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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2章 你方唱罷我登場！城頭變幻大王旗(9)
8月9日，靳雲鵬第三次組閣。徐世昌裁四省經略使，任曹錕為直魯豫巡閱使，與張作霖之東三省經略使相埒。徐邀曹、張共同議定四點，直魯豫巡閱使和東三省巡閱使管轄省分中的用人行政大權“得便宜行事”；更換疆吏（督軍）必須共同商榷“以期內外如一”，給予曹、張參與中央用人行政的決策權；鞏固內閣（靳雲鵬），不得已更換時“共相示知”，即內閣人選必須經曹、張通過；中央如有重大事件共助辦理。這反映出中央和地方，直奉兩係之間的權力分配，而北京政府由皖段控製換成直曹、奉張共同把持，英、美、日成為北京政府的共同主子。徐世昌從此在兩派之間走鋼絲，政治生命受到嚴重威脅。
靳雲鵬第三次組閣，排擠了親日的舊交通係，引起奉張惡感。張作霖拉攏舊交通係要角葉恭綽，收買交通銀行股票控製中央財政。靳內閣財政困窘，舊交通係控製的銀行則作壁上觀。1921年12月18日，徐世昌密電召張作霖進京，商議內閣問題。舊交通係乘機發動進攻，靳閣倒台，外長顏惠慶隻暫代6天。12月24日，徐世昌任命舊交通係首領梁士詒為內閣總理。內閣成員9人中，僅內務總長高淩？一人屬直係。梁士詒內閣是奉係捧出的親日內閣。
梁士詒上台後，赦免通緝在逃的皖係軍閥政客。在與日本公使談話中，滿足日本借日款贖回膠濟鐵路的要求，拒付吳佩孚索要巨額軍餉。梁士詒同意借日款贖路，正是全國人民注視的華盛頓會議收回山東的敏感問題。吳佩孚以魯案為題通電全國，揭露梁士詒媚日賣國，“竟允日使要求，借日款贖路”，“是該路仍久日人經營；更益以數千萬債權，舉曆任內閣所不忍為、不敢為者，今梁士詒乃悍然為之，舉曩昔經年累月人民呼號與代表所爭執者，鹹視為兒戲。犧牲國脈、斷送路權，何厚於外人，何仇於祖國？”人民的反日愛國熱忱和輿論優勢，在直吳一邊。梁通電解釋，奉張通電為梁辯護。吳佩孚再次通電全國：“若有袒護梁氏者，即為吾人之公敵，當誓死殺盡，以除國奸。”直係掀起倒閣政潮，蘇、贛、鄂、魯、豫、陝、晉七督起而附和。梁士詒百口莫辯。1922年1月19日吳佩孚領銜聯合致電大總統徐世昌，請“立罷梁士詒以謝天下”，否則，“請解佩孚等之職以謝梁士詒”，提出“萬不得已惟有與內閣斷絕關係”。北京各界聯合會等40多個團體通電宣布梁士詒十大罪狀；誕生剛滿月的梁內閣於1月25日倒台，又以外長顏惠慶暫代，直、奉兩係圍繞梁內閣去留的電報戰，預告著兩軍閥的實戰為期不遠了。
1921年11月12日至1922年2月6日，美國發起召開的華盛頓會議，中國派施肇基、顧維鈞、王寵惠參加。這是帝國主義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根據變化了的實力調整關係和分割殖民地的會議，會上討論了山東問題，美國以門戶開放政策聯合英國迫使日本讓步，放棄了攫取的德國在山東的權益，膠濟路由中國以國庫支付券贖路收回自辦。此點尚差強人意。但華盛頓會議簽訂的九國公約規定，中國必須承認“各國在中國全境之商務實業機會均等之原則”，打破大戰期間日本獨占中國的狀況，又回到幾個帝國主義國家共同支配的局麵。
直奉交惡，徐世昌先後派出張景惠、趙爾巽、孟恩遠出關勸解；繼而又密派其弟徐世章及吳笈孫調停，直方的王承斌、曹銳等亦去遊說勸和。徐世昌於1922年2月25日發表罪己通電，以消釋直、奉成見，拉出鮑貴卿任閣揆，想取得雙方諒解，均無結果。雙方調兵遣將，並以電報罵陣、叫戰。徐世昌又推出與雙方有關係的張錫鑾、趙爾巽、王士珍、張紹曾、王占元、孟恩遠等六人，致電曹張先撤兵，約日天津會晤，消除隔閡。六人又致電吳佩孚靜待調解結果。4月26日，徐世昌以和事佬的狀態下令雙方軍隊從接近地點後撤，4月29日，直、奉兩軍三路同時開戰，西路雙方均以重兵屯集，戰鬥最激烈。吳佩孚先守後攻，前後夾擊，奉軍第十六師投誠，西路失敗，各路總崩潰。張作霖敗退關外。
5月5日，徐世昌看到勝負分明，下令奉軍退出關外，直軍回防。又令嚴懲煽動戰爭的交通係葉恭綽、梁士詒、張弧逮交法庭訊辦，免去接近奉係的三總長。7日，吳佩孚到天津，一再要求北京政府嚴懲張作霖。10日，免去張作霖本兼各職，聽候查辦，裁撤東三省經略使，蒙疆經略使各職。又任命吳俊升、馮得麟分署奉天、黑龍江督軍，袁金鎧、史紀常分署奉天、黑龍江省長。吳、馮、袁、史通電不受亂命。張作霖則於5月12日、6月4日通電宣布東三省獨立自治，自稱“東三省自治保安司令”，並發表通電，披露徐世昌以調解之名，挑撥直奉戰爭的內幕。其一，派其弟徐世章及秘書吳笈孫傳徐之命命令率軍入關，“以資震懾，庶幾總統用人行政，可免為人監視，而得自由處分”。其二，張入關後，又以直軍徒有其名，無能為力，如一戰而勝，則曹、吳授首，總統安心“相挽留。其三，戰敗出關，徐又遣使勸其再戰”，一方麵以命令削其職權，“猶謂敷衍門麵”。張指斥徐世昌“詭譎多端、惟利是視”，使徐十分難堪，無以自處。
徐世昌自任總統以來，向以利用南北矛盾，直、皖、奉各派矛盾操縱平衡，以為自固之計。直奉戰後，失去平衡不僅見恨於奉張又不得不被直係一派控製，直至最後被其拋棄。
直係戰勝奉係後，就如何獨擅北京政權，甩掉徐世昌這個包袱，反複磋商，沒有采取昔日提倡的召開“國民大會”，也不取“聯省自治”方案，卻拋出了“法統重光”的辦法，即恢複民國六年的舊國會，拉出黎元洪複位作過渡，先合法趕走徐世昌，再合法選舉曹錕為總統，這個辦法亦可杜絕西南軍閥口實，搶過“護法”旗幟，“統一全國”。5月14日，吳佩孚密電各省，就恢複舊國會，請黎元洪複位征詢意見，蘇、魯、鄂、浙立即響應。19日，曹、吳聯名通電征求“民意”。舊國會議員80餘人在王家襄、吳景廉指揮下，26日在天津舉行臨時會議，通電全國，依法集會。徐世昌聞訊電令天津警察廳長楊以德禁止，楊知集合為直係所許，對徐的命令置若罔聞。28日，曹、吳複電祝賀舊國會之恢複。孫傳芳通電主張南北兩總統同時退位，齊燮元徑電徐請其下野，徐世昌想戀棧不去，並想以召集新國會，待五年任期屆滿選出新任者後，完滿下台，但無法實現。遂於5月31日在萬般無奈中通電表示，孫（傳芳）所雲“忠言快論”，“本獲我心”，“一有合宜辦法，便束身而退，決無希戀”，6月1日舊國會議員203人在天津集會，通電全國即日起行使職權，宣告非法總統無效，並斥其是偽總統。吳佩孚已不能容忍徐世昌延宕了。李濟臣一天打電話給總統府秘書長吳笈孫說：“吳大帥有電話來，要徐世昌快騰總統府。”後得到王懷慶報告，保定光園會議明確保護徐生命財產及個人一切權利。6月2日，徐世昌通電辭職。此日，為早已柬約的駐英公使顧維鈞述職午宴，徐辦理了去職事項，照常赴宴。入席後，徐舉杯說：“鄙人與諸君此次宴會，一則為顧少川公使洗塵，二則向諸君辭行。”說完淚水欲流，眾人相顧無言。午後2時，席散送客，徐回家休息，3時半率眷屬到前門車站。送行的有全體閣員和政要人物。京畿衛戍司令王懷慶率衛兵一連護送。徐世昌強顏歡笑，向送行者道別，匆匆登車黯然回津。徐世昌從1918年9月當選總統到1922年6月2日辭職計三年零九個月。
第四節 黎元洪：梅開二度
霎時間，黎公館前車水馬龍，門庭若市，這位下台總統，又成了盛極一時的中心人物了。
這個電報，給黎元洪潑了一頭涼水。
原來，這就是由饒漢祥主筆的滔滔三千言的所謂“廢督裁兵”之“魚”電。
這種古今中外都不曾有過的妙計，不知是哪一位神機軍師想出來的。
在鮮花美酒的映襯下，黎元洪再度出山。
“市民請願團”手持小旗，高呼：“總統退位。”吼叫聲震耳欲聾。
黎元洪萬萬沒有想到的是，由他親自提名任命的直隸省長王承斌，早已奉曹錕之命在楊村車站“恭候”他的到來。
非常時期總統走馬燈，五年之後黎公再過一把癮
黎元洪自張勳複辟失敗下台後，至徐世昌辭職，已在天津英租界隱居五年，平時閉門謝客，在寓讀書寫字自遣，並以主要精力從事於實業和金融方麵的投資活動，不再過問政事。直奉戰爭，奉軍完全失敗，未知將來如何變局。本是局外人的家常話，未想到將來的“變局”還會與他有關。然而黎左右策士早已不甘寂莫，正思待機而動，自直奉交惡，即開始暗中同直係聯絡。5月中旬以後，不時傳來請黎複職的消息，黎左右大為興奮，黎本人也注意起來，可是他仍然沒有想到形勢發展的這樣快，從5月下旬開始，舊國會參眾兩院議長王家襄和吳景濂等聯袂來到黎宅，請他出山複任總統。他一時拿不定主意，隻沉吟著說：“你們選舉曹錕為總統，事情就好辦的多！”隨後，曹錕的參謀長熊炳琦，吳佩孚的參謀長李倬章以及國務院的代表高洪恩等相繼來津，敦促黎元洪早日返京複職。霎時間，黎公館前車水馬龍，門庭若市，這位下台總統，又成了盛極一時的中心人物了。直係軍閥催促複位的電報紛紛而至。在直係軍閥的一片擁戴聲中，黎元洪出山的決心始定。然而，6月3日，皖係軍閥盧永祥突然發來一電，正告黎元洪：“大總統選舉法規定總統任期五年，河間（馮國璋）代理期滿，即是黃陂法定任期終了，在法律上成為公民，早已無任可複！”如非要“強而行之”，必“陷於非法！”這個電報，給黎元洪潑了一頭涼水，看來“複職”一事並非可以簡單從事，加之幕僚中人亦有勸他“慎其出處”。於是，黎即於當日發出通電，作為對曹錕、吳佩孚以及各省區來電敦促複位的答複，電雲：“元洪自引咎辭職，蟄處數年，思過不遑，敢有他念，以速官謗。果使摩頂放踵可利天下，猶可解說，及才輕力薄，自覺弗勝，諸公又何愛焉！前車已複，來日大難，大位之推，如臨冰穀”。當曹、吳看到黎元洪這一通電後，惟恐直係的策劃落空，趕忙派出代表多人到津勸黎。各代表再三敦促不已，黎元洪乃言：諸公暫退，容餘慎思。各代表遂退出黎宅。仍定下在黎元洪未入京正式就職前，逐日前往，繼續敦促。同時，舊國會方麵亦派代表20餘人在吳景濂、王家襄的帶領下輪番赴黎宅促駕。國務院除派交通總長高洪恩前來歡迎外，國務總理周自齊個人複派僑務局副總裁李欽到津敦請。一時間“勸駕之勤，稱為極盛”，弄得黎宅天天是“黑壓壓地一屋子人”。
黎元洪同其幕僚經過一天的緊急磋商之後，於6月6日在其宅邸舉行了一次談話會，時曹錕、吳佩孚等直係軍人代表、兩院議長、議員及各省團體代表多人與會。會上，黎略致寒暄後，便拿出一張電稿讓大家傳閱，並說：“本人特發一電，對於時局前途有具體之主張……鄙人出處以今日所主張者為惟一關鍵，在座諸君可以此意傳達各省區長官及全國國民，如以鄙言為不合，則今日與諸君暢談之日，即為最後會晤之一日，鄙人不敢再問國事矣。”原來，這就是由饒漢祥主筆的滔滔三千言的所謂“廢督裁兵”之“魚”電。
“廢督裁兵”，與前期所提“軍民分治”口號一脈相承。早在袁世凱統治時期，就曾授意時任副總統的黎元洪大倡“軍民分治”，後又明確提出“廢督裁兵”的倡議，然而當時軍閥各部分已使袁尾大不掉，根本無法實行。袁死後，黎在繼任總統位上親身感受到武人幹涉政治的厲害，他最終就是被督軍團威逼下台的。縱然他對總統高位頗有貪婪之心，然而一想到那些擁兵抗命的督軍，就如芒刺在背，所以在直係軍閥一再拉他複位的情況下，他再次提出“廢督裁兵”作為出山條件。電文列舉督軍製之“五大害”：第一，各督擁兵，為求其眾，且日日擴軍，致使“我國積貧，甲於世界，兵額之眾，竟駭聽聞”，結果是“無人不兵，無兵不匪”，人民不勝其擾；第二，各督“擁兵為雄，日事聚斂，始挪省稅，終截國賦”，使中央和地方財政均告竭蹶；第三，“軍位既尊爭端遂起”，各省連年爭戰不已，使得國無寧日，民遭荼毒。第四，“自督軍製興，濫用威權，幹涉政治，囊括賦稅”，破壞共和國家的“民治”原則；第五，因大權所集，均在督軍，故政黨爭權時均以督軍為憑藉，“政客藉實力以自雄，軍人假名流以為重。縱橫捭闔，各戴一尊。”使全國局勢更趨混沌，有礙統一。黎要求各督軍“立釋兵柄”。“上至巡閱，下至護軍皆刻日解職，待元洪於都門之下，共籌國是。最後表示：果能各省一致，迅行結束，通告國人，元洪當不避艱險，不計期間，從督軍之後，慨然入鄙，且願請國會諸公繩以前解散之罪，以為異日違法者戒。”
“魚電”一發出，因其符合人民厭亂心理，故一時頗獲社會的同情，而惟恐黎元洪拒絕複職而不能為己所用的曹、吳首先通電表示響應。馮玉祥複電更為懇切，謂“廢督請自隗始”。陳光遠表示願首先解職。其餘如田中玉、肖耀南、劉鎮華、齊燮元等各省督軍，亦先後來電，一致願聽命令。兼之西南方麵四川劉湘、貴州袁祖銘等，也表示讚成恢複舊國會與黎元洪複職。黎麵對直係軍閥一致發出的擁護“廢督裁兵”的表示，進而複發一電，謂“救國大計，非可徒作空言，若公等無切實表示，不即日全體解去兵柄，則元洪不能冒昧來京。”同時，黎元洪為求得吳佩孚及各省督軍對“廢督裁兵”的確實保證，又於8日派其親信金永炎到保定會見吳佩孚。誰知吳一見金永炎，便直言不諱地說：“黃陂如果再要裝腔作勢，我就無能為力了。你回天津，請他一言而決！”同日，在天津黎宅是另一種場景：曹錕的代表熊炳奇、吳佩孚的代表李倬章來到黎府，懇請黎即日入京就職。黎一再解釋，許多省份對“廢督裁兵”尚未表態，不能貿然入都。熊、李二人見言歸無效，竟撲通一聲，下跪哀求，黎大驚，一時不知所措，後亦還跪。10日，金永炎自保定回到天津，向黎報告了吳佩孚的嚴厲態度；黎又聞訊，曹錕在見到黎的“魚”電後，曾在暗下表示：讓他作現成的總統，還要向別人提條件，我們捧他上台，他卻叫我們下台。曹身邊的政客甚至叫嚷拋開黎元洪，讓曹錕直接當臨時總統，或者先組織一個行政委員會作為選舉前的過渡機關。無論是熊炳奇和李倬章的下跪軟磨，抑是曹錕、吳佩孚的疾言厲色，都使黎元洪意識到，直係軍閥已不容許他討價還價了。其實，說到底，黎並非真正指望他的“廢督裁兵”主張會得到實現，不過是一為博得社會輿論的同情；二為多少樹立一些總統的威嚴，可使自己蟄處數年之後，忽又複任有個台階下。現在曹、吳及其他直係軍閥已公開表示擁護“廢督裁兵”，總算臉上有了麵子，若再較真，恐怕這飛來的總統位置會得而複失，所以黎不再等待其他督軍的表態，也不敢再要求各督軍先行解職，趕忙於10日發表接受複職的通電。謂“魚電計達。頃接曹、吳兩巡閱使、齊督軍、馮督軍、田督軍、閻督軍、肖督軍等先後來電，均表讚同；曹、吳兩使且於陽日通電首願實行，為各省倡，並齊督軍庚日通電，具見體國公忠，立誌堅決，無心悔禍，元氣昭蘇。元洪憂患餘生，得聞福音，剝盡複亨，喜極以泣，當為全國遺黎頓首拜賜。”同日又發一電，通告於6月11日早8時入京，暫行大總統職權，“法律問題，應由國會解釋，俟國會開會，聽候解決。”
黎元洪在直係軍閥曹錕、吳佩孚的“擁戴”下，複任總統。
實際上，黎複位是直係軍閥“因無法收拾殘局，所以勉強拉出來”，讓他充為傀儡，暫時過渡一下的權宜之計。俟擠走徐世昌，迫使孫中山放棄護法旗幟後，再由直係軍閥“名正言順”地獨擅政柄，把曹錕捧上總統寶座。換言之，黎的複位“本來沒有法律根據”，連黎的幕僚“多方考求而不能得適宜之解釋”，最後隻得“俟國會開會，聽候解決”。所以，1922年8月1日舊國會宣稱繼續六年兩期常會而宣告複會後，黎元洪即谘請補完1917年7月正式辭職手續，以期取得任期之合法解決。然而吳景濂等深知黎之計謀，遂將谘文退回。當時，著名學者胡適等人創辦的《努力周報》，曾對黎“谘請”之事有所評論：“黎元洪忽然向國會‘補完民國六年七月正式辭職手續’！這種古今中外都不曾有過的妙計，不知是哪一位神機軍師想出來的。然而這確是一條妙計。假如國會準他辭職，那就是國會承認他的法律位置了。假如國會不準他辭職，他更是合法的總統了。假如國會不受理，把原文退回，那又是國會自身不肯解決這個問題，他仍舊可作他的總統了……現在國會果然把谘文退回去了！黎元洪自然‘決不稍圖推卸’了，這豈不是一條妙計嗎？――然而過去的事實還是事實，過去的歲月還是歲月，決不是一紙公文就能彌補了的。其實，黎元洪若能老老實實的認清自己的職務，是在非常時代被擁戴出來維持現狀的一個臨時總統，這一層還可以得國人諒解，還可以得曆史上的諒解。他又何必多此一舉呢！”
6月11日，黎元洪在曹錕的代表高恩波，吳佩孚的代表熊柄琦，舊國會眾參兩院議長王家襄、吳景濂等幾十人的千呼萬喚聲中，率親信金永炎、哈漢章乘專列赴京就職。當天中午，黎氏一行先到東廠胡同黎宅稍事休息，然後，興致衝衝地來到中南海舉行了隆重的大總統複職儀式，在鮮花美酒的映襯下，黎元洪再度出山。
“他們把我抬上來，原來是叫我受罪”
如同五年前一樣，黎大總統上台亮相後，首先要求切實實行“廢督裁兵”的既定方針。6、7月間，他先後任命了十多位省長以期將實權從各省督軍手中奪過來，但結果遭到了手握軍權的督軍們的強烈反對，被新任命的省長，不是拒不受命，就是被當地拒絕，就連當初畢恭畢敬，表示廢督裁兵願為首倡的吳大帥，這時也裝聾作啞，一拖再拖。“廢督”之舉最後也隻好是不了了之。“裁兵”一事與前者一樣，在各省軍閥的抵製之下，再次化為泡影。
隨著直係統治的相對穩定，內部派係之間的鬥爭也日益加劇，逐漸形成以常駐保定的曹錕為首的“保派”和以常駐洛陽的吳佩孚為首的“洛派”。
“保派”企圖通過控製北京政府逐漸由曹錕取代黎元洪，而“洛派”則希望通過黎氏的過渡而由吳佩孚操縱大權，雙方明爭暗鬥使夾在其間的黎大總統時而被推向浪尖，時而又被拋入穀底，苦不堪言，難怪黎氏深有感慨地說：“他們把我抬上來，原來是叫我活受罪的。”
靳雲鵬第三次組閣，排擠了親日的舊交通係，引起奉張惡感。張作霖拉攏舊交通係要角葉恭綽，收買交通銀行股票控製中央財政。靳內閣財政困窘，舊交通係控製的銀行則作壁上觀。1921年12月18日，徐世昌密電召張作霖進京，商議內閣問題。舊交通係乘機發動進攻，靳閣倒台，外長顏惠慶隻暫代6天。12月24日，徐世昌任命舊交通係首領梁士詒為內閣總理。內閣成員9人中，僅內務總長高淩？一人屬直係。梁士詒內閣是奉係捧出的親日內閣。
梁士詒上台後，赦免通緝在逃的皖係軍閥政客。在與日本公使談話中，滿足日本借日款贖回膠濟鐵路的要求，拒付吳佩孚索要巨額軍餉。梁士詒同意借日款贖路，正是全國人民注視的華盛頓會議收回山東的敏感問題。吳佩孚以魯案為題通電全國，揭露梁士詒媚日賣國，“竟允日使要求，借日款贖路”，“是該路仍久日人經營；更益以數千萬債權，舉曆任內閣所不忍為、不敢為者，今梁士詒乃悍然為之，舉曩昔經年累月人民呼號與代表所爭執者，鹹視為兒戲。犧牲國脈、斷送路權，何厚於外人，何仇於祖國？”人民的反日愛國熱忱和輿論優勢，在直吳一邊。梁通電解釋，奉張通電為梁辯護。吳佩孚再次通電全國：“若有袒護梁氏者，即為吾人之公敵，當誓死殺盡，以除國奸。”直係掀起倒閣政潮，蘇、贛、鄂、魯、豫、陝、晉七督起而附和。梁士詒百口莫辯。1922年1月19日吳佩孚領銜聯合致電大總統徐世昌，請“立罷梁士詒以謝天下”，否則，“請解佩孚等之職以謝梁士詒”，提出“萬不得已惟有與內閣斷絕關係”。北京各界聯合會等40多個團體通電宣布梁士詒十大罪狀；誕生剛滿月的梁內閣於1月25日倒台，又以外長顏惠慶暫代，直、奉兩係圍繞梁內閣去留的電報戰，預告著兩軍閥的實戰為期不遠了。
1921年11月12日至1922年2月6日，美國發起召開的華盛頓會議，中國派施肇基、顧維鈞、王寵惠參加。這是帝國主義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根據變化了的實力調整關係和分割殖民地的會議，會上討論了山東問題，美國以門戶開放政策聯合英國迫使日本讓步，放棄了攫取的德國在山東的權益，膠濟路由中國以國庫支付券贖路收回自辦。此點尚差強人意。但華盛頓會議簽訂的九國公約規定，中國必須承認“各國在中國全境之商務實業機會均等之原則”，打破大戰期間日本獨占中國的狀況，又回到幾個帝國主義國家共同支配的局麵。
直奉交惡，徐世昌先後派出張景惠、趙爾巽、孟恩遠出關勸解；繼而又密派其弟徐世章及吳笈孫調停，直方的王承斌、曹銳等亦去遊說勸和。徐世昌於1922年2月25日發表罪己通電，以消釋直、奉成見，拉出鮑貴卿任閣揆，想取得雙方諒解，均無結果。雙方調兵遣將，並以電報罵陣、叫戰。徐世昌又推出與雙方有關係的張錫鑾、趙爾巽、王士珍、張紹曾、王占元、孟恩遠等六人，致電曹張先撤兵，約日天津會晤，消除隔閡。六人又致電吳佩孚靜待調解結果。4月26日，徐世昌以和事佬的狀態下令雙方軍隊從接近地點後撤，4月29日，直、奉兩軍三路同時開戰，西路雙方均以重兵屯集，戰鬥最激烈。吳佩孚先守後攻，前後夾擊，奉軍第十六師投誠，西路失敗，各路總崩潰。張作霖敗退關外。
5月5日，徐世昌看到勝負分明，下令奉軍退出關外，直軍回防。又令嚴懲煽動戰爭的交通係葉恭綽、梁士詒、張弧逮交法庭訊辦，免去接近奉係的三總長。7日，吳佩孚到天津，一再要求北京政府嚴懲張作霖。10日，免去張作霖本兼各職，聽候查辦，裁撤東三省經略使，蒙疆經略使各職。又任命吳俊升、馮得麟分署奉天、黑龍江督軍，袁金鎧、史紀常分署奉天、黑龍江省長。吳、馮、袁、史通電不受亂命。張作霖則於5月12日、6月4日通電宣布東三省獨立自治，自稱“東三省自治保安司令”，並發表通電，披露徐世昌以調解之名，挑撥直奉戰爭的內幕。其一，派其弟徐世章及秘書吳笈孫傳徐之命命令率軍入關，“以資震懾，庶幾總統用人行政，可免為人監視，而得自由處分”。其二，張入關後，又以直軍徒有其名，無能為力，如一戰而勝，則曹、吳授首，總統安心“相挽留。其三，戰敗出關，徐又遣使勸其再戰”，一方麵以命令削其職權，“猶謂敷衍門麵”。張指斥徐世昌“詭譎多端、惟利是視”，使徐十分難堪，無以自處。
徐世昌自任總統以來，向以利用南北矛盾，直、皖、奉各派矛盾操縱平衡，以為自固之計。直奉戰後，失去平衡不僅見恨於奉張又不得不被直係一派控製，直至最後被其拋棄。
直係戰勝奉係後，就如何獨擅北京政權，甩掉徐世昌這個包袱，反複磋商，沒有采取昔日提倡的召開“國民大會”，也不取“聯省自治”方案，卻拋出了“法統重光”的辦法，即恢複民國六年的舊國會，拉出黎元洪複位作過渡，先合法趕走徐世昌，再合法選舉曹錕為總統，這個辦法亦可杜絕西南軍閥口實，搶過“護法”旗幟，“統一全國”。5月14日，吳佩孚密電各省，就恢複舊國會，請黎元洪複位征詢意見，蘇、魯、鄂、浙立即響應。19日，曹、吳聯名通電征求“民意”。舊國會議員80餘人在王家襄、吳景廉指揮下，26日在天津舉行臨時會議，通電全國，依法集會。徐世昌聞訊電令天津警察廳長楊以德禁止，楊知集合為直係所許，對徐的命令置若罔聞。28日，曹、吳複電祝賀舊國會之恢複。孫傳芳通電主張南北兩總統同時退位，齊燮元徑電徐請其下野，徐世昌想戀棧不去，並想以召集新國會，待五年任期屆滿選出新任者後，完滿下台，但無法實現。遂於5月31日在萬般無奈中通電表示，孫（傳芳）所雲“忠言快論”，“本獲我心”，“一有合宜辦法，便束身而退，決無希戀”，6月1日舊國會議員203人在天津集會，通電全國即日起行使職權，宣告非法總統無效，並斥其是偽總統。吳佩孚已不能容忍徐世昌延宕了。李濟臣一天打電話給總統府秘書長吳笈孫說：“吳大帥有電話來，要徐世昌快騰總統府。”後得到王懷慶報告，保定光園會議明確保護徐生命財產及個人一切權利。6月2日，徐世昌通電辭職。此日，為早已柬約的駐英公使顧維鈞述職午宴，徐辦理了去職事項，照常赴宴。入席後，徐舉杯說：“鄙人與諸君此次宴會，一則為顧少川公使洗塵，二則向諸君辭行。”說完淚水欲流，眾人相顧無言。午後2時，席散送客，徐回家休息，3時半率眷屬到前門車站。送行的有全體閣員和政要人物。京畿衛戍司令王懷慶率衛兵一連護送。徐世昌強顏歡笑，向送行者道別，匆匆登車黯然回津。徐世昌從1918年9月當選總統到1922年6月2日辭職計三年零九個月。
第四節 黎元洪：梅開二度
霎時間，黎公館前車水馬龍，門庭若市，這位下台總統，又成了盛極一時的中心人物了。
這個電報，給黎元洪潑了一頭涼水。
原來，這就是由饒漢祥主筆的滔滔三千言的所謂“廢督裁兵”之“魚”電。
這種古今中外都不曾有過的妙計，不知是哪一位神機軍師想出來的。
在鮮花美酒的映襯下，黎元洪再度出山。
“市民請願團”手持小旗，高呼：“總統退位。”吼叫聲震耳欲聾。
黎元洪萬萬沒有想到的是，由他親自提名任命的直隸省長王承斌，早已奉曹錕之命在楊村車站“恭候”他的到來。
非常時期總統走馬燈，五年之後黎公再過一把癮
黎元洪自張勳複辟失敗下台後，至徐世昌辭職，已在天津英租界隱居五年，平時閉門謝客，在寓讀書寫字自遣，並以主要精力從事於實業和金融方麵的投資活動，不再過問政事。直奉戰爭，奉軍完全失敗，未知將來如何變局。本是局外人的家常話，未想到將來的“變局”還會與他有關。然而黎左右策士早已不甘寂莫，正思待機而動，自直奉交惡，即開始暗中同直係聯絡。5月中旬以後，不時傳來請黎複職的消息，黎左右大為興奮，黎本人也注意起來，可是他仍然沒有想到形勢發展的這樣快，從5月下旬開始，舊國會參眾兩院議長王家襄和吳景濂等聯袂來到黎宅，請他出山複任總統。他一時拿不定主意，隻沉吟著說：“你們選舉曹錕為總統，事情就好辦的多！”隨後，曹錕的參謀長熊炳琦，吳佩孚的參謀長李倬章以及國務院的代表高洪恩等相繼來津，敦促黎元洪早日返京複職。霎時間，黎公館前車水馬龍，門庭若市，這位下台總統，又成了盛極一時的中心人物了。直係軍閥催促複位的電報紛紛而至。在直係軍閥的一片擁戴聲中，黎元洪出山的決心始定。然而，6月3日，皖係軍閥盧永祥突然發來一電，正告黎元洪：“大總統選舉法規定總統任期五年，河間（馮國璋）代理期滿，即是黃陂法定任期終了，在法律上成為公民，早已無任可複！”如非要“強而行之”，必“陷於非法！”這個電報，給黎元洪潑了一頭涼水，看來“複職”一事並非可以簡單從事，加之幕僚中人亦有勸他“慎其出處”。於是，黎即於當日發出通電，作為對曹錕、吳佩孚以及各省區來電敦促複位的答複，電雲：“元洪自引咎辭職，蟄處數年，思過不遑，敢有他念，以速官謗。果使摩頂放踵可利天下，猶可解說，及才輕力薄，自覺弗勝，諸公又何愛焉！前車已複，來日大難，大位之推，如臨冰穀”。當曹、吳看到黎元洪這一通電後，惟恐直係的策劃落空，趕忙派出代表多人到津勸黎。各代表再三敦促不已，黎元洪乃言：諸公暫退，容餘慎思。各代表遂退出黎宅。仍定下在黎元洪未入京正式就職前，逐日前往，繼續敦促。同時，舊國會方麵亦派代表20餘人在吳景濂、王家襄的帶領下輪番赴黎宅促駕。國務院除派交通總長高洪恩前來歡迎外，國務總理周自齊個人複派僑務局副總裁李欽到津敦請。一時間“勸駕之勤，稱為極盛”，弄得黎宅天天是“黑壓壓地一屋子人”。
黎元洪同其幕僚經過一天的緊急磋商之後，於6月6日在其宅邸舉行了一次談話會，時曹錕、吳佩孚等直係軍人代表、兩院議長、議員及各省團體代表多人與會。會上，黎略致寒暄後，便拿出一張電稿讓大家傳閱，並說：“本人特發一電，對於時局前途有具體之主張……鄙人出處以今日所主張者為惟一關鍵，在座諸君可以此意傳達各省區長官及全國國民，如以鄙言為不合，則今日與諸君暢談之日，即為最後會晤之一日，鄙人不敢再問國事矣。”原來，這就是由饒漢祥主筆的滔滔三千言的所謂“廢督裁兵”之“魚”電。
“廢督裁兵”，與前期所提“軍民分治”口號一脈相承。早在袁世凱統治時期，就曾授意時任副總統的黎元洪大倡“軍民分治”，後又明確提出“廢督裁兵”的倡議，然而當時軍閥各部分已使袁尾大不掉，根本無法實行。袁死後，黎在繼任總統位上親身感受到武人幹涉政治的厲害，他最終就是被督軍團威逼下台的。縱然他對總統高位頗有貪婪之心，然而一想到那些擁兵抗命的督軍，就如芒刺在背，所以在直係軍閥一再拉他複位的情況下，他再次提出“廢督裁兵”作為出山條件。電文列舉督軍製之“五大害”：第一，各督擁兵，為求其眾，且日日擴軍，致使“我國積貧，甲於世界，兵額之眾，竟駭聽聞”，結果是“無人不兵，無兵不匪”，人民不勝其擾；第二，各督“擁兵為雄，日事聚斂，始挪省稅，終截國賦”，使中央和地方財政均告竭蹶；第三，“軍位既尊爭端遂起”，各省連年爭戰不已，使得國無寧日，民遭荼毒。第四，“自督軍製興，濫用威權，幹涉政治，囊括賦稅”，破壞共和國家的“民治”原則；第五，因大權所集，均在督軍，故政黨爭權時均以督軍為憑藉，“政客藉實力以自雄，軍人假名流以為重。縱橫捭闔，各戴一尊。”使全國局勢更趨混沌，有礙統一。黎要求各督軍“立釋兵柄”。“上至巡閱，下至護軍皆刻日解職，待元洪於都門之下，共籌國是。最後表示：果能各省一致，迅行結束，通告國人，元洪當不避艱險，不計期間，從督軍之後，慨然入鄙，且願請國會諸公繩以前解散之罪，以為異日違法者戒。”
“魚電”一發出，因其符合人民厭亂心理，故一時頗獲社會的同情，而惟恐黎元洪拒絕複職而不能為己所用的曹、吳首先通電表示響應。馮玉祥複電更為懇切，謂“廢督請自隗始”。陳光遠表示願首先解職。其餘如田中玉、肖耀南、劉鎮華、齊燮元等各省督軍，亦先後來電，一致願聽命令。兼之西南方麵四川劉湘、貴州袁祖銘等，也表示讚成恢複舊國會與黎元洪複職。黎麵對直係軍閥一致發出的擁護“廢督裁兵”的表示，進而複發一電，謂“救國大計，非可徒作空言，若公等無切實表示，不即日全體解去兵柄，則元洪不能冒昧來京。”同時，黎元洪為求得吳佩孚及各省督軍對“廢督裁兵”的確實保證，又於8日派其親信金永炎到保定會見吳佩孚。誰知吳一見金永炎，便直言不諱地說：“黃陂如果再要裝腔作勢，我就無能為力了。你回天津，請他一言而決！”同日，在天津黎宅是另一種場景：曹錕的代表熊炳奇、吳佩孚的代表李倬章來到黎府，懇請黎即日入京就職。黎一再解釋，許多省份對“廢督裁兵”尚未表態，不能貿然入都。熊、李二人見言歸無效，竟撲通一聲，下跪哀求，黎大驚，一時不知所措，後亦還跪。10日，金永炎自保定回到天津，向黎報告了吳佩孚的嚴厲態度；黎又聞訊，曹錕在見到黎的“魚”電後，曾在暗下表示：讓他作現成的總統，還要向別人提條件，我們捧他上台，他卻叫我們下台。曹身邊的政客甚至叫嚷拋開黎元洪，讓曹錕直接當臨時總統，或者先組織一個行政委員會作為選舉前的過渡機關。無論是熊炳奇和李倬章的下跪軟磨，抑是曹錕、吳佩孚的疾言厲色，都使黎元洪意識到，直係軍閥已不容許他討價還價了。其實，說到底，黎並非真正指望他的“廢督裁兵”主張會得到實現，不過是一為博得社會輿論的同情；二為多少樹立一些總統的威嚴，可使自己蟄處數年之後，忽又複任有個台階下。現在曹、吳及其他直係軍閥已公開表示擁護“廢督裁兵”，總算臉上有了麵子，若再較真，恐怕這飛來的總統位置會得而複失，所以黎不再等待其他督軍的表態，也不敢再要求各督軍先行解職，趕忙於10日發表接受複職的通電。謂“魚電計達。頃接曹、吳兩巡閱使、齊督軍、馮督軍、田督軍、閻督軍、肖督軍等先後來電，均表讚同；曹、吳兩使且於陽日通電首願實行，為各省倡，並齊督軍庚日通電，具見體國公忠，立誌堅決，無心悔禍，元氣昭蘇。元洪憂患餘生，得聞福音，剝盡複亨，喜極以泣，當為全國遺黎頓首拜賜。”同日又發一電，通告於6月11日早8時入京，暫行大總統職權，“法律問題，應由國會解釋，俟國會開會，聽候解決。”
黎元洪在直係軍閥曹錕、吳佩孚的“擁戴”下，複任總統。
實際上，黎複位是直係軍閥“因無法收拾殘局，所以勉強拉出來”，讓他充為傀儡，暫時過渡一下的權宜之計。俟擠走徐世昌，迫使孫中山放棄護法旗幟後，再由直係軍閥“名正言順”地獨擅政柄，把曹錕捧上總統寶座。換言之，黎的複位“本來沒有法律根據”，連黎的幕僚“多方考求而不能得適宜之解釋”，最後隻得“俟國會開會，聽候解決”。所以，1922年8月1日舊國會宣稱繼續六年兩期常會而宣告複會後，黎元洪即谘請補完1917年7月正式辭職手續，以期取得任期之合法解決。然而吳景濂等深知黎之計謀，遂將谘文退回。當時，著名學者胡適等人創辦的《努力周報》，曾對黎“谘請”之事有所評論：“黎元洪忽然向國會‘補完民國六年七月正式辭職手續’！這種古今中外都不曾有過的妙計，不知是哪一位神機軍師想出來的。然而這確是一條妙計。假如國會準他辭職，那就是國會承認他的法律位置了。假如國會不準他辭職，他更是合法的總統了。假如國會不受理，把原文退回，那又是國會自身不肯解決這個問題，他仍舊可作他的總統了……現在國會果然把谘文退回去了！黎元洪自然‘決不稍圖推卸’了，這豈不是一條妙計嗎？――然而過去的事實還是事實，過去的歲月還是歲月，決不是一紙公文就能彌補了的。其實，黎元洪若能老老實實的認清自己的職務，是在非常時代被擁戴出來維持現狀的一個臨時總統，這一層還可以得國人諒解，還可以得曆史上的諒解。他又何必多此一舉呢！”
6月11日，黎元洪在曹錕的代表高恩波，吳佩孚的代表熊柄琦，舊國會眾參兩院議長王家襄、吳景濂等幾十人的千呼萬喚聲中，率親信金永炎、哈漢章乘專列赴京就職。當天中午，黎氏一行先到東廠胡同黎宅稍事休息，然後，興致衝衝地來到中南海舉行了隆重的大總統複職儀式，在鮮花美酒的映襯下，黎元洪再度出山。
“他們把我抬上來，原來是叫我受罪”
如同五年前一樣，黎大總統上台亮相後，首先要求切實實行“廢督裁兵”的既定方針。6、7月間，他先後任命了十多位省長以期將實權從各省督軍手中奪過來，但結果遭到了手握軍權的督軍們的強烈反對，被新任命的省長，不是拒不受命，就是被當地拒絕，就連當初畢恭畢敬，表示廢督裁兵願為首倡的吳大帥，這時也裝聾作啞，一拖再拖。“廢督”之舉最後也隻好是不了了之。“裁兵”一事與前者一樣，在各省軍閥的抵製之下，再次化為泡影。
隨著直係統治的相對穩定，內部派係之間的鬥爭也日益加劇，逐漸形成以常駐保定的曹錕為首的“保派”和以常駐洛陽的吳佩孚為首的“洛派”。
“保派”企圖通過控製北京政府逐漸由曹錕取代黎元洪，而“洛派”則希望通過黎氏的過渡而由吳佩孚操縱大權，雙方明爭暗鬥使夾在其間的黎大總統時而被推向浪尖，時而又被拋入穀底，苦不堪言，難怪黎氏深有感慨地說：“他們把我抬上來，原來是叫我活受罪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