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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5章 你方唱罷我登場！城頭變幻大王旗(12)
曹錕通過賄選當上總統之後，把他的政治資本輸得精光了。在直係軍閥內部早已存在著保定、洛陽兩派，爭權奪勢日益嚴重。他當上賄選總統後，對直係諸將論功行賞，以消除隔閡，結果是枉費心機，兩派之間的裂痕更加擴大。吳佩孚是他的主要支柱，可是，吳佩孚居“功”自傲，對他不太看得起，頗有尾大不掉之勢。吳佩孚還把在第一次直奉戰爭和驅黎賄選中為曹家立下汗馬功勞的馮玉祥、王承斌等人的地盤和兵權也奪去了。從而，馮玉祥、王承斌等人對吳佩孚懷恨在心，形成了一個反吳聯盟。曹錕的嬖人李彥青克扣兵餉，使不少人心懷怨恨，蓄誌報複。在直係外部，以孫中山為首的廣東政權，為了實行北伐，采取了分化北洋軍閥集團、聯合皖係奉係共同討直的策略，形成了粵、奉、皖反直的“三角同盟”。內外交困，矛盾重重，鬧得曹錕焦頭爛額，使他飽嚐了曆屆總統所嚐到的苦滋味。他雖說當了總統，可號令莫說不能行之於奉、皖以及西南軍閥的勢力範圍，就是直係勢力之下的地方也往往是一紙空文，不那麽管用。這時，他連直係內部都統一不起來了，更不要說統一全國了。北洋軍閥集團中的元老王士珍有了這樣一個新發現：“如果要害人，最好是請他當總統。”曹錕自己也牢騷滿腹，叫苦連天，對其黨徒們說：“你們一定要捧我上台，叫我來活受罪！”
第一次直奉戰爭之後，張作霖處心積慮，決心雪一敗之恥，在關外整軍經武，厲兵秣馬，伺機再度問鼎中原。1924年9月，爆發了江浙戰爭，拉開了第二次直奉戰爭的序幕。張作霖以反對直係進攻浙江為由，於15日興兵討直。曹錕接到奉軍進攻的急報後，立即電召吳佩孚入京，並下令討伐張作霖。18日，吳佩孚就任“討逆軍”總司令。這次戰爭，奉軍投入兵力25萬人，直軍投入20萬人，雙方均有海、空軍參戰，從而，成為中國近代史上一次空前的大規模戰爭。正當雙方酣戰之時，直軍的後院起火了，對曹錕、吳佩孚把持政局、排斥異己久懷不滿之心的第三軍總司令馮玉祥，按照與奉係等方麵的秘密約定，於10月22日星夜回師北京，發動了“北京政變”。馮玉祥的國民軍一個營包圍了總統府，把曹錕抓獲，軟禁在中南海延慶樓，吳佩孚乘艦逃走。曹錕不得不下達了停戰令，並罷免了吳佩孚的身兼各職。11月2日他宣布了辭職。
曹錕被囚之後，基本上與外界斷絕了聯係。馮玉祥派一個營和他同吃同住，整天在一起。曹錕對前去探望他的人有時發牢騷，說：“當時你們大家擁戴我出來，這時大家又把我看管起來，怎麽辦都可以，我沒有什麽說的。”有時打聽外邊的情況，常問：“子玉（吳佩孚）在哪裏？”他眼巴巴地盼望著吳佩孚能帶兵前來“救駕”。當他聽到曹銳突然死亡的消息時，哭得非常傷心，鬧著要找老段（祺瑞）問個明白。不久，段祺瑞當上了執政，對他進行庇護。12月6日，段祺瑞裝腔作勢，下了一道命令：“曹錕賄選竊位，禍國殃民，著內務、陸軍兩部嚴行監視，聽候公判。”這是營救曹錕的一個巧妙辦法，用十分嚴厲的措辭作掩護，把他從馮玉祥國民軍的監控下轉移到了自己的手中，使其脫離了危險的境地。當然，他也一直沒有受到“公判”。1926年春，馮玉祥剛剛撤出北京，他就恢複了自由。
此後，前來拜見他的直係部屬和老親舊友絡繹不絕，這又使他忘乎所以起來，萌發了複位之心。為此，他加緊同張作霖相勾結。張作霖表麵上支持他複大總統之位，他非常高興。豈不知張作霖是想利用他作為一個過渡人物，然後取而代之。他還發出了通電，希望各地擁護他恢複總統職位，但事與願違，各方麵態度異常冷談。這樣，他又把希望寄托在吳佩孚身上，而吳佩孚對他派去的說客回答得更幹脆：“三爺這個人你不是不清楚，在前台他是唱不好的，我看還是請他在後麵呆呆吧！”吳佩孚所以說得這樣直截了當，因為曾在背後同自己的謀士們計議過，今後絕對不再擁曹了。曹錕複位之夢未成，便遁居天津英租界，做了一名超等寓公，直到1938年5月17日病死於本宅。
（摘自《物換星移――舊中國曆次政府首腦更換實錄》）
第六節 段祺瑞：元首中的“怪胎”
段祺瑞卻成了袁世凱的救命稻草。
有其師必有其徒。段祺瑞乘袁世凱之危，用當年袁世凱對付革命黨人和清廷的“兩麵威嚇”的招法。
人們背後稱段祺瑞為“段歪鼻子”。
“國會不通過，就解散國會！”
段祺瑞的如意算盤一開始就遭到了孫中山的堅決反對。
在競選議員期間，安福俱樂部晝夜車馬盈門。
段祺瑞像一個被刺痛了的野獸，狂怒不已。
“我是叫他來簽字蓋印的，不是叫他壓在我頭上的”
段祺瑞，安徽合肥人，字芝泉。1885年入天津武備學堂。1889年畢業後，赴德國學習炮兵科。次年回國，1896年被袁世凱奏調至小站，協助訓練“新建陸軍”，任炮兵學堂總辦兼炮兵統帶。1899年隨袁世凱至山東鎮壓義和團，1901年袁任直隸總督，又隨之往保定負責編練北洋軍。1903年清廷設立練兵處，任軍令使正使，與王士珍、馮國璋並稱“北洋三傑”。1905年調任第四鎮統製，為河間秋操北軍總統。1906年補授福建汀州鎮總兵，仍留北洋，充任保定軍官學堂總辦。1909年改任第六鎮統製。1910年，任江北提督，駐清江，次年武昌起義爆發，任第二軍軍統，馳往湖北鎮壓。後授湖廣總督。南北和議時，奉袁世凱意旨領銜北洋將領46人通電，迫清室退位。袁任總統後，充陸軍總長。1913年代理國務總理，鎮壓“二次革命”。
袁世凱稱帝後，護國運動在雲南興起，向全國蔓延。袁世凱的皇帝夢非但被驚醒了，而且連他的寶座也岌岌可危。到了這個時候，那些爭相勸進的北洋將領們也都不中用了。而段祺瑞卻成了他的救命稻草。1916年3月18日，袁世凱與大謀士徐世昌密商後，把段祺瑞請了出來，為扶危救急，不得不低三下四地對他說：“我老且病，悔不聽你言，致有今日糾紛，若取消帝製，還需要你幫忙。”段當即表示：“當竭吾力相助。”段祺瑞說得情真意切，聽起來也是肺腑之言。所以，3月22日，袁世凱任命徐世昌為國務卿，次日，又任命段祺瑞為參謀總長。他在袁世凱麵前表現的那麽好，做得怎樣呢？完全是另外一回事。
有其師必有其徒。段祺瑞乘袁世凱之危，用當年袁世凱對付革命黨人和清廷的“兩麵威嚇”的招法。來逼迫袁世凱交權於他，也就是外抗護國運動，內奪袁氏大權。當時，陸軍部檔案中有一份毛筆書寫的材料，上麵記載說，段祺瑞救袁世凱是立足於“保全總統尊位，而將實權劃出”。“劃出總統實權之法，第一當恢複（民國）元年約法，確定大總統、副總統、內閣舊製，組織確實責任內閣，使現大總統之實權消納於閣中。”段祺瑞此時此刻提出恢複民元約法，組織責任內閣，表麵上看似乎是同革命黨人的主張相一致。但實際上大相徑庭。他是借革命黨人曾主張過的責任內閣，達到其既蒙蔽革命黨人，又抵製護國運動；既保全袁世凱的總統名義，又實現向袁世凱奪取最高統治權的目的。
3月28日，他跟隨黎元洪、徐世昌一起發出通電，要求各省“共圖善後”，即恢複帝製以前各省狀態。因段祺瑞與護國軍及獨立各省有關袁世凱退位的密電往來，也互有默契，所以，通電發出後，獨立各省又進一步提出了袁世凱退位的問題。這就使以解決時局為己任的老官僚徐世昌也束手無策，內內外外都弄不出一個結果來，加之，段祺瑞“氣焰逼人”，迫使其走投無路，非退位不可。這樣，徐世昌隻幹了一個月的國務卿，就不得不拱手交給了段祺瑞。段祺瑞踢開了徐世昌這塊絆腳石後，於4月21日任國務卿。可是，袁世凱死抱大權不放，下令說：“國務卿受大總統委托總理國務。”段祺瑞得到的是一張空頭支票，沒有滿足他的欲望，他就消極怠工――不上任。袁世凱被迫於5月4日將政事堂改為國務院，改任他為國務總理。道路鋪平之後，下一步就是把“總統之實權消納於閣中”了。然而，事情並非那麽簡單，因為袁世凱比起當年的清廷來狡猾得多，他對段祺瑞始終是保持著高度戒備，巧妙對付，隻許段祺瑞幫他解圍，而不準段祺瑞篡他的權，尤其是軍權。段祺瑞也懂得，沒有軍權的政權是一個空招牌。為此，他呈請袁世凱裁撤陸海軍統率辦事處，其事務及“模範團”、拱衛軍統統交舊陸軍部。袁世凱從段祺瑞的呈文中看到了自己當年的影子，不禁毛骨悚然。於是，他采取了“久拖不決”的對策，使段祺瑞無可奈何。
段祺瑞沒有把軍權奪到手，又不甘心掛著空招牌，就調過頭來搶人權。他就任國務總理，首先就安排他的心腹徐樹錚當秘書長。可是，袁世凱不得意這位“小諸葛”，便說：“段總理是軍人，徐某亦是軍人，以軍人總理而用軍人秘書長，大不相宜。”段祺瑞聽到這話，覺得袁世凱不識時務，便大發雷霆，把口裏銜著的煙嘴摔到桌子上，厲聲厲色地說：“時至今日還是如此，一點都不肯放手！”氣得鼻子馬上向左邊歪斜過去了。這就是這位“北洋之虎”發怒時的麵部形象。因此，人們背後稱他為“段歪鼻子”。這時，段祺瑞的處境就像梁啟超給他的信中說的那樣：“今日之有公，猶辛亥之有項城。清室不讓，雖項城不能解辛亥之危；項城不退，雖公不能挽今日之局。”這樣，他隻能效法當年袁世凱不直接從清廷的“孤兒寡母”手中奪權之法，也不直接從這位“衣食父母”手中奪權，而借用護國軍的力量來達到奪權的目的。可是，不久，袁世凱突然死去，使形勢大變，他也就沒費多大的氣力繼承了袁世凱的衣缽，掌握了北洋政府的統治權。
段祺瑞任國務總理後，以為自己是袁世凱的繼承人，北洋派的正統首領，一切可以獨斷專行了。然而，事與願違，國內的政治形勢發生了新變化。在袁世凱臨死之前，北洋軍閥集團內部已是矛盾重重了，但由於有袁世凱維係著，它在表麵上還是一個統一的團體；而在袁世凱死後，它就越來越明顯地分為直、皖兩大派係了。段祺瑞在這個集團中，沒有袁世凱那樣的“威望”，隻能是充當皖係的頭子，因此，他也就很難駕馭整個北洋軍閥集團了，更何況在北洋之外，還有南方軍閥、奉係軍閥等大大小小的山頭呢。這種格局必然造成政潮起起伏伏，政爭連續不斷的局麵。
袁世凱死後，總統的寶座虛位以待。段祺瑞手下的嘍口羅們無不勸他登上這個寶座，他自己又何嚐不想一步登天呢。可是，在新的政治形勢之下，他思前想後，左顧右盼，覺得如果自己當上總統，必然會引起北洋軍閥集團更大的分裂，也必然遭致西南護國軍的激烈反對。於是，他就把一個手無寸鐵、沒有實力的黎元洪抬出來當上了大總統，充當其政治工具――傀儡、擺設和擋箭牌。正因為如此，他也就沒把黎元洪放在眼裏，對其擺出一副冷酷可怕的麵孔和頤指氣使的派頭。然而，黎元洪也不像在袁世凱手裏當政治工具時那麽順從了，竟然真的拉出總統的架式，也是他所不能容忍的。他當著手下人的麵，指名道姓地罵道：“我是叫他來簽字蓋印的，不是叫他壓在我頭上的！”因此，他同黎元洪的“合作”，一開始就變成了一場激烈的衝突――“府（總統府）院（國務院）之爭”。
“府院之爭”首開於黎、段對國務院人事安排，後經徐世昌出麵調停，暫趨緩和。
不久，新的爭鬥又開始了。府院之間新的爭鬥不僅內容與以前不同了，而且還有了明顯的國際背景，即帝國主義在幕後的直接操縱，所以，新的爭鬥往往顯得格外複雜和更加激烈。
1917年1月，德國潛水艇在海上實行封鎖政策後，總統府和國務院均同意與美國采取一致行動，對德由抗議到絕交乃至宣戰，步步升級，實際上就是參戰。然而，在這個問題上，府院又各揣心腹事。段祺瑞主張參戰，則另有背景和目的。據馮國璋派到日本去搜集情報的蔣士立在密報中說：“近悉吾國參戰原動，多出東鄰。”東鄰日本，繼大隈內閣之後上台的寺內內閣，為進一步趁歐戰之機擴大它在遠東的勢力，獨占中國，決定扶植段祺瑞為新的傀儡。為此，寺內派他的心腹西原龜三到北京，商討所謂“中日親善”問題。段祺瑞為了換取日本對他的更大的支持，於1916年12月24日親自出馬與西原密談。日本帝國主義根據自己的需要，對他先進行了一番對外必先安內的說教，然後，就大加誘惑：向他提供借款，幫助他編練參戰軍，進而武力統一全國，這同段祺瑞的心願一拍即合，所以雙方很快達成了協議。
日本獨占中國的計劃同英、美帝國主義的在華利益有著極大的矛盾，因此，它們對西原與段祺瑞的秘密協議是持反對態度的，在它們的策劃下，黎元洪及反段勢力更加千方百計地阻撓段祺瑞在這方麵取得成功。而段祺瑞則和他的心腹，幕僚們日夜麇集在府學胡同的宅中開會（所謂的“府學會議”），研究對策，認為這次處理對德外交問題的形勢對他們有利，也是他們手中的有力武器，要想方設法利用這個問題來推倒黎元洪。在向德國提出抗議之後，對德絕交問題便提到了議事日程。為此，段祺瑞向國會議員們作了報告，議員們沒有提出異議。接著，國務院辦理由大總統提交國會的對德絕交谘文。3月4日，段祺瑞帶領內閣成員到總統府請黎元洪蓋印，黎元洪說：“此案當再考慮。”這句話立即引起了雙方的一陣爭吵，段祺瑞非常不高興憤憤出府，當天辭職，去了天津。他用甩手不幹的辦法，果然將了黎元洪一軍。黎元洪無可奈何，連忙派總統府的秘書長張國淦去天津勸段祺瑞回京，並表示谘文可以蓋印照發。同時，還請馮國璋去天津疏解。6日，段祺瑞才回到了北京。8日，黎元洪在谘文上蓋印，提交國會後被通過。
“總統不蓋印，就驅逐總統”
4月11日，美國駐華公使就美國對德宣戰一事向中國政府作了通告。段祺瑞繼續堅持利用參戰這一問題推行他的對外政策。他為了擺脫來自各方麵的掣肘，給黎元洪和國會施加壓力，4月下旬，召集依附於自己的一些省的督軍來京，組成“督軍團”，促進外交。在他的導演下，29日，督軍會議議決讚成他的外交政策。5月1日，內閣決定，由安徽督軍倪嗣衝，福建督軍李厚基、山東督軍張懷芝等人到國務院請願，要求即日宣布對德宣戰。兩年前袁世凱玩過的“自請自願”的把戲又重演了。
第二天，這些身著軍服，帽子上插著雞毛翎的將軍們進了總統府，公推善於辭令的李厚基向黎元洪“報告”，實際是對黎元洪進行威脅。不過，黎元洪還真有點膽量，以“軍人不能幹政”為題把督軍們訓斥了一頓。當天晚上，黎元洪的擁護者們興高采烈地說：“今天總統脾氣發得真好！”段祺瑞則認為，黎元洪訓斥督軍是有意給自己難堪，十分憤慨。當天晚上，也召集他的擁護者們在府學胡同商量對策。這時，武夫們又大喊大叫了起來：“總統不蓋印，就驅逐總統！”“國會不通過，就解散國會！”
5月6日，段祺瑞帶著“對德參戰提交國會案”，率領內閣成員來到總統府，讓黎元洪蓋印。黎元洪隨便翻閱一下就遞給了身旁的一位姓唐的監印官，這位監印官有恃無恐，氣呼呼地說：“此案我不能蓋印！”竟把文件推了回來。這一下子惹惱了段祺瑞身邊的教育總長範源廉，他大吼一聲：“爾何人！不配說不蓋印！”說時遲，那時快，跨步向前，猛力一推，把這位監印官從門裏推了出去，門上的玻璃撞得粉碎。段祺瑞氣得鼻子一歪，一言未發，不辭而走。黎元洪怕再鬧出什麽新花樣來，親自動手蓋了印。堂堂的國家最高當權者在如此不體麵的廝廝打打中處理國家大事，在中外曆史上是絕無僅有的。這樣處理國事，國家不衰敗，人民不遭殃，豈不成了怪事！
段祺瑞步步進逼。他把從袁世凱處學來的招術用完一套再用一套。5月10日，國會開會審查提案的這天，一支又一支光怪陸離的隊伍出現在國會前。他們自稱“公民請願團”，其中有段祺瑞手下的幹將傅良佐雇用的街市流氓充當的“五族公民”，也有“陸海軍人代表”。這夥烏合之眾手裏拿著小白旗，向議員們散發“請願書”和“警告”傳單，如不接收，就是一陣拳打腳踢，因此，有十幾名議員未等國會召開就受了傷。接著，2000多人的“請願團”重重包圍了國會，要求當日通過參戰案，否則，不許議員們出院，一直鬧到晚上9、10點鍾也沒有一個結果。因為這是“舊戲重演”，議員們又大都經曆過袁世凱曾經搞過的那個場麵，所以，“不管公民團”如何張牙舞爪，威恐恫嚇，也不慌不亂，還談笑自若。解鈴還須係鈴人。段祺瑞一親自出馬，“公民團”也就一哄而散了。
段祺瑞偷雞不成反蝕米。“督軍團”“公民團”一鬧騰，不但使他更加不得人心，反而授人以柄。黎元洪抓住這個把炳，煽風點火，一再聲稱：“此次搗亂行為，當由內閣負其全責。”內閣成員也紛紛辭職，隻剩下他一個人了。這樣，國務院例會不能舉行，總理無事可幹。黎元洪當然幸災樂禍，非常開心，說：“閣員沒有了，看他如何做光杆總理！”還逢人就問：“光杆總理做得下去否？”5月19日，國會以國務院不能舉行例會為由，緩議對德宣戰案。這更加使段祺瑞陷入窘境，日子越來越不好過了。可是，他橫下一條心，來了個我不辭職，看你奈我何！於是，便照常去國務院辦公，支撐著“一人內閣”的局麵。然而，這終究不是長久之計。他又擔心黎元洪免他的職，為了有所準備，他讓秘書起草了一個辭呈，不料，徐樹錚不同意，把辭呈從秘書手中搶過來撕了。果然，5月23日，黎元洪下令免了他的職。他沒有別的辦法，就以國務院的名義致電各省，宣稱這個命令未經總理副署無效，以示抗拒。然後，便離開北京去了天津。霎時間，他在天津的住處，車水馬龍，門庭若市，各式各樣的人物進進出出，一個個陰謀從這裏出籠，一個個行動從這裏開始了。
督軍團在北京胡鬧了一陣子之後，應張勳電邀紛紛去了徐州，召開了徐州會議。段祺瑞派他的代表徐樹錚參加了會議，並開始實施他陰謀計劃的第一步――借刀殺人，即利用張勳推倒黎元洪，因此，張勳在這次會議上提出複辟的條件，徐樹錚不表示反對，似乎還表示同意。5月29日，段祺瑞和倪嗣衝在天津策劃後，倪嗣衝在蚌埠首先宣布“獨立”，與中央脫離關係。爾後，奉天、陝西、河南、浙江、山東、黑龍江、直隸、福建、綏遠、山西等省的督軍們紛紛響應。與此同時，段祺瑞在天津設立了“各省軍務參謀處”，與黎元洪分庭抗禮。這批赳赳武夫們的舉動頗似要搞兵變，嚇壞了手無寸鐵的黎元洪。他饑不擇食，接受了李經羲的建議，電召張勳入京調解時局。張勳乘機帶兵進京，演出了一出複辟的醜劇。黎元洪追悔莫及，迫不得已，於7月1日寫了一道命令，派秘書秘密出京，送給了段祺瑞。命令的內容是免去李經羲的國務總理職務，特任段祺瑞為國務總理，並請求他舉兵討伐張勳。同時，黎元洪還讓這位秘書在天津發出了請馮國璋代行總統的通電。
第一次直奉戰爭之後，張作霖處心積慮，決心雪一敗之恥，在關外整軍經武，厲兵秣馬，伺機再度問鼎中原。1924年9月，爆發了江浙戰爭，拉開了第二次直奉戰爭的序幕。張作霖以反對直係進攻浙江為由，於15日興兵討直。曹錕接到奉軍進攻的急報後，立即電召吳佩孚入京，並下令討伐張作霖。18日，吳佩孚就任“討逆軍”總司令。這次戰爭，奉軍投入兵力25萬人，直軍投入20萬人，雙方均有海、空軍參戰，從而，成為中國近代史上一次空前的大規模戰爭。正當雙方酣戰之時，直軍的後院起火了，對曹錕、吳佩孚把持政局、排斥異己久懷不滿之心的第三軍總司令馮玉祥，按照與奉係等方麵的秘密約定，於10月22日星夜回師北京，發動了“北京政變”。馮玉祥的國民軍一個營包圍了總統府，把曹錕抓獲，軟禁在中南海延慶樓，吳佩孚乘艦逃走。曹錕不得不下達了停戰令，並罷免了吳佩孚的身兼各職。11月2日他宣布了辭職。
曹錕被囚之後，基本上與外界斷絕了聯係。馮玉祥派一個營和他同吃同住，整天在一起。曹錕對前去探望他的人有時發牢騷，說：“當時你們大家擁戴我出來，這時大家又把我看管起來，怎麽辦都可以，我沒有什麽說的。”有時打聽外邊的情況，常問：“子玉（吳佩孚）在哪裏？”他眼巴巴地盼望著吳佩孚能帶兵前來“救駕”。當他聽到曹銳突然死亡的消息時，哭得非常傷心，鬧著要找老段（祺瑞）問個明白。不久，段祺瑞當上了執政，對他進行庇護。12月6日，段祺瑞裝腔作勢，下了一道命令：“曹錕賄選竊位，禍國殃民，著內務、陸軍兩部嚴行監視，聽候公判。”這是營救曹錕的一個巧妙辦法，用十分嚴厲的措辭作掩護，把他從馮玉祥國民軍的監控下轉移到了自己的手中，使其脫離了危險的境地。當然，他也一直沒有受到“公判”。1926年春，馮玉祥剛剛撤出北京，他就恢複了自由。
此後，前來拜見他的直係部屬和老親舊友絡繹不絕，這又使他忘乎所以起來，萌發了複位之心。為此，他加緊同張作霖相勾結。張作霖表麵上支持他複大總統之位，他非常高興。豈不知張作霖是想利用他作為一個過渡人物，然後取而代之。他還發出了通電，希望各地擁護他恢複總統職位，但事與願違，各方麵態度異常冷談。這樣，他又把希望寄托在吳佩孚身上，而吳佩孚對他派去的說客回答得更幹脆：“三爺這個人你不是不清楚，在前台他是唱不好的，我看還是請他在後麵呆呆吧！”吳佩孚所以說得這樣直截了當，因為曾在背後同自己的謀士們計議過，今後絕對不再擁曹了。曹錕複位之夢未成，便遁居天津英租界，做了一名超等寓公，直到1938年5月17日病死於本宅。
（摘自《物換星移――舊中國曆次政府首腦更換實錄》）
第六節 段祺瑞：元首中的“怪胎”
段祺瑞卻成了袁世凱的救命稻草。
有其師必有其徒。段祺瑞乘袁世凱之危，用當年袁世凱對付革命黨人和清廷的“兩麵威嚇”的招法。
人們背後稱段祺瑞為“段歪鼻子”。
“國會不通過，就解散國會！”
段祺瑞的如意算盤一開始就遭到了孫中山的堅決反對。
在競選議員期間，安福俱樂部晝夜車馬盈門。
段祺瑞像一個被刺痛了的野獸，狂怒不已。
“我是叫他來簽字蓋印的，不是叫他壓在我頭上的”
段祺瑞，安徽合肥人，字芝泉。1885年入天津武備學堂。1889年畢業後，赴德國學習炮兵科。次年回國，1896年被袁世凱奏調至小站，協助訓練“新建陸軍”，任炮兵學堂總辦兼炮兵統帶。1899年隨袁世凱至山東鎮壓義和團，1901年袁任直隸總督，又隨之往保定負責編練北洋軍。1903年清廷設立練兵處，任軍令使正使，與王士珍、馮國璋並稱“北洋三傑”。1905年調任第四鎮統製，為河間秋操北軍總統。1906年補授福建汀州鎮總兵，仍留北洋，充任保定軍官學堂總辦。1909年改任第六鎮統製。1910年，任江北提督，駐清江，次年武昌起義爆發，任第二軍軍統，馳往湖北鎮壓。後授湖廣總督。南北和議時，奉袁世凱意旨領銜北洋將領46人通電，迫清室退位。袁任總統後，充陸軍總長。1913年代理國務總理，鎮壓“二次革命”。
袁世凱稱帝後，護國運動在雲南興起，向全國蔓延。袁世凱的皇帝夢非但被驚醒了，而且連他的寶座也岌岌可危。到了這個時候，那些爭相勸進的北洋將領們也都不中用了。而段祺瑞卻成了他的救命稻草。1916年3月18日，袁世凱與大謀士徐世昌密商後，把段祺瑞請了出來，為扶危救急，不得不低三下四地對他說：“我老且病，悔不聽你言，致有今日糾紛，若取消帝製，還需要你幫忙。”段當即表示：“當竭吾力相助。”段祺瑞說得情真意切，聽起來也是肺腑之言。所以，3月22日，袁世凱任命徐世昌為國務卿，次日，又任命段祺瑞為參謀總長。他在袁世凱麵前表現的那麽好，做得怎樣呢？完全是另外一回事。
有其師必有其徒。段祺瑞乘袁世凱之危，用當年袁世凱對付革命黨人和清廷的“兩麵威嚇”的招法。來逼迫袁世凱交權於他，也就是外抗護國運動，內奪袁氏大權。當時，陸軍部檔案中有一份毛筆書寫的材料，上麵記載說，段祺瑞救袁世凱是立足於“保全總統尊位，而將實權劃出”。“劃出總統實權之法，第一當恢複（民國）元年約法，確定大總統、副總統、內閣舊製，組織確實責任內閣，使現大總統之實權消納於閣中。”段祺瑞此時此刻提出恢複民元約法，組織責任內閣，表麵上看似乎是同革命黨人的主張相一致。但實際上大相徑庭。他是借革命黨人曾主張過的責任內閣，達到其既蒙蔽革命黨人，又抵製護國運動；既保全袁世凱的總統名義，又實現向袁世凱奪取最高統治權的目的。
3月28日，他跟隨黎元洪、徐世昌一起發出通電，要求各省“共圖善後”，即恢複帝製以前各省狀態。因段祺瑞與護國軍及獨立各省有關袁世凱退位的密電往來，也互有默契，所以，通電發出後，獨立各省又進一步提出了袁世凱退位的問題。這就使以解決時局為己任的老官僚徐世昌也束手無策，內內外外都弄不出一個結果來，加之，段祺瑞“氣焰逼人”，迫使其走投無路，非退位不可。這樣，徐世昌隻幹了一個月的國務卿，就不得不拱手交給了段祺瑞。段祺瑞踢開了徐世昌這塊絆腳石後，於4月21日任國務卿。可是，袁世凱死抱大權不放，下令說：“國務卿受大總統委托總理國務。”段祺瑞得到的是一張空頭支票，沒有滿足他的欲望，他就消極怠工――不上任。袁世凱被迫於5月4日將政事堂改為國務院，改任他為國務總理。道路鋪平之後，下一步就是把“總統之實權消納於閣中”了。然而，事情並非那麽簡單，因為袁世凱比起當年的清廷來狡猾得多，他對段祺瑞始終是保持著高度戒備，巧妙對付，隻許段祺瑞幫他解圍，而不準段祺瑞篡他的權，尤其是軍權。段祺瑞也懂得，沒有軍權的政權是一個空招牌。為此，他呈請袁世凱裁撤陸海軍統率辦事處，其事務及“模範團”、拱衛軍統統交舊陸軍部。袁世凱從段祺瑞的呈文中看到了自己當年的影子，不禁毛骨悚然。於是，他采取了“久拖不決”的對策，使段祺瑞無可奈何。
段祺瑞沒有把軍權奪到手，又不甘心掛著空招牌，就調過頭來搶人權。他就任國務總理，首先就安排他的心腹徐樹錚當秘書長。可是，袁世凱不得意這位“小諸葛”，便說：“段總理是軍人，徐某亦是軍人，以軍人總理而用軍人秘書長，大不相宜。”段祺瑞聽到這話，覺得袁世凱不識時務，便大發雷霆，把口裏銜著的煙嘴摔到桌子上，厲聲厲色地說：“時至今日還是如此，一點都不肯放手！”氣得鼻子馬上向左邊歪斜過去了。這就是這位“北洋之虎”發怒時的麵部形象。因此，人們背後稱他為“段歪鼻子”。這時，段祺瑞的處境就像梁啟超給他的信中說的那樣：“今日之有公，猶辛亥之有項城。清室不讓，雖項城不能解辛亥之危；項城不退，雖公不能挽今日之局。”這樣，他隻能效法當年袁世凱不直接從清廷的“孤兒寡母”手中奪權之法，也不直接從這位“衣食父母”手中奪權，而借用護國軍的力量來達到奪權的目的。可是，不久，袁世凱突然死去，使形勢大變，他也就沒費多大的氣力繼承了袁世凱的衣缽，掌握了北洋政府的統治權。
段祺瑞任國務總理後，以為自己是袁世凱的繼承人，北洋派的正統首領，一切可以獨斷專行了。然而，事與願違，國內的政治形勢發生了新變化。在袁世凱臨死之前，北洋軍閥集團內部已是矛盾重重了，但由於有袁世凱維係著，它在表麵上還是一個統一的團體；而在袁世凱死後，它就越來越明顯地分為直、皖兩大派係了。段祺瑞在這個集團中，沒有袁世凱那樣的“威望”，隻能是充當皖係的頭子，因此，他也就很難駕馭整個北洋軍閥集團了，更何況在北洋之外，還有南方軍閥、奉係軍閥等大大小小的山頭呢。這種格局必然造成政潮起起伏伏，政爭連續不斷的局麵。
袁世凱死後，總統的寶座虛位以待。段祺瑞手下的嘍口羅們無不勸他登上這個寶座，他自己又何嚐不想一步登天呢。可是，在新的政治形勢之下，他思前想後，左顧右盼，覺得如果自己當上總統，必然會引起北洋軍閥集團更大的分裂，也必然遭致西南護國軍的激烈反對。於是，他就把一個手無寸鐵、沒有實力的黎元洪抬出來當上了大總統，充當其政治工具――傀儡、擺設和擋箭牌。正因為如此，他也就沒把黎元洪放在眼裏，對其擺出一副冷酷可怕的麵孔和頤指氣使的派頭。然而，黎元洪也不像在袁世凱手裏當政治工具時那麽順從了，竟然真的拉出總統的架式，也是他所不能容忍的。他當著手下人的麵，指名道姓地罵道：“我是叫他來簽字蓋印的，不是叫他壓在我頭上的！”因此，他同黎元洪的“合作”，一開始就變成了一場激烈的衝突――“府（總統府）院（國務院）之爭”。
“府院之爭”首開於黎、段對國務院人事安排，後經徐世昌出麵調停，暫趨緩和。
不久，新的爭鬥又開始了。府院之間新的爭鬥不僅內容與以前不同了，而且還有了明顯的國際背景，即帝國主義在幕後的直接操縱，所以，新的爭鬥往往顯得格外複雜和更加激烈。
1917年1月，德國潛水艇在海上實行封鎖政策後，總統府和國務院均同意與美國采取一致行動，對德由抗議到絕交乃至宣戰，步步升級，實際上就是參戰。然而，在這個問題上，府院又各揣心腹事。段祺瑞主張參戰，則另有背景和目的。據馮國璋派到日本去搜集情報的蔣士立在密報中說：“近悉吾國參戰原動，多出東鄰。”東鄰日本，繼大隈內閣之後上台的寺內內閣，為進一步趁歐戰之機擴大它在遠東的勢力，獨占中國，決定扶植段祺瑞為新的傀儡。為此，寺內派他的心腹西原龜三到北京，商討所謂“中日親善”問題。段祺瑞為了換取日本對他的更大的支持，於1916年12月24日親自出馬與西原密談。日本帝國主義根據自己的需要，對他先進行了一番對外必先安內的說教，然後，就大加誘惑：向他提供借款，幫助他編練參戰軍，進而武力統一全國，這同段祺瑞的心願一拍即合，所以雙方很快達成了協議。
日本獨占中國的計劃同英、美帝國主義的在華利益有著極大的矛盾，因此，它們對西原與段祺瑞的秘密協議是持反對態度的，在它們的策劃下，黎元洪及反段勢力更加千方百計地阻撓段祺瑞在這方麵取得成功。而段祺瑞則和他的心腹，幕僚們日夜麇集在府學胡同的宅中開會（所謂的“府學會議”），研究對策，認為這次處理對德外交問題的形勢對他們有利，也是他們手中的有力武器，要想方設法利用這個問題來推倒黎元洪。在向德國提出抗議之後，對德絕交問題便提到了議事日程。為此，段祺瑞向國會議員們作了報告，議員們沒有提出異議。接著，國務院辦理由大總統提交國會的對德絕交谘文。3月4日，段祺瑞帶領內閣成員到總統府請黎元洪蓋印，黎元洪說：“此案當再考慮。”這句話立即引起了雙方的一陣爭吵，段祺瑞非常不高興憤憤出府，當天辭職，去了天津。他用甩手不幹的辦法，果然將了黎元洪一軍。黎元洪無可奈何，連忙派總統府的秘書長張國淦去天津勸段祺瑞回京，並表示谘文可以蓋印照發。同時，還請馮國璋去天津疏解。6日，段祺瑞才回到了北京。8日，黎元洪在谘文上蓋印，提交國會後被通過。
“總統不蓋印，就驅逐總統”
4月11日，美國駐華公使就美國對德宣戰一事向中國政府作了通告。段祺瑞繼續堅持利用參戰這一問題推行他的對外政策。他為了擺脫來自各方麵的掣肘，給黎元洪和國會施加壓力，4月下旬，召集依附於自己的一些省的督軍來京，組成“督軍團”，促進外交。在他的導演下，29日，督軍會議議決讚成他的外交政策。5月1日，內閣決定，由安徽督軍倪嗣衝，福建督軍李厚基、山東督軍張懷芝等人到國務院請願，要求即日宣布對德宣戰。兩年前袁世凱玩過的“自請自願”的把戲又重演了。
第二天，這些身著軍服，帽子上插著雞毛翎的將軍們進了總統府，公推善於辭令的李厚基向黎元洪“報告”，實際是對黎元洪進行威脅。不過，黎元洪還真有點膽量，以“軍人不能幹政”為題把督軍們訓斥了一頓。當天晚上，黎元洪的擁護者們興高采烈地說：“今天總統脾氣發得真好！”段祺瑞則認為，黎元洪訓斥督軍是有意給自己難堪，十分憤慨。當天晚上，也召集他的擁護者們在府學胡同商量對策。這時，武夫們又大喊大叫了起來：“總統不蓋印，就驅逐總統！”“國會不通過，就解散國會！”
5月6日，段祺瑞帶著“對德參戰提交國會案”，率領內閣成員來到總統府，讓黎元洪蓋印。黎元洪隨便翻閱一下就遞給了身旁的一位姓唐的監印官，這位監印官有恃無恐，氣呼呼地說：“此案我不能蓋印！”竟把文件推了回來。這一下子惹惱了段祺瑞身邊的教育總長範源廉，他大吼一聲：“爾何人！不配說不蓋印！”說時遲，那時快，跨步向前，猛力一推，把這位監印官從門裏推了出去，門上的玻璃撞得粉碎。段祺瑞氣得鼻子一歪，一言未發，不辭而走。黎元洪怕再鬧出什麽新花樣來，親自動手蓋了印。堂堂的國家最高當權者在如此不體麵的廝廝打打中處理國家大事，在中外曆史上是絕無僅有的。這樣處理國事，國家不衰敗，人民不遭殃，豈不成了怪事！
段祺瑞步步進逼。他把從袁世凱處學來的招術用完一套再用一套。5月10日，國會開會審查提案的這天，一支又一支光怪陸離的隊伍出現在國會前。他們自稱“公民請願團”，其中有段祺瑞手下的幹將傅良佐雇用的街市流氓充當的“五族公民”，也有“陸海軍人代表”。這夥烏合之眾手裏拿著小白旗，向議員們散發“請願書”和“警告”傳單，如不接收，就是一陣拳打腳踢，因此，有十幾名議員未等國會召開就受了傷。接著，2000多人的“請願團”重重包圍了國會，要求當日通過參戰案，否則，不許議員們出院，一直鬧到晚上9、10點鍾也沒有一個結果。因為這是“舊戲重演”，議員們又大都經曆過袁世凱曾經搞過的那個場麵，所以，“不管公民團”如何張牙舞爪，威恐恫嚇，也不慌不亂，還談笑自若。解鈴還須係鈴人。段祺瑞一親自出馬，“公民團”也就一哄而散了。
段祺瑞偷雞不成反蝕米。“督軍團”“公民團”一鬧騰，不但使他更加不得人心，反而授人以柄。黎元洪抓住這個把炳，煽風點火，一再聲稱：“此次搗亂行為，當由內閣負其全責。”內閣成員也紛紛辭職，隻剩下他一個人了。這樣，國務院例會不能舉行，總理無事可幹。黎元洪當然幸災樂禍，非常開心，說：“閣員沒有了，看他如何做光杆總理！”還逢人就問：“光杆總理做得下去否？”5月19日，國會以國務院不能舉行例會為由，緩議對德宣戰案。這更加使段祺瑞陷入窘境，日子越來越不好過了。可是，他橫下一條心，來了個我不辭職，看你奈我何！於是，便照常去國務院辦公，支撐著“一人內閣”的局麵。然而，這終究不是長久之計。他又擔心黎元洪免他的職，為了有所準備，他讓秘書起草了一個辭呈，不料，徐樹錚不同意，把辭呈從秘書手中搶過來撕了。果然，5月23日，黎元洪下令免了他的職。他沒有別的辦法，就以國務院的名義致電各省，宣稱這個命令未經總理副署無效，以示抗拒。然後，便離開北京去了天津。霎時間，他在天津的住處，車水馬龍，門庭若市，各式各樣的人物進進出出，一個個陰謀從這裏出籠，一個個行動從這裏開始了。
督軍團在北京胡鬧了一陣子之後，應張勳電邀紛紛去了徐州，召開了徐州會議。段祺瑞派他的代表徐樹錚參加了會議，並開始實施他陰謀計劃的第一步――借刀殺人，即利用張勳推倒黎元洪，因此，張勳在這次會議上提出複辟的條件，徐樹錚不表示反對，似乎還表示同意。5月29日，段祺瑞和倪嗣衝在天津策劃後，倪嗣衝在蚌埠首先宣布“獨立”，與中央脫離關係。爾後，奉天、陝西、河南、浙江、山東、黑龍江、直隸、福建、綏遠、山西等省的督軍們紛紛響應。與此同時，段祺瑞在天津設立了“各省軍務參謀處”，與黎元洪分庭抗禮。這批赳赳武夫們的舉動頗似要搞兵變，嚇壞了手無寸鐵的黎元洪。他饑不擇食，接受了李經羲的建議，電召張勳入京調解時局。張勳乘機帶兵進京，演出了一出複辟的醜劇。黎元洪追悔莫及，迫不得已，於7月1日寫了一道命令，派秘書秘密出京，送給了段祺瑞。命令的內容是免去李經羲的國務總理職務，特任段祺瑞為國務總理，並請求他舉兵討伐張勳。同時，黎元洪還讓這位秘書在天津發出了請馮國璋代行總統的通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