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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6章 你方唱罷我登場！城頭變幻大王旗(13)
段祺瑞見國會被解散了，黎元洪倒台了，借刀殺人的目的達到了，便開始他的第二步計劃――坐收漁人之利。他馬上搖身一變，抓起反複辟的旗幟，四出活動。為了使京津駐軍充當其反複辟的工具，他用大量的金錢收買了駐天津馬廠的第八師師長李長泰；駐廊坊的第十六混成旅旅長馮玉祥雖然是反對張勳複辟的，他也許給了師長的地位；對駐保定的曹錕則花了更高的“價錢”，從而，組成了“討逆軍”。曾煽動張勳複辟的日本又轉過來大幫他反複辟的忙，派了軍事顧問，墊付了100萬元的軍費。7月3日；他自任“討逆軍”總司令，在馬廠舉行誓師。4日，他以總司令的名義發出討伐張勳電和討逆檄文。他在接受黎元洪的命令時，並未立即受命，而是經過幾天的審時度勢、權衡利弊之後，於5日通告就職。次日，他把指揮部自馬廠移至天津市的河北省公署，設立了國務院臨時辦事處。
“討逆軍”分兵兩路，沿京津、京漢鐵路向北京進逼。雙方接火，張勳的辮子軍一觸即潰，丟盔棄甲地逃入了北京城。經過如此輕而易舉的“第一次討逆戰爭”之後，張勳見勢不妙，央求駐京公使團出麵“調停”。段祺瑞提出解除辮子軍武裝，保證張勳生命財產安全等四項條件。可是，張勳堅持帶兵回徐州，想一走了之，從而使談判破裂。8日，段祺瑞發布命令，褫奪了張勳的本職、軍職和勳位，並傳知各軍嚴拿務獲，盡法懲治。12日，“討逆軍”發動總攻，北京城內的辮子軍一敗塗地，張勳逃入了荷蘭使館。14日，段祺瑞回到了北京，重新掌握了北京政府的大權。至此，他的陰謀計劃全部實現了，還額外撈了一個“再造共和之偉人”的美名、從此，他又以“再造共和之偉人”自居，更加倒行逆施，把反動的封建軍閥專製統治推向了頂峰。
“我們不能再讓一步”
段祺瑞回到北京後，加緊推行武力統一政策，實行軍事專製。為此，他飲鴆止渴，指使曹汝霖、章宗祥、陸宗輿等親日派官僚出賣中國主權，以各種名目和方式向日本借款，總數高達3.8億日元，其中西原龜三經辦的八筆借款就有1.45億日元。日本的目的，正如西原龜三所說，是為了組織中日兩國經濟圈，在戰後的經濟競爭中排擠英美勢力。正因為日本有如此意圖，所以人們把“西原借款”稱為“西原賄賂”。段祺瑞接受“賄賂”後，表麵上是用作“經濟開發”或“參加歐戰”，實際上幾乎全部用於編練和裝備參戰軍、擴充皖係實力、組織“安福俱樂部”等皖係事業上了。
段祺瑞在對外賣國的同時，對內實行獨裁和專製。為此，他需要一個得心應手的政治工具――國會。當時，作為一個“民國”，也不能沒有國會。可是，原有的國會是他假張勳之手迫使黎元洪解散的，毫無疑問，他是絕對不允許恢複這個國會的。那麽，就改組國會吧，又苦於無法律依據，無法進行，正當他無計可施之時，舊進步黨首領梁啟超積極追隨段祺瑞，以研究憲法相標榜，組織了一個“憲法研究會”，也稱之為“研究係”。它應運而生之後，馬上急段祺瑞之所急，編造了一個所謂“法統中斷”的謬論，設計了一所謂“恢複法統”的辦法。這就是沿用民初的先例，召集臨時參議院作為過渡性的立法機關。由這個立法機關修改國會組織法和參、眾兩院議員選舉法，根據這些新法再召集新國會。研究係替段祺瑞出這個主意，也有自己的打算。它想利用與段祺瑞合作的有利時機和地位，占據議會中的多數席位，左右政局，操縱內閣。這乃是重溫議會政治的舊夢。段祺瑞對這個辦法是如獲至寶。但他與梁啟超是同床異夢。他所感興趣的是參議員由各地方當局指派，可以借此機會排除異己，驅逐國民黨人，製造一個完全由自己控製的立法機關。因此，7月20日，國務院遷回北京舉行的第一次國務會議就采納了梁啟超的“高見”，並飭令各省派代表，組織臨時參議院。
段祺瑞的如意算盤一開始就遭到了孫中山的堅決反對。孫中山在廣州號召擁護《臨時約法》，矛頭直指段祺瑞及其北洋軍閥，並一針見血地指出：“段祺瑞用段芝貴、倪嗣衝這些複辟派做討逆軍統帥，以逆討逆，忠奸不分。今天的中國，不是複辟與共和之爭，而是真共與假共之爭。今天真複辟者少，假共和者多。”為此，孫中山在廣州組織了“非常國會”，成立了護法軍政府，並當選為大元帥，宣布段祺瑞為民國叛逆。
這時，段祺瑞正擺著不可一世的架式，除了他的日本主子之外，誰都不放在眼裏，氣焰十分囂張。孫中山摸了這個“北洋之虎”的P股，使其十分震怒。他氣衝衝地逼迫馮國璋下令通緝孫中山等人。
早在1917年8月初，段祺瑞為了實現其武力統一的計劃，就作了奪取湘、川的部署，派他的得力幹將傅良佐為湖南督軍，代替了與護法軍政府有關係的湖南督軍譚延？；任命吳光新為四川查辦使。同時，他還命王汝賢率第八師、範國璋率第二十師入湘，任湘南正、副司令，準備南下作戰。北洋軍源源不斷地開進湖南，引起了湖南各界的不滿。在譚延？的指使下，零陵鎮守使劉建藩於9月18日宣布護法獨立；周偉、宋鶴庚也占據寶慶響應，以示反抗。於是，段祺瑞便訴諸武力，挑起內戰，開始了他的第一次南伐。10月6日，北洋軍與護法軍在湘潭西倪鋪接仗，“護法戰爭”正式開始了。
在北洋軍相繼攻占衡山、寶慶之後，段祺瑞夢想著由此進軍兩廣，占據四川和雲貴，三五個月平定西南。就在此時，戰局突變，中國的中南、西南地區，英美帝國主義一直視為它們的勢力範圍，以日本為靠山的段祺瑞向這裏擴張，它們是不會允許的，更不會無動於衷。以馮國璋為頭子的直係軍閥一方麵看著英美帝國主義的眼色行事，一麵也感到皖係勢力的擴張是對自己的威脅，也表示不滿，並設法拆台。在前線作戰的王汝賢和範國璋本是接近直係的人物，他們在幕後力量的推動下，以士兵厭戰和傅良佐支援不利為由於11月14日發出了主張停戰撤兵的電文，並率先退兵長沙，使段祺瑞吃了一悶棍。段祺瑞派到湖南的督軍傅良佐也是個草包，見勢不妙，當晚就趁著朦朦的夜色，攜印登艦逃之夭夭了。段祺瑞一怒之下，免職查辦傅良佐，令王汝賢以總司令代行湖南督軍，妄圖挽回敗局。可是，王汝賢也步傅良佐的後塵，由長沙退往嶽州，湖南為湘粵桂聯軍占領。四川的戰局也急轉直下，他派到四川的吳光新率領的北洋軍，在重慶被川軍第五師師長熊克武包圍繳械，吳光新也落荒而逃了。
段祺瑞武力統一政策及其第一次對南用兵失敗後，無法在國務總理的位子上再混下去了，但他又很眷戀。因此，他一邊口頭上表示要辭職，一邊暗中活動，希望找到一個絕路逢生的機會。然而，這隻是一廂情願。直係勢力步步進逼，逐他下台。11月16日，他被迫提出辭呈，在辭呈中還處處為武力統一政策辯護，竭力強調所謂北洋派的團結和命運，說什麽“伏望諸君子時時以北方實力即國家實力為念”等等，可見是毫不醒悟！
那個時代的中國，幾大軍閥派係的起伏、消長直接涉及帝國主義的在華利益，對它們是牽腸掛肚的事。段祺瑞這次失足後，日本看到他的元氣並未損傷，也不願意因此而前功盡棄，所以，它沒有將段祺瑞一腳踢開，輕易地“換馬”，而是要對他繼續加以扶植和利用，於是，便公開幹涉中國的內政。就在段祺瑞遞交辭呈的當天，日本顧問青木對馮國璋說：“歐戰正在緊張進行，中國內閣不宜有所變更。”青木前腳走，日本公使林權助接踵而至，表示對中國內閣變動的“關心”，仍認為段祺瑞是“政局中心，遇事盡友誼援助”，並威脅說：“倘因內閣變動引起糾紛，日本政府難以坐視。”馮國璋為了避免日本的幹涉，采取了兩步走的辦法趕段下台，第一步，11月19日，解除他的陸軍總長職務，削去調動軍隊之權；第二步，11月22日，下令批準他的辭呈。
段祺瑞下台之後，為了東山再起，他又把鼓動政潮的大本營轉移到了天津。他的幽靈徐樹錚到處遊動，北到奉天拉攏張作霖，南到蚌埠聯絡倪嗣衝，還去勾結曹錕。經徐樹錚的幕後活動，“督軍團”又複活了，而且比當年陣營更為浩大，12月12日，以曹錕為首的山西、奉天、黑龍江、福建、安徽、浙江、陝西七省和察哈爾、熱河、綏遠三個特別區的軍閥代表以及上海的盧永祥和徐州張敬堯的代表集聚於天津，在孫家花園開會，議題還是主戰和對西南用兵問題。他們聯名電請北京政府頒發討伐西南的命令。“督軍團”甚囂塵上，馮國璋嚇得六神無主，步步退讓。18日，任命段祺瑞“督辦參戰事務”，並下手令說，參戰事務均交“參戰督辦”處理，不需呈送總統府和國務院。段祺瑞打著這塊牌子，為所欲為，對內發號施令，指揮各部，調動軍隊；對外勾結日本，出賣主權。這樣，這個參戰機構就成了一個有無限權力的“太上政府”，他也成了“太上皇”。1918年1月30日，在督軍團的要挾之下，馮國璋被迫下了繼續對南方作戰令。他們的這種“合作”並沒有緩和“河間（馮國璋）合肥（段祺瑞），爭攘權利”的局麵，反而使矛盾更加激化。
“參戰督辦處”成立之後，內閣就名存實亡了。但段祺瑞當國務總理之心不死，仍千方百計地要官複原職。在他的鼓動下，其部下對王士珍任國務總理憤憤不平，徐樹錚則以“接洽國防”為煙幕去奉天搞陰謀。當時，段祺瑞下台前向日本訂購的一大批軍械即將分批運至秦皇島，並陸續送到北京。據說，僅其中的一批就可以裝備12個旅，這無疑是塊肥肉。對把持著北京政府的直係軍閥馮國璋來說，是近水樓台，可以捷足先登，名正言順地用其裝備直係軍隊，擴充直係武力；對皖係軍閥來說，因事過境遷，可望而不可即，然而，它又不甘心為人做嫁衣。於是，徐樹錚就以這批軍火作為與奉係軍閥張作霖勾結起來的“等價交換物”，誘使奉軍入關，來達到自己的目的。
軍閥們都是無利不起早的，張作霖也不例外，並很快就上了鉤。由於徐樹錚用他當陸軍部次長時留下的空白介紹信去騙，再用奉軍的武力去搶，終於把這批軍火截到了手。遵照協議：奉軍原有六個旅在關內，再進關六個旅；截留的軍火奉方得四分之三，徐樹錚得四分之一；駐京奉路沿線的奉軍向天津、廊坊推進，威脅北京政府。奉軍入關後，京津一帶人心惶惶，馮國璋也十分驚恐。而“督軍團”更加起勁地搖旗呐喊，聯名發出了請段祺瑞再起組閣的通電，說：“全國安危，國人離合，均係我公一人！”段祺瑞的如此“聲威”，把王士珍嚇得逃到了天津，說什麽也不幹了；馮國璋也是低三下四地到他那裏說小話，一再請他出來組閣。可是，他還假惺惺地說：“無意於此。”直到馮國璋對天發誓，並定下承認國務院決議，總統不得擅改一字；閣員由總理選擇，不必征求總統同意；總統的電報須由國務院核發等條件後，他才接受組閣。3月23日，段祺瑞複任國務總理。卑鄙的手段達到了卑鄙的目的。
他重新上台之後，繼續倒行逆施，與日本帝國主義加緊勾結，仰其鼻息。為適應日本出兵西伯利亞，擴大對中國侵略的需要，他於3月25日簽署了中日《共同防敵協定》的換文。5月16日、5月19日，兩國又簽訂了《中日陸軍共同防敵軍事協定》和《中日海軍共同防敵軍事協定》。根據這些協定，日本不僅控製了中國的軍隊，掌握了中國的軍事情報，使中國軍隊充當其仆從軍，而且把它的軍隊“合法”地開進吉林、黑龍江等地，在這裏駐兵設警，幹涉內政，挑起軍事衝突，為所欲為，無惡不作。
段祺瑞的親日賣國行徑，在國際上引起了英美帝國主義的嫉視，在國內遭到了各界人民的切齒唾罵和強烈反對。中日簽訂軍事協定的消息一傳出，在東京的中國留學生即日罷課，召開大會，組織歸國請願團，分批去上海、北京等地聯合各界人士共同行動。他們回國後，段祺瑞立即派便衣偵探予以監視，並禁止他們開會。然而，學生愛國運動迅速發展，北京大學全體學生召開了緊急救亡大會，與歸國學生請願團采取了一致行動。段祺瑞采取扣留學生的宣傳品和封鎖消息等高壓手段防止愛國運動蔓延。一向軟弱可欺的工商界也憤怒了。正在天津召開的全國商會聯合會議決定派代表赴京請願，要求公布外交真相、停止內戰、廢除各省苛捐，並宣稱：如不接受，將舉行罷工、罷市。他們的代表到北京後，向段祺瑞請願，段竟拒而不見。廣州的非常國會、軍政府以及西南各省督軍也紛紛發出通電斥責他。全國上下形成了反對段祺瑞親日賣國的怒潮。
在此期間，段祺瑞重操舊業，繼續推行武力統一政策。他為了在對南用兵中借用直係的力量，極力拉攏直係將領。4月20日，他到武漢等地“犒師”，同時，在漢口召開督軍會議，催促北洋軍向地方發動進攻。但是，他的這次南巡成就不大，第一路軍統帥曹錕回了天津，第二路軍統帥張懷芝回了山東，首先攻占嶽州、長沙和衡陽的吳佩孚也因不滿於段祺瑞把湖南督軍這個肥缺給了張敬堯而頓兵衡陽不進。段祺瑞見他的武力統一計劃又行將破產，就更加勁用加官晉爵的辦法籠絡曹錕、吳佩孚、張懷芝，但是收效甚微，曹錕到湖北轉了一趟，又回到天津養尊處優去了。更有甚者，隨著段的倒行逆施不得人心，與南方有秘密停火協議的吳佩孚，在看到一個新的反段高潮即將來臨之時，搶先發出驚人之鳴，從8月初起，接二連三地發表罷戰主和的通電，猛烈抨擊他偽造民意、親日賣國等行徑，尖銳指出武力統一是亡國之策。吳佩孚對他毫不留情地咒罵及所用的激烈的言詞，都是前所未有的，使這位八麵威風的內閣總理受到了一次極為沉重的打擊。這迫使他於8月31日命令前敵各軍暫取守勢，實際上是把武力統一的腳步停下來了。
9月20日，形勢又向前發展了，湖南前線的南方將領譚延？等和北洋軍將領吳佩孚、馮玉祥等又聯名電請下停戰令。這是段祺瑞推行武力統一政策以來，南北方將領第一次公開聯合起來反對他。這個舉動，震動了皖係人物，他們驚呼：“吳秀才公然造反了！”段祺瑞接到這個電報，先是大吃一驚，繼而大怒，再就氣得說不出話來了。這一切表明，他的武力統一政策徹底破產了。此後，全國人民和各個派別都要求和平，為實現和平而努力，隻有他還竭力主張武力統一，千方百計地破壞和平。
段祺瑞推行武力統一政策徹底失敗的同時，在政治上他以安福俱樂部為禦用工具，另立國會，更使他走進了死胡同。
早在1918年春，臨時參議院在北京開會之際，段祺瑞想到擺在自己麵前的國會、總統選舉、對南方用兵以及與馮國璋鬥法等問題時，感到事事無頭緒，處處都棘手，又無良策，心緒不寧，十分煩躁，山珍海味也食之無味了。這時，他的“影子”徐樹錚窺見其隱，便把王揖唐找來，一起出謀劃策，王揖唐狡猾地一笑，說：“這有什麽難的，隻要辦一個政黨就行了，我不敢自吹自擂，這件事隻要給我錢，反掌而成。”於是，徐樹錚把段祺瑞貪汙下來的錢拿出80萬，給了王揖唐。果然，王揖唐利用這筆贓款，不幾天的時間就糾集了一批無賴政客，收買了無恥議員多人，成立了一個組織。這個組織的成立大會是在北京安福胡同的一個宅院中舉行的，又為了脫政黨之窠臼，樹欺人之名目，起名叫“安福俱樂部”，也稱“安福樂”。據《安福大罪案》一書中揭露：“其實在內容則包含政治意味，而欲總統於肘腑之下，置總理於夾袋之中，而肆其翻手為雨覆手為雲之伎倆耳。”
在競選議員期間，安福俱樂部晝夜車馬盈門，有的在這裏討論政局，勾心鬥角，安插私人；有的則燈迷酒醉，挾妓狂淫。在其背後，金錢和政治勢力各顯神通，而最突出的還是官僚操縱選舉。以黑龍江為例，參、眾兩院議員各10名，參議員由省議會選出，眾議員由“人民”直接選舉，全省分為兩個複選區，即龍江道和綏蘭道，複選區的監督由各道尹兼任，當時，綏蘭道道尹穀芝瑞是屬於直係的，對安福俱樂部活動選舉，自然是個障礙。黑龍江督軍兼省長鮑貴卿是全力支持安福俱樂部的。為了排除障礙，他們就搞了個小陰謀，在選舉前夕，國務院調穀芝瑞進京，謊說有所諮詢，在穀芝瑞離職期間，道尹和複選監督由該道首縣縣長常穀香代理。常穀香是一切聽命於鮑貴卿的。這樣，安福俱樂部的人自然就可以頤指氣使，為所欲為了。由於安福係依仗官府的權威，利用政治勢力，再加上大量金錢的補助，選舉哪有不獲全勝的呢。所以，黑龍江省的20名議員，無一外人，全被其囊括而去。黑龍江省如此，其他省也大同小異。因此，全國大選揭曉，選出的800名議員，時稱“八百羅漢”，其中屬於安福係的達300多名，占絕對優勢。而梁啟超苦心經營的那個研究係議員所占的席位少的可憐，至於操縱國會、把持內閣，那就更是白日做夢了。議員們“選”出後，徐樹錚等人便開始賄買議員，辦法是每月從軍隊空餉中撥出30萬作為議員的津貼費，每月份送給每個議員300元。於是，這些議員便俯首帖耳，甘心情願供人驅使了。從而，王揖唐、李盛鐸分別當選為眾、參兩院的議長。因為安福係在國會中黨徒眾多，勢力雄厚，遍布上下，所以人們把這個國會稱為“安福國會”。
8月20日，“安福國會”開張，第一個議程當然是選舉大總統了。選誰當總統，意見不一致。有的認為，我們費盡了九牛二虎之力辦了國會，當然要擁戴安福係的黨魁段祺瑞當大總統了；也有的認為選段祺瑞而不選馮國璋，勢必加劇直皖兩派的矛盾和分裂；還有的認為，徐世昌是北洋元老，無人反對，又無實力，還靠近皖係，可為皖係所用，他才是合適的人選。段祺瑞是怎樣想的呢？他何嚐不知道當大總統是何等的榮耀，可是他對於政治，更重於權而不重於位，權在內閣，就不能離開內閣，這是其一；其二是徐世昌能與之合作，成其大誌。於是，他采納了最後一種意見，推徐世昌為大總統。9月4日，徐世昌這個老奸巨猾，八麵玲瓏、有“活曹操”之稱的官場老手，在安福國會的抬舉之下，不費吹灰之力爬上了至尊至上的高位。
“討逆軍”分兵兩路，沿京津、京漢鐵路向北京進逼。雙方接火，張勳的辮子軍一觸即潰，丟盔棄甲地逃入了北京城。經過如此輕而易舉的“第一次討逆戰爭”之後，張勳見勢不妙，央求駐京公使團出麵“調停”。段祺瑞提出解除辮子軍武裝，保證張勳生命財產安全等四項條件。可是，張勳堅持帶兵回徐州，想一走了之，從而使談判破裂。8日，段祺瑞發布命令，褫奪了張勳的本職、軍職和勳位，並傳知各軍嚴拿務獲，盡法懲治。12日，“討逆軍”發動總攻，北京城內的辮子軍一敗塗地，張勳逃入了荷蘭使館。14日，段祺瑞回到了北京，重新掌握了北京政府的大權。至此，他的陰謀計劃全部實現了，還額外撈了一個“再造共和之偉人”的美名、從此，他又以“再造共和之偉人”自居，更加倒行逆施，把反動的封建軍閥專製統治推向了頂峰。
“我們不能再讓一步”
段祺瑞回到北京後，加緊推行武力統一政策，實行軍事專製。為此，他飲鴆止渴，指使曹汝霖、章宗祥、陸宗輿等親日派官僚出賣中國主權，以各種名目和方式向日本借款，總數高達3.8億日元，其中西原龜三經辦的八筆借款就有1.45億日元。日本的目的，正如西原龜三所說，是為了組織中日兩國經濟圈，在戰後的經濟競爭中排擠英美勢力。正因為日本有如此意圖，所以人們把“西原借款”稱為“西原賄賂”。段祺瑞接受“賄賂”後，表麵上是用作“經濟開發”或“參加歐戰”，實際上幾乎全部用於編練和裝備參戰軍、擴充皖係實力、組織“安福俱樂部”等皖係事業上了。
段祺瑞在對外賣國的同時，對內實行獨裁和專製。為此，他需要一個得心應手的政治工具――國會。當時，作為一個“民國”，也不能沒有國會。可是，原有的國會是他假張勳之手迫使黎元洪解散的，毫無疑問，他是絕對不允許恢複這個國會的。那麽，就改組國會吧，又苦於無法律依據，無法進行，正當他無計可施之時，舊進步黨首領梁啟超積極追隨段祺瑞，以研究憲法相標榜，組織了一個“憲法研究會”，也稱之為“研究係”。它應運而生之後，馬上急段祺瑞之所急，編造了一個所謂“法統中斷”的謬論，設計了一所謂“恢複法統”的辦法。這就是沿用民初的先例，召集臨時參議院作為過渡性的立法機關。由這個立法機關修改國會組織法和參、眾兩院議員選舉法，根據這些新法再召集新國會。研究係替段祺瑞出這個主意，也有自己的打算。它想利用與段祺瑞合作的有利時機和地位，占據議會中的多數席位，左右政局，操縱內閣。這乃是重溫議會政治的舊夢。段祺瑞對這個辦法是如獲至寶。但他與梁啟超是同床異夢。他所感興趣的是參議員由各地方當局指派，可以借此機會排除異己，驅逐國民黨人，製造一個完全由自己控製的立法機關。因此，7月20日，國務院遷回北京舉行的第一次國務會議就采納了梁啟超的“高見”，並飭令各省派代表，組織臨時參議院。
段祺瑞的如意算盤一開始就遭到了孫中山的堅決反對。孫中山在廣州號召擁護《臨時約法》，矛頭直指段祺瑞及其北洋軍閥，並一針見血地指出：“段祺瑞用段芝貴、倪嗣衝這些複辟派做討逆軍統帥，以逆討逆，忠奸不分。今天的中國，不是複辟與共和之爭，而是真共與假共之爭。今天真複辟者少，假共和者多。”為此，孫中山在廣州組織了“非常國會”，成立了護法軍政府，並當選為大元帥，宣布段祺瑞為民國叛逆。
這時，段祺瑞正擺著不可一世的架式，除了他的日本主子之外，誰都不放在眼裏，氣焰十分囂張。孫中山摸了這個“北洋之虎”的P股，使其十分震怒。他氣衝衝地逼迫馮國璋下令通緝孫中山等人。
早在1917年8月初，段祺瑞為了實現其武力統一的計劃，就作了奪取湘、川的部署，派他的得力幹將傅良佐為湖南督軍，代替了與護法軍政府有關係的湖南督軍譚延？；任命吳光新為四川查辦使。同時，他還命王汝賢率第八師、範國璋率第二十師入湘，任湘南正、副司令，準備南下作戰。北洋軍源源不斷地開進湖南，引起了湖南各界的不滿。在譚延？的指使下，零陵鎮守使劉建藩於9月18日宣布護法獨立；周偉、宋鶴庚也占據寶慶響應，以示反抗。於是，段祺瑞便訴諸武力，挑起內戰，開始了他的第一次南伐。10月6日，北洋軍與護法軍在湘潭西倪鋪接仗，“護法戰爭”正式開始了。
在北洋軍相繼攻占衡山、寶慶之後，段祺瑞夢想著由此進軍兩廣，占據四川和雲貴，三五個月平定西南。就在此時，戰局突變，中國的中南、西南地區，英美帝國主義一直視為它們的勢力範圍，以日本為靠山的段祺瑞向這裏擴張，它們是不會允許的，更不會無動於衷。以馮國璋為頭子的直係軍閥一方麵看著英美帝國主義的眼色行事，一麵也感到皖係勢力的擴張是對自己的威脅，也表示不滿，並設法拆台。在前線作戰的王汝賢和範國璋本是接近直係的人物，他們在幕後力量的推動下，以士兵厭戰和傅良佐支援不利為由於11月14日發出了主張停戰撤兵的電文，並率先退兵長沙，使段祺瑞吃了一悶棍。段祺瑞派到湖南的督軍傅良佐也是個草包，見勢不妙，當晚就趁著朦朦的夜色，攜印登艦逃之夭夭了。段祺瑞一怒之下，免職查辦傅良佐，令王汝賢以總司令代行湖南督軍，妄圖挽回敗局。可是，王汝賢也步傅良佐的後塵，由長沙退往嶽州，湖南為湘粵桂聯軍占領。四川的戰局也急轉直下，他派到四川的吳光新率領的北洋軍，在重慶被川軍第五師師長熊克武包圍繳械，吳光新也落荒而逃了。
段祺瑞武力統一政策及其第一次對南用兵失敗後，無法在國務總理的位子上再混下去了，但他又很眷戀。因此，他一邊口頭上表示要辭職，一邊暗中活動，希望找到一個絕路逢生的機會。然而，這隻是一廂情願。直係勢力步步進逼，逐他下台。11月16日，他被迫提出辭呈，在辭呈中還處處為武力統一政策辯護，竭力強調所謂北洋派的團結和命運，說什麽“伏望諸君子時時以北方實力即國家實力為念”等等，可見是毫不醒悟！
那個時代的中國，幾大軍閥派係的起伏、消長直接涉及帝國主義的在華利益，對它們是牽腸掛肚的事。段祺瑞這次失足後，日本看到他的元氣並未損傷，也不願意因此而前功盡棄，所以，它沒有將段祺瑞一腳踢開，輕易地“換馬”，而是要對他繼續加以扶植和利用，於是，便公開幹涉中國的內政。就在段祺瑞遞交辭呈的當天，日本顧問青木對馮國璋說：“歐戰正在緊張進行，中國內閣不宜有所變更。”青木前腳走，日本公使林權助接踵而至，表示對中國內閣變動的“關心”，仍認為段祺瑞是“政局中心，遇事盡友誼援助”，並威脅說：“倘因內閣變動引起糾紛，日本政府難以坐視。”馮國璋為了避免日本的幹涉，采取了兩步走的辦法趕段下台，第一步，11月19日，解除他的陸軍總長職務，削去調動軍隊之權；第二步，11月22日，下令批準他的辭呈。
段祺瑞下台之後，為了東山再起，他又把鼓動政潮的大本營轉移到了天津。他的幽靈徐樹錚到處遊動，北到奉天拉攏張作霖，南到蚌埠聯絡倪嗣衝，還去勾結曹錕。經徐樹錚的幕後活動，“督軍團”又複活了，而且比當年陣營更為浩大，12月12日，以曹錕為首的山西、奉天、黑龍江、福建、安徽、浙江、陝西七省和察哈爾、熱河、綏遠三個特別區的軍閥代表以及上海的盧永祥和徐州張敬堯的代表集聚於天津，在孫家花園開會，議題還是主戰和對西南用兵問題。他們聯名電請北京政府頒發討伐西南的命令。“督軍團”甚囂塵上，馮國璋嚇得六神無主，步步退讓。18日，任命段祺瑞“督辦參戰事務”，並下手令說，參戰事務均交“參戰督辦”處理，不需呈送總統府和國務院。段祺瑞打著這塊牌子，為所欲為，對內發號施令，指揮各部，調動軍隊；對外勾結日本，出賣主權。這樣，這個參戰機構就成了一個有無限權力的“太上政府”，他也成了“太上皇”。1918年1月30日，在督軍團的要挾之下，馮國璋被迫下了繼續對南方作戰令。他們的這種“合作”並沒有緩和“河間（馮國璋）合肥（段祺瑞），爭攘權利”的局麵，反而使矛盾更加激化。
“參戰督辦處”成立之後，內閣就名存實亡了。但段祺瑞當國務總理之心不死，仍千方百計地要官複原職。在他的鼓動下，其部下對王士珍任國務總理憤憤不平，徐樹錚則以“接洽國防”為煙幕去奉天搞陰謀。當時，段祺瑞下台前向日本訂購的一大批軍械即將分批運至秦皇島，並陸續送到北京。據說，僅其中的一批就可以裝備12個旅，這無疑是塊肥肉。對把持著北京政府的直係軍閥馮國璋來說，是近水樓台，可以捷足先登，名正言順地用其裝備直係軍隊，擴充直係武力；對皖係軍閥來說，因事過境遷，可望而不可即，然而，它又不甘心為人做嫁衣。於是，徐樹錚就以這批軍火作為與奉係軍閥張作霖勾結起來的“等價交換物”，誘使奉軍入關，來達到自己的目的。
軍閥們都是無利不起早的，張作霖也不例外，並很快就上了鉤。由於徐樹錚用他當陸軍部次長時留下的空白介紹信去騙，再用奉軍的武力去搶，終於把這批軍火截到了手。遵照協議：奉軍原有六個旅在關內，再進關六個旅；截留的軍火奉方得四分之三，徐樹錚得四分之一；駐京奉路沿線的奉軍向天津、廊坊推進，威脅北京政府。奉軍入關後，京津一帶人心惶惶，馮國璋也十分驚恐。而“督軍團”更加起勁地搖旗呐喊，聯名發出了請段祺瑞再起組閣的通電，說：“全國安危，國人離合，均係我公一人！”段祺瑞的如此“聲威”，把王士珍嚇得逃到了天津，說什麽也不幹了；馮國璋也是低三下四地到他那裏說小話，一再請他出來組閣。可是，他還假惺惺地說：“無意於此。”直到馮國璋對天發誓，並定下承認國務院決議，總統不得擅改一字；閣員由總理選擇，不必征求總統同意；總統的電報須由國務院核發等條件後，他才接受組閣。3月23日，段祺瑞複任國務總理。卑鄙的手段達到了卑鄙的目的。
他重新上台之後，繼續倒行逆施，與日本帝國主義加緊勾結，仰其鼻息。為適應日本出兵西伯利亞，擴大對中國侵略的需要，他於3月25日簽署了中日《共同防敵協定》的換文。5月16日、5月19日，兩國又簽訂了《中日陸軍共同防敵軍事協定》和《中日海軍共同防敵軍事協定》。根據這些協定，日本不僅控製了中國的軍隊，掌握了中國的軍事情報，使中國軍隊充當其仆從軍，而且把它的軍隊“合法”地開進吉林、黑龍江等地，在這裏駐兵設警，幹涉內政，挑起軍事衝突，為所欲為，無惡不作。
段祺瑞的親日賣國行徑，在國際上引起了英美帝國主義的嫉視，在國內遭到了各界人民的切齒唾罵和強烈反對。中日簽訂軍事協定的消息一傳出，在東京的中國留學生即日罷課，召開大會，組織歸國請願團，分批去上海、北京等地聯合各界人士共同行動。他們回國後，段祺瑞立即派便衣偵探予以監視，並禁止他們開會。然而，學生愛國運動迅速發展，北京大學全體學生召開了緊急救亡大會，與歸國學生請願團采取了一致行動。段祺瑞采取扣留學生的宣傳品和封鎖消息等高壓手段防止愛國運動蔓延。一向軟弱可欺的工商界也憤怒了。正在天津召開的全國商會聯合會議決定派代表赴京請願，要求公布外交真相、停止內戰、廢除各省苛捐，並宣稱：如不接受，將舉行罷工、罷市。他們的代表到北京後，向段祺瑞請願，段竟拒而不見。廣州的非常國會、軍政府以及西南各省督軍也紛紛發出通電斥責他。全國上下形成了反對段祺瑞親日賣國的怒潮。
在此期間，段祺瑞重操舊業，繼續推行武力統一政策。他為了在對南用兵中借用直係的力量，極力拉攏直係將領。4月20日，他到武漢等地“犒師”，同時，在漢口召開督軍會議，催促北洋軍向地方發動進攻。但是，他的這次南巡成就不大，第一路軍統帥曹錕回了天津，第二路軍統帥張懷芝回了山東，首先攻占嶽州、長沙和衡陽的吳佩孚也因不滿於段祺瑞把湖南督軍這個肥缺給了張敬堯而頓兵衡陽不進。段祺瑞見他的武力統一計劃又行將破產，就更加勁用加官晉爵的辦法籠絡曹錕、吳佩孚、張懷芝，但是收效甚微，曹錕到湖北轉了一趟，又回到天津養尊處優去了。更有甚者，隨著段的倒行逆施不得人心，與南方有秘密停火協議的吳佩孚，在看到一個新的反段高潮即將來臨之時，搶先發出驚人之鳴，從8月初起，接二連三地發表罷戰主和的通電，猛烈抨擊他偽造民意、親日賣國等行徑，尖銳指出武力統一是亡國之策。吳佩孚對他毫不留情地咒罵及所用的激烈的言詞，都是前所未有的，使這位八麵威風的內閣總理受到了一次極為沉重的打擊。這迫使他於8月31日命令前敵各軍暫取守勢，實際上是把武力統一的腳步停下來了。
9月20日，形勢又向前發展了，湖南前線的南方將領譚延？等和北洋軍將領吳佩孚、馮玉祥等又聯名電請下停戰令。這是段祺瑞推行武力統一政策以來，南北方將領第一次公開聯合起來反對他。這個舉動，震動了皖係人物，他們驚呼：“吳秀才公然造反了！”段祺瑞接到這個電報，先是大吃一驚，繼而大怒，再就氣得說不出話來了。這一切表明，他的武力統一政策徹底破產了。此後，全國人民和各個派別都要求和平，為實現和平而努力，隻有他還竭力主張武力統一，千方百計地破壞和平。
段祺瑞推行武力統一政策徹底失敗的同時，在政治上他以安福俱樂部為禦用工具，另立國會，更使他走進了死胡同。
早在1918年春，臨時參議院在北京開會之際，段祺瑞想到擺在自己麵前的國會、總統選舉、對南方用兵以及與馮國璋鬥法等問題時，感到事事無頭緒，處處都棘手，又無良策，心緒不寧，十分煩躁，山珍海味也食之無味了。這時，他的“影子”徐樹錚窺見其隱，便把王揖唐找來，一起出謀劃策，王揖唐狡猾地一笑，說：“這有什麽難的，隻要辦一個政黨就行了，我不敢自吹自擂，這件事隻要給我錢，反掌而成。”於是，徐樹錚把段祺瑞貪汙下來的錢拿出80萬，給了王揖唐。果然，王揖唐利用這筆贓款，不幾天的時間就糾集了一批無賴政客，收買了無恥議員多人，成立了一個組織。這個組織的成立大會是在北京安福胡同的一個宅院中舉行的，又為了脫政黨之窠臼，樹欺人之名目，起名叫“安福俱樂部”，也稱“安福樂”。據《安福大罪案》一書中揭露：“其實在內容則包含政治意味，而欲總統於肘腑之下，置總理於夾袋之中，而肆其翻手為雨覆手為雲之伎倆耳。”
在競選議員期間，安福俱樂部晝夜車馬盈門，有的在這裏討論政局，勾心鬥角，安插私人；有的則燈迷酒醉，挾妓狂淫。在其背後，金錢和政治勢力各顯神通，而最突出的還是官僚操縱選舉。以黑龍江為例，參、眾兩院議員各10名，參議員由省議會選出，眾議員由“人民”直接選舉，全省分為兩個複選區，即龍江道和綏蘭道，複選區的監督由各道尹兼任，當時，綏蘭道道尹穀芝瑞是屬於直係的，對安福俱樂部活動選舉，自然是個障礙。黑龍江督軍兼省長鮑貴卿是全力支持安福俱樂部的。為了排除障礙，他們就搞了個小陰謀，在選舉前夕，國務院調穀芝瑞進京，謊說有所諮詢，在穀芝瑞離職期間，道尹和複選監督由該道首縣縣長常穀香代理。常穀香是一切聽命於鮑貴卿的。這樣，安福俱樂部的人自然就可以頤指氣使，為所欲為了。由於安福係依仗官府的權威，利用政治勢力，再加上大量金錢的補助，選舉哪有不獲全勝的呢。所以，黑龍江省的20名議員，無一外人，全被其囊括而去。黑龍江省如此，其他省也大同小異。因此，全國大選揭曉，選出的800名議員，時稱“八百羅漢”，其中屬於安福係的達300多名，占絕對優勢。而梁啟超苦心經營的那個研究係議員所占的席位少的可憐，至於操縱國會、把持內閣，那就更是白日做夢了。議員們“選”出後，徐樹錚等人便開始賄買議員，辦法是每月從軍隊空餉中撥出30萬作為議員的津貼費，每月份送給每個議員300元。於是，這些議員便俯首帖耳，甘心情願供人驅使了。從而，王揖唐、李盛鐸分別當選為眾、參兩院的議長。因為安福係在國會中黨徒眾多，勢力雄厚，遍布上下，所以人們把這個國會稱為“安福國會”。
8月20日，“安福國會”開張，第一個議程當然是選舉大總統了。選誰當總統，意見不一致。有的認為，我們費盡了九牛二虎之力辦了國會，當然要擁戴安福係的黨魁段祺瑞當大總統了；也有的認為選段祺瑞而不選馮國璋，勢必加劇直皖兩派的矛盾和分裂；還有的認為，徐世昌是北洋元老，無人反對，又無實力，還靠近皖係，可為皖係所用，他才是合適的人選。段祺瑞是怎樣想的呢？他何嚐不知道當大總統是何等的榮耀，可是他對於政治，更重於權而不重於位，權在內閣，就不能離開內閣，這是其一；其二是徐世昌能與之合作，成其大誌。於是，他采納了最後一種意見，推徐世昌為大總統。9月4日，徐世昌這個老奸巨猾，八麵玲瓏、有“活曹操”之稱的官場老手，在安福國會的抬舉之下，不費吹灰之力爬上了至尊至上的高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