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擊天安門-（二）

第47章 你方唱罷我登場！城頭變幻大王旗(14)

　　段祺瑞“再造共和”以來，耿耿於懷的兩件大事――另立國會和選總統總算完成了。這樣，打擊了護法運動，排擠了馮國璋，還踢了研究係一腳，取得了專製統治的“合法”地位。從表麵上看，他是如願以償了，其實並不然，從此，直皖矛盾更加尖銳，研究係對他的怨恨加深了，他樹敵越來越多，使他坐到了火山上，危機四伏。對此，他似乎有那麽一種覺察，並產生了一些顧忌。他尤為擔心的是，如果讓馮國璋灰溜溜地下台，自己繼續當國務總理，馮國璋豈能善罷甘休？倘若馮國璋采取報複行動，必然引起北洋派的更大分裂，自己的日子也不會好過。於是，他在8月31日發出通電，表示自己在政府改組後引退，就是說要和馮國璋一起下台。實際上，這是他的隱身法。是為了同馮國璋鬥法而製造的一個騙局。10月10日，他下台後，仍掌管將軍府，督辦參戰事務，指揮參戰軍，操縱安福係，可以說，既擁有權力和實力，又占據呼風喚雨之地。在內閣中，他的原班人馬未動，號稱徐世昌左右手的錢能訓雖為國務總理，他僅是有其名而無其實。所以，他是身居幕後，仍左右著政局，控製著北京政府，軍國大事由他一意孤行。靳雲鵬任國務總理時，他更不放在眼裏，“招之便來，揮之便去”，視同下屬。不僅如此，就是在文件上也經常批示：“交靳核辦”，完全是太上皇的架式和口吻！他隻是對城府很深、搞政治陰謀有術的總統徐世昌還留一點麵子。由此可見，他的“下野”是為了騙人，隱身是為了同馮國璋鬥法。這樣，也確實把馮國璋鬥敗了。

　　1919年5月4日，在北京爆發了聲勢浩大的反帝愛國運動，這次愛國運動的鬥爭矛頭一開始就指向了段祺瑞控製下的賣國政府及其爪牙曹汝霖、章宗祥和陸宗輿，段祺瑞身居幕後，極力阻撓、破壞和鎮壓“五四”運動，他對走在運動前列的愛國學生，主張血腥的鎮壓。5月7日，全國各地強烈要求釋放被捕的愛國學生，在巨大的壓力下，當北京政府被迫釋放了愛國學生之後，他竟然指使安福係分子、大理院院長姚震提出，要查明學生運動的領導者，還要依法製裁。同時，他又授意安福係的內閣成員提出，撤換這次學生運動策源地北京大學的校長蔡元培。安福係甚至揚言，要暗殺蔡元培。尤為卑劣的是，他還借學潮來鼓動政潮，進行倒閣活動。為此，他指責錢能訓內閣對愛國學生運動鎮壓不力，表現軟弱無能，授意安福國會推翻錢能訓內閣。5月9日，錢能訓不得不親自去拜訪他，表示願意下台，請他推薦新的人選。這時，他感到自己不便於上台，就想派安福係頭子王揖唐出來組閣。

　　5月底，“五四”運動席卷了全國，特別是廣大工人、市民、商人以及愛國華僑的熱烈響應，使這一運動出現了新高潮。這樣，廣大人民群眾同賣國政府的矛盾更加尖銳，對段祺瑞更加口誅筆伐，切齒痛罵。段祺瑞像一個被刺痛了的野獸，狂怒不已。他向北京政府施加壓力，撤換了他認為鎮壓學生運動不力的李長泰，換上了一個有“屠夫”惡名的王懷慶為步軍統領。當全國人民把鬥爭目標集中在賣國賊問題上的時候，正是打在賣國賊身上，痛在段祺瑞的心上。因為這些賣國賊無一不是他的心腹，而他是罪魁禍首。他怕懲罰這些賣國賊後，人民群眾的鬥誌越來越高昂，窮追不舍，再把火燒到他的身上，找他算總賬。因此，他就公然與人民為敵，千方百計地阻撓北京政府對賣國賊采取懲治措施，甚至公開袒護賣國賊，說他們是“體國公忠，有裨大局”，並去慰問了這三個賣國賊！當“五四”運動的鬥爭目標發展到拒絕在“巴黎和約”上簽字的時候，他賣國至極，竟冒天下之大不韙，喪心病狂地發出通電，主張在“巴黎和約”上簽字。這一切，把這個北洋軍閥對外賣國，對內專製的反動本質暴露無遺了。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段祺瑞不顧全國人民要求國內和平的強烈呼聲，反對和破壞南北和談，他把安福係分子安插在參加和談的北方代表中，並授意他們說：“和談隻許失敗，不許成功。”他還直接對徐世昌說：過去馮國璋中過南方的緩兵之計，我們不能再上當，應當布置作戰，以免處於被動，措手不及。為此，他曾召集北洋將領舉行馬廠會議，討論繼續作戰問題，因無人響應而作罷。

　　然而，他仍逆潮流而動，迷信武力。他把“參戰軍”視為私有，拒絕交出。當因世界大戰已經結束，還保留參戰機構和參戰軍遭到國內外非議的時候，他變了個換湯不換藥的戲法，於1919年7月20日將“參戰督辦處”改為“邊防督辦處”，“參戰軍”改為“邊防軍”，他也由參戰督辦搖身變成了邊防督辦。蒙混過來之後，他還不滿足，厚著臉皮要求北京政府對他主持參戰的“赫赫戰功”予以獎勉。本來，參戰給中國帶來的是極大的恥辱，可是，北京政府還把他的“戰功”說得天花亂墜，並授一等勳位，參戰處其他各員也都撈到了五花八門的勳章。借此機會，徐樹錚也步步高升，接二連三地攫得了西北籌邊使、邊防軍總司令、督辦外蒙善後事宜等要職，把皖係勢力迅速擴展到西北地區和外蒙古。對此，段祺瑞洋洋得意，雙十節時，他命令邊防軍第一師師長曲同豐舉行了大規模的國慶閱兵典禮，炫耀武力。這個師的第二旅旅長程長發，在一次全旅軍官會議上直截了當地說：“仗是一定要打的！練軍隊就是為了打仗，現在就要準備好。軍隊好比狗，主人讓我們咬誰我們就咬誰！”

　　皖係勢力的惡性膨脹和戰爭喧囂，引起了國內外各方麵的嫉視和不滿。特別是那個野心大、陰謀多、兵力雄厚的徐樹錚一躍而為“西北王”之後，曹錕、吳佩孚覺得受到了直接的威脅；張作霖也因其與自己的“東北王”齊名天下而悶悶不樂，這樣，就形成了反皖的七省聯盟。七省聯盟首先提出了“清君側”的口號，把矛頭指向徐樹錚，但段祺瑞把徐樹錚的去留當作自己的生死榮辱，根本不聽七省聯盟的“忠告”。接著，七省聯盟就按預定計劃舉行“兵諫”，即吳佩孚率部從湖南撤防北歸，對段祺瑞進行威脅。對此，段祺瑞一麵授意北京政府對吳佩孚北歸的電請遲遲不作答複，一麵籌劃將段芝貴調任安徽督軍、吳光新調任江西省長，對直係的長江三督發動攻勢。當吳佩孚要采取自由行動時，段為了在河南阻截直係軍隊北歸，於1920年2月，策動河南的部分軍人反對河南督軍趙倜，並以此為借口而改派吳光新為河南督軍。2月26日，國務會議通過了這個任命的議案，但大總統又不同意這個變動。國務總理靳雲鵬向他報告時，他當麵罵道：“沒有用的東西，如何配作總理！”堂堂的國務總理被罵了個狗血噴頭，一氣之下，遞了辭呈。安福係乘隙發動倒閣，但直係勢力和徐世昌對其卻表示挽留。在這種壓力麵前，段祺瑞也不得不表示挽留靳雲鵬和推遲河南易督了。盡管如此，矛盾並沒有緩和，吳佩孚的軍隊北歸行動繼續進行。3月18日，段祺瑞秘密去保定，要求曹錕製止吳佩孚自動撤防，結果，白跑了一趟。3月末和4月初，張作霖在沈陽以作壽為名，曹錕在保定以追悼直軍陣亡將士名義，分別邀集一些省軍閥召開秘密會議，策劃對付皖係，從而使直皖矛盾更加惡化了。

　　正在雙方即將最後訴諸武力的時候，段祺瑞為了掩人耳目，向徐世昌做了從此不管一切閑事的表示之後，就到團河“避居”去了。徐世昌、靳雲鵬再三請他回京，他都拒絕了。實際上，他是躺在陰暗的角落裏，為一場你死我活的大廝殺緊張地做著準備。在他的授意下，駐北京的皖係將領以營房不足為借口，發出了拒絕直軍移駐北京的通電。5月17日，他在這裏召開了秘密會議，作出了一係列軍事部署，召回了徐樹錚，將西北邊防軍全部調回了北京附近。他要先發製人，親自出馬擔任川陝剿匪總司令，準備用聲東擊西的辦法，即率領邊防軍兩個師以向陝西進軍為名，奪取河南，驅逐趙倜，在鄭州安營紮寨，並在這裏與安徽、山東的皖係軍隊共同夾擊吳佩孚的軍隊。豈不知螳螂捕蟬，還有黃雀在後。正當他要主動出擊之時，張作霖以邊防軍出動，北京防務空虛為名要把奉軍開進關來“拱衛京師”。這個後顧之憂，迫使他不得不放棄了原來的部署。

　　5月20日，吳佩孚從湖南衡陽向北撤兵，並按照秘密約定，直軍後撤，湘軍跟進。接著，湘軍與皖係軍隊開戰，段祺瑞手下的戰將張敬堯被趕出了湖南。段祺瑞馬上振振有辭地譴責南方破壞了和平，要求北京政府明令討伐。他還指使陝西、甘肅、安徽、山東、浙江五省督軍聯名發出要求北京政府查辦吳佩孚“勾敵”的通電。6月初，吳佩孚抵鄭州，軍隊分駐河南、河北，擺開了同皖軍拚命的架式，戰雲密布中原大地。這時，自稱是“第三者”又說公道話的張作霖滿麵笑容地來到了北京。誰都知道，張作霖自居於調人，但不是調人，而是配合直係倒皖的。目空一切、態度傲慢的段祺瑞一反常態，彬彬有禮地接待了幾天前還被他破口大罵為“馬賊出身，不配算北洋派，居然敢來幹涉北洋派事情”的這位“調人”。調停開始時，他固執己見，不肯讓步。後來，張作霖以離開北京、不管閑事相威脅時，他又心慌意亂，主動去討價還價。當僵局似乎有點鬆動和轉動的時候，徐樹錚等人又給他燒了一把火，說解散安福係、撤銷邊防軍等條件超過了限度，不為督辦留有餘地，我輩今後也抬不起頭來了。一番鼓噪，他的“虎”氣又上來了，氣鼓鼓地說：“我們不能再讓一步！”

　　定國軍丟城失地，段遞辭呈於徐大總統

　　在曹錕、張作霖裏應外合的鼓動下，徐世昌於7月4日下令免去了徐樹錚西北籌邊使、邊防軍總司令等職，並將邊防軍改歸陸軍部。這一刀如同挖了段祺瑞的心肝，他大發雷霆，大罵不已。第二天，他就以邊防督辦的名義命令邊防軍緊急動員、徐樹錚“照常辦公”。接著，他在將軍府召集全體閣員及軍政人員舉行聯席會議，決定討伐曹錕、吳佩孚，並宣布邊防軍改為“定國軍”，自任總司令，徐樹錚任參謀長，段芝貴為第一路軍司令兼京師戒嚴總司令，曲同豐為第二路軍司令兼前敵司令，魏忠瀚為第三路軍司令，同時，向徐世昌遞交了一份滿篇是叫罵殺伐的呈文。會後，還派兵包圍了總統府，逼迫徐世昌下令罷免曹錕、吳佩孚等人的官，還要將吳佩孚交陸軍部“依法嚴懲”。他聲稱：“大總統任免黜陟，不能為一黨一派所挾製；關於徐樹錚、張敬堯免職，餘不過問，惟湖南問題，四省經略使曹錕任吳佩孚自由撤防之罪，不可不問；餘為維持國家綱紀計，必興問罪之師。”其實，兵困總統府本身是一黨一派的挾製行動，至於他口口聲聲說“維持國家綱紀”，也是掛羊頭賣狗肉，是軍閥們爭權奪勢、互相廝殺時的一塊招牌和慣用的手法而已，可見軍閥們隨心所欲地對待事物，是從來不講真正的道理的。將軍府會議之後，段祺瑞又回到了團河。這時，可能因忙於戰爭的緣故，他“兩顴發紅，精神頗有錯亂之象”了。

　　段祺瑞劍拔弩張之時，直係軍閥也不示弱，組織了“討逆軍”，吳佩孚為前敵總司令兼西路總指揮。7月10日，“定國軍”向“討逆軍”發動了進攻，直皖軍閥之間的廝殺開始了。

　　在口誅筆伐中，7月13日，吳佩孚發出的出師討賊電文，矛頭直指所謂“創建民國至再至三”的上將軍段祺瑞，打破了北洋派的傳統，撕掉了用“清君側”作為自己用兵的遮羞布，一改那種為“尊者諱”而不直接攻擊段祺瑞的虛偽麵孔。這反映了北洋軍閥集團內部矛盾之深化，也是它分崩離析、日益衰敗的表現。正因為如此，這個電文雖是一派之見，也有助於人們認識段祺瑞的廬山真麵目。電文中說：“自古中國，嚴中外之防。罪莫大於賣國，醜莫重於媚外。窮凶極惡，漢奸為極，段祺瑞再秉國政，認仇做父，始則盜賣國權，大借日款以殘同胞；終則導異國之人，用異國之錢，膏吾民之血，絕神黃之裔。實敵國之忠臣，民國之漢奸也……”可以看出，這個電文言辭之尖銳，情緒之憤怒，是擊要害而又毫不留情的。另外，還有順直省議會、天津總商會、直隸全省商會聯合會宣布段祺瑞罪狀的電報，以披露鮮為人知的內幕，剝去段祺瑞種種畫皮而見醜。電文中指名道姓地列數了他的八大罪狀，除了“目無總統，任意橫行”；“信任曹陸，借用日款”；“任用權術，利用金錢收買下級軍官”；“組織安福俱樂部”；“任用爪牙徐樹錚，種種作惡”；“吸食鴉片，行賄賂”；“自謂淡泊無欲，維持國家紀綱，以欺天下”外，又用大量的事實戳穿了他“向以清廉自命”的偽善麵目和“生平廉潔自持”的傳說。電文寫道：“海內不知其底蘊者，不免為其所愚。今試查天津意租界段氏之宅，為誰所賄送乎？則徐樹錚於民國元年所得漢陽之款，以十三萬元分潤於段氏也。又試查北京新造段氏之宅第，為誰所賄送乎？則曾雲霈以安福係之黨費，為之興造春夏秋冬四季式房屋，以貢獻於段氏也。複辟討逆所餘之款二百萬元，盡入囊中。中日匯業銀行一百萬元之股份，眾所共聞。其他各銀行、各公司之股，莫不有段氏之堂名。清廉者固若是乎。陽飾清廉，陰實貪瀆。以致為徐曹等僉壬所牽製，為所欲為，貽害國家。”常言道，觀人必於其微，由小可以看大，中國近代軍閥並不隻有一副滿臉橫肉、赳赳武夫的麵孔，他們也善於偽裝和經常改換臉譜。不是麽，段祺瑞如此“貪瀆”，可平時卻極力向人們灌輸儒佛道德觀念，天天誦經念佛，滿口“仁義禮智信”，其目的無非是愚弄百姓，掩蓋自己的醜行。可以說，這也是軍閥們的一個共同的特點。

　　唇槍舌劍並不能決出他們的雌雄，真槍真炮才判定了他們的勝負，7月14日，兩軍在涿州、高碑店、琉璃河一帶交戰，戰鬥比較激烈。此時，奉軍大批入關，“定國軍”在直、奉軍隊的夾擊下，潰不成軍（此役詳情在曹錕一節有載）。戰報傳來，段祺瑞氣得三屍暴跳，七竅生煙，吐血的舊病也複發了。他眼巴巴地看著自己用幾年的時間和巨大的代價經營起來的軍隊幾天功夫就覆沒了。他又想到，沒有軍哪有權？哪還有自己的立足之地？還憑什麽去逞“虎”威？於是，他傷心了，絕望了，拿著手槍對著自己的腦袋就開了一槍，子彈擦耳飛過，身後的衛士應聲倒地，他卻沒有死。他本打算遁入外國使館，隱退息肩，但又一轉念，還要留下後路，以便東山再起。於是，7月20日，他自請免去身兼各職，“以謝國人”。徐世昌看了辭呈，笑著說：“早知今日，悔不當初。”

　　段祺瑞雖退居天津，但並不甘心於從此息影政壇。他仍積極活動，多方拉攏，糾結反直勢力，積蓄力量，等待時機以求東山再起。他看到直、奉矛盾逐漸惡化，便暗中勾結張作霖，如1922年初，段祺瑞曾派段芝貴赴奉聯絡；同時他也懾於南方革命勢力的增長而曾聯絡一貫反對軍閥統治的孫中山，其間信使往返頻繁，如1921年12月22日，段祺瑞派最親信的愛將徐樹錚到粵商談聯合討直問題，孫中山則指派要員廖仲愷、蔣介石與徐會商。1922年2月間，張作霖、段祺瑞又先後派人到粵見孫商談，反直聯盟基本組成。

　　直奉軍閥自直皖戰後由於權力分配不均，加之吳佩孚誌得意滿，咄咄逼人，大有驅奉獨霸之勢。他以反對為張作霖支持的梁士詒內閣為發軔攻訐奉張，終由電報戰而發展到兵戎相見。1922年4月29日至5月5日，第一次直奉戰爭在津浦、京漢線北段地區展開。這次戰爭以奉係的失敗宣告結束，而直係軍閥取得獨占北京政府的優勢。吳佩孚也更加專橫獨斷，使總統形同虛設，內閣惟命是聽。但直係內部卻因權力再分配而萌生分裂，出現保、洛兩派之分。奉係軍閥張作霖蒙戰敗之辱，退回關外，自成局麵，處心積慮，圖謀複仇。他雖在直皖戰爭時與直係聯合，參與過反皖倒段，但時過境遷，奉係又主動與皖係修好，互商反直對策。同時，南方的孫中山一直以反對北京政府的軍閥統治為職誌，也準備利用軍閥內部矛盾，聯合段張來反對實際執政的直吳。段祺瑞窺視已久，見有機可乘，大肆活動。1922年9、10月間，皖係軍閥徐樹錚即秉承段祺瑞的意旨主動聯合孫中山部下許崇智及駐在福建延平的皖係軍閥王永泉驅除叛段的閩督李厚基，建立“建國軍政製置府”，奉孫中山與段祺瑞為首領。這次反直活動雖然很快被製服，使皖係勢力受到打擊，孫、張、段的反直聯合並未屈服，繼續策劃會商。1923年是孫、張、段三方接觸頻繁的一年，往往在一個月中有多次密謀策劃。2月，孫中山公開承認“三角同盟”進行順利；6月間，粵、奉、皖三方代表集於廣州，再次商討反直事宜。這些活動加深了直、皖、奉三派係的矛盾。1924年8月，孫中山、段祺瑞和浙督盧永祥的代表匯集奉天，共同商定反直密約；9月初，作為第二次直奉戰爭前奏的江浙戰爭終於爆發。這是一次以屬皖係軍閥的浙督盧永祥與屬直係軍閥的蘇督齊燮元之間進行的戰爭。9月30日江浙戰爭開始，次日，盧永祥正式請求孫中山出兵援助；得到同意；奉張也表示支持，並給以物質資助。17日，第二次直奉戰爭繼之爆發，雙方都投入大量兵力進行激戰。10月23日，直係將領馮玉祥倒戈相向，製造北京政變，吳佩孚猝不及防，招致第二次直奉戰爭的失敗，同時使直係操縱的北京政權隨之傾覆。戰後，馮玉祥曾主張請孫中山北上主持國事，但奉係則為擴張實力，急需另外物色政府人選來平衡各方關係以穩定局勢。段祺瑞此時已失勢，且資曆較長，因而成為適當人選，所以由張作霖出麵邀約馮玉祥於1924年11月10日在天津與段祺瑞會晤。

　　11月10日，在段的主持下，召開了解決時局的會議，劃分了馮玉祥的國民軍和奉係軍閥的“勢力範圍”。在這次會議上，他根據困獸不可窮追的“理論”，對曹錕、吳佩孚在長江流域的勢力不主張用兵，堅持用和平辦法解決。在這種“和平辦法”的背後，他的打算是，趁曹錕、吳佩孚倒台後，長江流域各省實力派急於另找靠山的機會，將其收歸己有，成為自己在張作霖、馮玉祥之間搞平衡、玩權術的政治資本，進而當上淩駕二者的北洋派惟一領袖。張作霖、馮玉祥明明知道他葫蘆裏賣的什麽藥，但也無可奈何。果然，直係在各省的軍閥見曹錕、吳佩孚無可指望，而就要上台的段祺瑞又有收容之意，便於11月上旬起，紛紛發出了擁護他出山收拾時局的通電。在這種眾星捧月的形勢下，1924年11月15日，由張作霖、盧永祥、胡景翼、孫嶽五人聯名推戴他為“中華民國臨時執政”，執行政府職權。22日，他回到北京，24日，在陸軍部宣誓就職；同時，公布了“中華民國臨時政府製”，條文第一條規定：“臨時執政總攬軍民政務，統率海陸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