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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6章 你方唱罷我登場！城頭變幻大王旗(3)
形勢發展到這一步，老奸巨猾的袁世凱當然看出自己處境的不妙。他意識到黎元洪乃是解決時局的關鍵人物，為此特別安排了黎元洪信任的張國淦作為教育總長加入內閣。政事堂改稱國務院後，袁接見張國淦謂：“副總統許久未見，大局如此，須得副總統為我幫忙。副總統人極長厚，但是經驗似還不夠。本人意思，打算請副總統每日到府，與我同桌披閱文電，商討大計。這樣局麵，將來總要他擔任，此時多多接頭，以後種種好辦。煩你將我意思向副總統說明。”張一時摸不清袁的意思，所以推說仍請平時負責與黎元洪傳話的楊士琦去說，他則將此事從旁告黎，探問黎意。黎說：“我在癸醜革命時，極力擁護他，曾替他做十二分擔保，結果如是，我不能一再受他欺騙。”拒絕了袁的要求，袁得知此情後，亦未再催促。袁、黎兩人的關係亦就此結束。
形勢繼續朝著不利於袁世凱的方向發展，5月22日和29日，他最親信的四川將軍陳宦和湖南將軍湯薌銘相繼宣布獨立，使他感到“人心大變，事不可為”，他在5月本已患病，經這一刺激，終於6月6日，在羞憤交加中死去。袁病重時，把徐世昌、段祺瑞找來，對他們兩人說：“總統應該是黎宋卿的。我就是好了，也準備回彰德啦。”
袁世凱死後，退位問題不複存在，南北雙方又為總統繼任問題發生爭執。北洋軍自然希望由北洋派頭目繼任總統，在徐世昌、段祺瑞或馮國璋三人中推戴一人，尤其是段、馮爭奪總統寶座的野心都很大。但他們不能不考慮；第一，西南護國軍早已提出袁退黎繼為南北議和的先決條件，無論段或馮誰繼任總統，都會引起護國軍的強烈反對，則南北統一無法實現。第二、段和馮在北洋派中的威望，均遠不及黎，無論誰繼任總統，必然會引起北洋派的更大分裂。因此段祺瑞想到了另一條出路：把袁世凱時期的總統獨裁製轉變為“責任內閣製”，自己出任內閣總理，以北洋派的實力作後盾，掌握軍政實權，而把傀儡總統的位子留給手無寸鐵的南方軍人黎元洪，以總理身份實現另一種形式的軍事獨裁。所以袁死後，北洋派頭目商議繼任總統問題時，徐世昌首先提出，依據約法，以副總統黎元洪接任總統；又考慮到北京秩序，惟段祺瑞有維持之可能，故謂須聽段之主張。據張國淦說，袁將死時，“段曾召集幕僚整整開了一夜會，商討要不要讓副總統黎元洪繼任總統。”段拿了筆，考慮了一夜，想不出好主意，最後把筆向地上一甩說：“好吧！去接他來吧！”段又派人至南京征詢馮國璋意見，馮複電同意。據當時報載，6月5日晚、6日晨、6日上午袁氣絕後，段三往黎宅，勸黎根據約法代理總統。黎初聞袁死信，將信將疑，先派長女紹芬去袁家探視，紹芬回報後，方信袁已死。曾對段“太息曰：‘項城聰明一世，不意竟有今日。’”遂從私人存款中拿出10萬元贈袁家屬，為袁治喪，當時袁花10萬元以購買東廠胡同宅邸贈黎，就自以這種方式歸還。對於接任總統一事，黎最初推辭不就，繼而又表示無力維持秩序，段毅然謂：“公為副總統，當然繼任。”“公出，北京秩序，祺瑞當一人負責”，黎始允。袁世凱病危時日很短，自己未必料到必死，所以除了那句並非做為遺囑而說出的“總統應該是黎宋卿的”以外，沒有留下正式遺囑。可是段祺瑞竟於袁死之當日偽造袁氏“遺令”，文謂：“依約法第二十九條大總統因故去職，或不能視事時，副總統代行其職權。本大總統遵照約法宣告以副總統黎元洪代行中華民國大總統職權。副總統恭厚仁明，必能弘濟時艱，奠定大局，以補本大總統之闕失，而慰全國人民之望……”段祺瑞又以國務院名義通電全國謂：“袁大總統於本月6日己正因病薨逝，業經遺令依約法第二十九條宣告以副總統黎元洪代行中華民國大總統之職權。各省地方緊要，務望以國家為重，共維秩序，力保治安是為至要。”
黎元洪早就領教過這隻“北洋虎”的厲害。1913年底，正是段祺瑞受袁指派強迫自己北上，落入囚籠，丟掉實權和地盤，因此黎對段又恨又怕，但他並不甘心寂寞，伺機東山再起。
雖然南北雙方均讚同以黎元洪為總統，然而所持法律依據卻不相同。段祺瑞6月6日發布之袁世凱“遺令”及國務院通電，均謂依據約法第二十九條，以副總統黎元洪“代行”中華民國大總統職權，則此“約法”係指袁世凱手訂之新約法（1914年5月1日公布）及修正大總統選舉法（1914年12月29日公布）。修正大總統選舉法規定，大總統因故出缺時，由副總統“代理”，代理期限隻有三天，在三天之內開啟金匱石室，根據前大總統所推薦的三人名單，組織總統選舉會，從三人中選定一人為總統。副總統的“代理”職權亦即完結。而當時要黎元洪出任總統，顯然不是代理三天的意思。而段祺瑞在6月7日所發國務院通電中，又含糊其辭地說：“本月七日黎副總統遵法接任中華民國大總統職權。”
西南護國軍提出的以黎元洪任總統，係根據以上約法為基礎的大總統選舉法（1913年10月公布），該法規定，總統因故出缺時，由副總統“繼任”，直至本任大總統任期屆滿時為止，以當時實際情形看，黎元洪正是依據舊約法繼任總統，而非依據新約法代理三天。
黎元洪宣誓就職後，對此問題也不作明確表示。在6月7日就職宣言中，先說：“依據民國臨時約法暫時執行大總統職權”，後又自稱“本代理大總統”，蓋因黎元洪手下筆墨之士既欲迎合北洋派，又不願自失其立場，故持兩端，語意矛盾。而在黎與南方人士的通電中，又有意含糊其辭，依違其間。
資產階級革命派和南方護國軍敏銳地注意到北洋派借黎元洪的繼任問題有意將袁記新約法定為國憲的企圖，立即予以揭穿和駁斥，明確提出恢複民國臨時約法和國會的主張。所以自袁死黎繼伊始，南北雙方函電紛馳，展開了新舊約法之爭，實為日後護法運動之序幕。
黎繼任伊始，即為北洋派之傀儡。自辛亥以來，黎元洪之得以身居高位，都是靠革命黨人推上去，而又靠依附北洋派得以鞏固，袁世凱死後，又是靠護國軍勢力的擁戴而繼任大總統，同樣得靠趨從於北洋勢力而求和立足。故此繼任後第一道申令即為優禮袁世凱。這道申令是由段祺瑞事先擬好，然後請他蓋印公布的。黎元洪還通電全國各省，“不問獨立未獨立，著一體停戰，速即來京，議善後之策”。
黎自上台之日起，急欲擺脫當初任人擺布的政治傀儡的處境，這又恰恰與心胸狹窄，剛愎自用的段祺瑞扶持黎登台的初衷相悖。段祺瑞不止一次地公開表露：“我是叫他（黎）來簽字蓋章的，不是叫他壓在我頭上的。”
一個要堂堂正正地當總統，另一個卻想惟我獨尊地掌實權，黎段合作的開始本身就已孕育了不可避免的衝突，一場府（總統府）院（國務院）大戰的帷幕徐徐拉開。
黎大總統上台後重提裁軍舊事，一則去除袁世凱時期由他首倡卻有令無效的“裁兵廢督”的虛名，二則通過裁兵，將全國軍隊集中於中央，避免重蹈傀儡覆轍。對此，段總理卻有另番盤算，雖然表麵上支持總統裁兵建議，實際上借此削弱南方軍隊，進一步增強北洋派勢力，由於段祺瑞身兼陸軍部長，總攬全國軍隊的指揮和任免權，竭力阻止黎元洪從中插手此事，致使裁兵終遭流產。
不甘示弱的黎大總統，為與段祺瑞爭奪軍權，越過陸軍部職權範圍，指使幕僚蔣作賓、金永炎致電四川都督陳宦，勸他盡早取消獨立並且解散軍隊。陳宦哪裏知道黎總統與段總理之間的不和，更沒想到服從總統就等於背叛總理。當段祺瑞聽說陳宦未經他的同意竟“私自”宣布取消獨立，解散軍隊的消息後，勃然大怒，立即下令在北京成立軍事法庭，準備借陳宦的頭顱樹立自己的威嚴。幸而陳宦早得消息，躲進了租界，才算保住一條性命。
1916年6月13日，段祺瑞任命其親信徐樹錚為國務院的秘書長。黎元洪素聞徐為段的靈魂，惟恐與己不利，堅決反對，拍案聲稱：“一萬件事我都依從他，隻有這一件辦不到！”在徐世昌的反複勸說下，黎隻得勉強讓步。
徐樹錚上任後處處秉承段的旨意，根本不把大總統放在眼中，平日裏進總統府呈遞公文總是滿臉陰沉，一副傲氣，稍遇不快，即發火頂撞，毫無顧忌。一次，因公布福建三個廳長的任命書，徐到總統府蓋印，當黎問及三人情況時，徐極不耐煩地瞪起眼睛答道：“總統不必多問，請快點蓋印，我的事情很忙。”一句話搞得黎元洪備感難堪，連連歎息道：“昔受項城屈辱，今又見侮於段。”
為回擊段祺瑞的囂張氣焰，黎元洪授意總統府秘書長丁士鐸製訂劃分府院權限的方案，主張大總統對國務院自由行使職權。一時間，社會上盛傳總統府要恢複總統製的消息。這使段對黎元洪稍作讓步，他一麵寫信勸徐樹錚要有所收斂，一麵著手確立府院之間的權限問題。最後，雙方訂立了五條協定，總統取得國務會議前後審閱議程和記錄、聽承議決事項等權利。在這一回合的爭鬥中，黎元洪始獲小勝。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徐樹錚因侵權越職行為受到內務部長孫洪伊的當麵指責後懷恨在心，借被孫裁減下來的內務部冗員的不滿情緒，挑唆上告孫洪伊。一連四次，徐樹錚手持“孫洪伊著即免職”的命令親赴總統府，請黎蓋印，均遭拒絕。最後，徐請段祺瑞親自出馬，結果同樣。段頓時惱羞成怒，當時威脅黎元洪說：“如總統不肯罷免孫的職務，就請免去我的吧！”
段祺瑞盛怒之下棄職離京。黎大總統原想另起爐灶，在幕僚建議下，他派“北洋一條龍”王士珍赴河南請徐世昌出山組閣。久諳官場內幕的徐世昌懾於段的勢力，不肯就任，油滑地提出一個“擁護元首，維持合肥，不入政界”的兩不得罪方案。待後來黎元洪意識到事態的嚴重，才隻好向段屈服。這樣，在徐世昌的調停下，徐樹錚、孫洪伊以及黎元洪的秘書長丁士鐸同時被免職，事態得以平息。段祺瑞得意洋洋地官複總理原職。黎大總統可謂貼了親信又損兵。
1917年，第一次世界大戰臨近尾聲。日本和美國出於各自的利益考慮，在中國對德的關係問題上，分別支持主戰的段祺瑞和主和的黎元洪，府院之爭再度激化。主戰派之所以熱衷於與德宣戰，在於借助日本的扶持編練“參戰軍”，名正言順地擴充北洋勢力；主和派反對參戰則企圖利用全國反戰輿論打擊主戰派。兩派你爭我奪各不相讓。
3月4日，圍繞對德絕交的問題，段祺瑞率閣員來到總統府與黎元洪展開了一場舌戰。段祺瑞拿出早已擬好的斷交書催促黎元洪盡快簽字：“協約國方麵已不止一次要求我們對德絕交。”
“這是有關國家關係的重大問題，不可草率從事，弄不好對德絕交就是對德宣戰的前聲。”黎元洪也毫不客氣地予以反駁。
段以不耐煩的口氣告訴總統：“內閣已通過對德斷交一案。”
黎聲色俱厲地說道：“這樣我們就不稱其為主權國家了……根據約法，大總統有宣戰媾和的特權！”
段冷笑一聲：“總統既不要我負責，國會又要問我的責任，這樣的總理我沒法幹下去了！”說罷揚長而去，重演以辭職相要挾的故伎，當晚甩手離京。
黎元洪速邀徐世昌、馮國璋、王士珍入府討論時局，意在請徐世昌出任國務總理，王士珍為陸軍總長，徐、王二人堅辭不受。這時，各部閣員又紛紛來電主張挽留總理，無權又無兵的黎元洪隻好忍氣吞聲，請馮國璋從中調停，表示：“外交問題就聽段芝泉的，我完全沒有意見，但要以多數意見為準。”
3月14日，北京政府正式照會德國駐華公使，宣布兩國絕交。
為最終達到參戰目的，段祺瑞變本加厲的向黎施加高壓。在他的唆使下，以安徽督軍倪嗣衝為首的皖、晉、豫、魯、贛等省督軍團進京麵見大總統，向黎麵陳參戰理由。黎元洪一見到這些蠻橫魯莽，出口不遜的武夫們，不由怒火中燒，當即迎頭痛斥倪嗣衝等擅離職守，幹涉外交的無禮行為，段之計謀未能得逞。
段祺瑞對此豈肯善罷甘休，十天之後，他又搜羅了一大批流氓、乞丐、打手數千餘人，號稱“公民請願團”，在國會門前舉行示威活動，對議員們大打出手，強行要求通過參戰案，致使國會被迫休會，議員多人受傷，引起內閣成員的恐懼和不滿。到5月19日，除總理段祺瑞以外的其他內閣成員紛紛辭職，眾議院也以內閣僅剩總理一人為由拒絕討論宣戰案。段祺瑞見其行無效，進而慫恿督軍團武夫脅迫總統解散國會。
黎元洪不堪忍受段祺瑞的一再所為，在美國公使芮恩施支持下，於23日下令免除段的國務總理和陸軍總長職務，任命伍廷芳為國務代總理，王士珍為京津臨時警備司令。
段被免職後發表通電，對黎總統命令不予承認。他一方麵授意北洋係各督軍脫離中央宣告獨立，造成“九省督軍皆反，連兵請解散國會”的局麵，另一方麵卻對盤踞在徐州的前清忠臣張勳暗送秋波，示意複辟時機已到。麵對危局，黎元洪一籌莫展，雖一連數次電促徐世昌、王士珍組閣，徐、王二人卻遲遲不肯應允。南京馮國璋雖沒附和段祺瑞的“獨立”，但也不明顯表示對黎元洪的支持。隻有張勳通電擁護總統，自願充當府院之爭的調停人。不得已之下，黎元洪向長江巡閱使伸出求援之手，並派專車到徐州迎接辮帥，盼張勳能力挽狂瀾，發兵北京。
接到黎元洪的求援信號，張勳於6月7日率領辮子軍步、馬炮兵共十營約5000人及隨員148人由徐州啟程北上，8日晨抵達天津。他在動身前通電獨立各省，令“各省業經出發軍隊均望暫屯原處所，勿再前”。
黎引狼入室，複辟醜劇拉開帷幕
張勳，字少軒，江西省奉新人，1854年出生於一個小商販的家庭。他是一個以搞複辭而臭名昭著的封建軍閥。中華民國成立後，他因懷戀被拋進曆史垃圾堆的清王朝而仍在腦袋瓜子後麵留著一根辮子。因此，人們稱其為“辮帥”，也視之為當時的一大怪物。
張勳1884年在長沙投軍，後轉入廣西提督蘇元春部。1891年升參將。1894年隨四川提督宋慶調駐奉天。1895年投袁世凱參加小站練兵，充工兵營管帶。1899年隨袁至山東鎮壓義和團，升至總兵。1902年調北京宿衛端門，多次扈從慈禧太後及光緒帝。1906年調奉天任職，1908年升雲南提督，不久改甘肅提督。1910年接統江防營，駐浦口。1911年8月，任江南提督。武昌起義時，被兩江總督張人駿調入南京鎮守，與起義新軍激戰於雨花台。他令其軍隊在南京城內大肆搜捕革命黨人，恣意濫殺，凡剪辮子、穿西裝、懸白旗、攜白布者皆不能幸免，嚇得尼姑、和尚都躲在廟裏不敢出門。南京街頭軍警林立，殺氣騰騰，一顆顆血淋淋的人頭高掛在電線杆子上，行人絕跡，全城籠罩在一片陰森恐怖之中。不久，江浙革命聯軍圍攻南京，張勳率其江防營在紫金山、天寶山、獅子山等地負隅頑抗。12月2日，江防營被革命聯軍戰敗，倉皇北竄至徐州進行防守。他逃走時，其愛妾小毛子被江浙聯軍俘獲。有人建議把她押解到上海，在張園陳列，供遊人參觀，門票4角，可收10萬元，充做革命軍的軍餉。這個建議未被統製徐紹禎采納，徐反而派人把小毛子護送到徐州。張勳喜出望外，竟派其辮子兵持槍列隊在車站迎接，然後將扣留南京革命軍的14輛機車和80輛客車歸還，以示酬謝。盡管張勳敗北，但仍被清政府任命為江蘇巡撫兼署兩江總督、南洋大臣。袁世凱任大總統後，所部改稱武衛前軍，駐兗州。“二次革命”爆發，奉袁命積極參加鎮壓。袁死後，段祺瑞控製北京政權，與總統黎元洪發生“府院之爭”，段擁各省軍閥勢力自理，張勳乘機連續召開徐州會議，以盟主自居，組成所謂“十三省區聯合會”，攻擊國民黨及國會。1917年5月，又在徐州邀開督軍團會議，時值黎元洪免段總理職務，各省督軍紛紛宣布獨立。張勳以調解為名，率軍赴京。
對張勳率大批軍隊北上，當時政界都疑其必行複辟。張到津後，曾與徐世昌、段祺瑞、李經羲、雷震春等分別會麵，商議所謂調停時局之方法與條件，一致的意見是以解散國會為調停的先決條件。徐世昌曆來讚成複辟，曾派代表出席第四次徐州會議。惟徐主張緩進，等候時機成熟再辦。被黎元洪派往天津迎接張勳的夏壽康也同張勳見麵，張向夏提出兩項條件：
“一、逐去四凶；二、解散國會。如不照辦，即用武力對付。”限三日內（即8日下午6時至11日下午6時）實現，否則不負調停責任，任各省軍隊自由活動。8日下午6時，夏壽康自津返京歸報黎元洪，並說明上述條件是經張勳與徐世昌、段祺瑞、李經羲等協商一致的意見。黎聽罷大有“事已至此，夫複何言”之慨。所謂“四凶”，早已辭職出府，為取信於張勳，黎索性下令將公府軍事幕僚處裁撤。惟解散國會一事仍令黎為難，今日依從此言，他日必有“護法者”起而詰問；若拒絕之，則此三日之內即有不了之勢。進退維穀，苦狀莫名。最好的辦法還是請國會自行解散。當晚，黎邀請參、眾兩院議長王正廷、吳景謙及國會各政團留京領袖共28人入公府，要求議員同意國會自行閉會，以免於被迫解散。議員們均持反對態度，而且聲言少數人左右不了全體議員。如此，請國會自行解散這條路走不通。9日晨，王士珍和步軍統領江朝宗入謁，勸黎接受張勳要求，倘若猶疑，釀成進一步之破裂，某等亦惟有辭職而去，不負一切責任。負責北京治安的兩位大員表示這種態度，自然給黎以極大壓力。於是當天下午3時即請外國顧問莫利遜及有賀長雄進公府，詢問可否解散國會？黎的目的是為解散國會找到一種不違法的解釋。莫利遜反對解散，曾積極支持袁世凱複辟帝製的有賀長雄則認為可以解散，黎不接受有賀長雄詭辯的解釋，因為取消去年召集國會的命令，即承認去年召集為違法，仍躲不了違法的名聲。而張勳又催逼得很緊，就在9日這一天，辮子兵的先頭部隊已開到北京，分駐天壇、先農壇兩處，這是公開對黎實行武力威脅，黎連忙派夏壽康連夜第二次赴津，勸張本人速入京調停，解散國會事從長計議。夏壽康到津後，張勳拒而不見，夏於是找到在天津的張國淦問計，張建議總統辭職。
形勢繼續朝著不利於袁世凱的方向發展，5月22日和29日，他最親信的四川將軍陳宦和湖南將軍湯薌銘相繼宣布獨立，使他感到“人心大變，事不可為”，他在5月本已患病，經這一刺激，終於6月6日，在羞憤交加中死去。袁病重時，把徐世昌、段祺瑞找來，對他們兩人說：“總統應該是黎宋卿的。我就是好了，也準備回彰德啦。”
袁世凱死後，退位問題不複存在，南北雙方又為總統繼任問題發生爭執。北洋軍自然希望由北洋派頭目繼任總統，在徐世昌、段祺瑞或馮國璋三人中推戴一人，尤其是段、馮爭奪總統寶座的野心都很大。但他們不能不考慮；第一，西南護國軍早已提出袁退黎繼為南北議和的先決條件，無論段或馮誰繼任總統，都會引起護國軍的強烈反對，則南北統一無法實現。第二、段和馮在北洋派中的威望，均遠不及黎，無論誰繼任總統，必然會引起北洋派的更大分裂。因此段祺瑞想到了另一條出路：把袁世凱時期的總統獨裁製轉變為“責任內閣製”，自己出任內閣總理，以北洋派的實力作後盾，掌握軍政實權，而把傀儡總統的位子留給手無寸鐵的南方軍人黎元洪，以總理身份實現另一種形式的軍事獨裁。所以袁死後，北洋派頭目商議繼任總統問題時，徐世昌首先提出，依據約法，以副總統黎元洪接任總統；又考慮到北京秩序，惟段祺瑞有維持之可能，故謂須聽段之主張。據張國淦說，袁將死時，“段曾召集幕僚整整開了一夜會，商討要不要讓副總統黎元洪繼任總統。”段拿了筆，考慮了一夜，想不出好主意，最後把筆向地上一甩說：“好吧！去接他來吧！”段又派人至南京征詢馮國璋意見，馮複電同意。據當時報載，6月5日晚、6日晨、6日上午袁氣絕後，段三往黎宅，勸黎根據約法代理總統。黎初聞袁死信，將信將疑，先派長女紹芬去袁家探視，紹芬回報後，方信袁已死。曾對段“太息曰：‘項城聰明一世，不意竟有今日。’”遂從私人存款中拿出10萬元贈袁家屬，為袁治喪，當時袁花10萬元以購買東廠胡同宅邸贈黎，就自以這種方式歸還。對於接任總統一事，黎最初推辭不就，繼而又表示無力維持秩序，段毅然謂：“公為副總統，當然繼任。”“公出，北京秩序，祺瑞當一人負責”，黎始允。袁世凱病危時日很短，自己未必料到必死，所以除了那句並非做為遺囑而說出的“總統應該是黎宋卿的”以外，沒有留下正式遺囑。可是段祺瑞竟於袁死之當日偽造袁氏“遺令”，文謂：“依約法第二十九條大總統因故去職，或不能視事時，副總統代行其職權。本大總統遵照約法宣告以副總統黎元洪代行中華民國大總統職權。副總統恭厚仁明，必能弘濟時艱，奠定大局，以補本大總統之闕失，而慰全國人民之望……”段祺瑞又以國務院名義通電全國謂：“袁大總統於本月6日己正因病薨逝，業經遺令依約法第二十九條宣告以副總統黎元洪代行中華民國大總統之職權。各省地方緊要，務望以國家為重，共維秩序，力保治安是為至要。”
黎元洪早就領教過這隻“北洋虎”的厲害。1913年底，正是段祺瑞受袁指派強迫自己北上，落入囚籠，丟掉實權和地盤，因此黎對段又恨又怕，但他並不甘心寂寞，伺機東山再起。
雖然南北雙方均讚同以黎元洪為總統，然而所持法律依據卻不相同。段祺瑞6月6日發布之袁世凱“遺令”及國務院通電，均謂依據約法第二十九條，以副總統黎元洪“代行”中華民國大總統職權，則此“約法”係指袁世凱手訂之新約法（1914年5月1日公布）及修正大總統選舉法（1914年12月29日公布）。修正大總統選舉法規定，大總統因故出缺時，由副總統“代理”，代理期限隻有三天，在三天之內開啟金匱石室，根據前大總統所推薦的三人名單，組織總統選舉會，從三人中選定一人為總統。副總統的“代理”職權亦即完結。而當時要黎元洪出任總統，顯然不是代理三天的意思。而段祺瑞在6月7日所發國務院通電中，又含糊其辭地說：“本月七日黎副總統遵法接任中華民國大總統職權。”
西南護國軍提出的以黎元洪任總統，係根據以上約法為基礎的大總統選舉法（1913年10月公布），該法規定，總統因故出缺時，由副總統“繼任”，直至本任大總統任期屆滿時為止，以當時實際情形看，黎元洪正是依據舊約法繼任總統，而非依據新約法代理三天。
黎元洪宣誓就職後，對此問題也不作明確表示。在6月7日就職宣言中，先說：“依據民國臨時約法暫時執行大總統職權”，後又自稱“本代理大總統”，蓋因黎元洪手下筆墨之士既欲迎合北洋派，又不願自失其立場，故持兩端，語意矛盾。而在黎與南方人士的通電中，又有意含糊其辭，依違其間。
資產階級革命派和南方護國軍敏銳地注意到北洋派借黎元洪的繼任問題有意將袁記新約法定為國憲的企圖，立即予以揭穿和駁斥，明確提出恢複民國臨時約法和國會的主張。所以自袁死黎繼伊始，南北雙方函電紛馳，展開了新舊約法之爭，實為日後護法運動之序幕。
黎繼任伊始，即為北洋派之傀儡。自辛亥以來，黎元洪之得以身居高位，都是靠革命黨人推上去，而又靠依附北洋派得以鞏固，袁世凱死後，又是靠護國軍勢力的擁戴而繼任大總統，同樣得靠趨從於北洋勢力而求和立足。故此繼任後第一道申令即為優禮袁世凱。這道申令是由段祺瑞事先擬好，然後請他蓋印公布的。黎元洪還通電全國各省，“不問獨立未獨立，著一體停戰，速即來京，議善後之策”。
黎自上台之日起，急欲擺脫當初任人擺布的政治傀儡的處境，這又恰恰與心胸狹窄，剛愎自用的段祺瑞扶持黎登台的初衷相悖。段祺瑞不止一次地公開表露：“我是叫他（黎）來簽字蓋章的，不是叫他壓在我頭上的。”
一個要堂堂正正地當總統，另一個卻想惟我獨尊地掌實權，黎段合作的開始本身就已孕育了不可避免的衝突，一場府（總統府）院（國務院）大戰的帷幕徐徐拉開。
黎大總統上台後重提裁軍舊事，一則去除袁世凱時期由他首倡卻有令無效的“裁兵廢督”的虛名，二則通過裁兵，將全國軍隊集中於中央，避免重蹈傀儡覆轍。對此，段總理卻有另番盤算，雖然表麵上支持總統裁兵建議，實際上借此削弱南方軍隊，進一步增強北洋派勢力，由於段祺瑞身兼陸軍部長，總攬全國軍隊的指揮和任免權，竭力阻止黎元洪從中插手此事，致使裁兵終遭流產。
不甘示弱的黎大總統，為與段祺瑞爭奪軍權，越過陸軍部職權範圍，指使幕僚蔣作賓、金永炎致電四川都督陳宦，勸他盡早取消獨立並且解散軍隊。陳宦哪裏知道黎總統與段總理之間的不和，更沒想到服從總統就等於背叛總理。當段祺瑞聽說陳宦未經他的同意竟“私自”宣布取消獨立，解散軍隊的消息後，勃然大怒，立即下令在北京成立軍事法庭，準備借陳宦的頭顱樹立自己的威嚴。幸而陳宦早得消息，躲進了租界，才算保住一條性命。
1916年6月13日，段祺瑞任命其親信徐樹錚為國務院的秘書長。黎元洪素聞徐為段的靈魂，惟恐與己不利，堅決反對，拍案聲稱：“一萬件事我都依從他，隻有這一件辦不到！”在徐世昌的反複勸說下，黎隻得勉強讓步。
徐樹錚上任後處處秉承段的旨意，根本不把大總統放在眼中，平日裏進總統府呈遞公文總是滿臉陰沉，一副傲氣，稍遇不快，即發火頂撞，毫無顧忌。一次，因公布福建三個廳長的任命書，徐到總統府蓋印，當黎問及三人情況時，徐極不耐煩地瞪起眼睛答道：“總統不必多問，請快點蓋印，我的事情很忙。”一句話搞得黎元洪備感難堪，連連歎息道：“昔受項城屈辱，今又見侮於段。”
為回擊段祺瑞的囂張氣焰，黎元洪授意總統府秘書長丁士鐸製訂劃分府院權限的方案，主張大總統對國務院自由行使職權。一時間，社會上盛傳總統府要恢複總統製的消息。這使段對黎元洪稍作讓步，他一麵寫信勸徐樹錚要有所收斂，一麵著手確立府院之間的權限問題。最後，雙方訂立了五條協定，總統取得國務會議前後審閱議程和記錄、聽承議決事項等權利。在這一回合的爭鬥中，黎元洪始獲小勝。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徐樹錚因侵權越職行為受到內務部長孫洪伊的當麵指責後懷恨在心，借被孫裁減下來的內務部冗員的不滿情緒，挑唆上告孫洪伊。一連四次，徐樹錚手持“孫洪伊著即免職”的命令親赴總統府，請黎蓋印，均遭拒絕。最後，徐請段祺瑞親自出馬，結果同樣。段頓時惱羞成怒，當時威脅黎元洪說：“如總統不肯罷免孫的職務，就請免去我的吧！”
段祺瑞盛怒之下棄職離京。黎大總統原想另起爐灶，在幕僚建議下，他派“北洋一條龍”王士珍赴河南請徐世昌出山組閣。久諳官場內幕的徐世昌懾於段的勢力，不肯就任，油滑地提出一個“擁護元首，維持合肥，不入政界”的兩不得罪方案。待後來黎元洪意識到事態的嚴重，才隻好向段屈服。這樣，在徐世昌的調停下，徐樹錚、孫洪伊以及黎元洪的秘書長丁士鐸同時被免職，事態得以平息。段祺瑞得意洋洋地官複總理原職。黎大總統可謂貼了親信又損兵。
1917年，第一次世界大戰臨近尾聲。日本和美國出於各自的利益考慮，在中國對德的關係問題上，分別支持主戰的段祺瑞和主和的黎元洪，府院之爭再度激化。主戰派之所以熱衷於與德宣戰，在於借助日本的扶持編練“參戰軍”，名正言順地擴充北洋勢力；主和派反對參戰則企圖利用全國反戰輿論打擊主戰派。兩派你爭我奪各不相讓。
3月4日，圍繞對德絕交的問題，段祺瑞率閣員來到總統府與黎元洪展開了一場舌戰。段祺瑞拿出早已擬好的斷交書催促黎元洪盡快簽字：“協約國方麵已不止一次要求我們對德絕交。”
“這是有關國家關係的重大問題，不可草率從事，弄不好對德絕交就是對德宣戰的前聲。”黎元洪也毫不客氣地予以反駁。
段以不耐煩的口氣告訴總統：“內閣已通過對德斷交一案。”
黎聲色俱厲地說道：“這樣我們就不稱其為主權國家了……根據約法，大總統有宣戰媾和的特權！”
段冷笑一聲：“總統既不要我負責，國會又要問我的責任，這樣的總理我沒法幹下去了！”說罷揚長而去，重演以辭職相要挾的故伎，當晚甩手離京。
黎元洪速邀徐世昌、馮國璋、王士珍入府討論時局，意在請徐世昌出任國務總理，王士珍為陸軍總長，徐、王二人堅辭不受。這時，各部閣員又紛紛來電主張挽留總理，無權又無兵的黎元洪隻好忍氣吞聲，請馮國璋從中調停，表示：“外交問題就聽段芝泉的，我完全沒有意見，但要以多數意見為準。”
3月14日，北京政府正式照會德國駐華公使，宣布兩國絕交。
為最終達到參戰目的，段祺瑞變本加厲的向黎施加高壓。在他的唆使下，以安徽督軍倪嗣衝為首的皖、晉、豫、魯、贛等省督軍團進京麵見大總統，向黎麵陳參戰理由。黎元洪一見到這些蠻橫魯莽，出口不遜的武夫們，不由怒火中燒，當即迎頭痛斥倪嗣衝等擅離職守，幹涉外交的無禮行為，段之計謀未能得逞。
段祺瑞對此豈肯善罷甘休，十天之後，他又搜羅了一大批流氓、乞丐、打手數千餘人，號稱“公民請願團”，在國會門前舉行示威活動，對議員們大打出手，強行要求通過參戰案，致使國會被迫休會，議員多人受傷，引起內閣成員的恐懼和不滿。到5月19日，除總理段祺瑞以外的其他內閣成員紛紛辭職，眾議院也以內閣僅剩總理一人為由拒絕討論宣戰案。段祺瑞見其行無效，進而慫恿督軍團武夫脅迫總統解散國會。
黎元洪不堪忍受段祺瑞的一再所為，在美國公使芮恩施支持下，於23日下令免除段的國務總理和陸軍總長職務，任命伍廷芳為國務代總理，王士珍為京津臨時警備司令。
段被免職後發表通電，對黎總統命令不予承認。他一方麵授意北洋係各督軍脫離中央宣告獨立，造成“九省督軍皆反，連兵請解散國會”的局麵，另一方麵卻對盤踞在徐州的前清忠臣張勳暗送秋波，示意複辟時機已到。麵對危局，黎元洪一籌莫展，雖一連數次電促徐世昌、王士珍組閣，徐、王二人卻遲遲不肯應允。南京馮國璋雖沒附和段祺瑞的“獨立”，但也不明顯表示對黎元洪的支持。隻有張勳通電擁護總統，自願充當府院之爭的調停人。不得已之下，黎元洪向長江巡閱使伸出求援之手，並派專車到徐州迎接辮帥，盼張勳能力挽狂瀾，發兵北京。
接到黎元洪的求援信號，張勳於6月7日率領辮子軍步、馬炮兵共十營約5000人及隨員148人由徐州啟程北上，8日晨抵達天津。他在動身前通電獨立各省，令“各省業經出發軍隊均望暫屯原處所，勿再前”。
黎引狼入室，複辟醜劇拉開帷幕
張勳，字少軒，江西省奉新人，1854年出生於一個小商販的家庭。他是一個以搞複辭而臭名昭著的封建軍閥。中華民國成立後，他因懷戀被拋進曆史垃圾堆的清王朝而仍在腦袋瓜子後麵留著一根辮子。因此，人們稱其為“辮帥”，也視之為當時的一大怪物。
張勳1884年在長沙投軍，後轉入廣西提督蘇元春部。1891年升參將。1894年隨四川提督宋慶調駐奉天。1895年投袁世凱參加小站練兵，充工兵營管帶。1899年隨袁至山東鎮壓義和團，升至總兵。1902年調北京宿衛端門，多次扈從慈禧太後及光緒帝。1906年調奉天任職，1908年升雲南提督，不久改甘肅提督。1910年接統江防營，駐浦口。1911年8月，任江南提督。武昌起義時，被兩江總督張人駿調入南京鎮守，與起義新軍激戰於雨花台。他令其軍隊在南京城內大肆搜捕革命黨人，恣意濫殺，凡剪辮子、穿西裝、懸白旗、攜白布者皆不能幸免，嚇得尼姑、和尚都躲在廟裏不敢出門。南京街頭軍警林立，殺氣騰騰，一顆顆血淋淋的人頭高掛在電線杆子上，行人絕跡，全城籠罩在一片陰森恐怖之中。不久，江浙革命聯軍圍攻南京，張勳率其江防營在紫金山、天寶山、獅子山等地負隅頑抗。12月2日，江防營被革命聯軍戰敗，倉皇北竄至徐州進行防守。他逃走時，其愛妾小毛子被江浙聯軍俘獲。有人建議把她押解到上海，在張園陳列，供遊人參觀，門票4角，可收10萬元，充做革命軍的軍餉。這個建議未被統製徐紹禎采納，徐反而派人把小毛子護送到徐州。張勳喜出望外，竟派其辮子兵持槍列隊在車站迎接，然後將扣留南京革命軍的14輛機車和80輛客車歸還，以示酬謝。盡管張勳敗北，但仍被清政府任命為江蘇巡撫兼署兩江總督、南洋大臣。袁世凱任大總統後，所部改稱武衛前軍，駐兗州。“二次革命”爆發，奉袁命積極參加鎮壓。袁死後，段祺瑞控製北京政權，與總統黎元洪發生“府院之爭”，段擁各省軍閥勢力自理，張勳乘機連續召開徐州會議，以盟主自居，組成所謂“十三省區聯合會”，攻擊國民黨及國會。1917年5月，又在徐州邀開督軍團會議，時值黎元洪免段總理職務，各省督軍紛紛宣布獨立。張勳以調解為名，率軍赴京。
對張勳率大批軍隊北上，當時政界都疑其必行複辟。張到津後，曾與徐世昌、段祺瑞、李經羲、雷震春等分別會麵，商議所謂調停時局之方法與條件，一致的意見是以解散國會為調停的先決條件。徐世昌曆來讚成複辟，曾派代表出席第四次徐州會議。惟徐主張緩進，等候時機成熟再辦。被黎元洪派往天津迎接張勳的夏壽康也同張勳見麵，張向夏提出兩項條件：
“一、逐去四凶；二、解散國會。如不照辦，即用武力對付。”限三日內（即8日下午6時至11日下午6時）實現，否則不負調停責任，任各省軍隊自由活動。8日下午6時，夏壽康自津返京歸報黎元洪，並說明上述條件是經張勳與徐世昌、段祺瑞、李經羲等協商一致的意見。黎聽罷大有“事已至此，夫複何言”之慨。所謂“四凶”，早已辭職出府，為取信於張勳，黎索性下令將公府軍事幕僚處裁撤。惟解散國會一事仍令黎為難，今日依從此言，他日必有“護法者”起而詰問；若拒絕之，則此三日之內即有不了之勢。進退維穀，苦狀莫名。最好的辦法還是請國會自行解散。當晚，黎邀請參、眾兩院議長王正廷、吳景謙及國會各政團留京領袖共28人入公府，要求議員同意國會自行閉會，以免於被迫解散。議員們均持反對態度，而且聲言少數人左右不了全體議員。如此，請國會自行解散這條路走不通。9日晨，王士珍和步軍統領江朝宗入謁，勸黎接受張勳要求，倘若猶疑，釀成進一步之破裂，某等亦惟有辭職而去，不負一切責任。負責北京治安的兩位大員表示這種態度，自然給黎以極大壓力。於是當天下午3時即請外國顧問莫利遜及有賀長雄進公府，詢問可否解散國會？黎的目的是為解散國會找到一種不違法的解釋。莫利遜反對解散，曾積極支持袁世凱複辟帝製的有賀長雄則認為可以解散，黎不接受有賀長雄詭辯的解釋，因為取消去年召集國會的命令，即承認去年召集為違法，仍躲不了違法的名聲。而張勳又催逼得很緊，就在9日這一天，辮子兵的先頭部隊已開到北京，分駐天壇、先農壇兩處，這是公開對黎實行武力威脅，黎連忙派夏壽康連夜第二次赴津，勸張本人速入京調停，解散國會事從長計議。夏壽康到津後，張勳拒而不見，夏於是找到在天津的張國淦問計，張建議總統辭職。
