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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8章 你方唱罷我登場!城頭變幻大王旗(15)

  段祺瑞這次登上政治舞台之時,中國已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十月革命炮聲送來了馬列主義,中國共產黨誕生了。黑暗的大地上出現了一線光明和希望。中國人民也開始覺醒了,他們反對帝國主義的侵略和封建軍閥的專製統治,要求國家擺脫貧困落後的長期分裂的局麵。偉大的革命家孫中山“適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接受了中國共產黨的正確主張,實行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推動了全國革命運動的發展。在這個巨大的曆史潮流麵前,段祺瑞的反動本性非但沒有絲毫改變,反而更變本加厲地與人民為敵了。他在《臨時執政令》中宣稱“革新政製,與民更始”,實際又怎樣呢?身臨其境的馮玉祥頗有感觸地說:“段祺瑞這回初到北京執政,誰都希望他有一番新的覺悟,能把他自己身上的大瘡和虱子割盡除絕,使國家和人民少受些弊害。誰知上台不久,就證實了:不但舊有的虱子未除,反而加了臭蟲;不但大瘡未割,反倒加了疥瘡。官僚買辦、二花臉、三花臉,等等全都來了,成天搶官、搶權、分贓打吵,鬧得昏天黑地,同時他又宣言外崇國信,承認金佛郎案,維護帝國主義的特權,俾軍閥官僚政客買辦攫利,與孫中山先生召開國民會議的主張相對抗。”

  段祺瑞在宣言中,置當時中國人民要求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的強烈願望於不顧,宣布了“外崇國信”,即承認帝國主義強加於中國的一切不平等條約,維持它們的特權。這一賣國政策,使正因中國革命運動興起而惴惴不安的帝國主義吃了一粒定心丸,它們為之歡欣鼓舞,在段祺瑞上台的當天,就決定承認這個賣國政府。日本帝國主義尤為高興,竟破例地召開了慶祝會,芳澤公使介紹各國公使分班前往執政府致賀。12月9日,英、美、日、法、意、比、荷七國公使團召開會議後向執政府遞交的照會中說:“願意幫助臨時政府解決各項困難問題”;“對於臨時政府尊重既成條約一事表示欣慰。”此後,段祺瑞又同法帝國主義進行秘密交涉,並通過了自己曾強烈反對過的“金佛郎案”,幹出了曹錕之流不敢幹、未幹完的賣國勾當,使中國蒙受了巨大的損失。他在賣國的道路上越走越遠,完全淪為日本和西方帝國主義的共同的走狗了。

  他在對內實行反動的軍閥專製統治方麵,也表現得更加突出。11月10日,孫中山接受中國共產黨的主張,在《北上宣言》中要求“召集國民會議,以謀中國之統一與建設”。當時,召開以人民代表為基礎的國民會議,由人民解決國家大事,結束軍閥專製統治,這是人心所向。然而,段祺瑞則頑固地站在反動軍閥立場上,害怕並反對人民參與國家大事,提出召開一個由實力派軍閥參加的“善後會議”。11月21日,他一意孤行,發出了一個月內召開“善後會議”的通告,抵製國民會議。這遭到了全國人民的堅決反對。29日,上海成立了“國民會議促成會”並發表宣言,反對帝國主義和軍閥分贓的善後會議。接著,北京、天津、南京、保定、濟南、青島、石家莊等地也相繼成立了國民會議促成會。廣州100多個團體的2萬餘人在宣告成立國民會議促成會的同時,舉行了示威遊行。1925年1月29日,段祺瑞悍然拒絕了孫中山提出的善後會議要兼納人民代表、軍製財政最後決定權在於國民會議的兩項條件。2月1日,他包辦的善後會議開場,到會僅86人,不足法定人數,3月1日,與其相對立的國民會議促成會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舉行,20多個省區的代表參加會議。李大釗主持大會,並作了題為《帝國主義侵略中國後之國民運動》的重要講話,對善後會議予以揭露和抨擊。

  多年來,段祺瑞身邊的無恥文人在他的頭上已經堆砌了不少的溢美之詞,但他還嫌不足,常常沽名釣譽,往自己臉上貼金,幾乎逢人便講他如何如何敬佩孫中山。事實完全相反,他不僅在政治上與偉大的革命家勢不兩立,極盡排擠、打擊之能事,而且在感情上也是極端仇視的。1925年3月12日,孫中山在北京病逝了。段口蜜腹劍,幸災樂禍,並為孫中山的葬禮設置了重重障礙。孫中山的忠誠追隨者李烈鈞等國民黨人議定將其遺體在協和醫院入殮,把社稷壇作為治喪處和停靈處。段祺瑞對此也百般刁難,派了一個姓王的代表說:“執政府對在社稷壇治喪,表示不能同意。”李烈鈞聽到如此狼心狗肺的話,氣得發指眥裂,怒斥這個家夥道:“社稷壇為國家所有,非執政府所得而私,總理手創共和,執政府乃得安居宮苑。今總理踐約而來,不幸病逝,治喪於社稷壇,執政府尚能持異議耶?”次日,段祺瑞又鼠首兩端,寫信給李烈鈞表示讚同在社稷壇治喪。國葬之日,萬民悲慟,前來吊唁的各界人士和群眾每天達10萬餘人。而他竟玩弄手段,先聲言要親自主祭,可到時候又變了卦,說什麽聽到謠傳天安門前有些可疑的人要暗算他,還編造說因為要穿禮服,但因腳腫不能穿鞋而無法前來。李烈鈞對他在如此嚴肅的喪事上反複無常的卑劣行徑十分憤慨,向前來吊唁的數千名青年學生發表演說,說:“此輩昏庸老朽,焉能主持國事”,並當場揭露了他編造的理由,於是,群情激憤,守門的學生不讓他派來的致祭代表、內務總長龔心湛走中路,而從側路進靈堂。第二天,他又派人前來解釋,李烈鈞當即寫信痛斥他出爾反爾,失信於天下。這個厚顏無恥的軍閥理屈詞窮,無言以對。

  1926年初,奉係軍閥張作霖與吳佩孚又勾結起來,在日、美帝國主義的支持下,向靠攏革命的愛國將領馮玉祥的國民軍發動進攻。3月12日,日本軍艦駛入大沽口,炮擊國民軍,掩護奉軍進攻天津,被國民軍擊退。16日,日本聯合英、美等八國,十分蠻橫地向北京政府發出最後通牒,提出無理要求。同時,各帝國主義國家的20多艘軍艦在大沽口進行威脅。

  帝國主義列強的蠻橫,激怒了中國人民。17日,北京大學學生開會,決定把段祺瑞趕下台,另組國民政府,驅逐八國公使。同日,北京各界代表去執政府請願,要求中國政府駁斥八國的最後通牒,請願代表與執政府衛隊發生了衝突,被打傷了多人,從而使各界群眾更加憤怒,決定第二天開展更大規模的愛國鬥爭。3月18日,北京總工會等團體和各校學生5000餘人在天安門前集會,舉行反對八國最後通牒國民大會,抗議日本軍艦炮擊大沽口的侵略罪行。下午1時20分左右,2000多人的遊行隊伍到執政府請願,要求段祺瑞麵見群眾代表。衛隊旅長急忙向他請示,他凶相畢露,惡狠狠地下令開槍。頓時槍聲大作,手擎紅旗的愛國女學生首先中彈倒地。手無寸鐵的群眾後退,衛隊還繼續追趕射擊,愛國群眾當場被打死47人,被打傷155人,李大釗等也由於掩護群眾而負傷,執政府門前橫屍累累,慘不忍睹,這就是段祺瑞一手製造的“三一八”慘案。偉大的文學家魯迅對他的暴行十分氣憤,怒不可遏地指出,這是“民國以來最黑暗的一天”。慘案發生後,段情緒暴躁,態度蠻橫,反誣愛國群眾是暴徒,下令通緝群眾領袖,甚至大放厥詞,推卸罪責,說什麽:“共產黨闖襲國務院,京師軍警竭力防衛”“聚眾暴動,法所不容”等等。

  1926年4月,國民軍被迫放棄天津,退守北京。段祺瑞及其黨羽為奉軍作內應,圖謀把國民軍趕出北京。國民軍參謀長鹿鍾麟發現了他的陰謀後,於4月10日晨派兵包圍了執政府,並要逮捕他。他提前30分鍾得到消息,倉皇逃入了東交民巷的法國東方匯理銀行的一幢樓裏。過去,他無論軍事上兵敗還是政治上失勢,都不往這裏跑,因為躲在家裏也安然無恙,不了了之。他知道,當時的對手同自己是一丘之貉,本屬一類,鬥來鬥去,無非是爭權奪利,一般不會加害其身,這次卻迥然不同了,站在自己對麵的是革命的人民群眾。“三一八”之後,愛國學生誓不罷休,天天要和他算賬,為死難者報仇,使這位昔日威風凜凜的大人物也自知罪孽深重,因此,總是不寒而栗,惶惶不可終日。這時,隻有東交民巷是他得以棲身的庇護所了。曆史雄辯地證明:人民的力量是真正強大的。不是嗎,當年凶神惡煞般的“北洋之虎”,在它的麵前,不也都變成了紙老虎,進而又變成喪家之犬了嗎?

  國民軍退出北京後,他又溜回家中。4月17日,他通告複職,並向張作霖、吳佩孚搖尾乞憐,但吳佩孚宿怨未消,電令京畿駐軍監視他,並逮捕安福係分子。他又企圖轉為聯奉拒吳,可是,張作霖也不願理他。這樣,他才自知到了窮途末路,再難於有所施展了,於是,發表了一個“退休”的通令,長歎道:“本執政從容修省,得為海濱一民,終其餘年所欣慕焉。”20日,他狼狽下台,當天下午,乘坐張作霖給準備的專車,逃往天津。

  第七節 張作霖:安國乎,禍國乎(一)

  從1920年起,張作霖開始將目光轉向關內,虎視北京。

  張作霖的公開表態使皖係產生幻想,也使總統徐世昌產生請張作霖進行“調停”的念頭。

  在煽動段祺瑞動武的同時,徐樹錚還秘密策劃了一個殺害張作霖的陰謀。

  7月11日,張作霖正式下達了出兵的動員令。

  皖係雖被打倒,直、奉兩係卻取而代之,成了北京政府的“太上皇”。

  對於張作霖的主動獻媚,日本方麵的意見很不一致。

  吳佩孚見張作霖跳了出來,正好借題發揮。

  張作霖獲悉高士儐、盧永貴作亂,就想起了張宗昌。

  擴張受挫

  勞而無功的“調停人”

  經過幾年的鑽營,張作霖如願以償地當上了“東北王”,在東三省站穩了腳跟,“人心不足蛇吞象”,隨著奉係軍閥勢力的發展,張作霖的政治野心也日益膨脹,已不再滿足於當一個“東北王”了。從1920年起,張作霖開始將目光轉向關內,虎視北京,力求在全國的政治舞台上占有一席之地。而北京中央政府內部直、皖兩派日趨激烈的傾軋,恰好為張作霖向關內擴張提供了可資利用的機會。

  自袁世凱死後,北洋軍閥便分裂成直、皖兩大派,為爭奪北京中央政府的控製權,不斷地發生矛盾和衝突。以段祺瑞為首的皖係,在日本帝國主義的支持下,雖幾經曲折,卻始終掌握著北京政府的實權。1918年,段祺瑞雖然被迫與當時的直係首領馮國璋同時引退,分別辭去國務總理與代理總統的職務,共同擁戴徐世昌為大總統,但他仍擔任著“參戰督辦”的頭銜。段祺瑞利用這一身份,並依靠手中掌握的“參戰軍”和由安福係控製的國會,繼續把持北京政府,專橫弄權,致使大總統徐世昌形同“傀儡”。皖係軍閥,特別是段祺瑞的心腹幹將徐樹錚及其他安福係政客的胡作非為,激起了直係軍閥的極大不滿和強烈反對,直、皖兩派的矛盾和衝突再一次激化,發展到了水火不相容的程度。

  馮國璋卸職一年多後,於1919年12月死去。曹錕、吳佩孚遂繼起成為直係的首領。為了同皖係對抗,曹錕首先聯合屬於直係的五省督軍,即江蘇督軍李純、湖北督軍王占元、江西督軍陳光遠、河南督軍趙倜,組成五省同盟;然後又爭取和拉攏奉天督軍張作霖及吉林督軍鮑貴卿、黑龍江督軍孫烈臣站在自己一邊,將反皖的五省同盟擴大為八省同盟。

  張作霖與段祺瑞及皖係軍閥的關係本來一直很好。在奪取東三省最高統治權的過程中,他得到過皖係的不少幫助。作為回報,張作霖也曾在直、皖兩派的爭鬥中,支持段祺瑞,反對馮國璋。此時,張作霖卻一反常態,助直反皖了。

  究其原因不外乎兩條:一是皖係因其倒行逆施早已聲名狼藉,成了眾矢之的,張作霖慣於順風使舵,不願再為遭人民唾棄的皖係張目;而更重要的是皖係的擴張政策,特別是徐樹錚染指東北地區的野心侵犯了張作霖的勢力範圍,引起了他的強烈不滿。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段祺瑞不得不將“參戰軍”改為“邊防軍”,並派他的心腹幹將徐樹錚為主管。按照段祺瑞的旨意,1919年6月,北京政府任命徐樹錚為西北籌邊使兼“邊防軍”總司令,授以節製內蒙、新疆、陝西、甘肅各省軍隊的全權。徐樹錚上任之後,在西北地區獨攬大權,練兵購械,設立銀行,發行公債,創辦墾牧公司等,儼然成了大西北統治者。徐樹錚的所作所為,不僅激怒了直係軍閥,也觸犯了張作霖的利益。1918年,張作霖即因徐樹錚擅用奉軍名義,冒領軍費,為自己招兵買馬一事,曾嚴厲地斥責過他。現在,徐樹錚又想同自己分庭抗禮,染指自己的勢力範圍,更使張作霖不能容忍。他下決心聯直反皖,把徐樹錚趕下台去。

  為了研究反皖的具體行動計劃,1920年3、4月間,以在奉天為張作霖祝壽和在保定追悼陣亡將士為名,反皖的直、蘇、贛、鄂、豫、奉、吉、黑等八省代表,先後舉行了兩次秘密會議。此後,吳佩孚便從湖南帶兵北上,進駐河南、直隸兩省的戰略要地,直接準備對皖係作戰。徐樹錚也急忙由外蒙的庫倫趕回北京,調兵遣將。直、皖對立已發展到兩軍對壘、一觸即發的地步。

  張作霖雖然已經秘密地加入了反皖同盟,但為了給自己留有回旋餘地,在公開場合,他卻以“和事佬”的姿態出現,表示要在直、皖之爭中,采取“中立”政策,並呼籲雙方克製,盡可能和平解決彼此的爭端。張作霖的公開表態使皖係產生幻想,也使總統徐世昌產生請張作霖進行“調停”的念頭。皖係一方麵為張作霖的姿態所迷惑,另一方麵也擔心奉係在直皖之爭中站在直係一邊。為防患於未然,皖係也對張作霖采取了拉攏政策。徐世昌本是個沒有實力基礎的“光杆”總統。因受到皖係挾製,徐世昌對皖係的跋扈也很不滿,故對直係反皖持同情態度。但他也不敢過分得罪皖係。當直、皖矛盾日趨尖銳時,徐世昌頗感左右為難。為了尋找擺脫危機、避免戰爭的途徑,他決定電邀張作霖、曹錕等人同時進京,讓張作霖在直、皖兩派中進行調停。

  於是,以奉係為後盾的張作霖,成了舉足輕重的人物。接到徐世昌的邀請電報後,張作霖欣然從命。1920年6月19日,張作霖乘坐由兩連衛隊和四挺機槍保護的專車,威風凜凜地開抵北京。北京的軍、警、政各方長官,均到車站迎接。尤其是皖係對張作霖的到來,表現得特別殷勤。徐樹錚親自跑到廊房車站歡迎張作霖,安福係的頭目、時任北京政府財政總長的曾毓雋,則專門撥款在北京奉天會館大興土木,為張作霖準備行館。不料,張作霖對皖係的討好反應冷淡,甚至拒絕去奉天會館居住,而住到了化石橋奉軍司令部。

  張作霖抵京第二天,即6月20日起,他開始正式充當直、皖兩派間調停人的角色。

  首先,張作霖拜謁總統徐世昌,陳述他本人和直係對當時靳雲鵬內閣的意見。靳雲鵬因內閣受到皖係和安福係政客的挾製無法行使權力,已多次向徐世昌提出辭去總理一職的請求,致使內閣陷於癱瘓狀態。張作霖認為,參加責任內閣的閣員必須和衷共濟才行,如果各閣員同床異夢,則難免產生各種政務紛爭。因此,他提出,解決內閣危機的惟一辦法是挽留靳雲鵬,同時解除擔任總長的三個安福係政客,即李思浩、曾毓雋、朱深的職務。這個意見基本反映了直係的要求。對此,徐世昌表示讚同,並請張作霖去勸挽靳雲鵬。張作霖隨即去棉花胡同靳宅,勸靳雲鵬銷假複任。但靳雲鵬卻以身體有病為由,沒有答應。靳雲鵬覺得皖係幹涉的問題並沒有徹底解決,他即便複任,也難有作為。

  接著,6月21日,張作霖去北京南郊的團河會見段祺瑞。他也向段祺瑞提出了挽靳複職的主張,並勸告段祺瑞不可庇護徐樹錚等人,以免發生意外,損害自身“半世之名望”。段祺瑞則表示,他無意反對徐世昌,自己既不想組閣,也不想當副總統,甚至暗示可以舉張作霖當副總統。對於靳雲鵬內閣問題,他說,已勸過靳雲鵬數次,無奈靳雲鵬執意不幹,但他同意再派人勸靳雲鵬銷假複職。

  因曹錕未到北京,6月22日,張作霖帶著部屬王乃斌、張景惠,偕蘇、鄂、贛、綏、豫、察、新疆等省區代表,乘車前往保定,與曹錕、吳佩孚等人磋商。在當晚的會議上,吳佩孚作了一個態度強硬的發言,他說:“國事如斯,佩孚身為軍人,食國之祿,保國之責,義所難辭。部下士兵,雖不敢謂久經訓練節製之師,但亦頗知大義。如安福係不顧國家,徒以破壞大局大事,佩孚雖能容忍,誠恐部下義忿,亦難壓抑。”他提出,作為解決時局的辦法:第一,解散安福係;第二,免除徐樹錚籌邊使,卸去其兵權;第三,將上海和議總代表王揖唐及安福係政客擔任的財政、交通、司法三總長免職。隨後,各省代表亦相繼發言,表示支持吳佩孚的意見,並作了補充。最後,會議一致決定了五條辦法:第一,靳雲鵬複職;第二,內閣局部改組,撤換安福係三總長,補提外交、農商、教育三總長;第三,撤換王揖唐和議總代表之職,取消上海和議,由中央與西南直接談判;第四,解散安福係;第五,解除徐樹錚之兵權,撤銷籌邊使官製,邊防軍改編後歸陸軍部直轄。據說,張作霖對前三條表示讚同,對後兩條未置可否。他表示:自己這次是為進行調停,不願趨於極端,並決定回京後相機行事。如果前三條能順利解決,則其餘或者暫可不提,等靳雲鵬內閣複職後再從長計議。

  從張作霖的上述態度看,他雖偏袒直係,但也不願把事情鬧僵,尚存有和平解決雙方衝突的幻想。

  6月23日晚,張作霖從保定返回北京,次日,他即將保定會議的意見報告了總統。徐世昌的看法與張作霖比較接近,表示對保定方麵提出的意見可以酌情采納,但不能操之過急。

  正當張作霖奔波於京、保之間,積極為靳雲鵬內閣複職努力時,徐樹錚及安福係的政客們也在平湖開會,商討對策。他們一致認為,無論如何不承認靳雲鵬複職,而擬提周樹模組閣,以抵製各方麵的留靳主張。對直係提出的解散安福係,解除徐樹錚兵權等問題,當然更不能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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