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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1章 你方唱罷我登場！城頭變幻大王旗(8)
徐世昌以清翰林出身擔任總統，利用群情厭戰，痛恨軍閥的心理，處處標榜“偃武修文”的文治總統形象，以示與赳赳武夫，窮兵黷武的軍閥主政不同。當然，徐以“文治”標榜，是有政治資本的。宣統三年輯刊任東三省總督時“治績”《東三省政略》；民國3年組織編訂《退耕堂政書》刊行；民國6年又主持編成《大清畿輔先哲傳》；次年輯印《水竹？人詩集》。與前幾任民國總統無法同日而語。他在總統府設“晚清詩社”，與樊增祥、柯勳？、嚴修、易實甫、吳辟疆等清朝遺老和詩人，每周聚宴一次，分題拈韻，互相酬唱，作為粉飾太平之舉，後有輯錄之《晚清詩匯》刊行。在畫家周肇祥家設畫學研究會。創辦中法大學的李石曾赴法，向法國當局讚頌徐為文治總統，法國擬贈以巴黎大學文學博士。徐即請黃郛捉刀撰成《歐戰後之中國》一書，旋命吳世湘、曹秉章、許寶珩、謝宗陶審校，增益以史實及儒家倫理，以中英法三國文字印刷，特命朱啟鈐為專使，接受了巴黎大學學位。其沽名釣譽，顯而易見。
徐世昌就職以後，發表了一係列文告、命令。11月3日下令整頓官風，命令說：“近頃國紀淩夷，官邪日肆。撫宇之職，縱匪為奸；征榷之司，斂財肥己；甚至假公義以侵帑，挾市道以獵官；刑憲不加其身，黨援或庇其後；罔上溺職，無所創懲，非所以肅官方，端治本也。”表示要按法從嚴懲治，貪劣長官徇情容隱，或糾彈不力者，“並予究懲，不稍寬貸”；同時“獎掖廉能”。自己要“尊重法紀”“為國人先”。百官應“正己以資表率”，期以“仕途整肅風氣轉移，各奮天良，弼成民治，有厚望焉！”姑不論這篇民國元首文告形同封建帝王上諭，究軍閥統治之實質，包括徐本人在內，竊國為侯，以權謀私，賣國肥己豈一紙惶惶命令所能矯治？！故而終徐之任，迄未懲辦一個貪官汙吏。就是徐世昌本人也不曾如命令中所表示的要以身作則，他就任伊始，先飽私囊。早在袁世凱任總統時曾開先例，新任總統到任例由財政部撥款150萬元，總統留100萬，餘下50萬分給各部部長。而徐到任後，由曹汝霖過付，徐照數全收，其他閣員應分肥之數悉入其私囊，曹不好索要，其他閣員也不能代索。總統月薪3萬元，辦公、交際費用每月各4萬元。崇文門關稅，清朝作為內帑。袁世凱、黎元洪、馮國璋繼承了這種製度，據為總統府所有。徐任總統後，派其親信劉鶴慶任崇文門稅務監督，每月名義上報效徐4萬元。全國煙酒事務署獨立後，徐派其親信張壽齡任督辦，每月公開補助徐6萬元。以上數項，徐每月可收入21萬餘元。至於總統秘密活動費，舉辦內外債時分潤回扣，家用開支一切取之於總統府經費者，遠在此數之外。三年半總統，徐世昌由原來連應試盤費都要人周濟的窮秀才，成為宦囊豐滿的百萬富翁。徐氏懲治貪劣，獎勵廉能的官樣文章，隻是“文治總統”的偽善標榜而已。
1919年1月，徐世昌寫成《將吏治言》一書，頒行全國。該書引用孔孟“民為邦本”“民為貴”的思想，以為政在人，“設官分職，以民為極”。奉衛民治民為圭臬，“有衛民之官焉，今之督軍是也；有治民之官焉，今之省長，以及道尹、知事是也”。劃分督軍、省長、道尹、知事四級官員職權範圍，“以箴有位”。徐企圖借此使“文武官吏，交相策勉，淬厲以圖，庶幾起衰救故，防患未萌，非惟不佞一人之私幸，其所以再造我全國之民者，抑亦諸君之大幸也。”民國以來，大小軍閥擁兵自雄，割據一方，行政官員皆仰其鼻息。為了爭權奪利，刀兵相向已成常事，兵鋒所及，玉石俱焚、燒殺殲淫、殘民以逞，何論“衛民”！各級官吏，層層盤剝，以聚斂為能事，“治民”隻是害民的代名詞。軍閥們弁髦憲法，廢立總統總理，製造政黨，強奸民意，豈徐之一冊《將吏治言》所能約束！對此，徐世昌並非無知，不過是出自“以文治武”的需要罷了。
1919年12月4日，頒布了將柯勳？所著《新元史》增入正史，使二十四史增為二十五史。同年發布命令仿印四庫全書，因故未成。
徐世昌上台即“改弦易轍”，發動“和平”攻勢。在就職通電中說：“極願以誠心謀統一之進行，以毅力達和平之主旨”。不但國內人心厭戰，當時的國際環境也有相同的趨勢，徐世昌就職時，第一次世界大戰已近尾聲，帝國主義很快要重返亞洲，為爭奪中國進行角逐。就職第三天，美國總統威爾遜在賀電中要中國早息爭端。由美國返任的美國公使芮恩施轉達美國總統勸中國速謀統一的意向。英國公使朱爾典在外國使節賀徐就職時，代表公使團致詞，希望中國南北統一早日實現。同時，英、法、美、意、日五國駐廣東領事還奉各國政府訓令，向廣東軍政府提出“和平勸告”。歐美各國的“和平”矛頭指向日本及其支持的皖段獨霸中國的局麵。國際和平壓力增強，國內和平空氣日益濃厚。10月23日，社會名流熊希齡、張謇、蔡元培、王寵惠、莊蘊寬、孫寶琦、周自齊等二十四人，通電成立和平期成會，熊希齡、蔡元培分任正副會長。各省反響很大。11月15日，徐世昌鑒於對自己有利的國內外形勢，在北京召集北方各省督軍會議，張作霖、曹琨、倪嗣衝、張懷芝、孟恩遠、趙倜、王占元、陳光遠、閻錫山、蔡成勳、盧永祥以及黑、湘、甘、陝、蘇、川、浙、閩各督軍代表，參戰督辦段祺瑞及全體國務員均出席會議，作出五項決議，如南方不提苛刻條件，一致讚成和平統一方針；歐戰已停，參戰督辦處改為邊防辦事處；收束軍隊；先從調查軍隊實數入手；整理財政，責成各省照章報解中央稅收；預籌各省善後。11月16日，徐世昌發布停戰令。23日，軍政府也發布停戰令。南北軍閥從戰場走向談判桌，北方總代表為朱啟鈐，南方總代表為唐紹儀。1919年2月20日，南北議和會議在上海開始。
在派出代表公開談判的同時，徐世昌又派人分赴桂、粵、川、黔、滇，暗中與南方的岑春煊及實力派陸榮廷等聯係，通過秘密渠道達成局部妥協，以為釜底抽薪。當時北京有一家小報載一上聯征對，文曰：“北有東海（徐世昌），南有西林（岑春煊），看這兩個東西，怎樣調和南北。”正如該聯寓意，徐世昌的分化政策很快就觸礁擱淺，毫無結果。
議和會議一開始，就因彼此分贓反複爭吵，斷而複續，談談打打、打打談談；段祺瑞不甘心把吞進去的東西再吐出來，在北方代表中安插安福係分子，同時在徐世昌下達停戰令後，指使陝西督軍陳樹藩向民軍發動進攻。並派駐豫奉軍許蘭洲部和直係張錫元部赴陝西助戰，且致書陳樹藩說：“徐氏膽小氣斂，小事可以通融，大事萬難讓步，請弟放心為之，限陰曆年內務必聯合各軍平陝，如弟力有不足，再當以國防軍相助。”掣肘徐世昌，破壞議和會議。
上海議和開始後，南方首先提出停止參戰借款，取消參戰軍，陝西停戰等問題，並要求撤換陳樹藩。北方代表因得不到北京複電指示，不能負責，於3月2日向北京政府提出辭職，議和中斷。和會導演者走向前台，3月4日、5日，英美公使分別晉見徐世昌，“詢問”議和情形；7日，英、美、法、意四國公使聯合向北京政府施加壓力，提出緩付參戰款，參戰軍不得用於內戰。外國使團迫使日本停付參戰款，日本和北京政府公布中日軍事協定全文。3月4日，徐世昌重下陝西停戰令，全國各界渴望和平，不願議和長此僵持中斷，上海商會等53個團體3月18日集會，並派代表會見北南方總代表，促請恢複和談。4月1日，直係之長江三督王占元等及吳佩孚聯名通電朱、唐，請重開和會。4月6日，陝西停戰。7日，議和重新恢複。北方提出裁汰兵額，地方自治，發展地方經濟，軍民分治和善後借款等一攬子方案，但繞開國會問題。南方則提出包括國會問題的十三點方案。雙方逐條辯論。正式會議外，又以“扃門會議”秘密談判。國會問題是雙方爭論的焦點，南方揭獵木的“護法”，即以恢複1917年被非法解散的國會為主旨，也是政府存在的法律根據；北方以維護安福國會為根本。安福國會是段祺瑞操縱的政治工具，也是徐世昌任總統的法律根據，政治生命係乎於此。雙方爭論激烈，寸步不讓。會議多日，因2億元善後借款對雙方均具有吸引力，僅就軍事問題和善後借款達成初步協議。徐世昌又授意北方代表提出從完成憲法入手的折衷方案，即由舊國會議員在南京召開憲法會議，完成憲法二讀之手續，追認徐世昌為總統。然後公布憲法，解散南北新舊兩國會。目的是滿足南方護法要求，保全自己的總統地位。奔走京、滬之間的吳鼎昌致電朱啟鈐：“同人態度似應強硬，力往決裂一方做去，再以金錢為餌，或可使少川（唐紹儀字）就國會問題之範圍。”徐世昌等指示李純與陸榮廷暗中接洽，以150萬元收買陸榮廷，同時收買南方總代表唐紹儀。軟硬兼施，一麵以強硬手段對付少川，一麵隻好不惜犧牲金錢。其手法仍蹈襲袁世凱的老譜。
折衷方案觸及安福係最敏感的法統根據，4月15日，安福國會谘請國務總理錢能訓和全體閣員出席議院會議，提出質詰。17日，330餘名安福係議員聯名通電，指責討論國會問題是“越權擅議”，“紊亂國憲，動搖國本”。議和會議再次陷入僵局。5月6日巴黎和會中國外交失敗。議和會議一度恢複，聯名致電巴黎和會中國專使。要求拒絕對德和約。一致對外的口號並未使會議產生轉機，5月13日再度破裂，南北代表宣布總辭職。1920年6月，和議重開，但不久北方發生直皖戰爭，南方發生粵桂戰爭，南與南不和，北與北不和，南北又複不和。10月30日，徐世昌抓住岑春煊、陸榮廷、林保懌、溫宗堯，以粵桂戰爭失敗逃跑，通電取消軍政府、取消兩廣自主之機，發布統一善後令，想過一過統一中國的大總統的癮。次日，孫中山、唐紹儀、伍廷芳、唐繼堯聯名通電，宣布軍政府依然存在，否認偽統一，指斥徐擅頒統一令，跡近兒戲。徐無視孫中山等的通電，熱衷於成立什麽統一善後會議事務處，公布國會改選日期，任命陸榮廷督辦粵邊防務，譚浩明為廣西督軍。但西南仍成分裂之勢。次年，孫中山任非常國會大總統，南北對立如故。南北議和無形消失，徐世昌所倡導的和平統一終成泡影。
以“文”臨“武”疲於周旋，無可奈何花落去
1919年5月，巴黎和會中國外交失敗消息傳來，全國震動，徐世昌正“征求”各方意見，準備在和約上簽字。輿論大嘩群情激奮，北京學生罷課遊行示威，“五四”運動爆發。5月4日，北京政府逮捕遊行示威學生30餘人。段祺瑞等24日通電各省督軍省長，力主和約簽字。罷課、罷市、罷工，抵製日貨以抗議帝國主義侵略，拒絕和約簽字的運動向全國發展。徐世昌變本加厲，限期北京學生複課，以步軍統領鎮壓學生不力，換上任東三省總督時的王懷慶。但學潮仍方興未艾。6月1日，徐公布青島問題真相，並為曹汝霖、陸宗輿、章宗祥洗刷罪責，表揚其“公忠”。同日下令各校學生即日上課，查禁聯合會、義勇隊，違者嚴辦。王懷慶連日逮捕近千人，並令軍警駐紮學校，監視巡邏。學生運動依然如故，軍警捕不勝捕，迫於全國愛國運動的壓力，北京政府不得不撤去軍警，釋放被捕學生，交由學校管理。6月10日，始將曹、陸、章三人免職。次日，徐世昌和錢能訓向國會提出辭職，並於12日通電全國。國會對徐辭職未予批準。準錢辭職以龔心湛暫代。在全國民情激憤之時，徐世昌及段祺瑞操縱的親日國會仍決定以和約簽字為宜。山東各界代表到北京向總統請願，徐一麵情詞懇切予以肯定答複，一麵致電中國代表即行簽字。26日留法學生和華工包圍中國代表公寓，不準其前往簽字，陸征祥等拒絕在和約上簽字，並發表聲明。徐世昌等隻得接受這個既成事實。7月10日，下令宣布了拒絕和約經過，要國人“勿再囂張”，上下一體、共濟艱危。旋簽訂對奧和約，宣布與德停止戰爭狀態。
日本企圖就山東問題同中國直接交涉。1920年1月23日，廣州軍政府致電北京，首先反對中日交涉。京、津學生遊行講演請願，遭到軍警毆打、逮捕，徐世昌嚴令禁止學生幹政，並解散北京學聯及教職員聯合會。3月5日，吳佩孚反對山東問題由中日直接交涉，並於13日、16日以第三師將士、旅長名義兩次通電各省反對。3月30日，山東籍北洋將領王占元、吳佩孚等48人聯名通電，力爭魯案，態度曖昧的北京政府才通電各省表示不直接交涉。
徐世昌就職宣言中“以啟民智”為中國立足將來世界之本，但在“五四”運動中，他視學生愛國有罪，逮捕拘押，甚至要解散大學，迭次申令嚴禁學生幹政，所謂“民智”者，也還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貨色。“五四”新文化運動高漲，科學、民主的新思潮以及社會主義傾向，猛烈衝擊著封建宗法製度的堤防，激進的民主主義者也號召同禍國殃民的軍閥、官僚、政客作鬥爭。而徐世昌背道而馳，於10日下令舉行秋丁祭孔。又以親信張鳳台所請，提倡顏李之學；倡導“篤實學術，端正會風”，重印《顏李叢書》，親自為《顏李師承記》作序說：“今世變日新……而不顧名教淩夷之禍。惟習齋、恕穀之學，合道義，賅體用，事事征實，而無偏倚之弊也。”1920年5月，在清朝太仆寺舊址設立四存學會，四存即顏元所說：“存人、存性、存禮、存治”。徐世昌自任名譽會長，張鳳台任會長，李見荃為副會長。並附設四存中學，後又增設四存小學。次年，發行《四存月刊》，徐親自撰寫《？齋述學》等文章，鼓吹尊孔讀經。對抗新文化運動。徐世昌之意，企圖倡顏李之學“轉移風氣”遏止革命潮流。四存學校有懲於“五四”學生幹政而設，學校有一條嚴格的戒律，即學生不準幹預外事，因此，四存學校學生從來不參加北京各學校學生的罷課遊行活動。徐世昌在清末仍允其弟入新式學堂就學，而“五四”運動以後就竟嚴禁兒孫入學，其兩孫即在家延師講讀，防止沾染“過激”思想。
徐世昌以“文”臨“武”，周旋於各派軍閥之間，操縱各派爭鬥來維持其地位。其出任總統時，皖段即從“徐與北洋派關係甚深，平日於直、皖之間，尚無偏倚，又係文人，舉任總統即可以平直係之心，而於己亦無力能加限製也。”徐出任後，段雖無國務總理的頭銜，北京政府卻在其掌握之中，但直曹、奉張都想問鼎北京政權，而且皆有帝國主義支持的背景。日本因段的“武力統一”政策及媚外賣國行徑經“五四”運動的打擊越來越喪失人心，遂在扶植皖段的同時，又扶植奉張，美、英回到中國這塊角逐場後，放出“和平”空氣，導演“南北議和”，正是針對日本獨霸中國的現狀而來的。吳佩孚以一個師長，在北洋軍閥中輩分較低，敢於領唱“罷戰主和”，和皖段大唱反調，正是此種背景使然。此時，徐世昌正是漂浮在直、奉、皖及美、英、日爭鬥的波濤上的一葉危舟。
直、皖矛盾在“五四”運動中更加加劇。段祺瑞想以安福係親信王揖唐取代鎮壓學生運動無能的錢能訓；徐世昌則欲以任東三省總督時的部屬周樹模出組新閣。雙方爭執不下，遂出現了財政總長龔心湛暫代的過渡局麵。繼而正式組閣的靳雲鵬，即是皖係中人，也是徐的門生，同曹錕、張作霖均是兒女親家，故為各方所接受。靳內閣在人選問題上又成為爭執的焦點：段堅持以李思浩、姚震、朱深、曾毓雋任“三長一秘”（即財政、司法、交通三總長及國務院秘書長），徐、靳提出的人選遭到段祺瑞、徐樹錚和安福國會的反對。段祺瑞頤指氣使，對靳雲鵬不假詞色，大加責斥，致使靳多次提出辭職。徐世昌敷衍拖延，直曹、奉張電請留任。最後李思浩任財政總長，朱深任司法總長，曾毓雋任交通總長，放棄秘書長職，同時否定靳提出的教育、農商人選。內閣人選問題暫時解決，但直、皖矛盾仍未緩和。
吳佩孚於1920年1月通電撤防北回，直曹、奉張結成七省反皖聯盟，段祺瑞積極部署，將借“參戰”名義編組的“參戰軍”（已改名“國防軍”“邊防軍”）調回至北京附近待命，並擬在鄭州設立司令部，在河南與直軍決戰。直曹奉張也積極策劃。3月，張作霖借做壽邀請反皖各省督軍代表在沈陽舉行秘密會議，推薦其親家張勳代倪嗣衝為安徽督軍。4月9日，曹錕又借追悼直係陣亡將士之名，在保定召開八省聯盟會議，5月14日，靳雲鵬辭職，海軍總長薩鎮冰暫代總理。6月，吳佩孚北撤至保定，奉軍四營也以“拱衛京師”為名，由獨流移至廊坊。直、皖劍拔弩張，戰爭一觸即發。徐世昌電召曹錕、張作霖入京與段祺瑞協商，段對靳複職和安福係三總長退出內閣兩點勉強同意，至於解散安福俱樂部，撤回北方和議總代表王揖唐，解除徐樹錚兵權等，均非段所能接受者，6月29日，徐再邀段、張會談，並提出折中性辦法，段不表可否。次日，皖係要人會議激烈反對，主張徐將邊防軍改歸邊防督辦直轄外，其他概予拒絕，會談失敗。7月1日，曹吳發表反皖通電。6日，徐邀請張再作最後調停，因段堅持要懲辦吳佩孚而使會談毫無進展。次日，張作霖離京赴軍糧城，且發表“局外中立”宣言。奉軍以軍糧城為中心7萬餘人，形成援直圍皖態勢。徐世昌看到倒段形勢成熟，於7月4日不顧段祺瑞反對，下令裁撤西北邊防軍總司令，西北籌邊使由李垣護理，特任徐樹錚為遠威將軍，所轄部隊歸陸軍部管轄，段聞訊怒火衝天，於7月5日，下令邊防軍緊急動員。次日，召開閣員和軍政首腦會議，發布聲明討伐曹、吳通電，呈請徐世昌將曹錕、吳佩孚、曹瑛三人褫職，交段祺瑞親自拿辦。徐世昌害怕激起曹、吳反抗，不敢下令，段、徐（樹錚）派重兵圍困總統府，徐世昌被迫依允，於7月9日，下令將吳佩孚開去本兼各職，交陸軍部懲辦，曹錕褫職留任，以觀後效。同日，段成立定國軍總司令部，自任總司令，徐樹錚任參謀長，分兵三路以待。直係聞懲辦曹、吳令下，發表早已擬好的《驅逐安福係宣言書》《為討伐徐樹錚告全國各界書》。同時，曹錕在天津誓師，任吳佩孚、王承斌為前敵正副司令，指揮中、西路，曹瑛指揮東路。吳發表討段、徐通電，宣稱“親率三軍，直向神京、驅老段，誅小徐”。14日，張作霖發布派兵入關通電，奉係助直倒皖態度明朗。14日直皖雙方交火。同日，徐世昌下令各路軍隊退回原防。密雲欲雨幾個月的直皖戰爭，首尾五天，以直勝皖敗即宣告結束，段祺瑞於19日引咎辭職。徐世昌派員征詢直係罷兵條件，吳領銜直係軍師旅長鎮守使通電提出條件，徐世昌一一照辦：免去段祺瑞督辦邊防事務兼管將軍府事務各職；廢除西北邊防軍總司令一缺；通緝重辦皖係禍首徐樹錚、曾毓雋、段芝貴等15人；解散安福俱樂部；撤銷對曹錕、吳佩孚的處分。皖係從此風流雲散，一蹶不振。
徐世昌就職以後，發表了一係列文告、命令。11月3日下令整頓官風，命令說：“近頃國紀淩夷，官邪日肆。撫宇之職，縱匪為奸；征榷之司，斂財肥己；甚至假公義以侵帑，挾市道以獵官；刑憲不加其身，黨援或庇其後；罔上溺職，無所創懲，非所以肅官方，端治本也。”表示要按法從嚴懲治，貪劣長官徇情容隱，或糾彈不力者，“並予究懲，不稍寬貸”；同時“獎掖廉能”。自己要“尊重法紀”“為國人先”。百官應“正己以資表率”，期以“仕途整肅風氣轉移，各奮天良，弼成民治，有厚望焉！”姑不論這篇民國元首文告形同封建帝王上諭，究軍閥統治之實質，包括徐本人在內，竊國為侯，以權謀私，賣國肥己豈一紙惶惶命令所能矯治？！故而終徐之任，迄未懲辦一個貪官汙吏。就是徐世昌本人也不曾如命令中所表示的要以身作則，他就任伊始，先飽私囊。早在袁世凱任總統時曾開先例，新任總統到任例由財政部撥款150萬元，總統留100萬，餘下50萬分給各部部長。而徐到任後，由曹汝霖過付，徐照數全收，其他閣員應分肥之數悉入其私囊，曹不好索要，其他閣員也不能代索。總統月薪3萬元，辦公、交際費用每月各4萬元。崇文門關稅，清朝作為內帑。袁世凱、黎元洪、馮國璋繼承了這種製度，據為總統府所有。徐任總統後，派其親信劉鶴慶任崇文門稅務監督，每月名義上報效徐4萬元。全國煙酒事務署獨立後，徐派其親信張壽齡任督辦，每月公開補助徐6萬元。以上數項，徐每月可收入21萬餘元。至於總統秘密活動費，舉辦內外債時分潤回扣，家用開支一切取之於總統府經費者，遠在此數之外。三年半總統，徐世昌由原來連應試盤費都要人周濟的窮秀才，成為宦囊豐滿的百萬富翁。徐氏懲治貪劣，獎勵廉能的官樣文章，隻是“文治總統”的偽善標榜而已。
1919年1月，徐世昌寫成《將吏治言》一書，頒行全國。該書引用孔孟“民為邦本”“民為貴”的思想，以為政在人，“設官分職，以民為極”。奉衛民治民為圭臬，“有衛民之官焉，今之督軍是也；有治民之官焉，今之省長，以及道尹、知事是也”。劃分督軍、省長、道尹、知事四級官員職權範圍，“以箴有位”。徐企圖借此使“文武官吏，交相策勉，淬厲以圖，庶幾起衰救故，防患未萌，非惟不佞一人之私幸，其所以再造我全國之民者，抑亦諸君之大幸也。”民國以來，大小軍閥擁兵自雄，割據一方，行政官員皆仰其鼻息。為了爭權奪利，刀兵相向已成常事，兵鋒所及，玉石俱焚、燒殺殲淫、殘民以逞，何論“衛民”！各級官吏，層層盤剝，以聚斂為能事，“治民”隻是害民的代名詞。軍閥們弁髦憲法，廢立總統總理，製造政黨，強奸民意，豈徐之一冊《將吏治言》所能約束！對此，徐世昌並非無知，不過是出自“以文治武”的需要罷了。
1919年12月4日，頒布了將柯勳？所著《新元史》增入正史，使二十四史增為二十五史。同年發布命令仿印四庫全書，因故未成。
徐世昌上台即“改弦易轍”，發動“和平”攻勢。在就職通電中說：“極願以誠心謀統一之進行，以毅力達和平之主旨”。不但國內人心厭戰，當時的國際環境也有相同的趨勢，徐世昌就職時，第一次世界大戰已近尾聲，帝國主義很快要重返亞洲，為爭奪中國進行角逐。就職第三天，美國總統威爾遜在賀電中要中國早息爭端。由美國返任的美國公使芮恩施轉達美國總統勸中國速謀統一的意向。英國公使朱爾典在外國使節賀徐就職時，代表公使團致詞，希望中國南北統一早日實現。同時，英、法、美、意、日五國駐廣東領事還奉各國政府訓令，向廣東軍政府提出“和平勸告”。歐美各國的“和平”矛頭指向日本及其支持的皖段獨霸中國的局麵。國際和平壓力增強，國內和平空氣日益濃厚。10月23日，社會名流熊希齡、張謇、蔡元培、王寵惠、莊蘊寬、孫寶琦、周自齊等二十四人，通電成立和平期成會，熊希齡、蔡元培分任正副會長。各省反響很大。11月15日，徐世昌鑒於對自己有利的國內外形勢，在北京召集北方各省督軍會議，張作霖、曹琨、倪嗣衝、張懷芝、孟恩遠、趙倜、王占元、陳光遠、閻錫山、蔡成勳、盧永祥以及黑、湘、甘、陝、蘇、川、浙、閩各督軍代表，參戰督辦段祺瑞及全體國務員均出席會議，作出五項決議，如南方不提苛刻條件，一致讚成和平統一方針；歐戰已停，參戰督辦處改為邊防辦事處；收束軍隊；先從調查軍隊實數入手；整理財政，責成各省照章報解中央稅收；預籌各省善後。11月16日，徐世昌發布停戰令。23日，軍政府也發布停戰令。南北軍閥從戰場走向談判桌，北方總代表為朱啟鈐，南方總代表為唐紹儀。1919年2月20日，南北議和會議在上海開始。
在派出代表公開談判的同時，徐世昌又派人分赴桂、粵、川、黔、滇，暗中與南方的岑春煊及實力派陸榮廷等聯係，通過秘密渠道達成局部妥協，以為釜底抽薪。當時北京有一家小報載一上聯征對，文曰：“北有東海（徐世昌），南有西林（岑春煊），看這兩個東西，怎樣調和南北。”正如該聯寓意，徐世昌的分化政策很快就觸礁擱淺，毫無結果。
議和會議一開始，就因彼此分贓反複爭吵，斷而複續，談談打打、打打談談；段祺瑞不甘心把吞進去的東西再吐出來，在北方代表中安插安福係分子，同時在徐世昌下達停戰令後，指使陝西督軍陳樹藩向民軍發動進攻。並派駐豫奉軍許蘭洲部和直係張錫元部赴陝西助戰，且致書陳樹藩說：“徐氏膽小氣斂，小事可以通融，大事萬難讓步，請弟放心為之，限陰曆年內務必聯合各軍平陝，如弟力有不足，再當以國防軍相助。”掣肘徐世昌，破壞議和會議。
上海議和開始後，南方首先提出停止參戰借款，取消參戰軍，陝西停戰等問題，並要求撤換陳樹藩。北方代表因得不到北京複電指示，不能負責，於3月2日向北京政府提出辭職，議和中斷。和會導演者走向前台，3月4日、5日，英美公使分別晉見徐世昌，“詢問”議和情形；7日，英、美、法、意四國公使聯合向北京政府施加壓力，提出緩付參戰款，參戰軍不得用於內戰。外國使團迫使日本停付參戰款，日本和北京政府公布中日軍事協定全文。3月4日，徐世昌重下陝西停戰令，全國各界渴望和平，不願議和長此僵持中斷，上海商會等53個團體3月18日集會，並派代表會見北南方總代表，促請恢複和談。4月1日，直係之長江三督王占元等及吳佩孚聯名通電朱、唐，請重開和會。4月6日，陝西停戰。7日，議和重新恢複。北方提出裁汰兵額，地方自治，發展地方經濟，軍民分治和善後借款等一攬子方案，但繞開國會問題。南方則提出包括國會問題的十三點方案。雙方逐條辯論。正式會議外，又以“扃門會議”秘密談判。國會問題是雙方爭論的焦點，南方揭獵木的“護法”，即以恢複1917年被非法解散的國會為主旨，也是政府存在的法律根據；北方以維護安福國會為根本。安福國會是段祺瑞操縱的政治工具，也是徐世昌任總統的法律根據，政治生命係乎於此。雙方爭論激烈，寸步不讓。會議多日，因2億元善後借款對雙方均具有吸引力，僅就軍事問題和善後借款達成初步協議。徐世昌又授意北方代表提出從完成憲法入手的折衷方案，即由舊國會議員在南京召開憲法會議，完成憲法二讀之手續，追認徐世昌為總統。然後公布憲法，解散南北新舊兩國會。目的是滿足南方護法要求，保全自己的總統地位。奔走京、滬之間的吳鼎昌致電朱啟鈐：“同人態度似應強硬，力往決裂一方做去，再以金錢為餌，或可使少川（唐紹儀字）就國會問題之範圍。”徐世昌等指示李純與陸榮廷暗中接洽，以150萬元收買陸榮廷，同時收買南方總代表唐紹儀。軟硬兼施，一麵以強硬手段對付少川，一麵隻好不惜犧牲金錢。其手法仍蹈襲袁世凱的老譜。
折衷方案觸及安福係最敏感的法統根據，4月15日，安福國會谘請國務總理錢能訓和全體閣員出席議院會議，提出質詰。17日，330餘名安福係議員聯名通電，指責討論國會問題是“越權擅議”，“紊亂國憲，動搖國本”。議和會議再次陷入僵局。5月6日巴黎和會中國外交失敗。議和會議一度恢複，聯名致電巴黎和會中國專使。要求拒絕對德和約。一致對外的口號並未使會議產生轉機，5月13日再度破裂，南北代表宣布總辭職。1920年6月，和議重開，但不久北方發生直皖戰爭，南方發生粵桂戰爭，南與南不和，北與北不和，南北又複不和。10月30日，徐世昌抓住岑春煊、陸榮廷、林保懌、溫宗堯，以粵桂戰爭失敗逃跑，通電取消軍政府、取消兩廣自主之機，發布統一善後令，想過一過統一中國的大總統的癮。次日，孫中山、唐紹儀、伍廷芳、唐繼堯聯名通電，宣布軍政府依然存在，否認偽統一，指斥徐擅頒統一令，跡近兒戲。徐無視孫中山等的通電，熱衷於成立什麽統一善後會議事務處，公布國會改選日期，任命陸榮廷督辦粵邊防務，譚浩明為廣西督軍。但西南仍成分裂之勢。次年，孫中山任非常國會大總統，南北對立如故。南北議和無形消失，徐世昌所倡導的和平統一終成泡影。
以“文”臨“武”疲於周旋，無可奈何花落去
1919年5月，巴黎和會中國外交失敗消息傳來，全國震動，徐世昌正“征求”各方意見，準備在和約上簽字。輿論大嘩群情激奮，北京學生罷課遊行示威，“五四”運動爆發。5月4日，北京政府逮捕遊行示威學生30餘人。段祺瑞等24日通電各省督軍省長，力主和約簽字。罷課、罷市、罷工，抵製日貨以抗議帝國主義侵略，拒絕和約簽字的運動向全國發展。徐世昌變本加厲，限期北京學生複課，以步軍統領鎮壓學生不力，換上任東三省總督時的王懷慶。但學潮仍方興未艾。6月1日，徐公布青島問題真相，並為曹汝霖、陸宗輿、章宗祥洗刷罪責，表揚其“公忠”。同日下令各校學生即日上課，查禁聯合會、義勇隊，違者嚴辦。王懷慶連日逮捕近千人，並令軍警駐紮學校，監視巡邏。學生運動依然如故，軍警捕不勝捕，迫於全國愛國運動的壓力，北京政府不得不撤去軍警，釋放被捕學生，交由學校管理。6月10日，始將曹、陸、章三人免職。次日，徐世昌和錢能訓向國會提出辭職，並於12日通電全國。國會對徐辭職未予批準。準錢辭職以龔心湛暫代。在全國民情激憤之時，徐世昌及段祺瑞操縱的親日國會仍決定以和約簽字為宜。山東各界代表到北京向總統請願，徐一麵情詞懇切予以肯定答複，一麵致電中國代表即行簽字。26日留法學生和華工包圍中國代表公寓，不準其前往簽字，陸征祥等拒絕在和約上簽字，並發表聲明。徐世昌等隻得接受這個既成事實。7月10日，下令宣布了拒絕和約經過，要國人“勿再囂張”，上下一體、共濟艱危。旋簽訂對奧和約，宣布與德停止戰爭狀態。
日本企圖就山東問題同中國直接交涉。1920年1月23日，廣州軍政府致電北京，首先反對中日交涉。京、津學生遊行講演請願，遭到軍警毆打、逮捕，徐世昌嚴令禁止學生幹政，並解散北京學聯及教職員聯合會。3月5日，吳佩孚反對山東問題由中日直接交涉，並於13日、16日以第三師將士、旅長名義兩次通電各省反對。3月30日，山東籍北洋將領王占元、吳佩孚等48人聯名通電，力爭魯案，態度曖昧的北京政府才通電各省表示不直接交涉。
徐世昌就職宣言中“以啟民智”為中國立足將來世界之本，但在“五四”運動中，他視學生愛國有罪，逮捕拘押，甚至要解散大學，迭次申令嚴禁學生幹政，所謂“民智”者，也還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貨色。“五四”新文化運動高漲，科學、民主的新思潮以及社會主義傾向，猛烈衝擊著封建宗法製度的堤防，激進的民主主義者也號召同禍國殃民的軍閥、官僚、政客作鬥爭。而徐世昌背道而馳，於10日下令舉行秋丁祭孔。又以親信張鳳台所請，提倡顏李之學；倡導“篤實學術，端正會風”，重印《顏李叢書》，親自為《顏李師承記》作序說：“今世變日新……而不顧名教淩夷之禍。惟習齋、恕穀之學，合道義，賅體用，事事征實，而無偏倚之弊也。”1920年5月，在清朝太仆寺舊址設立四存學會，四存即顏元所說：“存人、存性、存禮、存治”。徐世昌自任名譽會長，張鳳台任會長，李見荃為副會長。並附設四存中學，後又增設四存小學。次年，發行《四存月刊》，徐親自撰寫《？齋述學》等文章，鼓吹尊孔讀經。對抗新文化運動。徐世昌之意，企圖倡顏李之學“轉移風氣”遏止革命潮流。四存學校有懲於“五四”學生幹政而設，學校有一條嚴格的戒律，即學生不準幹預外事，因此，四存學校學生從來不參加北京各學校學生的罷課遊行活動。徐世昌在清末仍允其弟入新式學堂就學，而“五四”運動以後就竟嚴禁兒孫入學，其兩孫即在家延師講讀，防止沾染“過激”思想。
徐世昌以“文”臨“武”，周旋於各派軍閥之間，操縱各派爭鬥來維持其地位。其出任總統時，皖段即從“徐與北洋派關係甚深，平日於直、皖之間，尚無偏倚，又係文人，舉任總統即可以平直係之心，而於己亦無力能加限製也。”徐出任後，段雖無國務總理的頭銜，北京政府卻在其掌握之中，但直曹、奉張都想問鼎北京政權，而且皆有帝國主義支持的背景。日本因段的“武力統一”政策及媚外賣國行徑經“五四”運動的打擊越來越喪失人心，遂在扶植皖段的同時，又扶植奉張，美、英回到中國這塊角逐場後，放出“和平”空氣，導演“南北議和”，正是針對日本獨霸中國的現狀而來的。吳佩孚以一個師長，在北洋軍閥中輩分較低，敢於領唱“罷戰主和”，和皖段大唱反調，正是此種背景使然。此時，徐世昌正是漂浮在直、奉、皖及美、英、日爭鬥的波濤上的一葉危舟。
直、皖矛盾在“五四”運動中更加加劇。段祺瑞想以安福係親信王揖唐取代鎮壓學生運動無能的錢能訓；徐世昌則欲以任東三省總督時的部屬周樹模出組新閣。雙方爭執不下，遂出現了財政總長龔心湛暫代的過渡局麵。繼而正式組閣的靳雲鵬，即是皖係中人，也是徐的門生，同曹錕、張作霖均是兒女親家，故為各方所接受。靳內閣在人選問題上又成為爭執的焦點：段堅持以李思浩、姚震、朱深、曾毓雋任“三長一秘”（即財政、司法、交通三總長及國務院秘書長），徐、靳提出的人選遭到段祺瑞、徐樹錚和安福國會的反對。段祺瑞頤指氣使，對靳雲鵬不假詞色，大加責斥，致使靳多次提出辭職。徐世昌敷衍拖延，直曹、奉張電請留任。最後李思浩任財政總長，朱深任司法總長，曾毓雋任交通總長，放棄秘書長職，同時否定靳提出的教育、農商人選。內閣人選問題暫時解決，但直、皖矛盾仍未緩和。
吳佩孚於1920年1月通電撤防北回，直曹、奉張結成七省反皖聯盟，段祺瑞積極部署，將借“參戰”名義編組的“參戰軍”（已改名“國防軍”“邊防軍”）調回至北京附近待命，並擬在鄭州設立司令部，在河南與直軍決戰。直曹奉張也積極策劃。3月，張作霖借做壽邀請反皖各省督軍代表在沈陽舉行秘密會議，推薦其親家張勳代倪嗣衝為安徽督軍。4月9日，曹錕又借追悼直係陣亡將士之名，在保定召開八省聯盟會議，5月14日，靳雲鵬辭職，海軍總長薩鎮冰暫代總理。6月，吳佩孚北撤至保定，奉軍四營也以“拱衛京師”為名，由獨流移至廊坊。直、皖劍拔弩張，戰爭一觸即發。徐世昌電召曹錕、張作霖入京與段祺瑞協商，段對靳複職和安福係三總長退出內閣兩點勉強同意，至於解散安福俱樂部，撤回北方和議總代表王揖唐，解除徐樹錚兵權等，均非段所能接受者，6月29日，徐再邀段、張會談，並提出折中性辦法，段不表可否。次日，皖係要人會議激烈反對，主張徐將邊防軍改歸邊防督辦直轄外，其他概予拒絕，會談失敗。7月1日，曹吳發表反皖通電。6日，徐邀請張再作最後調停，因段堅持要懲辦吳佩孚而使會談毫無進展。次日，張作霖離京赴軍糧城，且發表“局外中立”宣言。奉軍以軍糧城為中心7萬餘人，形成援直圍皖態勢。徐世昌看到倒段形勢成熟，於7月4日不顧段祺瑞反對，下令裁撤西北邊防軍總司令，西北籌邊使由李垣護理，特任徐樹錚為遠威將軍，所轄部隊歸陸軍部管轄，段聞訊怒火衝天，於7月5日，下令邊防軍緊急動員。次日，召開閣員和軍政首腦會議，發布聲明討伐曹、吳通電，呈請徐世昌將曹錕、吳佩孚、曹瑛三人褫職，交段祺瑞親自拿辦。徐世昌害怕激起曹、吳反抗，不敢下令，段、徐（樹錚）派重兵圍困總統府，徐世昌被迫依允，於7月9日，下令將吳佩孚開去本兼各職，交陸軍部懲辦，曹錕褫職留任，以觀後效。同日，段成立定國軍總司令部，自任總司令，徐樹錚任參謀長，分兵三路以待。直係聞懲辦曹、吳令下，發表早已擬好的《驅逐安福係宣言書》《為討伐徐樹錚告全國各界書》。同時，曹錕在天津誓師，任吳佩孚、王承斌為前敵正副司令，指揮中、西路，曹瑛指揮東路。吳發表討段、徐通電，宣稱“親率三軍，直向神京、驅老段，誅小徐”。14日，張作霖發布派兵入關通電，奉係助直倒皖態度明朗。14日直皖雙方交火。同日，徐世昌下令各路軍隊退回原防。密雲欲雨幾個月的直皖戰爭，首尾五天，以直勝皖敗即宣告結束，段祺瑞於19日引咎辭職。徐世昌派員征詢直係罷兵條件，吳領銜直係軍師旅長鎮守使通電提出條件，徐世昌一一照辦：免去段祺瑞督辦邊防事務兼管將軍府事務各職；廢除西北邊防軍總司令一缺；通緝重辦皖係禍首徐樹錚、曾毓雋、段芝貴等15人；解散安福俱樂部；撤銷對曹錕、吳佩孚的處分。皖係從此風流雲散，一蹶不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