，僅僅把形式由日本駐軍改為日人指揮下之“中國巡警隊”而已。
換文中說：“膠濟鐵路所屬確定以後，歸中日兩國合辦經營。”所謂“中日合辦”，實際上是由日本獨占。而且根據中德鐵路章程，中國有在將來收回鐵路之權，這裏規定的“中日合辦”，竟是遙遙無期。
根據二十一條，日本所要求的山東權益，基本上還限於繼承德國之所得。但據此照會，卻大大超過了德國的勢力範圍。中國參戰的結果，不是將山東收回，而是進一步丟棄，這實在是奇恥大辱。但是，已經徹底投靠日本帝國主義的段祺瑞政府，不僅不感到恥辱，而是“欣然同意”，試看其特命全權公使章宗祥是怎樣立下保證的：
敬啟者：接奉貴翰（指日外相後藤之來文）內稱，貴國政府顧念貴我兩國間所存善鄰之誼，本和衷協調之意旨起見，提議關於山東省諸問題，照左記各項處理等因，業已閱悉：
（一）膠濟鐵路沿線之日本國軍隊，除濟南留一部隊外，全部均調集於青島；
（二）膠濟鐵路之警備，可由中國政府組成巡警隊任之；
（三）右列巡警隊之經費，由膠濟路提供相當之金額充之；
（四）右列巡警隊本部及樞要驛並巡警養成所內，應聘用日本國人；
（五）膠濟鐵路從業員中應采用中國人；
（六）膠濟鐵路所屬確定以後，歸中日兩國合辦經營；
（七）現在旅行之民政撤廢之。中國政府對於日本政府右列之提議，欣然同意。特此奉複，謹具。
這張字據，成為後來巴黎和會上日本強占山東的借口，也是中國學生為什麽把章宗祥和簽訂二十一條時的主角曹妝霖、陸宗輿（簽二十一條時的駐日公使）並列為三大賣國賊的原因之一。
大借款和大拍賣
上述濟（南）順（德）、高（密）徐（州）兩鐵路2000萬元借款，在當時段祺瑞政府向日本的大借款中，隻占一個很小的部分。除此之外，還有各種性質的，政治的、軍事的、經濟的，公開的、秘密的，等等許多借款。
通過大借款，殖民地化中國，是日本政府的既定政策之一。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日本國內資本過剩，亟欲向外尋找出路。而當時日本和袁世凱簽訂的二十一條，又遭到中國人民的嚴重抗議。因此，1916年10月日本寺內內閣繼大隈內閣成立的時侯，即決定對華大量投資。在他們看來，這樣做，一方麵可以繼續獲得大量利權；另方麵又可轉移中國人民對日之惡感。
日本為了避免其他列強的幹涉，許多借款不以官方名義公開行之，而是組織朝鮮、台灣、興業三銀行為主秘密進行，並以西原龜三其人奔走於東京、北京之間。所以人們又把這一時期的大借款，稱為“西原借款”。1917年8月，又成立了中日合辦的中華匯業銀行（華股代表為陸宗輿，日股即為朝鮮、台灣、興業三銀行），辦理西原借款的接收等事宜。
除西原借款外，日本通過各種渠道，利用各種名義進行的借款，還有很多。總計1917和1918兩年內，日本對中國的借款達數億元之多。通過這些借款，日本在中國獲得了大量利權，試看下表：
應當指出，這一記載是很不完全的，因為有許多借款都是由中日兩國政府秘密進行的，具體詳情一時無法查明。例如，除上表記載者外，根據日本寺內下台時大藏省的報告，即還有滿蒙鐵路正式借款1.5億元和製鐵借款1億元。
在各種借款中，日本所獲得的利權，有兩點需要加以特別注意：
第一，日本於1918年9月28日以“參戰”借款2000萬元之代價，取得了日本軍官訓練中國“參戰軍”的權利。
段祺瑞自1917年8月14日對德宣戰後，長期以來的情況是宣而不戰。但當第一次世界大戰將要結束的時侯，他卻借款編練起“參戰軍”來了。顯然，段祺瑞編練軍隊的目的，是用以對內，而不是用於對外。
在日本方麵，則是惟恐天下不亂。編練“參戰軍”，一方麵可以擴大親日派軍閥的實力，使其與其他各派軍閥作戰；同時，借此時機，以日本軍官控製“參戰軍”，也就取得了在中國軍事上的特殊地位。
在袁世凱簽訂“二十一條”時，日本已經提出控製中國軍警權的要求，但那時袁世凱尚有所顧忌而未敢應允。現在，日本僅以2000萬元的代價，即從段祺瑞手中取得為袁世凱所不敢出賣的權利。段的賣國確是青出於藍而勝於藍了，而中國的殖民地化程度，也因而更為加深。因此，當時段祺瑞的政敵、西南軍政府總裁岑春煊在論段祺瑞禍國書中說：“最足異者，該軍隊用日本軍官教練。僅以日本軍官教練之下士論，聞達數百名之多。夫國軍而用多數外國軍隊訓練，獨立國家，罕此先例，惟保護國殖民地為然。此不僅貽國家將來不測之憂，且使獨立主權生重大危險。”
日本代表日置益於3月17日因墜馬受傷了，北京政府繼續派自己的談判代表曹汝霖等人，到東交民巷日本使館日置益的床前去進行會議。中國人民為什麽把“五七”或“五九”作為國恥紀念日？
魯迅於1927年10月在上海的一次講演中，曾很幽默地說：我從前也很想做皇帝。
“我希望有人好好地做一部民國的建國史給少年看，因為我覺得民國的來源，實在已經失傳，雖然還隻有十四年。”
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在辛亥革命後隻剩下一民主義了。
孫中山立即到廣東進行護法活動，北方的國會議員這時也相繼赴粵。
中國的出路在哪裏？這是迫切需要回答的問題。
阿Q“革命”的目的是“我要什麽就是什麽，我歡喜誰就是誰”。
不平靜的海濱
山東省的渤海之濱，有一座美麗的城市，依山傍海，山、海和市區三者渾為一體。進入這座城市，碧海、藍天、綠樹、紅瓦，相互輝映，使人心曠神怡。這就是中外馳名的青島市。
有的書上記載說，原來這裏也是一片荒灘，灘上僅有少數漁民的一些窩棚。所謂青島者，是指距海岸約一海裏的一個海中小島，麵積不過0.012平方公裏。現在人們仍把這裏稱“小青島”。但是，也有的研究者考證說，青島在陸而不在海，它在很早以前（1891年）“已是一個繁榮的市鎮”了。
總之，這裏當黃海、渤海之要衝，地勢非常重要，所以帝國主義者（特別是德帝國主義者）覬覦已久，他們的殖民專家認為：欲圖遠東勢力之發達，非占領膠州灣不可。他們認為：從膠州灣作為一突破口，即可占領物產豐富的全山東，並由此進而魔爪四伸，占領全中國。1897年11月14日，德國借口山東教案（兩名德國籍教士4天前在巨野被殺），派軍艦占領了膠州灣。1898年3月，德國在沙俄的幫助下，強迫清政府訂立了中德《膠澳租界條約》，其中規定：“膠澳之口，南北兩麵，租與德國，先以99年為限”；“租期未完，中國不得治理，均歸德國管轄”。當時境界包括膠州灣四周及島嶼。整個租界地稱“膠澳租界”，統治者稱“膠澳提督”。1899年德皇下令“將膠澳租界地的新市區定名為青島”，隻準許歐洲人居住。當時中國報刊，有的稱青島，有的稱膠州。五四運動中提出所謂青島問題者，即指整個膠澳租借地而言。
《膠澳租界條約》還規定了德國在山東境內修築膠濟鐵路和在鐵路沿線三十裏內采礦的權力，而且中國對“德國商人及工程人”，必須“一律優待”。
這樣，在19世紀末的“割地狂潮”中，山東便成為德國的勢力範圍了。（膠濟鐵路於1904年由青島修至濟南，全線通車。）
從此以後，德國便在膠州灣沿岸大興土木。我們今天到青島市的海濱去走一趟，到處看到的仍是德國式的建築，有的房屋上還刻著“190×”字樣。現在的海洋學院（原山東大學）就是當年的德國兵營（名曰“俾斯麥兵營”），原來的軍事設施，仍保存著很多痕跡。
1914年的夏季，正是青島的最好季節，德國人正在這個避暑勝地尋歡作樂。可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炮聲響了。8月1日，德國對俄宣戰。3日，德國又對法國宣戰。同日，德軍侵入比利時。4日，英國對德宣戰。
第一次世界大戰，是帝國主義為重新瓜分世界而進行的戰爭。戰爭的雙方是兩大帝國主義國家集團：一方麵是德國、奧匈、保加利亞和土耳其，它們稱為同盟國；一方麵是英國、法國、俄國以及塞爾維亞、比利時，它們稱為協約國。以後陸續參加的還有日本、意大利、美國等。總計卷入這次戰爭的共有33個國家，動員人數達7400萬人。
東方的日本帝國主義，認為第一次世界大戰是它侵占中國的大好時機。當時被任命為駐華公使的日置益，在他還未上任的時侯，就口口聲聲說：“戰則大妙！”
當時的北洋軍閥政府，腐敗無能，僅在8月6日宣告中立，說什麽“各交戰國在中國領土、領海不得有占據及交戰行為”，“各交戰國之軍隊軍械及輜重品，均不得由中國領土領海經過”等等。
可是，日本帝國主義根本不理會這一套。就在北京政府宣告中立的第三天――8月8日，日本軍艦已出現於青島海麵。
8月15日，日本對德發出最後通牒，要求將遠東海上之德國軍艦一律撤回，並要求將膠州灣德國租界地無條件地交與日本接收。
8月23日，日本對德宣戰，旋即派軍2萬多人在龍口登岸。北京政府立即劃出所謂特別區域供日軍使用，不再顧及它曾宣布過的中立條款了。9月3日，北京政府借口參照日俄戰爭先例，照會各國公使說：“在龍口、萊州及接連膠州灣附近各地方，確實為各交戰國軍隊必須行用至少之地點，本政府不負完全中立之責任。”
但是，日本並不以進占上述地區為滿足。9月26日，日軍400餘人即超出所謂特別區域，進占濰縣車站。這時，北京政府雖然向日本申訴了將使“政府失信於軍民”的苦衷，但日本政府不僅置之不理，而且在膠濟路“純係德政府之產”的借口下，繼續派軍西進，並威脅中國立即將膠濟路上的軍隊撤開，聲稱：“若有衝突，日本將認為助德敵日之舉。”
在北京政府屈從退讓下，日本軍隊於10月6日直達濟南車站。日本政府並公開聲言：“本國政府對於山東膠濟鐵路有管理之必要，因而實行占領”。
11月7日，日軍攻占青島，在青島的德國人向日軍投降。至此，在中國境內的對德作戰已告結束。按理，日軍應該撤退，而將青島等地交還中國了。但是，日軍仍借口歐戰尚未結束，拒不撤走。12月間，駐膠濟鐵路及新設電線沿線和龍口、青島間的日軍，仍達1.6萬人左右。
日軍既不撤走，北京政府也不敢正式提出要求，12月14日，駐日公使陸宗輿致電外交部次長曹汝霖說：“正式要求撤兵，必須稍待，恐速反不達。”
在北京政府處處退讓的形勢下，日本侵略者更步步進逼。到1915年，日本不僅拒絕從山東撤兵，反而進一步提出了滅亡全中國的二十一條。
可恥的床前外交
一個真正獨立的國家，應該有自己的國家尊嚴。國與國之間的談判，不論就內容上，或形式上（包括禮儀上），都應該建立在平等的基礎上。
但是，“五四”時的中國，是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統治中國的北京政府不過是帝國主義侵略的工具，因此這個政府和帝國主義國家的外交談判，就不是平等的關係，而是主子和奴才的關係。例如，1915年關於二十一條的談判，就是如此。在談判過程中，日本代表日置益（駐華公使）於3月17日因墜馬受傷了。既然如此，那麽就應暫停談判或者由日方改派代表好了。但是，賣國的北京政府並沒有要求這樣做，而是繼續派自己的談判代表曹汝霖（北京政府外交部次長）等人，到東交民巷日本使館日置益的床前去進行會議。曹汝霖在回憶這次談判時說：“適日使墜馬受傷，會議停了三次，小幡來部告我，公使傷未愈，腿塗石膏，不能下床，但急於會議，擬請陸總長與您枉駕使館會議。餘告陸總長同意，遂移至日本使館會議。日使不能下床，就在床前設桌會議。”這種國家之間外交代表的談判，實在是古今中外外交史上罕見的醜聞。
屈辱的形式，是和屈辱的內容相適應的。那麽，二十一條都是些什麽內容呢？
二十一條共分為五號。
第一號是關於山東問題。其中規定：“中國政府允諾，日後日本國政府擬向德國政府協定之所有德國關於山東省依據條約或其他關係對中國政府享有一切權利利益讓與等項處分，概行承認。”“中國政府允諾，凡在山東省內並其沿海一帶土地及各島嶼，無論何項名目，概不讓與或租與他國。”“中國政府允準，日本國建造由煙台或龍口接連膠濟鐵路之鐵路。”“中國政府允諾，為外國人居住貿易起見，從速自開山東省內各主要城市作為商埠，其應開地方，另行協定。”
第二號是關於南滿及內蒙東部問題。其中規定：“將旅順大連租借期限，並南滿洲及安奉兩鐵路期限，均展至九十九年為期。”“日本國臣民在南滿洲及東部內蒙古，為蓋造商工業應用之房廠或為耕作，可得其需要土地之租借權或所有權”。“日本國臣民得在南滿洲及東部內蒙古任便居住往來，並經營商工業等各項生意。”“中國政府允將在南滿洲及東部內蒙古各礦開采權，許與日本國臣民……”“中國政府在南滿洲及東部內蒙古聘用政治、財政、軍事各顧問教習，必須先向日本國政府商議。”“中國政府允將吉長鐵路管理經營事宜，委任日本國政府，其年限自本約畫押之日起，以九十九年為期。”此外，還規定了非經日本政府同意，不得允許其他國人在南滿及內蒙東部建造鐵路或進行鐵路借款，中國政府也不得將南滿及內蒙東部的各項稅課作為向他國借款的抵押。
第三號是漢冶萍公司問題。其中規定：“將漢冶萍公司作為兩國合辦事業，並允如未經日本國政府同意，所有屬於該公司一切權利產業，中國政府不得自行處分，亦不得使該公司任意處分。”“所有屬於漢冶萍公司各礦之附近礦山，如未經該公司同意，一概不準該公司以外之人開采。並允此外凡欲措辦，無論直接間接對該公司恐有影響之舉，必須先經該公司同意。”
第四號是沿海島嶼問題。其中規定：“中國政府允準，所有中國沿岸、港灣及島嶼，概不讓與或租與他國。”
第五號是對全中國的控製問題。其中規定：“在中國中央政府須聘用有力之日本人，充為政治、財政、軍事等各顧問。”“所有在中國內地所設日本病院、寺院、學校等，概允其土地所有權。”“將必要地方之警察，作為日中合辦，或在此等地方之警察官置須聘用多數日本人……”“由日本采辦一定數量之軍械（譬如在中國政府所需軍械之半數以上），或在中國設立中日合辦之軍械廠，聘用日本技師，並采買日本材料。”“允將接連武昌與九江南昌路線之鐵路，及南昌杭州、南昌潮州各路線鐵路之建造權，許與日本國。”“在福建省內等辦鐵路礦山，及整頓海口（船廠在內），如需外國資本之時，先向日本國協議。”“允認日本國人在中國有布教之權。”
從以上二十一條的內容來看，有的是對日本已經實現的侵略特權的承認，更多的則是使日本侵略勢力在中國有一個猛烈的擴張。這個條約包括了政治、軍事、經濟、文化各個方麵，如果這個條約實現了，中國也就全部淪亡於日本之手。
這個二十一條，是1915年1月18日，由日本駐華公使日置益向袁世凱親自遞交的，當時即要求“迅速商議解決，並守秘密”。因為，日本帝國主義和其他列強有矛盾，害怕第三國的幹涉。這一點，日置益向北京政府的談判代表（外交總長陸征祥，次長曹汝霖）說的更加明白：“此種談判，一有耽誤，恐生妨礙。本國政府亟思從速進行……”
由於這個賣國條約太露骨了，所以北京的袁世凱政府在談判開始的時侯，曾不得不考慮其他帝國主義的幹涉和人民群眾的反對，而有所猶豫，一再請求日本“原諒中國政府實在為難情形，勿過堅持”，“請留親善餘地。”
日本政府很不滿意袁世凱政府的猶豫。它於1915年3月間增兵東北、山東、津沽等處，向袁政府進行恫嚇。日置益在3月8日往訪曹汝霖說：“會議遷延，日本國軍國民（按：應是日本政府），勢難再徇情，若於數日內對於重要各條，無滿意之承認，恐生不測之事。”
4月26日，日本政府提出修正案二十四款。這一修正案，除在形式上和文字上略有變動外，基本內容仍和二十一條一樣。5月7日，日本政府向袁世凱政府下達最後通牒，聲言：第一號、第二號、第三號、第四號之各項，及第五號中的福建問題，必須按照日本提出之修正，“不加以何等之更改，速行應諾”；第五號的其他各項則應“日後另行協商”。這一通牒，要求袁世凱政府在5月9日以前作出答複，“如到期不受到滿足之答複，則帝國政府將執認為必要之手段……”
5月9日，稱帝心切的袁世凱令其代表對日本的要求作了完全的承認。
5月25日，有關二十一條各項內容的條約和換文，在北京簽字和交換（計條約二件，換文十三件）。在袁看來，二十一條的承認，將有助於日本對其帝製的支持，因為當日置益向袁麵交二十一條的時侯就曾說：“總統如接受此種要求……日本政府從此對袁總統亦能遇事相助。”
以上，就是“五七”“五九”國恥的經過。後來，中國人民把“五七”或“五九”作為國恥紀念日。“五七”是指日本政府下最後通牒的日子，“五九”是指袁世凱政府承認二十一條的日子。
如此“欣然同意”
日本占據山東，全國人民反對。但是，卻有人同意，不僅同意，而且是“欣然同意”；不僅口頭同意，而且白紙黑字，立有字據。此人是誰？不是別人，就是臭名昭著的賣國賊章宗祥。
事情的原委是這樣的：
袁世凱雖然承認了二十一條，但是卻沒有坐穩皇帝的寶座。1916年6月6日，在全中國一片唾罵聲中，他就死去了。
袁死，黎元洪以副總統的資格，繼任大總統。但實權握在國務總理兼陸軍總長段祺瑞的手中。
黎和段是有矛盾的。他們各有其帝國主義的後台。1917年初在中國參戰問題上的府（總統府）院（國務院）之爭，實際上就是反映了日、美之間的鬥爭。
當第一次世界大戰剛剛開始的時侯，日本是不願意中國參戰的。因為日本那時正在進攻山東，中國如果參加協約國作戰，它就沒有進攻山東的理由了。但到1917年時，情況不同了：第一，它已在二十一條中取得了特別權益；第二，它與英、法、意、俄之間在1917年二三月間取得了秘密諒解，四國承認日本在山東的既得權益，日本則須使中國對德宣戰為交換條件。在這種情況下，段祺瑞遵照其主子的意旨，決定對德宣戰了。
美國是在1917年2月間參加世界大戰的。當時它曾通知北京政府：“如其他中立各國能仿美國政府之舉動者，實於世界和平將有裨益。”但是，當美國發現日本要利用中國的參戰來擴大自己勢力的時侯，它又立即主張中國暫時不要參戰了。3月間，黎元洪所以拒絕在段祺瑞擬具的關於對德絕交的電稿（此電稿係訓令駐日公使章宗祥秘密通知日本政府）上簽字，就是以美國的態度為轉移的。
府、院之爭導致了1917年7月1日張勳複辟醜劇的上演（關於這一事件，下章將為詳述）。翻手為雲，覆手為雨的段祺瑞，先是支持張勳反黎，而當張快敗亡時，他又在馬廠誓師討張，以“再造民國”的功臣自居。
段祺瑞勝利，黎元洪下台。繼黎為總統的是直係軍閥頭子馮國璋，但北京的中央大權仍掌握在國務總理段祺瑞的手中。8月14日，段祺瑞使北京政府宣布對德作戰；接著，又製造了一個皖係國會作為自己統治的工具。
中國既然對德宣戰，按道理講，德國在山東奪取的利益，應該由中國收回了。但是，事實恰恰相反，權益不僅未被收回，而是更大量的被出賣了。
原來德國在山東除經營膠濟鐵路外，還於1914年從北京政府取得將來敷設延長線之權利，其延長線即自濟南西至京漢路之順德，以及自高密至徐州之線路。二十一條談判時曾議及兩路，但未作具體決定。1917年中國參戰後，日本要求用條約的形式肯定下來，於是在次年的9月24日，駐日公使章宗祥和日本外相後藤交換了關於向日本借款的公文，並在9月28日正式簽訂了借款2000萬元的合同。
由於上述借款涉及山東問題，因此在1918年9月28日章宗祥和後藤交換借款公文的同時，又交換了關於山東問題的換文。
換文中說：“膠濟鐵路沿線之日本軍隊，除濟南留一部隊外，全部均調集於青島。”這就是說，中國雖然參戰了，但日本軍隊仍然要占領濟南和青島，而且要用正式換文肯定其占領的合法。
換文中說：“濟南鐵路之警備，可由中國政府組成巡警隊任之”；“巡警隊本部及樞要驛並巡警養成所內，應聘用日本國人。”這就是說，日本要繼續占領膠濟鐵路，僅僅把形式由日本駐軍改為日人指揮下之“中國巡警隊”而已。
換文中說：“膠濟鐵路所屬確定以後，歸中日兩國合辦經營。”所謂“中日合辦”，實際上是由日本獨占。而且根據中德鐵路章程，中國有在將來收回鐵路之權，這裏規定的“中日合辦”，竟是遙遙無期。
根據二十一條，日本所要求的山東權益，基本上還限於繼承德國之所得。但據此照會，卻大大超過了德國的勢力範圍。中國參戰的結果，不是將山東收回，而是進一步丟棄，這實在是奇恥大辱。但是，已經徹底投靠日本帝國主義的段祺瑞政府，不僅不感到恥辱，而是“欣然同意”，試看其特命全權公使章宗祥是怎樣立下保證的：
敬啟者：接奉貴翰（指日外相後藤之來文）內稱，貴國政府顧念貴我兩國間所存善鄰之誼，本和衷協調之意旨起見，提議關於山東省諸問題，照左記各項處理等因，業已閱悉：
（一）膠濟鐵路沿線之日本國軍隊，除濟南留一部隊外，全部均調集於青島；
（二）膠濟鐵路之警備，可由中國政府組成巡警隊任之；
（三）右列巡警隊之經費，由膠濟路提供相當之金額充之；
（四）右列巡警隊本部及樞要驛並巡警養成所內，應聘用日本國人；
（五）膠濟鐵路從業員中應采用中國人；
（六）膠濟鐵路所屬確定以後，歸中日兩國合辦經營；
（七）現在旅行之民政撤廢之。中國政府對於日本政府右列之提議，欣然同意。特此奉複，謹具。
這張字據，成為後來巴黎和會上日本強占山東的借口，也是中國學生為什麽把章宗祥和簽訂二十一條時的主角曹妝霖、陸宗輿（簽二十一條時的駐日公使）並列為三大賣國賊的原因之一。
大借款和大拍賣
上述濟（南）順（德）、高（密）徐（州）兩鐵路2000萬元借款，在當時段祺瑞政府向日本的大借款中，隻占一個很小的部分。除此之外，還有各種性質的，政治的、軍事的、經濟的，公開的、秘密的，等等許多借款。
通過大借款，殖民地化中國，是日本政府的既定政策之一。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日本國內資本過剩，亟欲向外尋找出路。而當時日本和袁世凱簽訂的二十一條，又遭到中國人民的嚴重抗議。因此，1916年10月日本寺內內閣繼大隈內閣成立的時侯，即決定對華大量投資。在他們看來，這樣做，一方麵可以繼續獲得大量利權；另方麵又可轉移中國人民對日之惡感。
日本為了避免其他列強的幹涉，許多借款不以官方名義公開行之，而是組織朝鮮、台灣、興業三銀行為主秘密進行，並以西原龜三其人奔走於東京、北京之間。所以人們又把這一時期的大借款，稱為“西原借款”。1917年8月，又成立了中日合辦的中華匯業銀行（華股代表為陸宗輿，日股即為朝鮮、台灣、興業三銀行），辦理西原借款的接收等事宜。
除西原借款外，日本通過各種渠道，利用各種名義進行的借款，還有很多。總計1917和1918兩年內，日本對中國的借款達數億元之多。通過這些借款，日本在中國獲得了大量利權，試看下表：
應當指出，這一記載是很不完全的，因為有許多借款都是由中日兩國政府秘密進行的，具體詳情一時無法查明。例如，除上表記載者外，根據日本寺內下台時大藏省的報告，即還有滿蒙鐵路正式借款1.5億元和製鐵借款1億元。
在各種借款中，日本所獲得的利權，有兩點需要加以特別注意：
第一，日本於1918年9月28日以“參戰”借款2000萬元之代價，取得了日本軍官訓練中國“參戰軍”的權利。
段祺瑞自1917年8月14日對德宣戰後，長期以來的情況是宣而不戰。但當第一次世界大戰將要結束的時侯，他卻借款編練起“參戰軍”來了。顯然，段祺瑞編練軍隊的目的，是用以對內，而不是用於對外。
在日本方麵，則是惟恐天下不亂。編練“參戰軍”，一方麵可以擴大親日派軍閥的實力，使其與其他各派軍閥作戰；同時，借此時機，以日本軍官控製“參戰軍”，也就取得了在中國軍事上的特殊地位。
在袁世凱簽訂“二十一條”時，日本已經提出控製中國軍警權的要求，但那時袁世凱尚有所顧忌而未敢應允。現在，日本僅以2000萬元的代價，即從段祺瑞手中取得為袁世凱所不敢出賣的權利。段的賣國確是青出於藍而勝於藍了，而中國的殖民地化程度，也因而更為加深。因此，當時段祺瑞的政敵、西南軍政府總裁岑春煊在論段祺瑞禍國書中說：“最足異者，該軍隊用日本軍官教練。僅以日本軍官教練之下士論，聞達數百名之多。夫國軍而用多數外國軍隊訓練，獨立國家，罕此先例，惟保護國殖民地為然。此不僅貽國家將來不測之憂，且使獨立主權生重大危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